解放戰爭全記錄 - 第3章

王樹增

  杜魯門雖然沒有上過大學,但其歷史知識並不缺乏。他記住了先賢們的「中國夢」。自美西戰爭開始,美國十字軍就扛着代表了「最廣泛的自由、最純潔的基督教和最先進的文明」的星條旗,踏上了向西擴張的征途;正當美國興沖沖地準備跳上中國大陸大幹一場時,卻迎頭碰上了列強在中國掀起的割地狂潮。在這場弱肉強食的混戰中,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以便在無力參與瓜分的條件下,從列強向中國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戰爭結束後,美國被沙俄和日本攜手排擠出中國東北大門之外。到了本世紀30年代初,日本侵華更是把美國苦心經營的華盛頓體系攪得七零八落。此後,美國的綏靖幻想,又使美國在亞太地區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達10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才莊嚴地對這個彈丸小國宣戰了,並大幅度地調整了遠東政策,決心最終打敗日本,取得對遠東的支配權,以保證美國在這裡的繁榮發展的前景。

  杜魯門一直牢記着他的前任羅斯福的對華策略。羅斯福在致力於粉碎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同時,一方面時刻警惕蘇聯勢力在戰後「從亞洲東北部向外擴張」,另一方面,又對猶如蓄勢欲發的火山一樣的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憂心忡忡。

  這是當時美國處理亞洲事務中的兩大難題。

  1943年羅斯福把先人「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發展為「使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的新對華政策,以便使中國成為支撐美國在遠東的主導地位的台柱子,成為抵消蘇聯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這一決策既然定下來了,羅斯福便不遺餘力地在國際上把中國塑造成美國想象中的形象。1942年1

月,在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期間。美國國務卿不斷向蘇聯外長施加壓力,迫使蘇聯承認美國賜給蔣介石的頭銜,使中國政府得以在四國宣言中簽名。11月下旬,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召開三國首腦會議。羅斯福又接待了「四強」大廈的第四塊「基石」。自然,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確定了雙方在遠東的戰略關係。

  問題在於,當羅斯福頭腦形成「使中國成為強大國家」幻想時,美國正面對着蔣介石統治中的中國既不統一,也不民主,更談不上強大的問題。就在羅斯福拼命樹立蔣介石國際地位時,中國的國內國共兩大黨的危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蔣介石政權由於腐敗無能及其專制獨裁,也正面臨極度困難。然而,由於美蔣戰略關係的確立,使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逐漸失去了可供選擇的餘地。羅斯福認為:蔣介石雖然有缺點,但卻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則控制着許多地區並集合着一批願意抗日的愛國者。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是維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通過民主的方式推動國共聯合,在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

  自1944年10月,美國政府召回了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時又對中共延安政權寄予較大希望的美國駐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中印緬美國空軍總司令、中印空運補給司令史迪威上將,而改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赴華後,情況又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那就是在對待中國共產黨問題上。在羅斯福眼中,赫爾利是忠實於他的好老頭。1944年9

月,羅任命赫為總統私人代表赴華,不久又任命他為駐華大使,全權代表總統推動上述對華政策。

  可惜的是,赫爾利在執行羅斯福的調整後的對華政策時,可以說並沒有完全忠實於羅斯福,他過多地偏向了蔣介石,赫氏一到中國的第二天,就對蔣介石表示,總統給他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民政府的鞏固和擁護您做中國的領袖」。隨後,一方面推動國共接觸,企圖找到一個「以中共交出軍隊」為條件,給其。「合法」地位的途徑。另一方面,則堅決反對向國民黨以外的軍事集團提供美援,赫爾利的赴華,使美國在華的主要工作目標,變得遙遙無期了。

  赫爾利在1944年12月24日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中明確提到自己來華的目的是:(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

  赫爾利的赴華說明美國的對華政策的重點已放在支持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上了。此種人事更迭,實際上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由太平洋戰爭初期的積極加強中國抗戰力量而轉變為扶蔣反共政策,或者用一些美國人自己的話說扶蔣抑共政策。

