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面面觀 -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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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信息

書名：小說面面觀

作者：［英］E·M·福斯特

ISBN：9787532772391

譯者：馮濤

責任編輯：顧真

產品經理：邵明鑑

E·M·福斯特謹將

《小說面面觀》獻給

夏爾·莫龍[1]

[1]

莫龍（Charles

Mauron，1899—1966），法國科學家、批評家、翻譯家，曾致力於將當時的英國文學譯介到法國，是福斯特作品的主要法譯者。——譯者

一

導言

二

故事

三

人物（上）

四

人物（下）

五

情節

六

幻想

七

預言

八

模式與節奏

九

結語

編者導言

福斯特有個積習，每到年關，辭舊迎新之際，總要重新翻檢一遍一年來的日記，細細估算一番一年來自己肉體和精神健康、聲望和運道的收支賬。逢到這種情況，他的筆觸總是更加欣然地傾向於自責和自憐，而非相反的方向；於是，一九二七年在他的筆下就成為：

艱難的一年，回顧起來我備感欣慰，自覺在……金錢和聲望上都收穫頗豐。用掉約六百鎊，本可以花得更多。講座（一至三月，十月出版）大獲成功。在人文劇院[1]贏得大量聽眾且因此成為國王學院之研究員。

「講座」即年度克拉克講座，由劍橋三一學院主辦，在關於英國文學領域的系列講座中或許是最著名的。從萊斯利·斯蒂芬[2]和艾德蒙·格斯[3]到燕卜蓀[4]和瑞恰慈[5]，克拉克講座不但將著名或一度著名的評論家和學者網羅殆盡，而且在過去的五六十年間還不時邀請到文學人文領域的著名從業者，譬如說歷史學家、戲劇家或者詩人擔任講席。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學年，這項榮譽頭一次落到一位小說家頭上；這位小說家就是當時廣受讚譽的小說《印度之行》的作者。

福斯特很高興受到邀請，卻對是否接受躊躇不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他在寫給印度朋友賽伊德·羅斯·馬蘇德[6]的信中道：

剛收到劍橋三一學院克拉克講座的講席邀請，還是挺興奮的——今秋或是明春就英國文學做八次講座，有兩百鎊豐厚報酬。要是能鼓起勇氣我就接受邀請。[7]

一方面是報酬的豐厚，是略為不安地明知自己並沒有在寫另一部小說或是任何實質性作品，而且首要的或許還是聲望的誘惑——尤其是緊隨T·S·艾略特其後主持講座，福斯特對他的詩是懷有一種雖說略有戒備卻是相當強烈敬意的。（對A·E·豪斯曼[8]，他卻認為徒有虛名；不過也許在不久後他才得知豪斯曼在艾略特之前即已受邀擔任講席，而且他不但得到允許一見豪斯曼那封措詞優雅的謝絕信，而且還抄錄了一份。）[9]而另一方面，則是能否鼓足「勇氣」的問題：其中主要的自然還不是要面向一大群主要是專業的聽眾侃侃而談的考驗，而是害怕這樣一來，就小說這隻「無害的母雞」而言——因為不管那邀請是怎麼來的，他既受到了邀請，自然知道人家對他的期望是什麼——他將極易招致，尤其是來自小說家同儕，針對他前後不一的指責。福斯特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意識到「評論與創造性狀態之間的鴻溝」[10]；而在克拉克講座二十年後，當福斯特應邀前往另一個劍橋[11]就「批評之Raison

d''Être[12]」發表演講時，他仍以很不情願地承認「反對批評的現狀強大得令人擔心」始，以斷言批評在人文學科中沒有「第一等Raison

d''Être」做結[13]。既持有這樣的觀點，他仍然還會寫的批評著作也就難怪全都規模很小，方式任性了，他寧肯通過迅速、敏銳的領悟一把抓住特點，而不願進行詳細的分析或自始至終地應用任何一種批評理論，或者希望通過八次有關「喬叟以降英國文學的某一或某幾個階段」的講座來對文學進行剖析[14]。他當真想跟克萊頓·漢密爾頓先生一較高下嗎？數年前他曾拿他的《小說的取材與方法》大大地取笑過一番[15]；或者跟E·A·貝克教授分庭抗禮？不久後他還相當不敬地對貝克教授皇皇巨著《英國小說史》中的一卷說三道四，引發作者憤怒的抗議，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保留地道歉[16]。

