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3章

▲TCL的創辦人李東生

當年在華南工學院同窗共讀的那三個大學生現在都已經嶄露頭角。畢業後就分配到惠州的李東生在今年終於當上了廠長，他主持的TCL電話機產銷量已經雄居全國同行業的第一名，班長黃宏生幾經創業，總算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一家遙控器廠，取名創維。有一天，李東生路經香港，跟黃宏生碰面，兩人談及各自的行業都規模偏小，缺乏擴張性，李詭秘地說，「我現在看中了一個新的行業。」黃盼顧四周無人，低聲說，「是不是搞彩電？」兩人相視大笑。很快，TCL和創維都轉型到彩電製造業。另一個叫陳偉榮的同學，則在畢業後分配到了深圳的康佳電子公司，後又去日本留學了兩年，回來後被任命為總經理助理，主管公司所有的彩電生產業務，兩年後，他成為公司的領導者。日後，創維、康佳、TCL與四川長虹一起被並稱為「中國彩電四強」。

在珠江三角洲一帶，一些鄉鎮企業的裝備和規模已經不稍讓於國營工廠。《經濟日報》記者在對廣東珠江冰箱廠的訪問記中驚訝地寫道：「這家位於順德容桂鎮的鄉鎮企業擁有固定資產8000萬元，進口設備占45%，許多大中型國營企業都不具備如此好的條件。該廠的原則是，誰的最好就買誰的，整條生產線長達六公里，全是由歐美、日本的最好設備配套組成的，這又是許多大中型企業望塵莫及的。」這家由潘寧創辦的冰箱廠在這時已經名聲遠播，他在「冰箱熱」中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線，跳過單門冰箱，直接製造雙門直冷式冰箱，因而在國內大受歡迎，自萬寶電器受鄧韶深出走事件影響一蹶不振後，潘寧的「容聲」冰箱成為珠三角最知名的家電品牌。

在這一年的3月，還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潘寧某日在《經濟參考報》讀到一篇頭版頭條的新聞，一個剛剛30歲、名叫顧雛軍的青年科學家發明了「顧氏循環熱力理論及技術」，據稱他的技術應用於冰箱和小型空調可以節能20%～40%，而且不用氟利昂，報紙對他的技術稱羨不已，還配發了一條《快搶財神顧雛軍》的評論。潘寧專門剪下報紙，讓部下去認真了解一下，一個月後，部下匯報，說是顧雛軍年輕氣盛，自稱已有100多家國外的冰箱公司在跟他接觸，並且不太願意把技術轉讓給國內的冰箱公司，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誰也沒有料到的是，12年後，這位「財神」科學家會以極其曖昧的方式入主科龍（1994年，潘寧將珠江冰箱廠變身為科龍集團，同時進入空調製造業），並最終將之送上了衰落的不歸路。

一個叫靳羽西的華裔美國人在夏天來到了深圳。這個留着一頭童花短髮、會講一口地道的紐約英語、中文也非常流利的甜美女子正成為中國婦女的新偶像，她主持了一檔叫作《世界各地》的電視節目，每周兩次在中央電視台里向數億觀眾介紹地球上有趣的異域風情，這對於久未外出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有強烈的誘惑力，她在中國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被合眾國際社稱為「新的中國超級明星」。就在節目熱播的同時，這位很有商業頭腦的女性在深圳開始籌劃創辦一家口紅工廠，兩年多後，靳羽西化妝品（深圳）公司成立，它很快成為中國知名度和銷售量均為第一的化妝品製造商。2004年，靳羽西把自己的公司股份悉數出售給全球最大的彩妝企業歐萊雅，據《中國企業家》的估算，收購價格為7600萬歐元。

也是在深圳，7月，精瘦訥言的安徽青年史玉柱一臉茫然地站在寬敞而髒亂的大街上。七年前，史玉柱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進了浙江大學數學系，三年前，他又考到深圳大學讀軟科學管理，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統計局。已經在深圳的創業氛圍中浸泡了三年的史玉柱實在無法忍受內地機關單位的平靜和呆板，僅僅幾個月後，他便毅然辭職，又回到了那片狂熱而充滿了機遇的南國土地。此時，史玉柱的行囊中，只有東挪西借的4000元以及他耗費九個月心血研製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統軟件。

