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加泰羅尼亞 - 第2章
喬治·奧威爾
除武器之外，戰爭所需的一切物資也都出現短缺。比如，我們沒有地圖和海圖。西班牙從未被全面勘測過，這片地區唯一可用的詳細地圖是陳舊的軍用地圖，且大多掌握在法西斯分子手中。我們沒有測距儀、望遠鏡或潛望鏡，除了少數私人所有的望遠鏡外，還缺少野外雙筒望遠鏡。我們沒有照明彈或維利照明彈[9]，沒有鐵線鉗和軍械師所需的工具，甚至幾乎沒有清潔工具。似乎西班牙人從未聽說過槍膛清潔撣，我動手做了一個，他們看了之後露出一副驚訝的表情。以前需要清理步槍時，你得把槍交給中士，他會用一根銅質長杆來清理槍膛，只是那長杆總是彎曲不直，因而把槍膛颳得亂七八糟。那會兒甚至連擦槍機油都沒有。要是找到橄欖油，就用它給步槍上油。我給槍上油時用過凡士林、凍奶油，甚至熏肉油。不僅如此，這裡既沒有路燈，也沒有手電筒——我相信當時我們整個前線部隊裡找不出一隻手電筒。要買手電筒，最近得到巴塞羅那，可甚至連那裡也不容易買到。
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斷斷續續的槍聲在山間迴蕩。我愈加感到疑惑，是否會發生些什麼，好給這愚不可及的戰爭增添一絲生氣，哪怕是死亡也好。我們對抗的不是敵人，而是肺炎。當雙方壕溝間的距離超過500碼時，除非湊巧，否則雙方都不會被擊中。當然也有傷員出現，但大多是自殘。沒記錯的話，我在西班牙見到的頭5個傷員都是被自己的武器所傷——倒不是故意為之，而是出於大意。我們的那些破槍本身就很危險，有些槍的槍托一觸地就會走火，我見過一個士兵就這麼被子彈打穿了手。沒有經驗的新兵總是在黑暗中相互誤傷。一天晚上，當時還未到黃昏時分，一個哨兵在距離我20碼開外的地方朝我放了一槍，子彈擊中我身旁1碼處——天知道西班牙人那糟糕的槍法救了我多少回。還有一次，我在濃霧天出去巡邏，去之前還仔細叮囑過衛兵長。可返回時我被一棵灌木絆倒在地，聞聲色變的哨兵大喊說法西斯分子來了，可笑的是我還聽到那個衛兵長命令所有人朝我迅速開火。所幸我當時臥倒在地，子彈從我上方飛過。沒有什麼能讓西班牙人（至少是西班牙年輕人）相信武器的危險性。之後過了很久，有一次我給幾個機槍手拍照，他們端着槍，槍口直挺挺地對着我。
「別開槍。」我一邊調着焦距，一邊半認真半玩笑地說。
「哦，不，我們不會開槍的。」
旋即，一聲可怕的巨響，一串子彈朝我打來，子彈緊貼着我的臉飛過，火藥把我的臉頰灼得生疼。那些機槍手們並非當真想害我，只是把這當做玩笑。僅僅幾天前，他們剛看到一個趕騾子的人被一位黨派代表誤傷，那個代表當時正在擺弄一把自動手槍，結果5發子彈擊中了趕騾人的肺部。
當時部隊使用的口令很難記，因而也帶來了一些危險。那是一種無聊的雙詞口令——前一個詞必須和後一個詞對應。口令的內容通常都帶有激勵和革命性質，例如：文化——發展，我們——不可戰勝。一般來說，那些文盲哨兵不可能記得這些高級詞彙。記得有個晚上的口令是加泰羅尼亞——英雄，有個叫賈米·多梅尼克的圓臉農家青年走到我跟前，滿臉疑惑，讓我給他解釋一番。
「『英雄』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他，這個詞和「勇敢」是一個意思。之後沒多久，他在黑暗的壕溝中蹣跚前進，哨兵喝住他：
「站住！加泰羅尼亞！」
「勇敢！」賈米喊道。他堅信自己說對了口令。
砰！
所幸哨兵沒有打中他。在這場戰爭中，只要有可能，每個人都幹過此類打偏的把戲。
[1]
特魯艾爾，西班牙中部省份，位於阿拉貢自治區南部。
[2]
加聯社黨，即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包含了加泰羅尼亞共產黨在內的所有共產主義政黨。
[3]
羅布萊斯，位於阿拉貢自治區韋斯卡省。
[4]
佛朗哥，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內戰期間推翻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軍隊領導者，法西斯主義獨裁者。
[5]
夸脫，容量單位，1夸脫=1.136升。
[6]
英寸，英制長度單位，1英寸約為0.03米。
[7]
陰燃，指無火苗，有時會冒煙的燃燒。
[8]
米爾斯式手雷，一種英國生產的手雷。
[9]
維利照明彈，美國軍官愛德華·維利（Edward
Very）發明的一種照明彈。
第四章
我在前線待了約3周後，英國獨立工黨[1]從本國派了一支二三十人的分遣隊抵達阿爾庫維耶雷。為了將前線所有的英國士兵統一組織起來，我和威廉斯也被派到了這支隊伍中。我們的新據點位於奧斯庫羅山，在之前駐守的據點以西數英里，從這兒可以望見薩拉戈薩。
據點位於凸出的石灰岩上，岩石猶如剃刀背般鋒利，戰壕以水平走勢一直延伸至懸崖，好似崖沙燕的窠臼。戰壕位於地底極深處，裡面漆黑一片，異常狹小，人在其中甚至無法跪地，更別說站立了。我們左方的山峰上駐紮着另外兩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隊伍，其中的一支隊伍吸引着前線所有士兵，因為那裡有3個負責炊事的女民兵。這些女人算不得漂亮，但也足以使該據點在這清一色男兵的環境裡獨樹一幟了。我們右方500碼，在阿爾庫維耶雷公路拐彎處是一個加聯社黨的據點。夜幕中，可以看到我方沿着阿爾庫維耶雷公路蜿蜒前行的補給車的燈光，同時，法西斯分子的車輛則從薩拉戈薩駛來。西南方12英里外，稀疏的燈光組成了一條細長的光帶，好似從艦船舷窗透出的燈光。自從1936年8月起，政府軍便對該地虎視眈眈，現在依舊如此。
我們這支分遣隊大約30人，包括1名西班牙人（威廉斯的連襟拉蒙），還配有12名西班牙機槍手。除了一兩個討厭鬼——眾所周知，戰爭中總是不乏流氓人渣——英國士兵無論在體力上還是在心智上都是極為傑出的。其中最棒的要數鮑勃·斯邁利——其祖父是著名礦工領袖——可他後來卻慘死於巴倫西亞。儘管言語不同，溝通困難，英、西兩國士兵卻一直相處融洽，西班牙人的個性由此可見一斑。我們發現所有西班牙士兵都會兩句英語。一句是「好了，寶貝」，另一句則是巴塞羅那妓女用來招攬英國水手的話，恐怕排印工不會把它排印出來，在此略過不表。
前線依舊平靜如故，零星有子彈的破空聲，極少情況下會傳來法西斯分子迫擊炮的炮響，彼時，所有人都會沖向壕溝頂，看看炮彈在哪個山頭爆炸了。此處，敵人距離我們更近些，相隔大約三四百碼。敵方最近的據點正對着我們，那排機槍射擊孔總是挑惹着我們攻擊的欲望。法西斯分子甚少動用步槍射擊，但只要有人冒頭，就會遭到機槍集中掃射。不過直到十幾天後我們才出現第一名傷員。與我們對峙的是由西班牙人組成的部隊，但據逃兵的消息稱，其中還有少部分德國士官。過去那裡還有摩爾人[2]——那些可憐的傢伙，他們肯定被凍得夠嗆！——在無人荒地上曾出現摩爾人的屍首，成了當地的一道獨特景觀。我們左方一二英里處的陣地不再連成一片，那兒是一片低洼地，草木繁茂，屬無人占據的中間地帶。白天，我們和法西斯分子都曾在那一帶巡邏。儘管我從未在數百碼內遇到過法西斯巡邏隊，但類似童子軍的任務倒也不失趣味。匍匐潛行很長時間後，我們可以穿過法西斯的部分前沿防線，甚至可以看到飄揚着保皇黨旗幟的農舍，那裡就是當地的法西斯總指揮部。偶爾，我們會用步槍對着那兒一陣齊射，然後趁敵人的機槍鎖定我們之前迅速隱蔽起來。我希望能夠打碎幾扇窗戶，可我們和農舍相隔足足有800米遠，而且考慮到我們手上儘是些破槍，甚至連能否打到農舍都難說。
天氣大多晴朗且寒冷。正午間有時出太陽，但寒冷依舊。山坡上到處可見野番紅花和鳶尾花的綠苗破土而出，顯然，春天正在降臨，只是腳步姍姍。夜晚比其他任何時候更冷。有時站崗完畢，我們會將炊事房的余火灰扒到一起，站在火紅的灰堆上取暖。這對靴子來說很不好，可雙腳卻大為受用。有些清晨，山頂破曉時分的景致非常壯觀，即便不做晨禱，早起也是值得的。我討厭山，無論它們看起來有多麼壯觀。可有時，我們後方的山頂出現破曉的晨光，第一縷細細的金光如同利劍劃破黑暗，漸強的光亮和火紅的雲海繼而向無盡的遠方伸展。即使徹夜未眠，膝蓋以下雙腿發麻，或許還得再等3個小時才有東西吃，這樣的景致也值得一看。我在戰時所看過的晨景比之前所見的——我希望，也包括餘生歲月——總和還多。
