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梟 - 第2章
夢蛇
在科學文化方面，世宗於公元1442年下令試製雨量計，並把複製品分發給漢城的欽天監和地方行政長官，以紀錄降水量。世宗對天文學的興趣非常廣泛，在他的鼓勵推動下，漢城簡儀台製造了渾天儀、渾象儀、正方案、圭表等天文儀器，以及仰釜日晷、懸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擊漏、玉漏等計時儀器，繪製了天文圖和七個星球的圖集。還在漢城惠政橋安裝了供公眾核對時間的計時儀器。曆法方面，制定了《七政算內篇》、《七政算外篇》、《諸家曆象集》等曆法書籍。世宗還命人修訂韓國音樂的記譜法十二律，創作了朝會雅樂、會禮雅樂、祭禮雅樂，以及《定大業》、《保太平》、《發祥》、《鳳來儀》等朝樂大曲，以及《鳳凰吟》、《滿殿春》、《與民樂》等曲目。
軍事方面，當時的朝鮮發明了小火炮和火炮箭，設立了火炮鑄造所。在對外關係上，世宗對當時朝鮮東北的女真部落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東北邊疆地區的大片土地被傳統上認為朝鮮在公元前2333年建國。據《三國史記》和《高麗史》所記，朝鮮的始祖王檀君建立古朝鮮，定都平壤。公元1世紀被分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公元7世紀新羅統一朝鮮。904年，新羅僧人金弓裔建立摩震國，又稱泰封國。918年，王建建立高麗王朝，建都開京（今開城，又稱「松都」，板門店所在地），定國號「高麗」。並深受中國儒家思想以及佛教的影響。1392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取代高麗王朝，建都於漢陽（現漢城），將國號定為朝鮮，歷史上稱為李朝。它是朝鮮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存在了五百餘年。朝鮮在19世紀末不得不開放國門。1896年，朝鮮宣布獨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在1910年日本侵吞朝鮮，李氏王朝滅亡。
李氏王朝李氏朝鮮，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王朝之一。又稱朝鮮王朝（Chosun
Dynasty），簡稱李朝。（1392年-1910年），開國始祖為李成桂，歷經27代國王和皇帝，在1910年被日本吞併。
李氏朝鮮的國土大體上相當於今天朝鮮和韓國的總和，北方以鴨綠江和圖們江同中國為界。王朝的首都初在高麗王朝的故都開京，1395年定都於漢陽。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亂後再度遷都開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亂後最終定都漢陽，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併。
從十五世紀後半葉的成宗時代開始，朝鮮的統治結構逐漸擴張。官僚階層日益增多。俗稱「兩班」的文武官僚階層人數增多。以協助世祖篡位的武將勛貴權臣為主的勛舊派，同與儒生和士大夫為主的士林派首先發生黨爭。燕山君被廢黜後，士林派取得了勝利。士林派隨後又不斷發生內訌和分裂，包括明宗時期的大尹派和小尹派，以及宣祖時的東人黨（嶺南學派）和西人黨（畿湖學派）。東人黨在政治鬥爭中得勢後又分裂為以李滉（李退溪）為首領的南人派和曹植為首領的北人派。北人派由於擁立光海君即位而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得勢。朝廷中的北人黨又分裂為以李爾瞻為首、主張擁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慶為首、主張擁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後受到打擊，柳永慶被賜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濁小北，而大北派則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南人則分裂為清南和濁南。西人派在仁祖反正、廢黜光海君的政變中得勢，又在顯宗時期分裂為老論派（元老派）和少論派（少壯派）。南人派在肅宗時因依附張禧嬪而得勢。總之，李朝的中期和後期，是在混亂而無休止的黨爭中度過的。
除了兩班和士林的黨爭外，李朝的王位更迭也令人眼花繚亂。先後發生過第一次王子之亂（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亂（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廢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廢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變動。每一次政變都會帶來被成為「士禍」的誅戮和貶斥。
由於李氏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所以在1896年獨立之前，其國王不能自稱皇帝。其配偶相當於中國的皇后，但是稱為王妃。皇太子稱為世子，皇太后稱為王大妃，太皇太后稱為大王大妃。在王妃之下，還有嬪、淑儀、淑容、貴人這些等級。按照李朝的傳統，年幼的國王在不能親自處理政務前，由王大妃攝政，稱為「垂簾聽政」。成宗、明宗、憲宗、高宗時的王大妃都曾經垂簾。此外，中宗時的朴敬嬪、肅宗時的張禧嬪都曾經用自身的影響干預朝政。
隨着女人掌握政權而來的，是王朝後期的外戚門閥勢道政治。清州韓氏、青松沈氏、安東金氏、豐壤趙氏、驪興閔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勢的家族。
在對外政策方面，朝鮮對明朝採取事大政策。對於日本和滿洲政權則採取敵視的態度。1592年發生了壬辰倭亂，朝鮮遭到日本入侵，並引至光海君被廢。1627年和1636年，朝鮮又先後兩次遭到北方女真人的後金政權入侵。在第二次入侵後，後金（1636年更名為清朝）確立了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1876年，日本與朝鮮簽訂了《江華島條約》，朝鮮開國。1894年，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清朝與日本進行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後朝鮮宣布廢除中國的宗主權，成為享有外交獨立地位的主權國家。1896年，朝鮮國王高宗稱帝宣告獨立，將國名改為大韓帝國。但是日本設立了朝鮮統監一職，控制了朝鮮的內政和外交。1907年，高宗因向海牙和會派遣秘使，尋求國家獨立而被勒令退位。1910年，日本與韓國簽訂《韓日合邦條約》，韓國成為日本的一部分，李朝滅亡朝鮮國，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興，都漢陽。朝鮮為中華藩國凡五百另五年，歷二十六主，傳世三十二（追尊四、廢位二）。朝鮮用明年號，明亡後國內用王位紀年和干支紀年，與清朝來往文書中用清年號。朝鮮高宗丙申登皇帝位，定國號大韓，建年號建陽，丁酉改元光武，丁未改元隆熙。大清宣統二年、大韓隆熙四年庚戌國除。歷二帝，凡十三年。故李氏治朝鮮共五百十八年有奇。
