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加泰羅尼亞 - 第1章

致敬加泰羅尼亞


我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無足輕重，留下的回憶也大多不愉快，但我仍慶幸自己曾經參與這場戰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一章

我參加民兵組織的前一天，在巴塞羅那的列寧營中看見一名意大利民兵正站在軍官的桌前。他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外表粗獷，長着一頭髮紅的金髮，肩膀寬大有力，皮質大蓋帽壓得低低的，遮住了一隻眼睛。他側對着我站在那兒，低着頭，不解地皺着眉，盯着另一名軍官攤在桌上的地圖。他的臉上有某種東西深深打動了我。這是一張敢於殺戮、不惜為朋友獻出生命的面孔——帶着那種無政府主義者的漠然神情，儘管他很可能是共產黨員。這張臉既坦率又兇悍，還透着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對所謂文化人的很勉強的敬重。很顯然，他對那張地圖茫無頭緒，而且把看地圖當成一項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的專利。不知道為什麼，很少有哪個人——我的意思是任何人——能夠在初次見面就博得我的好感。當時他們正圍着桌子討論，有人提到我是個外國人，於是那個意大利民兵抬起頭，快速地問：「意大利人？」

我用蹩腳的西班牙語回答：「不，英國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們正要出門時，他穿過房間，緊緊地抓住我的手。這種對陌生人突然產生的情感真是太神奇了！仿佛他的精神和我的精神在一瞬間跨越了語言和傳統的鴻溝，緊密相連。我喜歡他，希望他也同樣喜歡我。但我也知道，為了保留他在我心中的第一印象，我就不能再見到他。當然，我也的確再沒有與他重逢。在西班牙，人們之間的聯繫通常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起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始終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他那破舊的制服，那張融合着野性、狂熱與傷感的臉龐，於我而言，這就是當時那種特殊氣氛的象徵。他與我關於那段戰爭的所有回憶交織在一起——巴塞羅那的紅旗，滿載着衣衫襤褸的士兵緩緩前行的破舊的火車，鐵路沿線那些灰暗的飽受戰爭之苦的城市，以及山間泥濘、冰冷的戰壕。

那是1936年12月下旬，距此時我寫下這些文字還不到7個月，然而那段時光已然褪色。之後發生的事件徹底沖淡了它，人們對它的記憶甚至還不及對1935年或1905年清晰。我最初來到西班牙是打算寫一些新聞報道，但一到那兒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似乎是唯一可以做的事。加泰羅尼亞仍處於無政府主義者控制之下，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雖然對於任何從革命伊始就身處其中的人而言，革命高潮似乎在當年12月或次年1月就已過去，但在一個從英國初來乍到的人眼中，巴塞羅那的方方面面卻着實令人震驚。這是我第一次置身於由工人階級掌控的城市。大大小小每一座建築都被工人占領，掛上了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旗幟；每一面牆上都塗畫着錘子和鐮刀的圖案以及革命黨的縮寫標記；幾乎每一所教堂都遭到洗劫，聖像被焚燒，各處的教會建築統統被拆毀；每一間店鋪和咖啡館都掛出了告示，聲明已歸集體所有；甚至連擦鞋匠們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被塗成了紅黑兩色。服務員和商店的導購員直視着顧客，將他們視為平等的對象。再也見不到卑躬屈膝的言行，哪怕是形式上的禮節也暫時消失了。沒有人用「先生」或「Don」[1]之類的字眼，就連「您」也不再使用；大家彼此以「同志」和「你」相稱，問候語也由「早安」變成了「祝你健康！」法律禁止支付小費，我初來乍到時就因給電梯服務生小費而被酒店經理教育了一番。這裡的私家車均被徵用，所有的電車、出租車以及其他各類交通工具都被塗成紅黑兩色。革命標語隨處可見，滿牆紅色或藍色的海報鮮明而奪目，令所剩無幾的舊廣告形同塗鴉。在這個城市寬闊的主幹道蘭布拉斯大街上，擁擠的人流往來穿梭，大喇叭從早到晚播放着革命歌曲。而最為怪異的則是這裡的人。從表面上看，這個城市的富裕階層已不復存在。除了少數婦女和外國人，城裡根本見不到「衣着考究」的人。幾乎人人都穿着簡樸的勞動階層的服裝，像是藍色的工裝褲，或是類似民兵制服的衣服。所有這一切都如此奇特而動人。這其中有很多東西我弄不明白，甚至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我不喜歡，但我立即可以斷定它值得我為其戰鬥。此外，當時我認為，正如我所見到的那樣，這裡是一個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資本家們或逃亡或被消滅，或已自願加入工人階級的行列；但我並沒有意識到，大批的資產階級分子只不過是潛伏下來，暫時偽裝成無產者而已。

與這一切並存的則是罪惡的戰爭氣氛。城市傷痕累累，道路和建築物年久失修，出於對空襲的恐懼，夜晚的街道燈光昏暗，店鋪大多破舊且空空蕩蕩。肉製品稀少，牛奶也幾乎供應不上，煤、糖、汽油之類的物資匱乏，麵包供應短缺尤為嚴重，等待買麵包的隊列時常有幾百碼[2]長。然而，到目前為止，人們依舊充滿希望。沒有人失業，生活物資的價格仍相當低廉；城裡幾乎見不到窮困潦倒的人，除了吉普賽人之外也沒有乞丐。最重要的是，人們對革命和未來充滿信心，感到突然間進入了平等與自由的時代。人們正試圖活得像個真正的人，而不是資本家的機器上的齒輪。理髮店裡張貼着無政府主義者的通告（那些理髮師大多是無政府主義者），鄭重聲明理髮師不再低人一等。大街上的彩色海報呼籲妓女們從良。在冷漠自負的英國人眼裡，這些奉行理想主義的西班牙人着實可悲，他們竟然還相信那套革命的陳詞濫調。當時那些通俗的革命歌曲宣傳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兄弟情誼和墨索里尼的邪惡罪行，大街上隨處可見這類歌譜，幾分錢就能買到一份。我經常看見目不識丁的民兵買下一份歌譜，辛辛苦苦地拼讀，一旦摸着門道，就起個調兒唱起來。

那段時間我待在列寧營，名義上是進行赴前線前的訓練。我參加民兵組織之初即被告知，次日就會被派往前線，但事實上，我不得不待在新連隊做準備。這些工人民兵是在戰爭初期由工會臨時挑選出的，尚未被整編為常規的軍隊建制。民兵隊伍的最小建制是「小隊」，約30人，一個「連隊」約100人，而「縱隊」的人數通常更多。列寧營是一片壯觀的石建築群，包括一所騎兵學校和一個用鵝卵石鋪就的巨大的庭院。以前這裡是騎兵營，在7月的戰鬥中被占領。我所在的連隊以兵營馬棚為寢室，石頭馬廄下還刻着當初那些騎兵的名字。所有的馬匹都已被收繳派往前線，但整片地方仍瀰漫着馬尿和爛燕麥的氣味。我在軍營里待了約莫一個星期，只記得馬匹的氣味、斷斷續續的號角聲（我們所有的號手都是外行——我最初就是在法西斯控制區外聽會了西班牙號角的）、軍營里釘子靴發出的踢踏的響聲、冬日清晨陽光下的長長的隊列，以及騎兵學校礫石操場上亂鬨鬨的50人一隊的足球賽。軍營里總共約有1000名男性和大約20名女性，除此之外還有些民兵的妻子負責做飯。當時仍有女民兵，儘管人數不多。在之前的戰鬥中，她們曾與男人們並肩作戰，這在革命時期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現在人們的想法已悄然改變。當女民兵們在騎兵學校操練時，男民兵們必須離開，以免他們的嘲笑令她們分心。幾個月前可沒人覺得女性擺弄槍械不是一件滑稽可笑之事。

