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翼行動 -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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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伯恩的後勤小組展開了工作——訂飛機票，包租巴士將人員送往機場，複印分發的傳單。上午十點，科伯恩將各個分區的組長叫到布加勒斯特，讓他們開始通知撤離者。

他為大多數人訂下了泛美航空12月8日星期五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剩下的人——包括莉茲·科伯恩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將在同一天乘漢莎航空的飛機去法蘭克福。成功訂票後，EDS公司總部的兩名高級管理人員，梅夫·斯托弗和T.J.馬爾克斯將從達拉斯前往伊斯坦布爾迎接撤離人員，領他們去酒店，安排下階段回國的航班。

那天，計劃出了點小變動。保羅仍然不願放棄伊朗的項目。他建議十名左右的高層骨幹留下來，保證項目緩慢進行，以期伊朗的局勢能平息，EDS公司能最終恢復正常工作。達拉斯方面同意了。自願留下來的人有：保羅自己、他的副手比爾·蓋洛德、傑伊·科伯恩，以及科伯恩指定的撤離後勤小組的大部分員工。另有兩個人是不得不留下來的：卡爾·康芒斯和他的妻子維姬。維姬已懷有九個月身孕，只能在孩子出生之後離開。

星期五早上，科伯恩的小組實際上「接管」了德黑蘭西部的梅赫拉巴德機場的一部分。他們口袋裡都揣着一萬里拉爾（約一百四十美元）的鈔票，用以行賄。科伯恩的人有的在泛美航空的櫃檯後登記機票；有的在檢查簽證；有的在候機室；有的在處理行李。飛機其實訂位超員了，科伯恩通過賄賂確保沒有一個EDS公司的人會被趕下飛機。

一切都很順利，但也有兩次危急情況。一名EDS員工的妻子攜帶的是澳大利亞護照而無法拿到出境簽證，因為發放出境簽證的伊朗政府部門都在罷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有美國護照，所以不需要出境簽證）。丈夫抵達檢查護照的櫃檯，將他和他孩子的護照以及其他六七個人的護照疊成一摞遞了過去。警衛剛要一本本查看，排隊的EDS公司員工就開始推搡擁擠，製造混亂。科伯恩派出的人圍在櫃檯周圍，大聲質問着，假裝對拖延無比憤怒。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女人趁亂穿過了候機室，未遇到任何阻攔。

另外有一個EDS員工家庭，他們收養了一名伊朗嬰兒，卻未能給孩子領到護照。孩子只有幾個月大，可以趴在母親的前臂上，頭朝下睡覺。於是，孩子的養母凱西·馬基托斯是個特別大膽無畏的人，她將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蓋住孩子，將其帶上了飛機。

然而，登機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幾個小時，兩個航班都延誤了。機場買不到食物，撤離者飢腸轆轆。於是，在宵禁之前，撤離小組的一些人開車到城裡搜羅一切他們能找到的食物。他們將街角幾個販賣糖果、水果和香煙的雜貨鋪掃蕩一空，然後進入一家肯德基，買走了庫存的所有小圓麵包。他們返回機場，將食物分發給候機室的EDS公司的人，差點兒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飢餓的乘客打劫。回來的路上，有兩組人因為宵禁開始後還在外面而遭到攔截拘捕，但一輛試圖逃走的汽車轉移了士兵的注意力，當士兵朝着汽車開槍時，他們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午夜零點過後不久，前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起飛了。三十一小時後，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也起飛了。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離小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過的，他們就算回家也沒有家人可陪。

科伯恩在指揮撤離行動時，保羅則在努力查明是誰出於何種目的要沒收他的護照。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爾是一名擅長同伊朗官僚機構打交道的美國年輕人。加拉格爾主動要求留在德黑蘭，他的妻子凱茜也沒走，她在駐德黑蘭的美國軍隊中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加拉格爾夫婦不想離開。而且，他們只養了一條名叫布菲的貴賓犬，沒有孩子可擔心。

警察讓法拉上交護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爾同保羅·布查一道拜訪了美國領事館。布查正是警察要沒收護照的人之一，他已經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蘭。

他們見到了總領事洛·戈爾茲。戈爾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領事，年過五十，偏胖，禿頂，垂在額前的短髮都花白了——他扮起聖誕老人來一定很合適。戈爾茲身邊還有大使館的一名伊朗員工阿里·喬丹。

戈爾茲建議布查趕緊坐飛機離開。法拉已經告訴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來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話。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戈爾茲主動提議保管保羅和比爾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這樣一來，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這些證件，EDS公司就可以讓他們去找大使館了。