朝鮮國王（李朝）
第1代1392-1393（洪武二十五—二十六）權署高麗國事太祖李旦建元陵初名李成桂。洪武三十一年退位，避居咸興。在上王位十年神懿王妃（安邊韓氏）神德王妃（谷山康氏）1393-1398（洪武二十六—三十一）權署朝鮮國事第2代1398-1400（洪武三十一—建文二）權署朝鮮國事定宗李芳果厚陵太祖次子，初封永安大君。在上王位十九年豐德王妃（慶州金氏）
第3代1400-1418（建文二—永樂十六）明朝正式冊封為朝鮮國王太宗李芳遠獻陵太祖第五子，初封靖安大君。在上王位四年元敬王妃（驪興閔氏）
第4代1418-1450（永樂十六—景泰元）世宗李祹英陵太宗第三子，初封忠寧大君昭憲王妃（青松沉氏）
第5代1450-1452（景泰元—三）文宗李珦顯陵世宗長子顯德王妃（安東權氏）
第6代1452-1455（景泰三—六）端宗李弘暐莊陵文宗子，被篡，封魯山君，流放寧越，旋被害，肅宗二十四年復號定順王妃（礪山宋氏）
第7代1455-1468（景泰六—成化四）世祖李瑈光陵世宗次子，原封首陽大君貞喜王妃（坡平尹氏）德宗李暲敬陵世祖長子，諡號懿靖世子兆惠王妃（清州韓氏）
第8代1468-1469（成化四—五）睿宗李晄昌陵世祖次子安順王妃（清州韓氏）
第9代1469-1494（成化五—弘治七）成宗李娎宣陵德宗次子，承睿宗嗣恭惠王妃（清州韓氏）廢王王妃（坡平尹氏）貞顯王妃（坡平尹氏）
第10代1494-1506（弘治七—正德元）燕山君李隆成宗長子，失德被廢，流放喬桐。隆字有豎心旁夫人慎氏第11代1506-1544（正德元—嘉靖二十三）中宗李懌敬陵成宗次子端敬王妃（居昌慎氏）章敬王妃（坡平尹氏）文正王妃（坡平尹氏）
第12代1544-1545（嘉靖二十三—二十四）仁宗李峼孝陵中宗長子仁聖王妃（羅州朴氏）
第13代1545-1567（嘉靖二十四—隆慶元）明宗李峘康陵中宗次子仁順王妃（青松沉氏）
第14代1567-1608（隆慶元—萬曆三十六）宣祖李昖（宣宗）穆陵中宗第七子德興大院君之子，承中宗嗣懿仁王妃（羅州朴氏）仁穆王妃（安東金氏）
第15代1608-1623（萬曆三十六—天啟三）光海君李琿宣祖次子，被廢，流放江華島夫人柳氏元宗李琈章陵宣祖第五子，封定遠大君仁獻王妃（綾城具氏）
第16代1623-1649（天啟三—順治六）仁祖李倧長陵元宗之子仁烈王妃（清州韓氏）莊烈王妃（楊州趙氏）
第17代1649-1659（順治六—十六）孝宗李淏寧陵仁祖次子宣德王妃（張氏）
第18代1659-1674（順治十六—康熙十三）顯宗李棩崇陵孝宗之子明聖王妃（清風金氏）
第19代1674-1720（康熙十三—五十九）肅宗李焞明陵顯宗之子仁敬王妃（光州金氏）仁顯王妃（驪興閔氏）仁元王妃（慶州金氏）
第20代1720-1724（康熙五十九—雍正二）景宗李昀懿陵肅宗長子端懿王妃（青松沈氏）宣懿王妃（咸從魚氏）
第21代1724-1776（雍正二—干隆四十一）英祖李昑（英宗）元陵肅宗第四子貞聖王妃（達城徐氏）貞純王妃（慶州金氏）
真宗李緈永陵英祖長子孝純王妃（豐壤趙氏）
莊祖李愃隆陵英祖次子，被囚死，諡號思悼世子（莊獻世子）敬懿王妃（豐山洪氏）
第22代1776-1800（干隆四十一—嘉慶五）正祖李祘（正宗）健陵莊祖之子，承真宗嗣孝懿王妃（清風金氏）
第23代1800-1834（嘉慶五—道光十四）純祖李玜仁陵正祖次子純元王妃（安東金氏）翼宗李炅綏陵純祖之子，諡號孝明世子（文祖）神貞王妃（豐壤趙氏）
第24代1834-1849（道光十四—二十九）憲宗李奐景陵翼宗之子孝顯王妃（安東金氏）
第25代1839-1863（道光二十九—同治二）哲宗李升睿陵全溪大院君第三子哲仁王妃（安東金氏）明憲王妃（南陽洪氏）
第26代1863-1897（同治二—光武元）高宗李熙高宗李熙與世子李坧洪陵思悼世子曾孫興宣大院君之次子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明成王妃（驪興閔氏）
大韓帝國皇帝（李朝）
第1代1897-1907（光武元—光武十一）高宗太皇帝李熙洪陵光武十一年被迫退位，朝鮮國除後封德壽宮李太王明成皇后（驪興閔氏）
第2代1907-1910（隆煕元—隆煕四）純宗孝皇帝李坧裕陵朝鮮國除後封昌德宮李王，為日本皇族。王號傳弟李垠（李王垠）純明皇后（驪興閔氏）
晚明野史家眼中的佛郎機人
古代中國並非封閉的令人窒息的國度，國內不同民族間經濟、文化交往和國際間異質文明交往從未中斷過。明代中後期中外交往愈加頻繁，東西方文化交流加強。尤其是在弘治、正德之後，皇帝大多昏聵怠政，朝廷對社會的控制漸趨鬆弛，經濟、文化上相對獨立使得知識階層得以游離於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野史筆記逐漸勃興，野史記載範圍非常廣泛，取材非常豐富，記載空間從內地向邊疆甚至海外大大擴展，《行在陽秋》《南詔野史》、《朝鮮復國經略》、《狩緬紀事》、《明末滇南紀略》等有多處邊疆和異域記載，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駛華及有關琉球群島的記載。晚明野史撰述頗具世界眼光，反映明人的世界視野，這是與當時世界歷史發展大環境相適應的。在明代被稱作佛郎機的葡萄牙是較早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歐洲國家，《明史·佛郎機傳》對此有專門記載，而較早注意佛郎機人的野史著作是葉權的《賢博編》和王臨亨的《粵劍編》。
葉權（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寧人，代表作是《賢博編》、《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賢博編》是他遊歷吳越、福建、嶺南等地所撰見聞雜記，對佛郎機人有繪聲繪色的描述。體貌特徵上，佛郎機人皮膚白皙潔淨，多毛髮，隆鼻，眉長而低，金髮碧眼。衣着打扮上，佛郎機人往往手持念珠，右拽几杖，頂紅帽，着褲襖，足登革履，以軟皮為指套。天冷時，則戴氈笠，披毛衣。富者往往貼金戴銀，以油塗身。婦女更為潔白，裹以幅布，耳綴金環，穿長衣拖地而行。飲食習慣上，他們喜愛味濃的燒烤，用玻璃杯飲洋酒，刀匙置西洋布上，手抓割食。禮節儀式上，男子以除帽半跪為禮，婦人與中國女子相似。宗教信仰上，佛郎機人對宗教非常篤信，儀節較為正式，通常隔數日即去禮拜寺。他們也講求因果輪迴。佛郎機人崇奉的神像為身長六七寸的香雕赤身男子，撐掛四肢，手足皆被釘在十字架上，聽說是旗先祖為惡而遭此苦。葉權還記載了聖母瑪利亞懷抱幼子的巨幅畫，佛郎機人對其非常尊重。器物玩賞上，他記載了鳥統嘴槍，並認為此槍相當於佛郎機人的標誌。他還區分了日本與佛郎機所制槍的不同，日本人所制「稍短而後有關可開」，而佛郎機人所制「長而後閉」。人持一支，猶如中國人之弓矢。葉權還稱他親眼見過其厲害，甚至說：「使有此物數支，伏陣中攢指之，何罹項羽哉！」表明了野史家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稱讚。