整個軍營既骯髒又混亂，民兵破壞了他們所占領的每一棟建築，似乎革命就該如此。隨處可見一堆堆被砸壞的家具、破損的馬鞍、黃銅騎兵頭盔、空劍鞘和腐爛的食物。浪費食物的現象相當嚴重，尤其是麵包。單以我所在的營房為例，每頓飯都要丟棄整籃的麵包——平民還在忍飢挨餓，這裡卻發生如此不光彩的事。我們在長長的高腿桌邊，用總是油膩膩的錫盤吃飯，就着一種被稱為波隆[3]的可怕的容器喝酒。波隆是一種帶有長尖嘴的玻璃瓶，只要把瓶身稍稍傾斜，酒水便從尖嘴裡匯成一股細流噴湧出來，這樣你的嘴唇就不必接觸瓶口，大家也可以輪流享用。我一看見波隆就立即提出抗議，要求得到一隻飲水杯。在我看來，那玩意兒實在太像夜壺，尤其是盛滿了白葡萄酒的時候。

新兵們開始分批領到制服，不過這裡是西班牙，人們做事總漫不經心，因此沒有人清楚各人領到了什麼，各種諸如皮帶和子彈盒之類最為必要的裝備，直到我們臨上火車前的一刻才配發。我用「民兵制服」這種說法可能會造成誤解。那其實並不是確切意義上的制式服裝，或許稱其為「不統一服裝」倒更貼切。所有的衣服大體相似，但沒有任何兩件完全相同。幾乎每個人都穿着燈芯絨馬褲，而所謂的整齊劃一也就止於此了。有的人打綁腿，有的人穿燈芯絨護腿，另一些則套着皮褲或高筒靴。每個人都有拉鏈外套，不過有些是皮革的，有些則是羊毛的，而且五顏六色。帽子的式樣更是五花八門，帽子的前檐通常別着黨徽，此外，幾乎每個民兵都在脖頸上系了一條紅色或紅黑兩色的手帕。如此裝扮的民兵隊伍看上去不啻為一群扎眼的烏合之眾。不過工廠也只能趕製出這樣的衣服，鑑於當時的情況，這還不賴。襯衫和襪子是單薄的棉製品，根本無法禦寒。我不敢想象民兵們在最初缺乏組織的幾個月經歷了怎樣的情形。我記得大約兩個月前的一份報紙報道，一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領袖在視察前線之後表示，他會盡力確保讓「每個民兵都有一條毯子」。假如你曾經在戰壕里過夜，聽到這樣的話定會不寒而慄。

我進入軍營的第二天，可笑的「訓練」開始了。起初的情形簡直混亂不堪。新兵大多是來自巴塞羅那街頭的十六七歲的男孩子，充滿革命熱情卻根本不明白戰爭的含義。這些新兵完全沒有紀律觀念，甚至讓他們排好隊都是妄想，如果有人不喜歡某項命令，就直接走出隊伍和軍官爭吵。負責訓練我們的中尉是個身材健壯、容光煥發的可愛的年輕人，他以前是正規軍軍官，現在也仍保持着有力的步伐和整潔的制服，風采依舊。奇怪的是，他竟是個熱忱的社會主義者，對實現社會各階層完全平等的執着甚至超過了那些民兵自身。我還記得當一名無知的新兵稱呼他為「長官」時他那痛苦的驚嘆。「什麼，長官？是誰叫我長官？難道我們不是同志嗎？」這種態度對他的工作是否能有任何幫助，我表示懷疑。同時，新兵並沒有得到絲毫有用的軍事訓練。我被告知外國人不必參加「訓練」（我發現那些西班牙人抱有某種可憐的信念，認為所有的外國人在軍事問題上都比他們自己懂得更多），但我很自然地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我迫切想學會如何使用機槍，我還從未有機會接觸這種武器。沮喪的是，沒有人教授我們任何武器的使用方法。所謂的訓練只不過是最老套、最愚蠢的那種隊列操練，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三人成列齊步走，以及所有那些我15歲就學過的毫無用處的扯淡。這就是游擊隊所接受的「了不起」的訓練。很顯然，如果你只有幾天時間去訓練一個士兵，你就必須教給他最有用的知識，比如如何隱蔽，如何在空曠地帶前進，如何修築工事——最重要的，如何使用武器。然而，這幫將要在幾天之內被扔上前線的躍躍欲試的孩子們，甚至連如何使用步槍或引爆炸彈都不知道。當時我並不了解，後來才知道箇中原因在於軍營里根本沒有武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步槍短缺的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新部隊要到抵達前線之後才能從換防部隊那裡接過槍械。在整個列寧營，我相信，除了哨兵手中的步槍之外沒有多餘的槍支了。

幾天之後，儘管從任何常規標準而言我們仍是徹頭徹尾的一幫新兵，卻已被認定可以公開亮相了。於是，接下來的幾個早晨，我們在西班牙廣場外的山頂公園集合。除了新成立的人民軍警衛隊和第一批特遣隊，各黨派的民兵也都在這裡訓練。公園裡的景象奇特而令人振奮。沿着各條大道和小徑，一隊隊男人挺着胸在花叢中來來回回僵硬地行進，努力表現得像士兵。他們全都手無寸鐵，沒有完整的制服，多數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打了補丁。每一次的訓練總是大同小異。3個小時裡，我們來來回回搖搖擺擺（西班牙式的行進步伐，短小而快速），然後下操，解散，口乾舌燥的人群蜂擁至半山腰一家賣廉價酒的生意興隆的小雜貨店。每個人對我都很友好。作為英國人，我引起了大家的興趣，軍官也對我格外關注，替我買酒。只要一有機會和我們的中尉待在一起，我就嚷嚷着要學習使用機槍。我曾經從口袋裡掏出雨果字典，用蹩腳的西班牙語沖他發問：「我使步槍。我不使機槍。我學機槍。什麼時候我們學機槍？」

回答永遠都是帶着困惑的微笑和承諾，說明天應該會進行機槍訓練。不用說，明日復明日。幾天過去了，新兵們多多少少學會了齊步走和立正，但至於武器，他們所知的全部就是子彈是從哪一頭射出來的。有一天，我們訓練結束後，一名荷槍實彈的警衛隊員走過來，允許我們看看他的步槍。結果發現，我所在的整個小隊中除我之外竟沒人知道如何給步槍裝填子彈，更不用說如何瞄準了。

