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 第2章
魯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人與西方人在戰爭信條方面的一切差異，都是了解他們的人生觀以及對個人責任看法的資料。鑑於我們的目的是對日本文化和行為進行系統的研究，因此那些在戰爭信條方面與西方不一致是否重要，我們不必管它；其中一些可能重要，因為它們體現了需要我們解答的有關日本人性格的許多問題。
日本認為其戰爭正義性之前提與美國恰恰相反。日本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與我們也不同。美國把戰爭歸之於軸心國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國的征服行為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占領的地方，不論是「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商業活動「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起因則另有看法。它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有必要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是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國家的唯一代表，也最了解「各就各位」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了統一與和平，平定了叛亂，修築了公路，興辦了電力、鋼鐵產業。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日本的青少年入學率達到99.5%。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鑑於「大東亞」為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就各位」。各國應明確各自在國家上的位置，而後世界才能一統。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這種等級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刻含義。這是日本民族創造出來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對日本來說，最大的不幸就在於那些被占領國，並沒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幻想。儘管如此，即使是在戰敗後，日本也還未從道德上對「大東亞」這一幻想進行反思。另外，即使是日本戰俘中的最不好戰者，也很少指責日本對亞洲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目標。今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根深蒂固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念和自信。這一點與我們熱愛的平等水火不相容。但我們卻必須了解等級制對日本意味着什麼，以及日本從中得到了何種好處。
對於勝利，日本所持的觀念也不同於美國的普遍看法。它叫嚷日本必勝，這是精神對物質的勝利。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裝備先進，但這有什麼用？！日本人說這些他們早就知道，根本不放在眼裡。日本人從他們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一段話：「我們如果害怕這些數字，也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在這次戰爭前就有了。」
甚至在戰役獲勝之時，日本的文官政客、大本營，以及軍人們都反覆強調說，勝利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精神」的信仰壓倒了美國人「物質」的信仰。在我們打勝仗的時候，他們又反覆強調，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註定失敗。這一說教在塞班島、硫黃島潰敗時，毫無疑問成了很方便的遁詞，但這並不是專門為失敗所作的遁詞。在日軍節節獲勝之時，它一直是進軍的號角，並且早在偷襲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陸相、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1]在一本《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在於「弘揚皇道於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於物質？」
當然，與許多國家在備戰時一樣，他們事實上也在擔憂。貫穿整個三十年代，日本的國民總收入中軍備所占比例的上升速率驚人。到發動偷襲珍珠港之時，國民總收入將近一半被用在陸海軍的軍備上。民用支出只占政府財政總支出的17%。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區別並不在於日本對物質軍備毫不關心，戰艦和槍炮恰恰是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徵。現代武器猶如武士的佩刀，都是日本人品質的象徵。
美國一貫追逐強大，日本則始終重視非物質資源。美日兩國都在為全面戰爭而全力生產，但日本的生產基礎卻基於其獨特的前提。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質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瞬間的。日本的廣播電台叫囂：「物質資源是有限的，因為很明顯沒有千年不滅的物質」。這種對精神的信賴被原封不動地應用於戰爭的各種行動。在他們的戰術手冊中有一句日本傳統口號：「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吾等之血肉就是敵軍之鋼鐵」，此句並非為這次戰爭而特意制定。日軍手冊第一頁上就用粗體字印着「讀此決勝」。他們的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對我軍軍艦發起自殺式攻擊，就是精神戰勝物質的例證。他們把這些飛行員命名為「神風特攻隊」[2]。「神風」一詞來源於13世紀時的一場所謂拯救日本的聖神之風，彼時成吉思汗進攻日本卻敗於突然而來的颱風[3]。
甚至在民間，日本當權者也推崇精神優越於物質條件這一信條。百姓不是在工廠里幹了12小時，又被通宵達旦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了麼？「我們的身體越累，意志、精神則反而因此昂揚。」「越是疲倦，則越是體現我們的卓越訓練。」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麼？「大日本體育文化協會」就在廣播中命令大家做禦寒體操，並說體操不僅能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為維持正常體力所需而又很日益匱乏的糧食。「當然，也許有人說，在目前食品短缺之時談不上做什麼體操。不！食物越是不足，我們就越要用其他手段來強化我們的身體。」這就是說，必須用額外消耗體力的方法來增強體力。美國人對體力的觀點，總是看是否保證了八小時或五小時的睡眠，飲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計算可以消耗多少體力。日本人的計算方法則根本不考慮體力貯存的問題，他們認為那是物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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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風特攻之父」大西瀧治郎（右二）與島田繁太郎、山口多聞等合影
在戰爭中，日本的廣播表現得更為極端，甚至說在戰鬥中，精神可以戰勝肉體死亡這種生理現實。有家廣播電台曾描述過一個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的神話：
空戰結束後，日本戰機以三到四架的小編隊返回基地。一名大尉在最先返回的一批之中。他降落後，在地面用雙筒望遠鏡注視着天空。當他的部下返回時，他一架一架地數着，臉色有些蒼白，但卻十分鎮定。看到最後一架飛機返回，他寫了報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匯報。然而剛匯報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場的軍官們急忙衝上去施救，他已經斷氣了。經過檢查，發現軀體已經冰涼，胸口上有彈傷，是致命的彈傷。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體卻像冰塊一樣。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這次匯報。可以肯定，是已死去的大尉所懷抱的強烈責任感創造了這樣的奇蹟。
當然，美國人肯定會認為這是一段編造的荒誕奇談。然而，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卻並不嘲笑這種廣播。他們相信日本聽眾肯定不會認為這是荒誕無稽的故事。他們首先指出一點，即這個廣播如實地說明，這位大尉的英雄事跡是「一個奇蹟般的事實」。為什麼不能有奇蹟呢？靈魂是可以訓練的。這位大尉顯然是一位自我修煉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鎮定的精神可以維持千年之久」，那怎麼就不能在一位以「責任」為其全部生命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幾個小時呢？日本人深信，通過特殊的訓練可以使一個人的精神達到最高境界。大尉學會了，並且獲益匪淺。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這一系列極端言論不屑一顧，視之為貧窮民族的託詞，或者是受騙者的幼稚妄想。但是我們如果真的這樣看待，我們就越難對付戰時或平時的日本人。他們的信條是通過一定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紀律、訓練注入心中，根深蒂固，絕不僅是孤立的怪癖。只有認識到這些，美國人才能懂得：日本人戰敗時承認「光有精神是不夠的」；「企圖用『竹槍』來守住陣地是幻想」這些話的真正含義。更重要的是，我們才有可能估量他們這番自白的含義：美國人的精神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工廠都是能與他們相匹敵的。正像他們在戰敗後所說，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得太主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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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油畫家床次正精所繪西鄉隆盛戎裝像
