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沃倫・巴菲特傳 - 第7章

然而，在他9歲時，父親去世了，他的母親把積蓄都投入了股票市場，在1907年的巨大恐慌中，這些積蓄都化成了青煙。他找了份臨時工。在布魯克林男子高中念書時，成績非常突出。後來，他進了哥倫比亞大學。1914年畢業以後，有三個系給他工作的機會：英語系、數學系和哲學系。但是他採納了學院院長的意見，來到了華爾街。

格雷厄姆從最底層的工作起步，每周把股價寫在黑板上，掙2美元。那個年代裡沒有什麼證券分析家，而只有「統計員」。很快，他便自封為一個投資者，同時開始寫作。到20年代末期，他已經在工作之餘開辦了財務方面的講座。

他在華爾街做的講座反映出他對幾何學的喜愛。他熱衷於對稱型的投資——發明了一套歐幾里德的原則來運用到股票市場之中。

格雷厄姆的方法在20年代末期的投機氣氛中顯得很怪異——他總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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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那些便宜得幾乎沒有風險的公司，比如在1926年，他發現一位石油運輸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油管資產以外，還擁有一個每股價值為95美元的鐵路債券組合，而它的股票卻只有65美元的市價。格雷厄姆買了2000股，並且建議公司把持有的債券賣掉，重新發掘出投資組合里被掩埋了的價值。

然而，處於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層拒絕了這個建議。後來格雷厄姆發動了一場爭奪代表權的戰爭，終於入選董事會，北部石油管道終於投降了，清算了債券，並且付了70美元/股的紅利。

到1929年為止，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企業「本傑明。格雷厄姆聯合帳目」

的資本達到250萬，而且格雷厄姆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悅之中，當然，那時候的華爾街早已是富翁雲集了。投機者們把價格抬到了天上。這個非常歲月中，耶魯大學那位不幸的歐文。費舍爾宣稱「股票價格已經達到一個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

格雷厄姆十分小心謹慎，當大危機襲來時，本。格雷厄姆聯合賬戶的損失額是20%，還可以忍受。到1930年時，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樣以為最糟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他又貸款來投資於股票。後來，底部支撐又被跌破了。「那次大危機的唯一特點是」正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觀察發現的「一個噩耗緊接着一個噩耗，糟的越來越糟」。

連最精明的資金人——也就是那些冷眼靜觀這場劫難的人——後來也捲入其中。到1932年，聯合賬戶已經跌去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瀕臨破產。

他的全家就要離開位於貝里斯福德的那幢花園般的二層小樓，搬到附近埃爾多拉多背後即將空出來的樸素小公寓裡。他的妻子是一位舞蹈老師，不得不重返工作。格雷厄姆也做好了罷手的準備。但是傑羅姆。紐曼的一個親戚，此人也是格雷厄姆的全伙人，注入了75000美元資金，這筆資金足讓公司存活下去了。當1934年的《有價證券分析》問世以後，它那年已40歲的作者已經有整整5年沒有收到任何報酬了。

在書的簡介中，格雷厄姆坦白地承認說，投資於普通股似乎是「名譽掃地」的事。在市場近期的低潮中，1/3的美國工業都在以低於清算價值的價格出售。幾年前那些曾把華爾街當作一個有無數牛奶和蜂蜜的專家們現在又建議說「這樣的股票壓根不是投資」。傑拉德。M.洛布，一位以暢銷書籍《投資生存大戰》而出名的評論家認為要想投資贏利是不可能的。如果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1929年是381.7點，而1932年只有41.22點，那麼誰又能說明「真正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沒有人真的知道，」他宣稱，當某種特定的股票是「便宜」或「昂貴」。相反，洛布則認為「投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預測未來的潮流」。

洛布強調說，真正要看重的不是企業的贏利情況，而是一種公眾心理：充分考慮人們的普遍情緒、希望和觀點的重要性——以及它們作用於證券價格的影響——這如何強調都不過分。

然而，如何去測度公眾的情緒呢？主要的辦法是跟蹤股價本身，去「盯着行情」，如果股價下跌了，那就該拋出它，而且要迅速；如果股價上漲，就該買進。僅僅只是買進便宜貨是不夠的——必須且只能在它「剛要開始升值」的時候買進。

