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 - 第3章
毛姆
只要對故事的發展有利，狄更斯就會毫不遲疑地使用巧合的橋段，從不過多考慮其中的必然性。現代小說家則不一樣，為了表現事物的必然性，他們不得不把情節過程敘述得詳細可信，且還要儘量讓其顯得逼真。不過，當時的讀者都還比較願意相信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壓根兒就不可能發生的故事情節，而這恰恰是狄更斯的看家本領。他講述故事的技巧是如此高超，即使是今天，我們仍會相信他的這些故事。《大衛·科波菲爾》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巧合，如斯提福茲乘船返回英國時，船在雅茅茲海灘遇險了，而大衛偏偏正巧到那裡去看望朋友。其實，若是狄更斯願意，以他的能力和技巧，完全可以避免這類不合理的情節出現。但他還是這樣寫了，因為他覺得這種安排可以提供機會來創造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
相比狄更斯以往的小說，儘管《大衛·科波菲爾》里的戲劇性情節並不多，但其中有一些人物，如尤利亞·希普，仍帶着一種通常被認為是趣味低下的鬧劇人物的味道。當然，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會令人感到恐懼的人物，它的刻畫總體上還是有力的。再比如，斯提福茲的僕人，一個次要人物，他那神秘、陰險的特點也描述得過於可怕了些。依我看，這類人物里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洛莎·達特爾。這可以說是小說中最大的一個敗筆。狄更斯原本的意思是想讓這個人物在故事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只可惜他後來並沒能做到這一點。我姑且猜想，他擔心那樣會冒犯讀者，因此沒有按原意去寫。我曾問自己，如果斯提福茲不是達特爾的情人，會怎麼樣？如果她對他的仇恨中並未摻雜那種饑渴的、瘋狂的愛，又會如何？不過，若是這樣的話，我又想不出還有什麼原因可以讓她那麼殘忍地對待小愛彌麗。順帶提一句，我個人覺得小愛彌麗不過是個影子式的人物，只是起到了一點她所能起到的作用罷了。
狄更斯曾寫道：「在我的所有著作裡面，我最喜歡這一部。正如許多慈祥的父母一樣，我亦有自己偏愛的孩子，他就是大衛·科波菲爾。」作家往往對自己的作品難有正確的判斷，這次卻是個例外，狄更斯的判斷顯然是正確的。馬修·阿諾德和羅斯金一致認為《大衛·科波菲爾》是狄更斯的最佳作品。對他們的看法，我想我們也是同意的。如此說來，這是作家本人、批評家和讀者三方的一致看法。
談談《呼嘯山莊》的美與丑
《呼嘯山莊》這本書很奇特。它的內容看似混亂，卻不失為一本好書。它醜惡，卻給人以美的感受。它是一本讓人生畏的、痛苦而充滿激情的書。有人懷疑，這樣一本書是不可能由一個牧師的女兒寫出來的，因為她過的生活如隱士般單調，認識的人很少，可以說對世界一無所知。在我看來，這是無稽之談。《呼嘯山莊》具有一種強烈的浪漫主義傾向，這種浪漫主義不同於現實主義的耐心觀察，而是放縱主觀想象，沉湎於神秘而恐怖的激情和狂暴行為，時而興高采烈，時而意氣消沉。這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從艾米莉·勃朗特的性格，以及她那種強烈的、飽受壓抑的感情來看，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呼嘯山莊》是出自她的筆下。但是，從表面來看，這本書卻更像是她那個無賴弟弟寫的。確實也有不少人相信，這本書即使不是全部由她弟弟所寫，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他之手。
有幾個他的朋友就持這種觀點。比如，弗蘭西斯·葛隆迪曾寫道：「帕屈里克·勃朗特（即勃朗特姐妹的弟弟）對我說過他寫了《呼嘯山莊》的一大部分，這件事他姐姐也承認……我們曾一起住在盧登福特，他常常說一些病態的天才才會有的奇思妙想給我解悶，後來，那些奇思怪想就出現在《呼嘯山莊》里。因此，我更加相信是他想出了這本書的故事情節，而不是他姐姐。」
有一次，帕屈里克約了朋友狄爾登和雷蘭德，在去往奇利途中的一家旅店裡，朗誦自己的得意詩作。下面是大約在二十年後，狄爾登在一篇寫給《哈利法克斯監護人報》的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念完了《魔後》的第一幕；然而當帕屈里克把手伸進自己的帽子取出他的詩作時（他習慣將自己的作品放在帽子裡），他忽然發現不對，取出來的不是詩稿，而是他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的部分手稿。他對自己放錯了東西大為懊惱，打算把那些手稿塞回去，這倒引起了我們對這部手稿的好奇，就讓他不妨讀出來給我們聽聽，讓我們見識一下他寫的小說究竟如何。他猶豫片刻，同意了。於是他念起來，念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每當念完一頁就把一頁手稿放回帽子裡。手稿並沒有寫完，我們正聽得起勁，故事卻突然中斷了。後來他大體講了這個故事的結局，還說到小說中的人物原型的名字。這幾個人中尚有個別人至今仍在世，因此我不便過多透露。帕屈里克說，這本小說的書名他還沒定下來，因為他覺得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有魄力來出版這部小說的出版商。帕屈里克那天所讀的小說部分，裡面的背景和人物——就其發展而言——我認為和後來出版的《呼嘯山莊》非常相似，而現在因為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大膽斷言，《呼嘯山莊》卻被認為是她妹妹艾米莉的作品。」
這段話的真假難以確認。夏洛蒂·勃朗特對此不屑一辯，她非常憎恨她的弟弟，雖然她一向恪守基督教的仁慈原則，但正如我們所知，即便是基督教也允許某種善意的、誠實的憎恨。不管夏洛蒂的話能不能被人接受，她都有權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不過，傳說往往也不會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很難想象有人能夠毫無理由地憑空杜撰出傳說來。那麼，能做何解釋呢？沒法解釋。也有人暗示過，小說前四章是帕屈里克寫的，只是後來由於他酗酒、吸毒，再也寫不下去了，就由艾米莉接着寫。據說，他們認為前四章的文風相比後文要更加矯飾和誇張，我卻一點也看不出來。在我眼裡，整本書都是用一種習作者的笨拙的手法寫成的，整本書的風格都是矯飾而誇張的。不要忘記，艾米莉·勃朗特在此之前沒有寫過哪怕一本書。任何一個習作者剛開始創作時，總熱衷於使用華麗的辭藻，生怕簡單的詞句會影響作品的效果。只有在經過真正的練習之後，他或者她才會寫得自然起來。
《呼嘯山莊》的內容主要由約克郡的一個女僕講述，可是小說所用詞句和她的身份極不相符。也許艾米莉·勃朗特自己也意識到了這點，狄恩太太說出來的話並非她這種人能夠說得出的，所以她就讓狄恩太太說她在侍候人的同時也讀過不少書，因為她的言談顯然遠遠超出了她的身份。即便如此，狄恩太太那種故作風雅的言談依然讓人吃驚。她從不說「我想試試……」，而是用「我嘗試着……」或者「我試圖……」代替；不說「走出房間」，而是說「從一個房間中離去」；不說「碰見」某人，而是與某人「邂逅」。我敢斷定，這本小說不管出自誰手，反正前後所有內容均由同一個人完成。如果說前四章的文風真的比後面各部分更加矯飾和誇張，我想那也是因為艾米莉·勃朗特想藉此來表現洛克烏德這個年輕人的痴心與自負，她的這種嘗試可以說是成功的。
