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加泰羅尼亞 - 第3章
喬治·奧威爾
將近3月底時，我的一隻手中了毒，不得不開刀綁繃帶。我必須前往醫院，可為了這麼一點小傷就把我送到謝塔莫實在不值得，因此我就留在蒙福特的一家醫院裡。這家所謂的醫院充其量不過是一處傷員處理站。我在那兒待了10天，有部分時間是在病床上度過的。醫院的醫師把我身上凡是值點錢的東西全偷走了，包括我的相機和所有照片。在前線，人人都有偷盜行為，這是物資匱乏帶來的必然結果，但醫院裡的偷盜行為總是最為惡劣。後來，在巴塞羅那的醫院裡，一位加入國際縱隊的美國人向我講述了他的經歷。他搭船來西班牙的途中，船隻被意大利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擊沉，負傷的他被人救到岸上，抬進救護車時，擔架員順手偷走了他的手錶。
手臂纏着繃帶的時候，我在鄉間散步，度過了幾天愜意的日子。蒙福特到處是泥石築成的屋舍，卡車駛過狹窄蜿蜒的巷道，路面好似月球坑窪的表面。教堂損毀嚴重，但還是被當作軍需倉庫。整個地區僅有兩處農莊——托雷洛倫索和托雷費邊——也僅僅只有兩座真正高大的建築，農莊的主人顯然曾是鄉間權傾一時的人物，他們的財富在農民骯髒屋舍的反襯下是多麼扎眼。河水後面靠近前線處有一座巨大的磨坊，還有一座農莊與之相連。看着這巨大昂貴的機器白白地生鏽報廢，木質麵粉滑道被劈成柴火，實在令人扼腕嘆息。之後，為了給後方部隊提供柴火，卡車載着成群的士兵前來系統地進行拆卸損毀。為了獲得木地板，他們曾直接在屋裡引爆了一枚手雷。拉格蘭哈是我們的倉庫和炊事房，這裡原先是一處修道院，有巨大的院子和外屋，占地至少1英畝[1]，還配有三四十根拴馬樁。從建築學角度而言，西班牙這片地區的農莊無可稱道之處，但那些由石灰浸過的石頭建成的農田建築，帶有圓形拱門和恢弘的頂梁，卻是高雅之所，工程建造遵循計劃，雖歷數個世紀未曾變更。有時，看着民兵們對待已攻占建築的方式，心底不禁會對往昔擁有建築的法西斯分子心生同情。在拉格蘭哈，閒置的屋子都變成了廁所——毀壞的家具和排泄物四散各處，真是可怕極了。毗鄰的小教堂的牆壁上彈孔遍布，地板上的糞便足有數英尺厚。在廚師們分配定量食物的大院子裡，到處都是鏽鐵罐、泥巴、騾糞和腐敗的食物。正應了那首軍中舊歌謠：
這兒有老鼠，老鼠，
老鼠大如貓，
躲在指揮倉庫里！
拉格蘭哈的老鼠當真是大如貓，至少差不太多，這些肥碩的畜生在遍地的糞便上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除非開槍射擊，不然這些猖狂的東西根本不會逃跑。
春天終於來了。藍色的天空更加柔和，空氣也突然變得清新宜人。青蛙在水溝里交配。在村里騾子的飲水池周圍，我發現了通體翠綠的青蛙，只有1便士硬幣大小，它們看上去是如此晶瑩，令旁側碧綠的嫩葉相形見絀。農家的孩子會提着小桶出去抓蝸牛，然後把它們放在鐵板上烤着吃。天氣甫一好轉，農民們便着手春耕。西班牙土地革命的情狀迷霧重重，這種情況十分典型，我甚至無從知曉，究竟是實行了土地集體化，還是農民們自行劃分了土地。這裡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控制區，所以理論上來說，我想應該是實行了土地集體化。無論如何，地主們已不見蹤影，田地得到耕種，人們似乎心滿意足。農民們對我們表現出的友善一直令我感到驚訝。對一些老人來說，戰爭一定顯得毫無意義，只會造成物資匱乏，生活淒涼乏味。即使是在情況最好的時候，農民們也討厭部隊駐紮在他們的土地上。然而，他們始終都表現得很友好——依我估計，原因在於無論我們有多麼令人難以忍受，畢竟替他們趕走了曾經的地主。內戰是奇特的。韋斯卡距此不到5英里，是當地人趕集的城鎮，他們在那兒都有親戚，每周都會去那兒兜售自己養殖的家禽和種植的蔬菜。而眼下，整整8個月的時間裡，倒鈎鐵網和機槍成了橫亘在兩地之間的障礙。偶爾，舊日時光會在他們的記憶中閃現。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婦人交談，她有一盞西班牙人燒橄欖油的鐵製小燈。我問：「到哪裡才能買到一盞這樣的燈呢？」「在韋斯卡能買到。」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隨後我們倆都笑了。村裡的姑娘們都是活潑的可人兒，披着如煤炭般烏黑的長髮，步伐雀躍，豪邁直爽的氣度或許便是革命的副產品。
男人們穿着破舊的藍色襯衣和黑色燈芯絨馬褲，戴着寬沿草帽，騾子有節奏地扇着耳朵，而男人們則跟在騾子後面耕作田地。他們的犁糟透了，只能翻土，無法犁出我們所說的犁溝。所有的農具都很陳舊，讓人不免心生同情。這裡的一切都根據金屬的價值貴賤來管理。比如，一把破犁補了又補，直到最後上面儘是修補的痕跡。犁耙和草叉是木製的。在這群很少穿過靴子的人中，壓根沒人知道鐵鍬是何物。如同在印度的情況一樣，這兒的人用一種原始的鋤頭來刨土。有一種犁耙則令人仿佛直接回到了石器時代。這種犁耙由許多木板拼接而成，約有一張廚房桌那麼大，每塊木板上都打了成百上千個小孔，裡面塞着燧石，所有石塊都被打磨成型，恰似上萬年前人們打磨的石器一般。我記得，當我在無人的荒地一處廢棄的棚舍里第一次看到這東西時，內心是多麼駭然。費盡心思捉摸了好半天，總算弄明白這是一把犁耙。想到製作這麼一件農具所耗費的心血，我的心裡很不痛快，是貧窮迫使農民不得不用燧石代替鋼鐵。從此，我對工業主義的態度變得更加積極。不過，村里倒有兩輛新式農用拖拉機，不用說，肯定是從某個大地主那裡收繳來的。
有那麼一兩回，我來到豎立着圍牆的小墓地，那兒離村子約摸1英里。前線犧牲的士兵通常都被送到謝塔莫，埋葬在這裡的則是村裡的死者。這兒同英國的墓地有着天壤之別。這裡對死者毫無尊重可言。灌木和雜草瘋狂地生長，遍地都是人骨。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儘管墓碑上的立碑日期都在革命爆發之前，但碑上幾乎全無宗教銘文。我印象中只有那麼一次，看到經常出現在天主教教徒墓碑上的「為某某的靈魂祈禱」的字樣。大多數銘文都是純粹世俗意味的，內容是稱頌死者美德的滑稽詩歌。四五座墓碑中大約只有一座刻着小十字架或刻着粗略提及天堂的字眼，且通常已被孜孜不倦的無神論者用鑿子鑿掉了。
這令我觸動很大，西班牙這一地區的人們肯定沒有宗教感情——我指的是正統的宗教意識。奇怪的是，我在西班牙期間從未見到有人比劃十字。無論革命與否，你會認為這一動作是本能的。顯然，西班牙教會將捲土重來（正如俗話所說的，夜晚和傳教士總會歸來），但毫無疑問，革命爆發時，教會崩塌瓦解的程度，即使連同樣日薄西山的英格蘭教會看來也會覺得不可思議。對西班牙人而言，教會在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毫無疑問已經搖搖欲墜。基督教信仰可能已在某種程度上被無政府主義所取代，後者的影響被廣為傳播，影響甚廣，無疑也帶有些許宗教氣息。