在這段時間裡，我常為西班牙語而犯難。除我之外，軍營里只有一個英國人，甚至包括軍官在內沒人會說一星半點兒法語。更糟糕的是，我的同伴們彼此交談時通常使用加泰羅尼亞語。我唯一的辦法就是隨身攜帶一本小字典，遇到緊要關頭便從口袋裡將它掏出來。儘管如此，相比於其他大多數國家，我寧願待在西班牙。在西班牙交朋友太容易了！一兩天之內就有20來個民兵能叫得上我的教名，給我作示範，用他們的熱情感染着我。我這麼說倒不是在幫他們做宣傳，也並不想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理想化。整個民兵系統的確存在嚴重問題，人員參差不齊，因為彼時自願入伍的人數正在減少，而且其中許多優秀者已經或上了前線或戰死沙場。我們之中總有相當比例的人毫無用處。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們被其父母送來參軍，坦率地說就是為了謀得當民兵每天10比塞塔[4]的薪水，此外還可以把分配給民兵的大量麵包偷偷帶回家給父母。儘管如此，我倒不信有哪個像我一樣身處西班牙工人階級之中的人——或許應該說是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因為除了幾個阿拉貢人和安達盧西亞人之外，我周圍都是加泰羅尼亞人——沒有被他們的高尚所打動。最重要的是，他們既直率又慷慨。西班牙人的慷慨，就通常意義而言，有時甚至會令人尷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煙，他會強迫你接受一整包。除此之外，他們的慷慨還表現在更深層的方面，一種真正的博大的情懷，我在那最令人絕望的環境中曾反覆體驗到。有些在西班牙戰爭期間在此旅行的記者和外國人宣稱，西班牙人暗地裡嫉恨外國援助者。對此，我只能說，我從來沒有遇到此類情形。我記得在我離開軍營的前幾天，有一群人剛從前線返回休整。他們激動地講述着自己的經歷，熱情讚揚在韋斯卡[5]與之並肩作戰的法國軍隊。他們說法國人非常勇敢，還忙不迭地補充說：「比我們勇敢！」對此我當然有異議，於是他們解釋說，法國人更懂得作戰的技能——對炸彈、機槍等更在行。無論如何，他們的評價很中聽。換作是英國人，他寧可把自己的手砍下來也不願這麼說。

每個在民兵組織服役的外國人起初幾個星期都在學習如何熱愛西班牙人，但與此同時卻往往被他們的性格激怒。在前線，我的憤怒有時達到了極點。西班牙人擅長很多事情，但不包括打仗。所有的外國人都對他們的效率低下感到震驚，最要命的是他們那足以令人發狂的不守時。有一個西班牙語單詞，沒有哪個外國人沒領教過，那就是mañana——「明天」（字面意思是「早晨」）。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必然拖到明天。這個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西班牙人自己也拿它當笑話。在西班牙，小至就餐大到戰鬥，從沒有哪件事在預定時間發生。通常事情都發生得太晚，但偶爾——因此你也不能指望它們會遲到——也會來得太早。本該8點出發的火車通常會在9點到10點間的任意時間離開，但也許每周會有一次，司機一時心血來潮，7點半就開車了。此類事件着實讓人惱火。從理論上講，我很羨慕西班牙人，他們不像我們北方人那樣神經質般地恪守時間，不幸的是，我有守時的習慣。

經過了沒完沒了的謠傳和延遲，我們突然接到命令在兩小時之內開赴前線，而我們的裝備仍未配齊。軍需處陷入了可怕的混亂，最後，很多人不得不在裝備不全的情況下出發。軍營中瞬時滿是女性，她們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幫着男人們卷毯子、打背包。我不得不讓一名西班牙姑娘示範如何挎上我的新皮質子彈匣，真叫人害臊。她是另一個來自英國的民兵威廉斯的妻子，溫柔，有一雙深色的眼睛，有強烈的女性氣質，看上去好像一生都在搖搖籃，但事實上早在7月間她就勇敢地戰鬥在街頭。那時，她背着一個在戰爭爆發後10個月出生的嬰兒，那嬰兒說不定還是在街壘邊產下的。

列車本應於8點離開。大約8點10分，心煩意亂、大汗淋漓的軍官試圖讓我們在軍營操場整隊。我清楚地記得現場的景象——喧鬧、興奮，火光中紅旗獵獵，一隊隊的民兵背着背包，肩上挎着鋪蓋捲兒和破損的子彈帶；叫喊聲、靴子的踢踏聲、錫盤子的碰撞聲此起彼伏，之後終於有人發出了響亮的噓聲要求大家安靜；接着某個政治委員站在一條巨大的紅色條幅下用加泰羅尼亞語向我們發表了一通演說。最後，他們讓我們列隊前往車站，走的是最長的路線，足有三四英里，好將我們展示給整個城市的市民。在蘭布拉斯大街，他們讓我們停下，而一支借來的樂隊則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又是一通戰無不勝的英雄之類的廢話——歡呼聲、掌聲，紅旗和紅黑色旗幟漫天飛舞，友好的人群擠滿了道路，大家都想看我們一眼，女人們從窗戶中朝我們揮手。當時那一切看上去多麼自然，而現在想來卻如此遙遠而難以置信！火車擁擠不堪，幾乎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更別說座位了。在最後一刻，威廉斯的妻子衝上月台，遞給我們一瓶葡萄酒和一英尺[6]長的紅腸——就是吃起來味道像肥皂且會讓你腹瀉的那種。火車緩緩駛出了加泰羅尼亞，以每小時低於20公里的常規戰時速度駛向阿拉貢高原。

[1]

Don，西班牙語中置於男士名字前，表示尊稱。

[2]

碼，英美制長度單位，1碼約為0.91米。

[3]

波隆，一種西班牙傳統的葡萄酒容器，長頸、大肚，壺嘴長而尖。

[4]

比塞塔，西班牙及安道爾在2002年歐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貨幣。

[5]

韋斯卡，位於西班牙東北部阿拉貢自治區。

[6]

英尺，英國及其前殖民地和英聯邦國家使用的長度單位。1英尺約為0.30米。

第二章

雖然距離前線路途遙遠，巴瓦斯特羅[1]卻是一派陰森淒涼、滿目瘡痍的景象。衣衫襤褸的民兵蜂擁而至，在街上遊蕩徘徊，試圖讓身子暖和些。在一面破敗的牆上貼着一幅海報，落款日期是去年。上面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於競技場內宰殺「6頭雄健的公牛」。業已褪色的海報看上去是何等蕭索，而那雄健的公牛和風度翩翩的鬥牛士又該向何處去尋？眼下，鬥牛活動似乎已在巴塞羅那城內絕跡了，不知是何緣故，最傑出的鬥牛士都是法西斯主義者。

