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2章
吳曉波
4月，中國知名度最高的運動員、26歲的「體操王子」李寧在獲得了第106枚金牌之後宣布退役，他放棄了進大學、當教練、當官員的機會，南下廣東，出任李經緯的健力寶集團總經理特別助理，兩年後，他創辦廣東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並親任總經理，再過十年，「李寧牌」運動服跟耐克和阿迪達斯在中國市場上平分秋色，坐擁中國體育用品半壁江山。
8月，全球最大的日化公司美國寶潔與廣州肥皂廠、香港李嘉誠的和記黃埔公司合資成立廣州寶潔有限公司。它在前幾年一直堅持在中國獨資辦廠，卻始終得不到准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生產日用消費品的跨國大公司要在中國辦廠，都必須與當地的同行國營企業合作，比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各地工廠都與中糧集團旗下的地方工廠合資，而寶潔和聯合利華則被要求與地方的日化工廠合資。當月的美國《商業周刊》發表評論說：「自從鄧小平1978年打開國門以來，美國公司一直試圖打入巨大的中國消費市場。但中國政府卻在打另外的主意。他們希望外國人將投資放在出口產品和高科技項目上，那些想把產品賣給十億中國人的公司一直面臨着無數的障礙。比如可口可樂和肯德基都被牌照限制着，只有很少的企業從合資公司中真正獲益。但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那些在美國家喻戶曉的企業正和中國夥伴做成新的交易。除了寶潔將在中國開始洗滌和個人護理用品的業務之外，其他的新來者還包括博士倫、強生、納貝斯克等。不久中國的消費者就可以買到中國生產的納貝斯克餅乾和邦迪創可貼了……」
9月，國內最長（871米）、採用計算機控制、日產能力200輛的轎車總裝線在上海大眾公司落成。自從1983年組裝成功第一輛桑塔納轎車之後，德國與中國專家一直在致力於國產化的努力。年初，上海市政府對上海大眾董事長陸吉安下了死命令：「今年國產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則你就引咎辭職。」到年底，桑塔納的國產化率從12.6%提高到了30.6%，這組統計數字被看作是當年最具光彩，也最有戰略意義的成果。
12月15日，北京大學研製出新一代電子出版系統。在這一天舉行的「北大華光電子出版系統技術匯報會」上，來自首都及各省的報社、印刷行業的300多位代表觀看了這個系統的表演。一段1000字的橫排文章，版面編輯想把它變成直排的形式，一位技術嫻熟的拼版師傅至少需要十幾分鐘的時間，才能用手把一個個鉛字扭過來。現在，只需輕擊幾下鍵鈕，不消一分鐘光景就能實現。這項技術的發明人是北大教授王選，他因此被譽為「當代畢昇」，他創辦於中關村的方正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子照排系統供應商。
【企業史人物】廿人沉浮
1988年4月，當第一批「全國優秀企業家」評選出來的時候，中國社會對企業家這個稱謂還十分的陌生。此前一年，彼得·德魯克發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他對企業家的定義是，「企業家是那些願意把變革視為機遇，並努力開拓的人」。從這個定義出發，這20位入選者都當之無愧。他們是當時承包制改革中湧現出來的傑出者，他們領導的企業在之前都死氣沉沉，而在改革後則煥然一新。
▲2003年，首屆優秀企業家們聚會杭州的合影
2003年11月，在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評出後的第15年，幸運者在杭州聚會。人們發現，這20人到此時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企業家崗位上工作的，只有杭州青春寶的馮根生、青島雙星的汪海以及煙臺港務局的朱毅三位。
年過70的馮根生仍然在崗，是因為他在1993年把國營企業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的控股權賣給了泰國正大集團，當時媒體的報道是「換上洋衣，買個機制」，據稱正大對馮的承諾是，「可以干到不願意幹了為止」。
20人中最年輕的朱毅則還沒有到退休的年齡。煙臺港務局在1998年後就陷入低迷，2003年，擁有8000員工、20多個子公司的港務局只有100萬元利潤。朱毅拒絕接受媒體的採訪，他的部下說，「已經過去十多年，大家的境遇和心態都不一樣了，朱局長現在不想再說什麼。」
汪海則是一個「異數」。志願軍出身的他個性張揚決斷，像一隻碰不得的老虎，在他的經略下，雙星成為全國最大的旅遊鞋製造商。1989年宏觀調控，根據上級規定，國營企業和所有政府機構一樣，請客只能四菜一湯。汪海就用大盆盛菜，每個盆里有四個菜碟，紀委為此前來叱問，他說，「你們也沒有規定盛菜的時候不准用盆盛」。汪海還在雙星給自己封了一個職務——「終身總裁」，這當然不符合國資委的管理條例，但是他要這麼幹，也沒有人敢改變。2005年，汪海請北京一家資產評估所評估雙星和他個人的無形資產價值，結果，企業評到了492億元，他個人評到321億元。不過，他對此不太滿意，在他看來，個人的無形資產應該比企業的還要高，他對電視專訪節目《財富中國》的主持人說：「我覺得這個有點不太符合現實。為什麼這麼說呢？應該是有企業家才有了這個企業的發展，也就是說，有了汪海才有了雙星。」
20人中，有三位後來成了官員，級別最高的是第二汽車製造廠的廠長陳清泰，他任過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屬副部級官員。山西潞安礦務局局長尚海濤在1995年被調任煤炭部總工程師，之前，他嘗試在企業實行股份制，並試圖在香港上市，但都一一地擱淺落空，對他來說，升遷是一種無奈，他對記者抱怨說：「我不願做官。做官受約束更多，不如做企業實在。那時候，兩種因素促使我同意上來。其一，我在企業，什麼事也幹不了。我想幹事不能幹。我感到在企業再沒有用處，在那待也沒太大意思。其二，當時他非要提拔，你去這兒吧，你去那兒吧，非要我去不行。不去也得去，說到這一步了。我並不想出來當官，想當官我早出來了。」
