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1章
吳曉波
在140年前的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布了《共產黨宣言》，在70年前的1917年，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引發了蘇聯革命，而在1987年，社會主義陣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戈爾巴喬夫正在蘇聯領導一場前途未卜的變革，他在這一年發表了《改革與新思維》，這本書在第一時間被翻譯引進到了中國，他警告說，「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局勢包藏着發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也是在這一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出版了《大國的興衰》，他在對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史進行考察後預言，「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程的速度各有不同，這將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104肯尼迪沒有預見到兩年後柏林牆的倒塌，也沒有預言三年後蘇聯的解體，不過他所提出的命題卻讓全世界的政治家們悚然自醒。
正是在這種充滿着動盪、求變的氛圍中，中國的觀察家顯得非常的焦急，在《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一文中，三位青年記者急切地呼喊，「中華睡醒的巨龍該驚起了」、「加快改革！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同時觀察到，中國社會正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軌，人均GDP進入到400～1000美元的區間，而這正是一個社會不穩定期，當時32歲的復旦大學副教授王滬寧稱之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態」。在這期間，民眾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費欲望膨脹，而社會體制則相對落後，國家的宏觀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變的產業形勢。
當時的現狀確實正是，全民性的心態失衡已經暴露無遺。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普遍不滿，每個人都在打聽賺錢的門道和機會，在沿海一帶，搞「第二職業」成為一個新的時尚，廣東人稱之為「炒更大軍」，據當地的一份調查稱，國家職工從事「炒更」的已達27%。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在中國採訪時發現，無論是公務員還是國營企業的職員，大家都熱衷於用公家的設備賺取外快，沒有人對本職工作感興趣，報道說：「眼下在中國受益的有兩種人，勤奮聰明善於鑽營的人，和貪污枉法的奸詐小人。」
抱怨和牢騷到處都是，一些順口溜在民間廣為流傳，其主要的情緒是對那些靠搞流通率先富裕起來的人們的不屑和不滿，如「手術刀不如剃頭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賺了錢」、「工人樂，農民笑，知識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轎」。
很顯然，在一個轉型時代，所有的價值觀都亟待重建。人們似乎仍然對那些率先富起來的人們抱有樸素的幻想。媒體也很想找到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些富起來的人是有「良心」的。當年的《廣州日報》便報道了一則這樣的新聞：當地有一位製鞋的個體戶叫何炳，據說他的總資產已經超過了20萬元，但卻十分的節儉，家裡連一台冰箱也捨不得買。有一家國營鞋廠虧損多年，請他去解救，他帶了六個人去幹了一個多月，為鞋廠設計了五六種新樣式，使鞋廠走出了困境，何炳卻一分錢也不肯收，連帶去的六個人的工資也是他支付的。何炳的「事跡」上了報紙，被人津津樂道。這個例子似乎想告訴人們，這些富起來的人是不會走得太遠的，他是會回過身來幫助落後的人和陷入困境的國營企業的。
《人民日報》的三位記者提醒說，「改革是一項特別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設計得天衣無縫的情況下進行，改革過程中不同利益群體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聲音在當時聽來非常的刺耳，絕大多數的人們仍然沉浸在對改革的膜拜中，他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場經濟變革對中國社會可能造成的制度衝擊、觀念顛覆和階層分野。
【企業史人物】「承包典範」馬勝利
石家莊造紙廠門口那塊「廠長馬勝利」的銅字招牌是在1994年被勒令拆除的，又一年，58歲的馬勝利提前退休，造紙廠因資不抵債，向石家莊中級法院申請破產。
馬勝利一直認為，他的退休是一場「陰謀」的產物。自從1989年《人民日報》刊登了評論《從馬勝利失利想到的》之後，他就跟一些媒體和政府關係緊張，他終日為自己辯護，占用大量精力時間。此外，先後加入造紙企業集團的有36家企業，其中2/3為虧損企業，此起彼伏的衝突、糾紛也讓他精疲力竭。隨着「造紙托拉斯」夢想的土崩瓦解，馬勝利走到了盡頭，1995年10月，石家莊第一輕工業局領導找他談話，稱「你如果辭職，我們接受，如果不辭職，那就免職」，談話共五分鐘。
馬勝利退休後孤獨之極，躲在家中三個月沒有下樓，因為覺得沒臉見人，他認為上級部門將他這位功勳級的廠長如此輕易地打發，實在不可思議。他每月領130元退休養老金，跟老妻和兩個女兒擠在兩間破舊狹小的平房裡。幾個月後，他在石家莊市火車站北邊的清真街上，租賃房子開出「馬勝利包子鋪」，幫手是他的妹子、女兒和老伴。當時的馬勝利聞名全國，不少人借買包子的機會去看望他，一元錢賣兩個的包子，一些好心人經常放下100元，什麼也不拿就走了，據他日後說，「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賣3000多元！但我確實放不下造紙。」