不僅僅是強調等級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對各類事務的說法，都為比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們反覆談及安全、士氣，只不過是預先作精神準備。不論遇到什麼災難，本土遭受空襲，或是塞班島潰敗，抑或是菲律賓失守，政府對日本民眾所作的解釋都是：這些早在預料之中，因此也沒有什麼值得擔心。電台照舊播放着誇張的口號，顯然指望日本人繼續相信，他們仍然處在一個「一切均在預料內」的世界之中，以使民眾鎮靜：「美軍占領基什加島[4]，這使日本本土處於美軍轟炸機航程之內，但是我們對此早有估計，並作了必要的準備。」「敵人肯定會以陸、海、空立體戰術向我們發動攻擊。對這些，我們在作計劃時，早就加以考慮了。」日本戰俘，就連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這場沒有希望的戰爭的俘虜也認為，轟炸不可能摧毀日本人士氣，「因為他們對此早就有了思想準備」。在美軍開始轟炸日本城市時，飛機製造業協會副會長在電台的廣播中說：「敵機終於飛到我們頭頂上空來了。然而，我們飛機製造業者對此已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可以說我們一直在期盼這一天的到來，所以沒有絲毫可值得憂慮的。」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全都籌劃好了，並且萬無一失。只有從這一信念出發，日本人才能繼續堅持自己那認為非常有必要的主張——所有情況都是我們主動期求的，絕不是被動的，不是別人強加的。「我們不應認為自己是消極地受到了攻擊，而應該認為我們是主動把敵人吸引到身邊來的。」「敵人，你要來就來吧。我們不會說『要來的終於還是來了』，而是說『我們所等待的終於來臨』。」日本海相在國會演說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5]的教諭說：「存在兩種機運，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面臨無比艱難之時，必須自己去創造機運。」電台報道說，當美軍突入馬尼拉市時，山下奉文將軍「微微一笑，得意地說，敵人現已落入我懷中……」「敵軍在仁牙因灣登陸後不久，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此乃山下將軍的神機妙算，事態的發展正符合將軍的部署。山下將軍的作戰計劃正在繼續實施中。」換句話來講，就是說，敗得越慘，事態就發展得越順利。
相較日本人而言，美國人也走極端，只是走向另一極端。美國人全力以赴投入戰爭，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遭到了攻擊，所以要以牙還牙。凡是考慮如何才能使美國大眾情緒穩定的發言人，在談及珍珠港或巴丹半島潰敗[6]，絕不會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計劃中充分考慮到的。」反之，我們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自己找上門的，我們就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美國人不斷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應付隨時出現的挑戰，並且隨時準備應戰。而日本人則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萬事預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脅莫過於未曾料到的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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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內以「巴丹死亡行軍」為主題的宣傳畫，圖上寫着「5200名美國戰俘被殺」、「將殺人的日本兵消滅乾淨」
另一個在作戰行動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也顯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們不斷說「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視着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充分展現日本精神。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接到的命令是，他們現已處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必須表現出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令，在受魚雷攻擊，命令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遭世人之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下來，拿到紐約去放映」。他們考慮的是給世界留一個什麼樣的姿態。對這一點的重視，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關於日本人的態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是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擁有多大的控制力？美國權威學者指出，貫穿七百年日本封建時代歷史，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每個人所盡忠的對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7]，而在大名之上則是軍事元帥——將軍[8]。對天皇忠誠與否可以說不是個問題。天皇被幽禁在宮廷之中，其活動和儀式均受將軍所制定的規章制度的嚴格限制。甚至一個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如果對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視為是對將軍的背叛。對於日本一般老百姓來說，天皇幾乎不存在。這些美國學者堅持認為：日本只能通過它的歷史來加以理解，那麼一個雖然活着，但對於民眾而言早已記憶模糊的天皇，怎麼能夠成為日本這樣保守的民族擁戴的真正中心呢？他們認為：那些反覆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世不墜的統治權的宣傳機構只不過是誇大其詞，他們的堅持只能證明其論據的脆弱。這些學者進而認為，美國的戰時政策沒有理由溫和對待天皇，恰恰相反，對日本近來編造的這種邪惡的元首觀念，我們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擊。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聖性進行挑戰並予以摧毀，那麼，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
然而，許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幹的美國人，讀過來自前線的或日本方面的報道或文獻，則持相反的意見。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麼比用言辭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並激起他們的士氣了。他們絕不相信，在日本人看來攻擊天皇就是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親眼看到，「德謨克拉西」（Demok-ra-sie「民主」的日語發音）的口號非常響亮，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以至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即使在那些年代，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希特勒萬歲」是不能相比的，後者只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當然，日軍俘虜的證詞也印證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與西方的軍人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在被俘後可以說什麼、不能說什麼的教育，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顯然缺乏規定性。這當然是因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這種狀況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也沒有改變，但那時該政策至多可見於一部分軍隊和地方部隊。俘虜的證詞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面。他們並不是一些因士氣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變成非典型代表的士兵。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無力抵抗而被俘的。
