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誦關中 - 第13章
陳忠實
像茹志鵑的《百合花》,吳強的《紅日》選章,王汶石的許多短篇,不僅在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讀者中享有盛譽。尤其是茹志鵑和吳強的兩篇(部)佳作,據說輾轉過好幾家編輯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問題,而是作品情調或寫法有什麼問題。《延河》敢於拍板發表,不單是膽子大小的事,恰是對文學創作藝術本體的尊重和堅守,以及由此而擁有的自信和神聖。
《延河》已成為大家名作雲集的一方藝術天地。我在喜歡它的同時,也產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學高地。此後十餘年的業餘創作時日裡,我一次也沒有往《延河》編輯部里投過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夠格,《延河》在我心裡業已形成的那個高格。儘管我已經在西安的報紙上發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劍銘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薦給編輯路萌、董得理,我才走進了《延河》的門檻。
這年接到徐劍銘一封信,告訴我一個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爛的陝西作家協會(當時稱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恢復工作,為避「四舊復辟」之嫌,改為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出於同樣的顧慮,即將復刊的《延河》也改名為《陝西文藝》。徐劍銘還告訴我,他剛剛參加過由《陝西文藝》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區業餘作者座談會,希望大家給刊物寫稿,並推薦工人農民解放軍(工農兵)新作者。那時候,許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雖被「解放」了,仍心存餘悸,無法進入創作,刊物主要靠業餘的「工農兵」作者寫稿。徐劍銘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區卓有影響的工人身份的詩人。他說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編輯推薦了我,兩人均表示毫不知曉。他說他同時推薦了我刊登在《郊區文藝》上的一篇散文《水庫情深》,而且由他剪貼下來送到編輯部。我很感動。這種熱心和無私給我以永遠動人的記憶。
大約是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後,極「左」到無以復加的「文革」有所收斂,政策也有所調整,體現在文藝界,開始恢復文藝機構和文藝創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區,由文化館召集本區內的業餘文學作者開會,創辦了《郊區文藝》自編自印的文學刊物。我和郊區一幫喜歡創作的朋友興奮不已,寫作熱情不必說了,而且到印刷廠里親自做校對。我的散文《水庫情深》就刊登在《郊區文藝》創作號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區的劍銘竟然看到了這本內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薦給即將創刊的《陝西文藝》(即《延河》)。
時隔不久,接到《陝西文藝》編輯部的一封信,內裝我的散文《水庫情深》,是發在《郊區文藝》上的剪貼樣稿,在邊角上用紅筆修改勾畫得一片紅色。我當時剛剛從村子裡下鄉回到公社機關,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將在《陝西文藝》創刊號發表,下鄉一天的勞累煙飛雲散了,飢腸轆轆的感覺也消失了,興奮得令人慌亂的情緒,竟使我無法坐下來閱讀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飯後,我才能靜下心來把這篇習作再讀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紅筆修改的字句,細細嚼磨,反覆推敲,求得啟示。
之後大約兩三天,我借着到郊區開會進城之機,順便送去了修改稿。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和《陝西文藝》編輯部,在東木頭市那條巷子裡。懷着誠惶誠恐卻也興奮的心情走進院子,問到一間屋子,便看見了董得理和路萌,說過幾句很誠懇的見面話之後,董得理離開了,由路萌和我談稿子。我這時才得知,用紅筆勾畫修改過習作的人,就是和我當面坐着的這個名叫路萌的編輯。他很客氣。他很和悅。他很謙遜。他長得細皮嫩臉,文質彬彬又熱情洋溢。他最像個文人……我進了早就仰慕着的《延河》的大門了。