就在辦包子鋪的同時，他的一位舊部下召集了幾十名下崗職工搭起了一個造紙廠，讓馬勝利承包，廠子的名字就叫「馬勝利紙業有限公司」，馬勝利給新公司的產品起了兩個很古怪的品牌，衛生紙的品牌是「援旺」，餐巾紙的品牌是「六月雪」，前者與「冤枉」諧音，後者則有「竇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滿腔悲憤，溢於言表。工商局不讓註冊，馬勝利卻照用不誤，他笑說，「這種名字，除了我，沒有人會仿冒的。」
這家新公司一直萎靡不振，幾年徘徊後便漸漸消失了。此後他還去滿城、徐水、石家莊等地先後承包了四家工廠，但都起色不大，相繼不了了之。馬勝利當年名重一時，可以說是「天下無人不識君」，他的一舉一動都招惹媒體關注，外人及他自己的期望都很高，在這種情形下，要從頭開始東山再起，卻比尋常人都還要艱難。
馬勝利的時代一轉眼就過去了，而他本人卻還在幻想的軌道上繼續前行。2003年冬天，杭州青春寶集團的馮根生突發奇想，把1987年當選「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的倖存者全部邀請到杭州西湖相聚，馬勝利也應邀前往。當聚會的大屏幕上出現馬勝利當年奔波全國的照片時，現場的他不禁老淚縱橫。「這是我第一次流淚！」他傷感地對旁邊的年輕記者說。
在這次會後，同為首屆優秀企業家的青島雙星集團總裁汪海邀請馬勝利加盟雙星，他竟一口答應，於是在隨後幾個月里又爆出「馬勝利重出江湖」的新聞，此時的他已經65歲，雄心雖在奈何天，新聞在餘波蕩漾中又沒有了下落。
馬勝利提前退休後，曾閉門寫出自傳《風雨馬勝利》，他評價自己說：「我生來愛出個頭，干點事，所以一生就好像是走鋼絲一樣，遇到的困難和風波很多，酸甜苦辣，大起大落，困難總是一個接着一個。」105
馬勝利是回族人，外貌平易隨和，內心寧折不屈。如果他當年不在廠門口貼那張「大字報」，也許一直就是一個悠閒的銷售科長，如果他沒有動念頭去承包100家造紙廠，也許他會在光榮中安然地退休。
在中國企業史上，馬勝利被稱為「企業承包第一人」，他曾在1986年和1988年兩次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中國只有他一人兩次獲此榮譽。
1988 資本的甦醒
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
——北方民諺，1988年
1988年12月6日，24歲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務司副科長王文京和他的夥伴蘇啟強一起來到位於中關村的北京海淀區工商局，他們今天是來領公司執照的。那時的中關村，創業氛圍已經非常好，不久前，它剛剛被確定為中國高科技發展的試驗區，每天都有熱血青年趕來開辦自己的企業。
在企業登記處，辦事員熱情地問他：「你想註冊成國有性質的還是集體性質的？」王文京說：「我想辦自己的企業。」辦事員說：「那你走錯門了。」在當時要註冊高新技術企業，除了國有和集體，沒有別的選擇，有不少人為了圖便利，便順便掛靠一些國營或集體企業，日後引發的很多產權糾紛便因此而生。
被拒絕的王文京不甘心，他轉身走進了旁邊的個體科。兩個小時後，他領到了一本個體工商戶的執照。
好不容易丟掉令人羨慕的公務員「鐵飯碗」，卻只能當一個個體工商戶，這對於王文京來說，好像有點屈辱。不過，在他看來，讓自己的企業有一個清晰的產權似乎更重要。
王文京當時不太清楚的是，就當他在海淀區領個體執照的同時，北京市的第一批私營企業已經開始註冊，不過，政府選擇了東城區作為試點。第一批八家私營企業從全市12萬個個體戶中挑選出來，其中，「冰糖葫蘆大王」魏希望雇有26名員工，雇員中包括一位教授和兩位工程師；50歲的鄭寶鈴，註冊資金78萬元，是北京市首家私營涉外飯店的女老闆；最年輕的私營企業老闆，是一位20歲的姑娘，她招收的工人都是殘疾人，從事裝潢設計。王文京創辦的用友軟件公司在1990年登記成了私營企業。2001年，已經是國內最大財務軟件企業的用友被核准上市，因間接持有總股本55.2%，王文京名下的資產一度高達50億元。他沒有像很多同一代的企業家那樣受到產權歸屬的困擾，其原因便在於12年前的那次企業登記，他去領了一本「身份低賤」的執照。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這樣的一個年份：在此之前，中國民間公司的出現和發展是無意識的，它們更多的是為了讓自己免於飢餓，而在此之後，對資產的追求成為了新的主題。那些先覺者開始把目光放得更遠，他們思考企業的歸屬與命運。日後的事實將證明，這些先覺者最終因為超前的遠見得到了回報，而那些迴避或沒有思及這一問題的創業者們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產權意識的甦醒，意味着從計劃體制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中國企業家開始了資本人格上的獨立，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儘管在事實上，它只體現在若干個先覺的企業家身上，不過，其本質上的意義卻是十分的鮮明。
如果說，王文京的資本意識的覺醒是天生的話，那麼，另外一些已經走在創業路上的企業家們則開始認識到產權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一切都不可能重頭再起，但他們開始考慮採取一些隱晦或曲折的方式，為日後的產權清晰留下騰挪的空間。他們可能是那個年代最天才的企業家，當然，這是一個很冒險的行動。
1988年1月的一個下午，正在九龍街頭匆匆行走的香港商人呂譚平接到北京聯想總經理柳傳志打來的一個電話：「呂先生，你考慮一下，咱們兩家可以合作辦一個公司，將餅做大。」呂譚平是一個電腦代理商，他的香港導遠電腦有限公司在業界名不見經傳，三年前，他跟聯想開始做一些代理生意。
柳傳志決定去香港辦一家貿易公司，是聯想業務發展的必要一步。他選中替代IBM微機的AST微機便是由一家香港電腦公司生產的，新創辦的香港聯想公司將代理北京聯想的所有進口業務，在某種意義上，它既是一個代理中間商，又是一個重要的利益變壓器。柳傳志選中了兩家合作者，一家是中國技術轉讓有限公司，選中它的公開原因是「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貸款，在借錢方面有根兒」，而當時不為人知的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另一家就是呂譚平的香港導遠公司。根據協定，北京聯想、中技轉和導遠各出資30萬元港幣，均分股份，總經理由呂譚平出任，公司所需要的流動資金由中技轉解決。一年後，香港聯想代理的微機營業額達到2億元，利潤將近2000萬元，投資者的當年回報率超過20倍。
▲6月23日，香港聯想成立儀式上的柳傳志
呂譚平的好運還沒有到頭。1993年，柳谷書退休離任，中技轉公司隨即退出香港聯想，香港聯想宣布增資擴股，大股東之一的呂譚平宣稱自己沒有錢，於是，柳傳志又借552.58萬美元給他，使其股權從33.3%增加到43.3%。1995年，柳傳志與倪光南關係極端惡化，呂譚平便成為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一個因素。1996年，柳傳志將呂從香港聯想勸退，後者以當時市值將所有股份兌換成現金，因而成為第一個因聯想而成為億萬富翁的自然人。