這一群人里，最臭名昭著的是武漢的於志安，他於1995年出走菲律賓，曾經轟動一時。於志安12歲從軍，16歲入黨，先後就讀中南政法學院法律系和武漢大學哲學系。1981年，他出任虧損大戶——武漢汽輪發電機廠廠長，當年使企業扭虧，在他的領導下，武漢汽輪發電機廠迅速壯大成為輻射全國20多個省、市，橫跨10大行業、擁有國內外200多家單位的大型跨國集團——長江動力集團，1991年，企業躋身「中國500強企業」。於志安是國內最早提出國營企業產權改造的企業家之一，也被認為是20人中最有戰略觀的一個，早在1988年，他就提出企業產權這一敏感問題，認為企業可以不屬於國家，而當時，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廠長們還在小心翼翼地討論所有權該如何與經營權分離。1993年，即將到退休年限的於志安在菲律賓以個人名義註冊50萬美元，成立長動集團菲律賓公司，並承接了一座水電站的修復營運工作，兩年後，他赴菲不返。在之後的大量報道中可以發現，在後期，於志安與當地政府主管部門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他以敢於頂撞「婆婆」和省市領導而聞名湖北企業界，長江動力集團歸口武漢市機械局行業管理，但於志安「根本不買賬，連一份財務報表都不送給機械局，長動也就由此變成了一家『無上級主管』的企業」，每年當武漢市有關職能部門派人前往長動做例行檢查時，於志安經常派廠保衛人員將他們拒之門外。1995年前後，在中國知名企業家中，有紅塔集團的儲時健和於志安同時在59歲退休年限前出事落馬，出走菲律賓的於志安被列入「外逃貪官名錄」。據報道，「後經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萬美元的國有資產被追回」。
入選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的20人，沒有一個最後完成了企業產權的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企業陷入困境或已經消失。其中不少人的晚景讓人欷歔。當年知名度最高的是河北的馬勝利，1995年他被免職後，每月只能領到130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去開包子鋪以維持家用。湖南的鄒鳳樓在退休後一度面臨生活危機，每月只領500元，還不能解決醫藥費，當地媒體曾公開討論「鄒鳳樓現象」，他的退休金因此被特批漲到900元。
2003年11月的西湖聚會，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的集體亮相。當時的狀況是：
馮根生：1934年生，時任杭州第二中藥廠廠長，後任正大青春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鄒鳳樓：1931年生，時任湖南醴陵國光瓷器廠廠長，1989年被免職。
尚海濤：1940年生，時任山西潞安礦務局局長，「不情願」地升任煤炭部總工程師，後退休在家。
李華忠：1935年生，時任鞍山鋼鐵公司經理，後在家照顧老伴，他自己稱為幸福地「還債」。
陳祥興：1938年生，時任南京無線電廠廠長，後來為一家諮詢顧問公司工作。
孟祥海：1931年生，時任佳木斯造紙廠廠長，後為廣東東莞一家私營造紙廠打工。
汪海：1941年生，時任青島雙星集團公司董事長，現任雙星集團「終身總裁」兼黨委書記。
馬勝利：1938年生，時任石家莊造紙廠廠長，1998年組建馬勝利紙品有限公司，後賦閒在家。
朱毅：1944年生，時任煙臺港務局局長，2003年仍在任。
楊其華：1930年生，時任廣州鐵路（集團）公司董事長，1996年被推舉為粵海鐵路通道有限公司董事長。
周冠五：1918年生，時任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後遭撤職，賦閒在家。
齊心榮：1940年生，時任上海澎浦機器廠廠長，1997年突發腦溢血成植物人。
殷國茂：1932年生，時任成都無縫鋼管廠廠長，1996年企業嚴重虧損，被免職。
徐有泮：1933年生，時任瀋陽電纜廠廠長，1995年接受瀋陽物業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聘請。
霍榮華：1941年生，時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病逝。
應治邦：1934年生，時任西北國棉五廠廠長，1997年以玩忽職守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後隱居深圳。
於志安：1932年生，時任武漢長江動力公司總經理，後出逃在外。
黃春萼：1940年生，時任大連石化公司總經理，後升任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副總經理、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副局長。
邢起富：1935年生，時任天津飛鴿集團總經理，1996年退休後被推舉為天津自行車協會會長。
陳清泰：時任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總廠廠長，後來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
1989「倒春寒」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1989年
北大詩人海子，把25歲的頭顱放在冰冷而漫長的鐵軌上。這是1989年3月26日的深夜，中國最具才華的詩人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兩個月前，他剛剛寫下了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它日後將常常被人傳誦：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週遊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告訴他們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一個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是一首幸福而清淡的詩歌，誰也沒有想到它的主人會在兩個月後選擇自殺。這個世界，人心與世事一樣難料。