我曾在別處看到有人推測，假如是帕屈里克寫了小說的前幾章，根據他的意圖，他是要讓洛克烏德在故事情節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事實確實如此，有一處暗示說，洛克烏德被小凱瑟琳吸引。如果他真的愛上了她，情況顯然會變得更加糾葛。而現在，洛克烏德在小說中的角色只是個無足輕重的搗蛋鬼罷了。這部小說寫得非常笨拙，這沒什麼可驚訝的，艾米莉講的這個故事很複雜，涉及兩代人，要講好它本就不是一件易事，因為她必須把兩套人物和兩套情節統一起來，做到處處留神，不能因為對某一套人感興趣而忽視了對另一套人的興趣。除此之外，她還必須擁有高屋建瓴的視角，好像能綜觀一幅大壁畫的全貌，把發生在漫長歲月中的事情壓縮到讀者所能接受的某個時間段內。
如何講述一個曲折的故事，同時又給人一種完整的印象，我認為艾米莉·勃朗特一開始並沒有經過縝密構思。起初她並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故事講得連貫，她是在後來才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借一個人物之口向另一個人物講述一連串的事件。讓人物講故事並不難，這也並非艾米莉·勃朗特首創，但正如我早已說過的那樣，這樣做的缺點在於當人物在講故事時，故事中需要包含各種各樣的內容，比如對景色的描寫，這很難用人物講述故事的對話進行表現，因為沒有一個正常人會那樣說話。一個有經驗的小說家也許有更好的表達方式來講述《呼嘯山莊》里的故事，因此我始終無法相信，艾米莉·勃朗特是在別人的創作基礎上進而完成這部作品的。我覺得，當你考慮到艾米莉·勃朗特那種極端的性格，她的病態、羞澀和沉悶，就不難想到，這才是屬於她自己的寫作方式。
那麼，有沒有其他變通的方式呢？有，第一種方式需要作者擁有廣博的生活知識，例如《米德爾馬契》和《包法利夫人》的寫法。我想，如果艾米莉·勃朗特也想到了這種寫法，並用它來講述這個無法無天的故事，她那種倔強而不妥協的個性一定會表現得更加驚世駭俗。只是這樣做的話，她就不可避免地要講到，希刺克利夫在離開呼嘯山莊後的那些年裡是通過什麼方法讓自己受到教育並且發了財的。她無法做到這件事，因為她缺乏這方面的生活知識。因此她只能像現在這樣，要求讀者接受這樣一個既成事實。不管讀者相信與否，反正她沒別的辦法。另一種方式是可以使用第一人稱，比如說，讓狄恩太太在「我」面前講述這個故事。但是，我懷疑艾米莉·勃朗特生性的羞澀和敏感讓她不敢這樣做，她應該很害怕直接面對讀者。因此，先讓洛克烏德講出故事的開頭，再由狄恩太太把故事進一步展開，她自己卻如戴着雙重面具一般始終隱藏在幕後。為什麼在講述這樣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時，她會把自己隱藏起來？我想，這是因為她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在故事中不經意泄露了出來。她深入到自己寂寞內心的最深處，發現了那裡的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與此同時，一種創作的衝動又使她不得不把這些秘密遮遮掩掩地講述出來，從而卸下心中的負擔。據說，最初是她父親經常講起的那些愛爾蘭神話故事點燃了她的想象力，還有後來她自己在比利時求學時讀到的霍夫曼小說中的那些怪誕故事。後來回到家鄉後，她仍然喜歡坐在爐邊地毯上，摟着愛犬的脖子繼續讀霍夫曼的故事。
夏洛蒂·勃朗特曾經明確指出，儘管人們總是猜測小說里的某些人物在作者的現實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但實際上艾米莉並不認識這些人。我相信這是事實。我也相信艾米莉·勃朗特的靈感是來源於那位德國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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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故事中某種契合她偏執性格的東西，但我認為，希刺克利夫和凱瑟琳這兩個人物卻是她從自己的靈魂深處找到的。對於那些次要人物，比如林頓和他的妹妹、恩蕭的妻子以及希刺克利夫的妻子等（這些人物均因性格軟弱而成為她蔑視的對象），倒可能是以她生活中認識的人為原型。關鍵在於讀者總是不相信一個作家的虛構能力，他們不願意相信作家可以完全通過自己大膽的想象力而憑空創造出人物。
按照我的想法，凱瑟琳正是艾米莉·勃朗特本人，她們一樣任性而充滿激情。同時，希刺克利夫也是她。她把自己的性格分開投放到兩個主要人物身上，會不會有點奇怪？一點也不。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統一的，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居住着不止一個人，這些人往往還是相互矛盾的。將用自己拼湊起來的人物塑造成一個活生生的人，這便是小說家的獨特能力。作為小說家，最大的不幸便在於不能賦予人物以生命，不管他的故事與人物對彼此多麼重要，卻和他本身毫不相干。一個以《呼嘯山莊》這樣的小說作為處女作的作家，她把自己當作小說主人公並不令人意外，在小說主題中表現出那種隨心所欲的東西也沒什麼值得稱奇的。這樣的作品只是表現出了一種自由自在的夢想，在獨自散步的時刻，抑或是徹夜不眠的時刻。他把自己想象成聖人或者罪人、偉大的情人或者奸邪的政客、勇猛的將領或者殘酷的兇手。正由於我們大多數人的夢想中總有許多荒誕的東西，多數作家的處女作中也就難免會有很多無稽之談。我想，《呼嘯山莊》就是這樣一種自白。
我覺得，希刺克利夫身上承載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全部夢想。她將自己的激憤、受挫的情慾、無望的愛與妒忌、對人類的憎恨和蔑視，以及她的殘酷和虐待欲，全部賦予這個人物。夏洛蒂·勃朗特的朋友艾倫·紐賽曾提起過這樣一件非同尋常的事：「艾米莉總喜歡把夏洛蒂帶到一些後者不敢去的地方。夏洛蒂天生懼怕牲口，艾米莉就偏帶她去牲口棚，對她說這說那，只要夏洛蒂一感到害怕，就開始嘲笑她，並以此為樂。」在我看來，艾米莉·勃朗特正是以一種希刺克利夫的男性之愛來愛着凱瑟琳的，那是一種源於動物本能般的原始、純粹的愛。當她化身希刺克利夫對凱瑟琳瘋狂虐待，並按住她的頭猛撞石板時，她一定在笑，正如她嘲笑夏洛蒂那樣；同樣，當她作為希刺克利夫猛扇小凱瑟琳的耳光，並對其破口大罵時，她一定也在笑；我想，每次艾米莉欺凌、辱罵和威嚇自己筆下的人物時，一定渾身戰慄，深感解脫，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她既自卑又抑鬱，總是認為自己在人們面前受到了羞辱。此外，我還認為，當她化身凱瑟琳時，可以說是扮演了一個雙重角色，她一方面與希刺克利夫不斷爭吵，始終瞧不起他，當他是一個不祥之物；同時，她又打心底里愛着他，並為了能壓倒他而感到歡欣，她覺得他們倆是真正的一對（如果我說得沒錯，「他們倆」是指艾米莉·勃朗特本人的兩面，它們當然是天生一對）。正如虐待狂往往也有受虐傾向，凱瑟琳是被希刺克利夫的殘忍兇狠和桀驁不馴深深吸引住了。