更為可貴的是，《賢博編》記載了佛郎機人在廣東各地與華人貿易等情況。葉權重點介紹了佛郎機人人占據澳門的狀況。在葉權眼中，晚明廣東已有比較頻繁的中外貿易，主要貿易對象是佛郎機人。他稱有數千夷人聚集澳門，役使華人妻子兒女，並以憤慨口吻譴責夷人拐騙兒童、役使華人之罪惡行徑。廣東地方官為從中牟利只能「以美言獎誘之」，而難以武力節制。海市直接在船上交易，貨物源源不斷地運來。也有一些夷人登陸犯事，勾結奸商流犯，從事詐騙貿易。佛郎機人還引發了區域性力量對比變動，東莞兵變時，地方武備難以制服土匪，只好免抽佛郎機人之稅，借夷兵助剿。
此外，葉權還記載了黑奴。黑奴肌膚如墨，貌兇惡，蓬頭垢面，生活悲慘，通常幹些張朱蓋、持劍棒保護白人主人的工作。黑人的耐受力比中國人強的多，他舉例說，黑人溺水能「鎮日坐水底，取墮物如拾諸陸」。黑人婦女厚嘴唇，往往額上施朱，更是醜陋無比。他認為黑奴來自某貧窮之國，因窮困潦倒才給佛郎機人做奴隸。
王臨亨（1548—1601），字止之，江蘇崑山人。《粵劍編》記載的是萬曆十九年（1601年）他赴廣東審案時的所見所聞。《粵劍編》專辟「志外夷」一章記載了佛郎機人占據澳門的情況。在王臨亨眼中，西洋人相貌奇異，深目隆鼻，禿頂髯虬髯。衣着花布衣，精工奪目。語言「撐犁孤塗，了不可解」。他認為佛郎機人的器物技藝較為高超，如鐘錶、酒壺、油畫、雕塑、天鵝絨、瑣袱等無不精雕細作。西洋人的錢幣似中國錢形，兩面有細紋。與《賢博編》一樣，《粵劍編》也記載了黑奴，相貌奇醜無比卻神通廣大，誤認為是死而復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臨亨認識到這股佛郎機人往來中國，向來以澳門為中轉之地，地方官曾驅逐過他們，但因明後期社會控制鬆弛，洋人漸漸蟻聚蜂結於澳門。明地方官允許華夷正當貿易，沒收夷人不義之財，卻難以駕馭佛郎機人，原因是夷人賄賂地方官吏使得他們的欺詐貿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實際上是姑息縱容。他還記載了西洋人之間的矛盾鬥爭。不知何國二舟載眾夷至澳門，被稱為紅毛鬼，身長丈許。兩艘夷船非常龐大，外部用金屬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經占據澳門的葡萄牙人以為紅毛鬼與之爭利，遂率兵逐之，紅毛鬼戰敗，後不知所終。
整體上看，晚明對早期葡萄牙人已經有比較豐富的感性認識，但並未與之深入交往。事實上，中國人對佛郎機人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雖然中國人對佛郎機人種、相貌、戰船、文物冠裳、殖民擴張等有較為直觀的認識，但起初明人並不知道佛郎機確切的地理位置。蔡汝賢《嶺海異聞》和《東夷圖說》認為佛郎機在東南亞。還有人甚至斷定佛郎機就在爪哇和滿刺加附近。葉權認識到，在澳門聚集的佛郎機人是大西洋之一國。野史家在記載史事時往往以天朝大國國民自居，對佛郎機人表現出輕蔑之情。激賞器物，卻鄙夷其文物冠賞，視其進京傳教或經商為朝貢。野史家往往以蔑視的口吻稱其人為「夷人」，語言為「鳥語」。
晚明野史家對佛郎機人的關注反映出早期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和新鮮事物認識的渴望，中國人的世界觀得到一次較大更新，這對晚明以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後世文人墨客藉助野史的思想資源建構了一系列中西交往的歷史圖景，有人以「明人眼中的西洋人」為題行文在網上風行，也正說明了這一問題。
明人佛郎機觀初探龐乃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300071）
明代在中外關係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當時，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出現了新的、令人振奮的情勢，那就是在中國航海史上所展現的鄭和七下西洋的空前壯舉和由此所樹立的明朝在亞非世界中良好的國際形象，在中外關係史上譜寫了新的篇章。但還應理性地看到，由於明朝厲行海禁政策，極具活力的民間海外貿易被禁絕，故鄭和下西洋並沒有帶來明朝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根本性變革，明朝仍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延續，未能實現自我超越。
就明時的西方世界而言，文藝復興和新航路的開闢，使資本主義迅速向全球推進，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一浪潮之中。但明人對世界的這一新趨向渾然不知，文人學士和封建官僚都無法做出積極的應對，只能在傳統政治文化的慣性中向前滑行，但又不知滑向何方。而不斷東來的西方傳教士、商人、官吏、士兵與明代中國有着零距離的接觸，對明代中國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審視，並通過報告、著述、信札、地圖等手段，將中國的相關信息迅速反饋給歐洲，對歐洲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強烈的反差決定着傳統中國和新興歐洲的不同走向。本專題集中對明代中國的外交思想以及明朝人對日本和歐洲的認知水平進行了深入探討，視角和史料俱有新意，從中我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傳統中國長期形成的「華夷之辨」在認知外部世界時所缺乏的衝動和迫切，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對外部世界認知的模糊和膚淺，使人們從歷史長河中體味傳統中國逐漸落伍於日本和歐洲的深層次因素。