  赫爾利於1945年4

月2

日還發表聲明明確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隨着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美國所持的這一對華政策不但沒有收斂,反而進一步加劇。

  日本的如此迅速投降,美國人也根本沒有料及。面對突如其來的戰後中國局勢,對杜魯門是一個措手不及。而赫爾利則採取「授蔣內戰」的政策,認為大力加強國民黨,支持蔣介石,才有利於中國的統一和避免內戰。中共會因為蔣介石力量的增強而避免與國民黨打仗。顯然,赫爾利的舉動與美國對華的主要目標是不完全一致的。

  1945年10月2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宣稱:美國將繼續與中國合作解決其種種問題,鼓勵並協助其發展為統一、強大、合作與民主之國家。

  11月19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題為《中國:什麼是和平的代價??社論,內稱:「美國應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協助中國完成統一獨立,……」第二天,美國紐約《太陽報》刊載了赫爾利對《生活》雜誌社論的評論文章,在這一評論中赫爾利再次重申了全力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

  美國政府的此種扶蔣抑共政策的危害性,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

  在對蔣介石政權援助方面,美國政府並沒有因為抗日戰爭的結束而停滯。翻開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日程表,對於美國援蔣反共的既定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在軍援方面:8

月28日美國政府送給國民黨政府租借艦艇8

艘,是日,中國接艦軍官在美國邁阿密正式接收贈艦8

艘,計有護航驅逐視2

艘、驅潛艦2

艘、布雷掃雷艦4

艘,分別命名為:「太康」、「太平」、「永興」、「永泰」、「永勝」、「永順」、「永定」、「永寧。

  9

月5

日杜魯門根據美國軍方的建議,批准繼續向國民政府提供6

個月的租借物資。其中包括:利用美海空軍為國民黨政府運兵、繼續運送已經貯存在印度和緬甸的準備供應中國的物資,以及將中國西部貯存的美軍物資轉交國民黨政府。

  9

月22日美海軍部宣布贈中國驅逐艦20艘。

  11月5

日周至柔在南京對記者稱:美駐華空軍所有器材,包括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將全部移交中國使用。中國戰區美空軍飛機(含飛駝峰空運總隊),總數在300

架左右。

  11月10日美軍移贈國民黨軍飛機200

余架,並協助國民黨軍建立空軍。

  12月2

日美國國外清理委員會在滬設辦事處,處理在華剩餘物資;印緬戰區剩餘軍用飛機700

架開始移交中國。

  1946年2

月5

日美國眾議院海軍委員會一致通過授權總統以美國過剩之海軍戰艦、航空母艦、巡洋艦及驅逐艦271

艘移交中國政府之議案,該議案並授權總統派遣海軍顧問團援華,並將運用並保養上述艦艇以及訓練艦隻上人員所需之物資同時移交中國(其中包括彈藥、零件、修理廠中機器及保養並運用此項艦隻所必需之一切物件在內)。

  同年5

月27日,美海軍部就決定將200

余艘艦艇移交中國,英國亦擬贈中國各式艦艇並在上海成立艦隊指揮部,陳誠任指揮官。

  在經濟上,美國對蔣介石的援助也沒有停止。

  8

月30日,當租借法案停止後,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商訂3

年計劃,獲貸款20億美元。時隔一個來月的10月18日,第一批海運來華的美國黃金已抵達上海。

  1946年1

月8

日宋子文與美軍總部簽訂購買美剩餘物資協定。協定規定:中國將以美金2500萬元及國幣61.6億元購買美國在華剩餘物資及全部美國留於中國西部之器具。

  1

月16日,美進出口銀行宣布:美國向中國發放貸款3500萬美元,以購買美棉。此貸款將於貨物抵達兩年後償還。該款可購美棉27.5萬——30萬包,足敷60萬枚紗錠一年之用。

