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章
吳曉波
作者：吳曉波
目錄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題記
前言
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第一部
1978～1983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
中國，回來了
1979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1980
告別浪漫的年代
1981
籠子與鳥
1982
春天並不浪漫
1983
步鑫生年
第二部
1984～1992被釋放的精靈
1984
公司元年
1985
無度的狂歡
1986
一無所有的力量
1987
企業家年代
1988
資本的甦醒
1989「倒春寒」
1990
乍熱驟冷
1991
滄海一聲笑
1992
春天的故事
致謝
人物索引
聲明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着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盪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盪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七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着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准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
題記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2006年1月29日，中國春節。
寫於38000英尺高空，自華盛頓返回上海。
前言 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說來新鮮，我苦於沒有英雄可寫，儘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而後才又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倫：《唐璜》1，第一章第一節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
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空間裡，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數據系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
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歷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歷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
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場夾雜着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二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着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后座的筐里裝了三隻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里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現在已經是富豪的宗慶後當年就是在鄉下「插隊落戶」，為了回到城裡，他懇請在一間區校辦工廠上班的母親提前退休，她把這個崗位讓給了兒子，後者騎着三輪車到各個學校的門口賣練習簿和鉛筆，籌足了一點錢後他創辦了娃哈哈兒童保健品廠，現在它已是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
在剛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許沒有別的稱謂更適合這一群改造歷史的人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將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溫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對我說，「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誰都聽得出他這句話中所揮散着的清醒、無奈和決然，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你卻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歷史一字一句地講出上述這句話。
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歷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其實，歷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是最好的借鑑，它應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
我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復，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三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占全國總產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裡先後走出了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們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他們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的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來崇尚憂國論道的湖南和四川，他們是公認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時刻準備用熱血去喚醒迷亂中的祖國的大好男兒。這是兩個如此相似的男子。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三年後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他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而牟其中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更為驚心動魄的道路，他出獄後當即借了300元，創辦了一家小小的貿易公司，隨後的10年裡他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熱情從來沒有喪失過，反而在首富的光環下越來越濃烈，終而他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
這樣的關於命運的故事將貫穿在整部企業史中。在我看來，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着這樣的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他們其實並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商業國家的財富積累初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群，而且必然會出現這些人。我相信，財富會改造一個人，如同繁榮會改變一個民族一樣。在書稿整理的某一個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過一個很怪異的感慨：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
三
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國市場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國營公司、民營公司、外資公司。在我看來，一部中國企業歷史，基本上是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它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麼的弱小，卻又是那麼的肆意，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它是善於妥協的力量，但任何妥協都必須依照它浩蕩前行的規律，它是建設和破壞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二十多年來，中國公司一直是在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徵，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將用相當多的篇幅記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成長軌跡，它們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繞過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自它們進入中國市場的那一天起，它們便已經是中國企業，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鑑價值的教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最早進入中國的是以松下、索尼、東芝為代表的日本集團，松下幸之助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際級企業家，而東芝在中央電視台的廣告語「TOSHIBA,
TOSHIBA，大家的東芝」讓人至今難忘，這與當時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強勢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項利益密集的領域，外資的力量及其經理人群體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經濟及政策的走向。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商業變革是一場由國家親自下場參與的公司博弈，在規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與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許只有進行了全景式的解讀後，我們才可能透過奇蹟般的光芒，發現歷史深處存在着的那些迷霧，譬如，國家在這次企業崛起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偉大的經濟奇蹟沒有催生偉大的公司？中國企業的超越模式與其他超越型國家的差異在哪裡？我們才可能在為經濟增長率欣喜的同時，觀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卻每每被忽視的命題，如社會公平的問題、環境保護的問題、對人的普遍尊重的問題。
在這種框架性結構之外，我還嘗試論證，在商業史上，並不是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當年聯想的倪光南和柳傳志沒有反目成仇，聯想有沒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條更具技術色彩的道路？如果張瑞敏和他的團隊早早地成為了海爾集團的資產控制者，也許他就不會讓海爾的資本結構如此繁雜，海爾的成長軌跡或許會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沒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突然出現，中國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韓式的財團型大公司，那麼，中國公司的成長版圖會不會全然改變？
如果你認為這些設問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你可能就無法體味到歷史的內在戲劇性。
我還將在日後的寫作中證明，在這個至今充滿神怪氣質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經被一再地證實：任何被視為奇蹟的事物，往往都很難延續，因為它來自一個超越了常規的歷程，身處其中的人們，因此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們，每每不可能擺脫那些讓他們終生難忘的際遇，他們相信那就是命運，他們總希望每次都能紅運高照，每次都能僥倖勝出，最後，所有的光榮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環中。
任何貌似理所當然的神話，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無懈可擊，往往越值得懷疑。我們從來相信，事物的發展是粗劣的，是有鋒芒和缺陷的。當一個商業故事以無比圓滑和生動的姿態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首先必須懷疑，而所有的懷疑，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正確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國企業界是一個迷信奇蹟的商業圈，但是30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讓這個圈子裡的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超常規所帶來的各種效應。真相如水底之漂，遲早會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業界是存在「報應」的。
四
企業史寫作使我開始整體地思考中國企業的成長曆程。這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這過去的30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幾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當我感覺疲憊的時候，我常常用沃爾特·李普曼的一段話來勉勵自己，這位美國傳媒史上最偉大的記者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麼。在這裡，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李普曼說得多好——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樂的。自從2004年的夏天決定這次寫作後，我便一直沉浸在調查、整理和創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一大塊時間。一個人要讓自己快樂其實是一件不難的事，你只要給自己一個較長時間的目標，然後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實現它。結果如何，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會非常的單純和滿足。
每當月夜，我便孤身闖入歷史的迷霧。我的書屋正對着京杭大運河，河水從我窗下流過，向西三公里拐過一個彎，就是運河的起點處——拱宸橋。這一線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間橫貫整個華北平原，最後進入北京城，到積水潭、鼓樓一帶戛然而止，710年來，世事蒼茫，卻從來沒能阻擋過它的無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運河清澈可見游魚，20多年來，樓宇日見林立，水體終而渾濁，現在，當地的政府突然又回過頭來搞運河的治理，想要把它開發成夜遊江南的一個景點去處。此刻，我正在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窗下正有運送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駛過。據說過了今年，這些水泥船因為噪聲太大影響兩岸居民而不能在運河裡夜行了。
我的思緒便常常在這種貌似相關實則相去萬千的時空中遊蕩，法國人羅蘭·巴特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我對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以及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寫作當代史的快感和詭異，便全部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