他們用卡車將我們的部隊送至謝塔莫，然後向西去往阿爾庫維耶雷，那裡緊挨着薩拉戈薩前線。圍繞謝塔莫爆發了3次爭奪戰，最終這裡在10月份被無政府主義者占領。紛飛的炮火將這兒的許多地方化為灰燼，大多數房屋都被步槍子彈摧殘得面目全非。我們位於海拔1500英尺的高處，天寒地凍，不知從何處而來的濃霧籠罩着這裡。從謝塔莫到阿爾庫維耶雷的途中，卡車司機迷路了（這是戰時常有的事），我們不得不在迷霧中跋涉了好幾個小時。等我們抵達阿爾庫維耶雷時已經夜深。有人領着我們穿過泥沼來到一處騾廄。鑽進谷糠堆里，我們立馬沉沉地睡去。睡在乾淨的谷糠里還不錯，雖然不及乾草，但比稻草要好些。直到晨光照進來，我才發現谷糠堆里儘是麵包皮、舊報紙、骨頭、死老鼠和破牛奶盒。

我們此刻離前線很近，近得能夠聞到戰爭特有的氣息——憑我的經驗判斷，那是一種排泄物和腐壞食物的氣味。阿爾庫維耶雷從未遭到炮彈侵襲，因而相比其他多數緊鄰前線的村莊而言要完整得多。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年代到訪此處，人們也很難不為阿拉貢村落那特有的污穢環境所震驚。村落被建得好似要塞一般，圍繞着教堂周圍的是許多由泥土和石頭搭成的小屋。縱使是春天，依然難見鮮花的蹤影。房屋都沒有花園而只有後院，幾隻瘦小的家禽在滿地的騾糞上踱步。天氣十分惡劣，迷霧和雨水交替降臨。狹窄的道路上儘是泥窪，有些地方竟有兩英尺深。卡車驅動着飛速轉動的車輪在泥濘中掙扎，農民們駕着騾子牽拉的笨重貨車，有時一輛車需要6頭騾子拉動方可前進。來往不息的部隊讓這個村莊變得骯髒不堪。這裡沒有，也不曾有過廁所或任何樣式的排污設施，放眼望去沒有哪怕一平方米的地方能讓人放心落腳。教堂周圍及其方圓一英里[2]內的田地長期以來都被當做廁所使用。每每回憶戰時頭兩個月的經歷，我都會想到田邊那些冬季作物殘莖上覆蓋着的糞便。

兩天過去了，我們依然沒有拿到步槍。要是你看到戰爭委員會所在地牆上成排的洞隙——步槍齊射留下的彈孔，各色法西斯主義者都在牆前被處決——你就會明白在阿爾庫維耶雷所目睹的一切。前線的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傷員很少。最令人興奮的是看到法西斯的逃兵，他們被人從前線轉移至此處看押。在這裡，許多和我們對陣的部隊根本不是法西斯，他們不過是些可憐的新兵蛋子，戰事爆發時他們正在服役，只是由於害怕而不敢逃跑。時不時會有他們的小股部隊冒着危險向我方投誠。要不是因為許多士兵的家屬留在了法西斯管控地區，毫無疑問會有更多的人這樣做。這些逃兵是我平生第一次親見的「活生生的」法西斯主義者。我感到很驚訝，除了身着卡其布外套以外，他們看起來和我們並無二致。來到我們這裡時他們總是一副餓鬼的模樣——考慮到他們在無人區四處躲藏了一兩天，變得飢腸轆轆實在是再自然不過，可總是有人以勝利者的姿態把這當作法西斯部隊正在忍受飢餓的佐證。我見過其中一個逃兵在農舍吃東西的樣子，那場景其實頗讓人心酸。那是一個20歲左右的男孩，高高的個子，臉上儘是風吹引起的凍瘡，穿着破舊的衣衫，畏縮在火堆前捧着一鍋食物狼吞虎咽。與此同時，他的眼睛不安地掃過站在周圍看守他的民兵。我想他仍然難以斷定我們是否真的是兇殘嗜血的「赤匪」，擔心自己一吃完飯就會被拉出去槍斃。看守他的士兵荷槍實彈，不斷輕拍他的肩膀好聲勸慰。有個日子令人難忘，那天一下子有15名逃兵被押到這裡。有個人騎着白馬走在前面，以一副勝利者的模樣領着逃兵們經過村莊。當時我設法拍了一張頗為模糊的照片來記錄這場景，可後來照片卻被人偷走了。

我們到達阿爾庫維耶雷的第三天，步槍終於運到了。在騾廄里，一名面容粗獷、臉色深黃的中士把槍分發給我們。看着手裡的武器，我既驚訝又失望。那是一杆1896年產的德國毛瑟槍——已經使用超過40年了！槍身鏽跡斑斑，槍閂不好使，木質槍托也斷了。我望了一眼槍膛，裡面已然生鏽，難以使用。大多數步槍都這般不堪，有的甚至更加糟糕。也沒人打算把最好的武器配給懂得如何使用的人。這批軍械裡面最好的一支步槍出產不過10年時間，卻發給了一個15歲的小毛孩。這傢伙蠢笨得很，所有人都覺得他是個娘娘腔。那位中士花了5分鐘時間給我們做了「指導」，包括如何為步槍裝彈以及如何把裡面的子彈取出來。很多民兵之前從沒摸過槍，依我看，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瞄準器是派什麼用場的。我們每個人分到50發子彈，然後就排成隊伍，整裝背包，開赴3英里外的前線。

我們這個百人隊伍其實只有80個人和幾條狗，艱難地沿着道路曲折前進。每支民兵隊都配有至少一條狗作為隊伍的吉祥物。和我們一起行軍的那條可憐的狗身上烙着大大的字母「POUM」，它似乎也感覺到了自己外表有些許不妥，一路上總是躲躲閃閃。隊伍排頭的紅旗旁，壯碩的比利時指揮官喬治·科普騎着一匹黑馬。在他前面不遠處，一個來自民兵騎兵隊的年輕人——騎兵隊的人都給人滿身匪氣的感覺——騎着馬來回歡騰跳躍，每逢上坡時便策馬快跑，在高處擺出一副趾高氣揚的模樣。西班牙騎兵隊的上乘馬匹在革命時期大部分被徵用，分派給了民兵們，而民兵們所做的就是騎着駿馬把它們累得半死。