我已經說了很多了。《呼嘯山莊》並非拿來供人討論的書，它是一本供人閱讀的書。發現小說裡面的錯處很容易。它是很不完善的，但它有隻有極少幾個小說家才能給予讀者的那種東西——力量。我不認為還有哪部小說能像《呼嘯山莊》這樣，將愛情的痛苦、迷戀和殘酷如此執着地糾纏在一起，並通過這般驚人的力量描繪出來。它使我想起埃爾·格里科的一幅偉大的油畫：烏雲下是一片昏暗的荒蕪原野，雷聲隆隆，有行人拖着長長的影子在荒野里東倒西歪地跋涉，一種不屬於塵世的氣氛使畫面變得恍惚，人們恍若窒息着。忽然，鉛灰色的天空劈開一道閃電，是給畫面增添神秘而令人恐懼的最後一筆。
司湯達其人與《紅與黑》
在我看來，要想在有一定限制的篇幅里，準確而恰當地描述亨利·貝爾（其筆名為司湯達）的一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一生太過複雜，要講述清楚至少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想要準確理解他本人，還必須深入探究他所處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好在這樣的書已經有人寫過了。那些《紅與黑》的讀者，如果對司湯達本人感興趣，想知道我在這有限篇幅里所能講述之外的更多作者的情況，不如讀一讀馬修·約瑟夫森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文筆生動、材料翔實的傳記——《司湯達：對幸福的追求》。在這裡，我只需稍微介紹一點司湯達的生平就可以了。
1783年，司湯達出生在格勒諾布爾，他的父親是一名經紀人，頗有地位和財產，母親是當地一位名醫的女兒。在他7歲那年，母親便去世了。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2年，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內萬特也被送上斷頭台。
司湯達對於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有過詳細的描述，我們有必要對此加以了解，因為他持續一生的一些偏見正是在那一時期逐漸形成的。在深愛的母親——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懷着情人般的愛去愛她的——去世後，他就由自己的父親和姨媽撫養。他的父親嚴厲且拘謹，姨媽則既嚴厲又虔誠，他很討厭他們。他們屬於中產階級，一心想成為貴族，但大革命使他們的希望落空了。司湯達說過自己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但僅從他自己描述的情形來看，好像並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事情。他聰明，好辯，很難接受管教。在格勒諾布爾實行恐怖統治時，司湯達的父親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單，他把這歸咎於一個與他生意有競爭的名叫亞馬的律師。「但是，」他聰明的兒子卻說，「不論你被列入反對共和國的可疑分子名單是出於何種原因，你確實是反對共和國的。」這的確是實話，卻很難讓人高興起來，更何況是一個有着掉腦袋危險的中年人從自己的獨生子嘴裡聽到這樣的話。司湯達指責自己的父親吝嗇、小氣，可每次他有需要，總能從父親手裡弄到錢。同時，對於父親禁止自己讀的一些書，他也總有辦法讀到。這大概是書籍產生以來，許多孩子都曾遇到過的事。最惹他抱怨的是父親不允許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考慮到他有兩個姐姐，並且還有其他一起聽課的男孩（他們都是同一個耶穌會教師的學生），他的童年應該沒有自己所說的那樣孤獨。實際情況是，他的童年生活和當時許多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他也像那些孩子一樣，把一般的家庭約束看作專制，一旦有人逼他去讀書，或者不允許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感覺自己受到了不尋常的虐待。
雖然經歷了相似的童年，司湯達與其他孩子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成年後往往會忘記自己曾受到管制，他卻直到53歲還對此耿耿於懷。因為憎恨那位耶穌會教師，他變成了一個激烈的反教權主義者，並且到死都不願意相信教會中會存在真誠的人。由於自己的父親和姨媽都是忠實的保皇派，他就熱烈地擁護共和派。然而，在他11歲那年，有一天他從家裡溜出去參加一個革命者的集會，卻意外地備感震撼。他看到無產者不僅破衣爛衫、渾身臭氣，而且品行粗俗、滿嘴髒話。「總之，我一直以來都這樣想，」他後來寫道，「我熱愛人民，憎惡壓迫他們的人，我卻萬萬不能和他們一起生活，那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折磨……我過去——現在也依然——有着貴族傾向；我可以為了人民的幸福去做任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認，要我和這些店主一起生活，我還是寧願每月蹲兩個星期的監獄。」司湯達的這番話很有趣，讓人想起那些容易在豪華客廳里遇見的、面容光鮮的年輕叛逆者。
司湯達16歲時第一次去巴黎。經父親介紹，他到了親戚達魯先生那裡。達魯先生有兩個兒子在國防部任職，長子皮埃爾掌管着一個司，不久他的表弟司湯達便成了他的秘書。在拿破崙向意大利發動第二次戰爭時，達魯兄弟隨軍去了意大利，不久後，司湯達也趕到米蘭和他們會合。在秘書處工作了幾個月後，皮埃爾派他去一個龍騎兵團。然而，司湯達早已愛上了米蘭的快活生活，他並不想去騎兵團就職。於是，趁着皮埃爾外出時，他巴結了一個名叫米歇爾的將軍，並成了他的副官。皮埃爾回來後，命令他到那個團里去，司湯達拖延了六個月，找盡了各種藉口，等到不得不動身時，發現自己還是對那裡厭惡至極，便索性以身體有病為藉口放棄了那個職位。司湯達其實並沒有去過戰場，但這並不妨礙後來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中吹噓自己在戰場上的英勇善戰。1804年，為了獲得某個職位，他還曾寫了一份證明書（由米歇爾將軍簽字），以此證明他確實在歷次戰鬥中立下過赫赫戰功。
回到巴黎後的日子，司湯達依靠父親提供的只夠日常開銷的一小筆津貼維持生活。他有兩個目標，一是想成為一名出色的戲劇詩人，為此他大量研讀劇本，幾乎每天都去劇院看戲，並在日記里記錄自己的觀感。後來，人們發現他在日記里反覆談論的是如何把他看過的戲劇改寫成他自己的劇本。從這裡不難看出，他缺乏構思劇情的才能，也註定很難成為一個詩人。司湯達的第二個目標是成為偉大的情人，然而在這方面，老天爺並沒有給他很好的條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揚，上身肥圓，雙腿短粗，大腦袋，一頭黑髮；他的嘴唇不厚，鼻子卻肥大而突出；只有一雙褐色眼睛顯得炯炯有神，手和腳也很纖細，皮膚像女人一樣細嫩。為了顯示自己的風度，他經常帶着一把佩劍，擺出一副神氣凜凜的樣子，事實上，他是一個很羞怯的人。經他的表兄馬歇爾·達魯（皮埃爾的弟弟）介紹，他才得以經常出入一些貴婦人的沙龍。趁大革命之機，這些貴婦人的丈夫發了財。遺憾的是，司湯達說話結巴，不善交際。雖然腦中經常有一些不錯的點子，卻沒有勇氣說出口，這讓他顯得頗為尷尬。他對自己的外省口音很是惱火。也許是為了矯正這一點，他去了一所戲劇學校，並在那裡結識了一個叫美拉妮·居利貝爾的女演員。女演員比他大兩三歲，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他還是和她相愛了。他猶豫的原因是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愛他，另一方面他懷疑她患有花柳病。打消了這兩方面的疑慮後，兩人一起去了馬賽。美拉妮需要去那裡履行一份演出合同，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司湯達在一家雜貨批發鋪里做臨時工。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他還是發現，無論在氣質上還是在智力上，美拉妮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種女人，因此在後來她由於缺錢而返回巴黎時，他感到如釋重負。