如果洛布沒有抓住這樣一對矛盾：即成百上千的投資者在互相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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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力圖先他人一步，那麼格雷厄姆和多德則不會抓不住這一點。

股票投機主要就是A試圖判斷B、C、D會怎麼想，而B、C、D反過來也做着同樣的判斷。

《有價證券分析》給出了逃脫這個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極力主張投資者們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機上，而要放在股權證明背後的企業身上。通過注意贏利情況、資產情況、未來前景等諸如此類的因素上，投資者可以對公司獨立於其市場價格的「內在價值」形成一個概念。

他們認為，市場並非一個能精確衡量價值的「稱重計」。相反，它是一個「投票機」，不計其數的人所做出的決定是一種理性和感性的摻雜物，有很多時候，這些決擇和理性的價值評判相去甚遠。投資的秘訣就在於當價格遠遠低於內在價值時投資，並且相信市場趨勢會回升。

由於大蕭條遠沒有結束，它便成為考驗人們對市場的忠實程度的關鍵時期，許多公司的股份的標價比它們銀行賬戶上的現金價值還低。但是格雷厄姆，作為一個古典派學者，意識到華爾街的低落是十分符合人性周期的一部分。

巨額的利潤本應變成同樣巨大的損失，新的理論本應被發展然後被懷疑，不着邊際的樂觀主義者本應被深深的絕望所淹沒，所有這些都嚴格地遵循着古老的傳統。

格雷厄姆像生物學家解剖青蛙那樣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債券，以及投機優先證券

（也就是邁克爾。米爾肯所說的垃圾債券）。乍看上去，當時①的《有價證券分析》是一本為正在籌建中的學科寫的教科書。但是由於這本書是在1929年的大瘋狂以及之後的餘波中完成的，它同時也號召大家反對投機者帶來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完全是一個創新。洛布的投機者把股票看作一張薄紙，一張價值比下一個接手的人的出價高或低的紙。他的目標是對下一個人的期望，然後再下一個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資者則把股票看作企業的份額，它的價值始終應和整個企業的價值相呼應。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華爾街從未問過這樣的問題：「這個企業售價多高？」

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來指導股票價值衡量的問題。它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但是

（關鍵在於）一個人並不需要精確——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別出那些偶爾出現的其作價遠低於其價值的公司。

打一個簡單的比喻，通過檢查有可能確定一位婦女老到連自己的年齡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連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麼剩下沒有解決的一個麻煩問題是，如果買進一種便宜的股票，它變得更便宜了，那該怎麼辦？作者們承認，如果有時價格定錯了，它們得經過「很長一段困擾人心的時間」才能調整過來。

在巴菲特來到哥倫比亞的前一年，這個問題的答案出現了。《聰明的投資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學精簡成「安全邊際」。他說，一個投資者應該在他願意付出的價格和他估計出的股票價值之間保持一個差價——一個較大的差①

紐約證券分析家協會於3

年後的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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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這同留些餘地給駕駛汽車中可能出現的偏誤是一個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夠大，投資者就應該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這樣做又會怎樣呢？答案是：股票就會持續下跌。假設企業沒有什麼變化，格雷厄姆說，投資者就不該再迷信行情機，不論形勢有多麼的嚴峻。

的確如此，一個投資者如果因市場的跌落而變得過分泄氣，而且在很低價格時縱容自己輕率地拋售，那它永遠都會把他基礎的優勢轉變成基礎的劣勢。基礎優勢？大多數投資者壓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礎優勢，格雷厄姆打了個比喻來解釋道：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業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場先生」是個非常熱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訴你他覺得你的份額值多少錢，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答應你把你的股份買過來或是再多賣給你一些股份。有時他的估價觀點顯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場先生」帶着他的熱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於是他提議的那些對你而言就變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資者就是處於這種特定的境況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場作價，也可以忽視它——「市場先生」不斷地帶回一個新價位。