史玉柱長相文弱，一眼望去便是一副南方書生的模樣，可是他卻有着超出尋常的驚人的豪賭天性，這種天性在他今後的創業歷程中將一再展現。便是在初到深圳的那幾天，他做出了一生中的第一個豪賭決定，他給《計算機世界》打電話，提出登一個8400元的廣告「M-6401：歷史性的突破」，唯一的要求是先發廣告後付錢。「如果廣告沒有效果，我最多只付出一半的廣告費，然後只好逃之夭夭。」事後，他這樣說。

13天後，他的銀行賬號里收到了三筆總共15820元的匯款，兩個月後，他賺進了10萬元。這是他經商生涯中的「第一桶金」，他把這筆錢又一股腦全部投進了廣告，四個月後，他成了一個默默發財的年輕的百萬富翁。1990年1月，史玉柱一頭扎進深圳大學兩間學生公寓裡，除了一星期下一次樓買方便麵，他在計算機前待了整整150個日日夜夜。這次他拿出來的是M-6402文字處理軟件系列產品。當他天昏地暗地走出那間髒亂的學生公寓的時候，發現家裡的所有家具都已不翼而飛，數月未見的妻子不知去向。可是，他卻站在了一個新的事業起點上。他從深圳來到珠海，這位身高1米80、體重不到120斤的瘦長青年給自己的新技術公司起了一個很響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為中國的IBM，東方的巨人。

從一開始，史玉柱的豪賭天性以及他在營銷上的超級天才就畢現無遺。在公司剛剛成立不久，他就做出了一個所有部下都反對的決定：全國各地的電腦銷售商只要訂購10塊巨人漢卡就可以免費來珠海參加巨人的銷售會。一時間200多位經銷商從天南地北齊聚珠海，史玉柱以數十萬元的代價，鬧騰騰地編織起了一張當時中國電腦行業最大的連鎖銷售網絡。第二年，巨人的漢卡銷量就擊敗聯想、四通和北大方正等公司，一躍而居全國同類產業之首，公司獲純利1000多萬元。隨後，史玉柱又連續開發出中文手寫電腦，中文筆記本電腦、巨人傳真卡、巨人中文電子收款機、巨人財務軟件、巨人防病毒卡等產品。從產品特徵可以發現，所有的巨人產品都是針對中國市場的「漢化」產物，它在技術上並不複雜，卻比中關村里那些只知道一味引進、專事倒賣的電腦公司要有競爭力得多。巨人很快成為中國知名度最高、成長性最好的高科技企業。

史玉柱的故事符合人們對「創業牛仔」的所有想象：一個身無分文的邊城少年，孤身來到冰冷陌生的大城市，憑着自己的本事，在最短的時間裡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史玉柱很快成為全國知識青年的偶像，「到深圳去當史玉柱」成為當時無數學子昂然南下的夢想，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廣東省十大優秀科技企業家」。這個從不安分的安徽青年迎來了他企業家生涯的第一個巔峰。在未來的十多年裡，他的生命將像「過山風」一樣地跌宕、傳奇，他將陷入瘋魔，然後破產，然後再在爭議和質疑中重新倔強地站起來。

1990 乍熱驟冷

轟隆隆的雷雨聲在我的窗前，怎麼也難忘記你離去的轉變，孤單單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遠無怨的是我的雙眼。

——羅大佑：《戀曲1990》，1990年

1990年被認為是一個帶有幸運色彩的年份。

曾經出版了《大趨勢》的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2月發表了《2000年大趨勢》，他試圖向人們預測未來十年的走向。「千禧年這一偉大象徵具有何種意義，完全取決於人們對它的理解。」這位樂觀的學者寫道，「它可能標誌着舊時代的結束，也可能標誌着新時代的開始。我們相信，人類已經決定要抓住積極的一面。人類的心靈深處有一種對生命、對理想世界的承諾。」北京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在6月份就引進出版了這部新著的中文版。