我們先來看看1989年的全球局勢。
在政治上，這是一個動盪變幻的年份。橫亘在東西方世界的鐵幕正在倒塌中，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發動的改革衝擊了計劃體制的理念，瓦文薩的團結工會在波蘭如火如荼。日裔美國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這年夏季的第十六期《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構成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觀點很快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全球各國的思想家們對這個時代的整體思考。在這種國際時事和思想背景下觀察這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也許會有更真切而客觀的結論。
在經濟上，日本的經濟擴張走到了巔峰時刻。9月10日，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在紐約和東京同時宣布，日本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收購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10月30日，又一個新聞轟動全球，日本三菱房地產公司以8.46億美元收購美國洛克菲勒公司51%的股份，其中，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心、一向被視為「美國的象徵」的洛克菲勒廣場歸屬三菱旗下，此外，還有五家日本房地產公司以三億美元買下了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的四幢綜合大樓。當月的《新聞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購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的標誌——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並讓她穿上了日本和服，頭髮梳成日本的髮型，一條標語上寫道：「日本入侵好萊塢。」幾乎就在同時，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政論書籍《日本可以說不》114，全書洋溢着不可一世的信心。日本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復興，在過去的18年裡，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0%，民族自信心更是空前膨脹。
在當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預想到，1990年9月，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市值將在四天內下挫48%，股市慘況遠遠超過1987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一」，再過三年，日本地產泡沫徹底破滅。
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在考察中國歷史時曾經得出結論：「我們所考察的歷史在其演進的過程中充滿了崩潰和重構、革命和進化、征服和發展的循環交替。」115在某種意義上，1989年，便是這種「循環交替」中一個比較敏感而動盪的一環。
從元旦開始，全國上下就瀰漫着陰鬱的緊張空氣，1月1日，一向嚴謹而慎言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里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儘管中央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過熱的經濟開始降溫，然而因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而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並沒有很快地消退。
2月，剛剛過了春節，百萬民工「進城潮」就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腳亂。從上年底開始的治理整頓，迫使很多建設項目下馬，約有500萬農民建築工返鄉，而此時在鄉村，整頓也使得大量鄉鎮企業倒閉蕭條，民工們只好再次涌回城市裡找工作。春節後，從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發的數百萬民工就把全國的鐵路、車站擠得客流爆滿，各大中城市的就業和治安面臨巨大壓力。3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進城」。
在整個年度里，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剛剛萌芽不久的私營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經濟局勢的動盪，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局持續「惡化」，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在《交鋒》一書中記錄說，「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評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十分罕見的現象。」116
便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自1981年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的、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