1973年春天,我到位於紡織城的西安郊區黨校參加為期一月的「學習班」。我在公社機關工作已經5年,對關中鄉村生活和農民世界開始有初步了解。我的工作,除了參加會議,多是跑在或住在生產隊裡,很少有相對安定和清閒的日子,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的日子,對我來說簡直稱得上享受了。就是在這期間,我利用早起的時間,或是晚上看電影的機會,躲開大廳通鋪的人,寫成了我平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接班以後》,中學作文本上的小說除外。這篇小說從字數上來說具有突破的意義,接近兩萬字,是我結構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記不清是用信寄到《陝西文藝》編輯部,抑或是親自送去的,只記得時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筆字寫下的長信,對這篇小說完全肯定,多有讚美的評語,而且似乎說到編輯們傳閱過程中的熱烈反應,信末約我到編輯部交換一些細節處理的意見。我同樣利用到城裡開會的機會,第二次走進東木頭市《陝西文藝》編輯部的大門。這回是董得理和我談稿,我似乎能覺察到他在刊物編輯部負有重要責任。他很興奮,完全是對他喜歡的一篇小說言不由衷的興致。他也很嚴謹,對小說的細部包括不恰當的字詞都談到了。他又很坦率,談到真正的文學和當時流行的「假大空」文藝的區別,我更感動他的膽識和真誠,第一次談話就敢說對「假大空」類文藝的不恭之詞。
這篇小說在《陝西文藝》第三期上發出來了。我看到題頭上配着一幅神采飛揚的人物肖像畫兒,是現在的西安國畫院院長王西京的作品。王西京當年供職《西安日報》美術編輯,已經嶄露出畫畫兒的頭角。小說發表後產生了廣泛影響。編輯部把這期雜誌送給柳青。關於柳青對《接》的反應,我卻是從《西安日報》文藝編輯張月賡那裡得到的。老張告訴我,和他同在一個部門的編輯張長倉,是柳青的追慕者,也是很得柳青信賴的年輕人。張長倉看到了柳青對《接》修改的手跡,並拿回家讓張月賡看。我在張月賡家看到了柳青對《接》文第一節的修改本,多是對不大準確的字詞的修改,也劃掉刪去了一些多餘的贅詞廢話,差不多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修改圈畫的筆跡墨痕。我和老張逐個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接受和感悟到的是一位卓越作家的精神氣象,還有他的獨有的文字表述的氣韻,追求生動、準確、形象的文字的「死不休」的精神令我震驚。這應該是老師對學生的一次作文輔導,鑄成我永久的記憶。今天想來頗感遺憾的事,那時候沒有複印設備,這本經柳青修改的刊物,在我看過之後就被張長倉收回了,據為珍藏。
新創刊的《陝西文藝》,很快聚攏起一批青年作家。不過,那時候沒有誰敢自稱作家,也沒有他稱作家,他稱和自稱都是作者,常常還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標明社會身份,如工人作者農民作者解放軍作者等等,自然是為區別於「文藝黑線」,表明「工農兵」占據了文藝陣地。鄒志安、京夫、路遙、賈平凹、李鳳傑、韓起、徐岳、王曉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曉雷、聞頻、申曉等,先後都在《陝西文藝》上初露頭角,進行了最初的文學操練,到「四人幫」垮台,這些人呼嘯着吶喊着躍出,一個個都成為荒寂十年後的文壇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國文壇令人矚目的陝西青年作家群。1981年,中國作協選定湖南和陝西,作為新時期中國南北兩個形成作家群體的省份交流經驗,陝西鄉黨閻綱受《文藝報》委託回陝調研,我參加了座談會。湖南青年作家到陝訪問,陝西青年作家卻未能按時回訪,原因是我等家住農村,夏收需回家割麥碾場。我仍然覺得,改為《陝西文藝》的《延河》不過三四年,上有極「左」的政治和文藝政策鋪天蓋地,包括我等業餘青年作者受到束縛局限的同時,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有一批深諳藝術規律的編輯,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賀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們實踐着教導着也暗示給這些作者的是文學創作的本真。在《陝西文藝》存在的三四年裡,我寫作發表過三篇短篇小說,也是我寫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說,1973年發《接班以後》,1974年發《高家兄弟》,1975年發《公社書記》,一年一篇。這些作品的主題和思想,都在闡釋階級鬥爭這個當時社會的「綱」,我在新時期之初就開始反省,不僅在認識和理解社會發展的思想理論上進行反思,也對文學寫作本身不斷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寫作實踐讓我鍛煉了語言文字,鍛煉了直接從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練了結構和駕馭較大篇幅小說的基本功,這三篇小說都在兩萬字上下,單是結構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突破。