我們這裡人手不足，這意味着每個人的站崗時間更長，自然也更加疲憊。即使是在戰事最平靜的時候，睡眠時間也難以保障。由於睡眠不足，我已開始感到不適。除了站崗和巡邏以外，夜間警報和執勤也始終不停。待在一個好似獸穴的壕溝內，雙腳凍得生疼，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如何都難以好好休息。在前線的頭三四個月里，我連續24小時不睡估計不超過12次，但睡飽的次數也沒那麼多。一周只睡二三十個小時是家常便飯。睡眠不足的影響倒沒想象的那麼糟，只是人會變得木訥，在山裡爬上爬下變得愈加困難。這倒還能挺得住，只是飢餓感始終縈繞不去——天哪，我們簡直餓瘋了！所有食物看起來都那麼美味，哪怕是千篇一律的扁豆。凡是在西班牙待過的人最終看到這東西都會覺得反胃。我們的用水來自數里之外，靠騾子和可憐的小毛驢馱至前線。不知為何，阿拉貢地區的農民對騾子愛護備至，對毛驢卻是一副硬心腸。如果有毛驢在半道上拒絕前進，趕驢的經常就朝着它的驢蛋子踢上一腳。蠟燭不再配給，火柴也已告罄。西班牙士兵教我們如何用壓縮牛奶罐、子彈夾和少許破布製作橄欖油油燈。一般很難弄到橄欖油，但只消一點兒，就能點着燈，搖曳的火苗伴着煙霧，亮度只有蠟燭的1/4，只能讓人勉強看清步槍擺放的位置。
這裡似乎沒有爆發任何真正戰鬥的可能性。我們離開波塞羅山時，我清點了一下自己的彈匣，發現在將近3周時間裡，我只朝敵方開了3槍。有人說殺死一個敵人需要1000發子彈，照這麼算，要打死一個法西斯分子，我還得等上20年。在奧斯庫羅山，雙方陣地更加接近，交火也更頻繁，但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一個敵人也沒打中過。實際上，當時在前線，真正的利器不是步槍而是擴音喇叭。既然無法殺死敵人，那麼就朝對方大聲嚷嚷。這種作戰方式非比尋常，有必要對其解釋一番。
只要敵我雙方陣地間的距離近到可以聽見彼此的聲音，呼喊聲便在戰壕間此起彼伏地響起。我們會喊：「法西斯分子——娘娘腔！」而對方則回應道：「西班牙萬歲！佛朗哥萬歲！」或者，當知道我方陣營有英國人時，他們會高喊：「英國佬，滾回家去！我們的國家不需要外國佬！」那些支持政府的民兵組織常用高喊煽動性口號的方式打擊敵方士氣。在處於有利地形的據點內，士兵（通常是機槍手）人手一個擴音喇叭，負責向敵方喊話。一般而言，他們喊話的內容都有固定套路，言辭滿溢着革命激情，告訴法西斯士兵，他們不過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馬前卒，他們所反對的是自己的階級等諸如此類的言語，並敦促他們棄暗投明。這些口號被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有時幾乎徹夜不止。喊話無疑起了作用，所有人都認為法西斯逃兵源源不斷地前來投誠的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可以想見，某個可憐的哨兵——很可能是個被強征入伍的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工會成員，在崗哨上凍得瑟瑟發抖，此時，黑暗中不斷響起「不要和你自己的階級為敵！」的口號聲，定然會對他造成影響。選擇逃跑還是堅守就在這一念之間。當然，這種做法顯然與英國士兵的戰爭觀格格不入。第一次目睹這種做法時，我承認自己感到震驚和反感。不去打死敵人，反而琢磨着如何策反敵人，天下竟有這般道理！不過現在，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我覺得這都不失為一種得當的策略。在沒有大炮的情況下，要在交火中擊傷敵人且自己全身而退是極其困難的。如果能策反一定數量的逃兵，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事實上，逃兵比死人更有用，因為他們能提供情報。可一開始，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不妥，覺得西班牙人對待戰爭的態度不夠嚴肅。我們右下方加聯社黨崗哨里負責呼號的傢伙實在是箇中翹楚。有時候，他喊的不是什麼革命口號，而是僅僅告訴法西斯分子我們吃的東西比他們好得多。他關於政府物資配給的言論多少有點臆想的成分。「黃油土司！」——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在空曠的山谷間迴蕩——「咱們就在這兒享用黃油土司！多誘人的黃油土司啊！」在那冰冷的夜晚，聽到黃油土司能令許多法西斯分子垂涎欲滴。其實，我絲毫也不懷疑，他和我們一樣，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或者好幾個月沒見到過黃油了。儘管我明知他在撒謊，但也不禁口水直流。
2月的一天，我們發現有法西斯飛機朝我方飛來。和往常一樣，機槍被架到開闊地帶，槍管朝上，每個人都仰臥在地瞄準目標。像我們這樣孤立的據點並不值得轟炸，法西斯經過我方上空的少數的幾架飛機往往會選擇繞行，從而避開機槍火力網。可這一回，飛機徑直飛了過來，但飛行高度超出了機槍射程。飛機上投下的不是炸彈，而是白色的閃光物，在空中不住地翻滾。其中的少部分落入了我們的據點。原來是法西斯報刊《阿拉貢先驅報》，上面刊載了馬拉加淪陷的消息。
當晚，法西斯分子發動了一次襲擊，結果無功而返。當時我剛準備躺下休息，就在半夢半醒之時，頭頂響起一陣震耳欲聾的槍彈聲，有人在戰壕中高喊：「敵人進攻了！」我抄起步槍，潛行至自己位於據點最高處的崗位，崗位旁就是機槍。那裡一片漆黑，駭人的喧囂響徹天際。根據對方火力，我判斷有5挺機槍在朝我們射擊。又響起了一陣巨大的爆炸聲，法西斯的那些傻瓜大概把手雷投到了己方的防護牆上，結果炸彈在自己的據點引爆了。周遭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左側山谷下亮起一片步槍的綠色火光，可能是一組法西斯巡邏小隊正準備包抄。黑暗中，子彈在我們周圍亂飛，響起陣陣爆裂聲。有一小部分炸彈從頭頂呼嘯而過，但落點都離我們很遠，而且大多都是啞彈（這在戰爭中是常有的事兒）。我所面臨的局勢頗為嚴峻，因為後方的山頂又有另一架機槍開始射擊——這槍實際上是支援我方的，但當時我們誤以為自己陷入了包圍。我們自己的機槍卡殼了，那些該死的彈藥總是卡住槍膛，而清膛杆也在黑夜中不知去向。顯然，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站在那兒等死。西班牙機槍手不屑於隱蔽，甚至刻意暴露自己，我也只好效仿。那是我經歷的第一次交火，讓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發覺自己嚇壞了。我注意到，人在遭到猛烈攻擊時都有相同的感受——相比被子彈擊中而言，更令你害怕的是不知道哪裡會被擊中。你會不住地胡思亂想，究竟子彈會打中身體哪個部位，而這會令你全身高度緊張，異常痛苦。
一兩個小時過後，交火漸漸平息。其間，我們只有一人受傷。法西斯分子把幾架機槍推進到了無人地帶，但他們始終和我們保持相當的距離，並未企圖向我們的防護牆發動猛攻。事實上，他們並非真的想要進攻，只是浪費些子彈，製造點喧鬧，慶賀他們攻占了馬拉加。關於這次交火，我收穫的最寶貴的經驗在於，不要輕信報刊上的訊息。因為一兩天之後，報紙和廣播報道了以下消息：敵人的騎兵隊和坦克部隊向我方發動了猛烈進攻（交火地點可是在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國人擊潰了。
對於法西斯分子散布的馬拉加淪陷的消息，我們只當是謊言。可第二天，謠言越傳越真。一兩天之後，消息被官方證實了。這個令人感到恥辱的事件一點點浮出水面——守軍如何不做絲毫抵抗就放棄了城鎮，意大利人的怒火沒能發泄在撤離的部隊身上，卻反而拿可憐的平民撒氣，部分平民遭到機槍驅趕至100英里以外。這則消息令前線的所有人都頗感喪氣，無論事實究竟是怎樣，所有的民兵都相信馬拉加的淪陷是因為叛徒出賣。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談論背叛和分歧。頭一遭，關於這場戰爭的懷疑在我心中隱隱浮現。而在此之前，對與錯顯得那麼簡單明了。
2月中旬，我們撤離奧斯庫羅山，同該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部隊一起被派去圍攻韋斯卡。卡車載着我們行駛了50英里，穿越冬季的平原，那裡修剪過的葡萄藤還未發芽，冬麥的嫩葉從土壤中探出頭來。新戰壕距離韋斯卡4公里，從這裡可以看到韋斯卡燈火閃爍，城裡的建築小得好似玩具一般。數月之前，當攻下謝塔莫時，政府軍將領曾樂觀地表示：「明天我們將在韋斯卡城內喝咖啡。」結果，他的話落空了。雖然攻勢猛烈，但政府軍並未能攻克韋斯卡。於是，那句「明天我們將在韋斯卡喝咖啡」的豪言成了全軍流傳的笑話。假如我有機會重回西班牙，定要在韋斯卡喝上一杯咖啡。
