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翼行動 - 第2章
肯·福萊特
現在，科伯恩聽說，阿舒拉節那天將會發起針對美國人的聖戰，這件事已經在清真寺和集市里傳得沸沸揚揚。距阿舒拉節還有五天，但在德黑蘭的美國人都出奇的鎮定。
科伯恩記得，宣布宵禁之後，就連EDS公司每月的撲克比賽也未受到影響。他和他的牌友只需帶上妻子和孩子，將打牌變成睡衣聚會，到天亮再散夥就行了。他們已經習慣了槍聲。大多數爭鬥發生在集市所在的南部老城區，以及大學周邊。但大家都會不時聽到槍聲。初始的驚訝過後，他們就不再關心這些事。倘若說話時被槍聲打斷，他們就會停下，等槍聲停後接着講下去，就像在美國遇上飛機從頭頂飛過一樣。他們仿佛從來都不擔心子彈會打中他們。
科伯恩對槍聲並沒有漠不關心，他年輕時經歷過槍林彈雨。在越南的時候，他曾經駕駛過武裝直升機支援地面行動，還駕駛過運輸部隊和補給的直升機，在戰場上無數次着陸起飛。他殺過人，也見過人死。那時候，每執行二十五小時戰鬥飛行任務，就能獲得一枚空軍獎章，而科伯恩回家的時候戴着三十九枚，此外還有兩枚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一枚銀星勳章，以及小腿肚裡的一顆子彈——中彈的正是直升機飛行員最脆弱的部位。那一年，他覺得自己在戰鬥中尚能應對，因為戰鬥中要做的事太多了，他沒有時間害怕。可每次一旦任務結束，他回想起自己幹了些什麼，就止不住雙股戰戰。
儘管有點怪異，但他還是很感激那段軍旅生涯。戰爭讓他迅速成長，給了他商界同儕所沒有的優勢，也讓他對槍聲形成了正確的觀念。
但他的大多數同事做不到，他們的妻子也是。每當討論撤離的時候，他們都會反對。他們為伊朗EDS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公司是他們的驕傲，他們不願拋棄它。他們的妻子將租下的公寓改造成真正的家，他們甚至在制訂聖誕節的計劃。孩子們都上了學，結識了朋友，養了寵物，還有了自行車。他們認為，只要老實本分地堅持幾天，風頭自然就會過去。
科伯恩曾勸莉茲帶孩子回美國，這不僅是為了他們的安全，也是因為終有一天，他將不得不一次性撤離三百五十名美國人。到時候，他必須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無暇為自己家人的安危擔憂。但莉茲拒絕回去。
想到莉茲時，他不禁嘆氣。她愛開玩笑，精力充沛，大家都喜歡和她相處，但作為一名公司高管的妻子，她並不稱職。EDS公司對管理人員的要求很高，有時為了完成工作他們不得不通宵加班。莉茲不喜歡這樣。在美國的時候，科伯恩負責招聘，全國到處跑，從周一到周五都不在家，莉茲對此深惡痛絕。她在德黑蘭很高興，因為科伯恩每晚都會回來。她說，如果他打算留下來，那她也不會走。孩子們也喜歡這兒。這是他們第一次到美國之外的地方生活，伊朗的語言和文化吸引了他們。十一歲的長子吉姆非常自信一切都會沒事兒，絲毫不擔憂；八歲的次女克里斯蒂雖然有點焦慮，但她素來多愁善感，總是對事物反應過于敏感；七歲的三兒子斯科特和四歲的小女凱莉則太小了，根本意識不到危險。
於是他們留下來了，同其他人一樣，等着事態好轉——或者惡化。
科伯恩的思緒被敲門聲打斷，馬吉德走了進來。他身材矮小而結實，五十歲左右，蓄着厚密的小鬍子。他曾經十分富有，他的部落擁有過一大片土地，但在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失去了一切。現在，他是科伯恩的行政助理，負責同伊朗官僚機構打交道。他英語流利，心思敏捷。馬吉德在科伯恩一家剛到伊朗的時候幫了大忙，科伯恩很喜歡他。
「進來吧，」科伯恩說，「坐下。有什麼事？」
「是法拉的事。」
科伯恩點頭。法拉是馬吉德的女兒，她協助父親工作，她的任務是保證所有美國雇員的簽證和工作許可證都能及時更新。「出什麼事了？」科伯恩說。
「警察讓她將兩個美國人的護照從我們的文件中取出來，而且不能聲張。」
科伯恩皺眉道：「誰的護照？」
「保羅·恰帕羅恩和比爾·蓋洛德。」
保羅是科伯恩的老闆，EDS伊朗分公司的頭號人物。比爾則是二號人物，也是他們最大項目的經理，該項目的合約方是伊朗衛生與社會福利部。
「到底出什麼事了？」科伯恩問。
「法拉的處境非常危險。」馬吉德說，「她被下了封口令。她找我商量。我當然要告訴你，但我擔心法拉會遇到大麻煩。」
「等等，我們從頭說起。」科伯恩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她今天上午接到了警察局居留許可證處美國科的電話。他們讓她去警察局，說是詹姆斯·尼費勒先生的事。她以為是例行公事，於是在十一點三十分到警察局，見到了美國科的科長。科長找她要尼費勒先生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她說尼費勒先生已經不在伊朗了。然後他又問到保羅·布查，法拉說布查先生也不在伊朗。」
「她這麼說了？」
「是的。」
布查在伊朗，但法拉可能不知道吧，科伯恩想。布查曾在伊朗居住，然後離開了，但又回來待了很短的時間——他明天將乘飛機去巴黎。