  2

月1

日,國民黨政府為購置留印美軍剩餘物資,成立上海接轉處,將布匹、機械、卡車等3

萬噸貨物經海路運滬。16日,美軍海外剩餘資產清理委員會委員馬克貝宣稱:中國政府購買堆積在加爾各答全部美軍剩餘物資,計值2500萬美元,此項物資計有載重3

噸之卡車5700輛,此外尚有紡織品約值500

萬美元。

  2

月6

日,美國技術團煉油、製糖、化肥專家愛格洛夫、羅比、勝雷、司馬爾等7

人應資源委員會聘請飛抵台灣,就任技術顧問。

  3

月14日,中美在華盛頓簽訂《美棉貸款合同》,美方提供3300萬美元貸款。

  3

月19日,美進出口銀行與中國簽訂5

種借款合同,共計借款3379.375萬美元,作為購買船隻鐵路及煤礦之修理材料設備及輔助動力廠之用。同日,美國國外物資清理委員會宣布,將價值1

億美元之陸海軍剩餘船隻、藥品、食物售予總署,以供「救濟」中國之用。出售物品中,有價值4000萬美元之船隻及港口設備。此外尚有乾糧4.5

萬噸及大量醫藥品。

  4

月4

日驅美大使魏道明致電外交部,報告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關於美國對華貸款之聲明,略謂:美國「進出口銀行董事會決定,準備1947年6

月30日以前,貸給中國政府機關及私人企業信用貸款總數5

億美元」。

  1946年6

月1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關於執行租借法案的二十二次報告)中披露了一個驚人的秘密:日本投降後,美國對各國都已停止租借,但仍繼續援助中國軍隊,為空運華軍赴中國各處,美國已用去了3

億美元,並由美軍供應品中供給華軍價值6800萬美元的車輛及價值5000萬美元的軍火。抗戰勝利後給中國的援助(給國民黨政府)等於勝利前向中國租借物資總量的兩倍。自1945年12月31日迄今,美國向中國(指國民黨政府)租借物資價值13.36

億美元。

  在幫助蔣介石搶占抗戰勝利果實過程中,美國打着幫助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旗號,是不遺餘力的。這是其戰後在華乃至整個亞洲的戰略使然。讓我們回顧一下那一幕幕歷史情景:1945年9

月2

日美軍開始空運國民黨軍湯恩伯部至南京。上海,每日各100

架次飛機分別運輸3000人進入南京和上海。

  9

月5

日,新6

軍廖耀湘部自芷江由美空軍運抵南京。

  為了支持蔣介石的所謂「統一」,加緊調運蔣介石部隊,1945年9

月19日,美國第7

艦隊第一支艦隊60艘軍艦由海軍上將金凱德率領駛入上海港。

  9

月30日,美海軍陸戰隊第1

師1.8

萬人,在天津塘沽。大沽登陸。其先頭一部。1200人於同日6

時進入天津,另有一部在秦皇島登陸。

  10月4

日,美第7

艦隊進入煙臺解放區,並派代表上岸要求接收煙臺,遭到中共抗日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