[1]
英國獨立工黨：成立於1893年，是英國的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2]
摩爾人：中世紀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北非穆斯林的貶稱。
第五章
直到3月下旬，韋斯卡東邊平安無事——真的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事。我們距敵軍1200米遠。法西斯分子被趕回韋斯卡時，控制這條戰線的共和國軍隊並沒有迫切推進的意願，於是戰線形成了口袋狀。之後，戰線不得不向前推進——由於頂着敵人的火力，那是個不小的難題——但就當時而言，敵人好像完全不存在，當務之急是取暖和吃飯。事實上，那段時間發生的一些事令我很感興趣，我會在之後的篇幅中講到。鑑於要在這裡介紹政府軍內部的政治立場，我會儘量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來敘述。
起初，我忽視了這場戰爭的政治意義，而此刻我不得不去注意它。假如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行為不感興趣的話，請跳過以下內容。正因如此，我試圖將涉及政治的部分獨立出來，自成章節。然而，單純從軍事角度去記錄西班牙戰爭是不可能的。首先，這是一場政治戰爭。除非對暗藏在政府軍陣線內的黨派鬥爭有所了解，否則就無法理解在戰爭第一年內發生的任何事情。
當我抵達西班牙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對於政治形勢，我既無興趣，也不知情。我知道正在打仗，但對這戰爭到底是何性質卻一無所知。如果你問我為何要加入民兵隊，我會回答說：「為了打倒法西斯。」如果你問我為何而戰，我會說：「為了共同利益。」當時，我認同《新政治家》的觀點：這場戰爭是為了守護文明，抵抗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上校發起的瘋狂進攻。巴塞羅那的革命氛圍曾一度深深吸引着我，但我卻沒有試着去理解它。紛繁林立的黨派、工會以及它們那些惹人厭的名稱——PSUC（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即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FAI（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即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CNT（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即全國勞工聯盟）、UGT（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即勞工總會）、JCI（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即伊比利亞共產主義青年團）、JSU（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即社會主義統一青年團）、AIT（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即國際勞工聯合會）——只會令我惱火，給人造成的第一印象是首字母縮略詞正在西班牙泛濫成災。我知道自己服役的組織名叫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我加入該組織僅僅是因為我來到巴塞羅那時攜帶的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介紹信），但我並未意識到，各黨派之間差異巨大。在波塞羅山時，有人指着我們據點左邊說：「那些人是社會主義者」（指社會主義同盟成員），當時我覺得難以理解，問道：「我們不都是社會主義者嗎？」依我看，既然大家都搏命鬥爭，那麼再有黨派之分就實在顯得愚蠢。對此，我的態度一直是這樣的，「我們何不拋棄荒唐的政治因素，專注投身戰爭呢？」當然，這是正統的「反法西斯」態度，也是英國報刊竭力宣揚的態度，為的就是儘可能地阻止人們了解該戰爭的真正本質。但在西班牙，尤其是加泰羅尼亞，沒有人能夠或是真正恪守這種態度。無論有多麼不情願，每個人或早或晚都得選擇自己的立場。因為即便一個人對黨派和「陣線矛盾」毫不關心，他自身的命運也交織其中，難脫干係。作為一名民兵，他是反抗佛朗哥的戰士，但置身於兩種不同政治理論論戰的大背景中，他也只是一顆任人擺布的棋子。當我在山區搜尋柴草時，心中滿是疑惑，這到底是一場真正的戰爭還是《新政治家》編造出來的戰爭？當我在巴塞羅那暴動中躲避共產黨人的槍林彈雨時，當我在軍警的追捕下最終逃離西班牙時——我所經歷的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加入的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隊而非加聯社黨的組織。兩組首字母縮寫詞背後竟是天差地別。
要想弄明白政府軍方面的聯盟關係，就必須要清楚戰爭是如何爆發的。7月18日戰事爆發時，歐洲所有的反法西斯者或許都感到了一絲希望。因為顯然在這裡，民主力量終於奮起反抗法西斯主義了。過去多年中，所謂的民主國家面對法西斯主義步步退讓。日本在滿洲里為所欲為；希特勒掌權，繼而屠殺各階層的政治異見者；墨索里尼轟炸阿比西尼亞[1]時，53個國家（我記得是53個）宣稱「不干涉」。可出乎意料的是，當佛朗哥意圖推翻一個溫和的左翼政府時，西班牙人民揭竿而起了。這看上去似乎是——也可能就是——歷史的轉折點。
然而有幾個事項未引起普遍注意。首先，嚴格來講，佛朗哥不能等同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是通過由貴族和教會支持的軍事政變而崛起。而且總的來看，尤其是叛亂伊始，他的意圖與其說是推行法西斯主義，不如說是為了恢復封建統治。這意味着佛朗哥不僅站在了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而且也成了自由資產階級各階層的敵人——當法西斯主義以現代化的面目出現時，自由資產階級正是其支持者。更為關鍵的是，與英國人不同，西班牙工人階級並非以「民主」和「慘澹現狀」的名義反抗佛朗哥，他們的鬥爭伴隨着——也可以說包含着——絕對的革命情感的迸發。農民占有了土地；工會占據了許多工廠和絕大多數交通工具；教堂被毀，教士遭驅逐或屠殺。在天主教教士的歡呼聲中，《每日郵報》把佛朗哥形容成一名愛國者，是他將國家從兇殘的「赤匪」手中解救出來。
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里，佛朗哥真正的敵人是工會而非政府。起義爆發伊始，被組織起來的城鎮工人們便響應號召施行大罷工，接着要求——在一場衝突過後——分得火藥庫的武器。假如他們的行動並非出於自發，且或多或少是獨立的話，那麼佛朗哥很可能永遠都不會遭到阻礙。當然，這種假設無法求證，但至少讓人有理由作此猜測。政府很少，甚至根本沒有試圖阻止早有跡象的叛亂，而當問題爆發時，政府的態度也顯得軟弱和猶豫不決，以至於西班牙一天之內竟更換了3名總理[2]。不僅如此，對於將武器發給工人這一能夠挽回時局的決定也僅僅是爆發了激烈的群眾運動後才不得已施行的。然而，武器終究還是分發給了工人，在西班牙東部的大城鎮中，法西斯遭到挫敗，其中的主要抵抗力量正是工人階級，此外還有部分仍忠於政府的武裝力量（如突襲衛隊等）。這樣的抵抗力量只可能來自具有革命意識的人——比如說，他們相信自己是為了改變現狀而戰鬥。在叛亂的各個中心地帶，估計每天有3000人葬身街頭。手持粗製炸藥的男男女女們在空曠的廣場上奔走，朝着手持機槍、訓練有素的士兵所把守的堡壘發動進攻。法西斯分子在戰略要地建立起的機槍火力網被時速60英里的出租車衝撞得支離破碎。即使有人沒聽說農民占據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等，也很難相信作為抵抗力量中堅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為了保衛資本主義民主。尤其在無政府主義者的眼中，資本主義民主不過是集權統治的欺詐形式。