馬吉德繼續道：「科長說，『我猜另外兩個人也不在，對吧？』法拉看到他的桌上放着四份文件，於是問是哪兩位。科長告訴她，是恰帕羅恩先生和蓋洛德先生。她說她今早剛拿到蓋洛德先生的居留許可證。科長讓她將蓋洛德先生和恰帕羅恩先生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帶給他，而且不能聲張，不要打草驚蛇。」
「法拉怎麼說？」科伯恩問。
「她說今天沒法拿。於是科長讓她明早送去。他說這是正式命令，她必須履行，還說將有人監視她的行動。」
「這說不通啊。」科伯恩說。
「如果他們發現法拉沒有服從命令——」
「我們會想辦法保護她。」科伯恩說。他不知道美國人是否必須聽命交出護照。前不久他曾在遭遇一場小車禍後交出過護照，但後來有人告訴他不必那樣做，「他們沒說為什麼要交護照嗎？」
「沒說。」
布查和尼費勒是恰帕羅恩和蓋洛德的前任。這意味着什麼？科伯恩不知道。
科伯恩站起來。「我們首先要決定的是，法拉明天早上該對警察怎麼說。」他說，「我會同恰帕羅恩商量，回頭告訴你。」
保羅·恰帕羅恩坐在大樓底層的辦公室里，他的房間也有鑲木地板和辦公桌，牆上也掛着國王的肖像，他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保羅三十九歲，中等身材，但有點偏胖，這主要是因為他熱愛美食。他橄欖色的皮膚和又厚又黑的頭髮顯示了他純正的意大利血統。他的工作是在一個原始國家建立完全現代的社會保障系統，這可不容易。
在七十年代早期，伊朗有一套不成熟的社保系統，這套系統不僅不能有效地征繳社保費，而且還很容易就會被鑽空子——一個人甚至可以因為同一疾病反覆獲得補助。國王決定從每年兩百億美元的石油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資金將伊朗打造為福利國家，EDS公司獲得了這項工程的合同。美國好幾個州的醫療保障和醫療補助項目都是由EDS公司操作的，但在伊朗，他們必須從頭做起。他們要給三千二百萬伊朗人每人發一張社保卡，從領薪水的人的工資中扣除社保金，並處理社保領用申請。這個系統都由電腦控制——這是EDS公司的特長。
在美國建立一套數據處理系統，就像是用袋裝配料製作蛋糕，而在伊朗做同樣的工作，則像是要從種植小麥開始做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伊朗人並不具備美國企業管理人員的那種進取精神。他們經常製造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在EDS公司位於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的總部，員工經常能化不可能為可能，甚至能提前完成任務。而在伊朗，干成任何一件事都異常困難，無論如何都要等到「明天」，但其實卻是「未來的某個日子」。
保羅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勤奮而堅定地工作。他並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時候的他發現學校的作業很難做，但身為意大利移民的父親篤信教育的價值，鞭策他繼續學習下去，他終於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此後，堅忍不拔的品質就一直助他攻堅克難。他還記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剛組建的時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讓公司一飛沖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將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終認為伊朗的項目也會成功，尤其是在傑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訓計劃為公司輸送了大批具有高層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後。
但他大錯特錯了，而他才剛開始明白為什麼。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達伊朗的時候，石油出口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結束了。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那一年的反通脹計劃增大了失業率，而農業歉收令更多飢腸轆轆的農民湧入城市。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人權政策削弱了國王的集權統治，政治動亂隨時可能爆發。