我沒有足夠的篇幅詳談司湯達一生中的多次戀愛事件，只能挑其中的兩三件來說，以期讓讀者更好地了解他的性格。他是有情慾的，但不是特別強烈。事實上，人們曾一直懷疑他性冷淡，直到他後期寫給一個情婦的那些內容相當色情的信被發現。他的情慾比較理智，和性的需求相比，很多時候他尋找女人只為滿足虛榮心。他雖然擅長高談闊論，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對向女人獻殷勤這件事也得心應手。他曾坦率地承認自己大多數戀愛是不幸的，很顯然，是他過於優柔寡斷的性格所致。為此，在意大利的時候，關於如何贏得女人的歡心這一問題，他甚至專門請教過一個同僚，並認真地記下了他的忠告。他刻板地去向女人進攻，正如當初他按部就班地寫劇本那樣。當她們覺得他滑稽可笑時，他感到無比沮喪。他搞不清楚為什麼她們總是認為他沒有誠意。對於這一點，他雖然聰明過人，卻始終不知道理智的語言只會使女人退避三舍，她們需要的是有感情的語言。只有靠感情才能贏得女人的歡心，他卻錯誤地以為這要靠策略和計謀。
和美拉妮·居利貝爾分手後，又過了幾個月司湯達也回到了巴黎。靠着表兄皮埃爾·達魯的關係，他又在軍糧部謀到一個職位，並被派往布倫斯威克。這時的他，已不再想當一個傑出的劇作家，決定真正開始他的仕途生涯。他一心想要當薪俸優厚的省長，並以帝國的貴族和榮譽軍團的騎士自居。儘管他熱烈擁護共和派，認為是拿破崙稱帝剝奪了法蘭西的自由，他卻又致信父親，要他為自己買一個爵銜。他自稱亨利·德·貝爾，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貴族專用的「德」字。作為一個官員，他是有頭腦、有能力的。1810年，他得到擢升，奉命回巴黎在殘廢軍人宮任職。他獲得了兩匹馬和一輛雙輪輕便馬車，還有一個車夫和一個男僕。不久之後他和一個歌劇院合唱隊的女演員同居，但這並不能滿足他，他認為自己需要一個他真正深愛的情婦，同時她還得身份顯赫，能增添他的榮譽。他發現皮埃爾·達魯的妻子亞歷山德拉·達魯最為合適，此時的皮埃爾·達魯已是伯爵，他的妻子便是伯爵夫人，儘管亞歷山德拉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但與丈夫比起來，她仍舊年輕貌美。司湯達一點也沒有考慮過表兄達魯對他的友善和長期以來的照顧，勾引他的妻子是既不符合策略又不體面的事，他把自己的發跡和榮耀看作是命運的恩寵。他從來不懂得世上還有感恩這樣一種美德。
就這樣，司湯達拿出了自己在愛情方面的全套謀略發動進攻，但是他性格中那種倒霉的猶豫不決始終妨礙着他。他時而活躍，時而悲傷，時而輕佻，時而冷靜，時而激昂，時而淡漠，但這一切都顯得那麼無濟於事，他始終不明白女主人到底愛不愛他。有時他甚至懷疑她在背後嘲笑他扭捏作態，並為此覺得羞辱。最後，他向一個老朋友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並問他有何良策，兩人一起商量這件事。他的朋友提問，他作答，並由朋友把問答記錄下來。以下的內容便是馬修·約瑟夫森寫《司湯達傳》時整理出的問答詳情：「勾引B太太（他們用『B太太』來稱呼達魯夫人）有什麼好處嗎？」「好處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將得以發泄；他能從中獲得社會利益；他能進一步從事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他將滿足自身的自尊心和榮譽感。」司湯達還在那份問答記錄中附加了一條注釋：「最好的建議：進攻！進攻！進攻！」這主意確實不錯，但前提是他得克服自己的羞怯，否則很難實行。幾個星期以後，司湯達應邀去柏希維勒村達魯的鄉間莊園做客。臨行前一晚，他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下定決心發動最後的進攻。他穿了自己最好的條紋褲出發了，達魯夫人見到後還對他的褲子稱讚了一番。後來兩人一起漫步於花園，身後大約二十米外跟着的是達魯夫人的一個朋友以及她的母親和孩子們。他們來回散步，司湯達感到無比緊張，始終下不了決心。最後，他心中選定前面的一個地方A，把自己此刻腳下站立的地方當作B，他暗暗發誓，如果走到A時他還沒有表明自己的愛意，他就得去自殺。終於，他開口了，他緊緊握住她的手，想去親吻它。他對她說，他已愛了她整整十八個月，他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這些咽在肚子裡，甚至打算從此不再見她，可他實在無法忍受這愛的痛苦。對此，她回答說——態度很友善地——她對他的感情僅限於友誼，裡面沒有摻雜其他的成分，何況她無法對自己的丈夫不忠。說完後她便轉身招呼後面的人來和他們會合。就這樣，司湯達的柏希維勒戰役失敗了。相比他的感情，他的虛榮心受到的傷害更深。
過了兩個月，司湯達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於是他申請去米蘭度假。第一次去意大利時，他便喜歡上了米蘭這座城市。十年前，他在米蘭迷上過一個名叫吉娜·皮特拉魯阿的女人，那是他一位同僚的情婦，但那時的他只是個副官，身無分文，甚至沒能引起她的注意。他想，這次去米蘭一定要拜訪一下她。她的父親開了一爿店鋪，在她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將她嫁給一個政府公務員。現在她已經34歲，兒子也有16歲了。司湯達見到她，發現她依然是一個「高大而美麗的女人」：「眼睛、表情、眉毛和鼻子上，依然流露着一種高雅的氣質。我覺得她雖然比年輕時（他補充說）少了些嬌艷的風姿，但變得更聰明、更高貴」。以她丈夫那點微薄的薪資，她卻能在米蘭擁有一套房子，而且在鄉間有一幢別墅，有僕人，在斯卡拉劇院訂有包廂，還有一輛四輪馬車。她的確是夠聰明的。
對於自己相貌醜陋的事實，司湯達心裡很清楚，為了彌補相貌上的不足，他決定打扮得漂亮點、時髦點。他那本就圓胖的身材，在生活優裕後變得更加肥胖。但他已不再關心這些，他只需要口袋裡有錢，能穿漂亮的服飾。他認為比起自己當年當龍騎兵時那窮酸樣，現在想要取悅那些高貴的夫人，顯然更有把握。於是，他決定利用在米蘭逗留的這段時間讓她成為他的情婦。事實上，她並不如他預想的那樣順從他的意願。他為此費盡周折，在離開米蘭去羅馬的前夕，她終於答應讓他在某天上午到她家裡拜訪。可以想象到的是，那天發生了怎樣辛苦的求愛，司湯達在那天的日記中，這樣記述道：「9月21日11點半，我終於贏得渴望已久的勝利。」他甚至把那天的日期記在自己的吊襪帶上。有意思的是，就跟當初向達魯夫人求愛時一樣，那天司湯達仍穿着條紋褲。