與此同時，工人們武器在手，當此時局，他們也拒絕放棄武器。（甚至在一年以後，加泰羅尼亞的無政府主義工團組織估計仍擁有3萬支步槍。）在許多地方，親法西斯大地主們的地產被農民占有。在工業和交通實行集體化管理的同時，人們通過地方委員會、工人巡邏隊取代舊式親資本主義警力，建立以工會為基礎的工人民兵隊等方式，並試圖建立初級的工人政府。當然，各地實施的進程並不一致，加泰羅尼亞地區實行的程度超過了其他地區。有些地區的政府機構幾乎未受絲毫影響，還有的地區原政府機構甚至和革命委員會並立。在少數地區建立了獨立的無政府主義者公社，其中的一些公社始終在運行，直到大約一年後才被政府武力鎮壓。最初的幾個月里，加泰羅尼亞的實際權力主要掌握在無政府主義工團手裡，他們掌控了城市命脈。事實上，西班牙發生的並不僅僅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革命的開始。正因如此，西班牙境外的反法西斯媒體竭力去掩飾這一事實。這場戰爭被狹隘地歸類成「法西斯對抗民主」，而其中革命的性質卻被儘可能地隱藏起來。在英格蘭，媒體受中央政府控制，民眾也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矇騙，因此關於西班牙戰爭只有兩種廣為流傳的說法：右派所說的基督教愛國者同血淋淋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及左派所說的溫和共和主義者平定一場軍事叛亂。事件的核心被成功地掩蓋了。
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親法西斯媒體散布革命暴行的駭人謊言，而善意的宣傳者們毫不懷疑自己否認西班牙「倒向紅色政權」是在幫助西班牙政府。但以下才是主要原因：除了各國的小規模革命團體外，全世界都決心阻止西班牙發生革命。尤其是以蘇維埃俄國為靠山的西班牙共產黨傾盡全力反對革命。共產黨認為，時下的革命是致命的，西班牙國內的目標不在於工人奪取政權，而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資本主義者也持相同觀點，理由不言自明。國外資本在西班牙有眾多投資利益。例如，巴塞羅那公共運輸公司代表了不列顛上千萬的資本，而此時工會掌握了加泰羅尼亞所有的運輸工具。如果革命繼續推進，外國投資者不會得到賠償，即使有賠償也數量甚小；而如果資產階級勝利的話，國外投資便會得到保障。既然革命終究要被扼殺，那麼假裝革命壓根沒發生會令一切變得簡單許多。這樣一來，每個事件的真正意義都能被掩蓋，工會和中央政府之間每次權力交替都可以被描繪成軍事重組的必要步驟。這使得局勢變得極為滑稽。在西班牙境外，很少有人知道爆發了革命；而在國內，沒人懷疑革命的存在。即使是共產黨控制的、或多或少支持反革命政策的加聯社黨報刊也會談論「我們光榮的革命」。而與此同時，國外的共產黨報紙卻竭力宣稱沒有革命的跡象，占據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等都沒有發生——或者雖有發生，但沒有「政治意義」。《工人日報》（1936年8月6日刊）寫道，那些聲稱西班牙人民正在為社會革命或是為一切非資產階級民主戰鬥的人是「徹頭徹尾的騙子」。然而，巴倫西亞政府成員胡安·洛佩斯於1937年2月宣稱：「西班牙人民正在拋灑鮮血，為的不是民主共和或是成文憲法，而是……為了革命。」由此可見，「徹頭徹尾的騙子」也包括了政府成員，而我們則為其效命。有些國外反法西斯報紙甚至不惜撒下彌天大謊，聲稱教堂只是在被用作法西斯堡壘時才受到衝擊。事實上，各處的教堂都遭到劫掠，因為人們深知西班牙教堂是資本主義者時常光顧的場所。在西班牙的6個月裡，我只見到過兩處未被損毀的教堂。直到1937年7月為止，除了馬德里的一兩處新教教堂，其他所有教堂都被禁止開放或舉行儀式。
但這畢竟只是革命的開始，而非全部。甚至當工人們——當然是在加泰羅尼亞，也可能包括其他地區——有能力那樣做時，他們也沒有推翻或是完全取代現有政府。顯然，他們不能那麼做，因為佛朗哥還在叫陣，而中產階級各派別還站在他們一邊。這個國家正處於轉型的十字路口，要麼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要麼回到普通資本主義共和國模式。農民獲取了大多數土地，除非佛朗哥贏得勝利，否則農民很可能繼續保有手中的土地。所有的大型企業都實施了集體所有制，但最終哪一方獲勝將決定它們是保持現狀還是恢復資本主義。最初，中央政府和加泰羅尼亞半自治政府都完全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中央政府由左翼社會主義者卡瓦列羅領導，包括幾名代表工人聯盟[3]（社會主義工會）和勞工聯盟[4]（無政府主義者控制的工團聯盟）的部長。而加泰羅尼亞半自治政府則實際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禦委員會[5]取代，後者主要由工會的代表組成。這個防禦委員會後來解散，半自治政府得到重組以代表工會和各個左翼政黨。但伴隨着之後的每一次重組，政府的右傾傾向愈發嚴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首先被逐出政府；6個月後，卡瓦列羅被右翼社會主義者奈格林取代；不久，勞工聯盟被清除出中央政府，接着輪到了工人聯盟，再接着勞工聯盟被排擠出自治政府；最終，革命戰爭爆發一年後，政府完全被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和共產黨人掌控。
全面右傾始於1936年10月至11月。當時，蘇聯開始向中央政府提供武器，權力也開始從無政府主義者轉移至共產黨人手中。除了蘇聯和墨西哥，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對西班牙政府伸出援手。顯然，墨西哥無法提供大量武器，結果蘇聯占據了主導權。面對他們「阻止革命，否則武器免談」的要求，西班牙政府很難說不。而作為扼殺革命的第一步棋，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逐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就是出自蘇聯的授意。儘管蘇聯政府對此施加直接影響的說法被否認了，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所有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都可能施行蘇聯的政策，而且也無人否認共產黨是主要推手。首先對付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接着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卡瓦列羅陣營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對革命政策施行全面封殺。蘇聯的干預保證了西班牙共產黨的勝利。首先，得益於蘇聯提供的武器，尤其是國際縱隊抵達之後，共產黨人勝利在望的情形大大提升了共產黨的威望。其次，蘇聯的武器通過共產黨及其聯合政黨派發，從而受到嚴格控制，極少落到敵對黨派[6]手中。再次，通過宣揚非革命政策，共產黨人得以團結了對極端主義心存畏懼的一切勢力。例如，通過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集體主義原則，共產黨人很容易將富農團結起來。加入共產黨的人數迅速增加，而這些新鮮血液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商店店家、官員、軍官和富農等。這場戰爭本質上是一種三角鬥爭。反抗佛朗哥的鬥爭必須進行下去，但政府同時還要從工會手裡奪回原有的權力。奪權由一系列細微的、總體而言十分巧妙的行動組成——有人把這稱作「干擾政策」。表面上沒有反對革命的行動，直到1937年5月前都很少需要動用武力鎮壓。工人們總是無可奈何，只要簡單地說一句「除非你這麼做，或那樣做，要不然我們就會輸掉戰爭」，他們便會就範。不消說，每次工人們聽從軍令放棄的似乎都是他們在1936年親手贏得的東西。但這種手段百試不爽，因為輸掉戰爭是革命黨派最不想接受的結果。假如輸掉了戰爭，那麼民主和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字眼。