這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而戰，服從是我的天職」。但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天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爆發時天皇並不知道，也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供詞與德軍戰俘完全不同。雖然德國戰俘對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非常不滿，但他們仍然將戰爭和備戰歸咎於希特勒。但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忠誠是兩回事。
對日本人來說，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民眾不會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來承擔責任，而不是天皇。」「縱然日本戰敗，所有日本人依然尊崇天皇。」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在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的美國人看來，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的輿論。那些曾無數次審訊戰俘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字樣。因為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我們向日軍作廣播的人在內。從各地匯集的許多審訊戰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只有一份比較激烈：「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不過猜測說，天皇為了皇太子可能會退位；或者如果日本廢除君主制，青年婦女也許能指望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
因此，日本的指揮官們利用全體日本人的這種一致崇拜行為，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煙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呼「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在森林中迴蕩」。軍國主義分子在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號召官兵要「奉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為天皇而獻身！」但這種對天皇意志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縱然只有一杆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只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如果天皇下詔停戰，日軍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硬好戰的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聖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情願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對天皇無條件、無限度的忠誠，與對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體大加批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是在報紙雜誌，還是在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隊領導人的批判。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同甘共苦的軍官，戰俘們破口大罵；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撇下士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倍加痛恨。他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加以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嚴厲譴責，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能辨別日本事務的善惡。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更加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人發言：「我認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他們害怕發表言論會受到罪責。他們猶豫不前，只是表面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絕不可能談什麼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藉此發揮：「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與自己選區的選民談到深夜，我問了他們很多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如履薄冰。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鬥志的好辦法。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嚴重限制了國民，簡直像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膽小。因而某些能夠發揮的戰力卻沒有發揮出來。」
由此可見，即使在戰時，日本人也會批評政府、大本營，以及他們的直接上司。他們不會無條件地認同等級制的優越。然而，唯獨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無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如此迅速地受到尊崇？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麼怪癖會使天皇獲得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真如那些戰俘所言，那些受天皇之命「持竹槍戰鬥至死」的日本人，同樣只要天皇一聲令下，也會老老實實承認戰敗，接受占領？會不會是故意欺騙我們，將我們引入歧途？或者確實是真的？
所有有關日本人作戰行動的這些重要問題，從反物質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不僅關係到前線，也關係到日本國內。還有一些其他的態度，則更與日本軍隊有着特殊關係。其中之一是對日軍戰鬥力消耗的態度。當美國授予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S.
麥凱恩將軍時，日本的廣播對此表示驚詫，顯示出日本在此方面觀念與美國人截然相反：
對司令官約翰·S.
麥凱恩受勛的官方理由並不是他擊退了日軍。我們不了解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因為尼米茲的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麥凱恩將軍受勛的理由是，他成功地將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安全護送回基地。這一消息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真實的，而不是虛構的……我們並不懷疑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我們想讓你們關注的點是，非常奇怪：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受勛。
美國人對一切救援行動，對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幫助都深為感動。勇敢的行為被視為英雄，若能救出傷員那更是錦上添花。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反覆嘲諷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預防準備則毫無價值。在對待傷病員和瘧疾患者時，此一態度也很明顯。這些士兵在他們看來是「受損物資」。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補充正常的戰力。隨着時間推移，補給上的困難使本來就匱乏的醫療設施情況更加惡化。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嘲諷也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日軍士兵被教導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對病患者的照料，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樣依賴醫生。在美國，對傷病患者的憐憫要遠遠地勝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經常談及這一點。這些在日本卻是極少見的。總而言之，戰爭中的日本軍隊裡沒有一個受過訓練、能夠在火線第一時間搶救傷員的救護班，也沒有系統的醫療設施，如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院。日軍對醫療品補給的關注就更加可悲了。在某些緊急情況下，傷病員竟乾脆被殺掉。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被迫從有醫院的據點撤退，但他們即使有時間，也不會安排預先轉移傷病員的行動。只是在部隊真正執行所謂「有計劃的撤退」時，或是敵人已經出現在眼前時，他們才想到採取一些措施。那時，負責的軍醫往往在臨走時，先將傷病員全部槍殺，或是傷病員自己用手榴彈自殺。
若對待傷病員的態度是日本人對待本國同胞的基本原則，那麼，這一點對處理美軍戰俘上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日本人不僅對戰俘，而且對他們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駐菲律賓美軍軍醫長哈羅德·W.