整治首先是從對私營企業的偷漏稅打擊開始的。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從5月開始重點普查私營企業的稅收，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個體戶偷漏稅情況非常嚴重，占到企業總數的80%」，到6月20日，全省就補繳稅金5170萬元，私營經濟活躍的武進等縣市通過「民主評議」，私營企業的補繳稅收比上年增長一倍多。從8月開始，國家稅務局下發《整頓城鄉個體工商戶稅收秩序的通告》，提出「加強個體稅收刻不容緩，個體工商稅收要有突破性進展」，要求工商戶在20天內自查並如實報告，各工商和稅收部門則全面出擊清查，重點是「個體工商戶中的大戶、名為集體實為個體的承包戶和個體經營中的重點行業」。一個全國性的打擊偷漏稅行動開始了。
整治的第二步，是開始清理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它們被認為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新興的家電業成為整治的重點，其中，增長最快的冰箱業則是重中之重。當時，隨着家庭消費的復甦，冰箱成為最受歡迎的緊俏商品，而國內全部的冰箱企業都是裝配型工廠，也就是直接從國外進口壓縮機，然後進行組裝銷售，技術含量普遍不高，因而造成冰箱廠林立的局面。早在1985年，國家為了保護國營企業，便由國家計委、經委和輕工部聯合簽發「紅頭文件」，在國內20個省市選中了42個廠家作為「定點」冰箱生產企業，其選擇的依據是「兼顧各條條塊塊間的平衡」，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國營企業。定點廠的好處是：國家供應進口壓縮機等零配件，貸款、銷售及廣告宣傳等也有優先，那些沒有「上榜」的企業則被宣告要停產停業。在過去的三年多里，儘管各部門對非定點企業大加壓制清理，按規定它們不得進口一台壓縮機、得不到一噸鋼材，甚至不能得到檢測報告、不得在媒體上做廣告，但是，這些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也就是拜各路倒爺之賜——搞到了國產或進口的原材料。非定點的冰箱廠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其中最密集的「重災區」，是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廠，其中一些非定點企業已經達到年產10萬台的規模，比很多定點企業都要龐大而先進——相映成趣的是，根據報道，一些國營企業在得到定點資質的四年後，都沒有裝配出一條生產線，連廠房也沒有封頂。
這種狀況無疑讓政府既尷尬又棘手，於是在各部門的協作配合下，更大力度的整頓開始了。其主要的手法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宣布它們為「劣質產品」，然後強行停產關廠；另一種是以違反中央文件為由，要求其停止生產，市政府甚至發文，嚴令各工商局在某月某日後，不得再給非定點的冰箱工廠發放執照。靠着這樣的多管齊下，杭州的冰箱工廠一下子銳減了44家，但還是有20多家頑強地活了下來，當北京的報紙記者前去採訪之時，那些膽戰心驚的倖存者大倒苦水：「我們都是經過合法登記註冊的，憑什麼用一紙文件就剝奪了我們生產和做廣告的權利？」「僅僅憑几封投訴信就宣布我們為劣質產品，用這樣的輿論手段來打擊我們，太不公平。」「定點的可以吃皇糧，非定點的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這不是新的鐵飯碗嗎？」
這些質疑聽上去十分淒涼而不無道理，當記者以此詢問輕工部家電局時，一位叫周曉秋的幹部回應說：「杭州的非定點廠利用國家控制其他省份的機會所造成的真空，迅速發展，獲取高額利潤，給消費者和國家造成了損失，這是一種短期行為，國家實行定點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考慮問題，從長遠看對杭州有好處。」到年底，又有將近十家工廠被勒令關門大吉。
在嚴厲的稅收和行業整頓之外，另一個措施就是對流通環節開始清理。當時，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專業市場，它們成為城鄉消費品的集散地，也成為鄉鎮企業傾銷和採購的樞紐，於是對之的整頓便成「蛇打三寸」之舉。8月，上海市連續四日突擊檢查北京東路的「五金一條街」，理由是「近年來，外省市不少個體戶假借當地國營、集體企業的名義到這裡經銷生產資料」，四天沒收非法所得209萬元，還處罰了五家「庇護個體戶搞非法經營的國營、集體企業」。這種對專業市場的整治很快蔓延全國，在後來的一年多里持續進行。
9月25日，「傻子」年廣久終沒能逃脫第二次牢獄之災，這個大字不識、賬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傻子瓜子」公司關門歇業。兩年前，這個全國聞名的「傻子」跟蕪湖郊區政府聯營辦了一個瓜子廠，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賬目，於是企業里的財務自然是一本糊塗賬，他抗辯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
他的案子拖了兩年，最終認定他雖然賬目不清，卻並不構成貪污和挪用，不過，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兩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視察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又說起了這個「傻子」，一個多月後，年廣久就被無罪釋放回家。