道路在暗黃貧瘠的田地間蜿蜒，農田自從去年豐收以來便無人耕作。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位於阿爾庫維耶雷和薩拉戈薩之間低矮的齒狀山脊。眼下，我們正在接近前線、炸彈、重機槍和泥漿。內心深處，我感到恐懼。我知道前線目前還是一片寧靜，但相比於周圍大多數人，我的年紀已足以讓我清楚地記得那場大戰[3]，儘管當時太小未能參與。對我而言，戰爭意味着呼嘯的炮彈和紛飛的鐵片，更意味着泥濘、虱子、飢餓和嚴寒。有趣的是，我對嚴寒的畏懼遠甚於敵人。在巴塞羅那期間，那份對寒冷的恐懼始終困擾着我。我甚至會在夜晚驚醒，腦海中浮現出陰冷的戰壕，在可怖的破曉時分整裝待發，扛着結霜的步槍長時間放哨，冰冷的泥漿漫過靴筒滲進來。此外，我承認每次看着同行的人，心頭也會萌生某種恐懼感。你簡直難以想象，我們看上去是怎樣的一群烏合之眾。我們散漫地前進，走了不到兩英里，後排的傢伙便已掉隊，連羊群都比我們更有凝聚力。隊伍中有一大半所謂的男人還只是孩子——我是說，他們是真正的孩子，最大不過16歲，然而一想到最終將抵達前線，他們都倍感興奮快樂。隨着距離前線愈來愈近，孩子們在隊伍前揮舞着紅旗，開始呼喊口號：「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萬歲！」「法西斯主義者是娘娘腔！」——口號的本意是想激發戰鬥熱情，起到威懾敵方的作用，可這些孩子稚嫩的嗓音聽上去就像是可憐的小貓叫喚，令人感到悲哀。這群衣衫襤褸的孩童拿着不知如何使用的老舊步槍，而他們居然是共和國的保衛者，這實在令人駭然。我記得自己曾一度懷疑，如果有法西斯戰機飛過我們的頭頂，飛行員是否會俯衝下來用機槍對我們一陣掃射？相信即使從高空俯瞰，飛行員也會看出我們不是真正的士兵，根本無需多此一舉。

走到齒狀山脊後，我們向右拐上岔路，在山側一條蜿蜒的狹窄騾道上攀爬。西班牙這片區域的群山外形奇特，呈馬蹄形，山頂平坦，山坡陡峭，底部一直延伸至幽深的峽谷。除了矮灌木和石楠，斜坡高處寸草不生，到處都是凸出的白色石灰石。由於這裡是多山地區，因此前線並非是連在一起的戰壕，而僅僅是一連串被稱作「據點」的加強防禦的崗哨，位於每一個山頂。大老遠便可望見我們的據點坐落在「馬蹄」的頂部。沙堆壘起了簡陋的掩體，紅旗在空中飄揚，煙霧從戰壕中升起。再走近些，還能聞到一股略帶甜味的令人作嘔的惡臭，這種臭味此後在我的鼻腔里滯留了好幾個星期。我們據點的正後方堆放着數月來倒在這兒的廢棄品——麵包皮、排泄物、生鏽的罐頭，壘成了一座散發着極度惡臭的廢物山。

我們所替換的民兵隊正在整理裝備。他們已經在前線待了3個月，制服上沾滿污泥，靴子破得稀爛，臉上鬍子拉碴。該據點的指揮官名叫萊文斯基，但大夥都管他叫本傑明。這名猶太人出生在波蘭，母語卻是法語。他爬出自己的戰壕前來迎接我們。他是個身材矮小的年輕人，大約25歲，一頭堅硬豎立的黑髮，蒼白、熱切的臉龐在戰爭期間總是髒兮兮的。有少數流彈從我們頭頂划過。這個據點是個半圓形圍圈，直徑約50碼，由沙袋和石灰石堆成了一道防護牆。牆後的地面挖了三四十個老鼠洞一般的戰壕。我、威廉斯以及他的西班牙裔連襟迅速鑽進了離我們最近的無人壕溝，這兒看上去尚可容身。前方不知何處傳來槍聲，奇異的迴響在山間綿延迴蕩。我們剛扔下自己的裝備爬出壕溝，槍聲又響了，我們隊伍里的一個孩子從防護牆那兒飛也似的跑回來，臉上鮮血直流。他開了一槍，不知怎麼的，當他試圖吹去膛內的殘片時，彈藥突然炸了。他的頭皮被彈片傷得慘不忍睹。這是我們的第一名傷員，而且竟然是自殘。

我們下午站了自己的第一班崗，本傑明領着我們把據點各處熟悉了一遍。防護牆前有一片狹窄的在岩石上鑿出來的壕溝，上面帶有用石灰石壘成的極其粗糙的射擊孔。這兒有12個崗哨，分別位於壕溝和內層防護牆後的不同位置。壕溝前方布滿倒鈎防護網，然後便是山坡，延伸至深不見底的山谷。對面是光禿禿的群山，目光所及之處儘是岩石險峰，灰濛濛的，淒涼無比，活物難見，哪怕一隻飛鳥的蹤影都沒有。我透過一個射擊孔向外好奇地張望，試圖尋找法西斯分子的戰壕。

「敵人在哪兒？」

本傑明揮了揮手，「在那兒。」本傑明會說英語——非常糟糕的英語。

「哪兒呀？」

憑我對戰壕的想象，法西斯分子的陣地應該位於50到100碼處。而我什麼都沒發現——他們的戰壕似乎偽裝得很好。可看到本傑明所指的地方，我頓感沮喪。越過橫亘的深谷，在對面山頂，至少700米開外的地方，隱約可見紅黃兩色旗和防護牆的輪廓——那兒就是法西斯的據點。難以言狀的失望之情湧上心頭。我們離他們遠着呢！我們的步槍根本打不着他們。正在此時卻響起一陣激動的呼喊。遠處兩個法西斯分子正在對面光禿禿的山坡上攀爬，就像兩個灰色的小雕像。本傑明抄起離自己最近的人的步槍，瞄準目標，扣動扳機。咔嚓！是一發啞彈。我想這不是好兆頭。

新一班哨兵剛剛在戰壕中就位便開始漫無目的地亂射一通。我可以看見的法西斯分子只有螞蟻般大小，在他們的防護牆後東躲西藏。有時會有一個黑點靜止不動，那是有敵人莽撞地冒頭了。開槍顯然沒有用處。可當時，我左手邊的哨兵體現了西班牙人特有的風格，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悄然潛到我身旁，一個勁兒地鼓動我開火。我試圖解釋說，除非撞大運，不然隔着那麼遠的距離，用這些步槍根本打不中人。但他只是個孩子，端着槍牢牢鎖定其中一個黑點，咧着嘴，就像一隻等待主人扔出石子的狗。最終，我朝700米遠的地方隨便放了一槍。黑點消失了。我希望子彈命中的地方離他夠近，足以嚇他一跳。有生以來，這是我頭一回朝人開槍。

目睹了前線的情形之後，我感到無比厭惡。他們管這叫戰爭，我們甚至連敵人的邊兒都沒沾着，我甚至沒有嘗試把頭縮進戰壕內。可不久之後，一顆子彈帶着可怕的破空聲划過我的耳邊，打在身後的背牆上。天哪！我立馬蹲下身。我一直發誓，當第一顆子彈從我身邊擦過時決不能蹲下身。但此時此刻，這樣的動作實在是本能反應，幾乎每個人都至少有一次這樣的經歷。

[1]

巴瓦斯特羅，伊斯蘭教時期，西班牙地區最北部的村莊。

[2]