作為唯一成氣候的革命黨派，無政府主義者們不得不一次次選擇退讓。集體化的進程受到阻礙，地方委員會被撤銷，工人巡查隊被解散，戰前的警察體系得以恢復——很大程度上甚至得到加強，武器裝備也十分精良。工會控制的各核心行業被政府接手（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直接導致了「五月戰鬥」）。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以工會為基礎的工人民兵組織逐漸被解散並整編至新人民軍中。新人民軍是一支屬於半資產階級陣線的「非黨派」軍隊，軍內酬勞不盡相同，軍銜有高低之分。在當時的境況之下，這是極為關鍵的一步。相比其他地方，這種情況在加泰羅尼亞發生得較晚，因為這裡是革命政黨勢力最強之地。顯然，工人們取得勝利的唯一保障就是保留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同往常一樣，借着提高軍事效率的名義，民兵隊伍被解散了。沒人否認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軍事重組。然而事實上，在不改變民兵由工會直接領導的前提下對其進行重組、提高軍事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實施整編的主要目的在於避免無政府主義者擁有自己的軍隊。不僅如此，民主精神令民兵們極其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共產黨人對此心知肚明，於是他們無休止地猛烈抨擊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均富同酬的原則。全面的「資產階級化」正在發酵，這是對革命最初幾個月內平均主義思想的刻意破壞。一切都發生得那麼迅速，人們到訪西班牙前後相隔不過數月，眼中所見竟是大不相同。這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一度是工人當家做主的國度開始向傳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轉變，貧富差別再度顯現。1937年秋天，「社會主義者」奈格林在公開講演中宣稱「我們尊重私人財富」，而在戰前因親法西斯主義而逃離西班牙的議員們又重新歸國。如果你沒有忘記資產階級和工人是迫於法西斯的壓力而暫時結成聯盟的話，那麼整個過程就不難理解了。這個聯盟被稱作「人民陣線」，本質上是由敵對集團組成的聯盟，它的命運很可能以其中一個集團吞併另一個集團告終。西班牙局勢唯一出人意料的特點——在西班牙境外造成了深深的誤解——在於政府一方的黨派中，共產黨人並不屬於極左陣營，而是極右陣營。事實上，這本不應該令人驚訝，因為各國共產黨的策略（尤其是在法國）都證明了，當時官方的共產黨無論如何都應該被視為反革命力量。共產國際的全部政策此時都為保衛蘇聯服務（考慮到全球局勢，這也情有可原），而保衛蘇聯則仰仗軍事同盟體系，尤其是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法國的同盟關係。如果資本主義力量在法國被削弱，那麼同盟關係對蘇聯來說就作用甚微，因此，法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是反對革命。這不僅意味着法國共產主義者在三色旗的引領下行動，口中高唱馬賽曲，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得不放棄在法國殖民地頗有成效的宣傳活動。法國共產黨書記托雷斯曾宣稱法國工人絕不會遭受矇騙，絕不會和他們的德國同志們為敵[7]。然而不到三年的時間，他搖身一變成了法國聲勢最大的愛國者。某一國共產黨的舉動多少會與該國同蘇聯實際或潛在的軍事關係息息相關。比如，英格蘭的立場尚不明朗，因此英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依舊保持敵意，同時也公開反對重新武裝。但假使大不列顛同蘇聯締結同盟或達成軍事互信，那麼英國共產黨就會和法國共產黨一樣無可選擇地成為愛國者和帝國主義者，這早就有跡可循。作為蘇聯的同盟，法國勢必會強烈反對一個革命氣氛高漲的鄰國，使盡渾身解數來防止西屬摩洛哥的解放，這一事實無疑對西班牙共產黨「路線」造成了影響。受莫斯科資助的《每日郵報》刊登了大量紅色革命流言，較之往常更為出格。事實上，在西班牙最反對革命的就是共產黨。之後，右翼力量全面掌權，相比自由派，共產黨人對將革命領袖趕盡殺絕展現出了更強的意願[8]。
我已經儘可能對西班牙革命頭一年的經過做了大致描繪，因為這有助於人們理解此後各時期的局勢。但我並不想暗示說，我在2月間便已在頭腦中形成了上述想法。首先，那些對我產生重大啟發的事件尚未發生，而且我的同情心從某些方面而言與現在大為不同。部分原因在於戰爭的政治因素令我厭倦，而我一般都會排斥經常聽聞的觀點——例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獨立工黨的觀點。我周圍的英國人大多是獨立工黨的成員，還有少數是共產黨員。同我相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韋斯卡周邊沒有戰事發生的無聊時期，一連數周，我發覺自己置身於永無休止的政治討論之中。在四面透風、臭氣熏天的農舍穀倉中，在窒悶黑暗的壕溝里，在午夜寒風凜冽的防護牆後，人們就矛盾的黨派「路線」爭論不休。在西班牙人的部隊中情況也是如此，而在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報紙上，黨派間的宿怨也成了主要內容。除非是聾子或者傻瓜，否則很難不受到不同黨派立場觀點的影響。
在紛繁的政治理論中，真正重要的只有三個黨派的觀點：加聯社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全國勞工聯盟－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這大抵是個無政府主義黨派）。我首先提到加聯社黨是因為它是最重要的黨派，該黨最終取得了勝利，即便是此時，它也明顯占優勢。
有必要解釋一下，人們提起加聯社黨「路線」的時候，其實指的是共產黨「路線」。加聯社黨（全稱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是加泰羅尼亞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戰爭之初，它由多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合併而成，其中包括了加泰羅尼亞共產黨，但此刻它被共產黨完全掌控，並隸屬於第三國際。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都沒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正式聯盟，但在人們眼中，各地的共產主義和右翼社會主義的觀點是一致的。簡單來說，加聯社黨是勞工總會（社會主義工會）的政治機構。在西班牙全境，工會的成員大約有150萬人，其中包括了許多藍領工人。但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大量湧進的中產階級成為其中堅力量，因為在「革命」早期，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認為加入勞工總會或者勞工聯盟有利可圖。這兩個組織有些重合，但其中，勞工聯盟更像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組織。因此，加聯社黨里部分是工人，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商家、官員和富農。
在全球的共產主義或親共產主義報刊中，加聯社黨的「路線」大致表述如下：