在中國企業史上，呂譚平式人物的出現，既不是意外，更非偶然。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任何經營者都會不由自主地考慮自己與企業的關係。1988年的柳傳志顯然已經開始直面這個問題。聯想是中科院計算所的全資國有企業，柳傳志尚沒有變動資本性質的膽量和方式，不過在新辦子公司的時候，他想到了引進私人合資者的辦法。在後來的十多年裡，這一直是很多國有企業在悄悄嘗試的辦法：通過引進私人投資者的方式，組建一個產權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個新的資本操作平台，來推動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資本改造。在這個過程中，任何公開的或灰色的資本組合都可能出現，而呂譚平式人物便成了這個遊戲中非常微妙而關鍵的自然人。對聯想而言，它的資本蝶變才剛剛開始，一些新的故事將在日後以更戲劇性的方式展開。106
另一個資本覺醒者，我們將說到魯冠球。在杭州郊區的一片稻田邊上，這個日後中國最大家族企業的當家人坐在工廠的三樓辦公室里，開始琢磨自己、政府與工廠的關係。
這時候的魯冠球非昔日可比，他已是一個聞名全國的企業家。1985年，美國的《商業周刊》就以《中國新時代的英雄》為題報道了魯冠球和他的萬向節廠，這是魯冠球第一次出現在海外新聞媒體上。1986年的那篇《鄉土奇葩》更是讓他成為中國鄉鎮企業的一個榜樣人物。在這一年由當時發行量高達600萬冊的《半月談》評選出來的「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中，他高票入選，對他的介紹是：魯冠球，杭州萬向節廠廠長，他把一個鄉鎮小廠辦成了能與發達國家相匹敵的企業，生產的萬向節打入了美國市場。他被譽為「從田野走向世界」的企業家。1987年，他當選中共十三大代表，在會議期間，作為唯一的企業界代表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接受採訪。
跟其他改革典型不同的是，面對鮮花、榮譽，這個修車匠出身的中年人從來沒有頭腦發熱過。他拒絕把工廠的總部搬進杭州城，也沒對汽車配件以外的行業發生太大的興趣。在工作之餘，他把很多時間花在讀書和學習上，在大學教授的輔導下，他提出了「企業利益共同體」的新概念，在一篇發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中，他直言：「國營企業的整體素質比鄉鎮企業高，技術力量比鄉鎮企業強，為什麼有些國營企業經濟效益反而低於鄉鎮企業？我認為，主要是因為相當一部分國營企業在推行承包責任制的實踐中，並沒有真正解決兩權分離的問題，在分配形式上沒有徹底打破『大鍋飯』，還沒有確立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而鄉鎮企業在這些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在這年10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上，魯冠球發言：「承包應該是全權承包，應該將自主權充分地交給企業，如果沒有人事權、投資權，企業就無法到市場上去競爭，無法打入國際市場。」
魯冠球已經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職工及經營者對資產的終極要求。他所經營的萬向節廠在資產關係上屬於他所在的寧圍鄉政府，儘管他以強勢的作風擁有絕對的領導權，但是，誰也不能保證在某一天，鄉政府以一紙公文就讓他捲鋪蓋走人——這樣的故事將在後來的十多年裡一再地上演。於是，從「企業利益共同體」這個概念出發，魯冠球進而提出了「花錢買不管」。他將萬向節廠的淨資產評估為1500萬元，然後與鎮政府談判，提出將其中的750萬元歸鄉政府，其餘歸「廠集體」所有，鄉政府的利益以基數定額、逐年遞增的上繳利潤來體現。
魯冠球幸運的是，他在自己聲譽的頂峰期完成了這次界定——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五年後，柳傳志在聯想跌入最低谷的時候完成了同樣性質的一次界定。尤其高明的是，這個產權設計外部邊界清晰，內部邊界模糊，魯冠球沒有為自己爭取個人股份，他聰明地繞開了最敏感的地帶，卻為日後的漸變留下無限的可能性。通過這次產權界定，魯冠球獲得了對企業的絕對控制權，卻又沒有喪失「集體企業」的性質，如他日後所說的：萬向的產權架構有自己的特點，越往上越模糊。我們的產權是企業所有，是企業的員工「全員」所有，這樣我們就能享受一些優惠政策。什麼都明晰了，水至清則無魚；每個人都有隱私，企業也有自己的「隱私」。
在1988年前後的中國企業界，王文京、柳傳志和魯冠球只是極少數的資本先覺者，絕大多數的廠長經理們仍然在承包制的大圈圈裡繞來繞去。在上一年初，國家經委與北京、天津的16位國營企業廠長搞過一個「直接對話」，《經濟參考報》在頭版頭條對此進行了報道，經委副主任袁寶華在對話中明確指出，廠長們要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兩權分離上下功夫，但不要在改變所有制上做文章。具體來說，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國營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但不能損傷國家利益，小型國營企業可以試行租賃、承包經營試點，但這一部分企業必須是微利的、虧損的和瀕臨破產的，一定要有所控制。袁的講話代表了當時決策層的主流思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推行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一直是企業改革的主題。
4月2日，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評選揭曉，20位企業家榮獲由國家經委授予的這個榮譽稱號，他們清一色是當時各省因為承包制而出名的廠長經理。這是他們第一次被稱為「企業家」107。據入選的青島第九橡膠廠廠長汪海回憶，當時能不能用這個稱呼，社會上還進行過一次激烈的爭論。4月21日，在中共中央的議事中心——北京中南海的懷仁堂，舉行了對這些企業家的頒獎儀式，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一起興致勃勃地參加。據《人民日報》的報道，在集體照相的時候，中央主要領導人問身邊的馬勝利，「馬承包，你包了多少？」答：「36個。」問：「包字是不是那麼靈？」答：「包和不包大不一樣，包了就是有效果。」問：「你不是還有36計嗎？」笑答：「是。」中央領導最後詼諧地連聲說，「包為上策，包為上策。」