英里，英制的長度單位。1英里約為1609米。

[3]

大戰，這裡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章

在戰壕中作戰，5樣東西至關重要：柴草、食物、香煙、蠟燭和敵人。冬天在薩拉戈薩前線，這些東西的重要程度正如上述排序，敵人只能名列末位。除了夜晚總會遭到突襲之外，沒人會擔心敵人。他們僅僅是偶爾出現在遠處，像小黑點似的來回跳躍。取暖問題才是雙方的心頭大患。

可以這麼說，在西班牙的日子裡，我極少見到戰鬥場景。我在阿拉貢前線從1月待到5月。1月至3月下旬，除了特魯艾爾[1]，其他地方幾乎沒有任何戰事。3月份，韋斯卡爆發了激烈交火，而我在其中的作用無足輕重。接着在6月份，韋斯卡遭到毀滅性打擊，僅一天就有數千人喪命，可在那之前我便已負傷，無法戰鬥。人們一般所想到的那些關於戰爭的可怕事情甚少降臨在我的身上。沒有飛機在我附近投下哪怕一枚炸彈，沒有任何炮彈在我周圍50碼內爆炸。我只經歷了一次近身戰（但我覺得哪怕只有一次也足矣）。當然，我經常遇到重機槍攻擊，不過大多都離得很遠。即使是在韋斯卡，只要稍加小心，一般都是安全的。

平靜的戰事帶來的乏味與不安充斥着薩拉戈薩附近的山巒。日子猶如城市小職員的生活一般規律，平淡無奇。站崗、巡邏、挖戰壕、再巡邏、再站崗。每個山頂上，無論是法西斯分子還是保皇派，衣衫破爛、污穢不堪的士兵們都在旗幟旁瑟瑟發抖，試圖讓身子暖和些。漫無目的的子彈終日在空蕩蕩的山谷間來回往復，但擊中人的可能性極其渺茫。

我時常凝望着冬日的景象，驚嘆這徒勞的一切。這樣的戰爭實在讓人難以捉摸。大約在10月份或再早點，所有山頭都爆發了慘烈的戰鬥，但由於人員和武器——尤其是大炮短缺，之後無法再發起任何大規模戰事。於是每支部隊深挖工事，在占領的山頂上駐紮下來。我們的右方有一處前沿崗哨，也屬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控制，而在我們左邊，即我們斜下方的支脈上有一處加聯社黨[2]的據點。據點的前方是一處更高的支脈，有幾處法西斯的小型崗哨分布在峰頂。若不是每個據點都插着旗幟，很難分清所謂的分界線。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加聯社黨的旗幟都是紅色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則是紅黑兩色；法西斯分子一般掛的旗幟是保皇派旗幟（紅-黃-紅），偶爾也掛共和國旗幟（紅-黃-紫）。這裡的景色令人讚嘆，當然前提是你得忽略以下事實：每個山頂都被軍隊占領，到處是空罐頭和排泄物。右方的齒狀山脊向東南延伸，被一片穿越韋斯卡的寬廣平坦的山谷截斷。谷地中央四散着少許骰子似的方屋；那是被保皇派控制的羅布萊斯鎮[3]。早晨，山谷通常被雲海所遮蔽，唯有青綠的高山冒出雲端，使得此間景色同照相底片有着奇特的相似之處。韋斯卡之外有許多類似的高山，山上覆蓋的白雪每天都顯出不同的模樣。遠處比利牛斯山脈巍峨的險峰上，白雪終年不化，好似在半空飄蕩。甚至平原也是光禿禿的，一切都顯得死氣沉沉。我們對面的山嶽就像大象的皮膚一樣灰濛濛、皺巴巴的。天上幾乎從來都沒有鳥兒飛過。我想自己還從未見過哪個國家的飛鳥會如此稀少。唯一常見的鳥是喜鵲，而夜晚山鶉突兀的鳴叫會把人嚇一大跳。偶爾有老鷹緩緩地從頭頂滑翔而過，毫不理會身後響起的步槍射擊聲。

霧氣瀰漫的夜晚，小隊被派到處於敵我之間的山谷中巡邏。天寒地凍，加之容易迷路，這差事讓人避之不及。但不久後我發現，只要藉口去巡邏就能隨意離開崗位。在坑窪不平的深谷中找不到任何道路，唯有沿着前人走過的路線前進，並且每次都要留下新的路標。從最近的法西斯崗哨射出的子彈只要飛行700米就能到達我方崗哨，但雙方間的唯一道路卻長達1.5英里。在漆黑的山谷中遊蕩實在有趣，流彈從高空划過，發出的聲響就像是紅腳鷸的鳴叫。大霧天巡邏比晚上巡邏要好些，霧氣終日不散，總是積聚在山頂附近，而山谷則變得一覽無遺。靠近法西斯防線時，人必須緩慢地匍匐前行。在山側悄無聲息地移動非常困難，那裡布滿了容易發出聲響的灌木和石灰石。嘗試了三四次之後，我才找到了通向法西斯陣地的路。濃霧遮天蔽日，我爬到防護網處側耳傾聽。法西斯分子正在陣地後交談哼曲。突然我警覺起來，腳步聲響起，有幾個人下山朝我這邊走來。我驚慌地躲到一棵灌木後。作為隱蔽物而言，此刻這灌木顯得太小了。我試圖悄悄舉起步槍，然而敵人卻拐往了別處，從我的視野中消失。我在躲藏的灌木後發現了之前戰鬥留下的各種遺蹟——一堆空彈殼、一頂有彈眼的皮帽和一面顯然屬於我方的紅旗。我把旗幟帶回了據點，可它後來卻被毫不留情地撕成了碎片當抹布用。

剛抵達前線我就被任命為下士，或者叫班長，有12名部下。這可不是什麼清閒差事，尤其剛開始時，責任更是重大。我們的百人隊根本沒有經過訓練，大多是十來歲的小孩。各支民兵隊伍中隨處可見十一二歲的孩子，他們通常是法西斯管轄區的難民，當初為了維持生計而應徵入伍。他們一般在後方幹些輕鬆的活兒，可有時也會設法來到前線，結果給大家造成了威脅。記得有個小毛孩朝壕溝的火堆里扔了一顆手榴彈，之後卻說只是「惡作劇」而已。我估計駐守波塞羅山的民兵都大於15歲，但平均年齡肯定低於20歲。這個年齡的孩子絕不應該出現在前線，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睡眠不足，而這在戰壕中是家常便飯。一開始，我們的據點晚上幾乎無法確保有人正常放哨。要弄醒我們部隊裡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只有把他們拖起來，可你才剛剛轉過身，他們就離開崗哨溜進掩體內。他們甚至會不顧刺骨的寒冷，倚靠着戰壕的壁面站着進入夢鄉。所幸敵人缺乏魄力。有那麼幾個夜晚，我覺得20個拿着氣槍的童子軍就能把我們的據點一鍋端了，甚至20個拿着板球拍的女童軍指不定也能做到。