  10月11日,美海軍陸戰隊第6

師在青島登陸。

  10月14日,國民黨第8

軍由美艦自九龍運抵青島。

  10月25日,杜幸明以內定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身份在上海與美第7

艦隊指揮官金凱德達成協議,由美第7

艦隊負責運送國民黨軍隊到營口和葫蘆島。

  10月27日,美海軍陸戰隊開始在華北各鐵路沿線布防,並在貨車上擔任護衛。

  10月31日,美軍與國民黨軍各一部,由秦皇島犯北戴河,八路軍被迫撤出北戴河。

  11月1

日,美艦到達營口、葫蘆島,發現港口已被中共軍隊占領,決定折回秦皇島。

  同日,美艦將國民黨軍第13軍全部運抵秦皇島。在8

月至9

月間,美空軍已運送國民黨軍14萬餘人至華北地區。至10月上旬,美海軍開始大量運送國民黨軍到內戰前線。關於這一點,美國駐華總司令毫不隱諱。

  11月8

日,魏德邁在上海對記者說:已決定派5.3

萬名海軍陸戰隊代替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執行任務。

  11月11日,美艦31艘載運國民黨軍4

個師在秦皇島登陸。

  11月12日,美陸軍部長柏德遜在華盛頓發表言論稱:在華美軍將協助國民黨政府解決在華100

余萬日軍之武裝,並遣送返回。……倘或遭遇攻擊,將必予以有力抵抗。

  11月14日,魏德邁向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提交報告,內稱目前運抵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已有第13、第62、第92、第94等四個軍。這些軍隊足以把美軍從其占領區替換下來,並同時保護一些有限的地區。但是,蔣介石如果堅持要守住現在已占領的所有地區,並企圖加以擴大,特別是準備進入東北,肯定需要美軍繼續替他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11月24日,魏德邁向繼任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報告對中國形勢的估計,認為即使蔣介石暫停接收東北,全力鞏固長江以北和長城以南地區,如果沒有美軍的幫助,這也是很難實現的目標。12月初,魏再次向艾森豪威爾報告華北形勢,稱駐華美軍實際上正為國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島、天津、北平和青島,並控制塘沽至秦皇島的鐵路線。26日,駐華北美海軍陸戰隊司令駱基在上海對記者稱:今日華北局勢誠為嚴重,現今駐防華北之美海軍陸戰隊共有5

萬人,以協助國軍完成受降工作。27日,美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會議,討論對華政策,決定:海軍陸戰隊必須留駐中國;繼續幫助國民黨向華北運兵;在日軍撤出地區實行停戰、在國共之間達成一項政治協議,並把共產黨地區和部隊包括在內組成一個統一的中國國家和中國軍隊。28日,魏德邁接到美國務卿、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通知,重申要執行美國繼續在後勤方面援助國民政府的命令。

  12月22日,美第7

艦隊司令巴貝抵達南京。據合眾社電稱:巴貝來華是為「運用美水陸作戰艦隻訓練青島華軍,加速遣返日軍及其他有關共同利益事宜」。美第7

艦隊運輸艦一隊開始運送杜聿明部抵葫蘆島港,並由該港開赴錦州。總而言之,美國為着保持中國這根支撐亞洲穩定局面的支柱,避免在亞洲同蘇聯迎面相撞,它一方面盡力促使國共合作,對國民黨施以一定的政治壓力,極力要求蔣介石「和平統一」中國,在國共之間表示「公正」。另一方面,又在軍事、經濟等方面積極援助蔣介石,不管蔣介石是否接受美國的「調處」,美國都將扶持蔣介石政權。此種揚抑並用的政策,極大地影響了國民黨的戰後內外政策。

  4.來自「遠方」盟友的壓力

  在整個中國局勢和世界局勢發生急劇轉變的時刻,當中國的革命運動急需要其盟友的提攜和支援的時刻,這個來自「遠方」的盟友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

  早在1919年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風暴中誕生的共產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的共產黨組織。在列寧領導下,它曾高舉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大力支持和積極聲援了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並幫助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建立了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

  共產國際存在期間,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十分密切。還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中國人民中間的先進分子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從1922年起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的ZI年中,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此期間的共產國際儘管犯有「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給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中國革命事業造成重大損失,但是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對此,毛澤東還在1943年5

月26日所作的《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中就曾指出:共產國際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於中國雖然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卻在22年中連續不斷地進行了三個巨大的革命運動,而共產國際對於這三個革命運動都做了很大的幫助,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

  毛澤東這一段話是客觀和公正的,而中國共產黨也歷來將中國革命看作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此,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蘇聯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中共中央自1936年在陝北與共產國際恢復電訊聯繫後,毛澤東等與斯大林等一直保持着電訊聯繫。但是由於條件所限,通訊十分困難。直至1940年2

月,任弼時在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處交給他兩套機要密碼,由周恩來隨身帶回延安。此後,任弼時延安籌建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工作,該機構對外稱「農村工作部」,又叫「農委」。1940年底,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又建立了十分可靠的空中聯絡,但僅有毛澤東一人有權使用。

