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0章
吳曉波
▲《時代周刊》的鄧小平封面照片
周刊高級撰稿人喬治·丘奇寫道：「僅僅隔幾年重訪中國的外國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豐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場，農村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整潔小屋和充滿生機的鄉村工業，這些都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東道主所沒有見到過的。」在這篇報道中，鄧小平被認定是「一位徹底的務實主義者，向來不太注重名稱，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樸實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周刊承認，中國已經解決了糧食問題，農民以承包制的方式被解放了出來，通過創辦特區和優惠政策，越來越多的外資公司也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城市改革和國營企業的改革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1月，紐約證交所主席約翰·范爾森訪華，他贈給鄧小平一枚精美的證章——紐約證交所所徽。作為回贈，鄧小平選中的禮物是新中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一張編號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飛樂股票。鄧小平告訴他，這隻股票的資本金是165萬元，發行了3.3萬股，他是唯一的外國股東。范爾森高興地說：「我很榮幸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第一個美國股東。」這張飛樂股票後來一直被收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陳列室里。在此前的一年，中國的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場，即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已於1985年12月31日正式開張了，當時僅允許現貨交易。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業已經嘗試着向公眾出售股票了，廣東的幸福音響、北京的天橋百貨和上海的飛樂音響相繼發售了自己的股票。這當然只是一些實驗性的舉措，資本市場的真正活躍還要再等若干年。
1986年，可以被紀念的事情很多，美國自由女神像建成100周年，德國人發明汽車100周年，全世界各地都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
1月28日，美國太空飛船「挑戰者」號升空，這是人類第一次用電視直播飛船升空現場，數億人無比吃驚地目睹了「挑戰者」號的意外爆炸，美國總統在隨後的演講中堅定地說，「在冒險擴大人類活動領域的過程中，這類痛苦事件在所難免，可是未來不屬於怯懦者，未來屬於勇者。」三個月後，蘇聯的核電站發生泄漏事件。
在商業史上，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必須被記錄。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公司，美國人除了在高科技產業上尋找對策之外，還在貨幣政策上發起了凌厲的反擊，他們聯合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這個行動從1985年開始，第一次宣布美元對日元貶值25%，在1986年年初的幾個月里又讓日元升值40%，到1988年，升值達86%，最終形成了「超級日元」泡沫。驕傲自滿的日本人不知就裡，因貨幣的升值而雀躍不已，在未來的數年內，日本政府和公司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收購美國公司。從這一年起到1992年，日本人認購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國債，還購買了價值720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正當他們雄心勃勃地炫示要「購買整個美國」的同時，泡沫日漸生大，危機如幽靈般地躡足而至。
傳奇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發表《變化了的世界經濟》，他預言：經濟的內在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給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他指出，第一，知識和資本正在加速取代體力勞動者，發展中國家所依賴的一個主要優勢——勞動力豐富和價格便宜將會逐步喪失；第二，工業生產從基本上屬於勞動密集型轉向一開始就是知識密集型，譬如在半導體芯片和藥品製造中，勞動力的成本分別只占到12%和少於10%；第三，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正在取代以物質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中心，這就要求一國的國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
▲鄧小平向范爾森贈送飛樂股票
德魯克的這些論斷在1986年的中國還幾乎沒有人聽到，或者說，即便在耳邊大聲朗誦也不會引起任何的關注。中國的企業距離這位管理大師的話還很遠很遠。
1986年，中國首次宣布允許私人擁有汽車（有趣的是，也是在這一年，蘇聯宣布出租車可以由私人來經營，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在同時開始了市場化的試驗，儘管後來它們選擇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但那時的私家車很少是用來消費的，購買者多是用來跑運輸或當出租車使用。11月，上海第一輛「Z」字私人自備車牌照代碼0001號誕生，隨後，私家車開始在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及長春、重慶等擁有轎車生產廠的城市湧現。