還有一點至今值得總結,就是我對作家這種勞動的理解。我後來把我對文學的偏愛和對創作的堅持,歸結為一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以此作為對神秘的天分說的物質化解釋。是這根與生俱來的對文字敏感的神經,決定着一個人從少小年紀就對文字發生偏愛,發生興奮性的敏感,與書香門第以及奶奶的動人的歌謠無關,或者說這些書香家庭或會唱歌謠的奶奶,只對具備那根神經的人才發生影響,才起促進促成的作用。在上世紀70年代我寫作上述那幾篇作品的時候,實際是我對文學創作最失望的時候,自然是「文革」對前輩作家的殘害造成的。我當時已謀得最基層的一個幹部崗位,幾乎不再想以寫作為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夢了。寫作當不了飯吃,儘管發了幾篇頗有反響的小說,董得理獎勵給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紙。我回到公社幾乎隻字不提寫作的事,發了我小說的刊物壓在桌斗里,從來不讓公社機關任何人看見,怕給領導和同志造成不務正業不操心「學大寨」本職工作的惡劣印象。事實上,這三篇小說都不是在公社大院裡寫成的。《接》在黨校學習期間抽空寫成。《高》又是在南泥灣五·七幹校勞動鍛煉的半年時間裡寫成,為此我自己買了一盞玻璃罩煤油燈,待同一窯洞的另三位幹部躺下睡着,幹校統一關燈之後,我才點燃自備的油燈讀書和寫作。讀的是《創業史》,翻來覆去讀;寫成了《高》文。《公》則是被文化館抽調出去工作時間的副產品。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稿酬,還有一根極「左」的棒子懸在天靈蓋上,朋友、家人問我我也自問,為啥還要寫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覺回答:過癮。這個「過癮論」是我的最真實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煙癮,一年寫一篇小說,有幸發表了,再得到編輯幾句誇獎和讀者的呼應,那個「癮」就過得很舒適。許多年後,創作有了發展,對創作這種勞動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層面的體驗,也才明白那個「癮」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經致成的。當年把寫作當做「過癮」的時候,只是體驗和享受一種生命能量釋放過程里的快樂和自信,後來發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時期伊始,《延河》又恢復了。這自然不單是一個名字的改寫,而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折,包括文學藝術,屬於文學自身的精神和規律,重新得以接續、傳承和發展。新時期恢復的《延河》,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短篇《南北寨》,此後每年大約都要發表一篇或兩篇小說,統共發過多少篇已經記不清了,是我發表小說最多的一種文學雜誌,卻是確定無疑的。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調進陝西作協專業創作組,以我自己的審視和把握,索性回到祖居的老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中思想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中年後的後半生讀書和寫作。每隔十天半月,我就會來作協,開會或買煤買糧,只安着一張桌子一張床的兩室的房子,我往往懶得開鎖進門。開會辦事的間隙,我都滯留轉悠在編輯部的小院裡,和老編輯聊天,更和年輕的或同齡的朋友天上地下亂扯胡片,往往獲得一些新鮮的信息和文壇動態,得到啟迪。印象最深的是王觀勝的兼着臥床的辦公室,常是暢所欲言十分放縱的場所,路遙似乎是常客。聊到開心時,王觀勝會打開立櫃的木扇,取出某位作者進貢的高級咖啡,賜嘗每人一杯,滿屋子飄蕩着令人陶醉的香氣兒,路遙們的談鋒就會更幽然睿智。直到我告辭出門準備回鄉下時,觀勝送出門時才撂出一句:「給咱得空再弄一篇(小說)。」文學的氛圍,朋友的坦誠無忌,和咖啡清茶的香味瀰漫在記憶里。還有李星那半間凌亂不整的辦公室,常是我聆聽文學新潮的氣象站。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創辦《延河》的陝西第一代作家和編輯,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經謝世。接替的一茬一茬主編和編輯,也一茬接一茬卸任。無論開創《延河》的先輩,無論接任又卸任的同輩,他們崇高的文學理想實踐在《延河》里,他們各自獨立的創造精神體現在《延河》上,他們為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長和發展默默地躬耕在《延河》這塊土地里。我以自己一個作家的真誠,向胡采們董得理們致敬。我向卸任的白描們、徐岳們和徐子心們致以真誠的問候,你們為《延河》的發展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作為一個受益的同代作家的我,也銘記着。我更滿懷信心寄望於新任主編常智奇們,《延河》將成為陝西新一代作家發展壯大的沃土和福地。