就在中央領導連聲說「包為上策」的時候，他不知道眼前的馬勝利其實是在強顏歡笑。一個月後，從浙江就傳出馬勝利承包浦江造紙廠「失利」的新聞，承包百家造紙廠的計劃很快便陷入了泥潭。在農村一包就靈的承包制，一旦運用到企業上，其先天的缺陷從一開始就呈現了出來。首先，廠長們對企業的承包責任狀，全部是包盈不包虧的，最多也就拿出家裡的幾萬元錢來象徵性地做抵押——1983年，魯冠球承包萬向節廠的時候，就是用自留地里價值兩萬元的苗木來做抵押的。承包制使得經營者以盲目地、極限性地擴大生產為己任，那兩年出現大量產品積壓和通貨膨脹現象，與此頗有關係。其次，是經營者與工人出現緊張關係，承包製造成一大批廠長一夜致富，而普通工人從中獲得的利益卻很少，他們更多地被要求「奉獻」和加班加點，日本式的嚴格的工廠管理正被廣泛地採用，張興讓式的滿負荷工作法被當作經驗在全國推廣，工人開始質疑改革的目的性，報紙上開始討論，承包者與工人的關係到底跟「掌柜」與「夥計」有什麼區別。最後，承包制無法解決經營者與政府的矛盾關係，作為企業的主管和產權所有者，政府對之的直接指揮仍然非常嚴重，經營者的權利隨時可能被輕易地剝奪。《南華早報》在8月份的一篇報道中，列舉了承包制未能收到預期效果的四大原因：國家與企業的承包合同導致後者不顧後果地使用固定資產；在承包制的藉口下，國家乾脆放手不管那些本來應由國家補貼的機構，如醫院、學校、研究所等都一下子湧進了承包的潮流；關係人經濟代替了公開招標制，很多承包合同缺乏公正性；承包制無法解決國家既是資產擁有者又是宏觀管理者的雙重矛盾，這構成了利益衝突和不公平競爭的巨大可能性。在1988年，這些問題並未普遍地爆發出來，不過在一些先發的地區，如華東和華南地區，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到年底，第一個著名的犧牲者終於在廣東出現了。
這個犧牲者名叫鄧韶深（又名鄧紹深）。1983年，鄧承包廣州市二輕機修廠，當時那是一個只有100人的虧損小廠，他從日本松下引進了國內第一條冰箱生產線，開始生產萬寶牌冰箱。由於起步最早，鄧韶深的工廠迅速崛起，萬寶冰箱一度達到全國冰箱40%的市場占有率，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製造企業。到1988年，萬寶冰箱產能規模超過100萬台，年總產值10多億元，名列中國電子電器100強之首，全國所有企業綜合實力排名的第41位。而此時，張瑞敏的青島海爾才達到20萬台的規模。
萬寶在產權上屬於廣州市二輕系統，是一家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在參照行政體系的級別序列中，鄧韶深是一個小小的「副處級幹部」。在快速成長後，鄧韶深希望在資本上對企業進行改造。於是，在他的四處奔波下，1988年年初，國家體改委將之列為全國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試點集團之一，中央有關部門開始直接參與萬寶的發展戰略與產權改革事宜。矛盾就在這種變革中悄然萌芽。
在萬寶冰箱形勢大好的情況下，廣州市二輕系統先就把一大堆「爛蘋果」一股腦兒地往鄧韶深身上推。萬寶組建集團，先後吃下24家虧損的中小工廠，這些久轉不動的企業日日消耗萬寶的利潤和鄧韶深的精力。
與此同時，企業內部的爭鬥日漸激烈，上級指派下來的黨委書記與鄧韶深不和，兩人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各持己見，前者無條件聽令主管部門的指揮，而鄧則有自己的一盤棋。他後來也承認，「當時萬寶的很多規劃及具體的經營決策，直接來自中央辦公廳和國家體改委，這給地方政府的感覺就是鄧韶深已經尾大不掉」。
尾大於體，總歸有掉的一天。
從表面上看，萬寶的悲劇是因產銷失衡而造成的。從6月開始，全國通貨膨脹加速，廣東跟國內所有地方一樣出現搶購潮，在萬寶廠門口等冰箱的車隊從生產車間一直排到了廠門外很遠的馬路上。上級部門找到鄧韶深，命令他儘快拿出三萬台冰箱投放廣州市場，以平抑日日見漲的家電物價。鄧韶深一方面下令車間三班輪產，日夜加班製造，同時又從其他地方緊急調撥冰箱，以解廣州之急。沒有料到，到1989年初，因為物價闖關失敗，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家電商品頓時陷入滯銷。鄧韶深向上級緊急報告，稱倉庫已經爆棚，流動資金嚴重積壓，萬寶需要停產整頓、檢修設備和消化庫存。而上面則嚴斥他「影響領導決策」，要求萬寶繼續生產，「以備萬一」。就這樣，數億元資金積壓，現金鍊迅速斷裂。
當上面也發現情況有點不妙的時候，他們又認定這是鄧韶深銷售不力所造成的。在黨委書記的決策下，企業改變原來的銷售方式，由之前的銷售公司統一經營，改為集團內部的冰箱製造廠「分級銷售」，於是，銷售體系和批零價格大亂。各地的經銷商乘機大量吃貨卻不付款，萬寶在短短時間內出現將近8億元的呆壞賬。1989年秋天，心灰意冷的鄧韶深不辭而別，遠赴加拿大閉門不回。就這樣，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第一個家電巨子——萬寶電器一蹶不振。
萬寶的隕落，看上去是經營不善所致，而其內在的矛盾糾葛無一不與體制有關。承包制所能激發的創造力在企業崛起之後就迅速地消退了，當鄧韶深想在產權清晰化的道路上繼續有所動作的時候，他選擇了一個非常冒險的方式——跳過現有的產權所有人，以改革試點為名，謀求更高行政部門的支持，他剛剛邁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擊。在這一部中國企業史上，鄧式命運並非孤例。
鄧韶深不辭而別，在當年被定性為「出逃」。廣州市一位市長曾提出要通知國際刑警組織通緝鄧韶深，但因為要花費20萬美元，最後不了了之。新華社記者顧萬明曾經撰寫長文對此案進行報道，從他披露的材料看，對鄧韶深的指控都是一些猜測性的，如，萬寶先後引進三條冰箱生產線，耗資6000萬元，公司員工對此懷疑說，「按國外慣例買方至少有5%～10%的佣金，鄧韶深為何不拿回來交公司呢？」此外，還傳言鄧與新加坡的一位袁老闆關係不同尋常、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等等。
▲萬寶冰箱車間，攝於1985年。當年產量突破二十萬台，為全國第一
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位聲譽掃地的「出逃貪污犯」在五年後，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國內，他改名為鄧米高，在廣東一帶再次創業。他先是在從化縣開辦一家空調廠，三年後，因一筆3000萬元的貨款被騙，鄧米高傾家蕩產。工廠清盤後，已經年屆60歲的他受聘到惠州的樂華空調公司出任總經理，又兩年，因與董事會「磨合不了」，再轉到威力電器公司，負責空調項目的產銷。2002年，鄧米高在威力公司任上接受記者採訪，談及萬寶當年事，已是滿額皺紋的鄧稱，「那時說我出逃捲走幾千萬資金，後來審計結果出來了，我是清白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那家曾睨視天下的萬寶電器已淪落成不值一提的二流工廠。