格拉特里說，他作為戰俘在台灣被關押了三年，「美軍戰俘得到的醫療護理超過日軍士兵。戰俘營中的盟軍軍醫可以照顧盟軍俘虜，而日本人卻一個軍醫都沒有。有一段時間，日軍給他們自己人治病的唯一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後來升了中士」。這位上校每年只見過一兩次日本軍醫。[9]
日本自我犧牲理論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任何西方軍隊在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面臨寡不敵眾、毫無希望的局面時，會選擇向敵軍投降。他們仍然保留作為軍人的榮譽。而且根據國際協議，他的境況會被告知本國，使其家屬知道他們活着。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對此種形式的態度則不同。榮譽就是戰鬥到死。在絕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進行自殺，或者赤手空拳沖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絕不應投降。萬一受傷後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就會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頭來了」。他蒙受了恥辱，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是個「死人」了。
當然，日本軍隊有上述內容的命令，但在前線卻顯然不需要對此進行特殊的正式教導。日軍嚴守這條軍紀，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為142：17166，即1：120。而且除少數以外，這142個日軍士兵在被俘時都已負傷或已昏迷。一個人單獨或兩三個人一起來「投降」少之又少了。若隊伍中陣亡者達到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該部隊基本會放棄抵抗，這在西方軍隊中被奉為真理。由此，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4：1。而在霍蘭迪亞（Hollandia），日軍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比率為1：5，這與北緬的1：120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所以，對日本人來講，那些美軍戰俘光是投降這件事就夠可恥的了。投降美軍是「受損物資」，而那些受傷的，或者患瘧疾或痢疾的士兵，反而還未被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許多美軍戰俘都曾談到，在俘虜營里美國人發笑是多麼危險的事，又是如何刺激了日軍看守。令日本人難以容忍的是，當了戰俘就已經是奇恥大辱，美國人卻居然不懂得。在美國戰俘必須服從的命令中，有許多是日本軍官要求看守俘虜的士兵也必須遵守的。急行軍或是擠在狹小的運輸船中轉移，對日本兵說來已習以為常。有些美國人還說，必須掩蓋好自己的違章行為，否則將面臨極為殘酷的懲罰，而最嚴重的行為則是公開違抗。在俘虜營，戰俘白天外出築路或上工廠做工時，禁止從外邊帶回食物，這個規定常常是一紙空文。因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來就行。但若被發現，那就是極嚴重的犯罪，就意味着美國人蔑視日本看守的權威。公然向權威挑戰，哪怕是一句「頂嘴的話」，也要受到嚴厲懲罰。日本人即使是對日常生活中的頂嘴也嚴格禁止，在軍隊中尤其強調這一點。俘虜營中確實存在許多暴行和虐待。我們把作為文化習慣結果的暴虐行為和單純的暴虐行為加以區分，並不是對暴虐行為加以寬宥。
特別是在開戰初期，由於日軍士兵相信敵軍將虐殺一切戰俘，因而更加重了投降為恥的心態。有一個謠言在日本各地廣為流傳，說美軍用坦克碾死了瓜達爾卡納爾島上的俘虜。即使有些日軍士兵打算投降，但我軍很懷疑其真實性，因而將其殺死，這種懷疑並非沒有道理。一個除了死亡以外別無選擇的日軍士兵，常常以與敵人同歸於盡作為自己的驕傲，甚至在被俘後也常常這麼幹。就像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是壯烈犧牲那才是奇恥大辱。」這種可能性使我軍倍加警惕，也減少了日軍投降的人數。
投降的恥辱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思想的深處。這與我們的戰爭公約根本不同，而他們則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的行為在他們眼裡也同樣不可理解。當美國戰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報本國政府以便家屬知道自己還活着，他們非常震驚，同時也非常蔑視。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們以為美軍會像他們一樣奮戰到底。他們也實在無法理解，美國人並不以被俘為恥。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於日軍被俘後竟與盟軍合作。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規則。他們喪失了名譽，作為日本人的日子也就結束了。直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幻想回國，而不考慮戰爭如何結束。有些人要求殺了他們，「但若你們的規定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部署，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一起起飛，引導美軍轟炸軍事目標。似乎他們的生命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當然，並不是所有戰俘都如上述描述的那樣。有少數人堅決不合作。而且，無論如何，美軍必須先給一些有利條件，日俘才可能有上述行為。可以理解，有些美軍指揮官對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猶豫不定，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然會消失，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美國人一開始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180°大轉變，這與我們的原則不相符。但日本人的行為似乎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換另一條道路。這是否是我們在戰後可以考慮利用的行為方式？或者這只是個別日俘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這些行為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關係到制約他們的生活方式、各種制度的運作方式，以及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的習慣等等。
[1]指荒木貞夫（1877—1966）：日本法西斯皇道派首領，甲級戰犯。戰後被判終身監禁，1955年出獄，1966年猝死家中。
[2]神風特攻隊：太平洋戰爭後期，日軍海軍航空隊已無精兵可用，窮途末路的日海航部隊組織新兵發起自殺式攻擊，在飛機上裝滿炸藥，直接撞擊美海軍戰艦。起初給美軍造成一定傷亡，但很快失去威脅。
[3]在這裡，作者寫作有誤，組織進攻日本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他曾於公元1274（文永之役）、1281（弘安之役）年兩次派兵進攻日本。但元軍海船遭暴風雨和颱風襲擊而失敗，日本稱之為「神風」。
[4]基什加（Kiska），此處作者寫作有誤，應是塞班島。美軍攻克塞班後，日本本土已在美軍空襲範圍內，而基什加在阿留申群島。
[5]西鄉隆盛（1827—1877），薩摩藩倒幕派領袖。戊辰戰爭主要領導者之一，「明治三傑」之一。明治政府成立後，因維護士族利益與新政府對立而辭官還鄉。1877年起兵對抗政府，「西南戰爭」兵敗切腹自殺。明治政府後又復其官位，並為其建銅像。
[6]巴丹潰敗，菲律賓戰役中，美菲聯軍卒然迎戰，不敵而退守巴丹半島。在戰事無望的情況下，7.5萬巴丹守軍名投降，其中美軍1.2萬名，為美軍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大潰敗。7萬多名美菲戰俘被押解強制「行軍」，死亡高達2萬，史稱「巴丹死亡行軍」。