  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向延安派出了軍事情報組。自1942年5

月至1945年11月間,一直由蘇聯人孫平(彼得。巴菲洛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負責。這使得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聯繫進一步便利。

  然而,在1945年8

月9

日,蘇聯紅軍從遠東的雙城子至西伯利亞的赤塔一線全面出擊東北向日本侵略軍展開猛烈進攻之前,無論是蘇聯方面,或是東北抗聯領導人、「國際88旅」旅長周保中和在延安的孫平蘇聯軍事情報組,還是在蘇軍中工作的中共方面的人員劉亞樓、盧東生等,都沒有向中共中央透露過任何消息(中國同志主要是受通訊聯絡的限制,無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

  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到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戰爭將面臨着向着民族民主革命推進的歷史進程。面臨如此巨大的歷史性轉折的到來,此時此刻的中國共產黨是多麼期望得到來e

遠方盟友的支持和幫助啊。

  就在與蔣介石的「和平」攻勢周旋的同時,毛澤東向斯大林發報通報情況,以傾聽來自遠方老大哥的意見。

  然而這時的斯大林卻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份電報。其內容大意是: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

  這封電報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此後過了兩三天,斯大林又來過第二封電報,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儘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由於斯大林的兩封電報,使中共領袖們不能不聯想起幾個月前蘇聯背着中國人民所做的那件事情……

  1945年2

月4

日至11日,美、英、蘇三國領袖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在蘇聯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會議。這次會議除了取得關於德國和歐洲問題的某些重要協議外,還根據1943年10月美、英、蘇、中四國宣言關於在戰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建議,達成成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程序等問題的協議。

  由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巨大的創傷,經濟和軍事實力不如美國,為了集中主要力量與美國在歐洲抗衡,它期望在亞洲既防止美國的擴張,又與美國達成某種妥協。為此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利用羅斯福積極要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心理,以出兵中國東北參加對日作戰為交換條件,謀求在東北取得不凍的軍事港口、貿易港口和鐵路交通等優越的權益。

  三國首腦還簽署了關於同日本作戰的秘密協定,規定在三項條件下,蘇聯於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這個三項條件是:(一)外蒙古的現狀須予以維持;(二)日本於1904年所奪取的俄國權益須予恢復,即庫頁島南部和鄰近一切島嶼交還給蘇聯,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也由蘇中合辦,並共同經營(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三)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

  這個秘密協定涉及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它是由三大國首腦背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作出的。只是在會議結束四個月之後,美國政府才正式將此協定的內容通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固然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但是雅爾塔協定關於中國問題的條款,無論就其內容還是就其簽署的方式來看,都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時隔不久的8

月14日,蘇聯人民委員兼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同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這個條約中規定:蘇聯的援助完全給予國民黨政府,蘇聯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完全主權及領土行政之完整。與這一條約同時簽訂的還有《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等,並就外蒙問題進行了換文。

  這些條約、協定和換文規定:蘇聯的一切援助都給予國民黨政府,重申尊重中國在東北三省之完全主權及領土行政完整。作為回報,國民黨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中蘇合營中東、南滿鐵路3C年,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滿洲里至綏芬河及由哈爾濱至大連、旅順之幹線合併成為一條鐵路,定名為中國長春鐵路,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共同經營等等。實際上,蘇方恢復了沙皇俄國時期在中長路等方面的權益;宣布大連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籍人員中挑選,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租期為30年。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根據地,設中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派任,蘇聯政府有權在劃定區域內駐紮陸海空軍。這些條約、協定的實施,使蘇聯取得了在華的許多特殊權益。在國民黨政府向東北派駐行政機構後,蘇軍將在三個月內撤軍。

  同日,斯大林發表聲明,指出蘇軍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內將全部從東北撤軍。

  在8

月14日簽訂的《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東三省後蘇聯軍事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中,蘇聯政府允諾:在東北「一俟收復區任何地方停止為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

