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十年，水大魚大：中國企業2008—2018 - 第4章
吳曉波
在後來的十年裡，他一直以「中國首善」的形象出現，卻因種種戲劇性行為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陳光標出生於江蘇北部一個農村家庭，在他四歲的時候，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因為家庭極度貧困，先後餓死。1997年，29歲的陳光標創辦了一家醫療器械公司，他發明了一台「跨世紀家庭CT儀」，「患者只要手握儀器的兩個電極，就能在顯示器上直觀地看到自己身體哪個部位有疾病」。2003年，他創辦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福布斯》曾估計陳光標的個人淨資產為7.4億美元，不過，他從來沒有公布過黃埔再生的經營業績。
他應該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至少是一個竭力試圖以慈善來自我呈現的人。從創業的第一年起，就有記錄顯示，他捐款幫助白血病患者。在後來的一些年裡，每當有災害性事件發生的時候，譬如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東南亞海嘯，總能看到他的身影。汶川救援讓他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
在中國社會，「富人」一直是一個貶義詞，「為富不仁」「殺富濟貧」這些成語均無前綴，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定義。改革開放以來，「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一開始被稱為暴發戶，後來被叫作企業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以及他們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個沒有被認真討論並達成共識的命題。出身於赤貧家庭的陳光標決意用行動，塑造一個現代企業家的公益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慈善行為似乎讓這個話題變得更加撲朔複雜。
2010年1月，陳光標用10萬元人民幣捆成一塊「牆磚」，一面牆一共330塊，共計3300萬元。他宣稱這是即將捐獻的善款。後來的幾年，他先後6次以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捐款決心，最多的一次動用了16噸人民幣。
2011年1月，陳光標飛赴台灣，進行「行善感恩之旅」。他到南投、桃園、花蓮、高雄等地，在大馬路上給「貧困的台灣民眾」發現金紅包，一時引起兩岸極大的爭議。
2012年3月5日，是學雷鋒紀念日，陳光標專門拍了一組身穿軍大衣、頭戴綠軍帽、手持衝鋒鎗的照片。他曾對澎湃新聞的記者說：「雷鋒就是我心中的佛，我跟雷鋒的最大的差距就是，我缺一個毛主席的題字。」
▲身穿軍大衣、頭戴綠軍帽、手持衝鋒鎗的陳光標
2014年1月，陳光標宣布將出價10億美元收購《紐約時報》。他撰文說，「《紐約時報》的傳統和作風，讓他們很難對中國做出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分析。倘若我們能收購它，則可以推動其風氣發生改變」。他專門飛到美國，在《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上刊登廣告，宣布將尋找1000名窮人及流浪漢，在紐約中央公園為他們提供午餐並發放300美元的紅包。回國後，陳光標還飛到遼寧撫順，在雷鋒墓前獻上《紐約時報》等外媒報紙，「來向雷鋒叔叔匯報美國之行的成果」。
在紐約期間，陳光標還接受了來自「中國全球合作基金會」頒發的一張表揚狀，以聯合國的名義，授予其「世界首善」的榮譽稱號。很快，聯合國的官方微博委婉闢謠：證書上的「united
nation」少寫了表示複數的「s」。
陳光標似乎有自帶喜感的表演天賦，每隔一段時間，他總能以出人意料的行動引起人們褒貶不一的關注。2011年，陳光標宣布為了倡導低碳生活，全家都已經「改名」，他改名為「陳低碳」，太太張婷改名「張綠色」，兩個兒子分別改名「陳環保」「陳環境」。兩年後，為了號召大家節約糧食和水電，春節、婚禮不放鞭炮，他又申請改名「陳光盤」。
2016年，陳光標成立「天杞園微商創富中心」，宣布：「要在兩年內，通過微商事業，培養100個億元微商、1萬個千萬微商，10萬個百萬微商……我的平台很大，跟着我做微商，發財的機會更大！」也是在這一時期，《財新周刊》記者歷時近一年，對陳光標的商業和慈善事業進行了深度調查。