人們開始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怎麼賺錢上，一些新奇的行業出現了。用信件來往是當時人們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而這一年，很多人收到信件時會發現貼在上面的郵票不翼而飛了。在重慶、上海等城市，倒賣和炒作郵票正成為一門新興的生意。在很多城市郵政局的門外面，形成了一個郵票交易的集市，一張1980年發行的8分錢猴票，可以叫賣到25元，短短六年增值300多倍，這些郵票的炒作者很快將成為另一種票券——股票的主力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人物也在這一年開始了他們的商業生涯。楊元慶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了，他沒有等學校給他分配單位，就跑進了中關村，那裡已經出現了100多家開發性公司，《人民日報》將之描述成「電子一條街」和「中國的硅谷」，楊元慶加入了柳傳志的「部隊」，後者正熱火朝天地推銷倪光南發明的中文電腦。榮智健加入中信泰富，此時的中信已經成為一家正部級的大公司，它被特許賦予自主審批進口項目的權利，這在當時幾乎就是一種無上的特權。在烏魯木齊，一位名叫唐萬新的大學肄業生用僅有的400元錢創辦了「朋友」彩印店。
儘管做萬元戶和經商下海已經成為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儘管比基尼和奔馳也相繼在這一年進入了中國，但是它還是一個屬於詩人和歌者的年代。
一種叫「朦朧詩」的新詩體受到大學生們的熱愛，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走到了前台，他們的詩歌被集結在一起出版，由北京大學教授謝冕選編的這本詩集風靡全國大學。尼采和存在主義思潮進入到了大學校園，「上帝死了」，「偶像的黃昏」，神經質的尼采正迎合了人們對所有凝固思想的反叛，一切堅硬的東西都開始煙消雲散。年輕人不再嚮往「安全而令人窒息的國營企業」，外資公司以及剛剛興起的民營公司成為他們新的選擇。在中關村，出沒着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他們當時典型的裝扮是：一身百元西裝，一個兜裝支票，一個兜裝發票，腰上別個BP機。後來創辦了中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的王志東，當時還在北大無線電系讀書，他沒等畢業就跑到中關村去打工了，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我們白天在街上兜售盜版軟件和二手電腦，晚上就去陰冷的地下室里聽詩歌朗誦會。
春天，北京愛和管弦樂團的專業小號演奏員崔健創作出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5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當他穿了一件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時，台下觀眾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音樂響起處，崔健唱道：「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為何你總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
這是一個直指心靈的聲音，它沙啞而高亢，憤怒而溫情，在5月的京城之夜，它的每一個音符從遠處奔襲而來，直接穿過所有年輕人的肌膚，跟血液融合在一起，然後溫暖無比地爆炸。
【企業史人物】鄭氏之死
這個世界上，除了若干個心碎的家人，很少還有人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鄭樂芬的溫州婦人。1991年，她以投機倒把罪被執行槍決。
鄭樂芬是1986年溫州抬會事件的主角之一，在那次颱風式的金錢遊戲中，有30萬人捲入其中，8萬多戶家庭負債纍纍，傾家蕩產，當政府決心整治此事件的時候，鄭樂芬被選中，成為罪大惡極的首犯。
鄭樂芬是永嘉的一個家庭婦女，丈夫蔡勝南是縣汽車客運站的職工。據熟悉的人回憶，鄭長得圓臉胖身，為人熱情大方，她沒有讀過幾年書，結婚後就在家裡做點針頭線腦的小生意。永嘉是私人企業十分活躍的地方，早年十分出名的橋頭紐扣市場就出在此縣。當抬會風暴颳起的時候，頭腦靈活、人緣頗佳的鄭樂芬很自然地成了當地的一個小會主。後來發現，溫州抬會的會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鄭樂芬這樣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村婦女擔當的。鄭後來在供詞中描述當時的情景說，「錢收進來，先在牆兩頭放着，不出兩時辰，兩頭的錢就連在一起，一上午整面牆堆滿了，到了晚上一間房子已全部堆滿錢，腳都插不進，只有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們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民兵用刺刀讓他們後退。」
鄭樂芬所主持的抬會規模，在當時屬於中等，她共發展了427人入會，收入會款6200萬元，支付會員會款6010萬元，收支差額為189.6萬元，鄭樂芬用這筆錢蓋起了一幢三層樓的磚房，還拿出一些借給了鄰里朋友。
抬會的鏈條在1986年春出現斷裂崩盤的跡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個鄉鎮飛散開來。3月23日，鄭樂芬夫妻潛逃，4月30日，蔡在上海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7月16日，鄭在江蘇金壇縣被公安機關捕獲。
事後對鄭氏抬會進行賬目清查，在對所有款項和資產進行追繳、變賣之後，會款實際損失49.7萬元。1989年11月23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決被告人鄭樂芬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被告人蔡勝南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對鄭案的判決在當時的法律界就引起了爭議。有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