答案或許根本沒這麼複雜：他當時的富足用美國的秤盤一掂可能都打不住定盤星了（《印度之行》在美國的銷量遠遠蓋過了英國），他不是豪斯曼，沒什麼「研究」要打斷，不管它是不是陳腐，哪怕他真要婉拒，作為最後一招，他也需要紮實得多的理由，或是為虛榮心蒙上樸素和深思熟慮的外衣。不過，福斯特雖說終究接受了邀請，畢竟還是頗有些顧慮，這在他於七月十一日寫給亞歷山大的朋友G·H·盧道夫的信中有所表露：

我想我之所以活着的首要責任——至少是唯一的公共責任——就是寫出好書，對此我還不能說我正在盡職盡責。我把時間都花在閱讀別人寫的小說上了，而這是為了明年在劍橋的幾個講座做準備……我……正在硬啃《克拉麗莎·哈洛威》[17]。剛剛草草對付完笛福和斯特恩，這兩位讀來都讓我大為開心。這一切幹起來都挺愉快的，而且講座的報酬頗豐。可這跟創作沒有絲毫關係。我自覺就像個木偶，真實的生命已然被抽空，而且我還一直在琢磨——恐怕以後還會一直這麼琢磨下去——大部分人年過四十後難免都會變成這副德性：過得挺開心挺愉快，對什麼都挺享受，占住一個空缺（占住了就再也不挪窩）：可是他們私心要保留的那點尊重卻完全被放錯了地方。

福斯特可能從四月份就開始從《項狄傳》和《摩爾·弗蘭德斯》入手「草草對付」十八世紀的小說，他備忘錄中的系列條目就是從這兩本小說開端的。他竟然在五月十七日寫信給弗吉妮婭·伍爾夫，坦白承認他是頭一次讀《項狄》和《摩爾》，而且天真地求她開列一份「最好小說的清單」。[18]不過，就算是他沒全讀過這些小說，我想他對這些小說可能具有的真實面貌也該有個比較清楚的概念，不會像他裝得這麼無知。不管怎麼說，既然他當時就將弗吉妮婭·伍爾夫正式發表的一種觀點斥之為「乏味無聊的布盧姆斯伯里式結論」，可見他也並未深受伍爾夫個人推薦意見的左右，如果她果真給他開過什麼書單的話。

如果說福斯特事先就因他的講座那「頗令人坐立難安的榮譽」而「大驚小怪」，那麼事實的結果是第一次講座就「好過我的預期」，到第二次他覺得聽眾「興味盎然」了，而到了第三次，講座已在「劍橋博雅君子中大受歡迎」，到第七講則是「風靡一時」，到最後獲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結果「日勝一日的盛名都使我無暇」寫信了[19]。福斯特的系列講座深受大部分聽眾的歡迎看來殊無疑義——不過我的兩位通信者卻是以相當不同的措詞來描述這些講座的，他們好意將自己的回憶錄送給了我[20]。喬治·瑞蘭茲先生聆聽過幾次講座，回憶起福斯特「羞怯的微笑是如何突然變為上氣不接下氣、幾乎孩子氣的大笑」的，並補充道：

摩根從不妄下斷語；他從不空談教條；從不屈尊俯就或是盛氣凌人。最重要的是，他講話雖說從不提高聲調，卻也從不含含糊糊。他的講座，正如他在後來印行的書中所言，是「隨興的，確確實實如話家常的」……繼他之後那些最好的克拉克講座也都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獲得成功的。他們是在跟你對話，正如摩根後來做的那些最讓人難忘的電台節目……他們是在面向「普通讀者」娓娓道來。