鄧韶深「出逃」，在華南企業界引起過一陣不小的騷動，很多人都認定他是東窗事敗，捲款潛逃，幾乎沒有人從體制的角度思考這起事件。十年後，跟他同一代的企業家，如健力寶的李經緯和科龍的潘寧，都無一例外地落入了同樣的命運陷阱。
在當時的南方，跟身敗名裂、倒霉透頂的鄧韶深相比，深圳的王石要幸運得多。
王石的萬科在1984年組建後，就與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摩擦不斷。在1985年，母公司想要從萬科賬上調走800萬美元，王石抵死不從，自此在萬科的控制權上，雙方就一直明爭暗鬥。1986年前後，深圳政府要在國營公司系統推行股份制試點，當時國營企業的日子還比較好過，很多人認為搞股份制設置董事會，又增加一個婆婆，所以沒有企業響應。只有王石自告奮勇，他意識到，「萬科正處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個讓萬科能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而深特發對此則斷然拒絕，時任董事長對王石說：「你就是孫悟空也跳不出我如來佛的手心。」王石對人感慨地說：「萬科不是孫悟空，卻感到一隻無形的手掌攤在下面，隨時可能收攏。」
角力從此開始。王石通過朋友介紹，結識了深圳政府領導的秘書們，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不定期約見王石，用王石的話說，「這種安排完全避開上級主管公司、政府有關部門，屬於市委書記的秘密渠道，有點地下工作的味道。」到1988年，萬科的股份制試點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當深特發得悉市政府準備下文同意萬科股改方案時，派了一個請願小組到市府辦公廳，強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權干涉企業內部的正常管理」。辦公廳只好暫停同意萬科股改文件。
倔強的王石只好鋌而走險，直接向李灝告狀。他記錄當時景象：市委書記的辦公室很小，李灝坐在辦公桌後面，手握一支毛筆，邊聽匯報邊練習書法。聽王石倒完苦水，他把筆一擱，一字一頓地說：「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們年輕人不要急躁，要沉住氣，困難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在李灝的暗中支持下，萬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擱置一個月後終獲通過。12月，萬科發行股票2800萬股，每股一元，當時萬科的淨資產僅為1324萬元。王石親自帶隊上街推銷股票，他在深圳的鬧市區擺攤設點，走街串巷，對居民區進行地毯式搜索，有幾次甚至跑到菜市場裡和大白菜擺在一起叫賣。他還請工商局幫忙，由個體協會出面邀請個體戶開會，王石在會上反覆宣傳股票發行的意義和股票的投資價值，台下的人聽得不耐煩了，便站起來大聲說，「不用講這麼多了，該攤多少我們就捐多少吧。」108
一年多後深圳股市開張，萬科以0002號正式上市。商業作家王安在《股爺，您上座》一書中感慨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要麼死去，要麼免費。」109
事實是，倒霉的萬寶「死去」，幸運的萬科「免費」。
王石與深特發的抗爭還將繼續12年，一直到2000年8月10日，在王石的妙手運作下，深特發同意將所持萬科股份轉讓給中國華潤總公司，這場「母子斗」才算告一段落。在第二天上午8點，王石在網上發帖寫道：「在第十六個年頭，萬科總算徹底脫離深特發。本來一肚子的牢騷，在脫離的昨天卻瞬時消失全無。回想風風雨雨，面對深特發大廈，默念着：再見了，老東家。」
從1984年起，到1988年前後，全國各地像萬科這樣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企業並不在少數，《經濟參考報》的報道稱「全國已經有6000家企業實行了股份制」，它們的初衷與日後的資本市場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主要是為了解決企業資金短缺的難題。關於哪只股票是「新中國第一股」，一直存在爭議，其中參與競爭的有：1980年12月成都工業展銷信託公司發行的股票；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的股金證；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定期三年股票；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公司發行的股票。因為鄧小平將一張飛樂股票贈送給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約翰·范爾森，所以，它的認可度最高。飛樂股票實行的是「保本保息，自願認購，自由退股」的原則，股票分為集體股和個人股，股息率分別相當於企業一年定期存款和一年期儲蓄存款的利率，與真正意義上的股票還有一定的差距。當時，大型國營企業從銀行貸款能夠獲得優先，集體企業要困難一點，鄉鎮企業則沒有可能，於是，首先獲准發行債券的都是一些經營困難的、沒有辦法從銀行貸款的國營企業，以及與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發展情況較好的集體及鄉鎮企業。這些債券的發行金額都不大，上海有1548家中小企業發行了債券，總金額只有2.4億元，向社會公開發行的只有飛樂和延中兩家，金額也只有500萬元。這兩家企業在上海均為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公司，前者是一家股本只有50萬元的製造低檔音響的小工廠，後者則更加微不足道。在那幾年，上海的就業壓力很大，很多街道便組織返城待業青年、家庭婦女以及殘疾人創辦了服務社區的小食品店、電器維修店及理髮店等等，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便是靜安區政府為了管理這些「里弄生產組」而組成的一個管理機構，它的註冊股本也只有50萬元。誰也沒有想到，正因為早走了幾年，它們後來竟名聲大噪，宛若上海公司的標杆。