而法院則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法院提供的證據表明，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賬、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的動機。
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沿海各地的民間金融活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國家一方面對此種行為嚴厲禁止，另一方面卻又對加大私人企業的金融服務束手無策。溫州抬會和鄭樂芬事件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悲劇。儘管在民間和法律界備受同情，鄭樂芬的生命還是被強行終止了，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維持以投機倒把罪判決鄭氏死刑，立即執行。
《英國簡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經寫道：「歷史涉及的只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極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艱辛創業，過去和未來都不會有文字記載。」98他還引用《便西拉智訓》中的一段名句說：「有的人湮沒無聞，他們死去，無人知曉，仿佛他們從未來過這個世界一樣。」
鄭樂芬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她是中國企業史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是一個死刑罪犯，死時只有38歲，且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企業史人物】仁寶當家
中國有90多萬個村莊，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村支部書記，吳仁寶可能是任職最長也是最著名的一個。他28歲起擔任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書記，直到48年後才宣布退休，然後把這個職位又傳給了自己的第四個兒子。
在他的治理下，華西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成為「全國典型」。他剛上任時，這個蘇南小鄉村負債2.5萬元，而退休的時候，已擁有固定資產30億元，村辦企業58家，全村20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每戶均「分配」到了一輛小轎車，還有一棟400平方米以上的別墅。
▲2005年，吳仁寶父子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封面
儘管吳仁寶只讀過幾天私塾，但他被周圍的人公認為是一個「農民政治家」。他能通過讀報和看電視新聞，把准政治的脈搏，在48年時間裡，華西村幾乎是每個歷史時期的中國農村典型：從「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到科學種田典型、鄉鎮企業典型、扶貧先進典型、精神文明建設典型……在他退休前，中央提倡「三個代表」，吳仁寶當即組織創作出三個劇本，歌頌「三個代表」。
吳仁寶坦誠，1958年「浮誇風」時他虛報過產量，60年代，華西村是「全國學大寨」的「一面紅旗」，而同時，吳仁寶卻開始抽調20個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他兒子回憶說，「田裡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
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吳仁寶這麼幹，當然要冒風險，他曾經當上過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和江蘇省委委員，但是卻在一次選舉中意外落馬，他回到村里，繼續當他的村支書。
1978年，「文革」過後，改革開放前夕，華西村盤點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而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當時，全國各地都在搞「分田到戶、土地承包」的改革，吳仁寶外出考察一圈回來後，卻拒絕把村裡的田分給個人，他說，按華西村的情況再怎麼分田調動積極性也沒法致富，他決定馬上創辦一個打農藥用的噴霧器廠，1984年，光這一個廠，淨賺200萬元。
華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積累，應該在1992年。當時，鄧小平南方談話在報紙和電視上發表了，吳仁寶當天晚上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判斷全國經濟要大發展，於是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三個月的原材料。吳仁寶此前一直堅持「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這次卻破天荒地向外借款1000萬元用於周轉。華西村究竟動用了多少資金，如何籌措，最後又賺了多少錢，一直是個謎。吳協東後來只透露了一個數據，「村里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
華西村完成的另一個動作，就是以村辦之企業，染指歷來由國家壟斷的煙草製造業。吳仁寶利用他的影響力，特批出一種以「華西村」命名的香煙，由淮陰捲菸廠生產、華西村寶昌化纖公司總經銷，再由江陰市煙草專賣局專賣。在1995年前後，僅此一項，華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錢，從中可分享大約2000萬元的純利潤。1999年，華西村股票上市，這是中國第一個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的村莊，華西村發行3500萬股，共籌資2.9億元。2002年，吳仁寶投入12億元，在河北唐山興建年產量120萬噸的「北鋼」。