內容摘要：被稱作佛郎機的葡萄牙是最為明代中國人所熟知的歐洲國家。明人之佛郎機認識已經涵蓋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關於地理方位、人種歸屬、火器戰船、殖民擴張以及物產風俗之認識已經達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機觀相對於以往華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既體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又表現出明顯不足，而且對明朝中後期之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明人；佛郎機；葡萄牙中圖分類號：K248；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804（2006）01.0031.06
被明人稱作佛郎機的葡萄牙是新航路開闢後出現於中國人面前的第一個歐洲國家。
在向東南亞地區進行殖民擴張過程中，佛郎機與中國明王朝發生了較多政治經濟聯繫，相關的佛郎機信息亦逐漸傳入中國。以這些東來信息為素材，明人佛郎機觀逐步孕育形成。這是古代中國人對域外認識發展到較高階段的必然結果，在明清時期具有典型和示範意義。
明人佛郎機觀既反映了明朝中期以來中葡關係曲折發展的客觀現狀，又對雙邊關係之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深入考察明人佛郎機觀，對深化明代中葡關係乃至中歐關係之研究具有一定意義。佛郎機一名原系伊斯蘭教徒對歐洲和基督教徒之泛稱，乃是法蘭克一詞之誤讀。艾儒略《職方外紀》卷2《拂郎察》在介紹法國時稱：「中古有一聖王名類思者，惡回回人占據如德亞地，初興兵伐之，始制火銃，因其國在歐邏巴內，回回人遂概稱西土人為佛郎機。」葡萄牙人東來後，明人根據東南亞伊斯蘭教徒尤其是滿剌加人之慣稱，遂稱葡萄牙為佛郎機。
利瑪竇說：「葡萄牙人首先抵達中國南方的海岸，那裡的居民把它叫作佛郎機（Franks），這是撒拉遜人對所有的歐洲人的稱呼。但中國人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流音『R』，而且從不使用中間沒有元音的兩個輔音，因此把這個字讀成佛郎機。」（其實，佛郎機並非明人對葡之惟一稱呼。根據《明實錄》等明代原始文獻之記載，最晚至嘉靖末年，明人已有「蒲麗都家」或「蒲都麗家」等更為準確的對葡音譯稱謂，但廣東當局卻將這一稱謂變更視為佛郎機人為逃避貿易關稅而耍的金蟬脫殼之計，不僅不予認可，而且猛烈批判。吳桂芳說：「照得蒲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系佛郎機國夷人，近年混冒滿刺加名目，潛通互市，今又託名求貢，以為阻賴抽分之計。」[2]~400，吳司馬奏議，議阻澳夷進貢疏因此，佛郎機也就成為明代中國人對葡萄牙之專門稱謂。）
需要說明的是，明人後來亦稱西班牙為佛郎機。這一方面是因為西班牙人有着與葡萄牙人同樣的體貌特徵，駕駛着同樣的高大海船，使用着同樣的銳利火器，更是因為當時西、葡兩國已經合而為一，成為一個國家。但他們在具體論述時卻又加以區別，如稱葡萄牙為佛郎機，稱西班牙為乾絲臘或大呂宋等。
明人對佛郎機地理方位或所屬大洲之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不少人一開始並未把佛郎機看作歐洲國家，而是當成地處西南的亞洲國家，有人甚至斷定佛郎機就在爪哇和滿刺加附近。蔡汝賢認為，佛郎機在西南大海之中，與滿剌加處於同一航線上，循此海路可至其國茅瑞徵稱：「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刺加。」[4]卷5？
佛郎機在俞大猷看來，佛郎機與安南、占城、暹羅一樣，是所謂西南諸番，距離廣東不遠卷7，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書。嚴從簡則認為佛郎機是古代喃勃利國之更名，與爪畦相對。他說：「另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雲此喃勃利國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6]卷9，佛郎機
沈德符認為，佛郎機由古三佛齊國發展而來，乃南洋一大都會（卷17，火藥。）黃廷師說，佛郎機屬千絲臘，「原距呂宋不遠，所謂數萬里者，偽耳。」ISIS3，驅夷直言啟禎時期之熊明遇雖然認識到「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與佛狼機、乾絲臘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9]素草下，紅毛番但又稱：「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值，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真臘之南，白占城駛舟二十日夜可達，計佛郎機與爪畦、真臘隅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9]
方位判斷上的搖擺不定，說明熊明遇還不能斷定佛郎機的大洲歸屬。相比之下，顧應祥對佛郎機地理方位之判斷相對準確得多。他認為佛郎機可能就是元代進貢天馬的佛郎國，與大食帝國為鄰。其《靜虛齋惜陰錄》卷12云：考歷代史傳，並無佛郎機國之名，止有拂林國。元世祖（當為元順帝——筆者注）至正間有佛郎國進異馬，或者是其國也。又唐史西域傳開元中大食國獻馬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幕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叉來辭，雲國人止拜天，見王不拜也，有司切責乃拜遠夷之桀驁如此。卻其貢而逐之，聖明之見遠矣。由此觀之，則佛郎機亦大食之鄰境也。
延至明朝後期，隨着歐洲傳教士的不斷來華和明人世界地理知識的日漸增多，不少人已經知道佛郎機屬於歐洲國家，在晚明中國人自己繪製的世界地圖上，佛郎機已經有了較為合適的地理位置。
對佛郎機之人種屬性，明人已有一定認識。茅瑞徵說，佛郎機人「身長七尺，高鼻白皙，鶯嘴貓睛，須卷而發近赤，亦多髡首，剔須。」[4]卷5，佛郎機張燮《東西洋考》卷5《呂宋》云：「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鶯，面如白灰，須密卷如烏紗，而發近赤。」熊明遇日：「其人深目而多須髯」[9]。
如此記載不一而足，不必多引。他們已從髮膚顏色、面部特徵、身材體格等方面對佛郎機人作了初步描述。由於東西人種的巨大差異，加之找不到合適的人種歸屬，不少明人文獻對此只好存疑處之。黃衷《海語》卷上《滿刺加》云：「佛郎機不知何種，素不通中國。」所謂「不知何種」，正是一種存疑待考的態度。