2006.3.7
二府莊
第33章
關於一條河的記憶和想象
在我寫過的或長或短的小說、散文中,記不清有多少回寫到過這條河,就是從我家門前自東向西倒流着的灞河。或着意重筆描繪,或者不經意間隨筆捎帶提及,雖然不無我的情感滲透,着力點還是把握在作品人物彼時彼境的心理情緒狀態之中,尤其是小說。散文里提到這條河,自然就是個人情感的直接投注和舒展了,多是河川里四時景致的轉換和變化,還有繫結在沙灘上楊柳下的記憶,無疑都是最易於觸發顫動的最敏感的神經。然而,直到今年三月一日,即農曆二月二的龍抬頭日,我站在幾萬鄉民祭祀華胥氏始祖的祭壇上的那一刻,心裡瞬間突顯出灞河這條河來,也從我已往的關於這條河的點滴描述的文字里擺脫出來;我才發現這條河遠遠不止我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景象,更不止我短暫生命里的砂金碎花類的記憶。是的,我站在孟家崖村的華胥氏始祖的祭台上,心裡浮出來的卻是距此不過三里路的灞河。
鑼鼓喧天。幾家鑼鼓班子是周邊幾個規模較大的村子擺下的陣勢,這是秦地關中傳統的表示重大慶祝活動的標誌性聲響,也鼓着呈顯高低的鑼鼓擂台的暗勁兒。嶺上和河川的鄉民,大約四萬餘眾,匯集到華胥鎮上來了。西安城裡的人也聞訊趕來湊熱鬧了,他們比較講究的乃至時髦的服飾和耀眼的口紅,在普遍尚顧不得裝潢自己的鄉村民眾的旋渦里浮沉。前日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北邊的嶺和南邊的原坡,都覆蓋着白茫茫的雪,河川果園和麥田裡的雪已經消融得坨坨斑斑。鄉村土路整個都是泥濘。祭壇前的麥田被踩踏得翻了漿。巨大的不可抑制的興奮感洋溢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臉上,昨天以前的生活里的艱難和憂愁和煩惱全部都拋開了,把興奮稀奇和歡悅呈現給擦肩擠胯而過的陌生的同類。他們肯定搞不清史學家們從浩瀚的古紙堆里翻檢出來的這位華夏始祖老奶奶的身世,卻懷着堅定不移的興致來到這個祭壇下的土塚前投注一回虔誠的注目禮。
華胥鎮。以華胥氏命名的鎮。距現存的華胥塚遺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過一華里,這個古老的小鎮自然最有資格以華胥氏命名了。這個鎮原名油坊鎮,亦稱油坊街,推想當是因為一家頗具規模的榨油作坊而得名。然而,在我的印象里,連那家榨油作坊的遺蹟都未見過。這個鎮緊挨着灞河北岸,我祖居的村子也緊系在灞河南岸,隔河可以聽見雞鳴狗叫打架罵仗的高腔銳響。我上學以前就跟着父親到鎮上去逛集,那應是我記憶里最初的關於繁華的印象。短短一條街道,固定的商店有雜貨鋪、文具店、鐵匠鋪、理髮店,多是兩三個人的規模,逢到集日,川原嶺坡的鄉民挑着推着糧食、木柴和時令水果,牽着拉着牛羊豬雞來交易,市聲嗡響,生動而熱鬧。我是從1953—1955年在這個鎮的高級小學裡完成了小學高年級教育,至今依然保存着最鮮活的記憶。我在這裡第一次摸了也打了籃球。我曾經因耍小性子傷了非常喜歡我的一位算術老師的心。因為灞河一年三季常常漲水,雖然離校不過二里地,我只好搭灶住宿,睡在教室里的木樓上,夜半尿憋醒來跑下木樓樓梯,在教室房檐下流過的小水渠尿尿,早晨起來又蹲在小水渠邊撩水洗臉,住宿的同學撩着水也嘻嘻哈哈着。這條水渠從後圍牆下引進來,繞流過半邊校園,從大門底下石砌的暗道流到街道里去了。我們班上有孟家崖村子的同學,似乎沒有說過華胥氏祖奶奶的傳說,卻說過不遠處的小小的媧氏莊,就是女媧「摶土造人」的神話發生的地方。我和同學在晚飯後跑到媧氏莊,尋找女媧摶泥和鍊石的遺痕,頗覺失望,不過是別無差異的一道道土崖和一堆堆黃土而已。五十多年後的2006年的農曆二月二日,我站在少年時期曾經追尋過女媧神話發生的地方,與幾萬鄉民一起祭奠女媧的母親華胥氏,真實地感知到一個民族悠遠、神秘而又浪漫的神話和我如此貼近。我自小生活在誕生這個神話的灞河岸邊,卻從來沒有在意過,更沒有當過真。年過六旬的我面對祭壇插上一炷紫香彎腰三鞠躬的這一瞬,我當真了,當真信下這個神話了,也認下八千年前的這位民族始祖華胥氏老奶奶了。
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尋根熱里,幾位學者不辭辛苦勞頓溯源尋根,尋到我的家鄉灞河岸邊的孟家崖和媧氏莊,找到了民族始祖奶奶華胥氏陵。
歷史是以文字和口頭傳說保存其記憶的。相對而言,後人總是以文字確定記憶里的史實,而不在乎民間口頭的傳聞;民間傳說似乎向來也不在意史家完全蔑視的口吻和眼神,依然故我津津有味地延續着自己的傳說。這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史家的文字記載和民間的口頭記憶達成默契,互相認可也互相尊重,就是發生在灞河岸邊創立過華胥國的華胥氏的神話。