「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吳仁寶從來不諱言他的政治經濟學，
「這一點華西村從來沒有動搖過。」
在很長一段時間，華西村與天津的大邱莊並稱「北大南華」，它們的發展模式都非常相似，有一個強權而有政治智慧的領導者，以經營企業的思路來治理鄉村，依靠發展重工業迅速致富。所不同的是，北方的禹作敏發達後驕橫一時，與地方政府關係惡劣，而吳仁寶則要圓潤得多，江陰的地方官員說，「吳仁寶在官場上很少樹敵，即使是鎮裡的領導到華西去，吳仁寶也從不因其官小而輕慢，這點他和禹作敏完全不同。」
吳仁寶還組建了一個「特色藝術團」，專門用來招待各方來參觀的領導。當過副團長的計麗靜曾經說起這樣一個細節：劇團備有一個特別節目《三杯美酒敬親人》，一般團里接到通知演這個節目，肯定是有大領導來。這個節目的創意，是在表演進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領導往往一愣，隨即開懷大笑，這是一個賓主盡歡的時刻。
吳仁寶共有四子一女，四個兒子分別名為協東、協德、協平、協恩，據說是分別寓意紀念毛澤東、朱德、鄧小平、周恩來。早年，吳仁寶曾經為他的子女們指定職業說，「大兒子協東做木匠，二兒子協德做泥瓦匠，女兒學裁縫。」理由是，「有這幾門手藝，家裡可以自己蓋房子、縫衣服，吃穿住都不愁。」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把一個窮村莊搞成那麼大的一個產業，而且有機會傳給自己的孩子們。星轉斗移，當他退休的時候，華西集團內部的分工是這樣的：協東主管建築裝潢公司，協德主政鋼鐵產業，女兒鳳英身為服裝公司總經理，協平打理旅遊服務公司，四兒子協恩則徑直接了他的班。如果從經營控制權的角度來看，集體性質的華西村已經成了吳氏一門的家族企業。
2005年，吳仁寶退休後，有記者採訪他的家，曾經細緻地描寫道：「樓下共三間房，樓上臥室，沒什麼家具，也沒法放家具，因為所有的房間牆壁上，都掛滿幾排照片，全部是前來視察的各級領導與吳仁寶的合影。每天傍晚6時過後，76歲的吳仁寶歸家，吃一碗只放油鹽的清湯掛麵，夾一塊只蘸些醬油的白豆腐，再剝兩隻茶葉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黃。」99
1987 企業家年代
你就像那冬天裡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溫暖了我。
——費翔：《冬天裡的一把火》，1987年
河北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在工廠的門口掛出了一塊銅製的標牌，上面銘刻了五個大字：「廠長馬勝利」。這在那時的國營企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因為他是「馬勝利」，所以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適當的。馬勝利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廠長。
馬勝利在兩年前因承包而出名。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跟當地的很多老牌國營企業一樣難以為繼，800多人的工廠已經連續三年虧損，年初上級下達了實現17萬元的利潤指標，上任不久的廠長卻遲遲不敢承諾下來。馬勝利是廠里的業務科長，3月28日，他在廠門口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向新領導班子表決心》，提出由他來承包造紙廠，年底上繳利潤70萬元，工人工資翻番，「達不到目標，甘願受法律制裁」。這個戲劇性的大膽舉動轟動了石家莊，半個月後，市長王葆華組織了160人的「答辯會」，在聽了馬勝利的承包演講後，王當場做主讓他承包造紙廠。
業務科長出身的馬勝利主要在產品結構和銷售激勵上下了工夫。造紙廠生產的是家庭用的衛生紙，馬勝利根據市場需求，把原來的一種「大卷子」規格變成了六種不同的規格，顏色也由一種變成三種，還研製出「帶香味兒的香水紙巾」。為了鼓勵業務員開拓市場，馬勝利設立了「開闢新客戶有獎」，規定，開闢一個大客戶，獎勵十元，招攬一個小客戶，獎勵五元。這些措施讓死水一潭的工廠頓時有了活力。承包第一個月，造紙廠就實現利潤21萬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標17萬元還多，第一年承包期滿，馬勝利完成了140萬元的利潤。經新聞報道宣傳，「馬承包」立即聞名全國。在當時，四年前曾被樹為「改革典型」的步鑫生已日薄西山，步履艱難的國營企業改革太需要出現一個新的「一包就靈」的傳奇，馬勝利的適時出現無疑彌補了這個需求，他的試驗讓人們看到了企業承包的魅力，一時間，「學習馬勝利」成為全國性的熱潮。他的改革思路被總結成「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承包製成為國營企業擺脫困境的靈丹妙藥。
1985年7月26日，全國的報紙都刊登了新華社的長篇通訊，題目是《時刻想着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廠長馬勝利》。跟步鑫生一樣，馬勝利很快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他四處演講，出版圖書，獲得各種榮譽，河北、山東等一些省份還由省政府發起了「向馬勝利同志學習」的運動。與步相比，馬勝利無疑更具備現代企業家的素質，他的工廠連續幾年盈利增長，1985年實現利潤280萬元，1986年為320萬元。1987年，如日中天的馬勝利向社會宣布了一個讓人興奮的決定：他將創辦「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從現在開始，在全國20個省市陸續承包100家造紙企業。