我從醫院回來的那天，部隊將陣地推進了1000碼，這才是真正合適的據點。陣地毗鄰一條小溪，離法西斯分子的陣地有數百碼遠。這項行動早在數月前就該執行了。之所以現在行動，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們正在攻擊哈卡要道，而我們在這一地區向前推進能牽制敵人的部隊。
我們有60到70個小時沒有睡覺了，我的記憶力開始退化，或者說腦海浮現的只是一系列畫面。我們在距離卡薩弗朗塞斯100碼的無人荒地執行監聽任務，那裡是法西斯陣地上的一處加固農舍。我們在可怕的沼澤中潛伏了7個小時，身體在長滿蘆葦且惡臭撲鼻的泥水中愈陷愈深。蘆葦的臭味，叫人麻木僵直的寒冷，夜空中靜止不動的星辰，沙啞的蛙鳴，儘管是4月天，但這卻是我記憶中在西班牙最冷的一個晚上。我們後方僅100碼處，作業隊正在加緊構築工事，但除了蛙鳴，萬籟俱寂。那天晚上，我只聽到一次聲響——鐵鍬拍打沙袋發出的熟悉的聲音。西班牙人能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團隊壯舉，真是叫人感到奇怪。整個行動計劃周詳，7個小時內，600名士兵構築了1200米長的壕溝和防護牆，距離法西斯陣線150碼至300碼不等，行動過程是如此隱秘，以至於法西斯分子毫無察覺，整個晚上僅有一人負傷。當然，第二天受傷的人數有所增加。每個人都分配到了任務，甚至連炊事房的勤務員也在工事完成後迅即送來了一桶桶兌了白蘭地的葡萄酒。
黎明時分，法西斯分子才猛然發現我們的存在。儘管相距200碼，卡薩弗朗塞斯白色的方形堡壘好似聳立在我們之上，而堵着沙袋的窗戶口裡成排的機槍就像是直指着底下的戰壕。我們都站在那兒，緊緊盯着機槍，心中納悶為何法西斯分子瞧不見我們。突然，密集的彈雨朝我們襲來，所有人都飛也似的跪在地上，發瘋一般刨挖戰壕，加深壕溝，在內部挖出小小的藏身洞。我的手臂還綁着繃帶，因而不能挖工事，那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讀一則偵探故事——名字叫《失蹤的放貸人》。我已記不起故事的情節，但坐在那裡閱讀的感受卻依舊清晰。我身下是壕溝底部潮濕的泥土，我的雙腿不停變換位置，以便士兵們在戰壕中躲閃，子彈在頭頂一兩英尺處發出噼噼啪啪的爆裂聲。托馬斯·帕克的大腿根部中了彈，就像他說的，他恐怕要因此獲得英國傑出服役勳章了。整條戰線傷亡不斷，但如果敵人在那天晚上發現我們的話，結果會慘烈得多。後來，一名逃兵告訴我們，有5名哨兵因當晚玩忽職守而被處決。如果敵人主動調來幾門迫擊炮，他們當時也能把我們消滅殆盡。將傷員抬到狹小擁擠的壕溝里十分困難。我見過一個可憐的傢伙，他的褲子已浸透了鮮血，血水從擔架上流下來，傷員在痛苦吃力地喘氣。他必須被抬着走很長一段距離，約1英里甚至更遠，因為即使在道路暢通時，救護車也不敢過分靠近前線。如果離得太近，法西斯分子會開槍射擊——毫無疑問，在現代戰爭中，原則上講沒人會用救護車來運送軍械。
第二天，我們在托雷費邊準備發動進攻，可無線電在最後一刻傳來了取消行動的命令。我們等候的穀倉里，地上是淺淺的一層糠麩，底下是厚厚的一層骨頭，人骨和牛骨混雜在一起，老鼠橫行。這些骯髒的東西在各個角落上躥下跳。如果要說我最痛恨的一件事，那就是黑夜中有隻老鼠從我身上躥過。不過，我抓到過一隻老鼠，給了它重重的一擊，送它上了西天，可真痛快。
我們在距離法西斯防護牆50至60碼處等待進攻的命令。士兵們排成一排，蹲伏在灌溉渠里，手握刺刀，從縫隙中向外張望，眼白在黑夜中閃爍着光芒。科普、本傑明和另一個傢伙蹲在我們身後，那個傢伙的肩上扛着一台無線電接收機。西方地平線上，伴隨着玫瑰色的機槍火光，每隔數秒就有巨大的爆炸。接着，無線電里傳來噗噗噗的雜音，低得好似耳語的命令要求我們等待適當的時機撤退。我們照做了，但還是不夠迅速。伊比利亞共產主義青年團（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青年團，相當於加聯社黨的社會主義統一青年團[2]）的12個可憐的孩子距離法西斯分子的防護牆僅僅40碼距離，他們未能在黎明前找到機會逃脫。他們不得不在那裡趴了一整天，因為僅有少量野草遮蓋，他們稍有移動，法西斯分子便開槍掃射。至夜幕降臨，他們中的7人喪命，剩餘5人得以趁夜色逃脫。
之後許多天的早晨都能聽到無政府主義者攻擊韋斯卡另一側的聲響。那聲音總是相似。突然，同時響起數十枚炸彈爆炸的震天響聲——甚至幾英里外都能聽到那爆炸聲——接着傳來大量步槍和機槍的隆隆聲，連續不斷的巨響同鼓聲有着奇特的相似之處。漸漸地，交火迅速在韋斯卡周邊所有陣地蔓延開來，我們則跌跌撞撞地躲進戰壕，睡意矇矓地斜靠在防護牆上，而劣質的槍彈則從我們頭頂漫無目標地飛過。
白天的槍聲時斷時續。我們當時的炊事房托雷費邊遭到炮彈襲擊，部分已被摧毀。奇怪的是，當你在安全距離外觀看炮火時，總是希望炮手能命中目標，哪怕目標正是你的飯食和同志。那天早晨，法西斯分子的准心不錯，可能操作的是德國炮手。他們對托雷費邊實行了精確打擊。一發炮彈落在目標後方，一發落在前方，之後的炮彈將屋椽炸向空中，一塊纖閃石自天空落下，好似一張缺了角的撲克牌。接下來的一發炮彈將建築的一角整齊地削掉，就像巨人手起刀落。不過，廚師們還是準時做好了飯——這是值得銘記的功績。
日子一天天流逝，那些看不着但聽得見的火炮聲都有其獨特的個性。有2門蘇制75mm口徑火炮架在我們後方很近的地方，不知怎地，這讓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胖子擊打高爾夫球的景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蘇制火炮——準確地說是聽到。它們彈道很低，速度非常快，因而炮彈出膛的聲響、破空聲和爆裂聲幾乎是同時傳進我的耳朵。蒙福特後方有2門重型火炮，每天都要發射數次，發出的炮響低沉壓抑，好似遠處被縛的怪獸發出的嘶吼。在阿拉貢山上，政府軍去年攻下了一座古堡壘（據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這處要塞是通往韋斯卡的咽喉要道，配備了重型火炮。要塞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世紀。巨大的炮彈飛行得十分緩慢，以至於讓人覺得自己完全能跟在它旁邊並排奔跑。這門火炮發射的聲響同人在騎車時吹口哨的聲音實在是像極了。儘管口徑狹小，迫擊炮發出的聲響卻是最可怕的。它們的炮彈實際上是一種有翼魚雷，外形像酒吧里投擲的飛鏢，大小好似1夸脫[3]容量的酒瓶，爆炸時發出可怕的金屬迸裂聲，如同生鐵製的大圓球在砧板上被擊碎一般。有時，我方的飛機會飛過頭頂，投下的炸彈所發出的巨大迴響令2英里外的土地也顫抖不止。法西斯分子的防空火炮在天空留下圖案，就像劣質水粉畫出的小小雲彩，但我從沒見過它們擊中飛機周圍1000碼距離之內。當一架飛機俯衝直下，用機槍掃射時，從下面聽來好似鳥兒振翅的聲音。