「此刻，唯一重要的就是贏得戰爭。在戰爭中，除了勝利，其他的一切都沒有意義。因此，當下不適合探討推進革命。強制推行集體制，失去農民的支持，這樣的損失我們承受不起；中產階級正在與我們並肩作戰，我們也無力承受嚇跑他們的後果。最重要的是，為了提升效率，我們必須防止革命帶來的混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取代地方委員會，必須打造出一支訓練精良、全副武裝的隊伍，並使之接受統一的領導。機械地重複革命口號絕無益處。這不僅會妨礙我們的事業，甚至會讓革命倒退，因為這會引發分裂，而法西斯分子則會利用這一點來對付我們。此刻，我們不是為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而是為了議會民主而戰。無論何人，凡是意圖將內戰轉變為社會革命，都將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懷，即使不是出於本意，也事實上成了叛徒。」
除了對贏得戰爭重要性的認識以外，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路線」觀點同加聯社黨完全不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是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政黨，這種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黨派過去幾年在很多國家都出現過。它們反對的是事實上或表面上改變共產主義政策。該黨由部分前共產黨員和部分工農團體組成。從人數上來說，這是一個小黨[9]，在加泰羅尼亞之外影響甚微，但重要的是它有相當一部分具有較高政治覺悟的黨員。該黨在加泰羅尼亞的根據地是萊里達。它並不代表任何工會組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民兵大多是勞工聯盟的成員，但黨員則實際上主要隸屬於勞工總會。然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對勞工聯盟的影響力有限。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路線」大致如下：
「通過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是天方夜譚。資產階級『民主』只是換了招牌的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也是如此，以『民主』對抗法西斯主義是用一種資本主義對抗另一種資本主義，而前者很容易隨時轉變為後者。唯一真正能取代法西斯主義的是工人掌權。假如不以此為目標，要麼會將勝利拱手送給佛朗哥，要麼會讓法西斯乘勢而入。與此同時，工人們必須牢牢抓住自己贏得的一切，假使向半資產階級政府屈服，那麼他們註定將遭受欺騙。工人民兵隊和警察力量必須以現有的形式保存下來，必須抵制任何將他們『資產階級化』的意圖。如果工人不掌握武裝力量，那麼武裝力量將控制工人。戰爭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沒有那麼明確。在任何情境下，「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寬泛的字眼都可以將許多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包括在內。勞工聯盟由大量工會組織組成，有大約200萬成員，以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作為其政治機構。雖然和大多數西班牙人一樣總是受到無政府主義學說的影響，但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的成員並不一定是純粹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尤其自戰爭伊始，他們更多地遵循普通社會主義的方向，因為時局迫使他們參與集權機構，甚至背離自己的原則去加入政府。然而，他們同共產主義者有着本質區別，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成員一樣，目標在於工人掌權而非實現議會民主。他們認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口號：「戰爭與革命不可分割」，儘管他們對此並不教條刻板地遵循。簡而言之，全國勞工聯盟－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的立場如下：（1）所屬行業的工人直接控制該行業，例如交通、紡織等；（2）由地方委員會進行管理，反對一切形式的中央集權；（3）堅決抵制資本主義和教會。最後一點儘管定義最為寬泛，但卻是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者極其反對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儘管原則十分模糊，但他們對於特權和不公平痛恨至極。從哲學角度而言，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不同的兩個極端。實際上——比如在理想的社會形態方面——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卻很難調和。共產主義者總是強調中央集權和效率，而無政府主義者強調的卻是自由和公平。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根深蒂固，當蘇聯的影響逐漸減弱時，無政府主義頗有壓過共產主義之勢。在戰爭最初的2個月中，正是無政府主義者挽救了局勢，而在此之後，儘管無政府主義民兵紀律渙散，卻是西班牙武裝力量中最具戰鬥力的。大約自1937年2月開始，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就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融合。假如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在一開始就有聯合的意識並宣傳實際可行的政策，戰爭的歷程或許會不同。但在戰爭早期，各革命黨派似乎都胸有成竹，因此聯合是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睦由來已久。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對無政府主義持懷疑態度，而從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來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比共產主義者的「斯大林主義」好多少。然而，共產主義者的策略促使兩黨走到了一起。5月，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加入了巴塞羅那的慘烈激戰，這主要緣於其支持全國勞工聯盟的本能；而之後，當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遭到鎮壓時，也唯有無政府主義者敢於為其出頭直言。
因此，簡而言之，各派聯合情況如下：一派是支持工人掌權的全國勞工聯盟－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部分社會主義者；另一派則是支持中央集權政府和武裝軍隊的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和共產主義者。