  在以上條約、協定和換文簽訂的同時,蘇聯領導人還聲明:「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對此。美國政府也認為,這些「協議之存在,一如國民政府所承認的,已經給國民政府的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及其維護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擴張、同情與支持世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政策,對推進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無疑起到了直接的支援作用。但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蘇聯政府為了維護其在遠東的所得利益,不願看到中國被納人美國的勢力範圍,也不願在遠東與美國實行軍事對抗,期望戰後贏得和平環境,以恢復國民經濟。所以,它在中國問題上,同美國既鬥爭又妥協。

  蘇聯政府在外交上只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力量,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估計過低,不贊成中國人民反擊國民黨反動派進攻的革命鬥爭,要求中國共產黨隨着美、蘇的妥協,在國內鬥爭中實行同國民黨妥協。斯大林沒有看到,如果美國通過支持蔣介石集團獨占中國的企圖得逞,遠東的緊張局勢只會加劇;而中國人民國內鬥爭的勝利,並不會妨礙,反而有利於蘇聯同美英等國在一些國際問題上達成協議。至此,情況清楚了,國內國際形勢都對蔣介石的執政黨有利,延安得不到來自蘇、美、英等國任何一方的支援,甚至作為遠方盟友的蘇聯還在某些方面如與國民黨和談問題上還在向中共施加着一定壓力。

  蘇聯的這種對華政策給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的解放事業帶來了困難,並使中共中央在確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時面臨着十分複雜的情況。

  當然,必須肯定的是,斯大林對於杜魯門的全球戰略和可能發動的對蘇戰爭抱有很高的警惕。蘇聯在抗衡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暴發起來的美國及其在歐洲和亞洲的擴張行動,對於遏制美國獨霸世界的野心,維護世界和平,起着積極的作用。

  出於蘇聯自身利益和遠東安全的考慮,斯大林不願中國成為完全受美國支配的附庸國,尤其警惕美國勢力滲人同蘇聯接壤的中國東北地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存在及其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起着支持的作用,對於美國在中國的行動起着限制的作用。

  然而以上方面,在抗日戰爭最後勝利之初顯現的並不十分充分。此種積極的向上的影響力,是在此後的歷史活動中才充分顯示出來的。

  5.毛澤東爭取和平的韜略

  綜觀戰後時局,國共力量對比之下,中共仍處於劣勢。軍事上,國民黨軍440

萬,中共僅占其總兵力的1

/4

,尤其是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國民黨軍;經濟上,蔣介石占據擁有全國3

/4

人口的2

/3

面積,並且多為江南富庶地區,另外還有美國的軍事援助;而中共解放區卻基本在較為貧瘠的地區,沒有外援;因此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希望打內戰。

  毛澤東和中共領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代領導力量,是嚮往和平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從世界形勢、人民意願。黨派利益來說,換言之於世、於民、於己,和平終歸是一條最理想的道路。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雖已成為國內第二大黨,並掌握着一支忠實可靠的武裝力量,但是比較已取得十數年執政黨地位(指以蔣介石為黨魁的國民黨)的國內第一大黨的國民黨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強國的國際地位;比較其經過美國租借軍火和日式裝備武裝起來的數百萬軍隊,以及蔣介石本人所謂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的「領袖」地位,毛澤東及其所統轄的武裝力量和人民政權的實力絕對不占優勢。

  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會談是不是一件突然發生的事情呢?也不是的。事實上,中共中央、毛澤東對兩黨領袖的會談早就有所考慮。早在1942年下半年,毛澤東就認真考慮過與蔣介石會面,以解決戰後的國共關係問題。1944年冬,赫爾利來延安會談時也提出了毛澤東與蔣介石見面的問題,毛澤東再次表示他願意在適當的時機與蔣介石會面。但由於蔣介石一心拖延,無意解決國共關係問題,因此抗戰期間,兩黨領袖會談的事情始終未能提上日程。