我們這一區域沒有發生太多戰事。我們右側200碼處，法西斯分子駐守在高地，他們的狙擊手殺死了我們幾名同志。左側200碼處溪流上有座橋，法西斯分子用迫擊炮與在橋另一頭修築水泥路障的士兵進行對決。可惡的小炮彈在空中飛也似的打來，叮——轟！叮——轟！炮彈落在瀝青路上時，發出的噪聲倍加恐怖。站在100碼以外，你就可以安全地欣賞泥土和黑煙在空中飛舞，恰似魔法樹一般。白天大部分時間裡，橋周圍那些可憐的傢伙都瑟縮在壕溝里挖出的藏身洞中。不過，傷亡比預計的少，路障——2英尺厚的水泥牆也很快豎立起來，並為2挺機槍和小野戰炮預留了射擊孔。水泥牆還用舊床架進行了加固，這顯然是唯一可用的鐵器了。
[1]
英畝，面積單位。1英畝約為0.40公頃。
[2]
社會主義統一青年團，成立於1936年，是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和西班牙共產黨合併後建立的青年組織。
[3]
夸脫，容量單位。1夸脫約為1升。
第七章
某天下午，本傑明告訴我們他需要召集15名志願者，當晚將對法西斯防守陣地發起攻擊。這次突襲本來早有計劃，上一次卻在執行前被取消了。我用油擦了擦那10顆墨西哥製造的子彈，又把我的刺刀抹髒（如果刺刀反光得太厲害，會暴露你的位置），然後將一大塊麵包、3英寸長的紅腸和一支雪茄塞進包里。雪茄是我妻子從巴塞羅那寄來的，我珍藏了很久。我們每個人領到了3枚手雷。西班牙政府終於能夠製造出像樣的手雷了。這種手雷是依照米爾斯手雷的原理製造出來的，不同的是，它有兩個保險銷。拉開保險銷後，手雷過7秒鐘才會爆炸。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其中一個保險銷很緊而另一個很鬆。你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把兩個保險銷保持在原處不動，那麼在緊急時刻就很可能拉不出那根緊的；要麼先把緊的保險銷拉出來，可這樣就會陷入長時間的焦慮，生怕這手雷在口袋裡就爆炸。不過這種手雷體積小，扔起來很方便。
接近午夜時分，本傑明領着我們15個人前往托雷費邊。從傍晚開始，大雨滂沱。灌溉渠里的水一直向外溢，一旦你踉踉蹌蹌跌入溝渠，水就會沒過腰際。大雨傾盆而下，漆黑之中，隱約可見一群人在農莊裡等我們。科普先用西班牙語，後用英語進行了一番演說，並闡述了這次攻擊的行動計劃。法西斯分子的戰壕在這裡形成了一條「L」形的彎，而我們需要攻擊的那座堡壘就在這「L」形拐角的山丘上。參加這次行動的大約有30人，一半是英國人，一半是西班牙人，由我們營（軍隊裡一個營大約有400人）的指揮官豪爾赫·羅加和本傑明帶領，準備匍匐而上剪斷法西斯分子的鐵絲網。豪爾赫會先扔出一顆手雷作為信號，剩下的人跟着發動一連串的襲擊，把法西斯分子從堡壘中逼出來，並趕在他們集結之前占領這座堡壘。與此同時，70名突擊隊戰士將攻擊右側200碼之外法西斯分子的另一個陣地，兩個陣地間由一條交通壕相連。我們得戴着白色臂章作為辨認標誌，以防在黑暗中誤傷自己人。這時一個信使跑來報告說這裡沒有可做臂章的材料。黑暗中，一個聲音喃喃道：「我們難道不能讓法西斯分子戴上臂章麼？」
離正式行動還有一兩個小時。騾廄旁的穀倉被炮火摧毀得太嚴重，沒有燈無法在裡面走動。一半的地板都被彈片炸飛了，地板之下的石板上也被炸出了一個20英尺深的坑。有人找到了一柄鶴嘴鋤，撬開了一塊燒毀嚴重的地板。不過一會兒，我們就生起了火，濕漉漉的衣服在火堆旁開始冒蒸汽。還有人掏出了一副牌。就像其他戰時特有的謠言一樣，據說要給大家分發摻着白蘭地的熱咖啡的謠言散播開來。我們迫不及待地排隊從搖搖欲墜的樓梯上走下來，在院子裡到處遊蕩，想打聽哪兒能找到咖啡。唉！其實根本沒有咖啡嘛！不僅沒有咖啡，他們還讓我們集合，呈單列列隊。豪爾赫和本傑明很快衝入了黑暗中，我們其他人緊跟而上。
雨還在下，周圍一片漆黑，不過風倒是停了。道路泥濘不堪，甜菜地間的那條小徑簡直就是泥漿鋪成的，滑得像油膩的獨木橋，到處都是大水窪。在離開我們自己的陣地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每個人都跌倒多次，步槍上沾滿了泥漿。一小群人已經先期抵達前沿陣地，他們是我們的後勤隊，還有醫生帶着擔架。我們列隊穿過防護牆的缺口，費了好大勁才趟過一條灌溉渠。嘩啦！咕咕！水又一次漫過了我們的腰際，又髒又黏的泥漿滲進靴子。豪爾赫站在前面的草地里，等待我們全部順利通過水渠。接着，他俯下身子開始慢慢前進。法西斯分子的陣地離我們只有150碼遠，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屏住呼吸悄悄地靠近。
我、豪爾赫和本傑明走在隊伍的前面。我們貓着身子，仰着臉觀察前方，在一片黑暗中緩緩向前，一步比一步緩慢。雨點輕輕地打在我們的臉上。我回頭瞥了一眼，離我最近的人弓着身子，像巨大的黑蘑菇一樣徐徐挪動。每次我的頭稍一抬高，緊緊貼着我的本傑明就會嚴厲地在我耳邊輕聲說：「把頭低下！把頭低下！」我本想告訴他不必擔心，憑經驗，我知道在黑夜裡無法看清20步之外的人。相比把頭低下，悄然無聲地前進更為重要。如果發出聲響被他們聽見，我們就完了。他們會在黑暗中用機槍掃射，我們除了逃跑就只有送死。
然而，在泥濘的地面上前進，想不發出任何聲響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腳都會陷進泥漿里，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最糟糕的是，儘管雨還在下，風卻停了，夜晚因而顯得十分寧靜，任何聲響都會在這寂靜中迴蕩很久。最可怕的一次是我不小心踢到了一個罐頭，我本以為數英里之內的法西斯分子肯定會聽見。幸好什麼都沒發生，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人開槍，法西斯陣地里沒有一點動靜。我們繼續貓着腰前進，越來越慢。我實在無法表述出自己多麼渴望到達敵方陣地。只要在敵人發現我們之前到達手雷的襲擊範圍內就行了！在這種時刻，你不會感到一絲恐懼，滿腦子都是一種強烈的近乎絕望的渴望，想着儘快到達敵人的陣地。這和我打獵時逼近野獸的感覺很像，同樣痛苦地期盼能快點到達捕獵距離內，也同樣如做夢般確定那不可能實現。這段距離怎麼感覺這麼長！我對這片地形很了解，僅僅只有150碼，感覺卻有一英里遠。當你以這般緩慢的速度行進時，就像是一隻螞蟻爬行在一望無際、起伏不平的土地上。一會兒是茂密而平滑的草地，一會兒是黏糊糊的黏土，還要避開沙沙作響的草叢，成堆的石頭幾乎讓你絕望。想不發出任何動靜地到達敵人的陣地根本不可能。
我們弓着身子走得太久，以至我懷疑我們走錯了方向。黑暗中，我隱約看見一些深色的相互平行的線，那就是法西斯陣地的外圍鐵絲網（他們會設置兩道鐵絲網）。豪爾赫跪在地上，在口袋裡摸索着。我們唯一的鋼絲鉗在他的口袋裡。咔嚓，咔嚓。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剪斷的鐵絲放在一邊，等待隊伍末尾的人跟上。他們發出了極大的聲響。現在離法西斯分子的堡壘也許只剩50碼了。我們貓着身子繼續前進，小心翼翼地邁着步子，像貓靠近鼠洞一樣輕輕地落腳，停下腳步側耳傾聽，確定敵方沒有任何動靜再邁出下一步。有一次我抬起了頭，本傑明一聲不吭地用力按下我的肩。下一道鐵絲網距離敵人的堡壘也就20碼左右。30個人要神不知鬼不覺地到那兒簡直不可思議，單是呼吸聲就足以暴露我們。不過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做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堡壘近在眼前，一個黑色的巨大物體隱約浮現在我們前上方。豪爾赫再一次跪在地上，從口袋裡掏出鋼絲鉗。咔嚓，咔嚓，悄無聲息地剪斷鐵絲網。