這點小小的卻令我頗為興奮的發現,得之於學者們從文史典籍里鈎沉出來的文字資料鑑證的事實。華胥氏生活的時代稱為史前文化。有文化卻沒有文字。沒有文字,反而給神話傳說的創造提供了空前絕後的繁榮空間。等到這個民族創造出方塊漢字來,距華胥氏已經過去了大約五千年,大大小小的史聖司馬遷們,只能把傳說當做史實寫進他們的著作。面對學者們從浩瀚的史料典籍里翻檢鈎沉的史料,我無意也無能力考證結論,只想梳理出一個粗略的脈系輪廓,搞明白我的灞河川道八千年前曾經是怎樣一個讓號稱作家的我羞死的想象里的神話世界。
據《山海經·海內東經》說,「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伏羲。」據《春秋世譜》說,「華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為女媧。」在《竹書紀年·前篇》里的記載不僅詳細,而且有魔幻小說類的情節,「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之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華胥氏在灞河邊上,無意間踩踏了一位巨人留下的腳印,似乎生命和意識里感受到某種撞擊,那一美妙時刻,天空有彩虹繚繞,便受孕了,便生出伏羲和女媧兩兄妹來。
據史聖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說,華胥氏生伏羲女媧,伏羲女媧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黃帝。這樣,司馬遷就把這個民族最早的家庭譜系擺列得清晰而又確切。按照這個族系家譜,炎帝和黃帝當屬華胥氏的嫡傳曾孫,該叫華胥氏為曾祖奶奶了。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埋葬於渭北高原的橋山,望不盡的森森柏樹迷彌着悠遠和莊嚴,歷朝歷代的官家和民間年年都在祭拜,近年間祭祀的規模更趨隆重更趨熱烈,洋溢着盛世祥和的氣象。炎帝在湖南和陝西寶雞兩地均有祭奠活動,雖是近年間的事,比不得黃帝祭祀的悠久和規模,卻也一年蓋過一年的隆重而莊嚴。作為黃帝炎帝的曾祖母的華胥氏,直到今年才有了當地政府(藍田縣)和民間文化團體聯手舉辦的祭祀活動,首先讓我這個生長在華胥古國的後人感到安慰和自豪了,認下這位始祖奶奶了。
我很自然追問,華胥氏無意間踩踏巨人的腳印而受孕,才有伏羲女媧以至炎黃二帝。那麼華胥氏從何而來?古人顯然不會把這種簡單的漏洞留給後人。《拾遺記》里說得很確鑿,「華胥是九河神女。」而且列出了九條河流的名稱。這九條河流的名稱已無現實對應,具體方位更無從考據和確定。既是「九河神女」,自然就屬於不必認真也無需考究的神話而已。然而,《列子·黃帝篇》里記述了黃帝夢遊華胥國的生動圖景:「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所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摘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前,神行而已。」這是一種怎樣美好的社會形態啊!其美好的程度遠遠超出了幾千年後的現代人的想象。黃帝夢遊過的華胥國的美好形態,甚至超過了世界上的窮人想象里的共產主義的美妙圖景。華胥氏創造的華胥國里的生活景象和生活形態,不是人間仙境,而是仙境裡的人間。這樣的人間,截止到現在,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一方,哪怕一個小小的角落,都還沒有出現過。黃帝的這個夢,無疑是他理想中要構建的社會圖象。然而要認真考究這個夢的真實性,就茫然了。我想沒有誰會與幾千年前的一個傳說里的神話較真,自然都會以一種輕鬆的欣賞心情看取這個夢裡的仙境人間。我卻無端地聯想到半坡遺址。
黃帝夢遊過的華胥氏創建的令人神往的華胥國,即今日舉行華胥氏祭祀盛會的灞河岸邊的華胥鎮這一帶地域。由此沿灞河順流而下往西不過十公里,就是中國第一座史前遺址博物館——西安半坡遺址。這是黃河流域一個典型而又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生活圖景。有聚居的村落。有用泥塊和木椽搭建的房子。房子裡有火道和火炕。這種火炕至今還在我的家鄉的鄉民的屋子裡繼續使用着。我落生到這個世界的頭一個冬天就享受着火炕的溫熱,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用電熱褥取代了火炕。半坡人製作的魚鈎和魚叉,相當精細,竟然有防止上鈎和被叉住的魚逃脫的倒鈎。他們已經會編席,也會織布,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編織品,編和織的技術是他們最先創造發明出來的。他們毫無疑義又是中國制陶業的開山鼻祖,那些紅色、灰色和黑色的缽、盆、碗、壺、瓮、罐和瓶的內里和陶蓋上單色或彩繪着的魚張着大嘴,跳躍着的鹿,令我嘆為觀止。任你撒開想象的韁繩張開想象的翅膀,想象六千多年前聚集在白鹿原西坡根下滻河岸邊的這一群男女勞動生產和藝術創造的生活圖景。他們肯定有一位睿智而又無私的偉大的女性作為首領,在這方水草叢林茂盛,飛禽走獸魚蚌稠密的豐腴之地,進行着人類最初的文明創造。這位偉大的女性可是華胥氏?半坡村可是華胥國?或者說華胥氏是許多個華胥國半坡村里無以數計的女性首領之中最傑出的一位?或者說是在這個那個諸多的半坡村偉大女性首領基礎上神話創造的一個典型?