不過，這位劍橋研究員的「證詞」恐怕會被我的另一位通信者F·R·利維斯[21]博士給逐出法庭，利維斯博士從頭到尾聆聽了全部八次講座，他記得自己一直被「講座智識上的虛妄所震驚」。對他而言，福斯特之所以受到大量聽眾——「自然只是他的聽眾」——「顯然意氣相投的歡迎」和「駭人聽聞」的成功，只不過因為這些觀眾大多不過都是「劍橋那些愚蠢教師的妻子及她們的朋友」組成的（這就是福斯特所謂的「博雅君子」？），雖說也有「不少男性教師到場，包括本人年邁的導師（身在國王學院）——難怪人家都說國王學院的人總是愚忠了」。利維斯博士將所有這一切均看作「啟蒙那強有力的正統」的明證，他繼續道：

繼而出版的那本書也馬上成了樁公害：全英國女子學校的那些英語女教師全都抓住所謂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的區別不放——畢竟，這區別也並不比書中認真做出的任何結論更糟糕。我是作為哥頓和紐納姆[22]「英語」教育的前主要負責人說這番話的。

有人也許會順帶提出反例，因為利維斯博士在別處也曾認為《小說面面觀》[23]在文學評論上並非全無建樹，至少福斯特這本對梅瑞狄斯「必要的拆台之作」省得這位《偉大的傳統》[24]的作者在這上面大費周章。不過，對《面面觀》持嚴厲態度的並非只有利維斯博士一人，也確實到了對《小說面面觀》被指責的缺陷認真討論一番的時候了。

我上文已經提到，福斯特在某種程度上處在一種違心的位置：他受僱成為一位評論家卻又對文學批評的價值持嚴重懷疑態度。進退維谷中，他試圖通過提供一種他覺得最為溫和和「無害」的批評以求擺脫困境，有時對「全部這一套」表示質疑，而且一開始就以全部火力針對他反諷地自稱亦屬其中一員的「偽學者」開炮。他的立場曖昧可疑嗎？J·D·貝爾斯福德認為確實可疑：他在針對這本書的書評[25]中說，福斯特給人的印象是

他真巴不得把方帽和長袍整個兒全丟到爪哇國去，並且宣布在所有的文學批評經典中沒有一個原則值得上兩便士……可是在一個大學講堂是不能公開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而且福斯特先生也得尊重已故威廉·喬治·克拉克的遺願。慎重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衡量是否莊重的一個標尺……

如果說在貝爾斯福德看來，據我推斷，令人遺憾的特徵在於不夠莊重，那麼在福特·馬多克斯·福特[26]看來則是無政府主義，以及由此帶來的不敬。他的書評標題「劍橋評全部這一套」[27]就表達出他對福斯特戲謔地應用這個詞兒的憤怒。他將福斯特對「給予他榮譽和名望的藝術和技巧」的態度等同於《笨拙》雜誌對「人生那些嚴肅問題」的態度，並繼續道：

福斯特先生的表現是，他非但是位小說家，還是位牧師，在這部作品中，他仿佛一隻手舉着「聖體」，另一隻手同時在寫有關這聖餅是如何烤出來的賣弄學問的俏皮話。

這個智識虛妄的福斯特，這個懦弱卑怯的無政府主義者，這個褻瀆神靈的牧師：這就是這位小說家從創作轉向批評時對他劈頭蓋臉的指責——而且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拒絕偉大」，通常[28]這被視作親切友好，表現在他的小說中就更加令人賞心悅目了。不過，用福斯特並無意創作或仿效的那些皇皇大著的標準來挑剔他這本薄薄的小書，怎麼說也有點小題大做吧？也許，更加中肯的批評倒是出自薩默塞特·毛姆《尋歡作樂》的敘述者之口：

我讀了珀西·盧伯克的《小說的技巧》，從中我學習到寫小說的唯一途徑就是要像亨利·詹姆斯那麼寫；後來我又讀了E·M·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從中我學習到寫小說的唯一途徑就是要像E·M·福斯特那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