內圍的鐵絲網也被剪斷。我們加快速度，從剪斷的網中爬過。如果有時間在這裡部署的話會更順利。豪爾赫和本傑明向右爬去，而後面分散開的人要想從鐵絲網上窄小的破口中爬過，就得呈一列縱隊。就在此時，伴隨着一道亮光，法西斯的堡壘中傳出了槍聲。哨兵終於循聲發現了我們。豪爾赫單膝跪地，平衡了一下身體，像投球手那樣掄起胳膊。砰！手雷在防護牆後爆炸了。很快，10到20支步槍同時開火，轟鳴的槍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堡壘中傳出。畢竟，他們時刻在提防着我們。頃刻間，每個沙袋在火光中都清晰可見。後方離我們很遠的同志們開始投擲手雷，可是有些手雷在離堡壘尚有一段距離的時候就爆炸了。敵方壁壘上的每個射擊孔都噴射着火焰。在黑暗中遭射擊是最讓人頭疼的事，每道火光閃過都讓人感覺步槍是在瞄準自己。不過這一切都還不及手雷糟糕。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手雷在身邊爆炸的感覺，就無法想象出這玩意兒有多可怕。白天時，只有爆炸聲，而黑夜中，你還要忍受那灼眼的紅光。在敵人第一波掃射時我就立即臥倒了。我側身躺在黏糊糊的泥漿中，一邊還在笨拙地試圖拉開手雷的保險銷。可這該死的東西怎麼都拉不出來，我最後才意識到擰反了方向。拉開保險銷，起身跪着，用力擲出手雷之後，我再次立即臥倒。這顆手雷在我右側的壁壘外爆炸，而我的手臂也被火焰灼傷。與此同時，另一顆手雷在我的前方爆炸，距離如此之近，我甚至能感覺到爆炸產生的熱浪。我立即緊貼地面把頭埋進泥漿里，動作幅度太大還扭着了脖子，疼痛感讓我以為自己負傷了。喧囂之中，我聽見身後有人用英語輕聲說道：「我中彈了。」這顆手雷讓我周圍的很多戰友都受了傷，偏偏沒有傷到我。我再次起身跪地，扔出第二顆手雷，不過現在已經記不起這顆落在了哪兒。
法西斯分子們在開火，我身後的戰友們也在開火，我很清楚自己被夾在了中間。感覺一顆子彈飛過之後，我意識到一個戰友正在我後面開槍。我立刻站起來衝着他喊：「你個笨蛋，別對着我開槍！」正喊着，我看見了本傑明，他在離我10到15碼的地方，正在向我揮手，示意我跑到他那兒去。這意味着我得穿過這陣槍林彈雨。起跑之前，我用左手拍了拍臉。這實在是個愚蠢的動作，仿佛一隻手就能阻擋子彈似的。我真的很害怕面頰被射中。本傑明跪在地上，一副興奮而又殘酷的表情，用自動手槍瞄準那些閃光處射擊。豪爾赫在敵方第一波掃射時就受傷倒地了，此時已不知所蹤。我跪在本傑明身旁，拉開保險銷，扔出了我的第三顆手雷。啊！不用懷疑，這顆手雷在堡壘內部爆炸了，就在機槍掩體旁的角落裡。
法西斯分子的火力似乎頓時減弱。本傑明猛地站起來叫道：「前進！沖啊！」我們衝上了堡壘所在的陡坡。雖然我用了「沖」這個詞，實際上說「笨拙地爬上去」會更合適。因為渾身濕透，從頭到腳都是泥漿，還背着一支沉重的步槍、一把刺刀和150發子彈，根本沒法走快。我琢磨着法西斯分子一定在堡壘頂端嚴陣以待，如果他們開槍的話，我肯定會中彈。不過我倒不太希望他們開槍，更希望他們用刺刀攻擊。我能想象出用刺刀搏鬥的情景，還想着他們的臂力會不會比我更強。然而，堡壘頂部並沒有法西斯分子。意識到這是一座低矮的堡壘，那些沙袋也提供了很好的立足點，我感到些許輕鬆。按理說跨過這些障礙物是很困難的。堡壘內的一切都被炸得粉碎，到處是倒塌的橫樑，纖閃石瓷磚的碎片遍地。我們的手雷炸毀了所有的臨時營房和防空壕，可我們還沒看到一個活人。我猜想敵人都潛藏在地下，便用英語（那時竟想不出一句西班牙語）吼道：「快出來！投降吧！」無人應答。接着，昏暗中，一個模糊的身影從一處被炸壞的營房頂部跳出來，一下子躥到左邊。我立馬跟上去，在黑暗中用刺刀笨拙地亂戳。繞過營房的角落，我看見一個人順着通向法西斯另一陣地的交通壕逃走了，不過不確定這和我之前看到的是不是同一個人。我看得這麼清楚，當時一定離他很近。他沒戴頭盔，除了雙手緊緊抓着裹在肩上的毯子之外，好像什麼都沒穿。如果我當時開槍，他一定會被打死。可是因為害怕誤傷己方，我們進入堡壘之後只允許用刺刀。再者，無論如何我當時也沒想到用槍。相反，我當時想到了20年前，學校里的拳擊老師用生動的手勢向我們展示他當年是如何在達達尼爾海峽刺傷一個土耳其人的。我握着步槍的底端，刺向了那人的背部，只差一點點就可以刺中。我又刺了一次，結果還是差了一點兒。我們倆就這樣跑了一小段，他在戰壕里逃，我在路面上追，一邊還用刺刀試圖戳他的肩部，可是始終沒夠着。日後想來，這一段挺滑稽的，當然對他來說也許沒這麼好笑。
他顯然比我更了解地形，不過一會兒就從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回到陣地時，大家都在吵吵嚷嚷。槍擊聲聽起來沒那麼激烈了。法西斯分子們依舊從三個方向朝我們猛烈開火，不過距離更遠。
我們暫時擊退了敵軍的火力。我還記得自己以神諭似的口吻說：「我們還能控制這個地方半小時，沒法再久了。」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說是半小時。從右邊的防護牆望過去，可以看到無數步槍開槍時的綠光射穿黑暗的夜空。不過那些火光離我們很遠，有100到200碼。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搜索這片陣地，拿走一切能拿的戰利品。本傑明和其他人已經開始在堡壘中間的大營房和防空壕的廢墟中找尋了，他踉蹌地從燒毀的頂棚上走下來，興奮地拖着一盒彈藥。
「同志們！彈藥！這兒有好多彈藥！」
「我們不要彈藥，我們需要步槍。」一個人說道。
這倒是事實。我們中一半人的步槍都被泥漿堵住了，根本沒法用。雖然可以清理，可是在黑暗中拔出槍栓實在太危險，弄不好就再也找不到槍栓了。我有一個很小的手電筒，是我妻子設法從巴塞羅那買到的，這是我們身邊唯一的照明光源。有些人斷斷續續地衝着遠處黑暗中那些綠光開火。大家都不敢連續射擊，因為即使是最好的步槍，如果過熱也容易堵塞。堡壘里有16個人，其中一兩人負傷了。很多受傷的人，不管是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都躺在堡壘的外面。一個來自貝爾法斯特的愛爾蘭人帕特里克·奧哈拉受過些急救訓練，他拿着繃帶來回跑動，替傷員包紮傷口。每次他跑回堡壘時總會被當成是敵軍遭到誤射，即便他每次都氣得大喊：「我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
我們開始搜索陣地。地上躺了幾具死屍，我並沒有停下來仔細檢查。我留心搜尋的是機槍。我們趴在堡壘外等待時機的時候，我就疑惑為什麼他們的機槍沒有開火。我用手電筒照進機槍槽，大失所望，機槍根本不在那兒。只剩下三腳架、一些彈藥盒和一些備用的零件，機槍不見了。他們一接到警報就把槍卸下運走了。他們無疑是遵從了上級命令，不過這倒是挺窩囊挺愚蠢的，如果他們把槍留在堡壘內，完全可以把我們全部幹掉。我們為此都很氣憤，大家着實太渴望擁有機槍了。
