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 - 第27章
雷蒙德·錢德勒
「沒必要向一個男人開槍嗎？」
他的臉上泛起了那溫暖的微笑。「你從沒向人開過槍。」
「你憑什麼這麼說？」
「常識——加上很多在這裡坐陪的經驗。」
「我猜你的確喜歡這份工作，」我說。
「這是夜班。白天我可以練琴。我已經幹了十二年了，見過許多有趣的人進進出出。」
恰在此時，他又抽出一張A。我們幾乎又成了死牌。
「很多人招供嗎？」
「我不記錄口供，」他說。「我只是負責營造氣氛。」
「為什麼放棄？」
他向後一靠，用牌邊輕輕敲打着桌子的邊緣，再次浮現出那個笑容。「我沒有放棄任何東西，我們很久以前就鎖定你了。」
「那麼他們抓我是為了什麼？」
他不會回答這個問題。他轉頭看看牆上的鐘。「我想我們現在可以吃點東西了。」他站起身，走向門口，半開了門，向外面的人輕聲說了幾句話。然後他又折回，再次坐下，看着我們剛才打了一半的牌。
「沒有用，」他說。「還剩三張牌，我們就是死局。重新來過怎麼樣？」
「要是從沒開始打過就好了，我不玩牌。我下棋。」
他猛地抬頭看了我一眼。「幹嗎不早說？我也更偏愛下棋。」
「我偏愛喝些熱的黑咖啡，苦得發澀。」
「隨時可以，不過我不能保證咖啡跟你以往喝的一樣。」
「見鬼，我在哪兒都喝……好吧，如果我沒有射殺他，那麼是誰幹的？」
「估計這正是令他們惱火的地方。」
「他們應該慶幸有人把他射殺了。」
「可能他們是慶幸，」他說。「不過他們不喜歡這種處理方式。」
「個人認為，這是你看到過的最乾淨利落的活兒。」
他默默地看着我。兩手將牌攏成一堆，他把牌鋪平，全部翻向正面，迅速發成兩疊。紙牌像一道水流從他的手中傾瀉而出，快得令人眼暈。
「如果你出槍也這麼快的話，」我開口道。
牌流中斷了。沒有看到明顯的動作，一把手槍就取代了紙牌。他用右手輕輕地舉着槍，指向房間裡遠處的角落。突然，它消失了，紙牌再次開始傾瀉。
「你在這裡真是大材小用了，」我說。「你應該去拉斯維加斯。」
他拿起其中一堆牌，飛快地洗牌、切牌，然後發給我一副老K最大的黑桃同花[4]。
「彈斯坦威比較安全，」他說。
門開了，一個穿制服的男人端着一個托盤進來了。
我們吃了罐裝的碎牛肉粒，喝了些熱咖啡，不過味道很淡。此時已經是天光大亮了。
八點一刻時，克里斯蒂·弗倫奇進來了，帽子搭在後腦勺上，眼睛下的黑眼圈烏黑。
我的視線離開他，轉向了桌子對面的小個子男人。可他不在那兒了。撲克牌也不在了，只剩下一把整齊放在桌子前的椅子和我們剛才吃過的碟子堆放在托盤上。一時之間，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此時，克里斯蒂·弗倫奇繞過桌子，猛地抽出椅子坐下，一手托着下巴。他脫了帽子，揉揉頭髮。他用那堅毅鬱悶的眼神盯着我。我再次回到了警察國度。
[1]一種紙牌遊戲。
[2]亞瑟•施納貝爾（1882—1951），美籍奧地利鋼琴家、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
[3]安東•魯賓斯坦（1887—1982），俄羅斯猶太人，作曲家、鋼琴家。
[4]即五張牌同一花色，其中最大的是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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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官九點想見你，」他說。「在那之後，我估計你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說，如果他不拘留你的話。我很抱歉你得一整夜坐在那把椅子上。」
「好吧，」我說。「我需要鍛煉。」
「不錯，再回到最佳狀態，」他說。他悶悶不樂地盯着托盤裡的碟子。
「抓到拉加迪了？」我問他。
「沒有。他到底只是個醫生。」他的眼睛瞟向我。「他在克利夫蘭行醫。」
我說：「我不喜歡這麼順利。」
「你什麼意思？」
「小奎斯特向斯蒂爾格雷夫敲竹槓，於是，出於純粹的偶然，他在海灣城遇到了一個能夠證明斯蒂爾格雷夫真實身份的人。那真是太順利了。」
「你是不是忘記了什麼？」
「我累得都快忘了自己的名字。忘了什麼？」
「我也是，」弗倫奇說。「得有人告訴他斯蒂爾格雷夫是誰。拍下照片時，莫·斯坦還沒被人幹掉。因此，如果不知道斯蒂爾格雷夫的身份，這照片又有什麼用？」
「我估計韋爾德小姐知道，」我說。「奎斯特是她的哥哥。」
「你這是胡扯，朋友。」他露出了一個疲倦的笑容。「她也會幫着她的哥哥去敲詐男朋友和她自己嗎？」
「我投降。也許那照片只是個意外。他另外一個妹妹——正是我的客戶——他喜歡採風，越自然的照片越好。要是他活得夠長，一定會因為輕微過失而遭起訴。」