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債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兒，敢於下水一試的人沒有幾個。1986年，上海工商銀行開設了全國第一個股票櫃檯，當日賣出延中和飛樂股票1700股，後來每天交易維持在30股左右，近乎於「死市」；1988年，深發展和萬科先後在深圳上市交易，也是日日無人問津，像兩條懶洋洋的熱帶魚。美國《舊金山觀察家》記者法蘭辛·布雷維提說，「吹噓得很厲害的上海股票市場實際上是一個不確切的錯誤名詞。大約有140家本地企業已發行了股票，然而只有兩家企業被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市出售。」
很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規範化的資本市場，那些發行了股票和債券的企業無非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筆錢而已。
1988年8月，36歲的華爾街馬基羅斯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高西慶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王波明相約從紐約回到北京。沒有人請他們回來，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是唯一的動力，他們回國的目標是：籌建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兩人約定，回國後干五年，如果幹不成事，一個去修自行車，一個去賣包子。
他們很快在國內找到了同道。在那個夏天，這群30多歲、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女處長李青原的家裡熱烈地討論。李家在北京城西的靈鏡胡同，院子裡有一棵柿子樹，大家常常在樹下爭吵建立證券交易所的細節。柿子樹的葉子很茂盛，到了盛夏就會開出一朵朵的小花，接着結出星星般的青果子。高西慶開玩笑說，以後交易所起來了，這棵樹就和美國那棵樹一樣有名了。美國的那棵樹在曼哈頓，1792年，紐約24個股票經紀人聚在一棵梧桐樹下決定成立一個新的股票市場，至今紐交所樓前還立着一塊銅牌：「這個買賣證券的中心市場，1792年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樹下的商人所建。」
高西慶們寫出了一份《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這是第一份系統闡述中國股票市場的建設性文本。11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一起在中南海聽取了這群青年人的匯報。張透露說，今年的中國改革到了一個關口，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搶購風，農業、工業和商業，都面臨一系列的困難。中央決定，花三年時間搞治理整頓，怎麼改，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的改革，兩個是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是企業制度，到底該怎麼看股份制，以及該不該推廣股份制，還有一個就是建立資本市場這件事。
在這次匯報會上，中央領導首先關心的還不是如何建資本市場，而是該不該建。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呂東提出的問題便是，「公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與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股票上市有何區別？」另一些領導則關心，「公有制企業上市後，它的所有制性質會不會改變？」在當時，「姓『資』還是姓『社』」是所有經濟改革要回答的第一個是非題。為了回答，或者說「繞開」這個問題，高西慶們想出一個「集體股份制」的新名詞。110
這次匯報會，是中國籌建證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期間中央決策層與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搞證券交易所，「一是條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就在北京的高西慶和王波明為資本市場的籌建忙得不可開交的同時，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則已經捲起袖子幹了起來。
年中，上海先後組建了三家證券公司，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來轉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申銀、交通銀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萬國。前兩者受體制內管束較多，而股份制的萬國則天然地顯出它的優勢，其總經理名叫管金生，他後來有「證券教父」的名號。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個小山村的貧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獲商業管理和法學兩個碩士學位。畢業歸國後，在很長時間裡他無所事事，被派到上海黨校的一個「振興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萬國證券創辦之際，41歲的管金生總算被挖掘了出來，出任這家擁有3500萬元股本金的證券公司總經理。
萬國創辦，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國庫券。中國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債，按國際慣例稱為國庫券，在相當一段時期里，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國務院為此專門組建了國庫券推銷委員會，由財政部牽頭，國務院秘書長出任主任，人民銀行、國家計委、中宣部、軍委總後勤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一起參與，陣容空前強大。即便這樣，推銷國庫券還是每年的頭痛事——對那時的基層官員來說，天下有兩大「難事」，一是搞計劃生育，二是推銷國庫券。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制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做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只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採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打開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麼，上海城裡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里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里。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