我們用刺刀到處亂戳，依舊沒發現什麼有用的東西。地上散落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手雷，我拿了幾個放在口袋裡作戰利品。這是種很低級的手雷，只要拉出一根線就能引爆。我被法西斯防空壕內這一派貧困的景象震驚了。在一般防空壕里能看到的備用軍裝、書、食物以及士兵們瑣碎的個人用品，在這兒統統沒有。看來，這些被強征入伍還沒有報酬的士兵們，除了毛毯和一些浸了水的麵包之外一無所有。在堡壘的最遠端有一個很小的防空壕，稍稍高出地面，有一扇小小的窗戶。我們用手電筒照着窗戶往裡看，一下子歡呼起來。一個套着皮套的圓柱體斜靠在牆上，大概有4英尺高，直徑有6英寸，明顯是機槍的槍管。我們立即衝上去，進了門，卻發現套着皮套的並不是機槍。不過對於我們這支如此缺乏武器的隊伍來說，皮套里的東西比機槍更珍貴。這是一個巨大的望遠鏡，至少可以放大六七十倍，還有一個摺疊的支架。我方的陣地上肯定不會有如此規格的望遠鏡，我們又恰恰急需它。我們得意洋洋地把它抱出來斜靠在牆上，以便待會兒搬走。
突然有人大喊道：「法西斯分子正在包圍我們。」確實，交火的喧囂聲越來越大。不過法西斯分子肯定不會從右面反擊，因為那樣的話他們得穿過無人地帶來進攻他們自己的堡壘。如果他們還有點理智的話，會從陣地內側對我們進行反擊。我跑到防空壕的另一側。法西斯的這處陣地大約呈馬蹄狀，防空壕在中間，左側還有一面防護牆可以掩蔽我們。激烈的槍聲正是從那個方向傳來，不過威脅並不大。真正的危險在前方，因為前方沒有防護措施。一波子彈剛剛從我的頭頂飛過。這些子彈肯定是來自較遠的另一處法西斯分子陣地，顯然我們的突擊部隊並沒能將其拿下。這一次槍聲震耳欲聾，如連續的擊鼓聲，是由大批步槍開火發出的。類似的聲音我以往從遠處聽過，這次是真的身臨其境。到此時為止，交火的戰線已經延伸至數英里。道格拉斯·湯普森斜靠在防護牆上，用一隻手拿槍瞄準那些火光射擊，他的另一隻受傷的手臂懸着，幫不上任何忙。一個自己的步槍卡殼的士兵在幫他裝彈。
我們這兒有四五個人。我們很清楚必須做什麼：從前面的防護牆拖出沙袋，堆積在沒有任何防護的一側，以築起一道防護牆。我們必須得手腳快點。現在的火力很大，不過隨時可能小下去。藉助周圍的火光，我能看出敵方有一兩百人。我們開始鬆動沙袋，搬到前面20碼的地方，再把它們堆積起來。這是個苦差事。這些沙袋很大，每個都有1英擔[1]重，要想把它們撬松就得使盡全身的力氣。在這個過程中，腐爛的麻袋會破裂，潮濕的沙子瀑布般地撒滿全身，灌進領口和袖子裡。我依稀記得自己當時對一切都充滿憎惡：混亂、黑暗、可怕的喧囂，在泥中滑來滑去，與破裂的沙袋較勁——步槍也礙手礙腳，但由於害怕弄丟，又不敢把槍放下。我和另一個人踉踉蹌蹌合搬一個沙袋時，我甚至衝着他喊：「這就是戰爭！是不是很殘忍！」突然，幾個高大的身影接連跳進我們前面的掩體裡。待他們走近，我從制服辨認出他們是我們的突擊隊員。我們歡呼着，以為援軍來了，哪知道只來了4個人，3個德國人和1個西班牙人。
我們事後才得知突擊部隊的事。由於不熟悉地形，他們在黑暗中摸錯了地方，被法西斯的鐵絲網困住，很多人陣亡。這4個人是途中掉隊的，幸運地保住了性命。這3個德國人不會說一句英語、法語或者西班牙語。我們只能艱難地比劃着向他們解釋我們在做什麼，讓他們幫着一起修築掩體。
這時法西斯分子搬來了一挺機槍。一兩百碼外，槍口噴出的火焰像爆竹一樣，子彈連續不斷地朝我們呼嘯而來。不一會兒，我們搬來了足夠多的沙袋建成一堵低矮的防護牆，足以掩護我們在陣地這邊的人臥倒開火。我跪在其他人身後。一枚迫擊炮彈旋轉着飛過，在無人之地爆炸。迫擊炮是另一大威脅，不過他們得花些時間摸准我們的位置。我們現在不必再和那些討厭的沙袋較勁了——其實搬沙袋在某種程度上也挺有趣——然而依舊得忍受噪音、黑暗和逼近的火光，我方也在對着那些火光回擊。我甚至還有時間思考些什麼。我記得當時我尋思着自己到底害不害怕，答案是否定的。在攻擊堡壘之前，我倒是有些膽戰心驚，儘管那時所面臨的危險遠不及現在。突然又有人喊道：「法西斯分子在包圍我們。」這次是千真萬確的，那些步槍發出的火光越來越近，有一道火光甚至離我不到20碼。很明顯敵方在沿着交通壕進攻。在20碼的距離內，他們的手雷命中率很高。我們八九個人擠在一起，只要有一顆手雷命中就能把我們全部炸得粉碎。鮑勃·斯邁利突然站起來扔了顆手雷，他臉上的小傷口一直在流血。我們立刻彎下身子等待手雷爆炸。手雷在空中划過，導火索嗞嗞作響，泛着紅光，但並沒有爆炸。這些手雷中至少有1/4都是啞彈。我手上只有法西斯分子的那些手雷，而我又不清楚該如何使用。於是我大聲問其他人誰還有多餘的手雷。道格拉斯·莫伊爾在口袋裡摸索了一陣，遞給我一個。我扔出去便立即掩面趴下。真是撞了大運，這顆手雷正好命中敵方。隨着一聲爆炸的轟鳴聲，不遠處緊接着傳來了惡魔般的慘叫和呻吟。不管怎樣，我們炸到了一個敵人，我不確定他最後有沒有死，但肯定受了重傷。可憐的傢伙！聽見他的慘叫，我隱約有些難受。就在同時，藉助那些步槍開火發出的微弱的光線，我看見火光不遠處站着一個人，或許只是自以為看見了。我舉槍便射，接着又是一聲慘叫，似乎還是剛才那個被手雷炸傷的人。戰友們又扔出了一些手雷。下一波火光已經離我們很遠了，至少100碼之遙。看來，我們暫時擊退了他們。
每個人都開始咒罵，質問究竟為什麼還不派援軍。只要給一挺衝鋒鎗，或者20名帶着不堵塞的步槍的援兵，我們就能守着這處陣地抵抗敵方一個營。這時，本傑明的副官帕迪·多諾萬跳入前面的防護牆，來傳達命令。
「喂！快出來！所有人立即撤退！」
「什麼？」
「撤退！快出來！」
「為什麼？」
「這是命令。立即撤回我們自己的陣地。」
說着，大伙兒已經從前面的防護牆裡爬了出來。有些人在試圖搬動一個很重的彈藥盒。我想起了那個被我斜放在另一處防護牆邊的望遠鏡。但就在這時，我看到那4個突擊兵已經跑向了交通壕，我想他們一定是先前收到了什麼特殊指令。這個交通壕通向另一處法西斯陣地，如果他們跑到那兒的話必死無疑。他們漸漸消失在黑暗中。我立刻跟上，試圖想出西班牙語「撤退」該怎麼說，最終我喊出了「後面！後面！」，或許能表達出正確的意思。那個西班牙人聽懂了，並把另外3個德國人一起叫了回來。帕迪在堡壘里等着。
「加油！快點！」
「但還有那個望遠鏡呢！」
「——望遠鏡！本傑明在外面等着呢。」