作為早期改革的標本人物，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並非偶然事件。這一年，中國的企業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闆產生極大的恐慌心，當時距離「文革」還不太遠，人們仍然對十多年前的極左年代記憶深刻。10月16日的《經濟日報》在頭版頭條承認，「近一段時期，一些地方的個體工商戶申請停業或自行歇業，成了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新津劉家兄弟之一的劉永行回憶說，那一年大環境很緊張，沒有人願意來私營企業工作，希望集團幾乎招不到一個人。浙江省蕭山縣那個花2000元買回一勺鹽的化工廠廠長徐傳化則想把自己的工廠關掉，鎮長怕失去這個納稅大戶，便在年底給他申報了一個縣勞模，這才最終讓他安下心來。
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衝擊，一些人主動地把工廠交給了「集體」。王廷江是山東臨沂市沈泉莊的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家業——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的資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同時，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在捐獻財產的兩個月後，他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接着又當選全國勞動模範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還有江蘇宜興一位27歲的電纜廠廠長蔣錫培，他也把自己投資180萬元的工廠所有權送給了集體，由此獲得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紅帽子」。在這一年，把工廠捐掉的還有後來靠造汽車出名的李書福，他當時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這當然是一個沒有出生證的非定點廠，就在杭州對非定點冰箱廠一片喊打聲中，他慌忙把工廠捐給當地鄉政府，然後帶上一筆錢去深圳一所大學讀書去了。
▲雜亂的水果交易市場，1989年，重慶
王廷江後來的經歷是：他無私捐產後，立即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山東省政府還展開了一個「向王廷江同志學習」的活動，他創辦的企業也由此獲得了當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貸款和政策支持。到了1996年年底，沈泉莊的村辦企業發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一躍成為沂蒙山區的首富村。2005年，王廷江領導的華盛江泉集團總資產將近70億元，他擁有對這家企業的絕對調配權。王廷江的一些親屬們開始成為億萬富翁。在當年度《新財富》雜誌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寶名列第233位，擁有6.6億元財富。他的侄子王文光據估算也擁有3.3億元家產。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財萬貫」。蔣錫培在捐產後也同樣當選為全國勞模和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過回購股權，又成為企業的資產所有者，據估算當時他的資產已超過10億元。
王廷江與蔣錫培的經歷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後，那些在1989年「私產歸公」的企業絕大多數又都通過各種形式回復到了原來的產權性質，而在當時這確乎是人們恐慌心理的某種體現。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則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萬寶鄧韶深之外，還有深圳金海有機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寶德有色金屬公司的余振國等。根據新華社記者顧萬明的報道，到1990年3月為止，廣東全省共有222名廠長經理外逃，攜款額為1.8億元。
宏觀調控所造成的經濟驟冷，對通貨膨脹下的投資過熱確是起到了遏制的效應，不過卻也讓所有的商業活動變成一局亂棋。
首先，匆忙恢復計劃性調控，造成商品從過熱陡然變成滯銷。以彩電為例，在1988年的搶購狂潮中，全國倉庫里的彩電被一搶而空，國家某些部委大概認為這是一塊「大肥肉」，從2月開始徵收高額的特別消費稅和國產化發展基金，4000元左右的18英寸彩電要交900元，同時，宣布實行彩電專營。上海市2000個銷售點被砍到120個，廣東省東莞縣29個鄉鎮竟只有3處被允許賣彩電，僅六個月後，全國庫存猛增到172萬台，還沒有從搶購的喜悅中回過勁兒來的廠家們頓時遭遇「冰火兩重天」，叫苦不迭，供求瞬間倒置，廠家給商業渠道的回扣從零增加到8%，最多到了30%。專營政策讓剛剛蓬勃起步的彩電業受到致命一擊，全國62家主要彩電企業的平均產銷率僅不到70%，一些反應較慢的國營企業則被庫存壓得喘不過氣來，從此江河日下。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政策的緊縮變動，企業之間原本正常的貨物和資金往來瞬間紊亂，資金的循環拖欠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怪圈，於是一個新名詞很快成為經濟界的頭號難題：「三角債」。
從年初開始，來自各地的消息就很不妙。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浙江省，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貨款造成資金全面緊張，工廠沒錢備料，商業無款進貨，外貿收購壓單，不少企業只好停工停產。在山東，全省三角債高達43億元，由此帶來的苦惱遠遠超過煤炭、電力緊張造成的困難，遼寧的三角債為45億元，黑龍江和吉林為60億元，江蘇則更突破了100億元。據銀行的托收承付款統計，到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已達1085億元，再加上一些沒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數額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商業信用範圍。