在口述自傳體《高調的中國首善——陳光標傳》一書中，陳光標自稱江蘇黃埔再生公司2009年營業收入是103億元，淨利潤4.1億元。而工商資料中的年檢報告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江蘇黃埔的稅後利潤均為負數，2012年全年淨利潤18萬元多，年末負債超過1億元。2016年8月，黃埔再生公司遭到警方突擊檢查，被搜出170枚假公章。
陳光標聲稱歷年捐款額超過20億元，然而，這一數據一直備受質疑。經《財新周刊》記者的調查，「陳光標捐資建學校幾乎不存在；給官方慈善機構的捐贈，很多進行了重複計算，或者由其自行執行，慈善機構拒絕為其出具發票背書；他多次直接發放現金的公開作秀，實質金額大量注水，而且涉嫌違法募資；而他號稱捐建的公共設施，經查證，曾經或一直為其自用並牟利」。
對於《財新周刊》的指控，陳光標宣稱「偽造公章事宜，之前對此毫不知情」。他向法院起訴雜誌，要求索賠100萬元。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陳光標一直被爭議纏繞，迄今未歇。
他的種種行善之舉，看上去並無惡意，但一次次地混淆了人們對企業家慈善的認知。從「億元錢牆」、數度改名乃至去台灣和美國「發紅包」，他讓公共社會不但沒有感受到慈善本意中的慈悲與捨得，反而從中體味到了金錢的惡俗和反現代性。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中國首善」頭銜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對企業家群體的誤讀。
中國新聞網，「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中國首善』陳光標談慈善賑災」，2008年6月18日。
《遼瀋晚報》，「陳光標向雷鋒匯報美國慈善行」，2014年7月1日。
2009
V形反彈的代價
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那時光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我把埋在，這春天裡。
——汪峰，《春天裡》
吳英一臉驚恐地站在被告席上，時不時地四處張望，像一隻掉進了陷阱的母狐狸。她只有28歲，長着一張胖胖的娃娃臉，兩粒特別明亮的黑眼珠泄露了她與生俱來的精明。這位技校肄業的東陽農村女子，此刻身系一個階層的所有目光。
這是一個完全沒有背景的鄉下小女子，1981年出生於東陽歌山鎮西宅村，18歲到美容店當學徒，24歲在東陽市區經營一家理髮休閒屋。但是，在接下來的短短兩年多時間裡，她突然成為東陽城裡最風光的女老闆，先後開出商貿、洗業、廣告、酒店、電腦網絡、裝飾材料、婚慶服務及物流等十多家公司，甚至在城裡最繁華的街道上一口氣吃下50家店鋪。2006年，胡潤發布中國女富豪榜，吳英以38億元資產名列第六位。
後來法院提供的事實顯示，她是浙江民間借貸市場的新入局者。從2005年開始，吳英通過7位下線——其中一人曾當過義烏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隊隊長——向數百人吸貸，總計金額7.7億元，剛開始時，利率在18%左右，後來越滾越高，最高息曾達三個月100%。2006年年底，吳英遭借款人脅迫綁架。三個月後，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被東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吳英在庭審現場
2009年4月16日，吳英案一審開庭，經數月審訊，12月，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其死刑。
在過往的很多年裡，吳英式案件在東南沿海一再出現。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江浙、福建等地的民間金融活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於這種民間的非正規資金借貸活動，國家一方面嚴厲禁止，大多以死罪處置，另一方面卻又對如何加大私人企業的金融服務束手無策。就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一個綽號「小姑娘」的麗水女子杜益敏被執行死刑。她早年在麗水市經營美容店，後來從事地下融資生意，非法集資7億元，其情節幾乎與吳英案如出一轍。