另一方面，阿里·喬丹還可以藉此同警察接觸，查明到底出了什麼事。

那天晚些時候，護照和相關證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館。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飛機離開了伊朗。

加拉格爾打電話問大使館情況。阿里·喬丹已同德黑蘭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將軍通過電話。比格拉里說，保羅和比爾被限制離境，如果試圖離開的話，將會遭到逮捕。

加拉格爾問為什麼。

喬丹解釋，他們是作為「一項調查的重要證人」而被扣留的。

「什麼調查？」

喬丹不知道。

加拉格爾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保羅，保羅十分困惑，也很憂慮。他從未捲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沒什麼關係……那被調查的是誰或者是什麼事情呢？難道是EDS公司？還是說，調查只是個藉口，真實的目的是將保羅和比爾留在伊朗，繼續運行社保系統的電腦？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協。阿里·喬丹抗辯說，警察可以沒收居留許可證，因為那是伊朗政府頒發的，但他們無權沒收護照，因為那是美國政府頒發的。比格拉里將軍同意了。

第二天，加拉格爾和阿里·喬丹到警察局將相關證件交給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爾問喬丹，保羅和比爾會不會被指控幹了壞事。

「我覺得不太可能。」喬丹說。

在警察局，將軍警告喬丹，如果保羅或比爾通過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了這個國家，美國大使館就必須為此負責。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離的日子——洛·戈爾茲給EDS公司打電話。通過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個「線人」，他了解到，保羅和比爾作為重要證人被牽扯其中的調查，是針對已遭監禁的衛生部長舍科爾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敗指控。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保羅終於鬆了口氣。他很樂意告訴調查者：EDS公司從未行賄。他甚至認為部長沒有收過任何人的賄賂。伊朗的官僚以腐敗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這是保羅對他的簡稱——似乎是另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是受過正規訓練的整形外科醫生，思維敏銳，尤擅掌控細節。在衛生部，他團結了一幫年輕而有進取心的技術官員，他們能破除繁文縟節，提高辦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將伊朗的衛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與美國相當，而EDS公司的項目只是大計劃中的一部分。保羅認為舍科博士沒有藉此機會中飽私囊。

如果戈爾茲的「線人」所言不虛，那保羅就沒什麼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無憂嗎？舍科博士三個月前被捕了。

保羅告訴伊朗人，如果衛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將撤離伊朗，之後伊朗人就突然意識到比爾和保羅是重要證人——這難道是巧合嗎？

撤離行動之後，EDS公司剩下的人員都搬入了兩間屋子裡。12月10日和11日，也就是阿舒拉節的聖日，他們都待在屋子裡打牌，一個房間裡玩的賭注大，另一個玩的賭注小。保羅和科伯恩都在賭注大的房子裡。他們邀請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軍情部門的兩個聯絡人——加入牌局，這兩人都有槍，能為他們提供保護。因為不能攜帶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將槍放在了走廊里。

出乎意料的是，阿舒拉節過得相對比較平靜——全國有數百萬伊朗人參加了反對國王的示威，但幾乎沒有發生暴力衝突。

阿舒拉節後，保羅和比爾又開始考慮逃離伊朗，但大使館方面的反應卻令他們備感意外。作為預備步驟，他們要求大使館的洛·戈爾茲還回護照。但戈爾茲說，他如果這麼做，就必須告知比格拉里將軍，那就相當於告訴警察，保羅和比爾將要開溜。

戈爾茲堅稱，他曾在收取護照時給EDS公司打過招呼，說之後便是使館和警方之間的事情了。但他當時一定說得很小聲，因為EDS公司沒有人記得他這麼說過。

保羅怒不可遏。為什麼戈爾茲必須同警察達成協議？戈爾茲完全沒有義務告知警察他是如何處理美國護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工作可不是幫助警察扣留保羅和比爾！大使館應該幫助美國人，難道不是嗎？

難道戈爾茲就不能違反他那愚蠢的協議，悄悄還回護照，等保羅和比爾安全返回美國之後再通知警察嗎？絕對不行，戈爾茲說。如果他同警察發生爭執，警察就會給其他人找麻煩，而戈爾茲必須考慮仍留在伊朗的一萬二千名美國人。何況，保羅和比爾已經進了機場警察的「扣押名單」，即便他們證件齊全，也不可能通過護照檢查。