令人可喜的是，蔡汝賢在《東夷圖說·黑鬼》中比較了非洲黑人和歐洲白人的不同之處，並且首次使用了「白番鬼」這一稱呼。他說：「黑鬼即黑番鬼，號日黑奴……或日猛過白番鬼雲。」其「白番鬼」乃指佛郎機。「白番鬼」一詞的使用表明，蔡汝賢已經把葡萄牙人歸屬於白色人種。這一稱謂是對中國傳統之「色目人」內涵的重大突破，為進一步認識佛郎機人種奠定了基礎。火器、戰船認識在明人佛郎機觀中占有相當比重。《明武宗實錄》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稱：「佛郎機最號凶詐，兵器比諸夷獨精。」所謂「兵器比諸夷獨精」，指的正是其火器與戰船在當時有着無與倫比的技術優勢。火器即佛郎機銃，亦簡稱佛郎機。顧應祥雲，佛郎機銃原出佛郎機國，因國名而名之。其最大特點是銃分子母，母銃腹大，予銃數多，子銃事先裝填藥彈，戰時輪流裝入母銃，隨裝隨發，殺傷力因此大大提高。試驗發現，其射程在二百步左右，百步內威力較大，擊大擊小，皆能得心應手[101]~12。
嘉靖初，廣東官軍對竊居屯門的葡萄牙人進行清剿，葡人以佛郎機銃相拒，官軍「苦無如彼銃何」[9]。正是在中葡軍事衝突中，明人逐漸加深了對葡人火器威力之認識。他們眼中的佛郎機「大者千餘斤」，「中人立死，[4]卷5?佛郎機，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9]其火藥配方亦與中國大不相。明人稱佛郎機戰船為蜈蚣船。其船身體細長，底尖面闊，兩邊列置船槳數十條，形狀酷似蜈蚣，故而名之。茅瑞徵說：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扳捍蔽矢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約每舟撐駕三百人，櫓多人眾，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卷5，佛郎機茅元儀亦云：其形如蜈蚣，其制始於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底尖面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故仿其製造之，則除颶風暴作，狂風恕號外，有無順逆，皆可行矣。況海中晝夜兩潮，順流鼓豐世，一日何嘗不數百里哉！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個，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竿資乘」水二。戰船二。蜈蚣船
佛郎機之殖民本性是明人認識的熱點之一由於正統以後明人之海外知識已大體局限於馬六甲海峽以東，所以他們關於佛郎機殖民擴張之認識是從滿剌加亡國開始的。黃衷說；正德問，佛郎機之舶來互市，爭利而哄，夷王執哪噠囚之。佛郎機歸訴於其主，議必報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萬，乘風突至。時已逾年，國中少備，大被殺掠。佛郎機夷酋進據其宮，滿剌加王退依陂堤里。[12]卷上？
滿刺加把殖民貿易爭端當作佛郎機入侵滿刺加的重要原因。蔡汝賢亦持此論。除滿剌加外，明人還關注佛郎機對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殖民侵略。佛郎機在中國沿海的侵略活動更引起了中國人的高度警覺。
利瑪竇寫到：葡萄牙船隻的規模，他們異乎尋常的裝備，他們火炮的轟鳴，都只能增加中國人內心的恐懼。他們相信這些佛郎機人是強健的戰士和各個國家的征服者，佛郎機的帝國是沒有邊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盡頭。[1]14
有基於此，不少人把佛郎機看成是侵略成性的白人國家。何喬遠說：「佛郎機，黠夷也……行賈無所不至，至則謀襲其國人。」甚至視佛郎機為滿剌加三害之一（13]王亭記滿刺加。許大受斷言，將來繼貴州楊氏為患中國者，必為澳門佛郎機。他說：嘉靖問，澳門諸夷不過漸運木石駕屋，若聚落爾，久之獨為舶藪。今且高築城垣以為三窟，且分遣間諜，峨冠博帶，闖入各省直地方，互相交結，即中國之縉紳，章縫折節相從，數千里外，問候不絕，得其饋道者甚伙，頻年結連呂宋、日本，以為應援。凡我山川厄塞去處，靡不圖之於室。居恆指畫某地兵民強弱，帑藏多寡，洞如觀火，實陰有覬覦之心。時時煉兵器，積火藥，適且鼓鑄大銃無虛日，意欲何為？此豈非窺伺中國，睥睨神器之顯狀耶？（14）卷4聖朝佐辟
但在這一問題上，明人認識尚有差異。林希元認為，佛郎機來華旨在貿易贏利，絕非有意為盜。他說，佛郎機初來中國，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沿海商民交易，其價平允；而日用飲食之物皆由我邊民供應，米、面、豬、雞之價倍於平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擾邊疆，殺戮人民，劫掠財物。佛郎機不僅不為強盜，而且擔心海盜剽掠累及自己，主動為我驅逐海盜。「據此貝0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吾御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也，」（14]卷5，與翁見愚別駕書。啟禎時期，由於後金問題目趨嚴重，明朝曾數次招聘澳門葡人鑄造火炮，教練鈧法。這一做法在明朝內部引起激烈爭論。禮科給事中盧兆龍認為，澳門葡人心懷叵測，堅決反對招引入內。徐光啟等則持相反看法。他在《聞言內省疏》中辯稱，葡人、荷人，順逆不同，「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I15）卷35？崇桃緝六月辛酉，主張借用葡人之力鞏固國防。關於佛郎機社會風俗，明代文獻記載甚多。其食人風俗尤為時人津津樂道。黃衷雲，佛郎機竊據東莞屯門，設柵自固，「擄嬰兒烹食之。」（12]卷上，滿刺加（萬曆）《廣東通志》卷69《番夷》稱，正德中，佛郎機人來廣東，「數掠十歲以下小兒烹食之，率一口金錢百文，惡少緣以為市。廣人咸惴惴，莫必其命。」嚴從簡甚至詳細記載了佛郎機人烹食小兒之方法：其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卷。需要說明的是，明人對於佛郎機食人風俗之傳說與歐人對加勒比諸地食人習慣之記載一樣，都是基於某種謠傳的推測，未必真有其事。明人對佛郎機宗教信仰已有較多了解。顧應祥在初識佛郎機人時就說，其「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10]卷12蔡汝賢亦云：「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誦經。」I3）這裡的「佛經」當然不是指佛教經典，而是對基督教《聖經》的擬同性稱呼。在對歐洲宗教不甚了了情況下，明人只能採用佛來稱呼天竺以西的西天宗教，「佛」已不單單僅指佛教。茅瑞徵記錄了佛郎機之禮拜齋戒。他說：「俗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為齋，至禮拜日，雞豕牛羊不忌。」（4）卷5，佛郎機所謂「每六日一拜佛」，即言其每隔六日一禮拜；所謂「先三日食魚為齋」，是說天主教小齋。