[7]大名，原指占有大規模領地的武士。江戶時代指受封的「藩主」，擁有領地並有「家臣」，但必須臣服幕府將軍。
[8]將軍：全稱「征夷大將軍」，原本是臨時性官職。「武士政權」統治時期演變為最高尊稱。1192年，源氏武士集團首領源賴朝統一全國，建立鎌倉幕府，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將軍作為「幕府」首腦掌握全國政權，世襲繼承。鎌倉、室町、江戶三個「幕府時代」共約近700年。明治維新後廢除幕府及將軍。
[9]《華盛頓郵報》，1945年10月15日。——原注。
第三章 各安其分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理解他們對「各安其分」這句話的解釋。他們對秩序、等級制的信賴，與我們對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兩極。在我們眼中，將等級制度看作一種正常的社會機制是難以接受的。日本人對等級制的信心建立在個人對自己和家人及同事的關係、個人和國家的關係的整個觀念之上。因此，必須對他們的民族習俗，諸如家庭、國家、宗教信仰及經濟生活等作一番描述，我們才能了解他們對生活的看法。
日本以對等級制的理解來看待國際關係中的所有問題，就像他們以同一視角看待本國國內問題一樣。近十年來，他們一直把自己看成高踞於國際等級制的金字塔頂端的國家，而如今這一地位雖已被西方各國所取代，他們的等級制觀念也就成了他們接受現狀的心理基礎。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們對這一觀念的重視。1940年日本簽訂的《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1]前言中說：「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確信，使世界各國『各安其分』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在此條約簽訂時所發的詔書再次重申此意：
弘揚大義於八紘（hóng），締造神輿為一宇，實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朕所軫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禍亂，光復和平……茲三國盟約成立，朕心甚悅。
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前途尚遙……
在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卡代爾·赫爾遞交的聲明中，也詳細陳述了這一觀點：
……使萬邦各得其所乃帝國之堅定不移國策……與上述使萬邦各得其所之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斷然不能容忍。
這一備忘錄是針對數日前赫爾備忘錄的回應。赫爾的備忘錄中強調了美國所尊重的最基本原則，恰如等級制之於日本。赫爾國務卿列舉了四項原則，即：各國主權不可侵犯及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以國際合作調解糾紛；平等原則。這些都是美國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權利的要點，我們認為這不僅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也是日常生活中必須同樣遵循的原則。平等，對美國人而言，是希望建立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礎。對我們而言，它意味着不受專制壓迫、不受干涉、不受強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它是地球上每個人類社會中人權的基石。即使在我們人類自己破壞這一原則時，我們也支持平等的正義性；我們以極大的義憤向等級制宣戰。
自合眾國建立以來，此一信念即已存在。傑弗遜把這個原則寫入《獨立宣言》。另外，納入憲法之中的《權利法案》也以此為基礎。一個新國家的公開文件中寫的這些正式詞句之所以重要，因為這正反映了新大陸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種有別於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年輕的法國人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於1830年代初期訪問美國後所著的異國報告，即以平等作為主題[2]。他是一位聰明而又敏銳的觀察家，能夠發現美國這個陌生世界的許多美好事物。美洲大陸對他而言完全陌生。年輕的托克維爾在法國貴族階級中長大，當時仍很活躍並有影響力的人士依然記得，這個貴族階級先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震撼和衝擊，繼之而來的則是嶄新而激進的《拿破崙法典》。他對全新的美國生活秩序的評價不吝溢美之詞。但他是站在法國貴族的角度來觀察的。他的書對舊世界報道了即將來臨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哨，儘管會有些差異，這種發展也將出現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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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條約》柏林簽字地
因此，他對這個新世界作了儘可能詳細的報道。只有在這裡，人們才真正認為彼此平等。他們的社會交往建立在一個嶄新、輕鬆的基礎之上。人們都以平等身份交談。美國人從不拘泥於等級的禮節，既不要求別人有這些禮節，也不對別人施予這些禮節。他們喜歡說的是，自己不欠任何人什麼。那裡沒有古老顯貴式或者羅馬式的家族。在舊世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等級制消失了。他說，這些美國人除了平等，絕不信奉別的；甚至對自由，當他們從現實方面考量時，也會有所忽視，而平等則是身體力行的。
對美國人而言，通過外國人的眼睛看到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我們祖先的生活，這很令人振奮。我們國家儘管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基本精神未變。讀了這部著作後，我們發現，1830年的美國已經是我們所了解的美國。在這個國家裡，過去也曾有過像傑弗遜時代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那樣傾向貴族式社會秩序的人，這類人以後也還會有。但即使漢密爾頓也承認，在這個國度中，我們的生活方式絕非貴族式。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們對日本所陳述的，作為美國太平洋政策基礎的這些最高道德基礎，也說出了我們最信奉的原則。我們確信：沿着我們所指的方向前進的每一步都將改善這個仍不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推出其「各安其分」的信念時，也是日本社會經驗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準則。多少世紀以來，日本民族就是按照不平等這一最可預見、最被接受的觀念來組織起社會的。承認等級制的行為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不過，這還不能簡單等同於西方獨裁主義。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均行動一致來維護與我們迥異的傳統。當下，日本人承認美國權威在他們國家處於等級制的最高地位，我們就更有必要對他們的習慣有最清晰的概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搞清楚，他們在目前情況下可能傾向的行動方式。
