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 第4章

惟有的另一種逃避之法是跟母親出門。因為當時的人還不習慣每天帶孩子去公園或花園呼吸新鮮空氣，因此跟母親出遊的日子是重大事件。「明天我要跟媽媽出門！」我會跟小我三歲的堂弟誇耀。我們走下迴旋梯後，停在面對大門的小窗前，管家（當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時）從窗里看得見大家出入。我對着窗中倒影檢視衣着，母親確認我的每個鈕扣都扣上。一走出門，我便驚奇地叫道：「馬路！」

陽光，新鮮空氣，光線。我們的房子有時很暗，跨出門就像在某個夏日驟然拉開窗簾——光線刺痛我的眼睛。我牽着母親的手，着迷地注視櫥窗里的陳設：透過布滿水汽的花店櫥窗，仙客來花看起來像紅狼；在鞋店的櫥窗里，幾乎看不見的鐵絲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樣水汽騰騰的洗衣店，是父親把襯衫送來漿燙的地方。但是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從文具店櫥窗看到，窗內的學校筆記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樣——我們家的種種習慣和使用的東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公寓外還有其他人過着跟我們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學——我也在一年後進這所小學——就在大家舉辦葬禮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興奮地大談「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導致我猜想，就像每個小孩都有自己專屬的奶媽，每個學生也有自己專屬的老師。因此當我隔年走進學校，發覺三十二個小孩擠在一間教室，而且只有一個老師時，我大失所望——發現自己實際上在外面的世界無足輕重，於是我更離不開母親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適。當母親去當地的商銀分行時，我會沒有任何理由地拒絕陪她走上六個階梯到出納員那裡：木階之間有縫隙，我跟自己說我有可能掉下去，永遠消失。「怎麼不進來？

」母親會從上面叫我，我則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我會想像母親不斷消失的情景：現在我在宮殿裡，現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們一直走到奧斯曼貝（Osmanbey）或哈比耶（Harbiye），經過街角加油站，覆蓋某棟公寓樓房整面側牆的廣告牌上的飛馬，就會進入這些夢裡。有個織補襪子兼賣皮帶和鈕扣的希臘老婦人，她也賣「村里來的雞蛋」，像取珠寶似的從一隻漆匣里取出一個個蛋。她的店裡有一口魚缸，在缸里浮動的紅魚張開它們嚇人的小嘴，企圖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頭傻腦地舞來舞去，總是把我給逗樂。接下來是亞庫和瓦席開的小書報店，兼賣香煙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擠，多數時候我們一走進去就出來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稱做「土耳其佬」，伊斯坦布爾的少數黑人被稱做「阿拉伯佬」；當店裡的巨型咖啡研磨機像家中洗衣機開始隆隆作響，使我躲開它的時候，「阿拉伯佬」就會對我的恐懼寬容地笑笑。當這些過了時的店鋪一家家關門，讓位給一連串更現代的企業時，我和哥哥會玩一種遊戲，其靈感與其說出自懷舊之情，不如說是想測試我們的記憶。遊戲是這麼玩的：一個人說：「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個人便列出它後來的化身：一、希臘婦人的糕餅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表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畫廊書店；七、藥局。

在進入一家跟洞窟一樣、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來販賣香煙、玩具、書報文具的店鋪之前，我會設法請母親為我買個哨子或幾顆彈珠、着色本或溜溜球。她把禮物放進手提袋後，我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但原因不單是新玩具的魅力。「我們一直走到公園吧。」我母親會說。但突然間我從腳到胸痛得厲害，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多年後，當我女兒在這個年齡跟我出外散步時，她也對極其相似的疼痛表示抱怨，我們帶她去看醫生，醫生判斷是一般性的疲勞以及成長的疼痛。一旦疲勞侵蝕我的身體，剛才令我着迷的街道和櫥窗便逐漸失去色彩，整個城市在我眼中開始變成黑白。