待至耶穌會士特別是葡籍會士來華傳教，佛郎機宗教信仰遂更多展現於中國人面前。明人所認識的佛郎機婚俗主要包括：婚姻以家世財產論、不用媒妁通聘問、教堂成婚教士主婚、女方妝奩之費數多蔡汝賢說，（其）「婚娶論財，無媒妁，家世相敵，即詣佛前相配，以一僧為證，謂之交印，遂攜婦歸。男聘以十四，責女之奩資常數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13《皇明象胥錄》卷5《佛郎機》云：「婚娶論財，責女奩資數倍，無媒妁，詣佛前相配以僧為證，謂之交印。」關於社交禮節，明人稱其貴賤相見。賤者以脫帽示敬，一般人相見則以捫心為敬；誤捫其首則勃然忿爭。（3）佛朗機在外交場合也沒有東方的跪拜禮節[10）卷；明人所認識的佛郎機服飾是「貴者戴冠，賤者項笠……上着衫，腰穿長樗，下垂至脛，足有皮屨。衣服極沽。用瑣袱、西洋布、瑣哈喇，或中國絲綿鈾段為之，顏色惟意」（3）.所了解的佛郎機飲食是「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麵。貧與奴僕食米。」[4）卷5？佛郎機明人所記佛郎機物產極為豐富。蔡汝賢《東夷圖說·佛朗機》云：「其產有犀、象、珊瑚、眼鏡、瑣袱、天鵝絨、瑣哈喇、蘇合、番段之屬。」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云：「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絨褐，名撒哈刺，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茅瑞徵《皇明象胥錄》卷5《佛郎機》雲；「相傳其國頗富饒，多畜犀角、象牙、珠貝、胡椒。」《東西洋考》卷4《西洋列國考·麻六甲》記佛郎機「璦建」，日：「俗稱眼鏡。《華夷考》日：大如錢，質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物產遠非葡國重要物產之全部，而且並非全為葡國所產，如犀角、象牙、珠貝、胡椒、珊瑚、片腦之屬皆為葡國熱帶殖民地物產，明人不知。誤為葡萄牙物產，反映了對葡認識的片面性。明人對佛郎機語言文字亦有一定認識。熊明遇稱「佛郎機……畫革旁行以為書記」，與中國書寫方式大不相同（9）。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滿刺加》云：「佛郎機有使者日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武宗見亞三，時時學其語以為樂。」如是，則明武宗亦曾學習葡語延至明末，天主教士將拉丁文字帶入中國，明人對此佛郎機文字遂有更多認識。明人佛郎機觀是繼大秦（拂蒜）觀之後古代中國人對於歐洲國家的又一具體認識，與此前之大秦（拂秫）觀相比。明人佛郎機觀表現出了新的特點。（I）明人佛郎機觀是在新航路已經開闢、全球化進程正在起步這一嶄新國際背景下逐漸形成的。新航路的開闢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徹底打破了舊文明時代不同文明區域條塊分隔、平行發展的隔絕狀態，使世界範圍內不同文明區域之間的交流融合由可能變成必然，由偶發變成常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進程亦由此開始。地處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國和葡萄牙正是在此背景下走到一起，實現交流，相互認知的。從一定程度上講，明人之認識佛郎機乃是全球化起步階段不同文明區域之間交流融合的必然結果，是明代中國人對早期全球化的自然反應，體現了他們對這一世界歷史大勢的不自覺順應。（2）明人佛郎機觀是在明代中國人未得親履其地情況下，以東來歐洲人特別是東來葡萄牙人為認識媒介，以並非完全主動接受的佛郎機相關信息為依據而形成的。認識來源於認識主體的目見耳聞。是認識主體對認識對象進行加工後所獲得的關於認識對象的基本印象。但是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國人沒能涉足葡萄牙，缺乏對葡萄牙進行積極主動的調查研究。沒有獲得關於葡萄牙的第一手資料。他們認識佛郎機的基本素材皆來自於東來歐洲人，尤其是東來葡萄牙人。葡萄牙殖民者在這一認識過程中表現得相當主動。從佛郎機占領滿刺加，到佛郎機騷擾廣東、福建、浙江沿海。再到佛郎機以非法手段竊居澳門，並以澳門為基地發展對華關係，葡萄牙殖民者不斷以認識對象反作用於認識主體的特殊方式向明代中國人傳遞佛郎機信息。正是由於葡萄牙殖民者的不斷灌輸、刺激，才最終促成明人關於佛郎機的一般認識。（3）作為對於歐洲具體國家之又一個案認識，明人佛郎機觀在認識深度與認識廣度較此前之個案認識大有進步。在地理方位上，此前之大秦（拂棘）觀雖雲大秦近於日沒處，但並不知道大秦屬於歐邏巴，對其國家所在之描述相當粗略；在人種歸屬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觀不知道大秦人種屬於白色人種，而認為大秦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與中國人種大體一樣；在社會風俗、政治經濟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觀也是傳聞多於事實，認識偏差較大。與此相比，明人佛郎機觀則有了重大發展，如明人認識了佛郎機之真實名稱，認識到了佛郎機屬於白色人種，認識到了佛郎機之火炮戰船，認識到了佛郎機之殖民擴張，認識到了佛郎機之宗教信仰，這些認識不僅涉及面更廣，而且相對準確。體現了明人對歐洲的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量的增加與質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對歐洲的認識的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機觀適時作用於明朝之國家政治生活，發揮了認識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力。以下兩點足以說明這一影響的巨大而深遠。其一，基於對佛郎機火器之既有認識，明人掀起了仿製佛郎機銃之熱潮，並將其裝備到沿邊軍隊中，實現了軍事裝備的革命性變化。何儒、汪錢是明人早期學習葡萄牙軍事技術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錄》載：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制火藥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10）卷9？