然而在整個2009年，一直到其後的幾年裡，圍繞吳英案發生了激烈的民間請命和抗辯之聲，這是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景象。
全國人大代表、義烏籍女企業家周曉光連續兩年提交議案，呼籲制定《民間借貸法》。根據她的估算，沿海農村地區的民間借貸規模超過1萬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億元來計算，那麼就起碼活躍着一萬個「吳英」。「許多民營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受資信條件、抵押擔保等限制，很難從銀行申請到貸款。民間借貸一般以人際關係為基礎，大部分只打借條，利率口頭協商或隨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確定。」
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也參與到吳英案的討論中。他在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中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地實體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之道在於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繫金融壟斷的道理」。
很顯然，無論是在周曉光的提案里，還是在張思之的公開信里，吳英案都被符號化了，對她的討論漸漸地從具體案情中抽離出來，成為民營企業家階層對自身金融安全擔憂的體現，以及對金融市場開放的呼籲。吳英本人則如一塊小石子投入江河，它所濺起的漣漪擴散為一種強烈的民間情緒。
任何制度的創新，都很少是一廂情願的，絕大多數竟是博弈的結果，在未來幾年內，以金融市場化為主軸的變革將在曲折中小心地前行。而在當前，最重要的事情無疑是如何防止中國經濟急速地下墜。在這個時刻，學界發生了激烈的意見對立。
經濟學家吳敬璉不太贊同外延式投資的拯救方案，而是寄希望於體制及要素改革。對於信貸鬆動的呼聲，他警告說：「從發票子到物價漲，有一個時間的滯後期，按西方的說法起碼是八個月，發票子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說是空前繁榮，等到物價漲的時候怎麼辦？」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位對政策設計十分嫻熟的老學者警告說：「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的觀點並未被採納，而他所警告的景象卻不幸發生。一直到2015年前後，政界及學界對2009年的政府拯救行動仍然褒貶不一，成了一樁歷史公案。
在溫家寶總理看來，當危機突發之際，信心比黃金更重要，而要激發信心，則首先必須把黃金亮出來，撒出去。
中國的印鈔機開始猛烈地運轉起來。從2008年11月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五大商業銀行開始大舉放貸，每月新增貸款呈幾何級增長，到2009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萬億元天量。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個月中，新增放貸總量近8萬億元，掀起了一個炙熱的投資狂潮。與中國非常類似的是，美國的印鈔速度也毫不遜色。2009年3月，美聯儲宣布向市場投放1.15萬億美元，用於購買銀行手中的有毒資產。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聲稱，為了提振消費，他願意開着直升機去撒美元。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則更誇張，他在自己的專欄中寫道：「我們也許需要捏造外星人入侵的威脅，這樣才能增加防禦外星人的開支。」
與此同時，一系列非常龐大的產業刺激計劃出台。
2008年11月9日，中央政府宣布將強力啟動拉抬內需計劃，兩年內擴張投資4萬億元，是為日後非常著名的「四萬億計劃」。2009年1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通過了第一個重大產業——鋼鐵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提出「控制總量、淘汰落後、聯合重組、技術改造、優化布局」的戰略主張，以推動鋼鐵產業由大變強。在後來的一個多月里，國務院先後密集完成了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業、電子信息，以及物流業等十個重點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的編制工作，是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