他的這個動議成為當年度最具爆炸性的公司新聞。這實在是一個讓人振奮的龐大構想，它極大地展現出新一代改革者的宏偉氣魄，以及承包制即將散發出的魔力，而且對於很多苟延殘喘的地方造紙廠來說，能夠通歸到馬勝利的旌旗之下，無疑是起死回生的最佳生機。馬勝利的動議傳出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要求馬去承包、投標的電報如雪片般飛來。第一個前來報名的企業是山東的菏澤造紙廠，馬勝利的承包組到那裡的時候，菏澤地區10個縣市的上千名市長、書記和骨幹企業廠長濟濟一堂，聆聽馬勝利布道式的承包報告。馬宣布，承包基數為37萬元，增盈10萬元以內，馬勝利與菏澤廠以二八分成，增盈10萬元以上，雙方以三七分成，承包三年，使利潤翻三番。馬勝利的演講被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淹沒、打斷，在人們充滿敬意的仰望的目光中，站在光環中的馬勝利仿佛是一位能夠點石成金的神仙，記者戈紅在報道《「馬承包」新傳》中描述說：「馬勝利做報告從來不拿稿子，不照本宣科，他談笑風生，話語幽默而又風趣，會場內外鴉雀無聲，聽得人們如痴如醉，長達三個小時的報告，竟無一人走動，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廁所。」
這樣的景象在以後的大半年裡一再地重現。馬勝利馬不停蹄地奔波全國，他每到一地，都成為當地的頭條新聞，他的承包成為一場頗具儀式感的改革演出，從政府到企業，從媒體到工人，人人都急切地渴望改變現在的艱難狀況，馬勝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一次次地演講，一個個地承包，一場場地簽約，到1989年年初，歸到他旗下的企業已達數十家，它們都是一些規模不大、效益虧損的中小造紙廠，馬勝利在沒有做任何調研和評估的情況下將之統統收入帳下。有一次去貴州省，新華社記者充滿敬意地記錄了他旋風般的「工作效率」：26日晚上到貴陽；27日全天給貴州省企業幹部做報告；28日到貴陽造紙廠洽談承包事項，並看廠；29日簽署承包合同，承諾第二年實現利潤100萬元，三年還完貸款，產值增加兩倍，馬就任貴陽市造紙廠廠長，使這個廠成為他擬議的集中的第六個企業。《貴州晚報》的一篇頭版評論對此讚嘆說，「這旋風般的節奏，本身就是一曲改革的頌歌，不是麼？倘若換上別的某些同志，不知要研究多少天乃至一年半載呢！然而馬勝利同志卻在48小時之內做出了決策，這不能不給我們以有力的衝擊。」
沒有人去深思這種旋風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蘊含的經營風險，沒有嚴謹的實地調研，充滿隨意性的承包基數，沒有資源整合，沒有管理、人才和技術輸出，沒有集團化經營的戰略構想，馬勝利的承包是一種「歸大堆」式的簡單歸併，在一些時候，他的承包甚至帶着一種莫名的理想主義色彩。《杭州日報》在報道馬勝利前來浙江考察的新聞時寫道，「馬勝利所考察的絕大多數是虧損企業，他對這些企業的處境十分同情和關心，他說，改革應該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越是困難，越是虧損，越是日子難過的企業，我們越要幫助和支持。」無疑，這樣的言論讓人充滿幻想，臨安縣一家虧損的造紙廠廠長三上杭州求見馬勝利，他還在廠內掛起了「堅決要求馬勝利廠長承包我廠」的標語。馬勝利的豪情還激發出了很多人的改革熱情，他到杭州承包企業時，當地一位廠長在報紙上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杭州城頭插白旗，河北來了馬勝利，自古錢塘多英傑，決戰一番才服氣。」
從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馬勝利「曉行夜不宿」（他在自傳《風雨馬勝利》100中的用詞），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對27家造紙廠進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在鑼鼓喧天中成立，北京的輕工部部長和河北省省長一起參加了成立大會。此前四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被免職的新聞，「典型人物」的新舊更代讓人眩目。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馬氏神話的破滅竟比前人的衰落還要快速。僅四個月後，浙江媒體報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紙廠「失利」；7月，貴州報道「馬勝利承包後的貴陽造紙廠處境困難」；8月，煙臺蓬萊造紙廠因虧損與馬勝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由馬勝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將「馬勝利失利」與「步鑫生沉浮」相提並論。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了，到年底，馬勝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業，今後不再跨省經營，此時，已有16家造紙廠先後退出了集團。
在企業史上，馬勝利被稱為「企業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個嘗試承包制的廠長，卻是最早因承包受到舉國矚目的人。到1987年前後，承包製成為拯救國營企業的靈丹妙藥。這年8月，國家經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會議提出，全國所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1987年內要普遍實行廠長負責制，把廠長負責製作為企業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根據公布的數據，截至1987年6月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中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占同類企業總數的63.9%。這項改革已經從試點進入了全面實行的新階段。
馬勝利的承包旋風和集團化夢想，便是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出現的，這是那個時期國營企業經營者最富想象力的實驗，它試圖通過承包，也就是市場化的手段，以一人之力拯救百家虧損企業。儘管馬勝利的石家莊造紙廠是一個不到千人的中等規模國營企業，然而它所展現出來的改革成果和雄心卻讓所有人為之一振。馬勝利所收購的造紙廠有一半是地方集體企業，有的還是鄉鎮企業，國營企業在改革運動中的主導角色更是讓決策層頗有欣慰感。就在他馬不停蹄地奔波全國期間，媒體記者一路跟蹤，政府官員翹首期待，經濟學家運用各種理論闡述其改革意義和推廣價值，然而，這個龐大計劃的迅速崩盤卻讓所有的人產生了巨大的失望。