何儒通過內線從葡萄牙人那裡獲得的佛郎機製造技術後來發揮了重要作用，汪琺正是利用楊三、戴明等人研製的佛郎機銃打敗了葡萄牙人，達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東南沿海地區仿製裝備佛郎機外，北部沿邊地區也大量仿製裝備佛郎機汪琺是最早呼籲以佛郎機為沿邊守備主兵器的明代軍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國家於沿邊地區各設重鎮，駐紮重兵，又設墩台城堡，為瞭望之所，其為守御之計，似無不周。然每當蒙古內犯，鎮兵終難抵禦，此何故也？蓋墩台初無遏截之兵，徒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所執兵器不能及遠，所以往往覆敗。為令之計，當用臣所進佛郎機銃，小如二十助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台，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鈧，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星列棋布，無有空闕，賊將無所容足，可以收不戰之功。[16]~7，嘉靖幾年九月辛卯
兵部尚書李承勛積極支持汪鉉提議。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動下，佛郎機很快成為九邊禦敵之第一號兵器，促成了沿邊主裝兵器的實質性變化。其二，基於對葡萄牙游離於朝貢體制之外但又必須發展中葡貿易關係之既有認識，明人在處理中葡關係時，開始有意繞開朝貢體制，尋求一種以經貿關係為主要內容、以和平務實為雖終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許到東方的船長蘇薩通過與廣東地方官員的接洽商談，終於得到他們允許，葡萄牙與中國開始建立一種不同於過去朝貢貿易關係的新型貿易關係。這種中葡之間尋求確立的新型國家關係與傳統朝貢關係明顯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對於自己一貫奉行的朝貢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雖然力度不大，範圍也極狹窄，但它卻是中國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進行艱難轉折的開始，此後之明清王朝雖然仍舊堅守朝貢外交模式，但在處理中歐國家關係時幾乎都毫無例外地選擇了這種模式。
張燮稱這種模式「馬非馬，驢非驢」，可見其與傳統外交模式的另類與區別。不可否認，明人佛郎機觀尚有諸多不足與模糊之處。其不足主要表現為認識還比較膚淺，尚停留在以感性認識為主的認識階段。
明人只是認識了佛郎機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關於佛郎機內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會政治制度，以葡萄牙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國家的崛起，新航路開闢後由葡萄牙對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歷史大勢等等都還沒有形成認識。
模糊之處主要表現為對佛郎機名稱還存在混淆，如混滿刺加為佛郎機，混乾絲臘為佛郎機，甚至混呂宋為佛郎機，導致明人佛郎機認識中摻雜有滿剌加認識、乾絲臘認識甚至是呂宋認識，給後人的判斷分析帶來一定難度。
明人佛郎機觀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沒有親臨其境，進行零距離認識，就不可能獲得關於佛郎機的第一手資料，只能以東來歐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為媒介間接認識佛郎機，得到的認識就片面膚淺，難以深入。
其次，明人沒有掌握佛郎機語言文字，不能自主獲得有關佛郎機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對葡認識方面不可避免地陷於被動。上述兩個方面導致明人無法獲得足夠多的佛郎機信息。信息量不足是明人佛郎機觀難以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再次，就主觀態度而言，明人對佛郎機輕視有餘，重視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將其視為仰慕天朝聲教、貪圖朝貢厚利的海外小邦，與朝貢體制下的撮爾藩屬等量齊觀，缺乏對其進行深入認識的主觀動力，從而限制着認識的實質性深入。
明人佛郎機觀的上述缺陷表明，明人在域外認識方面尚未擺脫傳統觀念的某些束縛，尚不能有效應對新航路開闢後全球化起步階段來自歐洲的巨大挑戰，導致觀念與行動的落伍。此一趨勢因清朝統治而全面強化，這當是中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逐漸落後於西方，並最終陷入被動挨打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大軍：中國歷史上戰鬥力保持最久的軍隊
中國歷史5000年各個王朝的軍事實力保持的時間不等，秦朝，隋朝威風一時，才那麼幾年就被打兔子一樣幹掉了。漢朝軍事，唐朝軍事被大家所樂道，其實也都百年而衰。惟有被輕視的大明軍隊戰鬥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1352年洪武起兵，明軍初建，采石磯一戰成名。鄱陽湖大破漢王60萬水陸大軍，平定梟雄張士城。1367年明軍北伐蒙元，僅僅10個月就收復北京，從齊化門入城，俘虜監國貼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慶童，右丞相張康伯，中丞相滿川，以及宣讓，鎮南，威順等王子。繳獲玉印，成宗玉璽。明軍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將中國拯救出來，推翻了元朝把人分4等的殘暴殖民統治，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把蒙古統治者推翻的國家。
12月明軍收復太原，元將擴廓帖木兒不敢抵抗帶領18人逃亡北方，其餘40000騎兵放下武器向明軍投降。
洪武2年6月明軍1萬騎兵，8萬步兵追擊元朝末代皇帝俘虜丞相脫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幾百里外了。
洪武3年4月，明軍再次北伐。於沈欲口大破元軍主力王保保，俘虜文濟王以及國公閻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韓扎兒等官員貴族1865人，官兵