這是一個充滿迷幻魔幻和神話的時期。半坡遺址發掘出土的一隻紅色陶盆內側,彩繪着一幅人面魚紋圖案,大約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創始之作,把人臉和魚紋組合在一幅圖畫上,比拉美魔幻小說里人和甲蟲互變的想象早過六千多年,現在還有誰再把人變成狗的細節寫出來或畫出來,就只能令當代讀者和看客徒嘆現代人的藝術想象力萎縮枯竭得不成樣子了。我倒是從那幅人面魚紋彩繪圖畫裡,聯想到伏羲和女媧。華胥氏無意踩踏巨人腳印受孕所生的這一子一女,史書典籍上用「蛇身人首」來描述。「蛇身人首」和「人面魚紋」有無聯繫?前者是神話創造,後者卻是半坡人的藝術創作。我在讚嘆具備「人面魚紋」這樣非凡想象活力的半坡人的同時,類推到距半坡不過十公里的華胥國的伏羲女媧的「蛇身人首」的神話,就覺得十分自然也十分合情理了。滻河是灞河的一條較大的支流,灞河從秦嶺山里湧出,自東向西沿着北嶺和南原(白鹿原)之間的川道進入關中投入渭河,不過百餘公里,滻河自秦嶺發源由南向北,在古人折柳送別的灞橋西邊投入灞河。我便大膽設想,在灞河和滻河流經的這一方地域,有多少個先民聚集着的半坡村,無非是沒有完整保存下來或未被發現而已,半坡遺址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興建紡織廠挖掘地基時偶然發現的。華胥國其實就是又一個半坡村,就在我家門前灞河對岸二里遠的地盤上,也許這華胥國把我的祖宗生活的白鹿原北坡下的這方寶地也包括在內。據史家推算,華胥氏的華胥國距今八千多年,半坡村遺址距今六千多年,均屬人類發展漫長曆程中的同一時期。神話和魔幻瀰漫着整個這個漫長的時期,以至五千年前的我們的始祖軒轅黃帝,也夢牽魂繞出那樣一方仙境裡的人間——曾祖母華胥氏創造的華胥國。
告別華胥氏陵祭壇,在依然熱烈依然震天撼地的鑼鼓聲響里,我徒增起對祭壇前這條河的依戀,便沿着灞河北岸平整的國道溯流而上。大雪昨日驟降驟晴。燦爛的丙戌年二月二龍抬頭日的陽光如此鼓盪人的情懷。天空一碧如洗。河南岸橫列着的白鹿原的北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溝壑,蒙着一層厚厚的柔情的雪。坡上的窪地和平台上,隱現着新修的房屋白色或棕色的瓷片,還有老式建築灰色瓦片的房脊。公路兩邊的果園和麥地,積雪已融化出殘破的景象,麥苗從融雪的地坨里露出令人心顫的嫩綠。柳樹最敏感春的氣息,垂吊的絲條已經繡結着米黃的葉芽了。我竟然追到藍田猿人的發現地——公王嶺——來了。
這是一階既不雄闊也不高邁的嶺地,緊依着挺拔雄渾的秦嶺腳下,一個一個嶺包曲線柔緩。灞河從公王嶺的坡根下流過,河面很窄,冬季里水量很小,看去不過像條小溪。就是這個依貼着秦嶺繞流着灞水的名不見經傳的公王嶺,一日之間,叫響了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進入中學歷史課本,把公王嶺發現的藍田猿人鑄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常識性記憶。這是在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類化石遺存,剛剛從猿蛻變進化到可以稱作人的藍田猿人,距今大約115萬年。
這個藍田猿人化石的發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正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老話。1963年春天,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的一行專家,到藍田縣轄的灞河流域作考古普查。這是一個冷門學科里最冷的一門,別說普通鄉民搖頭茫然,即使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當地教師幹部,也是渾然不知茫然搖頭。他們用當地人熟知的龍骨取代了化石,一下子就揭去了這個高深冷僻的冷門裡神秘的面紗,不僅大小中藥鋪的藥匣子裡都有儲備,掌柜的都精通作為藥物的龍骨出自何地,藍田北嶺和原坡地帶隨處都有;被他們問到的當地識字或不識字的農民,胳膊一掄一指,爛龍骨嘛,滿嶺滿坡踢一腳就踢出一堆。話說得興許有點誇張。然而灞河北岸的嶺地和南岸的白鹿原的北坡,農民挖地破山碰見龍骨屢見不鮮,積攢得多了就送到中藥鋪換幾個零錢,雖說有益腎補鈣功效,卻算不得珍貴藥材,很便宜的。農家幾乎家家都有儲備,有止血奇效。我小時割草弄破手指,大人割麥砍傷腳腕,取出龍骨來刮下白色粉末敷到傷口上,血立馬止住不流,似乎還息痛。我便忍不住惋惜,說不定把多少讓考古科學家覓尋不得的有價值的化石,在中藥鍋里熬成渣了,刮成粉末止了血了。