我們從防護牆裡爬了出來，帕迪替我們把鐵絲網掀開。我們一從法西斯陣地的掩體裡出來，法西斯分子那窮凶極惡的子彈就從四面八方襲來。我知道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自己人射出的，現在每個人都在開火。不管我們轉向哪個方向，立刻就有一波新的子彈從身邊呼嘯而過，在黑暗中我們猶如一群羊被趕到這裡趕到那裡。除了繳獲的一盒手雷和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步槍之外，我們費力拖着的彈藥盒並沒有給我們幫上什麼忙，這其中有一盒重達一英擔，裡面裝了約1750發子彈。不過一會兒，我們就徹底迷路了，儘管兩處防護牆之間還不到200碼，我們也對地形很熟悉。我們意識到自己在一塊泥濘的地上站不穩，而對周圍的情況，則除了感到子彈從兩邊呼嘯而來之外一無所知。黑暗中，天上沒有月亮。我們的陣地在韋斯卡東部。我想一直待在這裡，直到第一縷晨光指引我們哪兒是東哪兒是西，不過其他人並不同意。我們向前一步一滑地挪動，中途變了好幾次方向，大家輪流拖着那個彈藥盒。終於，我們看到前方隱約出現了陣地里低矮平整的防護牆影子。這陣地也許是我們的，也許是法西斯分子的。我們中沒有任何人知曉正在前進的方向，哪怕是一點點模糊的概念也沒有。本傑明在高高的枯草叢中俯身前行，直到離防護牆大約20碼時才冒險喊了一聲。回應他的是一聲「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我們立刻起身，沿着防護牆找到回去的路。再一次跳進灌溉渠——嘩啦！咕咕！——我們終於安全了。
科普和其他西班牙人在防護牆後等我們。醫生和擔架都不見了，看來所有的傷員都已經被接走。除了豪爾赫，我們中一個叫西德斯通的人也不見了。科普來回踱着步，面無血色，連脖頸後的贅肉都顯得蒼白。他對成片飛過低矮防護牆的子彈毫不在意，有些就從離他頭很近的地方擦過。我們大部分人都蹲在掩體後面。科普嘀咕着：「豪爾赫！會沒事的！豪爾赫！」又用英語說着：「如果豪爾赫死了那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豪爾赫是他的摯友，也是他麾下最得意的軍官之一。科普突然轉過身面對我們說，需要5名志願者，2個英國人和3個西班牙人，去尋找那些失蹤者。莫伊爾和我以及另外3個西班牙人自願前往。
我們出發時，西班牙人嘀咕着天越來越亮，讓行動變得更危險了。他們說得沒錯，天色已經微微變藍。法西斯的防守陣地里傳來陣陣興奮的大叫聲，顯然他們已經來了更多的援兵，重新奪回了自己的陣地。在離防護牆還有十六七碼的時候，他們肯定覺察到了我們的動靜，突然猛烈開火，逼得我們立即趴下。其中一人把一顆手雷扔出防護牆，顯然，他們開始慌張了。我們俯身臥在草叢中，等待行動的機會。我們似乎聽見法西斯分子的聲音越來越近，現在我絲毫不懷疑那只是我的想象，不過在當時這一切顯得那麼逼真。他們離開了防護牆開始逼近我們了。「快跑！」我沖莫伊爾喊着，然後立即起身。哦，天哪，我跑得真快！夜裡早些時候我還以為在從頭到腳都濕透又背着步槍和子彈的情況下是完全沒法跑的，而現在我明白，當身後有50到100個全副武裝的敵人在追趕時，總是可以跑得飛快。不過如果說我跑得很快的話，其他人則跑得更快。在我飛奔的時候，有些人像流星一樣從我身邊飛過。那3個西班牙人，已經遠遠跑在了前面，等他們到達我方陣地很久之後，我才趕到。事實上，我們幾乎精神崩潰。不過我明白，在昏暗的環境裡，1個人比5個人更不易被察覺，於是我決定獨自回去尋找。我嘗試着到敵方外圍的鐵絲網邊盡全力仔細搜尋，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因為我只能趴在地上尋找。這裡沒有豪爾赫或西德斯通的影子，我只好再爬回陣地。後來我們才聽說，他們倆已經在早些時候被送往救護站了。豪爾赫只是肩膀微微受了點傷。西德斯通的傷嚴重得多，他的左臂被子彈射穿，身上多處骨折，而就在他無奈地躺在地上的時候，一顆手雷在他身旁爆炸，造成他身上多處被炸傷。我很慶幸他已康復。後來他告訴我，他用背貼着地面試圖蹭了一段距離，碰到了另一個受傷的西班牙人，他們倆互相攙扶着走了出來。
天色越來越亮。綿延數英里的戰線上，仍不時響起散亂而又毫無意義的槍聲，就像暴風雨過後依舊下着的零星細雨一般。我依然記得當時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顯得那麼蒼涼，遍地的泥潭，仿佛在低聲哭泣的白楊樹，戰壕里淤積的黃泥水。戰友們面容憔悴，臉上的鬍子很久沒刮，沾滿了泥巴，眼圈被火藥熏得發黑。當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時，其他3人已沉沉睡去。他們沒卸下任何裝備，手裡還緊緊握着沾滿泥漿的步槍。防空壕里里外外所有東西都被浸濕了，我搜尋了很長一段時間總算收集到一些乾柴，足以生上一小堆火。接着我開始抽起那根珍藏了很久的雪茄，經歷了這樣的夜晚，它居然沒斷。
事後，我們聽說此次行動大獲全勝。其實這不過是一次突襲，為的是吸引法西斯分子從韋斯卡的另一側抽調兵力，以配合無政府主義者再一次發動進攻。我當時判斷法西斯分子調集了一兩百人進行反擊，不過一個逃兵告訴我當時有600人之多。我敢說他一定在撒謊，逃兵麼，畢竟是喜歡拍馬屁的。沒能帶上望遠鏡真是太遺憾了，丟掉了那麼好的戰利品，讓我至今不能釋懷。
[1]
英擔，重量單位，1英擔約為51千克。
第八章
天氣漸漸開始變熱，連夜晚都有些悶熱。我們防護牆前是一棵彈痕累累的樹，結滿了成串的櫻桃。在河裡洗澡不再因天氣寒冷而顯得痛苦，反而成了一件樂事。托雷費邊周邊，野玫瑰在彈坑邊蔓延，粉紅色杯碟狀大小的花朵爭相開放。在我們的陣地後面，能看到將野玫瑰戴在耳朵上的農民。夜晚，他們經常帶着綠色的網出去捕鵪鶉。只要將網在草叢上方鋪展開來，躺下學雌鵪鶉叫，周圍的雄鵪鶉聽到叫聲就會飛過來。當雄鵪鶉飛到網下的時候扔個石頭，它就會受驚向上飛，被網纏住。這種方法顯然只能抓住雄鵪鶉，我覺得實在太不公平。
一群安達盧西亞人來到我們的陣地旁，我不清楚他們究竟是如何到這兒的。目前得到的解釋是，他們從馬拉加逃出來之後跑得太匆忙，忘了在巴倫西亞停下。不過這種解釋肯定是加泰羅尼亞人說的，他們最擅長嘲笑安達盧西亞人，把他們看成是未完全開化的種族。誠然，安達盧西亞人是挺無知的。他們中很少有人識字，甚至連西班牙人都知道的事——自己屬於哪個政黨——都不知道。他們以為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又不能確定，也許他們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皮膚粗糙，長相質樸，臉龐被南方強烈的陽光曬得黝黑，也許曾經是放牧人或者橄欖園的工人。他們的到來對我們幫助很大，這群人可以熟練地將曬乾的西班牙煙草捲成煙捲。部隊裡已經不再配發香煙了，不過在蒙福特偶爾能買到幾包最便宜的煙草。這些煙草的外表和質地都像切碎的乾草，味道倒還行，不過因為太干，即使成功地捲起來，煙草也會立即散落，留下一個空蕩蕩的紙筒。而這群安達盧西亞人卷出來的煙捲卻相當棒，他們裹煙嘴的技術堪稱精湛。
兩名英國人因中暑倒下了。對那段日子，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正午的烈日和光着上身扛沙袋的勞作，肩膀得忍受灼曬導致的蛻皮和沉重沙袋的雙重折磨。衣服和鞋子上的泥垢成塊地掉落，和騾子的扭斗也很讓人頭疼。給我們馱運補給的騾子，不怕槍聲，但會被在空中爆炸的炸彈嚇得狂奔。此外，還有開始活躍的蚊子和老鼠，老鼠甚至會啃我們的皮帶和彈藥袋。除了偶爾被零星的炮火和空襲擊傷的傷員之外，這段日子風平浪靜。陣地邊緣的白楊樹已經長得枝繁葉茂，我們在此搭建了便於狙擊手射擊的台子，像狩獵台一樣。韋斯卡另一側的攻勢逐漸減弱。無政府主義者損失慘重，但仍未將哈卡公路完全切斷。他們設法在公路兩邊紮營，試圖將道路置於機槍火力控制之下，以阻斷敵人通行。可是這之間相隔1000米，而法西斯分子也建造了一條地下通道，好似巨大的壕溝，這樣部分卡車就能在這條地下通道來來往往。逃兵們報告說，韋斯卡武器多糧食少。但很明顯這座城不會被攻破，想用現有的這1.5萬名裝備不全的士兵拿下它談何容易。6月間，政府從馬德里前線調來了援軍，用大批飛機護送，集中3萬兵力在韋斯卡，仍然沒能攻克。