儘管日本近年來西方化了，它依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觸，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差距。每當一個日本人向另一個日本人講「吃」或「坐」時，都必須按對方與自己親疏的程度，或考量雙方的輩分，使用不同的詞彙。在不同的場合必須用不同的「你」；動詞也有好幾個不同的表達方式。換言之，日本人像許多其他太平洋地區的民族一樣，有「敬語」之說，同時他們在使用時還伴有適當的鞠躬和跪拜。所有這些動作都有詳細的規矩和習俗。一個人懂得該向誰鞠躬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懂得怎樣鞠躬。對某一高位者來講十分適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關係稍有不同的人身上，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無禮，並被記恨。鞠躬的方式很多，從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直到簡單的動動肩、點點頭。一個日本人必須學習在哪種場合該行哪種禮，而且從孩提時期起就得學習。
雖然等級差別極重要，但不僅僅是這一差別需要經常以相匹配的禮儀來確認，性別、年齡、家庭關係、過去的交往等也都要靠不同禮儀來確認。甚至是相同的兩個人，在不同情況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個老百姓對其密友可以無須鞠躬行禮，但對方穿上軍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須向他鞠躬。遵守等級制是一種藝術，要求在無數因素之間求取平衡，在特定情況下，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反而增強。
當然，也有相互之間不太拘泥禮節的人。在美國，家庭內部的成員不會計較禮儀。當我們回到自己家中時，就擺脫了哪怕最該注重的禮節。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裡學習禮儀並細緻地觀察禮儀。母親背着嬰兒時就應當用手摁下嬰兒的頭，教嬰兒懂禮節。學步兒童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尊敬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親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年齡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並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認對方有權干預自己的事，儘管他更願意自己處理；受禮者也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以性別、輩分以及長子繼承等為基礎的等級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
不言而喻，孝道是日本和中國所共有的崇高道德準則。中國人關於孝道的闡述早在六七世紀之間就伴隨着中國的佛教、儒教倫理學以及中國的世俗文化傳入日本。但為了適應日本家庭結構的不同，孝道的性質不可避免地發生改動。在中國，甚至現在，一個人仍然必須對其大宗族盡忠。這個大宗族可能有成千上萬個成員，宗族對此人擁有裁決權，並為此人提供支持。當然，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不同，但在大部分地區，一個村莊的居民大抵同屬一個宗族。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之多的人口，但只有470個姓氏。而同一姓氏的人，多少都承認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區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屬一個宗族。而且，那些住在遠離鄉村的城市裡的家庭也可能與他們是同宗。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比如廣東，所有宗族成員全部聯合起來，維持一個壯觀的氏族宗祠，並在祭祖的日子裡，共同向同一遠祖所繁衍的數以千計的祖宗牌位行禮致祭。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財產、土地和祠堂，並設有宗族基金以資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的學業。它與分散在各地的成員保持聯繫，每十年左右編纂一次經過認真更新的族譜，以記載那些享有編入族譜特權的成員名字。它守着世代相傳的家規，當宗族與政府不和時，家規甚至規定不可把本族犯人交給政府。在封建帝制時期，這種半自治的大宗族集團只是偶爾在名義上受國家管理，那些由不斷更迭的王朝所指派的、懶散的官員，在此地乃是外人。
日本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只有貴族和武士家族擁有姓氏。姓氏是中國宗族制度的根本，沒有姓氏或相當于姓氏的東西，宗族組織就發展不起來。在某些宗族中，族譜就是這種相當于姓氏的東西之一。但在日本，只有上層階級保有族譜，甚至這些族譜的記錄，就像「美國革命婦女」一樣，只從當下活着的人向前追溯一代，而不是列舉某一祖先之後的所有人。這是與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的。加之日本是封建國家，盡忠的對象並不是宗族大集團，而是封建領主。領主是當地的主君，這和中國那種任期短暫的官員顯然不同，後者在這一地區始終是外人，因此不可能坐大。在日本，重要的在於這個人是屬於薩摩藩，還是屬於肥前藩。每個人都被系在藩中。
組織宗族的另一種方法，就是在「宗祠」或「神社」祭拜遠祖或是氏族神。日本那些沒有姓氏和族譜的「庶民」本也可能參與這類活動。但日本卻沒有這類祭祀遠祖的儀式。在「庶民」參與祭祀的神社裡，所有村民集中在一起，無需證明他們有共同祖先。他們被稱作是該神社主神的「孩子」。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住在這位祭神的領地內。如同世界各地世代定居的村民一樣，這些祭拜者——村民們，彼此當然有着親戚關係，但並不被共同祖先所繁衍的宗族關系所牽絆。
與神社不同，對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起居室的「祭壇」上進行的，那裡只設立六七個最近去世的親屬靈牌。在日本所有的社會階層中，人們每天都在這種祭壇前祭祀着至今懷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親，並供上食品。佛壇上供奉的是類似小型墓碑的靈牌，代表着上述的死者們。而曾祖父、曾祖母們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經無法辨認，也不再重新刻寫，三代以前的墓地很快就湮沒不聞。日本家族聯繫淡薄得幾近西方，也許與法國的家族形式最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是局限在面對面接觸的家庭內部。它意味着在一個只包括父親、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後裔的集團中，每個人應當按照自己的輩分、性別、年齡「各安其分」。即使成員較多的豪門望族，其家族也會分成獨立的支系，次子以下的男孩自成「分支」。在這個狹小的、直接接觸的集體之內，要求「各安其分」的規定十分細密。直到長者正式引退（隱居）之前，後輩對他必須嚴格服從。即使是現在，一個有幾個成年兒子的父親，若他自己的父親尚未隱退，那麼在沒獲得老爺子的許可前這位父親就無權處理事務。哪怕孩子已經三四十歲了，父母還有權干涉他們的婚姻，甚至包括結婚和離婚。父親作為一家的男性之長，用餐時他首先動筷子，沐浴時也是他首先入浴，全家人向他鞠躬，而他的回應只是點頭受禮。在日本有一則廣泛流傳的謎語，用我國的謎語形式來翻譯則是：「為什麼兒子向父母提意見就像和尚想蓄髮一樣？」（佛教僧侶必須剃髮）答案是：「無論他想怎麼做，都絕對辦不到」。
「各安其分」不僅意味着輩分差別，而且意味着年齡差別。日本人在表述極端混亂的秩序時，常說「非兄非弟」，就像我們說某樣東西「既非魚又非鳥」。在日本人看來，兄長就應該明了兄長的職責，就像一條魚就應該在水中一樣。長子是繼承者。去日本旅行的人總是說「日本的長子自幼就學會一套責任不凡的氣派」。長子擁有與父權相差無幾的特權。在過去，弟弟肯定不久就會依賴長子。現在，特別是在農村和鄉鎮，按古老規矩，長子要留在家中，而他的弟弟們可以離家闖蕩，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級制仍十分牢固。