這其中，受到衝擊最大的是那些原本就反應不太靈敏的國營大型企業。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製造廠——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重型機器製造廠因「三角債」拖累，被迫熄火停產，走投無路的廠長接連兩次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了告急電報。全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因「三角債」搞得賬無存錢，庫無存煤，公司只好在20萬職工中發動集資解困，總經理李華忠在集資大會上含淚鞠躬，久久不起。
當讀到李華忠鞠躬不起的新聞時，瀋陽電纜廠廠長徐有泮的心裡更不是滋味，因為鞍鋼還拖欠他300萬元的貨款。在機電部的8月座談會上，他承認：「現在外面欠我1.19億元，收不回來，我也欠人家5400萬元沒法還，說句丟臉的話，我為這事急得哭了三次。今年1、2月份，我的日子過不下去，四處乞求，找老朋友簽了3000多萬元，這都是靠老交情『騙』回來的，眼看人家再也不給了，成了一局死棋。」徐廠長其後的一段話最有意思：「改革雖然已經十年了，但從企業現狀看，眼下還不能沒有婆婆。企業不但要找市場，還得找市長，政府不幫助解決，光靠企業，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國營企業家「既要找市場，又要找市長」——這句妙論就是從這裡出來的，它後來成了所有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不二法門。
9月，北京舉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屆易貨貿易會」——後來就沒有辦過第二屆，短短三天，做成8億元的易貨生意。《北京日報》用悲喜難測的語氣評論說，「易貨貿易雖然是比較原始的交換方式，但在當前資金普遍緊張的情況下，不失為一條靈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難的途徑。」跟北京的易貨貿易會相比，一些受害頗深的地方政府則顯得更加急迫和極端，浙江、黑龍江、河北等省份相繼採取措施，設置過境檢查，限制外地產品入境銷售，改革後初步形成的全國大市場面臨再次被肢解的危險。
在這一年的火車、飛機上，到處可以見到形跡匆匆、愁眉苦臉的討債人，廠長經理們的辦公室門口也日夜被這群人包圍，據說在很多地方，「討債學習班」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5月，國務院宣布，在人民銀行的牽頭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聯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地清理企業「三角債」。這項工作由於牽涉面廣、關聯複雜而推進得非常艱難。黑龍江的一次清欠行動曾經被當作典型廣為宣傳：寧安縣百貨公司拖欠牡丹江市糖酒公司貨款近200萬元，而後者又拖欠寧安縣糖廠貨款140萬元。經過兩地政府和銀行協商，先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貸給糖酒公司140萬元，支付給糖廠，然後由工商銀行寧安支行收回糖廠的40萬元貨款，再貸給百貨公司，用於償還所欠糖酒公司的貨款，最後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從糖酒公司收回了同額貸款。通過這種複雜的「對等清欠」，總算解開了三家公司的280萬元三角債。這個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債務發生在兩個縣市之間，而如果「三角債」的拖欠半徑稍稍擴大一點，其操作難度便會大大地增加，此外，銀行在期間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可是一旦它也套進去，則會產生一個新的債務關係。因此，到11月底，各地政府和銀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清欠約700億元，但是由於前清後欠，債務鏈總額仍然高達1000億元以上。
「三角債」的解除要等到1993年經濟再次復甦後才逐漸完成，在客觀上，它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和銀行緊縮銀根所造成的，而在深層次上，則直接映射出全社會信用體系的重大危機。從幾年前的晉江假藥案以來，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沒有相應的法律及時予以約束，公眾的價值判斷開始發生紊亂，全社會的商業道德終於露出了塌陷的裂縫。
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1989年的中國公司，一派蕭條氣象。
9月，全國工業總產值僅比上年增長0.9%，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紀錄。與此同時，原材料市場也出現異常的滯銷現象，在太原召開的秋季全國生產資料交易會上，多年來見原料就搶的情況突然不見了，交易會可供原料60億美元，實際成交額為4億美元。
1989年就是這樣的一個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們開始從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漸脫離出來，轉向經濟建設。在這過程中，新舊體制的衝突非常嚴重，原有的國營企業日漸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資本開始血腥的原始積累，絕大多數的人們還無法從心態上完全接受這種起落，於是，一種不平衡的全民心態在悄悄地積聚。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由於體制和政策上的設計，出現了一個官倒階層，一群人利用自己的職權將體制內的資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體制外，它在一方面為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提供了一條灰色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因斂聚了大量的資產而被民眾病詬痛恨。