在資本市場上，最大的舉措是加快了創業板的開板進度。創業板已籌備多年，但高層一直猶豫不決。10月23日，深交所舉辦創業板開板啟動儀式，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平均市盈率為56.7倍，遠高於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四萬億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和創業板的推出，互為勾連呼應，以極其激進的姿態構成了2009年中國經濟的新基本面。在政策的強力刺激之下，7月，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已經高出過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速。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宣布，中國已經在世界率先實現「國民經濟總體回升向好」。觀察家們驚呼，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走出了一條V形反彈曲線。
「令人震驚的反彈。」《經濟學人》雜誌在8月的封面報道中，以此為標題描述中國經濟的表現。它寫道：「西方國家的經濟看起來還很疲軟，很多經濟數據仍在下跌中，儘管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開始增長，消費者支出還是萎靡不振。然而越來越脫鈎於西方消費習慣的亞洲經濟增長迅猛……一些不太可能被做手腳的指標證實了中國經濟是在強勢反彈。截至今年7月，工業產出增長了11%；去年猛跌的發電量再次增長；而且汽車銷售量比一年前增加了70%。」
在所有實體產業中，2009年，最值得記錄的是汽車。在這一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量達到1364萬輛，一舉超過美國。在過去一百年的現代工業史上，這可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件。
汽車被稱為工業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製造鏈涉及70多個行業，是產業配套要求最高，同時也是對製造及消費經濟拉動最大的產業。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產出世界上第一輛屬於普通百姓的汽車——T型車，世界汽車工業革命就此開始。自1910年起，美國大力發展汽車業，在短短的二十年時間裡，把汽車產量從18萬輛增加到533萬輛，從而成為「車輪上的國家」。在此後的一個世紀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在汽車領域能夠挑戰美國，底特律更是成為世界汽車工業之都。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美國汽車產業遭遇史上最慘重的挫敗，底特律的三大汽車公司裁員14萬人，愁雲滿城。2009年6月，美國第一大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在冗長的受難者名單中又增加了一個顯赫的名字。通用汽車曾在廣告中自稱為「美國的心臟」，其旗下品牌一度占據國內汽車市場份額的半數以上，它的淪落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誰將拯救美國的汽車產業？」很多人開始焦慮地討論這個問題。今年夏天，新上任的奧巴馬總統決定親自考察汽車業，有意思的是，他沒有去烏雲壓頂的底特律，而是飛到陽光明媚的硅谷，參觀了一家叫特斯拉的電動汽車公司。在這裡，38歲的埃隆·馬斯克讓他相信，也許他會是下一個拯救者。在離開後，奧巴馬批准能源部發給特斯拉4.65億美元的政府低息貸款。
