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 第3章
奧爾罕·帕慕克
除了偶爾發發脾氣,父親對生活幾乎無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歡自己的好長相、好腦筋以及他從不設法隱瞞的好運氣。他在屋裡老是吹着口哨,照鏡子,拿檸檬當髮蠟抹在頭髮上。他喜歡笑話、文字遊戲、驚喜、背誦詩歌、賣弄聰明、搭飛機去遙遠的地方。他從不是個責罵、禁止、處罰小孩的父親。他帶我們出門時,我們會在城裡逛來逛去,四處交朋友,在這些出遊期間,我開始認為世界的創造是為了享樂。
若有倒霉事降臨,煩悶逼近,父親便相應不理,保持沉默。制定規矩的母親眉頭一揚,教導我們人生的黑暗面。跟她相處樂趣雖少,但我仍非常依賴她的愛和情感,因為她奉獻給我們的時間遠比抓住一切機會逃出家門的父親要多。我人生中最嚴厲的功課是得知我得跟哥哥爭寵。
或許因為父親幾乎沒有權威,我同哥哥的競爭更具意義:他是跟我爭奪母愛的對手。那時的我們當然不懂心理學,於是我跟哥哥的戰爭最初被偽裝成一場比賽,我們在比賽中假扮成別人。打鬥的人不是奧爾罕和塞夫凱特(Sevket),而是我和哥哥各自最喜歡的英雄或足球運動員。我們確信自己變成自己的英雄,因此全力以赴。比賽以淚與血收場時,憤怒和妒忌使我們忘了彼此是親兄弟。
每當我情緒低落,每當我不快樂或煩悶的時候,便離開我家公寓,不告訴任何人,下樓跟嫂嫂的兒子玩,或更常去樓上的祖母家。雖然每間公寓看上去非常相像,公寓裡的椅子和餐具、糖罐和煙灰缸全購自同一家商店,但每間公寓都像不同的國家,獨立的天地。在祖母那間雜亂幽暗的客廳,在咖啡桌和玻璃櫃、花瓶和相框的陰影中,我得以夢想自己身在他方。
晚間我們一家子聚在這間客廳時,我經常玩個遊戲,把祖母的公寓當做一艘大船的船長指揮室。這個幻想歸功於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我躺在床上時,哀傷的船笛聲會闖入我的夢鄉。我駕駛假想中的船在暴風雨中前進,驚濤駭浪使我的船員和乘客們越來越不安,身為船長的我則感受到一種船長的自豪,因為我知道,我們的船、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命運都交付在我手中。
雖然這幻想很可能是由哥哥的冒險漫畫引發的,但與我對神的看法也有關係。神決定不讓我們跟城市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我以為僅僅因為我們是有錢人。然而隨着父親和伯父一次次破產,家產凋零,家庭破裂,為錢的爭執越來越厲害,每回去祖母家便讓我苦惱,也讓我進一步發現:雖然珊珊來遲,雖然迂迴而至,奧斯曼帝國的瓦解給伊斯坦布爾蒙上的那層失落陰影終於也席捲了我們的家。
03我
我四歲時,六歲的哥哥開始上學,接下來的兩年間,我們之間日趨緊張、好惡參半的同伴關係漸漸緩和。我擺脫了我們之間的對抗,擺脫了他力氣強過我的壓迫;我整天擁有帕慕克公寓和母親的全心關懷,於是變得比較快樂,感受到孤獨的樂趣。
我趁哥哥上學時取來他的冒險漫畫,根據我所記得的他曾給我讀的故事,「讀」給自己聽。一個溫暖愉快的下午,我被安頓去睡午覺,卻發覺自己精力旺盛睡不着,於是翻開一期《湯姆·米克斯》,不一會兒,我感覺我被母親稱之為「鼻鼻」的那玩意兒硬了起來,我正在看一張半裸的「紅番」照片,一條細繩纏在他的腰上,一條平滑的白布像面旗子垂掛到他的腹溝處,布中央畫了個圓圈。
又一天下午,當我穿睡衣蓋上被子躺在床上,同跟着我已有好一陣子的小熊說話時,我也同樣有硬起來的感覺。怪的是,這件神奇的怪事——雖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我卻不得不隱瞞——就發生在我才跟我的小熊說「我要把你吞掉!」之後。並非我對這隻熊有任何深刻的眷戀,我幾乎隨心所欲就能製造同樣的效果,只要再說一遍同樣的威脅之詞。我母親給我講的故事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正是這句話:「我要把你吞掉!」我明白的意思不僅是吞食,而且是消滅。後來我才曉得,波斯古典文學中的「地物」(Divs)——那些拖着尾巴的可怕怪獸,跟妖魔鬼怪有關,細密畫中經常可見——在以伊斯坦布爾土耳其語講述的故事中化身為巨人。我心目中的巨人形象來自土耳其經典史詩《闊爾庫特老爹》的刪節本封面,這個巨人跟紅番一樣身體半裸,對我來說仿佛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伯父大約在同時期買了一部小型放映機,假日裡他去照相館租短片,有卓別林、迪士尼、勞萊與哈代。他鄭重其事地取下我祖父母的肖像,就在壁爐上方的白牆上放映影片。在伯父永久珍藏的影片當中,有一部他只放映過兩次的迪士尼電影——為了我而安排的短暫演出。影片主角是一個單純、笨重、遲鈍的巨人,身材跟一棟公寓那樣大。他把米老鼠追到井底,單手一掃,將水井拔離地面,像拿起杯子似的喝井水,米老鼠掉進他嘴裡時,我便用盡力氣大喊大叫。普拉多(Prado)美術館有幅戈雅的畫,標題是「薩杜恩拿吞噬自己的孩子」,畫中的巨人咬着一個他抓在手上的人類,這幅畫至今仍使我害怕。