有一段時間，保羅並不怎麼關心當地的政治。他知道人們對政府心懷不滿，但世界上每個國家幾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國王看起來仍牢牢地掌控着權力。但保羅和世上大多數人一樣，忽視了1978年上半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義。
1月7日，《消息報》對被驅逐的教士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動了惡毒的攻擊，譴責他是同性戀。第二天，在距德黑蘭八十英里的城市庫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憤怒的神學學生靜坐示威，並與前來驅散他們的軍隊和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騷亂迅速升級，接下來的兩天中有七十人喪生。教士根據伊斯蘭傳統，在四十天後為逝者舉行了紀念遊行。遊行中又爆發了衝突，這次騷亂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後又被紀念……於是，1978年的整個上半年，遊行頻繁舉行，規模越來越大，衝突也越來越嚴重。
保羅事後才知道，這些遊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號，是為了規避國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當時他並未察覺一場浩大的政治運動正風起雲湧。其他人也一樣。
1978年8月，保羅請假回美國老家（美國駐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樣）。保羅熱愛所有的水上運動，同表弟喬·波雷卡一起參加了新澤西州大洋城的釣魚比賽。保羅的妻子魯絲帶着女兒凱倫和安·瑪麗去芝加哥探望魯絲的父母。保羅原本有點焦慮，因為伊朗衛生部還沒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項，但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將這個問題交給了副手比爾·蓋洛德，他對比爾收回這筆錢充滿信心。
保羅在美國聽到伊朗傳來的都不是好消息。戒嚴令於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蘭中心的加勒廣場，士兵殺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眾。
恰帕羅恩一家回到伊朗後，政治氛圍已經大不如前。保羅和魯絲第一次在夜裡聽到了槍聲，他們大吃一驚——他們忽然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罷工此起彼伏，供電常常中斷。他們不得不點蠟燭用餐，保羅在辦公室還要穿上大衣保暖。從銀行取錢變得越來越困難，於是員工的工資由支票改為現金。家裡的燃油快見底的時候，保羅不得不滿大街地尋找，直到最後碰上一輛加油車。他通過賄賂才請動了司機送油。
生意上的問題更嚴重。衛生與社會福利部部長舍科爾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為戒嚴令第五條允許檢察官將任何人投入監獄而無需任何理由。副部長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監獄，他是保羅工作上緊密合作的夥伴。衛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項，之後的更無着落，累計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萬美元。
為追討欠款，保羅努力了兩個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後繼者則基本不回他的電話。個別人偶爾會承諾過問此事，讓他回去等電話，但空等了一個星期後，保羅再打去電話，卻被告知上周與他通話的人已經離開了衛生部。安排好的會議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萬美元的速度累積。
11月14日，保羅寫信給負責社會保障組織的副部長海達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發出正式通知：倘若衛生部不在一個月內結清欠款，EDS公司將停止項目。12月4日，保羅的老闆、EDS海外公司總裁在與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會面中也發出了同樣的威脅。
那是昨天的事。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個社保系統就會崩潰。然而，這個國家已經破產，根本無力償款的事實也愈發明顯。保羅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現在會怎麼處理呢？