此時，相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觀點，我更青睞共產主義立場的原因就顯而易見了。共產黨人的政策明確可行，從常識來看，這種政策雖然僅能預見數月後的情勢，卻顯然是更好的選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政策朝令夕改，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極不善於宣傳，否則他們應該能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最關鍵的是，共產主義者——至少從我的觀點來看——積極投身戰爭，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卻毫無作為。在當時，這是民眾的普遍感受。通過迎合中產階級反對革命，共產主義者掌握了權力，黨員規模迅速擴大，當然其中部分原因也在於看起來他們是唯一可能贏得戰爭的人。共產主義者手握蘇聯的武器，領導部隊開展了壯烈的馬德里保衛戰，這讓他們成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人們所說，每一架飛過頭頂的蘇聯飛機都是共產主義者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純粹革命理念儘管在我眼中有其邏輯，但卻很難實現。畢竟，贏得戰爭才是最重要的。
與此同時，黨內宿怨見諸報刊、宣傳冊、海報和書本——到處可見。當時，我看得最多的報紙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戰鬥》和《前線》，報上對「反革命」的加聯社黨無休止地吹毛求疵令人生厭。此後，我更深入地研究了加聯社黨和共產主義者的報紙，才意識到與對手相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簡直無可指摘。撇開其他不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宣傳機會少得可憐。和共產主義者不同，他們在國外沒有任何宣傳渠道，而由於共產黨人掌控了主要的報紙審查權，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在國內的宣傳也盡落下風，一旦出現不利言論，他們的報社就很容易遭到查封和罰款。儘管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無休止地宣揚革命、引用列寧語錄，但平心而論，他們很少進行個人誹謗。他們的論戰主要限於報紙文章；大幅的彩色宣傳海報（在西班牙海報很重要，因為西班牙國內有大量文盲）並不攻擊敵對政黨，而僅僅是宣傳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思想；民兵們傳唱的歌曲亦是如此。共產主義者的攻擊則大相徑庭。關於這點，我會在之後的篇幅中寫到。這裡，我只能簡略地提一下共產主義陣線的攻擊。
從表面上來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之間的爭論在於策略不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贊成立刻進行革命，而共產黨卻不同。雙方的策略都可圈可點。不僅如此，共產黨抗議說，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宣傳分化，削弱了政府力量，因而令戰爭形勢惡化。儘管說到底我對此觀點並不認同，但這未嘗不可以引發一個有益的討論。然而共產黨人的策略的特點卻在此顯現。一開始先試探，接着聲勢漸起，他們開始聲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對政府力量的分裂並非出於糟糕的決斷，而是刻意為之。他們聲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不過是一群偽裝起來的法西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支持下，打着偽革命的宣傳旗號，實則是為法西斯事業開道。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是「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意味着，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包括上萬名在前線戰壕中瑟瑟發抖的士兵和成百上千來到西班牙抵抗法西斯的外國人（他們為此犧牲生計和國籍），到頭來卻成了受敵人僱傭的叛徒。這種說法通過海報等宣傳手段傳遍了整個西班牙，並且在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和親共產主義報刊上反覆報道。我要是想收集這些報道言論，可以寫整整一打書。
當時，他們就是這麼評價我們的：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叛徒、兇手、懦夫、間諜等。我承認這令人不快，尤其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抹黑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看着15歲的男孩被擔架抬下前線，從蓋着毯子裡露出一張慘白的臉龐，再想想倫敦和巴黎那些滑頭正在杜撰宣傳冊以證明這孩子是偽裝起來的法西斯分子，這實在讓人心裡不是滋味。戰爭最可怕的一點在於，所有的戰爭宣傳，所有的口號、謊言和仇恨總是來自那些沒有參加戰鬥的人。我在前線認識的加聯社黨民兵和先後遇到的國際縱隊共產主義者從未將我稱作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這些言論完全出自後方那些記者。那些寫小冊子攻擊我們，在報紙上醜化我們的人都安安穩穩地留在家中，最差也待在巴倫西亞的報館裡，離子彈和泥濘千里之遙。除了因黨派宿怨引起的誹謗之外，一切戰事、宣傳、英雄事跡、醜化敵人，通常都是由那些從不參加戰鬥或一開打就落荒而逃的人杜撰的。它讓我明白，左翼報紙同右翼報紙是一丘之貉，虛假偽善[10]。我的確覺得在我們這一方——政府陣營——這場戰爭和普通的帝國主義戰爭不同；但就戰爭宣傳的本質，你永遠猜不透。戰事剛開始，右翼和左翼報紙同時捲入謾罵流言的泥沼。我們都記得《每日郵報》的海報：「赤匪折磨修女」，而《工人日報》評論佛朗哥的外國軍團是一群「殺人犯、白奴販子、癮君子和歐陸各國的雜碎」。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仍在編造說法西斯的防線都是用活生生的小孩身體築成的（這種築防材料實在難找），阿瑟·布賴恩特先生宣稱，西班牙保皇黨人「鋸掉一個保守黨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飯」。寫這些東西的人從來不參加戰鬥，他們或許認為寫作能替代戰鬥。所有戰爭皆是如此，戰士打仗，記者搖旗吶喊，除了極短的宣傳旅行之外，一切偽愛國者從未接近前線戰壕。有時，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格局會令我稍感安慰。因為下一場大戰來臨時，我們或許會看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一名中彈的沙文主義者。
就記者而言，這場戰爭同其他戰爭一樣喧囂紛亂。但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記者並沒有對敵人展開激烈的口誅筆伐，反倒是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互相攻擊隨着時間的流逝愈演愈烈，遠遠超過了二者對法西斯分子的聲討。然而，當時的我並未十分在意。黨派鬥爭甚至令人作嘔，但在我看來這些爭執卻是開明民主的體現。我不相信這會改變任何東西，也不相信有什麼是真的無法調和的。我理解共產主義者和自由黨人反對推進革命，但我沒想到他們竟能令其倒退。
對這一點我有充分的理由。一直以來我都待在前線，而前線的社會和政治氛圍未曾改變。我從1月初離開巴塞羅那，直到4月下旬才離開前線。在此期間——事實上直到之後一段時間裡——在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部隊控制的阿拉貢地區，局勢始終如一，至少表面如此。革命氛圍如同我最初知曉的那樣始終未變。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依舊平等；人人同酬，衣着相同，食餐無兩，稱呼別人「你」和「同志」；沒有上級，沒有下級，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牧師，沒有屈膝諂媚者，沒有盲從愚忠者。我呼吸的是平等的空氣，我天真地以為整個西班牙都是如此。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僅僅是湊巧置身於西班牙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階級部隊中。