截至休假前，我已經在前線待了150天。當時我覺得這段日子也許是一生中最碌碌無為的時光。為了抗擊法西斯，我加入了民兵隊，可竟然沒怎麼參加戰鬥，一直很被動。除了被寒冷和缺乏睡眠折磨外，我幾乎沒做什麼事，卻照樣能領到補給，或許大部分士兵的軍旅生活都是如此吧。不過時至今日，回想這段時光，我也不那麼懊悔。我真的希望那時能更好地為西班牙政府效力，不過從個人角度而言，也就是從我個人發展的角度來看，在前線的那三四個月並不如之前所想的那麼毫無收穫。這段時間成為我生命里的一段空檔期，與之前和之後的經歷都迥然不同，它所教給我的東西是我通過其他任何途徑都無法學到的。
最主要的是那個時期我基本與世隔絕——在前線的人幾乎無法與外界交流，即便是巴塞羅那的情況，我們也只是隱約知道——身邊都是那些可以大致被稱作革命者的人。這就是民兵體製造成的結果。在阿拉貢戰線，這種體制直到1937年6月才被徹底改變。工人民兵團受此影響，湧向了全國革命情緒最高昂的地方。他們來自工會，都持有相同的政治觀點。多少出於偶然，我恰好來到了西班牙，這個西歐唯一一個政治意識和對資本主義的懷疑都較其他地區更強烈的地方。在阿拉貢前線的成千上萬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工人階級，大家生活水平相當，因為信奉平等而走到一起。從理論上來說，每個人都絕對平等，現實中也差不多如此。我覺得大家在這裡預先感受到了社會主義氛圍，我的意思是，這裡的主導氣氛是社會主義的。許多文明社會裡再平常不過的行為，如勢利、斂財、畏懼上司，在這兒都不復存在，一般的社會等級差別基本消失，這在充滿銅臭味的英國是不可想象的。這裡除了農民和我們民兵，沒有其他社會等級的人，也沒有任何人會被他人主宰。顯然這樣的社會狀態不會持久。在這個世界正在進行的這場宏大的遊戲裡，這種情形不過是暫時和局部的。但對於每個經歷過的人來說，它持續的時間足以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記。無論我們當時如何咒罵，事後都明白自己與某種奇特而有價值的東西聯繫在一起。在這個大集體裡，希望永遠多於冷漠和憤世。在大多數國家，「同志」這個詞更多的只是欺騙，而在這裡卻代表着真摯的友誼。這兒的每個人都能呼吸到平等的空氣。我很清楚現在流行的看法，大家都不承認社會主義和平等有任何關係。各個國家裡都有大批的政客和圓滑的教授在忙着「證明」社會主義不過是有計劃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掠奪的本質並未改變。幸運的是，也有一批截然不同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存在。能吸引普通人為社會主義奮鬥甚至願意為之獻身的，正是平等的理念，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奧秘所在。對於廣大群眾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着沒有社會等級，又或許並不意味着什麼。也正是因為此，當民兵的那些日子對我來說異常重要。西班牙民兵團只要存在，就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的縮影。在這樣的集體裡，沒有任何人追名求利，什麼東西都短缺，但沒有任何特權和巴結，人們由此大約能夠了解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什麼樣的。這不但沒有令我對社會主義的希望破滅，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這段經歷讓我有了更強烈的欲望，比之前任何時候都強烈，想要看看社會主義的建立。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有幸與西班牙人共事。如果能把握好機會，憑着他們與生俱來的正派作風和無時不在的無政府主義精神，一定可以建設出像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當然，那時候我並沒有發覺自己身上的變化。與周圍人一樣，我的腦海里只有無聊、熱、冷、髒、虱子、貧困和時不時存在的危險。現在則大不一樣了。那段看似平淡無奇而鮮有成就的時光，現在對我卻很重要。這段時光和我生命中其他的經歷有着天壤之別，它已然具有了那種通常只有陳年往事才能散發出的魅力。它發生之時的確殘酷，但卻成了我寶貴的回憶。真希望我能把當時的氣氛完完全全地表述出來。但願在本書的前幾章我已多多少少寫出了這種氛圍。這段記憶融合了嚴冬酷寒、破舊的民兵制服、西班牙士兵橢圓的臉龐、機槍發出的如電報般嘟嘟嘟的聲音、尿液和腐爛食物的臭味，以及端着髒兮兮的盤子狼吞虎咽，煮豆湯時散發出的金屬味。
這段記憶在我的腦海里異常清晰。在我的印象中，這段生活里充滿着極其瑣碎的事。我仿佛又回到了波塞羅山的防空壕里，以石灰石為床，年輕的拉蒙的鼻子壓着我的肩胛骨，正在打鼾。我在髒兮兮的壕溝里踉踉蹌蹌地走着，周圍霧氣縈繞，如同凝結的蒸氣。半途中，我路過山坡上的一道斷裂層，為了保持平衡我拼命抓扯地上的迷迭香根。頭頂上空，子彈胡亂飛過。
我和科普、鮑勃·愛德華以及3名西班牙士兵躺在地上，藏身在奧斯庫羅山西邊窪地的冷杉樹叢中。右邊光禿禿呈灰色的山丘上，一群法西斯士兵像螞蟻一樣爬上來。他們慢慢向內包圍，這時，響起了法西斯分子的號角聲。鮑勃像個頑童一樣將手指放在鼻子邊嘲笑這號角聲，讓我忍俊不禁。
我現在仿佛又到了拉格蘭哈骯髒的院子裡，周圍的人都拿着錫罐爭搶着大鍋里的燉湯。那個胖乎乎的廚子被惹惱了，拿着大長勺試圖維持秩序。旁邊的桌子上，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士兵正把一條長麵包切成五塊，他的皮帶上別着一把特大號自動手槍。我身後，有人用倫敦腔唱着歌，那是比爾·錢伯斯，我跟他吵過一架，他後來在韋斯卡城外陣亡。
這兒有老鼠，老鼠，
老鼠大如貓！
躲在……
突然，炮彈呼嘯而過。15歲左右的小戰士們一下子臥倒在地，廚子趕快躲到了大口鍋的後面。直到炮彈墜落到100碼開外，所有人才驚魂未定地站了起來。
我在哨兵崗上來回踱步，頭頂是黑壓壓的大白楊樹枝。溝渠里溢滿了水，老鼠們在水裡掙扎着，發出水獺般的聲音。金色的曙光從身後慢慢升起。安達盧西亞籍的哨兵裹着大衣，開始哼起小曲。隔着一兩百碼開外的無人之地，法西斯的哨兵也在唱歌。