傑伊·科伯恩帶着答案進門的時候，保羅還在沉思。
不過，保羅一開始並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竊取他的簽證，是為了將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後，他說：「他們這麼幹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保羅盯着他。過去的一個月里，他們倆走得很近。為了穩定員工的情緒，保羅一直強裝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時候，他可以關起門來說實話。
科伯恩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法拉該怎麼辦？她也許遇上麻煩了。」
「她得做出某種回應。」
「表現出合作態度？」
「她可以告訴他們，尼費勒和布查已經離開伊朗了……」
「她已經說過了。」
「她可以把他們的出境簽證給他們看，作為證據。」
「不錯。」科伯恩猶疑道，「但他們現在真正感興趣的是你和比爾。」
「她可以說，護照沒有留在公司里。」
「他們也許知道這是謊話——法拉之前可能將護照帶去警察局過。」
「就說高級管理人員不必將護照留在公司。」
「這或許說得通。」
「總之理由要站得住腳，讓他們相信法拉確實無法做到他們要求她做的事。」
「好的。我會同她和馬吉德談談。」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訂了明天離開伊朗的機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他就應該走——他們本來就認為他不在這兒。」
「你也可以走。」
保羅沉思起來。也許他現在應該離開這裡，但伊朗人會怎麼做？他們也許會扣留別的人。「不行。」他說，「如果我們要走的話，我應該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我們要走？」科伯恩問。
「我不知道。」幾個星期以來，他們都在問彼此這個問題。科伯恩已經制訂了一個可以立即執行的撤離方案，但保羅始終猶豫不決。他知道他在達拉斯的最高領導希望他撤離，但這意味着放棄他苦心經營了十六個月的項目。「我不知道。」他重複道，「我會給達拉斯打電話請示的。」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茲在床上睡覺。電話響的時候，他睡得正酣。
他在黑暗中拿起話筒：「餵？」
「我是保羅。」
「你好。」科伯恩打開燈，看了看手錶，現在是凌晨兩點。
「我們要撤離。」保羅說。
「好的。」
科伯恩把電話機抱在懷裡，坐在床沿上。他鬆了口氣。接下來的兩三天裡會異常忙碌，但忙完之後，那些他一直安慰操心着的人們會回到美國，遠離這些瘋狂的伊朗人。
他回顧了一遍他為撤離制訂的計劃。首先，他要通知一百三十個家庭，他們將在未來四十八小時內撤離這個國家。他已經將城市分成了若干區，每個區配一個組長——他將通知組長，再由組長去通知各家各戶。他草擬了發給撤離者的傳單，告訴他們該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他只需要將具體的日期、時間和航班號告訴他們，然後複印並分發傳單。
他挑選了一名活躍而具有想象力的年輕伊朗系統工程師拉西德，委託他照看撤離德黑蘭的美國人留下的家宅、汽車和寵物，並在最後將他們的財產運回美國。他指定了一支後勤小團隊負責購買飛機票並運送人員去機場。
最後，他還和幾個人進行過一次小規模的撤離演習。演習很成功。
科伯恩穿上衣服，煮好咖啡。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他無事可做，但焦慮和煩躁令他無法入眠。
凌晨四點，他給後勤小組的六人打電話，吩咐他們宵禁結束後立刻到布加勒斯特辦公室見他。
宵禁每晚九點開始，次日凌晨五點結束。科伯恩坐了一個小時，等待，抽煙，喝掉許多咖啡，溫習筆記。走廊里的布穀鳥鐘啼叫五次的時候，他已經來到前門，準備出發。
門外濃霧瀰漫。他鑽進車裡，以十五英里的時速緩慢地朝布加勒斯特前進。
行駛了三個街區後，六名士兵從霧中跳出，在他的車前圍成半圓，將步槍對準了擋風玻璃。
「他媽的。」科伯恩罵道。
一名士兵還在上子彈。他努力從後插入彈夾，但卻怎麼也弄不進去。彈夾掉在地上，他跪下來，雙手在地上亂摸。科伯恩想大笑，但驚恐壓制了笑意。
一名軍官用波斯語對科伯恩大喊。科伯恩落下車窗，伸出手，指着手錶說：「已經過五點了。」
士兵們討論了一會兒，然後一名軍官出現，讓科伯恩出示身份證件。
科伯恩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他被捕的話，那今天就太倒霉了。那名軍官會相信科伯恩的表還是他自己的？
最後，士兵們讓出了道，軍官揮手示意科伯恩可以走了。
科伯恩舒了一口氣，慢慢駛離了現場。
伊朗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