當時以及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加泰羅尼亞民兵隊就像戰爭開始時那樣堅守着原有的陣地。佛朗哥[4]反叛初期，各工會以及政黨匆匆忙忙地組織了民兵隊，每支民兵隊本質上都是一個政治團體，效忠於自己的政黨以及中央政府。「人民軍」組建於1937年初，是由普通行業組成的「非黨派」軍隊，理論上囊括了各政黨民兵組織。但長久以來，所有的變化都僅僅停留在表面上，到了6月份，新的「人民軍」隊伍方才抵達阿拉貢前線。直到那時，民兵組織體系仍未有絲毫改變。該體系的核心在於長官和士兵平等。從將軍到士兵，所有人同酬、同食、同衣，絕對平等。如果你想拍拍指揮官的後背向他要根煙抽，大可放心這麼去做，沒人會覺得有什麼稀奇。總體而言，每個民兵隊都是民主的，絕沒有論資排輩。民兵們清楚命令必須執行，但那是同志與同志之間傳達命令，而非上級向下級發號施令。這兒有軍官和軍士，但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軍銜差別；這兒沒有軍階，沒有軍銜，沒有立正敬禮。他們試圖在民兵部隊內構建一種無階級差別的工作模式。當然，不存在絕對平等，但我從未見過，也未曾想到，在戰時會出現這樣一種如此接近絕對平等的模式。

然而我必須承認，初見前線的狀況着實把我嚇壞了。這樣一支軍隊怎麼可能打勝仗呢？當時所有人都這麼說。儘管這是事實，可苛責也毫無道理。因為在那樣的情形下，民兵不可能比這更出色。不可能憑空變出一支現代化機械部隊，如果政府坐等部隊訓練完畢才行動，那麼根本無法抵禦佛朗哥陣營的進攻。之後的日子裡，詆毀民兵體系形成了風氣，還因此把缺乏武器和訓練帶來的問題統統歸咎於平等主義產生的必然惡果。事實上，新組建的民兵隊伍缺乏紀律並不是因為軍官稱士兵為「同志」，而是因為任何隊伍在創立之初必然如此。實際上，這種民主的、帶有革命性的紀律比預計的更加可靠。工人民兵隊理論上也正是靠着自覺履行紀律。這種紀律建立在階級忠誠之上，而資產階級徵召士兵履行紀律則根本上是出於恐懼。（替代民兵組織的人民軍則介於兩者之間。）在民兵組織中，尋常部隊常見的欺凌和辱罵絕不會被容忍。正常的軍事懲罰是存在的，但只在犯了嚴重錯誤時才會施行。當有人拒絕執行命令時，軍官不會立刻懲罰他，而是首先以同志的名義去規勸他。沒有管理過士兵的憤世嫉俗者會立刻認為這不會「起作用」，可事實上，長遠來看這的確「有效」。隨着時間的推移，甚至連最差勁的民兵也有所進步。1月時，為了讓12個沒經驗的新兵達到要求，我忙得頭髮都快變白了。5月里有一小段時間，我擔任代理中士指揮大約30個人，既有英格蘭人，也有西班牙人。我們都歷經了數月的炮火洗禮，我從未遇到有人不服從命令或是無人自願接受危險任務的情況。革命性的紀律建立在政治覺悟之上——理解為何命令必須執行。灌輸這種理念需要時間，但要把人變成兵營里的機械人也同樣需要時間。那些嘲諷民兵體系的記者經常忘記這樣一個事實：當人民軍在後方訓練時，陣地是靠民兵駐守的。而民兵能夠待在陣地上本身就應歸功於「革命性」紀律的力量，因為直到1937年6月，唯一支撐民兵駐守陣地的就是其對本階級的忠誠。單個逃兵可能會被擊斃——偶爾的確有人被擊斃——但難以阻止1000個人一起離開陣地。一支強征的隊伍如果面臨相同的情況——在戰地指揮撤離以後——早就四處逃散了。可儘管勝績寥寥，民兵卻堅守陣地，甚至連逃兵都很少。在四五個月內，我只聽說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隊裡出現過4個逃兵，據說其中的兩個還是混入隊伍來刺探情報的間諜。最初，民兵組織混亂不堪，缺乏訓練，為了讓命令得到執行通常要費上5分鐘的口舌，這些都讓我感到駭然和憤怒。我具有英式軍隊理念，而西班牙民兵隊伍當然和英國軍隊天差地別。但考慮到當時的情形，這支隊伍遠比預期的要好多了。

同時，柴草也是問題——柴草自始至終都是問題。那段時間裡，我的每一段日記都會言及柴草，或是提到柴草短缺。我們的據點位於海拔高度約為兩三千英尺的地方，時值隆冬，天寒地凍。氣溫並不是特別低，許多晚上甚至沒有結冰，中午時分，冬天的太陽會當空照耀一個小時。可即使天氣不是極度寒冷，但相信我，感覺上真的冷極了。有時，凜冽呼嘯的寒風連帽子都能吹走，頭髮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有時，迷霧像液體一般灌入戰壕，好似要滲入骨骼。雨經常下，甚至哪怕一刻鐘的降水也足以讓環境變得難以忍受，石灰石上面那薄薄的土層會立刻變得滑如油脂。在這樣的斜坡上根本無從立足。在漆黑的夜晚，短短20碼距離我常常會摔倒十幾次。這很危險，因為槍管會被淤泥堵塞。多日以來，衣服、靴子、毯子和步槍都或多或少沾上污泥。我已經儘可能多帶了些厚衣物，但許多人僅憑單衣禦寒。整支隊伍大約有100人，卻只有12件大衣，每班哨兵不得不輪流替換衣物，大多數人都只有一條毯子可供保暖。一個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記中列出了自己身上所穿的衣物。記錄一個人身上能穿多少件衣服怪有意思的。我當時穿了一條厚背心和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兩件外套、一件羊毛夾克、一件豬皮夾克、一條燈芯絨長褲、綁腿、厚襪子、靴子、一件厚實的軍用大衣、一條圍巾、一副皮手套和一頂羊毛帽子。儘管如此，我仍然凍得像肉凍似的瑟瑟發抖。不過我承認，自己的確對寒冷異常敏感。

柴草此刻尤為重要。柴草的問題關鍵在於事實上根本找不到柴草。即使在植物生長旺季，我們那可憐的山上也總是光禿禿的。數月來，挨凍的民兵們早已將山上搜了個遍，凡是比手指粗的東西都被當作柴火燒了取暖。除開吃飯、睡覺、站崗和干雜活，其他時間我們就去據點後方的山谷中搜尋柴草。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記得自己在幾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越過那些把靴子弄得破爛的亂石，興奮地撲向細小的樹枝兒。3個人搜尋數小時的成果僅夠在戰壕里生一小時的火。對柴草的渴望把我們個個都變成了植物學家。根據燃燒的狀況，我們將山上的植物分類：許多石楠和草堆很容易點燃，但不消幾分鐘就燒盡了；野生迷迭香和小棘豆只有在火已經燒得很旺時才比較容易點着；比醋栗枝小一些的橡樹枝特別難點燃。有一種干蘆葦非常容易點火，可它只生長在據點左邊的山頂，必須冒着槍林彈雨才能收集到。法西斯機槍手一旦看見你，立馬會開槍掃射。通常，他們瞄得很高，子彈會像飛鳥一樣從頭頂掠過，但有時他們也會擊中離你很近的石灰石，此時得馬上臥倒。然而，你得繼續搜尋蘆葦，因為沒什麼比柴草更重要。