「因為謀殺而遭起訴，」弗倫奇冷漠地說。
「哦？」
「馬格拉尚還是找到了那把冰錐。他只是不想承認你是對的。」
「應該遠遠不止如此。」
「是的，不過也不必提了。克勞森和麥爾威·馬斯頓都有前科。那個孩子死了。他有一個令人尊敬的家庭。他身上有點壞毛病，又交上了狐朋狗友。沒有必要為了證明警方能夠破案而去毀了他家的名聲。」
「你真是體貼人心啊。那斯蒂爾格雷夫呢？」
「那不歸我管。」他開始起身。「一個匪徒死於非命，通常後續調查會持續多久？」
「就跟頭版新聞的熱度一樣，」我說。「不過，這裡涉及一個身份的問題。」
「不用。」
我瞪着他。「你什麼意思，不用？」
「就是不用。我們十分肯定。」他現在站了起來。他用手指梳梳頭髮，整整領帶和帽子。從他的嘴角發出一個低沉的聲音：「私下裡說——我們總是十分肯定，只是苦於沒有證據。」
「多謝，」我說。「我自己心裡有數。那幾把槍怎麼樣了？」
他突然不動了，低頭看着桌子。他的視線慢慢地與我相交。「它們都屬於斯蒂爾格雷夫，而且他有持槍證。從另一個縣的縣警辦公室證實。別問我原因。它們之中——」他頓了頓，抬頭看着我頭頂上的牆面——「有一把殺了奎斯特……與殺死斯坦的是同一把槍。」
「哪一把？」
他無力地笑笑。「彈道組的人要是把兩把搞混了而我們又不知道，那就夠嗆了。」他說。
他等待着我接話。我卻無話可說。他打了個手勢。
「那麼，再見了。你知道，這無關私人恩怨，但我真希望地方檢察官剝了你的皮——細細長長地一條條剝下。」
他轉身走出了門外。
我也可以離開，不過我只是坐在那裡，凝視着桌子對面的牆壁，仿佛已經忘了如何站起來。過了一會兒，門開了，那個橘色女王進來了。她打開卷蓋式書桌，從她那不可思議的頭髮上摘下帽子，那面光禿禿的牆上有個光禿禿的鈎子，她把外套掛在上面。她打開身邊的一扇窗，掀開打字機，將紙捲入。然後，她看着對面的我。
「在等人嗎？」
「我住這兒，」我說。「待了一整晚。」
她定定地望了我一會兒。「你昨天下午也來過，我記得。」
她轉向她的打字機，十指飛快地開始敲擊鍵盤。她身後那扇敞開的窗戶傳來的貓叫，充斥着停車場。天空一片白亮，煙霧不多，會是艷陽高照的一天。
橘色女王桌上的電話響了。她講話的聲音模糊不清，接着掛斷了電話。她再次望着對面的我。
「恩迪科特先生在辦公室等你，」她說。「認識路嗎？」
「我曾經在那兒工作過，儘管不是為他工作。我被炒了。」
她看着我，臉上一副典型的市政廳官員的表情。一個聲音似乎從哪裡傳來，但絕不是從她口中發出的：
「戴上一隻濕手套去揍他的臉。」
我從她身邊經過，低頭看着那頭橘色的頭髮。髮根處有不少白髮。
「剛才是誰說的？」
「是牆壁，」她說。「牆壁會說話。是路過這兒下地獄的死人發出的聲音。」
我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關上挨着牆壁的門，儘量不發出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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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過雙開門，門裡面是一台專用交換分機系統和服務台，邊上坐着一個看不出年齡的女人，世界各地的市政辦公樓里都能看見她們。她們永遠不曾年輕，也永遠不會老去。她們相貌平平、沒有魅力、毫無風格。她們不必取悅他人。她們很安全。她們很文明，但缺乏教養和智慧，有見識，卻從不對任何事情感興趣。當人類用生命換取生存、用雄心換取安穩時，就會變成她們這樣的人。
越過服務台可以看見玻璃隔開的小房間一字排開。另外一側是候客室，一排堅硬的座椅統一面向一方，對着小隔間。
大約一半的椅子上都坐着等候的人，他們臉上是已經苦候多時的表情，而且預計還得久等一陣。大部分人衣着寒酸。有一個是從牢里放出來的，穿着勞動布工作服，旁邊有個看守。還有一個白臉的小孩，體型像個軲轆，一雙病懨懨的眼睛空洞無神。
那一排小單間的後面，有一扇門上寫着「塞威爾·恩迪科特地方檢察官」。我敲敲門，進入了一個通風的要人大辦公室。一個很漂亮的房間，有老式的、帶襯墊的黑色皮革椅，牆上掛着前任地方檢察官和州長的照片。微風徐徐抖動着四扇窗戶上的網眼窗簾。高架子上立着一颱風扇，嗚嗚作響，無精打采地緩緩旋轉着。
塞威爾·恩迪科特坐在一張深色的扁平桌子後面，瞧着我走進來。他指了指對面的一張椅子。我坐下來。他是個又高又瘦的人，一頭蓬鬆的黑髮，手指纖長。
「你是馬洛？」他的聲音里有一絲南方人的軟糯味道。
我覺得這個問題他並不需要一個回答。我只是靜靜等待。
「你的處境不妙，馬洛。前途暗淡哪。你隱瞞謀殺案的證據，這是妨礙司法公正。你會為此坐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