這一行考古專家在灞河北邊的山嶺上踏訪尋覓,終於在一個名叫陳家窩的村子的嶺坡上,發現了一顆猿人的牙齒化石,還有同期的古生物化石,可以想象他們的興奮和得意,太不容易又太意外的容易了。由此也可以想到這裡蘊積的豐厚,真如農民說的一腳能踢出一堆來。這一行專家又打聽到灞河上游的古老鎮子厚鎮周圍的嶺地上龍骨更多,便奔來了。走過藍田縣城再往東北走到三十多里處,驟然而降的暴雨,把這一行衣履不整灰塵滿身的北京人淋得避進了路邊的農舍,震驚考古史界的事就要發生了。
他們避雨躲進農舍,還不忘打聽關於龍骨的事。農民指着灞河對岸的嶺坡說,那上頭多得很。他們也餓了,這裡既沒有小飯館就餐,連買餅乾小吃食的小商店也沒有,史稱「三年困難」的惡威尚未過去。他們按「組織紀律」到農民家吃派飯,就選擇到對面嶺上的農家。吃飯有了勁兒,就在村外的山坡上刨挖起來,果然挖出了一堆堆古生物化石,又挖出一顆猿人牙齒。他們把挖出的大量沉積物打包運回北京,一絲一縷進行剝離,終於剝離出一塊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化石,震驚考古學界的發現發生了。這個小嶺包叫公王嶺。我站在公王嶺的坡頭上,看嶺下公路上川流着的各種型號的汽車,看背後蒙着積雪的一級一級台田。想着那場逼使考古專家改變行程的暴雨。如果他們按既定目標奔厚鎮去了,所得在難以估計之中,這個沉積在公王嶺礫石里的猿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隨後的移山造田的「學大寨」運動中被填到更深的溝壑里,或者被農民撿拾,進了藥鋪下了藥鍋熬成藥渣,或者如我一樣刮成粉末撒到傷口永遠消失。這場鬼使神差的暴雨,多麼好的雨。
我在公王嶺陳列室里,看到藍田猿人頭蓋骨復原仿製品,外行看不出什麼絕妙,倒是對那些同期的古生物化石驚訝不已。原始野生的牛角竟有七十多公分長,人是無論如何招不住那牴角一觸的。作為更新世動物代表的猛獁象,一顆獠牙長到二十多公分,直徑粗到十餘公分,真是巨齒了,看一眼都令人毛骨悚然。還有劍齒虎,披毛犀,單是牙齒和牴角,就可以猜想其龐然大物的兇猛了。我便聯想到上世紀70年代初,我下鄉駐隊在白鹿原北坡一個叫龍灣的村子裡。那是一個寒冷異常的冬天,在北方習慣稱作冬閒季節,此時倒比往常更忙了,以平整土地為主項的學大寨運動正在熱潮中。忽一日有人向我通報,說挖高墊低平整土地的社員挖出比碾槓還粗的龍骨。隨之,打電話報告了西安有關考古的單位,當即派專家來,指導農民挖掘,竟然挖出一頭完整的犀牛化石,彌足珍貴。龍灣村距公王嶺不過四十公里,當屬灞河的中偏下遊了。可以想見,一百萬年前的灞河川道,是怎樣一番生機盎然生動蓬勃的景象。這兒無疑屬於熱帶的水鄉澤國,雨量充沛,熱帶的林木草類覆蓋着山嶺原坡和河川。灞河肯定不止現在旱季里那一綹細流,也不會那麼渾,在南原和北嶺之間的川道里隨心所欲地南彎北繞涌流下去。諸如劍齒虎、猛獁象、原始野牛和披毛犀牛等獸類里的龐然大物,傲然遊蕩在南原北嶺和河川里。已經進化為人的猿人的族群,想來當屬這些巨獸橫行地域裡的弱勢群體,然而他們的智慧和靈巧,成為生存的無可比擬的優勢。他們繼續着進化的漫漫行程。
從公王嶺順灞河而下到50公里處,即是灞河的較大支流滻河邊上的半坡氏族村落遺址。從公王嶺的藍田猿人進化到半坡人,整整走過了一百多萬年。用一百多萬年的時間,才去掉了那個「猿」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真是太漫長太艱難了。我更為感慨乃至驚詫的是,不過百餘公里的灞河川道,竟然給現代人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從猿進化到人的實證;一百多萬年的進化史,在地圖上無法標識的一條小河上完成了。還有華胥氏和她的兒女伏羲女媧的美妙浪漫的神話,在這條小河邊創造出來,傳播開去,寫進史書典籍,傳播在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子民的口頭上。這是怎樣的一條河啊!