馬斯克與汽車幾乎沾不到一點邊，他是一個荷爾蒙無比充沛的互聯網創業者，曾創辦在線內容出版軟件Zip2、電子支付X.com和國際貿易支付工具PayPal，還投資1億美元創辦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在遍地都是冒險家的硅谷，他以擅長編織夢想著稱，並讓人相信夢想能夠成真。2004年，馬斯克突發奇想，收購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試圖拋開傳統的發動機、變速箱和離合器，打造一輛純電動的「互聯網汽車」。在後來的幾年裡，硅谷替代底特律成為新能源汽車革命的策源地，而馬斯克也被看成是「鋼鐵俠」式的新一代美國英雄。
在中國，一位與馬斯克一樣的「瘋子」，也開始實施一個近乎瘋狂的計劃。
就在通用汽車申請破產的1個月後，2009年7月，李書福在北京的飯局上，向一位相熟的媒體主編透露，吉利向福特汽車公司遞交了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標書：「告訴你吧，我們要收購沃爾沃了。」主編脫口而出說：「老李，你這個新聞炒作好像整得大了點。」
▲埃隆·馬斯克與特斯拉
在過去的幾年裡，草根出身的李書福一直是一個笑話般的存在，他發明的最大笑料是認為造汽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四個輪子加兩張沙發嗎？」在公開場合上，他總能不苟言笑地講得大家哄堂大笑，是一個難得的、來自南方的相聲大師。兩年前，他獲評浙江十大年度經濟人物之一。在電視頒獎晚會上，當主持人喊到他的名字的時候，他以非常緩慢的步伐上台領獎，主持人問他出什麼事了，他一臉茫然地說，導演讓我走得慢一點，好讓鏡頭拍得清楚些。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吉利汽車銷量20萬輛，銷售額不到百億，排在國內汽車廠家的第十位，僅高於哈飛和華晨。吉利在香港聯交所的市值只有兩億美元。
沃爾沃已有83年歷史，是瑞典最大的轎車公司，在全球汽車品牌中以安全著稱，是一個血統純正的「貴族」。1999年，美國福特汽車以64.5億美元買入沃爾沃的轎車業務。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福特與通用一樣陷入泥潭。2008年1月，在底特律車展期間，李書福通過公關公司安排，爭取到與福特汽車CFO（首席財務官）道恩·雷克萊爾見面的機會。兩人的交流時間只有半小時，大概花了28分鐘，翻譯才讓雷克萊爾弄明白誰是吉利。雷克萊爾問李書福有何高見，後者對翻譯說：「告訴他，我要收購沃爾沃。」雷克萊爾的回覆只有一句話：「沃爾沃是不打算賣的。」（Volvo
is
not
for
sale.）
但是僅僅一年後，形勢比人強。在過去的2008年，福特全球虧損額達到創紀錄的146億美元。其中，沃爾沃運營虧損額為14.6億美元，公司高層被迫做出賣掉沃爾沃的決策。吉利成為參與競標的三家中國公司之一。
即便在這樣的時候，李書福的野心看上去仍然是可笑的。在跌到低谷的2008年，沃爾沃仍保持了35.9萬輛的汽車銷量、147億美元的銷售收入，是一個比吉利大得多的傢伙。參與併購案的吉利高管童志遠曾擔任北京奔馳的中方總經理、總工程師，他問李書福：「你憑什麼收購沃爾沃？」李答：「我除了膽兒什麼都沒有。」
儘管看上去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交易，可是細細分析，李書福的「賭局」竟也有合理性存在。沃爾沃之所以虧損嚴重，並被福特認為不得不拋售，是因為在過去的年份里，它忽略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沃爾沃的市場集中於美國和歐洲，其中美國占20%，歐洲超過50%，中國僅為6%。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除了擁有廣袤市場潛能的中國公司，福特幾乎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國際買家。
而在中國的汽車當家人中，沒有人有李書福般的膽識和勇氣，他像一個農村青年一樣瘋狂追求一位落難的國際電影明星。在此次併購中，李書福還展現了超眾的融資和說服能力。俞麗萍是洛希爾財務諮詢公司的大中華區主席，這家隸屬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諮詢機構是此次交易的唯一撮合者，她回憶了陪同李書福去見福特全球總裁艾倫·穆拉利的場景：
穆拉利只給了李書福一個小時的時間，可是他只用五分鐘就把吉利介紹完了，這當然不會引起對方任何的興趣。「我是你的粉絲。」李書福突然說。一直心不在焉地把玩名片的穆拉利很好奇地抬起了頭。李書福開始大談穆拉利在擔任波音飛機總裁時的扭虧戰績，他提到了一個離奇的細節，十多年前李書福的第一家汽車公司的名字居然是「四川吉利波音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我很崇拜你，所以用了波音當公司名字，波音的人還來找我打官司，所以，應該在十年前，你就知道我了。」穆拉利咧開嘴樂了起來。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李書福開始談他對汽車的理解，以及中國市場對沃爾沃的重要性。