除了嚴寒，其他各種不適似乎都不值一提。當然，我們所有人總是顯得髒兮兮的。和食物一樣，我們的用水都是靠騾子從阿爾庫維耶雷運來的，每人每天定量約1夸脫[5]。水質很糟糕，簡直和牛奶一般渾濁。照理說，那些水只能用來飲用，可我總是悄悄盛出一小杯用於早晨的梳洗。我會第一天洗臉，第二天刮臉，沒有足夠的水用來同時做這兩件事。據點臭氣熏天，兵營防禦圈外到處都是排泄物。有些民兵喜歡在戰壕里方便。當你不得不在黑暗中通過壕溝，那實在是再噁心不過。不過，我倒從不介意污穢。人們對於污穢物太小題大做了。你會馬上習慣不用手帕，適應在同一個小罐里吃飯和洗漱，那過程快得驚人。只消一兩天，和衣而眠也不會是什麼難事。當然，夜晚睡覺也不大可能脫掉衣服和靴子，你必須做好準備，一遇攻擊，立馬投入戰鬥。雖然白天偶爾會脫掉衣服，但在那80個夜晚，我只脫過3次。對虱子來說，那天氣太冷了，可鼠類卻依舊猖獗。常言道，不會在同一個地方看到兩種老鼠。但只要食物充足，這真的會變成現實。

其他方面的情況倒沒那麼糟。食物夠好，酒也充足。每天都能分到一包香煙，火柴則隔天分發，甚至還能拿到蠟燭。那些蠟燭非常細，就像是聖誕節蛋糕上插的那種，大夥估摸着應該是從教堂里搜掠來的。每個戰壕一天會分到3英寸[6]長的蠟燭，大約可以燃燒20分鐘。當時尚能買到蠟燭，我也隨身帶來了幾磅。之後，火柴和蠟燭的短缺令生活變得異常糟糕。只有缺少這些東西時才會明白它們有多重要。比如，晚上警報響起時，戰壕里每一個人都會爭相去抓自己的槍，結果卻踩到別人的臉。是否有火光照明意味着生與死的差別。每個民兵都有一個火絨打火機和幾碼長的黃色油繩。對士兵而言，這兩樣東西的重要性僅次於步槍。火絨打火機的好處在於它在風中也能打火，但它只能陰燃[7]，所以不能用來生火。火柴稀缺最嚴重時，生火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子彈從彈殼中取出來，用火絨打火機點着火藥。

那是一段不尋常的生活——一種與眾不同的參與戰爭的方式，假如可以稱之為戰爭的話。全體民兵都對按兵不動感到惱怒，騷動頻發，大家都想知道為什麼不允許發起攻擊。但顯而易見，除非敵人動手，不然很久都不會有戰事發生。喬治·科普在例行視察時對我們交代得很清楚。「這不是一場戰爭，」他曾這麼說，「這是一出夾雜着死傷的滑稽戲。」事實上，阿拉貢前線的僵局背後有其政治因素，而我當時對此卻一無所知。但僅就軍事上的難題——除了兵員儲備不足以外——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頭一個難題便是這個國家的自然風貌。我方和法西斯分子設立的前線都由地勢條件極佳的據點組成，一般只能從某一側靠近。如果挖好幾個壕溝，那麼除非步兵數量具有壓倒性優勢，不然根本無法攻占。在我們以及周圍的大多數據點內，12個人加兩挺機槍就足以抵擋一整個兵團的進攻。我們占據了山頂上有利的地形，本應用大炮炸出些漂亮的印記，可我們卻沒有大炮。有時，我會凝望四方，期盼能得到幾門大炮——啊，那渴望是何等熱切！假使願望成真，那麼敵人的據點將被一個接一個地摧毀，就像用榔頭敲開核桃殼一般輕而易舉。但我方偏偏沒有大炮。法西斯分子偶爾能從薩拉戈薩搬來一兩門大炮，並把極少的炮彈打向我們。炮彈少得以至於他們從未弄清射程，彈片墜入空蕩蕩的山谷，難以傷人分毫。在遭到機槍射擊而沒有大炮可還擊的情況下，我們所能做的只有3件事：在安全的距離——比方說400碼遠——挖個戰壕躲起來；在開闊地上進軍然後被亂槍打死；或是發起不會影響全局走勢的小規模夜襲。但事實上，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按兵不動，要麼自尋死路。

除此之外，常規武器極度匱乏。不費點周折是無法明白當時民兵的武器裝備有多糟糕的。任何一家英格蘭軍官訓練學校的隊伍都比我們更像現代軍隊。我們的武器裝備差勁得令人震驚，實在值得詳細記錄下來供後人一閱。

我們所在的部隊裡，整個炮兵隊只有4門迫擊炮，每門迫擊炮只配有15枚炮彈。炮彈實在太過珍貴，不能輕易浪費，所以迫擊炮被安置在阿爾庫維耶雷。機槍與士兵人數比約為1∶50。這些機槍已十分陳舊，但在三四百碼範圍內命中率還挺高。除此之外就只有步槍了，且大部分鏽跡斑斑。有3種步槍可供使用。一種是毛瑟長槍，它們的使用時間大多不少於20年，瞄準器同路邊損壞的測速器一樣沒什麼用了，這些槍中的大部分膛線已被嚴重腐蝕，無法使用，10支槍中大約只有1支還能湊合着用。第二種是毛瑟短槍，也叫騎兵步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騎兵武器。這種槍十分輕便，易於攜帶，即使在戰壕中也不顯麻煩，因而最受歡迎。同樣也因為它們相對而言比較新，看上去也挺好用，可實際上它們幾乎毫無用處。這些槍是用零散部件拼裝而成，沒有一個扳機是原配的，其中3/4的槍開火5次後保准卡殼。還有少數溫切斯特步槍，很好使，但准心很差，而且彈膛沒有彈匣，每次只能開一槍。彈藥極度匱乏，每個到前線的人只分到50發子彈，其中大部分還糟糕透頂。西班牙產的彈藥都是二次裝填的，即使最好的步槍也會因此卡殼。墨西哥產的子彈質量好些，因此都留給機槍使用。質量最好的要數德國產的彈藥，可只有從俘虜和逃兵那裡才能繳獲，因而數量很少。我總在口袋裡留着一匣德國或墨西哥產的子彈以備不時之需。可實際上，真的發生緊急情況時我也很少開槍，我非常害怕那該死的子彈會卡殼，怕彈藥會突然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