後來的評論者認為，馬勝利的失利，對那種「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改革理念是一次意外而重大的打擊。
除了馬勝利，這一年最讓人難忘的企業家還是那個因東方魔水而一夜成名的李經緯。
11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第六屆運動會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企業與跨國企業同場競爭的場面。廣東省這時候已經展現出它在對外開放中的領跑者風采，大量外資企業和新型民間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過去的七年裡，廣東直接利用外資43億美元，占到全國總額的66%，一共引進設備50萬台（套），生產線700條，外貿出口占全國總出口的1/7。六運會的舉辦，成為廣東企業在全國民眾面前展露手腳的最佳時機。
兩年多前在洛杉磯奧運會上一鳴驚人的健力寶公司此時風頭正健，為了得到「六運會指定飲料」的名號，當時已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健力寶與可口可樂展開了競爭，後者願意出資100萬元，而李經緯則一口氣把價碼抬高到250萬元，並外加贈送10萬元飲料，結果當然是健力寶如願以償，而可口可樂只得到了「可樂型」飲料的指定權。這個細節被當時的媒體記者津津樂道了很久。賽會期間，在新建成的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大到牆壁，小至痰盂、垃圾桶，都鋪天蓋地地印上了健力寶的廣告。最誇張的景象出現在閉幕式上，在當日會場的入口處，兩百多名工作人員均被要求穿上清一色印有健力寶標誌的運動服裝，他們還向所有入場的8萬名觀眾每人贈飲一瓶健力寶飲料，放眼環形運動場，星星點點全部是健力寶的飲料罐，簡直成了一個橙紅色的海洋。
在六運會上，各家企業的廣告大戰已經開打。英美煙草用100萬元和300萬支香煙，換取了比賽參觀券的背面廣告，富士膠捲向1200名記者提供一件上面印有廣告的「太空背心」，工作證和記者證被「美國寶麗萊公司贊助」占去了，大會車輛通行證上則印了「麥氏咖啡」和「施樂複印機」。
跟跨國公司和李經緯的財大氣粗相比，另外一些廣東飲料廠則動足了其他腦筋。舉重決賽日，放鵝仔出身的廣東運動員何灼強兩破世界紀錄，在實況轉播的錄像鏡頭前，何突然拿出一罐「亞洲汽水」，大叫——「亞洲汽水支持了我！」這個露骨而絕妙的廣告行為通過中央電視台被傳送到了全國觀眾的眼前。在當時，這一點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感，反而，從公眾到媒體均對亞洲汽水廠的這個「策劃」讚頌不已。
健力寶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一群極富野心的創業家紛湧進入了飲料食品領域。1987年，幾乎同時，在廣東和浙江，誕生了兩家保健品廠，它們將在以後的十年裡一起統治中國的保健品市場。
8月，36歲的懷漢新在東莞縣黃江鎮辦起了黃江保健品廠，之前他當過廣州市體委的司機，李經緯的傳奇故事讓他陡然萌生了創業的衝動。懷漢新的岳父在廣東省體育醫院工作，不久前，他為廣東體工大隊研製出了一種將雞和蛇的提取液進行混合、用於治療厭食和失眠的滋補液，在試用之後效果很是不錯。懷漢新便帶着這個配方和五萬元，跑到黃江鎮辦起了一個小工廠。
就在產品還沒有量產成功的時候，懷漢新就學上了李經緯當初的招數。1988年1月，國家體委在廣州召開第24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專用運動飲料營養補劑評選會議，懷帶着他的尚未面市的「生物健」四處公關，評選結果頒布，生物健口服液一舉榮獲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專用運動補劑和中國運動營養金獎。便是帶着這樣的光環，懷漢新開始了他征服中國市場的旅程。為了讓自己的企業更具有現代氣質，懷漢新在獲獎後，將廠名、商品名和商標都統一為「太陽神」，他還聘請廣告公司設計出了中國第一套「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I），太陽神在形象和包裝上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一出現就從眾多平庸而簡陋的國產品牌中脫穎而出。
正當懷漢新在廣東躍然而出，在杭州的一個狹小、潮濕的街巷裡，47歲的宗慶後辦起了娃哈哈兒童食品廠。他是一個地道的杭州人，長相平和，不擅言辭，是一個讓人很難一眼記住的人。他早年下放農村，在舟山海島上曬過鹽，在紹興茶場裡燒過窯。1979年，為了讓兒子能夠回到城裡，在一家校辦工廠101當工人的母親提前退休，把「崗位指標」讓了出來。頂替回杭的宗慶後在杭州城區里推銷課本和賣雪糕，烈日炎炎中，他常常一個人騎着三輪車在小學門口販賣各種小商品。1985年前後，他開始替一家保健品廠代銷花粉口服液，由此他看到了保健品市場的潛力。一個偶然的機會，已經當上了校辦工廠經營部經理的他獲悉浙江醫科大學有一位教授研製出一種兒童營養液，他上門拜訪，終獲配方。這是一種以桂圓肉、紅棗、山楂、蓮子等為原料提取而成的口服液，宗慶後為它設計了一句朗朗上口的廣告詞：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
懷漢新和宗慶後的事業都開始得異常順利。那是一個商品短缺而需求日漸旺盛的年代，只要產品質量過得去、包裝稍有特色、營銷手段稍具創新，便可以迅速得到市場的青睞。宗慶後日後回憶說，當時打全國市場，跑到一個城市，先是跟當地的報社、電視台見面，簽下廣告投放合同，然後就拿着這個合同去拜訪當地的糖酒食品公司，請他們吃貨、鋪貨、賣貨，再然後就是昏天黑地的廣告轟炸，不出一個月，一個城市就「打下來了」。如果糖酒公司對產品沒有興趣，我們就躲在一個小旅館裡，翻開當地的黃頁電話簿，給當地的商場、百貨店、區經銷公司一家一家地打電話，就問一個問題：你們這裡有娃哈哈營養液賣嗎？第三天，糖酒公司的人就開始滿世界找娃哈哈了。
這幾乎是當時所有成功公司的共同經驗，它將在後來的十多年裡非常有效。到1990年，娃哈哈的銷售額將近1億元，而太陽神則達到2.4億元，占有全國保健品市場份額的63%，創下令人稱奇的紀錄。
9月，10年前參加過全國科學大會的那個任正非此時正在深圳，他創辦了一家叫作華為的「民間科技公司」，而事實上，他對自己的未來依然一無所知。在這之前，他的生命可以用灰色來形容。