「媽媽，抱我。」

「我們走到馬奇卡吧，」母親會說，「搭電車回家。」

電車道打從1914年就在我們那條街來回行駛，把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廣場、突內爾（Tünel）、加拉塔（Galata）橋和其他古老貧窮、似乎屬於另一個國家的歷史街區串連在一起。每天睡覺時，電車的憂鬱樂聲把我帶入夢鄉。我喜歡電車內的木頭裝潢，隔開駕駛艙與乘客區的靛藍色玻璃門；我喜歡我們在終點站上車等開車的時候駕駛員讓我玩的操作杆……在我們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樹木都是黑白影像。

05黑白影像

由於習慣待在我們半昏暗的荒涼博物館房屋裡，我喜歡留在室內。底下的街道、遠處的馬路、城裡的貧困地區，似乎跟黑白警匪片裡的同樣險惡。這個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讓我一向喜歡伊斯坦布爾的冬季甚於夏季。我喜歡由秋入冬的傍晚時分，光禿禿的樹在北風中顫抖，身穿黑大衣和夾克的人們穿過天色漸暗的街道趕回家去。我喜歡那排山倒海的憂傷，當我看着舊公寓樓房的牆壁以及斑駁失修的木宅廢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爾見過這種質地，這種陰影——當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漸暗的冬日街道時，我內心深處便有一種甘苦與共之感，仿佛夜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街道、屬於我們的每一件東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仿佛我們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臥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們失落的繁華夢，我們的昔日傳奇夢。同樣的，當我看着暮色如詩般在蒼白的街燈中降臨，吞沒城裡的貧困地區時，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窺視不到我們，外地人看不見我們城裡可恥的貧困，是令人寬慰的事。

古勒（Ara

Güler）有幅攝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時代的僻靜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並排而立，街燈空茫，明暗對照的黃昏——對我來說它代表這個城市——已然降臨。（如今水泥公寓雖已擠走老舊的木造房屋，氣氛卻不變。）這幅攝影吸引我之處不只在於使我憶起童年時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於卵石路面、窗子的鐵護欄或搖搖欲墜的空木屋，而是因為它暗示着，隨着夜的降臨，這兩個走在回家路上、身後拖着細長影子的人，其實是在將夜幕披蓋在城市上。

在1950和1960年代，我跟每個人一樣，喜歡看全城各地的「電影攝製組」——車身兩側有電影公司標誌的麵包車；以發電機發動的兩盞巨燈；喜歡別人叫他們souffleurs（法文）的提詞人，他們在濃妝艷抹的女演員和羅曼蒂克的男主角忘了台詞時，得隔着發電機的轟鳴聲扯着嗓子叫喊；戲外跟小孩和好奇的圍觀民眾擠來擠去的工作人員。四十年間，土耳其的電影工業不再（大半由於導演、演員和製片人不稱職，但也因為無法跟好萊塢競爭），電視依然播放這些黑白老片，而當我看見黑白影像的街道、老花園、博斯普魯斯的景色、傾頹的宅邸和公寓時，有時我竟忘了自己在看電影。惆悵令我茫然，時而感覺自己仿佛在觀看自己的過去。

十五至十六歲的我，想像自己是描繪伊斯坦布爾街道風貌的印象派畫家，畫一顆顆卵石是我的最大樂趣。在積極的區議會開始毫不留情地將卵石路鋪上柏油之前，城裡的出租車和「多姆小巴」（共乘出租車）司機對石子路面所造成的損害大表不滿。他們也抱怨為下水道、電力、一般維修而進行的挖路工程沒完沒了。挖路時得把卵石一顆顆撬掉，這讓工程無止境地拖下去——尤其當底下發現拜占庭時代的迴廊的時候。完工時，我喜歡看工人把一顆顆卵石放回原位——以一種令人陶醉、充滿韻律的技術。