得知保羅和比爾確實被扣留在伊朗後，達拉斯的EDS公司總部及其律師便開始高速運轉。他們在華盛頓的關係沒有共和黨執政時那麼強大，但還是有幾個朋友。他們找到了鮑勃·斯特勞斯，一名能幫忙解決問題、本領超群的白宮政客，他恰巧是得州人；還找到了湯姆·摩爾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他認識現在伊朗軍政府中的許多將軍；以及理查德·赫爾姆斯，他曾擔任過中情局局長和駐伊朗大使。在他們對國務院的聯合施壓下，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沙利文在同伊朗首相阿扎里將軍會面時，提到了保羅和比爾的問題。

但所有的努力都毫無成效。

保羅給伊朗人的三十天付款期限到了。12月16日，他致信艾姆拉尼博士，正式終止了合同。但他沒有徹底放棄。他讓一批已經撤離的管理人員重返德黑蘭，以顯示EDS公司努力解決與衛生部之間糾紛的意願。阿舒拉節很平靜，在此鼓勵下，部分管理人員甚至攜帶家屬歸來了。

大使館和EDS公司在德黑蘭的律師都沒能查明是誰下令扣留保羅和比爾的，最後還是法拉的父親馬吉德從比格拉里將軍那裡打聽到了消息。調查者是地方預審法官侯賽因·達德加，他是檢察院的一名中級官員，在一個負責處理公務員犯罪案件的部門，權力非常大。達德加正在調查已經被監禁的前衛生部部長舍科博士。

儘管大使館無法勸服伊朗人允許保羅和比爾離境，也不願偷偷地將護照還給他們，但至少可以安排這個達德加儘快訊問保羅和比爾，好讓他們回美國過聖誕吧？聖誕節對伊朗人來說沒什麼意義，戈爾茲說，但新年很重要，所以他將努力在新年前促成一次會談。

十二月下旬，騷亂又爆發了（回來的管理人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劃第二次撤離行動）。大罷工持續了許多天，石油出口——伊朗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銳減，也使EDS公司收回欠款的可能性降到了零。衛生部里幾乎沒有伊朗人上班，EDS公司的員工無事可做，保羅只好將一半管理人員送回美國過聖誕。

保羅打包了行李，鎖好房子，搬進希爾頓酒店，準備一有機會就回美國。

城裡謠言四布。傑伊·科伯恩通過情報網收集了大量信息，並將有價值的向保羅匯報。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條信息來自於美國女孩邦妮·弗雷沙克，她有朋友在伊朗司法部。在美國的時候，邦妮曾為EDS公司工作，而在德黑蘭，儘管她已不是公司員工，卻仍與公司保持着聯繫。她打電話告訴科伯恩，司法部打算逮捕保羅和比爾。

保羅同科伯恩商議，這同他們從美國大使館聽到的消息不符。他們都認為，大使館的建議當然優於邦妮·弗雷沙克的，所以決定不採取應對措施。

保羅的聖誕節與幾名同事在帕特·斯卡利家平淡地度過了。斯卡利是一名志願返回德黑蘭的年輕經理。斯卡利的妻子瑪麗也回來了，給大家做聖誕晚餐的就是她。保羅開始想念魯絲和孩子們。

聖誕節過去兩天後，大使館打來電話，說他們已經為保羅和比爾約到了地方預審法官侯賽因·達德加，雙方將於12月28日早晨在艾森豪威爾大街的衛生部大樓會面。

九點剛過，比爾·蓋洛德就來到了保羅的辦公室。比爾端着一杯咖啡，穿着EDS公司的制服——商務西裝、白襯衫、素淨的領帶、黑色布洛克皮鞋。

比爾與保羅一樣，都是三十九歲，中等身材，體型偏胖。但外形上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保羅的膚色更黑，眉毛濃密，眼窩深陷，鼻子很大。穿便裝時，他經常被誤認為是伊朗人，直到他張嘴說出帶紐約口音的英語。比爾的臉又圓又扁，皮膚白皙，任何人一見他都會認為他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信仰羅馬天主教，但比爾更加虔誠，他們都喜愛美食，都接受過系統工程師的培訓，並在六十年代加入EDS公司——比爾1965年入職，保羅1966年入職，都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儘管保羅稍晚一年入職，現在的職位卻高於比爾。比爾對衛生保健行當了如指掌，而且在「管人」方面技術一流，但他沒有保羅那麼強勢而活躍。比爾是一個深邃的思想者和謹慎的組織者。保羅從不擔心比爾會搞砸一場重要的宣講，因為比爾總會字斟句酌，精心準備。