從6月底開始，國家着手對一些風議較大的公司進行整頓，全國各級黨政機關開辦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頓，共處理了17930個，占黨政機關公司的90.5%。8月16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和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的處罰意見，認定它們存在違反行政法規的問題，共被處以罰款和補交稅金5133萬元，那些違規的行為都很有代表性，如炒賣美元、擅自進口汽車、倒賣煤炭鋼材、漏繳稅收、擅自提高信貸利率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華公司，在過去的幾年裡，它是國內最大的進口設備商和出國旅行代理商之一，同時因為隸屬於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而能享受特別的減免稅政策，在上一年的10月，國家稅務局已經專門發出通知，取消康華公司減免稅優惠，按規定繳納55%的所得稅和能源交通基金。而在這一年底，它被關閉。
1989年的中國是困難的，12年改革所積累出來的變革形象及成長銳氣遭到了挫折。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進行制裁，《財富》雜誌觀察到：「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公司已經停止運行，只是靜觀其變。一位美國商人說，那種感覺就像在參加一場大遊戲之前被鎖在屋子裡。我們的確認為我們能夠通過重開合同並且利用新的槓桿來做更多有利的交換。但當我們走出去，我們發現其實無處可去。」
《洛杉磯時報》駐中國記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的書，它被《財富》雜誌列為年度推薦商業書籍。這是一個描寫美國汽車公司AMC與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合作生產並銷售吉普車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想要的是能使其成為世界強國的技術，而美國公司想要的是10億中國消費者以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便使他們能夠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吉普項目是美國公司在中國合辦製造業的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合資公司成立於1983年，根據協議美國汽車和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將在中國共同生產吉普車。吉姆寫道：它是兩國領導人最常拜訪的地方。吉普是中國人確實需要的，而美國汽車公司正處於困境，需要北京吉普可能貢獻的每一點銷售額。
雙方從一開始都認為這是一個天作之合，然而到1989年前後，夢境與現實發生了衝突。吉姆在書中寫道：「中國的確有10億消費者，但很少有人消費得起這家美國公司製造的東西——儘管勞動力成本已經很低。而且，中國的勞動力也並沒有像美國人期望的那麼廉價而高效。此外，還有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美國人無法忍受中國人午飯後要午休的習慣，而中國人無法忍受美國式的詛咒。在中國人的眼中，這意味着，你沒有被教育好。中國人從來不尊重說壞話的人。」
這位擅長描寫的記者還記錄了一個景象，當時，中美合作雙方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辦了一場簽約儀式：夜幕平靜降臨，交易商似乎喝了不少，但儀式上他們似乎很沉着。美國汽車公司的新總裁Jose
Dedeurwaerder向交易商致辭，交易商吃完甜點後，燈光變暗，漸漸響起的音樂將晚會推向高潮。兩輛紅色的AMC
Comanche卡車開始在餐廳的地板上巡遊，穿着比基尼的姑娘在後面空地上擲着排球，兩個印第安土著捲起演奏台的帘子，「沙灘小子」開始演出——這個搖滾樂隊是專門為AMC的中年交易商們找來的。整個嘈雜的環境中，中國代表處於中心，他們只是靜靜地圍坐在一張圓桌旁，一聲不吭。不久，中國高級官員吳中良（音譯）起身，面無表情地離開了會場。
1989年夏天以後，北京吉普的合作項目就漸漸變得黯淡起來，儘管美方投注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力量，中方也在財政支持上不遺餘力，但是，企業效益卻始終不理想。吉姆在書的最後無奈地說：所有的人都懷着夢想，然而這些夢想各不相同，北京吉普的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
在1989年的外商投資案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為蹊蹺的是廣東惠州的熊貓汽車投資案，一直到很多年後，它仍然籠罩在一層神秘的濃霧之中。
根據公開披露的信息，熊貓投資案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一個叫金昌源的美籍韓國商人，據稱長期從事汽車零部件進出口貿易，1988年9月，他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登記了一家名叫「熊貓汽車公司」（RMC）的企業，當月，他首次與惠州方面接觸，宣稱將在此地建造一個大型汽車工廠，規劃用地81平方公里，投資10億美元，年產30萬輛轎車，並且全部出口。當年12月，雙方簽訂備忘錄，1989年4月征地，熊貓公司在6月27日舉行奠基典禮，熊貓公司董事長、美國二戰名將麥克阿瑟的孫子親臨剪彩。