1812年，司湯達費了一番力氣，總算說服達魯伯爵，將自己調離巴黎的閒職，派到軍糧部的現役軍職上去。他跟隨着拿破崙的大軍參加了遠征俄國的那場災難性戰爭。撤離莫斯科的途中，他表現得沉着冷靜而英勇善戰。1814年，隨着拿破崙退位，司湯達的仕途生涯就此結束。據他後來講，他寧願流放也不願效力于波旁王朝，為此他拒絕了好幾個重要的職務。可事實上，他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只是為了千方百計重返政府機構任職。眼看所有努力將付諸流水，他才不得不回到米蘭。司湯達仍然有錢住豪華舒適的公寓，有錢隨意去歌劇院看劇，但他早已失去之前擁有的職位、聲望和金錢。吉娜對他變得冷淡了。她說，自從自己的丈夫知道他重返米蘭後，嫉恨不已，她其他的愛慕者也都對她疑心重重。她請求司湯達考慮她的名譽，離開米蘭。司湯達心裡明白，這只不過是她想離開自己的說辭，她越是這樣，他反而越是熱情激昂。為了重新贏得她的愛，司湯達想到一個辦法：他籌措到三千法郎，並將這筆錢交給她。她這才同意隨他一起去威尼斯，但要求她的母親、兒子以及一個中年銀行職員和他們同行。到了威尼斯後，她讓司湯達住到另一家旅館，說是為了顧全面子，更加令人惱火的是，不論他怎樣表示自己的厭惡，銀行職員卻老是不識臉色地跟着他們。他實在想不通那傢伙有什麼權利那麼做。下面的日記記述了他當時的話，原本是用英語寫的：「她擺出一副來威尼斯是給足我面子的架勢。我真是蠢到家了，砸三千法郎就為了這樣的旅行。」然而十天之後，他卻寫道：「我得到了她……不過她還和我談到了經濟安排。就在昨天上午，這絕不可能是錯覺。我的情慾全讓政治給磨滅了，我的精液一定是抽到腦子裡去了。」
1815年6月16日，隨着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司湯達一行人於秋天回到米蘭。吉娜把他安排在一處偏僻的郊區。每次想和吉娜幽會，他需要在深夜裡換幾次馬車，確保無人跟蹤，到達她的住所後，經侍女帶領進入她的房間。不久後，也許是因為和女主人鬧矛盾，又或許是被司湯達收買，總之侍女向司湯達說明了事實真相，他不禁大為光火。原來，為防止司湯達遇到她的其他情人，吉娜故意把一些事情說得極為神秘，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丈夫的嫉恨，準確地說，吉娜的情人實在很多，而司湯達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位侍女甚至建議司湯達去證實自己所言非虛。第二天，她安排司湯達藏在緊挨吉娜房間的一個壁櫥里，透過一個鑰匙孔，他親眼看見了在離自己只有三英尺的地方，她對他的背叛行為。
「你是不是以為我會衝出壁櫥拿匕首捅死那對男女？不會的，那不可能，我和進壁櫥時一樣，悄悄地溜了出去，心中只覺如此冒險實在可笑。我看不起自己，更鄙視吉娜，我為自己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慰。」司湯達說。
1821年，司湯達被奧匈帝國警察當局逐出米蘭，理由是他和某些意大利愛國者有聯繫。隨後他來到巴黎，在往後九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住在那裡。這期間，他又談過一兩次乏味的戀愛。他習慣在一些清談家舉辦的沙龍里消磨時光，不再笨嘴笨舌，尤其是在十來個人聚到一起高談闊論的時候，他變得機敏又刻薄，正如許多健談者那樣，喜歡壟斷談話，喜歡發號施令，喜歡不加掩飾地蔑視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他常常放肆地說些淫穢不堪的話，只為譁眾取寵。很多看不慣他的人說，為了取悅和刺激聽眾，他只會濫用幽默。緊接着發生了1830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國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在差不多花光父親給他留下的微薄財產後，司湯達重拾最初的理想，立志做一個偉大的作家，然而他為文學付出的努力既沒有帶給他錢財，也沒有帶給他名聲。他的《論愛》一書早在1822年便已出版，可在隨後的十一年裡只賣掉十七本。他曾經想到政府部門謀個職位，最終還是沒能如願。後來，隨着政治形勢的轉變，他被派遣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當領事，由於他同情自由派，奧匈帝國拒絕接受他的領事任命。於是，他只好被轉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維塔韋基亞城當領事。
由於領事工作很輕鬆，司湯達經常會外出短途旅行。孤身一人在奇維塔韋基亞城，他覺得甚是厭煩。對於旅行，他向來不知疲倦，也正因為旅行，他得以在羅馬結識了不少好朋友。51歲那年，司湯達向一個年輕姑娘求婚。她的母親是他的洗衣婦，父親是受僱於領事館的一名聖芳濟派的修道士。即便如此，他的求婚仍然被拒絕了，這使他感到無比屈辱。1836年，他說服外交大臣找人暫代他的領事職務，自己去巴黎任職三年。那時候他已是一個肥胖的老人，紅臉，留着一把染了色的大鬍子，他的頭髮脫光了，不得不戴一頂紫褐色的假髮來掩飾禿頂。他的衣着仍然像他年輕時一樣時髦，只是他的外套和褲子式樣總會引人議論紛紛，這常常使他感到難堪。他還會到處求愛，但幾乎都遭到拒絕；他還會去參加宴會，滔滔不絕地說話。最後，他被外交部責成返回奇維塔韋基亞城續職，兩年後，他在那裡中風了。在身體痊癒後，他又要求休假，去日內瓦求教一位著名醫生。從日內瓦出發，他又去了巴黎，過着以前那樣的生活。1842年3月，司湯達在出席外交大臣的一個大型官方宴會後，於夜裡散步返回住所，在林蔭道上再次中風，並在被送回住所後的第二天離開人世。
我談到的這些關於司湯達的事實毫無掩飾成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難發現，司湯達的一生可以說動盪不安，其人生經驗比其他許多作家都要豐富。確實，司湯達生活在一段個人和社會都發生着巨大變化的歷史時期，在自己個性所容的範圍內，他獲取了廣泛的人性知識。但是，在觀察同時代的人與事時，觀察者目光再敏銳，也難免受自身個性的限制，司湯達必然也有許多局限。當然，他有着自己的優點：機敏而感性，個性稍顯怯懦，但極具天資，勤奮，具有卓越的創造力，也善於與人相處。然而他也有着明顯的性格缺陷：抱有荒謬的偏見，而且總是眼高手低；他多疑（也因此容易受騙），狹隘，苛刻，不謹慎，極度自負，又有極強的虛榮心；他沉迷肉慾且品味粗俗，行為放蕩卻又缺乏激情。這些我們所知道的缺陷，都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司湯達算不上職業作家，甚至不是一個文人，可他從不停止寫作，並且幾乎都是在寫他自己。他有記日記的習慣，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斷，而且他寫日記並非為了出版。他在50多歲時寫了一部五百頁的自傳，只寫到他的17歲時就停止了。儘管到他去世時這部自傳仍未定稿，他卻是準備出版它的。他在書中編造了一些事情以美化自己，不過整體來講，他還是誠實的。他寫了許多細節，甚至有不少地方一再重複，顯得冗長、沉悶而難以閱讀，但我認為讀過這部自傳的每一位讀者都應該捫心自問：如果像他這樣誠實地暴露自己，我們能寫得比他好嗎？