某天下午,我正像平常那樣威脅我的小熊,但也給予它某種奇異的憐憫,此時門開了,內褲拉下、「鼻鼻」硬挺的我被父親逮個正着。他關門比開門時輕一點,而且(就連我都看得出來)表現出某種尊重。在此之前,他回家吃午飯並稍事休息的時候,總是進來吻我一下再回去工作。我擔心自己以此取樂是否錯了,甚至比做錯事更糟:就在此時,取樂的想法蒙受了毒害。
在我父母某次很長時間的爭吵過後,我的顧慮得到證實,當時我母親已經離家,來照顧我們的奶媽正在給我洗澡。她用無情的語氣訓斥我「像狗一樣」。
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反應:六七年後進初級中學讀書時,才發現這些反應並不稀奇。
在我以為只有我自己一人擁有這種邪惡神力的漫長歲月里,把它藏在我的另一個世界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的樂趣和我內心的邪惡得以自由馳騁。當我只因純粹無聊而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我便進入這個世界。逃入我瞞着大家的這個世界很容易。我在祖母的客廳假裝自己置身一艘潛水艇里。我才第一次去了電影院,看凡爾納小說改編的《海底兩萬里》——當我坐在布滿灰塵的皇宮電影院看電影時,讓我最害怕的是電影的無聲。狂亂且引發幽閉恐懼症的攝影技巧,昏暗黑白的潛水艇內部,都讓人不得不從中發現我們家的影子。我年紀太小,讀不懂字幕,但運用我的想像力填補空缺並不難。(即使後來我能把書讀得很好,最重要的也不是去「讀懂」,而是用合適的幻想補充其內涵。)
「腿別搖來晃去,你讓我頭暈。」在我顯然沉浸在自己精心設計的白日夢裡時,祖母便這麼說。
我的腿雖停止搖晃,但白日夢裡的飛機依然在她抽煙的煙霧中飛進飛出。過一會兒,我進入森林,林中有許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幾何圖形中分辨出的兔子、樹葉、蛇和獅子。我讓自己投身於漫畫裡的冒險,騎馬,放火,殺人。我的一隻眼睛隨時對屋裡的聲響提高警覺,我會聽見電梯的門關上,在我的思維還來不及回到半裸的「紅番」時,我注意到我們的管家伊斯梅爾已來到我們的樓層。我喜歡放火燒房子,用子彈掃射着火的房子,鑽過我親手挖的地道從着火的屋子逃出去,慢慢殺死被我困在窗玻璃和充滿煙臭味的紗窗簾之間的蒼蠅——掉在電暖器上方排孔板的它們,是終為罪行付出代價的歹徒。
四十五歲之前,每當我飄浮在美好的半夢半醒狀態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殺人來自娛自樂。我要向我的親人——有些人確實很親,比如我哥哥——還有許多政治人物、文藝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虛構的人物表示歉意,他們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單中。我常犯的罪還有一個:我會對一隻貓極盡寵愛,卻又在絕望之時狠狠揍它,大笑一陣擺脫絕望後,我又為此羞愧不已,便賜予這只可憐的貓更多愛。二十五年後的某天下午,當時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連的人吃過午飯後待在福利社裡閒聊或抽煙,審視這七百五十位幾乎一模一樣的軍人,然後想像他們身首分離。就在我透過福利社的藍色煙霧,凝視他們血淋淋的食道時,一位軍中同胞開口說:「別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夠了。」
對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親一個。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氣時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來越多而逐漸變瘦。或者我會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運動員,按他頭上的鈕就會踢腿——這是我的第三個足球員,因為前兩個在我兩次情緒激動時弄壞了,如今這一個也被我弄壞,不知道我那受傷的足球員是否在他的藏身處奄奄一息。要不就沉緬於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們的女僕哈妮姆說她在隔壁屋頂看見了貂——她用的語調跟她在談神的時候一模一樣。在這些時候,我會突然聽見父親說:「你的小腦袋瓜里在想什麼?