在此前，國庫券的黑市交易早就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但是，在政策管制上卻還是違法的。半年前的1987年10月，上海還出過一個新聞，公安人員在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靜安營業部門口當場抓住了一家棉紡廠的青年工人趙德榮，當時他正以100:71的價格倒賣國庫券，公安人員繳獲人民幣1800元和國庫券2000元，還從他家裡查出國庫券2.6萬元。不過如何處罰趙德榮卻成了問題，公安部門認定倒賣國庫券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而管投機倒把的工商局說，這種黑市交易都是在銀行的交易櫃檯門口進行的，銀行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好管，銀行則說，我們只管門內，門外的事情我們管不了。趙德榮最後被沒收「贓款」，教育了一番就釋放出來了。
跟「觸霉頭」的小趙相比，半年後的楊懷定就要幸運得多了。他在看到報上的新聞後，第二天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只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
在隨後的一個月里，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占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
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着一份文件，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如果誰知道這個消息，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成了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拿了一台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111
暗潮湧動的資本故事，暫且告一段落。這是一個新的利益遊戲的開始，前景並未完全清晰，規則還在混沌之中。在很多年後，當人們回憶起1988年的時候，會更多地談論當年驚駭一時的「物價闖關」和席捲全國的「搶購風」。
1988年的宏觀經濟再趨緊繃，三年多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周期的敏感地帶。隨着輕工產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制在此時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面效應。早在上一年的4月，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了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分為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在9月份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它論定「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
這一年的頭五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國家機關系統開辦的各類公司達2萬家，其中很多是專門從事物資倒賣的「皮包公司」。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7月份，國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賣生產資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資主管部門搞的，「它們利用權力將國家定價的生產資料平價調出，而後投入市場，轉手高價賣出」。《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價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現象一直沒有杜絕。2005年，漢口火車站站長劉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計劃配票權」，把大量緊俏車票指令分配給自己的合作者，然後加收「手續費」再投放市場，「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運期間加30元」。劉靠倒票及受賄，9年非法得4745萬元。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時說，「價格管制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112
跟塵埃飛揚的中國經濟同時的是，國際環境正在朝自由市場主義的方向快速地轉型。在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發表了《致命的自負》113，在這部影響巨大的著作中，他認為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他系統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局限性，在題為《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嗎？》的導論中，哈耶克寫道：「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這部作品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及時地提供了理論上的武器。