李書福的這種中國式風格，化解了談判中的很多尷尬。一位吉利高管日後回憶說，李書福總能把出人意料的歡樂帶到談判桌上。一次與工會談判，現場氣氛很緊張，工會代表問李書福：你能不能用三個字形容你為什麼比其他競爭者更好？與會的福特高層為李解圍：這怎麼可能？做不到。第一，李不知道另外的競爭者是誰；第二，三個字怎麼講得清楚？
「我可以。」李書福雙手一攤，用蹩腳的英語大聲說，「I
Love
You！」（我愛你！）工會代表笑顏陡開，氣氛頓時緩解。
在與沃爾沃的母國瑞典方面談判時，李書福表示，如果福特跟沃爾沃是父子關係，那麼吉利與沃爾沃則更像兄弟關係。他向當地政府承諾保持沃爾沃四個不變：瑞典哥德堡總部不變，歐洲的產能、生產設施不變，在瑞典的研發中心地位和作用不變，此外，與工會、供應商和經銷商簽訂的所有協議不變。
在李書福與福特談判的一年時間裡，全球局勢持續惡化，福特的報價從40億美元跌進了20億美元，幸運之神一直在眷顧固執的李書福。在最後時刻，吉利計劃得到了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
2009年10月28日，福特宣布以吉利汽車為首的收購團隊成為沃爾沃的優先競購方。到12月23日，趕在西方聖誕節到來之前，雙方正式對外宣布，已就主要商業條款達成一致。吉利以18億美元的價格對沃爾沃汽車實施100%股權收購，後者變成吉利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其實在最後時刻，李書福還是沒有籌足錢，福特貸給他2億美元，以達成交易。吉利所購買的沃爾沃包括品牌、研發體系、營銷體系、海外網絡、四個工廠（50多萬輛產能的生產設施）和高素質人才團隊，以及原有的發動機廠、合資的變速箱廠、四驅系統與整個的開發設施。
▲李書福和福特汽車公司首席財務官劉易斯·布思（Lewis
Booth）握手簽約
對於「汽車瘋子」李書福來說，一個搏命冒險的結束，意味着下一個更大冒險的開始，他用18億美元買回來的沃爾沃，是一個苟延殘喘的、擁有24億美元賬面資產和35億美元負債總額的大怪獸。
在北京的記者見面會上，李書福說：「我們要去嘗試、實踐和探索。如果它是機會，那就是很大的一個機會，但它也很可能是很大的一個災難。人家干不下去，我們拿過來把它干好。如果我們干不下去，就又會有人家拿去可能就能幹好。」曾幾何時，他被很多同行看成「小丑」，而此刻的這一番話，卻充滿了樸素的哲理。
與汽車產業的回暖相比，發生在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景象則更讓人印象深刻。很多年後，如果許家印回憶起那段時光的話，應該有着「劫後餘生」般的感嘆。
這位比李書福年長五歲、同樣出身於貧困鄉村的河南人，有着符合這個時代的豪賭個性。他在村里開過拖拉機、淘過大糞、當過治安員，20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後，他每周靠一筐地瓜麵餅和一瓶子鹽當口糧，苦讀5個月，如願考入武漢鋼鐵學院。1992年，在當了十年鋼鐵工人之後，許家印獨身南下廣州創業，1995年便涉足當時還毫無暴利特徵的房產開發。在後來的二十多年裡，許家印以大開大合的手段，逐漸成為南方的地產大佬。
2008年1月8日，恆大通過上百輪競價，以41億元取得位於廣州員村的絹麻廠地塊，這一價格超過標底價近8倍，樓面價約為每平方米1.3萬元，是當時廣州市排名第二的地王。
讓許家印措手不及的是，經濟衰退突襲而至。到這一年的6月，絹麻廠附近的樓盤大幅降價促銷，帶裝修的新房每平方米售價降到1.35萬元，直逼恆大拿地時的毛坯樓面價。依照這樣的市場行情，在這塊「地王」上蓋樓已根本不可能賺錢，多加一塊磚都是增加一分虧損。《財新》在一篇《地王褪色》的報道中記錄說，按照協議，恆大應在8月前繳清全部土地出讓金，可是期限到來時，恆大僅繳納了約1.3億元土地定金。許家印曾與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協商退地，並不惜付出罰沒定金的代價，可是政府不願意，因為它也同樣陷在困局裡。
許家印曾謀求在香港上市，連公告都發了，但在最後時刻功虧一簣，原因是「國際資本市場現時波動不定及市況不明朗」。很快，至少有四家內地房產公司的上市申請遭到聯交所的拒絕。為了輸血自救，許家印像瘋了一樣地在香港和深圳到處找人借錢，但吃到的全是閉門羹。9月，恆大在全國11個城市推出13個項目，開盤即打八五折，試圖迅速回籠資金。很快，有關恆大資金鍊即將崩斷的新聞甚囂塵上，有媒體稱，恆大的負債率已經高達97%，很多人扳着手指算，許家印肯定過不了2008年的冬天。