告訴我,我給你二十五庫魯。」
我拿不準該告訴他整件事還是該稍作修改,或乾脆扯個謊,於是沉默不語。一會兒,他會笑着說:「現在太晚了——你應該馬上告訴我的。」
我父親是否也在另一個世界待過?
多年後,我才發覺我的怪遊戲就是所謂的「白日夢」。因此我父親的問題總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於避開紛擾的思緒,於是迴避他的問題,將它拋諸腦後。
保守着第二個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動自如。當我坐在祖母對面,一道光束穿透窗簾——猶如夜間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打出探照燈——只要直盯着光束,眨個眼,我就能讓自己看見一個紅色太空船隊飄過身邊。之後只要我喜歡,就能隨時喚來相同的艦隊,然後回到真實世界,就像某人離開房間時關掉身後的燈(一如在我整個童年時代的真實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隨手關燈)。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棟房子裡的奧爾罕交換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種生活,超越博物館裡的房間、走道、地毯(我多麼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邊那些喜歡數學和填字遊戲的實證主義男人們,假如我覺得這棟幽暗、雜亂的房子禁錮了我,對任何與性靈、愛、藝術、文學甚或神話沾上邊的東西加以否決(雖然我的家人後來並不承認),假如我時而逃入另一個世界避難,那不是因為我不快樂。情況遠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歲那幾年,我是個聰明聽話的小孩子,體會到我遇上的每個人給我的愛,被沒完沒了地親吻,抱來抱去,得到哪個好孩子都無法抗拒的好東西:水果店老闆給的蘋果(「洗過才能吃」,母親會跟我說),咖啡店裡的人給的葡萄乾(給我吃過午飯後吃),在街上巧遇姨媽時她給我的糖果(「說謝謝」)。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為我無法隔牆觀物;朝窗外看的時候,我痛恨看不見隔壁的房子,看不見底下的街道,只看見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們斜對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記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涼爽的街上時才記起來),因為太矮,看不到肉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樣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惱;我痛恨自己不能視察櫃檯、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櫃的內部。街上發生小規模交通事故,引來騎馬的警察時,某個成年人就會擋在我前面,使我錯過大半過程。在從小父親帶我去看的足球賽上,每當我們這隊岌岌可危,坐我們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來,擋住我的視線,使我看不到決定性的進球。但說實話,我的眼睛從不看球,而是看着父親為哥哥和我準備的奶酪麵包、奶酪吐司以及鋁箔紙包裝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離開球場時,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朝出口處推擠的腿陣當中——由發皺的長褲和泥濘的鞋子構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風的森林。除了像我母親那樣的美麗女士,我不敢說我對伊斯坦布爾的成年人喜愛有加,我寧願認為他們一般都醜陋、多毛而粗俗。他們太粗魯,太笨重,而且太實際。也許他們曾對另一個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們似乎已喪失了驚嘆的能力,忘了怎麼做夢,這種殘缺在我看來跟他們在指關節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內長出的噁心毛髮恰為一致。因此在我滿足於他們的和藹笑容甚至禮物時,接受他們接連不斷的親吻卻又意味着忍受他們鬍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煙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種低等粗鄙的族類,慶幸他們大都安全無虞地待在外頭街上。