我童年時代的那些原木宅邸以及位於后街較為簡樸的小木房，處於一種斷垣殘壁的迷人狀態。由於貧困且無人照料，這些房子從不上漆，歲月、塵土和潮氣的結合使木頭顏色漸漸變深，賦予它那種特殊的顏色，獨特的質地，小時候我在后街區看見的這些房子十分普遍，我甚至以為黑色是它們的原色。有些房子是褐底色調，或許貧民區的房子根本不識油漆為何物。但18和19世紀中葉的西方旅人形容有錢人家的宅邸油漆鮮艷，認為這些私宅和其他的富裕風貌具有某種豐饒有力之美。小時候的我時而幻想為這些房子上漆，儘管如此，失去黑白布幕的城市仍教人心悸。到夏天的時候，這些老木屋干透，變成一種黯淡、灰質、打火匣般的褐色，你能想像它們隨時都可能着火；在冬季漫長的寒流期間，雪和雨水同樣讓這些房子蒙上朽木的霉味。老舊木造的僧侶道堂情況亦同，共和國禁止這些地方作為朝拜場所，如今多已廢棄，除了街頭流浪兒、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沒人會去。這些房屋使我產生了相同程度的恐懼、擔憂和好奇：當我從頹垣斷壁外透過潮濕的樹叢探看破窗殘宇時，心頭便掠過一股寒意。

由於我是以黑白影像來理解這城市之靈魂，因此少數目光獨到的西方旅人的線條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爾為背景、附黑白插圖的書都令我着迷。（我整個童年都在等待，卻始終不見漫畫家埃爾熱以伊斯坦布爾作為丁丁歷險的背景。當第一部丁丁電影在伊斯坦布爾拍攝時，某盜版書商發行了一本名為《丁丁在伊斯坦布爾》的黑白漫畫書，作者是本地漫畫家，他把自己從電影畫面的演繹，跟丁丁其他歷險的畫面拼湊在一起。）舊報紙也使我着迷，每回讀到謀殺、自殺或搶劫未遂的報道，我便嗅到一股長久壓抑的兒時恐懼。

在某些地方——帖佩巴絲、加拉塔、法蒂赫（Fatih）、翟芮克（Zeyrek）、博斯普魯斯沿岸的幾個村落、於斯屈達爾的后街——也看得見我所描述的黑白之霧。在煙霧瀰漫的早晨，在颳風的雨夜，海鷗築巢的清真寺圓頂看得見它；在汽車排放的煙霧、煙囪冒出的裊裊煤煙、生鏽的垃圾桶、冬日裡空寂荒蕪的公園和花園以及冬夜裡踩着泥雪趕回家的人群中也看得見它；這些都是黑白伊斯坦布爾憂傷的喜悅。幾百年沒再噴過水的殘破噴泉，貧民區里被遺忘的清真寺，突然出現的一群身穿白領黑褂的學童，沾滿泥巴的老舊卡車，因歲月、灰塵和無人光顧而更加昏暗的小雜貨店，擠滿落魄失業男人的破落小店，跟許多被掀開的卵石子路一樣土崩瓦解的城牆，一段時間過後開始看起來大同小異的戲院門口，布丁店，人行道上的報販，三更半夜在街頭閒蕩的醉漢，黯淡的街燈，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渡船以及船煙囪冒出的煙，被雪覆蓋的城市。

我的童年回憶少不了這一片覆蓋的雪。有些小孩等不及開始放暑假，我卻等不及開始下雪——不是因為我能出去玩雪，而是因為雪讓城市看起來煥然一新，不僅把泥巴、污穢、廢墟和疏忽掩蓋起來，也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種驚喜，某種迫近兇險的甜美氣息。每年平均下雪三至五天，積雪在地面停留一周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爾總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后街封閉，接着是主要道路；人們在麵包店外排隊，有如戰時和國家發生災難的時候。我最愛雪的地方是它強迫人們團結在一起，讓與世界切斷聯繫的人們患難與共。下雪天的伊斯坦布爾像個邊遠的村落，但尋思我們共同的命運，使我們與我們輝煌的過去靠得更近。

有一年，異常的北極氣溫使從多瑙河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黑地區域全面結冰。這對於其實算是一個地中海城市的伊斯坦布爾來說是件震驚的事，許多年後，大家依然像孩子似的興高采烈談論它。