只有兩家巴黎的報紙對司湯達去世的消息做了報道，看起來，他很快就要被公眾徹底遺忘。在他生前的兩個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終於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湯達可能就真被人遺忘了。然而，儘管當時頗有影響力的批評家聖·伯甫專門為司湯達寫了兩篇評論，公眾仍然對他保持冷淡。等他的作品受到廣泛閱讀，是下一代人的時候了。司湯達從未懷疑自己的作品不會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預計，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們才會得到應有的評價。很多遭受同時代人忽視的作家都會這樣自我安慰，說後人會承認他們的成就。遺憾的是，這種事極為罕見。後人實在粗心大意，也實在過於忙碌，他們只會着眼於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作品，無暇關心過去被埋沒的文學。因此，一個生前默默無聞的作家，在死後被人發現的可能性極其渺茫。司湯達是幸運的，他的幸運歸功於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沒有什麼名氣，以至於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們只知道他曾經在法國高等師範學校講課時大加讚賞司湯達的作品。更為幸運的是，學生中間有一些日後出了名的聰明的年輕人，他們在教授的推薦下閱讀了司湯達的作品。在發現作品中有許多和自己這一代年輕人不謀而合的想法後，他們很快成為司湯達的狂熱追隨者。希普里特·泰納是這些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個，多年以後，他成為一名頗有影響力的理論家，寫過一篇盛讚司湯達的文章，稱司湯達為從古至今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也就是從那時起，人們撰寫大量評論、研究司湯達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認為是19世紀法國三大小說家之一。
司湯達憑藉《論愛》和另外兩部長篇小說出名，其中《巴瑪修道院》可讀性應該更強，小說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裡面對滑鐵盧戰役的那段描寫稱得上膾炙人口。但是，小說《紅與黑》更加激動人心，更具獨創性，也更加深刻。正是由於《紅與黑》，左拉稱司湯達為自然主義之父，布爾熱和安德烈·紀德則（不正確地）稱其為心理小說的創始人。這的確是一本令人驚嘆的書。
相比關注他人，司湯達顯然對自己更感興趣，他的小說常常將自己作為主人公。《紅與黑》中的於連就是司湯達一直想成為卻又無法成為的那種男人。在他筆下，於連是那種極令女性着迷的男人，她們一見到他就神魂顛倒，這正是司湯達自己從來不曾有過卻一直想擁有的魅力。在生活中，他設計的那些方案無一不宣告失敗，在小說中，他卻讓於連一次又一次贏得女人的愛情。他把於連塑造成一個口若懸河的健談者，可他很聰明地只是賦予於連這樣一種能力，卻從不具體寫到他談論的內容。他把自己的好記性、勇氣、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計、多疑、虛榮、易被冒犯等性格特點，以及肆行無忌和不知感恩的行為特徵，通通給了於連。我想，從來沒有哪個作家會像司湯達這樣，把自己的全部性格賦予筆下人物的同時，又描繪出這樣一幅可鄙、可惡、可憎的人物肖像。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滑鐵盧戰役（其實他並未參戰），司湯達的小說中好像從未寫到他為拿破崙效勞時的生活經驗。人們原以為司湯達完全可以從中提煉出某些主題來，因為他畢竟是那些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他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我們不難記起，最初司湯達想寫劇本時，習慣從自己看過的戲劇中尋找題材，他從來都沒有虛構故事的天賦。包括《紅與黑》的故事原型，也是他從曾經轟動一時的刑事案件的相關報道中提取的。我一般不會在評論小說時談及小說的故事來源，但關於《紅與黑》，我覺得有必要介紹這方面的情況。司湯達借用了這樣一個案件：神學院學生安東尼·伯爾岱在一個叫M.米舒的人家裡當家庭教師，後來又到一個叫M.德·高爾東的人家裡做牧師。在第一戶人家中，他企圖或者說確實勾引了米舒太太，到了第二戶人家，他又勾引了高爾東的女兒。正因如此，他被主人辭退。此時的他聲名狼藉，想回到神學院去，卻沒有神學院願意接受他。在走投無路之時，他把怨恨發泄在米舒一家人身上。他在教堂槍殺了做禮拜的米舒太太，隨後自殺，自殺未遂後又受到審判。儘管在法庭上，他為了給自己開脫，試圖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但最後，他還是被判處死刑。
司湯達正是被這一醜惡而卑劣的刑事案件所吸引，在他看來，伯爾岱的行為是一種「美好的罪惡」，是一種反叛性個體對社會規則做出的反抗。為賦予事件更加重要的社會意義，他在小說中拔高了受害者的身份，同時也將主人公於連塑造得比現實案件中的伯爾岱更加聰明，更有個性，更加勇敢。這個故事令人厭惡的本質沒有改變，主人公於連也仍是個卑劣的人物，但是在司湯達筆下他變得非常生動，小說也極富深刻意義。作為一個出身貧寒、階級低下的孩子，於連對那些出身於特權階層的人滿懷嫉恨——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算得上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我們只需看看司湯達對他的描寫，便能建立起對於連的初印象：「他大概十八九歲，文弱而清秀，面貌卻不同尋常。他的鼻子如鷹嘴，眼睛又大又黑。在安靜的時候，他的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輝，又好像在深思熟慮或探尋什麼，可在轉瞬間，他的眼睛又流露出令人害怕的仇恨的目光。他深栗色的頭髮垂得很低，只露出一點額頭，他一生氣，便顯得他性情很壞。……他的身材修長勻稱，與其說是有活力，倒不如說是輕盈。」
這不算一幅優美的畫像，儘管它足夠出色，這樣的描寫一開始就不打算讓讀者對這個人物產生好感。一般情況下，作者都希望讀者能夠同情自己小說的主人公，但既然司湯達的小說主人公選擇了一個惡棍，從一開始他就得小心，以免引起讀者對人物的過分同情。另外一點，為使讀者對人物產生興趣，他又不能讓人物引起讀者的過分厭惡。因此，他不厭其煩地描寫於連的眼睛如何漂亮，身材如何優雅，以及雙手又是如何精巧，作為對剛才那一番描寫的補充。他不停地告訴讀者，於連確實長得很漂亮，同時他也一直提醒讀者注意於連引起的周圍人對他的反感，提醒讀者注意到所有人——除了那些從未相信過他的人——對他其實也都充滿懷疑。
聽於連授課的那幾個孩子的母親，德·瑞那夫人的美好的性格畫像最難描繪。作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女人，她足夠迷人，且富有德行，為人真摯。關於她如何與於連產生愛情，以及兩人愛情的增強，包括這期間的恐懼和猶豫，抑或愛情如何燃燒成激情，這一系列的描寫都相當出色。她是小說中最動人的一個形象。然而，對於出身高貴的瑪蒂爾德·德·拉·莫勒，司湯達的描寫卻顯得不太可信。由於他未曾對上流社會有過深入的了解，他不知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有怎樣的行為舉止，便以為出身高貴的人永遠是高貴凜凜的。那只是暴發戶的理解。他把德·拉·莫勒小姐的傲慢當作貴族氣派，這其實是粗俗，她一系列的行為描寫都顯得不合情理。