84500人，馬匹15280，其他騾子，牛，羊無數。王保保僅幾人逃脫。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時為止與元朝軍隊作戰最輝煌的陸戰大捷。
洪武20年，明軍越過長城，2月明軍輕騎雪夜奔馳，偷襲元軍大寨。6月乘勝追擊，在蒙古捕魚兒海，大敗元軍，俘虜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
人，太子必里禿，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官員2994人，軍士百姓77037人。寶璽，旗牌149個。金印1個。馬匹47000，駱駝4804，牛羊102552，車3000。蒙古從此一蹶不振，分成韃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樂皇帝的時候，草原上的韃靼部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形成了對內地和平的威脅。時代和個人的魅力與魄力使永樂皇帝成為了第一個親自率領大軍深入漠北討伐胡人的漢族皇帝。他曾經親自帶領2萬騎兵帶着20天的乾糧在沒有地圖的情況下冒險突襲位於現在俄國境內鄂嫩河邊的韃靼大寨。隨後又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5萬蒙古鐵騎徹底擊敗韃靼在漠北的勢力，韃靼大汗向明軍稱臣納貢，表示屈服，永樂皇帝接受了貢品，封韃靼大汗為和寧王。隨後大軍一直進入到極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 在遠東，東北，大明的軍隊建立了努爾干都司控制了黑龍江，烏蘇里江，庫頁島等廣大地區，建立了130個衛所，當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
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機構，駐紮了軍隊，行使對新疆的主權。
而最為驚世駭俗，名秉青史的還是鄭和7下西洋，第一次把中華國威遠布四方十萬里。莫敢不服。錫蘭國國王亞烈苦奈兒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囂，哪個時候的大明和現在的美國一樣，那吃這套，咱們可是警察，立馬巨船帶這水師就向這個相距萬里的國家，發起了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行動。國王亞烈苦奈兒集結了50000軍隊企圖頑抗，大明軍隊只500個騎兵，1500個步兵就幹掉了他的50000大軍，活捉了國王亞烈苦奈兒，和他的妻子，兒女，大臣們。並且把他帶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國法準的審判。
打遍了北方，西邊，東北，無敵手之後，現在要說說南方了。明軍那更是連戰連捷。永樂4年，明軍進入越南，越南依靠複雜的山地，建立防禦要塞，挖掘壕溝，還在壕溝裡面安插竹刺。攜帶毒藥弩，火銃，巨石的越軍藏在一邊。城柵相連達900里不斷，盡發軍隊和所有男子200萬參加防禦。這可是中國軍隊史上面對的最複雜，縱深最長，參加防禦人數最多的戰役了。越南以為是固若金湯了，可這個對於處在鼎盛時期的明軍來說實在是算不了什麼。明軍勢如破竹，無可阻擋。一直衝了下去。雙方主力爆發了普賴山會戰，明軍斬首越軍首級達37390顆，其後第一次富良江之戰明軍殲滅敵軍10000人，繳獲戰船100多隻。第二次富良江之戰越南戰船連綿10多里，在陸地是無數戰象配合步兵作戰，企圖靠大象擊敗明軍。但是那是妄想，明軍一下子殲滅了數萬越軍，殺的富良江被越南軍的鮮血所染紅，俘虜了越南的吏部尚書范元覽，大理寺卿阮飛卿等高級官員，直到最後明軍活捉越南黎氏國王，王子。
12年後越南再次爆發戰爭，明軍水師在小黃江大破越南水軍。擊沉310多隻越南戰船。永樂19年，明軍在農巴林大戰中再次取得大捷擊敗了越南，老撾聯軍，先是用火器攻擊敵軍的大象，接着再攻擊人員，斬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萬軍隊包圍了明軍的一個屯民點，昌利城。在四周高築土城，在上面用飛槍射擊城裡。雙方激戰9個月。越南終於憑藉兵力的絕對優勢破城，城裡無一個士兵投降，全部戰死或者突圍。後來明軍大軍到來平定了越南軍隊。
西南地區到了萬曆12年，緬甸出動6萬軍隊侵犯中國邊境小城猛淋，明軍在著名戰將劉挺帶領在直入匪穴，活捉敵酋。迅速平息了衝突，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特種兵行動。
明朝300年歷史中最大的失敗發生在正統年間，就是土木堡之變。但是嚴格的說和明軍戰鬥力沒有什麼關係，失敗的原因有2個，第1個是這隻部隊的實際指揮官劉振根本就是個軍盲一點軍事常識都沒有，比紙上談兵的趙括還爛。而且這次出動也是他想顯擺，擺譜而已。一通的瞎指揮。
由於召集的命令太急，才2天部隊來不及準備，所以糧食準備嚴重不足，剛出發就發生了饑荒，一天才開一頓飯。時間太匆忙實際集結的部隊也只有20多萬，不過就是北京的京軍和周圍上班的班軍。哪個50萬不過是號稱而已，有很多傻瓜都把這個50萬當作實際的出動人數，自己也不算算。
大軍到了土木堡發現瓦刺軍隊早已占據了有利地形，嚴陣以待了。慌忙部署也擺開軍陣，準備迎戰。瓦刺看明軍陣型嚴密，並沒有進攻而是等待時機。時機很快就來了，土木堡明軍這裡沒有水，挖地2丈也沒有一滴水。那時正好是炎熱的8月，2，3天不吃飯，不喝水，還全副武裝的隨時準備作戰。那人那裡受的了？這個時候後面有個挖井隊發現了一個水窪，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軍。大家紛紛跑過去喝水，隊伍逐漸混亂起來，變的無法控制了。瓦刺發現了這個情況，片刻間10萬瓦刺騎兵鋪天蓋地的從四面沖了下來。明軍多是步兵，隊型又已經亂了，跟本無法阻止騎兵的集團衝鋒，很快敗下陣來。
但是強手就是強手，只過去了3個月明軍就在北京城下打敗了企圖趁亂占領北京的瓦刺大軍。而不是驚慌失色，趕快想着賠多少錢，讓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發生了倭寇騷亂的嚴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麼人呢？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里有記載，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國叛徒占70%。其實他們的大首領也大多是中國人如王直，李光頭，許棟，嚴老山。沈南山……他們實際上是由中國地方豪強勾結海盜為核心，裹脅沿海貧民。僱傭日本浪人，的集團。而他們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