他出生在一個有七個兄妹的大家庭，父親是一個曾經在國民黨工廠里任過職的「異己分子」，所以生活一直壓抑而貧窮。任正非回憶說，「我經常看到媽媽一到月底就到處向人借三五塊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還沒有穿過襯衣，我家當時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高中三年，任正非的理想就是吃一個白面饅頭。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基建工程兵部隊，因為技術突出，受到重用，但是由於父親的歷史問題，他一直沒有受到嘉獎，也沒有辦法入黨。1982年，中國大裁軍，工程兵部隊成建製取消，任正非退伍到了南方，在一家電子公司當副經理，在一次生意中他不小心被騙，丟了飯碗。1987年，他已經43歲了，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心臟也不太好，但是仍然一事無成。秋天，為了糊口養家，他和五個朋友一起合股組建了華為公司，註冊資本為2.1萬元，業務為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模擬交換機。
跟那個年代的所有創業者一樣，任正非有着一個十分卑微的開始。十多年的荒蕪歲月，讓一代人不再風華正茂，他們被歲月嘲弄，被苦難打磨，在底層社會的滾打歷練和理想幻滅，讓他們對生活有着近乎殘酷的清醒，他們具備起了「狼」一樣的素質，如果命運給了一次翻身的機遇，他們會把所有一切都用上，豪情一搏。任正非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不修邊幅，無任何業餘習好，他是電話通訊方面的專家，在為香港公司做代理的同時，他開始悄悄研製自己的數字交換機。今後的四年仍將是艱難而平淡的，到1991年，華為公司還只有20來個職員，任正非常常為了貸款四處奔波。他後來說，「很多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下來。」直到1992年，他研製的大型數字程控交換機面世，命運才開始對他展開第一縷遲到的微笑。
在任正非辦公司後不久，11月26日，他所在的深圳市政府劃出一塊面積為8588平方米的土地，進行50年使用年限的有償出讓拍賣。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將土地作為商品來交易。媒體記載，有44家企業舉牌競投，拍賣從200萬元起叫，一共叫了20多輪，17分鐘後，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以525萬元中標。深圳的這個嘗試受到廣泛的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飛赴深圳，觀看了這個拍賣過程。一個月後，廣東省人大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出讓、轉讓。又過了四個月，北京通過《憲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兩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當時正在深圳歡快地倒賣批文和外匯指標的王石顯然注意到了這個發生在身邊的新聞。他意識到，自己公司的那種發展方式走到了一個瓶頸，必須要去尋找新的產業，而土地制度鬆動後的房地產業將可能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事業。也就是在這時，這位日後中國房地產業的標誌性人物開始涉足地產業。
在很多時候，「準確的預見」對於企業家來說是一種莫名的天賦。就好像王石在土地拍賣中窺見了房地產業的曙光，在北京，柳傳志在喧囂中看到了個人計算機的方向。
在中關村，一些早起的「鳥兒」們似乎活得都還不錯。那些有遠見的公司都把自己的未來押在了即將興起的計算機行業上，所不同的是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產品，因而擁有了不同的命運。當時中關村知名度最高的是萬潤南的四通公司，它在成立三周年的慶典上，隆重地向客人們展示了它的新產品——MS-2401打字機，萬潤南高聲說，「我們不能再錯失電腦時代。」而在他看來，電子打字機將是中國電腦市場的主流選擇，而「四通打字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創舉」。
而公司規模比四通萬潤南要小很多的聯想柳傳志則不這麼看。這時候的聯想每年銷售6000多套漢卡和代理銷售1000多台IBM微機，營業收入有7000多萬元，公司員工過百，它還在國內各地培育起1000多個經銷商，形成了一張不小的銷售網絡。而此時，國內漢卡公司日漸增多，各種版本和系統層出不窮，聯想開始陷入價格苦戰。便是在這時，柳傳志敏感地意識到，「未來中國的計算機市場一定是個人計算機的天下，公司早晚會走上這條路」。在這個判斷上，柳傳志和他的同伴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公司內部的科學家們都認為，已經有點基礎的聯想應該依託計算所的科研實力，投入大型計算機的研發，承擔起提高中國計算機研究水平的「歷史責任」。而柳傳志則堅持，「聯想未來的方向，不是我們定出來的，而是人家需要什麼。因而，市場需求的導向是聯想成長的前提。」日後的事實證明，現實的柳傳志是正確的，正是他的那個判斷讓聯想成為中關村最偉大的公司。
在這一年，柳傳志做出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離開IBM——與這個藍色巨人的分分合合，將是柳傳志職業生涯的一條主線。當時，最早進入微機市場的IBM正處巔峰時刻，它的股價在8月20日超過170美元，創下公司的歷史紀錄，世界上所有的電腦公司都打出「與IBM兼容」的口號，並以此為榮。也許是煩透了同行們的「搭車」，IBM決定獨吞整個市場，它強勢推出新的「P/S」系列微機，此款機器完全基於自己的操作系統和自製芯片，其他用戶的軟件系統均無法兼容，IBM試圖通過這種壟斷性的策略，獨霸微機市場。這個封閉戰略是IBM在20世紀80年代犯下的最嚴重的失誤，它直接導致眾多生產兼容機的公司乘虛而入，已經奄奄一息的英特爾公司當即宣布開放系統平台，SUN和微軟等後起之秀隨即崛起，PC工業的橫向壟斷遭到粉碎式的打擊，開始走到了縱向分工產業的時代。
▲聯想漢字微機系統