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保羅急躁冒進的時候，比爾就會讓他停下來反思。比爾畏首畏尾的時候，保羅就會讓他大膽往前闖。

他們在美國就已經相識，但他們的關係在過去九個月里更加熟稔。去年三月，比爾剛到德黑蘭時就住在保羅家裡。直到妻子和孩子也來了，比爾才搬走。保羅很內疚，幾乎想讓比爾回國，因為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比爾，而伊朗這兒除了一大堆問題外什麼都沒有。

對騷亂和槍擊，比爾比大多數人都憂慮——也許是因為他未在這兒待太久，也許是因為他天生就愛憂慮。他認為護照的問題非常嚴重，保羅卻不以為然。有一次，比爾甚至建議他和保羅乘火車前往伊朗東北邊境，從那裡進入蘇聯，因為沒有人會想到美國商人會經由蘇聯逃跑。

比爾也非常想念艾米麗和孩子們，保羅覺得自己多多少少要為此負責，因為是他讓比爾來伊朗的。

不過，一切就要塵埃落定了。他們將在今天見到達德加先生，取回他們的護照。比爾訂了明天離開伊朗的航班，艾米麗正在策劃元旦前夜為他舉行接風宴會。用不了多久，這場噩夢就會結束了。

保羅笑着問比爾：「準備好了嗎？」

「隨時都可以走。」

「叫阿波爾哈桑來吧。」保羅拿起話筒。阿波爾哈桑是職位最高的伊朗雇員，在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方面為保羅提供了許多建議。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他的妻子是美國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一項工作就是將EDS公司的合同翻譯成波斯語。今天，在保羅和比爾同達德加會面時，他將擔任翻譯。

阿波爾哈桑立即來到保羅的辦公室，一行三人出發了。他們沒有帶律師。根據大使館的說法，這是一次例行會面，訊問也是非正式的。帶律師去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可能引起達德加先生的不滿，讓他懷疑保羅和比爾有所隱瞞。保羅希望大使館的人也能在場，但戈爾茲拒絕了這一請求——大使館派代表參加這樣的會議不合乎常規程序。然而，戈爾茲建議保羅和比爾攜帶相關文件，以證實他們來伊朗的時間、正式的職務以及職責的範圍。

車在德黑蘭一如既往的瘋狂車流中穿梭，保羅心情壓抑。能回家固然值得高興，但他不願承認失敗。他是EDS公司派來伊朗開展業務的，而現在他卻在親手結束業務。無論怎麼看，公司的第一次海外投資都失敗了。伊朗政府資金短缺不是保羅的錯，但如此安慰自己作用不大，因為藉口是產生不了利潤的。

他們沿着同美國高速公路一樣又寬又直的艾森豪威爾大街前進，兩側都是行道樹，最後駛入一座十層高的大樓前的院子。大樓遠離公路，由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把守。這裡就是衛生和社會福利部的社保組織所在地。該組織本應成為把伊朗建設為福利國家的推動者。就在這兒，伊朗政府和EDS公司攜手合作，建立了社保系統。EDS公司占據了第七層的全部房間——比爾的辦公室就在裡面。

保羅、比爾和阿波爾哈桑出示了通行證，進入大樓。走廊骯髒，沒什麼裝飾，整棟樓里寒氣逼人——暖氣又停了。一行人被領到了達德加的辦公室。

辦公室不大，四面牆壁髒兮兮的，達德加就坐在一張古老的銀灰色金屬桌後。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鋼筆。透過窗戶，保羅能看到隔壁房間EDS公司正在建造的數據中心。

阿波爾哈桑介紹了雙方。一個伊朗女人坐在達德加桌旁的椅子裡，她是諾巴什夫人，達德加的翻譯。

他們都坐在破爛的金屬椅中。茶端了上來。達德加開始用波斯語發言，聲音輕柔但又十分深沉，臉上沒有表情。保羅趁翻譯的間隙仔細打量達德加。他五十多歲，又矮又胖，不知為何讓保羅聯想到阿奇·邦克。他黑皮膚，頭髮往前梳，仿佛要掩蓋即將禿頂的事實。他留着小鬍子，戴着眼鏡，穿着一套樸素的西裝。

達德加說完，阿波爾哈桑翻譯道：「他警告說，如果發現你的回答不令他滿意，他有權逮捕你。他還說，你最好推遲接受訊問，讓你的律師準備好保釋金。」

保羅對形勢的變化深感震驚，但他立刻以商人的機敏做出了分析判斷。好吧，他想，最糟的結果也不過是他不相信我們，然後逮捕我們——但我們不是殺人犯，二十四小時後我們就可以獲得保釋。但我們會被扣留在這個國家，不得不同律師商量應對之策……這並不比現在的狀況更糟。