04帕夏宅邸的拆毀
帕慕克公寓位於尼尚塔石一大塊地的邊界,這塊地曾是某帕夏的府邸花園。「尼尚塔石(目標石)」的名稱來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改革時期,施行西化改革的蘇丹謝里姆三世和馬赫穆二世,在俯瞰城市的空曠山丘上練習射擊射箭的區域安置了石板,石板標明箭落下或空瓦罐被子彈擊碎的位置,上面通常刻着一兩行文字,描述該事件。奧斯曼蘇丹們擔心染上結核病,渴望享受西方的舒適生活,而且想換換環境,於是離開托普卡珀(TopkapI)皇宮,遷居新建的朵爾馬巴赫切宮和耶勒德茲宮(YIldIz),而他們的王儲臣子們便開始在尼尚塔石的附近山丘上,為自己建造原木別墅。我最先的兩所學校即位於王儲依澤德因帕夏宅邸,和宰相瑞法帕夏宅邸。兩者分別都在我就讀時放火拆毀,當時我正在花園玩足球。我們家對街是另一棟公寓樓房,蓋在典禮官貝伊宅邸的遺址上。事實上,我們家附近依然矗立的惟一一棟石宅,是宰相的官邸故居,在奧斯曼帝國瓦解、遷都安卡拉之後轉交市政當局。我記得我去注射天花疫苗的地方是另一棟已成為議會總部的帕夏舊宅。其餘的宅邸——奧斯曼昔日招待外國特使的官員府邸,以及19世紀蘇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女兒們的住家——在我記憶中不過就是窗裂樓塌的磚塊廢墟,因羊齒植物和無人照管的無花果樹而更顯陰鬱。憶起它們,便感受到它們在我兒時內心喚起的哀愁。1950年代末,多數宅邸皆已焚毀或拆毀,以便空出地方蓋公寓樓房。
從我們位於帖斯威奇耶大街的樓房後窗看出去,在柏樹和菩提樹後方,你能看見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的宮邸廢墟,這位來自高加索的切爾卡西亞人在俄土戰爭期間一度擔任過宰相。童年時代的他(1830年代——福樓拜在文中提到他想「遷居伊斯坦布爾,買個奴隸」的十年前)被帶往伊斯坦布爾,賣做奴隸,最後進突尼斯總督家,說阿拉伯語長大,而後前往法國度過他最後的少年時光。他回突尼斯參軍時,官階一路高升,曾在指揮部、總督辦公室、外交使團和財政部任職高位。他最後退居巴黎,之後,就在他邁入六十歲之時,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採納另一個突尼斯人扎非里的建議)召他回伊斯坦布爾。在聘請他擔任短期的財政顧問之後,命他做宰相。這位帕夏於是成為首先留學海外的財政專家之一,由於奉命讓土耳其擺脫龐大債務,他超越了只想走西方改革路線(像其他許多貧窮國家的財政專家)的階段。就像後任的許多人,大家對這位帕夏抱有很大期望,只因為與其說他是奧斯曼人或土耳其人,不如說他是西方人。正因此——他不是土耳其人——他深感羞恥。據傳言說,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在宮廷里講土耳其語開完會,搭馬車返家時寫阿拉伯文做筆記,之後用法文向秘書口授。給他致命一擊的,是有人打小報告,謠傳他的土耳其話說得很糟,而且暗中打算建立一個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儘管知道這些傳言大都毫無根據,多疑成性的阿布杜勒哈米德仍對這些控訴予以聽信,撤去了帕夏的宰相職位。由於讓一名落難宰相避居法國不成體統,帕夏被迫在伊斯坦布爾度過了餘生。夏天在位於庫魯色斯梅的博斯普魯斯海岸別墅度過,冬天則在宅邸里過着半囚禁的生活,其花園便是我們之後興建公寓樓房的所在地。他不為阿布杜勒哈米德寫報告時,便以法文撰寫回憶錄消磨時光。其回憶錄(八十年後才譯成土耳其文)證明作者的責任感多過幽默感:他把書獻給他的兒子們,其中一人因涉嫌暗殺宰相塞夫凱特未遂而被處死,此時阿布杜勒哈米德已為女兒薩蒂耶公主買下了這棟宅邸。
看着一棟棟帕夏官邸被夷為平地,我的家人處之泰然,就像我們沉着鎮定地面對王子發狂、後宮妻妾抽鴉片、小孩被關在閣樓、女兒背叛蘇丹、帕夏遭放逐或謀殺的種種故事以及帝國本身的衰亡。如同我們在尼尚塔石所見,共和國已廢除帕夏、王儲和高官,因此他們留下的空宅只成了老朽破舊的怪物。
儘管如此,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圍着我們。雖然西化和現代化的欲望強烈,但最急切的願望似乎是擺脫衰亡帝國的辛酸記憶:頗像被拋棄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為沒有西方或當地的東西前來填補空缺,西化的強烈欲望通常相當於抹去過往。對文化產生縮減矮化的效應,導致像我們這類家庭,雖在各方面樂見共和國的進步,卻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館一樣。我後來所謂的根深蒂固的憂傷和神秘,兒時的我覺得是枯燥和沮喪,一種呆板的煩悶,我將之設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腳隨之踏節拍的「阿拉土喀」音樂。我借築夢來逃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