甚至在現今政壇，傳統的兄長特權在大東亞政策的討論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1942年春天，一個中佐代表陸軍部就「共榮圈」問題發言：「日本是他們的兄長，他們是日本的弟弟。這一事實要使占領地區的居民們家喻戶曉。對當地居民過多體恤會在他們心理上造成一種濫用日本好意的傾向，會對日本的統治產生害處。」換言之，要由哥哥來決定什麼對弟弟有益，並且不能「過分體恤」。
不論年齡大小，一個人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取決於此人的性別。日本婦女走在她丈夫身後，其社會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某些場合，她們穿上美國式衣服，與丈夫並肩而行，並在進門時優先於丈夫，但是一旦換上和服，就仍然退到後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看到禮物、關懷和教育費用全被兄弟占有時，必須儘可能保持平和心態。即使有幾所為青年女性開設的高等學校，但其課程也滿是禮儀和舉止規範，學識訓練的嚴格程度根本沒法與男性學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長鼓勵該校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學生學一點歐洲語言，但理由竟然是，她們在把丈夫用過的書撣去灰塵後，能放回書架的正確位置。
然而，與亞洲其他大部分國家相比，日本女性還是擁有更多的自由，而且這也不是日本西化的一種現象。她們從未像中國上層婦女那樣纏足。而且令印度婦女驚羨不已的是，她們可以自由進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無須將自己隱藏在深閨里。在日本，妻子負責全家採購和掌管錢包。錢財短缺時，由她決定選擇家裡的某些物件送進當鋪。妻子掌管家中僕役，在孩子的婚姻上有很大的發言權。當了婆婆以後更是家內事務的女王，仿佛她前半生從未當過唯命是從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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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代田大奧御花見》中着盛裝賞花的日本婦女，楊洲周延作，1894
在日本，輩分特權、性別特權和年齡特權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是，行使這一特權的人更像是受託者而非獨裁者。父親或兄長要對全體家庭成員負責，包括活着的、去世的，還有尚未出生的。他必須作出重大決定並保證其實行。不過，他並不擁有無限制的權力。他承擔着全家的榮譽。他必須使兒子及弟兄們能牢記該家族的遺產，包括精神遺產和物質遺產，並要求他們不辜負這些家產。即使是一個農民，也不忘對先人所承擔的責任。他所屬的階級地位越高，對家族的責任就越重。家族要求在個人要求之前。
遇到重大事件時，不論門第如何，家長都要召集家族會議加以討論。例如，一個有關訂婚的會議，家族成員可能會從老遠的地方趕來參加。在作出決定的過程中，無論其地位高低，每個人的意見都會被考慮。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見也可能有決定性影響。家主若無視眾人意見，獨斷專行，則將使自己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當然，會上做出的決定對被決定命運者可能很難從命。但是，那些從來一直服從家族會議決定的長輩，會毫不讓步地要求晚輩像他們自己當年一樣服從。他們這種要求背後的約束力，與普魯士那種父親對妻子兒女的專橫權力是非常不同的，後者來自於法律和習俗。而日本父權的強制性並不因此而削弱，但效果則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並不學習尊重專制權力，也並不輕易地養成對專制權力屈服的習慣。無論那種要求多麼苛刻，家族意志是以全體成員都關心的名義，亦即以這種最高價值、以一種共同忠誠的名義來要求服從的。
每個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學習等級制的習慣，然後再將所學到的等級制運用到經濟生活以及政治領域。他懂得一個人要順從於地位高於他的人，這才是「各安其分」，不管那些人是否是這個集團中的決定性人物。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者受弟弟支配的哥哥，在正式關係上是照樣受妻子或弟弟尊重的。特權的表象不會因為有某人在背後操縱而受到破壞；表面關係也不會為了適應實際支配關係而有所改變；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這有時甚至是一種策略上的優勢，因為如此則可使掌握實權者較少受到攻擊。日本人通過家庭生活的經驗懂得，對一項決定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個家族確信此決定能夠維護家族的榮譽。這種決定並不是恰巧處於家長地位的專制者隨意強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長更像一位物質和精神財產的管理人，這些財產對全體成員都非常重要，因此要求每個成員把個人意志從屬於它。日本人不會使用武力，但並不因此而減弱家族要求的約束力，也不會因此而降低對有特定身份者的敬意。即使家族中的年長者幾乎不可能成為強有力的獨裁者，家族中的等級制也仍然能維持。
上述關於日本家族等級制的粗淺介紹，對於在人際關係上有不同標準的美國人來說，遠不能使他們對日本家族中那種公認的、強有力的感情紐帶做出正確評判。日本家族中有一種相當強大的凝聚性，而這種凝聚性之獲得是本書研究的課題之一。其間，要想了解他們在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生活等領域中對等級制的要求，首先要認識他們如何在家庭中全面培養這種習慣。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等級制度與家族中一樣地強烈。在整個日本民族歷史中，森嚴的等級社會一直是其主旋律。一個有幾個世紀等級制習慣的民族，自有其利弊，而這些利弊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巨大。在日本，等級制一直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生活準則，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那時，日本已經將從無等級的中國吸取的生活方式，改造成適應其自身的等級制文化。在七到八世紀時，日本的天皇及其宮廷決心以令日本使節讚嘆不已的高度發達的中國文明習俗改造日本。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推動這項事業。在此之前，日本連文字都沒有；七世紀時，日本採用中國的表意文字來書寫自己那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日本曾有一種原始宗教，有四萬神祇鎮守山嶽、村莊，給人們賜福。這種民間宗教歷經無數變遷，延續至今，成了現代的神道。七世紀時，日本將佛教以「保護國家的至善」[3]宗教的名義，從中國全盤引進。在此以前，不論官家還是私人，日本都沒有大型永久性建築。於是，天皇仿照中國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還仿照中國式樣，建造了許多壯麗的佛教伽藍（寺院）和僧院。天皇引入了使節們從中國學來的官階品位和律令。在世界歷史上，很難在什麼地方找到另一個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而有計劃地汲取外國文明。
不過，日本從一開始起就沒有照搬中國的無等級社會結構。日本引進的官制，在中國是授給那些經過科舉考試合格的文武官僚的；在日本卻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這構成了日本等級制的一部分。日本當時有數量眾多的半自治藩國，領主們經常嫉妒對方的勢力，許多社會習俗也都與領主、家臣、侍從的特權有關。無論日本如何孜孜不倦地從中國輸入文化，卻終究未能改換其等級制的生活方式，使之轉變為類似中國的官僚行政制度，或是能夠把各種身份、職業的人聯合到一個龐大宗族之中的中國式宗族體系。日本也未能接受中國那種世俗皇帝的觀念。日語中稱皇室成員為「雲上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才能繼承皇位。中國常常改朝換代，日本卻一次也沒發生過。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聖的。天皇及其宮廷大臣們把中國文化引進日本，卻絕對想不到中國在這些方面是怎樣安排的，也絕對想不到他們作了多大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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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江戶早期狩野派畫家作品《洛中洛外圖》局部，為室町幕府在京都所建御花所，從圖中可見中國同時期建築影子