4月25日，另一支隊伍終於替下了我們。我們交出了步槍，打理好了行李，行軍返回蒙福特。我並不後悔離開前線。褲子裡的虱子越來越多，怎麼都弄不死。一個月前我就已經沒襪子可穿，靴子也被磨得只剩鞋底，幾乎就是在打着赤腳走路。我太渴望洗一次熱水澡，穿上乾淨的衣服，然後睡在床上，正常生活在文明世界時，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對此產生如此強烈的欲望。我們在蒙福特的一個穀倉里睡了幾小時，下半夜又跳上一輛卡車，在巴瓦斯特羅趕上早上5點的火車，又幸運地在萊里達換上快車，最終於26日下午3點到達了巴塞羅那。從此之後，麻煩也開始了。
第九章
在緬甸北部，可以坐火車從曼德勒到眉謬。眉謬是該省內坐落在山上的一個大城鎮，處於撣邦高原邊上。這是一次頗為奇特的旅程。出發時感受到的是典型東部城市的氛圍：熾熱的陽光，沾滿灰塵的棕櫚樹，魚腥、大蒜與香料混雜的味道，熟透了的熱帶水果，面色黝黑的人群摩肩接踵。正因為早已對此習以為常，甚至在火車車廂里也能感受到這種氛圍，因此當火車停靠在海拔4000英尺高的眉謬時，思緒卻還停留在曼德勒。可是只要踏出車廂，就好像立刻踏入了另一個半球。突然間，你能呼吸到涼爽清甜的空氣，就像在英格蘭一樣。四周是綠蔭、蕨菜、冷杉樹和提着籃子賣草莓的面頰紅潤的女人。
在前線待了3個半月後回到巴塞羅那，讓我想起了在緬甸的這段經歷，似曾相識的那種突兀的變化。回巴塞羅那的途中，火車裡還瀰漫着前線的氣息：骯髒、噪音、不安、破舊的衣衫、困頓、同志之情與平等。車離開巴瓦斯特羅時已塞滿了民兵，每到一站又會湧上來更多的農民。農民們帶着成捆的蔬菜，倒拎着受了驚嚇的家禽，還有人帶着袋口紮緊滿地亂滾的麻袋，原來裡面裝滿了活兔子。最後上來了一大群羊，把車廂塞得水泄不通。民兵們大聲唱着革命歌曲，歌聲蓋過了列車轟隆隆的行駛聲。每當有俊俏的姑娘走過，他們就會親吻姑娘的手，向她們揮舞紅黑兩色手帕。一瓶瓶葡萄酒、茴香酒，還有渾濁的阿拉貢白酒被人們傳來傳去。用西班牙的羊皮酒壺，你可以輕鬆地從車廂的一側將酒射入任何一個朋友的嘴中，省卻了不少麻煩。我身旁一個黑眼睛的15歲男孩正對兩個滿臉皺紋的農民講述他自己非凡的前線經歷，那兩個農民聽得目瞪口呆。我敢說他這些故事都是編的。不一會兒，這些農民就打開行李，分給我們一些黏稠的紅黑色葡萄酒。每個人都笑逐顏開，我甚至無法完全描述出那種愉悅的氣氛。然而當火車穿過薩瓦德爾進入巴塞羅那時，我們立即感覺到了異樣和敵對情緒，好似到了巴黎和倫敦。
每個在戰爭期間內造訪巴塞羅那的人，都會感慨於這裡的巨大變化。有意思的是，不管是8月來過巴塞羅那並於1月重返的人，還是像我這樣先後於12月與4月來的人，都會有同樣的印象：革命氣氛已經煙消雲散。8月在巴塞羅那的人，會看見街道上尚未凝結的血跡，會看見駐紮在小旅館裡的民兵。12月的巴塞羅那對他們來說則像個資產階級的城市。而對於我這樣剛剛從英格蘭到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像一個工人階級的城市。如今，革命的浪潮已經退去，這座城市再次回歸平凡，滿目皆是戰爭帶來的貧困和破敗景象，不再像是一個由工人階級掌權的城市。
人們的變化更令人吃驚。城裡的人不再身着民兵制服或者藍色工作服，而是穿上了西班牙裁縫特製的時髦夏裝。滿城都是身材臃腫的男人、儀態優雅的女士和鋥光瓦亮的轎車。城裡似乎還沒有私人轎車，但大凡「有頭有臉」的人都能調用車輛。新人民軍的軍官人數劇增，我當初離開巴塞羅那時這支部隊還不存在。軍官與士兵的人數比例約為1∶10。軍官里有一部分人當過民兵，出於技術指導的需求，他們被從前線調了回來。不過更多的軍官則是那些不願當民兵而去讀軍校的年輕人。軍官和普通士兵的關係並不像一般資產階級軍隊裡的上下級關係，但就薪酬和制服而言，官兵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異。普通士兵穿着粗糙的棕色制服，軍官則穿着收腰的精緻卡其布制服，有點像英軍軍官制服。我估計這些軍官每20人里真正上過前線的不超過一個，但他們所有人腰上都別着自動手槍，而我們在前線無論如何也得不到這樣的槍。走在街上，我注意到居民們都盯着我們髒兮兮的外表看。和所有在前線待了幾個月的人一樣，我們的形象糟透了，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像個稻草人。我的皮夾克已經被扯爛，羊毛帽子也早已沒了原形，耷拉在眼睛上，靴子除了開裂的鞋面外所剩無幾。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加之我們滿身泥垢、鬍子拉碴，難怪大家會盯着我們看。然而人們的眼神多少還是讓我有點沮喪，令我感到在過去的3個月間這裡一定發生過一些古怪的事。
之後的日子裡，無數的跡象告訴我，我的第一印象是對的。這座城市經歷了徹底的改變。主要有兩個事實可以說明：第一，市民們已經對戰爭提不起興趣；第二，貧與富、上層與底層的差異重新顯現。
人們對戰爭普遍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令人震驚，甚至惹人厭惡。這讓從馬德里或巴倫西亞來的人駭然。也許這種漠不關心部分是由於巴塞羅那遠離交火中心。一個月後在塔拉戈納時我也注意到同樣的現象，這個海濱小城的生活一如既往。全西班牙的志願軍從1月起顯著減少。2月，加泰羅尼亞掀起了第一場聲勢浩大的參加人民軍的動員行動，雖然人們表現得熱情洋溢，人民軍的隊伍卻並沒有顯著壯大。戰爭爆發僅僅約6個月的時候，西班牙政府就開始大規模徵兵，這種舉動在對外戰爭中很正常，但在內戰中卻極少見。毋庸置疑，這是因為戰爭開始後人們發現革命並不如意，對革命頗感失望。加入民兵團的工會成員在最初幾周就將法西斯分子逼退至薩拉戈薩，他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正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在為工人階級而戰。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事實也越發明顯，工人階級註定無法掌權。普通民眾，尤其是那些被迫捲入各種戰爭——或是內戰，或是對外戰爭——的城市無產者，他們不該因為對戰爭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冷漠而被指責。沒有人不想贏得這場戰爭，可大部分人更希望戰爭早點結束。這在哪兒都是一樣。所到之處總會有人漫不經心地說：「這場戰爭很糟糕，對吧？什麼時候能結束呢？」但凡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明白，與其說這場戰爭是為了反抗佛朗哥政權，毋寧說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之間兩敗俱傷的鬥爭。對於平民而言，食物短缺才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前線」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