這個項目很像一塊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它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公司名稱既為「熊貓」，那當是專門為中國而辦的公司，然而蹊蹺的是，這家號稱年產30萬輛的汽車製造工廠居然沒有專業國際汽車商的背景，它選擇投資的惠州，也不是汽配行業的基地，沒有汽車製造的產業基礎。但是如果說它是一個騙局，卻似乎又不太像，根據惠州政府對外的公告，熊貓公司的第一期投資2.5億美元在奠基儀式前就已經到位，而且廠房也很快進入施工建設。為了證實項目的真實性，國務院和廣東省派出了一個高級技術、法律專家小組，專程赴美對投資者的背景、資信、市場等進行調查，據稱專家們參觀了熊貓公司購買的衝壓和發動機生產線等設備，還試坐了已經研製出來、據稱市場零售價僅為6萬元人民幣的小排量微型轎車。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熊貓公司的資金實力雄厚。投資者有戰略遠見。他們矚目於下一個世紀。」
號稱10億美元的熊貓汽車投資案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來獨資項目，它受到廣泛的關注，並被寄予厚望，在其後的兩年裡，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曾前去視察。儘管不少人對它的背景和真實動機抱有懷疑，但是仍然希望它是一塊「真實的餡餅」。對於投資地惠州來說，熊貓汽車的到來頓時讓它成為一塊投資和投機的熱土，南方媒體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號，當地的土地價格在很短時間內暴漲，地產公司紛紛進入，最多時有1000多家，中心市區房價從每平方米200元被炒到了1.1萬元。汽車工廠所在的淡水鎮在三年裡從2萬人口急速增至20萬。1990年年底，《南方日報》記者林鋼前往採訪，「地下管道和澆灌混凝土等基礎工程已經完成，正在吊裝鋼樑鋼柱，據介紹這是美國最新的鋼結構廠房。聽說明年要出車，可是現在我連一台設備也沒有看見」。熊貓公司執行副總裁理查·康明斯的回答是，「我對原設計不滿，做了些修改，工期略有拖延。但是，明年6月底7月初，滿足第一期裝配所需的設備，一定可以安裝完畢。8月份，第一輛車可以下線。」
然而事實卻是，熊貓從奠基之後，就陷入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外商改變了100%出口的承諾，轉而要求30%內銷中國市場——種種跡象表明，熊貓的投資人帶有一種賭徒般的心態，他們希望以全部出口的名義進入中國，然後再謀求內銷的可能性。由於這個項目是「憑空掉下來」的，從一開始就沒有進入國家汽車主管部門的規劃之內，而且還有很多人對項目的真實動機存在質疑，因此，能否內銷以及內銷比例成為了爭吵的焦點所在。1991年，熊貓公司最後一次向北京申請，提出給「熊貓汽車」讓出國內市場兩年，而且兩年中「產品主要在國內銷售」，遭到中國政府委婉的拒絕。此後，項目陷入全面停滯。一直到2004年，人們去淡水鎮，仍然能夠看到一個碩大無比、占地16萬平方米的銀灰色城堡，這便是已經建造到一半的、號稱亞洲最大的熊貓汽車組裝車間，它在一片長滿野草的荒野上方方正正地佇立着，像一個始終沒有解開的謎。
在6月24日結束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62歲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被選拔出來，當選為新的總書記。用鄧小平的話說，江澤民是中共新一代領導的核心。
11月1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並借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鄧公侃侃而談。這位已經85歲高齡的老人親手發動了中國的經濟變革，在過去的11年裡，他遭遇險灘無限，始終信心滿滿，他告別政治生涯前的最後一次講話，仍然堅定於改革的繼續，這無疑給全國的改革者以無限的信心。更讓大家始料未及的是，三年後，他還將以一種十分新奇而意外的方式，再次啟動中國經濟快車的引擎。
必須指出的是，1989年的中國，儘管經濟嚴重滑坡、政治氛圍空前緊張，所有行業出現了種種的不順利，然而，幾乎全球重要的媒體都在評論中認為「中國改革不可能倒轉」。美國的一家獨立調研公司對《財富》500強CEO開展了一次調查，其中涉及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調查的結果顯示：「儘管經濟改革看似進展困難，但西方的投資者們仍然把賭注下在長遠的發展上。美國的執行官們仍然認為這個國家對於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始終具有極大的潛在價值。而且CEO們都相信中國的經濟在未來五年內將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儘管這一進程可能比預想更久，更曲折，但他們認為這一天的到來終將不可避免。」一些已經在中國開廠的跨國公司也表明了自己留守的決心，意大利菲亞特汽車製造公司的駐華首席代表秦諾迪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說，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撤離。
舉國蕭條中，並非全無亮點。
至少有一個細節就很值得一提，在當年度《財富》評選出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中國銀行成為第一個出現的中國公司。這意味着在全球的商業觀察家眼中，中國企業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容被忽視的群體。在當時國內，這條新聞幾乎沒有被人關注到，直到1996年前後，「進入世界500強」才突然間成為中國公司的共同夢想。
在潮濕而溫熱的南方，儘管也受到宏觀調控的影響，但是那些年輕的企業還在成長中，一群有野心的青年人正紛紛拋棄「體制盔甲」，義無反顧地南下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