因此，儘管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各種文化，但這些新的文明只不過為此後幾百年間世襲領主與家臣之間為爭奪統治權的連年征戰開闢了道路。八世紀末葉，貴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權，並架空天皇。隨着時間的推移，封建領主們開始反對藤原氏的統治，整個日本陷入內戰。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賴朝打敗所有對手，以「將軍」這個古老頭銜成了全國的實際統治者。「將軍」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這個稱號在日本很普通，但只要源賴朝的子孫能夠控制其他封建領主，這個稱號就由源氏家族世襲。天皇已徒具虛名，他的重要性僅在於將軍必須接受他的象徵性的封賜。他沒有絲毫行政權力。實際權力被一個稱為幕府的機構控制，它以武力來對付叛服不定的各地領主，以保持自己的統治。每個封建領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裝家臣，即「武士」。這些武士完全聽從大名，在動亂的年代中，他們時刻準備着向敵對的大名或最高統治者將軍的「位置」挑戰。
公元十六世紀，內戰橫行。經過幾十年的動亂之後，偉大的德川家康擊敗所有敵手，於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將軍。從此將軍一職在德川家族手中傳承了約二百五十年，直到1868年天皇與將軍的「雙重統治」才被廢除。德川政權的廢止標誌着日本進入近代。從各個方面看，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值得重視的時期之一。它在日本國內維持了一種武裝和平，直到最後崩潰，有效地實施了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務的中央集權制。
德川家康曾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也未能選擇容易解決的辦法。一些強藩曾在內戰中與之對抗，直到最後慘敗才歸順。這就是所謂的「外樣」（即旁系大名）。他允許這些大名繼續控制自己的領地和家臣。在日本的封建領主中，這些大名在其領地上也確實繼續享有最高權力。但是，德川家康卻不讓他們享有德川家臣的榮譽，不准他們在幕府擔任任何重要職務。重要職務全保留在「譜代」（嫡系大名），即內戰中擁護德川家康者的手中。為了維持這一困難的政局，德川家康的策略是防止藩主積蓄力量，同時防止任何可能威脅將軍統治的聯合。德川氏不僅沒有廢除封建體制，而且為了達到維持國內和平和德川氏統治的目的，還極力加強這一體制，使之更加鞏固。
日本的封建社會階層劃分十分複雜。每個人的身份都是世襲且固定的。德川氏鞏固了這種制度，並且對各階層成員的日常行為作了詳盡的規定。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其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誌。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襲身份的規定。在皇室和宮廷貴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個世襲等級，其順序是士（武士）、農、工、商。其下還有賤民。賤民中人數最多、最為人所知的是「穢多」，即從事各種污穢職業的人。他們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剝取死獸皮及鞣製者等。他們是日本的「不可接觸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根本不算人，甚至通過他們居住部落的道路也不計入里程，仿佛這塊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這些人生活極為貧困，雖准許他們從事所批准的職業，卻被排斥在正常社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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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出版的「日本百科全書」《和漢三才圖會》中收錄的日本賤民乞食圖
商賈地位僅在賤民之上。不管美國人何等驚詫，這卻是封建社會中的高度現實。商人階級總是封建制度的破壞者。商賈一旦受到尊敬而繁榮，則封建制度的衰亡指日可待。十七世紀時，德川氏頒布了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未有過的嚴苛的鎖國令，從根本上剷除了商人生存的基礎。此前，日本商賈曾與中國和朝鮮沿海地區有貿易往來，商人階層也隨之發展。德川幕府明文規定以阻遏這種趨勢，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一定大小的船隻者，都要以死罪論處。獲得許可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陸，更不能運輸商品。國內貿易也受到嚴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設有關卡，嚴格禁止商品進出。另有一些法律規定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奢侈取締令」[4]中規定了商人的穿戴、雨傘以及在婚喪時的費用限額。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區域內。受武士及特權階層威脅時，沒有法律保護他們。雖然在貨幣經濟中，把商人永遠置於卑賤地位的政策註定要失敗，而當時日本正是靠貨幣經濟運轉的，但德川幕府的政策卻極力與之對抗。
維持封建社會安定的是武士和農民兩個階級，德川幕府把他們分別凍結起來。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大軍閥豐臣秀吉[5]曾頒布著名的「刀狩令」[6]，完成了這兩個階級的分離。他收繳了農民的武器並規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權。武士再不能兼作農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從事生產，而成了寄生階級中的一分子，每年從農民的賦稅中抽取年貢米作為俸祿。大名把徵收的穀米按份額分給每個武士家臣。武士無須考慮生活來源，而完全仰賴領主。在日本早期，封建大名與手下武士之間的牢固紐帶，是在各藩國之間兵連禍結的戰爭中結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變成經濟性的了。日本的武士與中世紀歐洲的騎士不一樣，既不是擁有領地和農奴的小首領，也不是有錢的士兵。他們是依靠俸祿生活的人，其俸祿額在德川初年就按照家格的高低決定了。俸祿並不富裕，根據日本學者估計，整個武士階級的平均俸祿與農民所得相差無幾，只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7]對武士家族來說，如果出現幾個繼承人分享這點俸祿的情況，那就傷腦筋了。結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規模，對他們來講，社會威望取決於財富是最讓他們難堪和激憤的事情。因而他們的信條是，儉樸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和其他三個階級，即農、工、商之間有一條巨大鴻溝。後三個階級是「庶民」，而武士則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單純是裝飾，而是其特權和階級的標誌。他們對庶民有使用佩刀的權利。這在德川時代以前就已經形成傳統。德川家康所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對武士無禮，或對上級不敬的庶民，可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