這是我家門前流過的一條小河。小河名字叫灞河。
2006.4.12
二府莊
第34章
也說「抬槓」
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讀到說「抬槓」的一篇短文,頗為興奮。一在「抬槓」這詞彙,我以為只是陝西的方言,從字面上很難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已往的寫作中很少採用,艱澀的方言不僅於文字敘述難增色彩,反倒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如同吃飯碰到硌牙的沙粒,這是我選擇方言的標準。讀到這篇說「抬槓」的有趣文章,起碼讓我知道陝西之外的某個地域的人,也說「抬槓」這個話。再,由這篇文章的閱讀,引發起我的有關「抬槓」的趣事趣人的記憶,也想說一說湊點趣談。
在我生活的關中鄉村,在我工作過的機關,幾乎每個村子每個單位都會遇到一個愛跟人「抬槓」的角色。所謂「抬槓」,主要指說話,你說東好,他偏會抬出西好的例證,似乎總與人作對,鬧彆扭。鄉間把這種人稱為「槓頭」。
民間流傳着不少關於「抬槓」的經典話語。孫子問爺爺:「樹上的柿子咋那麼紅呀?」爺爺說:「日頭曬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頭曬紅的。」孫子反詰:「紅蘿蔔長在土裡,壓根兒沒見過日頭,為啥也是紅的?」爺爺被問得啞口無言。孫子又問:「爺爺你臉上咋有那麼多渠渠兒(皺紋)?」爺爺說:「爺爺老了。老了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你長到爺爺這把年紀,也是滿臉的深渠兒淺渠兒。」孫子又反詰道:「咱家的豬娃剛生下來,為啥也是一臉渠渠兒?比你臉上的渠渠兒還多還深?」……
類似這種「抬槓」的民間笑話,常常把取笑的對象對着私塾先生,讓他們在學生的「抬槓」話語的反詰中出醜。我粗略想來,「抬槓」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們好像從小小年紀就顯示出不歸行列而旁逸斜出的個性,用今天的話說屬於「另類」。他們的思維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隨時隨地都會對大路的主流思維做出反向的辯駁。就我接觸和見識過的「槓頭」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為舉止和臉色眼神,都讓人一看就是個不入轍的傢伙,出口就會頂得你跌個跟頭,反不上話來;有的性情卻十分隨和,蔫不拉唧不動聲色,臉孔和眼角總浮泛着捉弄人的神氣,輕聲慢語裡亮出來的卻是意料不及的「槓話」。他們看似處處與人作對,卻獲得周圍人的喜歡,在於他們的「槓話」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驚喜,得一時之開心,並不計較那「槓話」違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時候,他們的「槓話」卻被生活實踐所證明,因為生活運動里往往有「少數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們的「槓」就「抬」對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開「抬槓」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執的意趣,「槓頭」們的某些不隨大流的獨立精神倒是於人有益的。尤其是當一種「流行」覆蓋了整個社會、你不「流行」便難以存活的世相發生的時候,有一點「槓頭」們反叛的「槓勁兒」,可能會找到更適宜自己生存和創造的道路和途徑。上世紀80年代,先鋒派文學在中國文壇潮起的時候,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幾乎被視為過時的中山裝,誰不說先鋒創作和先鋒理論誰就難得有一口飯吃。記得路遙在這樣的「流行」時風裡說過一句話:「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這是一個頗富個性的比喻式「抬槓」。當時,陝西引進了優質優種的澳大利亞細毛羊,在省內尤其在有養羊傳統的陝北,向牧民和農民推廣。為了農牧民致富,應當是好心好意;為了排除農牧民習慣意識里對本地羊的依戀,免不了把澳大利亞羊說得天花亂墜一好百好,同樣免不了把當地羊種說得一錢不值一無是處。路遙是陝北人,對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於是就有了類比先鋒文學潮起時那種現象的妙語。他便以「槓勁兒」挑戰,不是語言辯論,而是悶住頭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探索實踐,默默六年過去,完成現實主義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贏得了讀者的廣泛呼應。十餘年後,我在《文藝報》所作的一次讀者調查報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調查的大學生讀者中,閱讀量排列首位。近年又從雜誌上看到,當年許多先鋒派作家紛紛回歸到現實主義創作,頗富啟示。
我倒以為,現實主義是一條創作方法,先鋒派也是一種藝術流派,況且還有諸如魔幻現實主義、荒誕派、象徵派等種種創作方法,都出現過經典的或傑出的文本,也成就過大家大師。問題僅僅在於,既不要把文壇弄成現實主義獨尊的一統天下,也不要時興什麼流派就全搞成什麼流派的一色樣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養澳大利亞羊」。藝術創造尤其重要的是個性化的創造活動。作家個人的氣質和個性,作家獨有的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需要找到一種最適宜最恰當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種創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適宜個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種寫作方法去表現各種體驗,這是常識。
「抬槓」者往往執一端而蔑視普遍,只當趣事罷了。「抬槓」者說不定執的那一端,卻是被普遍現象掩飾住的真諦,倒令人欽佩。尤其在當今一潮卷過一潮一風掀起一風的迷彩世相里,有一點清醒的辨識和選擇,再加上「槓頭」們的某些「槓勁兒」,對於想在這個世界上成一點事的人來說,可能還是有益有用的。
2006.4.17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