然而，就在這一時刻，中央政府的印鈔機開始啟動了。僅僅半年前還無人問津的房子，突然在一夜之間被瘋搶。正在生成的貨幣泡沫造成了民眾巨大的貶值心理壓力，房子再次成為唯一的抵抗性商品。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那麼，與信心相比，恐懼顯然是更大的生產力。
在許家印的記憶中，2009年的春天也許是他一生中最明媚的一次。
在春節過完之後，全球金融危機寒意正濃，中國的房地產業卻率先走出低谷。有關機構公布的第一季度數據顯示，全國30個重點城市中有24個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積環比上升，有10個城市環比增幅更是超過50%。
把許家印拉出泥潭的，還有無數雙來自銀行的大手，不久前還冷眼以待的行長們開始排隊請他吃飯。數以萬億計的銀行資金徘徊於實體經濟門外不敢進入，轉而投身與房產公司結盟，在地方政府的默許「共謀」之下，迅猛抬高土地的價格，一場土地爭搶戰全面爆發。
4月29日，杭州拍出上城區南山路一地塊，樓面價超過4.6萬元/平方米，這是今年叫響的首個「地王」。此後，高價成交的土地在各重點城市遍地開花。土地總價從10億、20億級迅速躍升至40億、50億級。
在北京，從5月到12月，「地王」紀錄一再被打破。5月，廣渠門外10號地被富力地產以10.22億元收入囊中，成為北京實施招拍掛制度以來成交單價最高的土地。6月，廣渠路15號地爭奪戰落下帷幕，最終中化方興以40.6億元擊敗SOHO中國等強敵拍得該地塊。7月，大興黃村19號地被綠地集團以30.25億元競得，大興區樓面單價紀錄40分鐘內被兩次刷新。11月，大龍地產以50.5億元的價格競得順義區一塊土地。12月，中建國際聯合保利地產以48億元包攬奧體公園三塊土地，遠東新地以48.3億元拿下亦莊新城地塊，溢價率高達467%。
▲政協委員許家印被記者堵截
年底的數據顯示，全中國土地出讓金總金額高達1.5萬億元，占到GDP的4.4%，這是前所未見的驚人比例。杭州和上海成為土地出讓金超過千億的兩個城市，北京以928億元排名第三。在賣地浪潮中，一度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頓時緩過勁來，絕大多數大中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接近五成。
2009年11月5日，恆大地產再次申請在香港聯交所掛牌獲准，其股票受到熱捧，公開發售部分超額46倍。一年前還被看成是「倒霉鬼」的許家印，此時的資產一舉飆到422億元，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赫然排名第一，成了當年度的中國首富。若說造化弄人，沒有比這個更富戲劇性的了。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的報告，中國的網民數量在2009年達到3.84億，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網民的總和。而比網民人數更重要的是，此時的中國互聯網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局，由新浪、搜狐和網易「三巨頭」所統治的新聞門戶時代，向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的BAT時代轉軌。
作為一家搜索公司，李彥宏的百度在2009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要歸功於它的強悍對手谷歌在中國的退出。
谷歌從2004年起進入中國，2006年1月Google.cn上線，服務器放置在中國，經過幾年的努力，逐漸占到了22%的市場份額，與百度成對峙之勢。可是在2009年，它突然在監管上面臨無法躲避的挑戰，經過決策層反覆爭論，2010年1月15日，谷歌宣布退出中國市場，3月，谷歌關閉了Google.cn。
谷歌的退出，讓百度頓時獲得一家獨大的史詩式機遇，它的市值在2011年幾乎翻了一番，一度躍居中國互聯網公司第一。而日後來看，這也許是李彥宏備受考驗乃至煎熬的開始，從來沒有一家偉大的公司是依賴於「保護」而誕生的，過長的「舒適區」讓這家公司逐漸失去了進取的野心。
與「幸運」的百度相比，騰訊和阿里巴巴的成長則是血戰的結果。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的互聯網中心始終在北京，正是隨着這兩家公司的崛起，華南的深圳和華東的杭州相繼成為中國互聯網經濟的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