對夏多布里昂引起，後被數以百計的二流作家拼命模仿的浮華風格，司湯達感到極為厭惡。他的表達極盡樸實，只為準確地說出非說不可的話，從不擅虛飾，不用浮華的辭藻，也沒有任何形式化的贅語。他說（也許並不十分真實），他在每次動筆前都要閱讀一頁羅馬法典以保證自己用語的純正。他刻意避免當時的流行寫法，摒棄那些對環境和衣着裝飾矯揉造作的描寫。他出色地運用一種冷靜、清晰而富有控制力的文體，以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它更加引人入勝。我對那些關于于連在德·瑞那家裡和在神學院裡的章節推崇備至，然而，小說場景到了巴黎和德·拉·莫勒府邸時，那些描寫變得有些不可信。我無法容忍不真實的描寫和空洞乏味的情節。當時，浪漫主義方興未艾，司湯達雖然以現實主義風格著稱，有着自己純正的鑑賞力，對於18世紀的寫實文學也很欣賞，但還是難免受到整個時代氛圍的影響。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有些人為了實現野心和滿足欲望，或者為了榮譽和復仇，無視道德，無所不用其極，即使犯罪也在所不惜。司湯達對這些人很崇尚，崇尚他們所謂的堅強意志，以及他們對習俗的蔑視和對自由靈魂的追求。出於作者這種對傳統浪漫傾向的推崇，《紅與黑》的後半部寫得有些荒誕不經。
小說中，於連通過偽裝、欺騙和自我克制的手段即將實現他圖謀已久的野心時，司湯達犯了一個大大的錯誤（我只能這麼說）。我們從一開始得知，於連聰明絕頂又極其狡猾，但到了後面，司湯達為了讓德·莫勒侯爵同意將他的女兒嫁給於連，竟然讓於連到德·瑞那夫人處求取品行鑑定書。這怎麼可能？於連早知道德·瑞那夫人曾被他傷得很深，對他滿懷恨意，除了泄恨，她是不會為他做任何事的。當然，她也可能仍然愛他，這樣她更加不會促成他和另一個女人結婚。我們知道德·瑞那夫人是一個誠實的女人，於連也應該想到，她會把如實揭露他的醜行當作自己的責任。事實上，她正是這樣做的。她寫了一封信，信中坦率地揭露了他的真實醜行。於連既沒有否認，也沒有辯解（比如，將其歸咎於一個因被拋棄而憤怒的女人的捏造），而是帶着手槍趕到她的住所，並向她開了槍。司湯達對此沒有做任何解釋，也許這是於連的一時衝動。我們知道司湯達很讚賞感情衝動的行為，認為這是激情的表現，這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小說一開始於連的性格力量就表現在極強的自我克制能力上。他身上的各種感情從來沒有支配過他，如妒忌、仇恨、驕傲和虛榮，就連情慾——這些情感中最強烈的一種——也從未戰勝他想要實現野心的陰謀。然而，在一本小說的緊要關頭，於連卻做出了最致命的事情，他的行為完全背離了自己的性格。
司湯達對《紅與黑》的故事構思緊跟着安東尼·伯爾岱的案情，並且一跟到底。然而，有些事他沒有注意到。首先，於連已經被塑造成了一個和原型伯爾岱完全兩樣的人。其次，伯爾岱滿懷怨恨地槍殺米舒太太，只因他認為是她毀掉了他的前程，反觀於連，這種怨恨毫無依據。如果的確是德·瑞那夫人破壞了他實現勃勃野心的希望，那也只能歸咎於他自己做的一些蠢事，可是按他的性格，這些蠢事原本不會做的，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更拿手的方法去應對，沒有必要造成現在這種令人費解的錯誤結果。事實上，司湯達似乎缺少這種創造才能，他無法設計出一個使讀者更加信服的小說結尾。然而，話說回來，沒有一部小說是十全十美的，除了小說作者有缺陷之外，小說這一體裁本身也存在缺陷。無論如何，不能否認《紅與黑》仍然是一部極其成功的小說，你一定會在閱讀它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獨特的享受。
巴爾扎克其人與《高老頭》
一
在所有為世界精神財富添磚加瓦的偉大小說家中，我以為其中最偉大的一個就是巴爾扎克了，他毫無疑問是個天才。有的作家是以那麼一兩本書成名的，可能是由於他們的某幾部作品表現出其具有恆久的價值，也可能是因為作者的某種基於獨特經歷或乖張性格的靈感，恰好在他的某幾部書中表現了出來。然而他們很快便才思枯竭了，之後縱然又寫出了作品，大多也不過是重複罷了。著述豐碩是作為偉大作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巴爾扎克便是如此，他的作品可以說多得驚人。他的這些作品整整貫穿了一個時代的生活，而他在作品中所展示的領域則如同他的祖國一樣廣闊。他在人性知識上造詣極深，僅有少數幾個方面可能稍有不足，比如在貴族社會、城市工人和農民等方面，他的了解就比不上對醫生、律師、職員、記者、店主和鄉村牧師等中產階級那樣熟稔。和所有小說家一樣，他在表現罪惡上強於表現德行。他既有精準而細膩的觀察力，亦具備非比尋常的創造力，僅看他所創造出的人物數量就足夠讓人嘆為觀止了。
不過，我確定他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的性格沒有多少複雜之處，既不會表現出讓人困惑的矛盾，也不會耍一些難以言說的微妙。他實際上極其的單純，甚至都不好說他是否聰明。他的思想或許看起來有些平庸而膚淺，然而他的創造能力是非凡的，就好像是某種自然力量一般，像滾滾的洪水洶湧地衝垮堤岸，淹沒一切；又或是像呼嘯而來的颶風，咆哮着刮過寧靜的鄉村和喧譁的城市。他身為一位描畫社會的畫家之獨特在於，他不僅像所有小說家那樣（當然，純粹寫冒險故事的小說家除外）關注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注重觀察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
大多數小說家只會選取一小批人進行描寫（有時不過兩三個人），就像是用放大鏡把他們放大了。這種方式確實會製造出較強烈的效果，不過嘛，這也常會帶給人一種刻意的造作虛假感。一個人除了個人生活，還得有與其他人一起的社會生活。某個人在個人的生活中或許扮演的是主角，但在與他人相處時，他可能會是重要角色，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就像你去理髮店理髮，這也許是一件小事，它卻可能會是你或者理髮師的人生轉折點之一。巴爾扎克深刻地領悟到了這一點，並在生動而逼真地描繪萬花筒般的生活、生活中的混亂、誤解和造成重大後果的巧合上面極具天賦。我想，他應該是小說家中第一個注意到人們生活中的經濟情況的重要性的。他並不滿足只是說金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認為對金錢的渴望和貪婪的欲望正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他在作品中描繪了一個又一個人物狂熱地迷戀着金錢，永遠是金錢。他們追求過上一種奢靡荒淫的生活，漂亮的住宅、馬匹還有情婦通通都在其中，為了獲得這些所使用的一切有用的手段在他們看來都是正當的。這當然是一種庸俗且無趣透頂的生活目標，可惜的是，相比巴爾扎克的時代，我們如今的時代也沒好多少。
巴爾扎克成名時年方30歲，若你那時碰到他，會看到一個微微發胖的矮個子，因為雙肩魁梧、胸脯厚實，所以看上去又並不顯得矮小。他有着像公牛一樣粗而白的脖子，與紅紅的臉膛、總帶着微笑的又厚又紅的嘴唇恰成對照；他那筆挺的鼻子上有兩個大大的鼻孔，額頭很高；向後梳理的一頭濃密黑髮就像獅子的鬃毛；有着金色瞳孔的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魅力，正是這一點掩飾了他相貌中的一點粗俗。他常有着愉快舒展、樂觀隨和的表情，加上他精力十分充沛，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精神上總會感覺到舒服爽快。再往下，你或許就會注意到他那雙標緻的手，這頗讓他為之自豪。它們就像主教的手，小巧，肥胖，白皙，指甲呈玫瑰色。如果在晚上碰到他，你很可能就會看到他披着鑲有金紐扣的藍色上裝，搭配着白色細麻布內衣、黑褲子和白背心，腳穿透孔黑絲襪和漆皮鞋，手戴黃色手套。若是在白天碰到他，你一定會驚訝地發現，這時他身穿一件皺巴巴的舊上衣，褲子沾滿泥點，皮鞋髒兮兮的，頭上還頂着一頂破帽子。