保羅盯着比爾問：「你怎麼看？」

比爾聳了聳肩，說：「戈爾茲說，這是一次常規會面。提到保釋金也似乎是按規矩行事——就像事先宣讀你有何權利一樣。」

保羅點頭：「我們可不想會面延期。」

「那就不理會保釋金什麼的吧。」

保羅轉向諾巴什太太說：「請告訴達德加先生，我們兩人從未犯下罪行，也不知道鄙公司有其他什麼人犯了罪，所以我們相信我們都不會被起訴，我們希望能在今天之內結束訊問，以便能返回美國。」

諾巴什如實翻譯。

達德加說他首先想訊問保羅，比爾應該先離開，一個小時後再回來。

比爾離開了。

比爾上到七樓自己的辦公室。他拿起話筒，打電話給布加勒斯特的羅伊德·布里格斯。布里格斯是僅次於保羅和比爾的三號人物。

「達德加說他有權逮捕我們。」比爾告訴布里格斯，「我們可能需要支付保釋金。打電話問伊朗律師，這番警告意味着什麼。」

「好的。」布里格斯說，「你在哪兒？」

「在衛生部我的辦公室里。」

「我問清楚了回你電話。」

比爾掛上電話等待。自己會被捕嗎？這一想法太荒謬了。儘管如今伊朗腐敗成風，但EDS公司從未通過行賄獲取合同。即便公司曾經賄賂過伊朗官員，比爾也不是經手人——他的工作是提供產品，而不是贏得訂單。

幾分鐘後布里格斯回電話了。「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說，「就在上周，有個被指控謀殺的男子支付了一百五十萬里亞爾的保釋金就被釋放了。」

比爾迅速計算起來，那相當於兩萬美元，EDS公司應該拿得出這麼多現金。幾個星期來，他們積累了大量現金，一方面是因為銀行罷工，另一方面也是為撤離做準備。「公司保險箱裡有多少錢？」比爾問。

「大概七百萬里亞爾，還有五萬美元。」

這麼說，比爾心裡盤算，即使我們被捕，也能立刻支付保釋金。「謝謝。」他說，「我感覺好多了。」

在樓下，達德加記錄了保羅的全名、出生的時間和地點、上過的學校、電腦方面的經驗和資格。他認真檢查了正式任命保羅為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總經理的文件。現在，他要求保羅陳述EDS公司是如何獲得衛生部合同的。

保羅做了下深呼吸，說道：「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合同談判和簽署的時候，我並不在伊朗工作，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理解的談判程序是什麼樣的。」

聽了諾巴什夫人的翻譯，達德加點了點頭。

保羅繼續發言，語速緩慢，表達規範，以幫助翻譯能夠理解，他說道：「1975年，EDS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員保羅·布查了解到，伊朗衛生部正在尋找一家有醫保和社保經驗的數據處理公司，於是布查先生來到德黑蘭，同衛生部的官員會面，商定了衛生部希望完成的工作的性質和規模。衛生部告訴他，路易斯·伯傑、馬什和麥克倫南、伊朗信息系統、聯合公共數據四家公司已投標，凱捷諮詢公司也有投標意向。布查先生說，EDS是美國領先的數據處理公司，而且我們公司的專長正是衛生保健領域。他主動提議為衛生部免費做初步研究。衛生部同意了。」

保羅停下等諾巴什夫人做翻譯，卻發現她似乎並沒有全部譯出來，而達德加記下來的更少。保羅開始說得更慢，而且更頻繁地停頓：「衛生部顯然喜歡EDS公司的提議，因為他們要求我們進行一項花費二十萬美元的詳細研究。1975年10月，我們向衛生部提交了研究結果。衛生部接受了我們的方案，雙方開始合同談判。1976年8月達成了最終協議。」

「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地進行的嗎？」達德加透過諾巴什問。

「當然。」保羅說，「達成協議之後，又經過漫長的三個月，才獲得了所有政府部門的許可，包括國王內廷的同意。每個步驟都是執行到位了的。合同到年末正式生效。」

「合同費用是否過高？」

「合同約定了最高20%的稅前利潤，如此大規模的合同，一般都要給足這麼大的利潤空間，這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

「EDS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規定的義務？」

對這個問題，保羅再清楚不過了。「是的，我們履行了。」

「你能提供證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