  在抗日戰爭後期召開的中共七大這一自1928年以來中共第一次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為着爭取實現和平民主前途的方針。在毛澤東所致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對戰後形勢的基本估計是:在國際上,英美蘇三大國的團結仍然是主要的,是統治一切的和決定一切的(此段話,全國解放後編輯毛選時,已全部刪除);由於存在着這一有利的國際條件,國民黨有可能做出讓步,與中共取得妥協;中國因此可能在戰後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策,建立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聯合政府,國共雙方就得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兩黨領袖舉行會談是順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

  當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一傳出,中共中央即又一次開始考慮恢復國共談判的問題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隨着抗戰勝利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政治主張。最初的政治考慮到底是怎樣的?這一重大歷史問題,過去由於黨的核心史料一直沒有公開披露,故這一問題即使在史學界也並不是十分清楚的,社會上的眾說紛紜更是缺乏依據的。

  為了解決所面臨着的毛澤東是否親去重慶和談這樣一個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8

月四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研究目前形勢和中共中央對策,這是中共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會上,他科學地分析了國內外的基本形勢,指出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結束,將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歐洲、東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肯定的。

  關於中國的和平問題,毛澤東預言說:「中國有兩種可能進入和平情況,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蔣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

  據8

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這一中共黨史中最具權威的材料記載,毛澤東力求避免內戰,爭取全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的觀點和傾向是十分明確的。毛澤東在這次重要會議上說: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民族的要求由於日本的失敗,基本上已完成;這樣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們現在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大體上要走這樣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會議認為隨着和平建設階段的到來,應當力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即使是暫時的和平,也應當積極爭取。會議認為,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但是眼下由於各種政治力量的牽制,他還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內戰的決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共產黨及其軍隊也需要和平,為此,提出和平、民主、團結這個新的三大口號。會議還認為,目前對國民黨的批評,今後幾個月要逐漸緩和下來。將來採取的原則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鬥爭達團結,有理有利有節。現在需要與蔣介石面對面,舉行直接談判,不能拖了。並要儘快發表和平、民主、團結的宣言和綱領。

  會議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主要是圍繞着毛澤東究竟去不去重慶的問題。

  周恩來說:「談判求得妥協,須雙方讓步。中央決定我出去,我個人想是一個偵察戰。我們是誠意要求和平,當然要爭取主動,迫蔣妥協。也可能邊談邊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關心的是毛親自出去的問題。這個今天還不能十分肯定,因為總要談得攏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談判如何再決定。蔣的陰謀也必須考慮。」周恩來的意見實際上還是不願讓毛澤東去冒險。

  朱德發言說:「和平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這次去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可能作些讓步。毛主席去談判是有利的。有無危險?看來比過去保險得多了。我們要保持軍隊,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勝利果實。東三省我們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幹部去開展工作,也要派幹部到國民黨的大後方去工作。還要準備把打仗作為重要的任務。」

  毛澤東建議:「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會上,陳雲、張聞天、彭真、彭德懷等先後發了言。與會人員的多數意見是:周恩來先去重慶,毛澤東隨後再去。

  毛澤東考慮到爭取和平的重大意義,並打算親自去會會「委員長」做做工作。一他認為,「中國的局面,現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並將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正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加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在這次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發言。他說,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當前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故和平是可能的。「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我們很需要這樣一個時期來教育全國人民,來鍛煉我們自己。如果談判不成,國民党進攻我們,是否打?應該打。條件是打勝仗。我是否去重慶?還是出去。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先派思來同志出去。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同志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

  會議最後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隨後毛澤東再去。毛澤東赴渝期間,劉少奇代理其主席職務,並增選陳雲、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會議還決定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

  8

月24日,毛澤東發出致蔣介石的第三封復電,電文指出:特急重慶蔣介石先生勛鑒: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敬1945年8

月24日從毛澤東以上往來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這短短的幾日之內,中共中央對與國民黨舉行最高級別會談的態度是有所變化的,這就是從準備觀察一時到考慮毛澤東親赴重慶。但是從毛澤東的第三封復電看,毛澤東雖然已答應赴渝,但仍計劃安排周恩來先行,至於他本人何時成行,還要再看一看後才能決定。

  然而,中共中央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一同赴渝的決定,在24日這一天並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