他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認為，這一階段的巴爾扎克還保留着十分的天真和稚氣，很討人喜愛。喬治·桑就曾說過，他老實起來近乎羞怯，自信起來又近乎吹牛，他既豪爽，又溫厚，還帶着幾分古怪。他不喝酒，是個工作狂，既感性又很理智，既沉浸於幻想又常講究實際，既輕信又多疑，有時很好打交道，有時又令人費解。
二
巴爾扎克祖上是農民出身，曾以巴爾沙為姓，不過他的父親是位手腕厲害的律師，大革命之後開始一飛沖天，隨即改姓巴爾扎克。老巴爾扎克後來娶了一位女繼承人，生了四個孩子，其中大兒子即日後的小說家奧諾雷·巴爾扎克。他於1799年生於圖爾，老巴爾扎克那時正在當地的一家醫院做管理員。在度過了幾年調皮搗蛋的學校生涯後，奧諾雷·巴爾扎克被父親送去了巴黎，然後進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三年後，他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卻拒絕了父母讓他將律師作為終身職業的建議。他想當一個作家，家裡因此而爆發了一場可怕的爭吵。最終，儘管母親仍沒改變反對的態度（她的嚴厲和功利讓他此後一直不都喜歡她），父親卻讓步了，答應給他一次機會。他開始了在外的獨立生活，從父親那兒只能得到勉強糊口的津貼，他決心試試自己的運氣。
他很快就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關於克倫威爾的悲劇。他在全家人面前念了自己的劇本，可惜被一致認為毫無價值。他隨後又把劇本寄給了一位教授，教授回復他：從這個劇本來看，只要他想，這位作者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但就是不適合搞創作。巴爾扎克遭到此打擊後又氣憤又失望，他就此下定決心，既然當不了一個悲劇劇作家，那就去當個小說家。之後，他創作了兩三本小說，字裡行間都在模仿瓦爾特·司各特、安·雷特克利夫和拜倫。不過家裡人認為既然他的寫作嘗試已告失敗，就該搭乘第一班公共馬車回家。那個時候老巴爾扎克業已退休，全家住在離巴黎不遠的一個叫維巴利西的小鎮上。
有個三流作家朋友前來看望巴爾扎克，他慫恿巴爾扎克另寫一部小說，巴爾扎克聽取了他的意見。就這樣，一系列粗製濫造的東西從他的筆端源源不斷地產出，有獨自創作的，也有與人合寫的。其間，他給自己取了各式各樣的筆名，所以沒人知道他仍在寫小說。1821年至1825年間，說不清巴爾扎克到底創作了多少部小說。有權威人士站出來表示，總數足有五十本之多。這些作品以歷史小說為主——因為當時司各特的聲譽正如日中天，巴爾扎克顯然是想跟個風。不過，儘管這些作品對讀者來說沒什麼閱讀的價值，對他自己卻十分重要，正是通過這樣大量的練習，他明白了寫小說的要點。情節必須跌宕起伏才能吸引讀者，還要選取人們最關心的主題，或是愛情，或是財富，或是榮譽和生命價值。也或者，巴爾扎克從中懂得了，要使作品獲得讀者的青睞，他自己就必須保持住激情，不管這種激情顯得有多麼淺薄、輕浮乃至矯揉造作，但只要這種情感足夠強烈，那麼讀者免不了會被作者所打動。
在巴爾扎克全家還住在維巴利西鎮時，鄰居柏爾尼夫人曾和巴爾扎克很相熟。那時，她年方45歲，父親是一位德國音樂家，為瑪麗·安托瓦內特服務過。她的丈夫是個病秧子，而且脾氣暴躁。她和丈夫生有八個孩子，另外還和情人生了一個私生子。這樣一位夫人很快就和巴爾扎克變成了朋友，之後關係一度升為他的情婦，但直到十四年後她去世為止，兩人一直是朋友。這種關係在外人看來不免有些奇怪：他像是對待情人一樣地愛她，同時又從她那裡獲得了足夠的以前缺失的母愛。所以，她不僅是他的情人，同時還應該算是他最忠實的朋友，只要他有需要，她總能無私地給予他忠告、鼓勵、幫助和愛。
這件風流韻事在小鎮上傳開了，隨後流言四起，巴爾扎克的母親知道後，自然竭力反對兒子和一個年紀都快趕上她的女人攪和在一起。再者說，當時巴爾扎克寫的書一分錢都沒掙到，前途問題也讓她傷透了腦筋。之後，有位朋友建議巴爾扎克去經商，巴爾扎克聽後，覺得正中下懷。柏爾尼夫人隨即慷慨解囊，拿出四萬五千法郎交給他，他找了兩個朋友作為合伙人，一同做起了出版、印刷和鑄字的生意。巴爾扎克並沒有經商的才能，加上他花起錢來大手大腳，經常把個人的賬務，例如支付給裁縫、鞋匠、珠寶商甚至洗衣工的錢都記在公司賬上。就這樣不到三年，公司被迫停業整頓了，巴爾扎克也欠下了高達五萬法郎的外債。這筆錢最後還是由他的母親償還掉的。這段堪稱災難的經歷讓巴爾扎克通曉了許多特殊的商業經營方面的知識，也懂得了許多日常中人情世故和社會交際方面的東西，所有這些知識都成為他往後的小說創作中的重要財富。
三
生意失敗後，巴爾扎克搬到了布列塔尼的一位朋友那裡居住。在那裡，他獲得了人生第一部嚴肅作品《舒昂黨人》的素材，在這部作品上他也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真名。這一年，他30歲。從這裡算起一直到他去世的二十一年間，他都幾乎沒有停下創作的筆端，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不斷地從他的手中誕生，數量極為驚人。而其中，每年都會有一至兩部長篇、十幾個中短篇小說。除此之外，他還涉獵了許多劇本，有一些並不被人接受，甚至還有些是可悲的失敗之作。他一度還創辦了一份報紙，每周兩期，上面大部分的稿件由他自己動筆撰寫。
巴爾扎克十分喜歡記筆記，且出門總愛隨身帶着筆記本，一旦遇到有可能在以後成為自己素材的事情，或是腦中突然冒出了靈感，又或是聽到別人的某個有趣的段子，他就會立刻把它們記諸筆下。他會抓住一切機會對故事中出現的每一處場景做實地考察，有時為了看看他小說裡面要描寫的某條街道或房子，甚至不惜長途跋涉。我發現，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時候，和所有的小說家一樣，都是以熟悉的人物為原型的，但作為小說人物，總要適當發揮想象力的，因此說他們實際是他的想象產物也不無不可。他在給人物命名上十分講究，不惜為此絞盡腦汁，在他的想法中，名字是與人物的性格及外貌息息相關的。
寫作時，巴爾扎克保持着一種極富規律的、潔身自好的生活。晚飯後不久，上床休息，睡至半夜一點，僕人會將他叫醒；起床後，穿上一件潔白的長袍（他自稱得穿着沒有污跡的衣服才有利於創作），點上蠟燭，在桌上放上一杯提神的黑咖啡，然後開始用鵝毛筆寫作；寫到早晨七點，放下筆，洗澡，躺下休息；八點至九點，出版商會送來校樣並取走他新寫出的部分手寫稿；再之後，又重新開始工作，直到中午，午飯就吃些煮雞蛋，喝些水，加上大量的黑咖啡；吃完後他會一直工作到六點才吃一頓簡單的晚飯，飯間會喝一點伏芙列酒；朋友通常會在這個時間段來訪，與他們聊一會兒天后，他便上床睡覺。
巴爾扎克不是一個動筆前會打出周全腹稿或者提綱的作家。他只會直接提筆先寫出一份初稿，然後在初稿上修改，其間會有大刀闊斧的增刪，甚至會出現變換章節順序的情況，最後交給出版商的手稿往往塗改得難以辨認。他對排成校樣後的稿子仍會繼續修改，增加或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