作為IBM在中國的最大代理商，柳傳志可能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錯誤的中國商人，IBM的策略讓所有漢字輸入系統——包括聯想漢卡無法在它的機器上運作。秋天，柳傳志南下深圳，帶回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機，他宣布中斷與IBM的合作，轉而代理銷售AST。一個巨人的錯誤，將催生出另外的一群巨人，IBM在1987年犯下的錯誤讓英特爾和微軟成就大業，在中國，聯想把AST推銷成最成功的微機產品，三年後，柳傳志順勢推出自己的聯想微機。
就在可口可樂跟健力寶在廣東六運會上正面「交火」的時候，另外一些跨國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儘管很多人都已經嗅出了中國市場的廣闊前景，但是，它們中的不少還將為自己的固執和不熟悉付出學費。
這一年，法國最大的食品公司達能來到了中國，日後它將以「產業購併者」的形象出現在中國的飲料食品領域。8月，達能與廣州市牛奶公司合資，投入569.5萬美元組建廣州達能酸乳酪有限公司，生產和銷售「達能」牌鮮乳製品。它是中國市場上第一個生產酸奶的企業，但是，一出手就慘遭失敗。達能酸奶屬活菌發酵，有較高的營養價值，但是它的成本較高，每瓶零售價要三元多，不是當時的普通消費者能夠接受的，更要命的是，活菌酸奶在銷售中需要保持冷藏。它的一位銷售經理跑到中國最繁華的商業街——上海南京路，從東頭跑到西頭，整條南京路上所有的食品商店只有一家有冰櫃，這位經理後來說，達能酸奶的慘澹命運從這個細節就已經註定了。
聯合利華和雀巢在這一年相繼來到中國，前者選擇了上海，後者則令人困惑地在黑龍江的偏遠小城雙城開出了工廠。當時的雙城沒有一條像樣的路，電話是手搖機，與外界通話很困難，在銀行開個賬戶需要等三個星期。雀巢從歐洲派來一支專家隊伍，建立起一套鼓勵奶農積極性的牛奶採集網絡和收購制度，而且還向當地農戶教授照顧奶牛的技術和采奶技術，它看上去是一個有耐心的公司。中國液體奶的市場要到15年後才進入成熟期，而那時，率先獲得成功的是內蒙古的兩家中國公司，伊利和蒙牛。
▲開在北京前門大街的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
跟達能和雀巢相比，也是這一年到來的摩托羅拉似乎要務實一點。摩托羅拉是全球無線電通訊的龍頭企業，它能夠拿到中國來生產和銷售的產品很多，但是它卻選中了不起眼的尋呼機。無線電尋呼機又叫作BP機，它專門用來接收由無線電尋呼系統發來的信息。上海在1983年開通了第一個模擬尋呼系統，幾年後，用尋呼機來充當聯絡通訊工具，成為中國青年和商人最時髦的裝備，漫步在當時的中國城市街頭，隨處可聽到一陣陣「噼、噼、噼」的響聲。摩托羅拉開在天津的第一個工廠就以尋呼機為主業，由此切入，它很快成為在中國市場上第一批賺錢，也是品牌知名度最高的跨國公司。尋呼機行業要到1996年才被日漸普及的手機淘汰，而到那時，摩托羅拉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無線通訊產品製造商之一。
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國的第一家餐廳在北京前門繁華地帶正式開業。它任命了一個在中國出生、在美國求學，又在肯德基工作多年的職員出任中國公司總經理，從一開始就實施了全面融入中國飲食文化的聰明策略。它進入的時間比另一家美國快餐巨頭麥當勞早三年。而這三年的先入優勢，麥當勞後來花了近20年也沒有追上。
1987年，彼得·德魯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102一書。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中，他第一次將創新（innovation）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視為企業成長的基因，並系統性地闡述了如何將創新導入企業經營運作的可行性方案。同時，德魯克極具遠見地指出，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企業家經濟」的時代。他充滿激情地寫道：企業和企業家正成為美國經濟成長的動力之源，「企業家經濟」的出現，是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不遠的未來，日本、歐洲，包括所有正在進行經濟革新的現代國家都將無一例外地隨蹤而至。
在中國，這年第一次出現了「企業家」這個名詞——它第一次出現在《辭海》上的時間是1989年，之前，他們都被稱為廠長或經理。
在年初，美國《幸福》雜誌評選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業家，中信公司的榮毅仁榜上有名，跟他並列的有日本住友銀行的小松康、美國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和韓國大宇汽車的金宇中等，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公司經營者首次進入國際性的企業家排行榜。雜誌甚至還評論說，「70歲的榮毅仁是復活的資本家，他正領導着鄧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資工作。」
4月，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宋健在四川考察時專程去了新津劉家四兄弟的鵪鶉場，他們那時候已經聲名遠播，所生產的鵪鶉松花蛋銷路頗好。宋健去的時候，四兄弟籌資20萬元剛剛創辦了「希望」科技研究所，宋健臨別題詞，把他們的研究所名稱巧妙地嵌了進去：「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就在8月份的那次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上，國家經委宣布將評選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評選方式是由各地政府推薦，在下一年初正式宣布。在這一年的企業故事中，我們日漸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商業氣質，無論是失敗的馬勝利還是與可口可樂正面交手的李經緯，亦或與IBM分手的柳傳志等，他們開始真正地、運用商業的手段和規律來經營一家企業。經過將近十年的曲折發展，中國的消費市場逐漸放大，從民間崛起的力量開始展現他們的能力，這也為現代企業的出現創造了最好的土壤。
▲1987年前後的榮毅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