觀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過晦暗的歷史觀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對全世界來說不再重要。即使最偉大的奧斯曼建築也帶有某種簡單的樸素，表明帝國終結的憂傷，痛苦地面對歐洲逐漸消失的目光，面對不治之症般必須忍受的老式窮困。認命的態度滋養了伊斯坦布爾的內視靈魂。

若想看黑白影像的城市，看籠罩它的霧氣，呼吸城裡居民共同擁抱的憂傷，你只需從某個富裕的西方城市飛過來，直奔熙來攘往的街道。若是冬天，走在加拉塔橋上的每個人都穿同樣黯淡的茶色衣服。我那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人已避免穿他們榮耀的祖先們穿的艷紅、翠綠和鮮橘色。在外國遊客的眼中，仿佛他們是刻意這麼穿着打扮，以達到某種道德目的。他們並非刻意——但在他們沉重的憂傷中帶有一絲謙遜。這是黑白城市裡的穿着打扮，他們仿佛在說：這是為一個衰落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哀悼的方式。

此外還有一群群的狗，19世紀每個路過伊斯坦布爾的西方旅人都會提及，從拉馬丁和奈瓦爾到馬克·吐溫，這些狗群持續為城裡的街道增添戲劇感。它們看起來如出一轍，相同的皮毛顏色，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某種界於灰白和木炭之間的顏色，也就是沒有一點色彩。它們是市政府的一大憂患：軍方發動一場政變時，將領遲早都要指出狗造成的威脅；政府和學校一次次發起運動，驅逐街上的狗，但它們依然在城裡東逃西竄。它們雖然可怕，團結一致向政府挑釁，我卻不得不可憐這些瘋狂迷失的生靈依然死守着它們的舊地盤。

假使我們眼中的城市是黑白影像，部分原因是，我們是從西方畫家留下來的版畫中了解它：本地人從沒畫過它昔日的燦爛色彩。奧斯曼沒有任何一幅繪畫能順應我們的視覺品味。當今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文章或作品能教我們欣賞奧斯曼藝術或影響了它的古波斯藝術。奧斯曼的細密畫家從波斯人那裡獲得靈感；就像古典詩人們歌頌的城市不是真實的地方，而是一個詞；他們就像製圖者納蘇，對這城市具有地圖般的了解；他們把它看做從眼前經過的東西。甚至他們的《儀式之書》關心的也是蘇丹的奴隸、臣民和他的金銀財寶。這座城市不是人們居住的地方，而是透過定焦鏡頭觀看的官方畫廊。

因此雜誌或教科書若需要伊斯坦布爾的舊日影像，便採用西方旅人和畫家創作的黑白版畫。我的同輩們往往忽略德國畫家梅林以膠彩畫出的色彩微妙的古伊斯坦布爾帝國，我將在稍後更多地談到梅林。一方面聽天由命，另一方面圖方便，他們喜歡在容易複製的單色畫中看見他們的過去，因為在凝視一幅沒有色彩的影像時，他們的傷感得到了印證。

在我的童年時代，高樓大廈少之又少，夜暮降臨時，城裡的房屋和樹木、夏日戲院、陽台和窗戶的第三度空間都一抹而去，賦予城裡歪斜的房舍、曲折的街道和起伏的山丘某種黑暗風采。我喜歡1839年阿羅姆旅行書中的這幅版畫，畫中的夜晚身負隱喻的任務。該畫把黑夜描繪成某種邪惡之源，記錄了伊斯坦布爾所謂的「月光文化」。就像許多人紛紛湧向海邊觀賞月明之夜的簡單儀式，欣賞讓城市避免陷入一片漆黑的滿月、水面的月影、半弦月的微光或（像在這裡的版畫）在雲層中若隱若現的月光：殺人犯也剛把燈火熄掉，以免有人看見他為非作歹。

不僅西方遊客才使用暗夜之語來描述這個城市難以捉摸的神秘：如果他們對宮廷恩怨略知一二，那是因為伊斯坦布爾人也喜歡悄悄談論受害的後宮妻妾，屍體在夜幕掩護下被偷偷運到宮牆外，帶到海上，拋入金角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