在這一年，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訪問中國，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弗里德曼是當時國際最知名的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大師，在會談中，一向堅持自由市場的他極力主張中央政府應該放開價格管制，他認為中國的改革到了「最後的時刻」，香港《信報》引用他的觀點說，「不應該把放開價格與通貨膨脹混為一體，如果放開價格，僅是部分商品會漲價，在最初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並不一定會輪番上漲」。在四川考察時，弗里德曼對四川省長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省長請教說：「教授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糾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聳聳肩，沒有回答。事後，一位經濟學家發表文章說，「我是有答案的，但我當時沒有說，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2001年4月，這位經濟學家在中山大學演講時承認，「弗里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
跟弗里德曼等人一樣，想把「中國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還有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領導。他們顯然意識到，當前物價的不正常波動是計劃體制和價格雙軌制所造成的，要擺脫體制怪獸的纏繞，就要用非常的霹靂手段，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價格大師弗里德曼的建議給了中央領導層理論上的依據，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基層企業職工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則讓中央備感信心，那次調查的結果表明，75.3%的人贊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於是，中央決定放開管制，取消物價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
闖關行動是3月份從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開始的，當月，上海調整280個種類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都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在20%～30%之間。4月，國務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方案。5月19日，新華社發表通電，「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
這一調價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國。從5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弗里德曼和鄧小平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一萬億元，2005年為1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卻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永久的經濟問題」。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全國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400萬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里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在貴州、雲南等偏僻省份，人們甚至為了搶購毛線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物價上漲讓全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學的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裡擺攤賣起了餛飩、麵包、雞蛋和冰棍。新華社在當年發表的一篇通訊中，不尋常地引用一位「部長級幹部」的話說，他家的保姆不敢去買菜，一花就是10元錢一張的大票子，看着眼暈。
搶購風誘發通貨膨脹的同時，還造成了生產物資的空前緊張。5月份，上海市所有電廠存煤不足兩天，數十萬家企業奄奄一息，到任上海市長不久的朱鎔基不得不做出一個保證上海煤炭供應的決定。
8月28日，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證申請購買。9月26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以《中國改革路上的彎路》為題報道說，「今天，中國的改革正在失控。為了應對危機，物價改革在上個月被凍結。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給中外投資者帶來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緊急控制狀態，澳大利亞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旨在恢復消費者信心的地毯式運動……」
▲由於通貨膨脹，上海市民瘋狂搶購金銀手飾等硬通貨
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此次失利，表現為商品搶購和物價飛漲，它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是負面的，但並沒有招致毀滅性的生產崩潰，然而它對全國民眾的改革熱情則是一次重大的挫敗，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