因此，當政治上受過更多教育的同志們告訴我，一個人不能用單純的軍事態度來看待戰爭，要在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時，我很想嘲笑他們。總的來說，當時我接受了共產黨人的觀點，簡而言之就是：「打不贏戰爭，革命免談」；而我並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觀點，即「我們必須前進，否則就會倒退」。之後，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觀點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要比共產黨人的觀點更正確，這並不完全是理論推斷。從表面上看，共產黨人的論點很有吸引力，可問題在於其實際行動令人很難相信他們是帶着堅定的信仰在前進。有一條口號時常被提起：「戰爭第一，革命靠後」，儘管普通加聯社黨民兵對此篤信不疑，堅信待贏得戰爭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但這實在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將西班牙的革命推遲至一個更恰當的時刻，而是確保革命永遠不會發生。隨着時間的推移，工人階級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各階層的革命人士被投入監牢，這一點也變得愈加明顯。每一項行動都打着軍事需要的旗號，因為藉口是現成的，而結果卻是將工人從有利位置趕走。待戰爭結束後，他們才會發覺已無法抵制重新推行資本主義。請注意，我所說的一切並非針對普通共產黨人，尤其是那些成千上萬英勇戰死在馬德里的共產黨人。但這些人無法影響政黨政策。至於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們卻是有目的的。
然而最終，即使革命失敗了，贏得戰爭依然是有價值的。我開始懷疑，從長遠來看，是否是共產黨人的政策帶來了勝利。似乎極少有人這樣反思，不同的政策或許適合戰爭的不同時期。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的2個月裡挽救了局勢，但超出某個節點之後，他們便無力組織抵抗行動；共產黨人或許在10月至12月間挽救了時局，但徹底贏得戰爭還需另當別論。在英格蘭，共產黨人的戰爭政策被毫無爭議地接受了，因為極少有批判意見會被允許出現在報刊上，而且它的基本路線——消除革命混亂，加快生產，部隊軍事化——聽上去是現實有效的。然而我們有必要指出其內在弱點。
為了遏制一切革命傾向，使戰爭儘可能像一場普通戰爭，就有必要放棄實際存在的戰略機遇。我已經描繪過在阿拉貢前線的我們是如何缺少武裝的。毋庸置疑，武器被刻意收繳以防止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可能會用這些武器發動革命。阿拉貢攻勢本可以令佛朗哥撤出畢爾巴鄂或馬德里，結果卻未能實現。不過相對而言，這只是小事一樁。更重要的是，一旦戰爭被定義為「為民主而戰」，那麼就不可能得到大量海外工人階級的支援。如果我們正視事實的話，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的冷漠態度。數萬人前來參加戰鬥，但數以千萬計的人卻隔岸觀火。在戰爭的頭一年，全體英國民眾據說向各種支援西班牙基金會捐助了約25萬英鎊——這個數目大約還不及他們一周內花在看電影上的錢的一半。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真正能夠幫助他們的西班牙同志的方式就是發起行業行動——罷工和抵制。這樣的情況卻始終未曾發生。各國的工黨和共產黨領導人聲稱那樣的做法是難以想象的。毫無疑問，只要他們聲嘶力竭地高呼「紅色」西班牙並不是「紅色的」，那麼他們就是正確的。自1914年至1918年以來，「為民主而戰」就附帶着一種不祥之意。多年以來，共產黨人教導各國的好戰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他們起初說「民主是一場騙局」，接着又呼籲「為民主而戰」，這麼做可不高明。因為有蘇聯這個大靠山在支持，假如他們不是以「民主西班牙」，而是以「革命的西班牙」的名義來吸引世界各地的工人，很難相信他們不會得到響應。
但最重要的是，假如採用非革命政策攻擊佛朗哥的後方，縱然並非不可能，卻十分困難。直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所控制地區的人口數依然多於政府所控制地區的人口數——如果將殖民地也計算在內的話，那麼差距就更大了——而雙方掌握的部隊數量大致相當。眾所周知，當自己的後方有敵對民眾存在，那麼在保住軍隊的同時就必須派出同樣龐大的部隊去保護通信系統，鎮壓肆意破壞等行為。因此，顯然佛朗哥的後方沒有爆發真正的人民運動。無論是城鎮工人還是貧困農民，很難想象佛朗哥轄區內的民眾會喜愛或需要佛朗哥。但隨着一次次右傾行為，政府的優勢逐漸減弱。摩洛哥的例子能說明一切。為何在摩洛哥沒有爆發起義？佛朗哥試圖建立臭名昭著的獨裁統治，而相比於人民陣線政府，摩爾人竟更加青睞佛朗哥。顯而易見，沒有人試圖在摩洛哥策劃發動起義，因為這麼做意味着將革命建立在戰爭之上。要讓摩爾人接受政府陣線的善意，第一步就必須宣布摩洛哥的解放。可以想象，法國人對此會感到多麼快樂！戰爭最佳的戰略機遇在安撫英法資本主義的空想中喪失殆盡。共產黨政策的傾向在於將這場戰爭化為一場普通的、非革命性質的戰爭，而政府在此政策中自然會遭受重創。對於這樣的一場戰爭，必須通過加強武器軍備的方式來取勝，也就是說，最終倚仗的是源源不斷的武器供給。蘇聯是政府方面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但相比意大利和德國，它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極大劣勢。或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口號——「戰爭和革命不可分割」並沒有聽上去那麼不切實際。
共產黨的反革命政策是錯誤的，對此我已經給出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對戰爭走勢的影響而言，我希望自己的判斷是錯的。我打心底里希望自己錯了。我希望能夠贏得戰爭，不管用什麼方式都行。當然，我們無從知曉會發生何事。政府可能會重新倒向左翼陣線，摩爾人可能會自發揭竿而起，英格蘭可能會決定收買意大利，戰爭也許會直接通過軍事途徑解決——這一切都無從知曉。我提出上述觀點，而時間會告訴世人，究竟我是對是錯。
不過在1937年2月，我的看法並非如此。我對阿拉貢前線的不作為感到厭惡，認為自己沒能履行應當承擔的戰鬥責任。我曾想起巴塞羅那的徵兵海報，上面以責備的口吻問過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麼？」我覺得自己只能這麼回答：「我已盡力了。」加入民兵隊時，我曾立誓要殺一個法西斯分子——畢竟，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幹掉一個法西斯分子，那麼他們很快就會被消滅殆盡——可我至今沒能實現自己的誓言，幾乎沒有機會讓我去完成它。當然，我想過前往馬德里。部隊裡的每個人，無論持何種政治觀點，都希望去馬德里。那樣的話，我或許就得加入國際縱隊，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在馬德里的部隊不多，而無政府主義者的部隊規模也不及以往。
當然，當時人們只能留在前線，但我告訴所有人，等我們可以離開時，我會加入國際縱隊，這意味着我將接受共產黨人的指揮。許多人試圖勸阻我，但沒人想要干涉。平心而論，考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