對於巴菲特而言，這些觀點像古埃及的羅塞塔巨石一樣，具有啟迪的意義。他已經用過所有的投機技巧了，他也搞過股票的內部消息，玩過馬吉表——搞了一個系統又一個系統，美其名曰為跟隨潮流的步伐。現在他有了一種投資的方法，讓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這種方法只需動用他從父親那裡學到的獨立性原則。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種新的發現，就像聖保羅走在去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於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倫比亞的時候，巴菲特發現格雷厄姆個性有很強的感染力，他看上去與愛德華。G.羅賓遜十分相似，他的講座也充滿了戲劇性氣氛。有一堂課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與B兩張差別巨大的資產負債表，結果原來兩張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過它們分別是在飛機製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時刻罷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個學生，大多數人都比巴菲特年長許多，還有些人已經在華爾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講座變成了雙向的研討形式。格雷厄姆採用了蘇格拉底的授課方式，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在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時，這個來自奧馬哈的20歲的小伙子就會把手舉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對巴菲特的回答評判對或錯，因為他不想把整個宇宙包容到一個球里。通常他說：「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種想法使你得出那個結論呢？」

然後巴菲特就會解釋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學傑克。亞歷山大回憶道：沃倫大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卻無疑是早熟的一個學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總是舉起手來，總是引發起討論。他懷有無比的熱情，總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東西要表達。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煙蒂」或是幾乎可以免費得到的股票，就像抽過的雪茄煙蒂一樣，也許還會有一些有用的東西在裡面。

在他那年布置的作業中有一次就是調查交易價位低於5.31美元的股票的業績。

巴菲特還學會了閱讀財務報表的每個細節，以及如何發現其中的舞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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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會他如何從一家公司的公開信息材料中得到對其證券價值的客觀評判。

巴菲特對這些知識的運用絕不僅僅局限在理論上。格雷厄姆的講座談的都是真實的股票，對於學生們運用他的觀點可以獲利豐厚這一事實，他從來都很淡泊。到1950年時56歲的格雷厄姆名聲大噪，但他的態度與1930年時沒有任何差別。

「這些精明的華爾街人士，」他的一個學生回憶說，「他們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識掙大錢，而本自己卻顯得絲毫沒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種心不在焉的理論家，睡覺時要在枕邊放一疊便箋紙，還會穿着不同顏色的鞋子來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後來成了他的經紀商和朋友的馬歇爾。溫伯格，曾反覆聽過格雷厄姆的課，他回憶道：他總是給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價位買下揚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wn

Sheet＆Tube）的股票，然後在75～80美元之間賣出去。聽從他的建議我買了通用，還有簡易洗衣機公司

（Easy

Washing

Machine）。他說：「我看這股票較便宜」——今天早上，就是現在。真絲品公司的股票又是這種便宜的股票。學這課足以支付我取得學位的費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後塵。他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資m公司

（如馬歇爾、威爾士及時尚公司）執有的股票上都進行了投資。他還在《名人詞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發現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員保險公司（GEICO）的主席。據悉，GEICO設在華盛頓。巴菲特覺得任何有關格雷厄姆在GEICO當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於是他決定拜訪一次。剛好，沃倫的父親在1950年又被重選入國會。於是1951年春天，當沃倫在哥倫比亞念第二學期時，他回到了華盛頓。

一個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車，華盛頓市郊顯得很荒涼，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辦公室而去。這時，他發現門鎖着，便呯呯打門，直到看門人走出來。

「這兒除了你之外還有別人可以說話嗎？」巴菲特問道。

看門人說六樓還有人在工作，然後答應去喊他下來。洛里默。戴維森被喊下樓來，看見一個年輕學生正在桌子旁邊閒蹓，而當他開始向戴維森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時，戴維森有些吃驚了，後來兩人的談話長達4個小時之久。

戴維森後來回憶道：在我們談了15分鐘以後，我意識到我在同一個不尋常的人談話。他問的問題犀利而且富於智慧。GEICO是什麼？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麼？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長的潛力如何？

他所問的問題是一個優秀的證券分析家才會提出的問題。我是財務副總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