後來的事實也正是，跟乍熱又驟冷的中國經濟相比，在這一年的世界上，發生了更多讓人驚奇的大事情。3月，非洲大陸最後一塊殖民地納米比亞獨立；5月，亞洲的南北也門統一；7月，葉利欽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策劃「沙漠風暴行動」決定對伊拉克宣戰；10月，在「柏林牆」倒塌一年之際，分裂了45年的德國終於統一；12月，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劇變。

很顯然，人類茫茫然地闖進了一個更為動盪的年代。

1990年的中國，是在一片打擊假冒偽劣的討伐聲中開始的。浙南的溫州再次首當其衝。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溫州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讀」的地方。這裡是中國私營企業最早萌芽的地方。在一些人士的眼中，它是「資本主義的溫床」，是一顆必須被割除的毒瘤。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卻好像是市場經濟的「麥加」，是民間力量突破舊體制的急先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溫州的評價，成為了改革立場的「選邊戰」和溫度表。每當政策走向出現變動的時候，往往在這裡可以嗅出最初的跡象。

溫州商人被稱為是「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背井離鄉，外出闖蕩，他們是中國最早具備了市場意識的那群人，也是第一批在商業活動中賺到錢的人。在溫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貿易商人、第一批專業市場、第一個民間銀行、最初的股份制企業，在很多年裡，他們像一條條搏命的鲶魚，出現在每一個有盈利機會的領域裡，他們販運小商品、炒賣各地房產、去山西承包小煤礦、在陝西打地下油田、到新疆倒賣棉花，他們是最早的商業活動實踐家、新觀念傳播人、新產品推廣者，也是最早的走私商、偷渡客、偽劣產品製造者，他們總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總是能夠奮不顧身地在第一時間捕捉住剛剛萌生出來的商業機遇。

一個關於溫州商人精明的故事流傳頗廣：一位東北的國營企業廠長來溫州洽談生意，雙方在價格上卡殼了，溫州人當即將其拉進最好的海鮮餐廳，一頓大吃大喝後，東北人的腸胃不出預料地抵擋不住，於是深夜急送住院，溫州老闆馬上派出自己的老婆，在床前日夜端盆伺候，東北人自然被感動得無以復加，兩人立刻稱兄道弟，價格上的「小小」分歧當然就不在話下了。

溫州某貧困縣還出過一個匪夷所思的、頗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經濟案件：當地農民向全國各地的國營企業投遞信函，訂購各種各樣的二手機械設備，這些設備到了泰順後，當即被就地倒賣。然後，那些農民就去報紙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訃告，等那些外地企業追上門來討債的時候，就有人哭喪着臉把訃告拿給他們看：人也死了，向誰催債？就這樣，一個村莊的農民全部參與了這場很詭異的詐騙遊戲，當地還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機械設備交易市場。

80年代末，凡是去溫州的人都對當地餐飲文化嘆為觀止。在那裡，有派頭的人請客，必上兩道湯，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漂浮一隻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是為「一帆風順」，另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在當時，另一個讓全國民眾很難接受的現象是，先富起來的溫州人掀起了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造墳運動」。《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曾用驚訝的筆觸描寫1990年前後的溫州：「船行甌江，迎面撲來的是成百上千的墳墓。滿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聞名天下的溫州椅子墳，這些堂而皇之、居高臨下、傲視天地的椅子墳包藏着的，不只是溫州人祖先們的骨血，這是來自傳統的精神的流向，這也是來自市場的新財富的流向。一個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從觀察椅子墳輕易地得出結論：哪個村鎮最富有，哪裡的墳墓就最輝煌氣派。」

早期溫州商人在商業上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狡黠，與硬騙強取截然不同，卻將原始積累過程中的那種沒有道德底線的狡黠與血腥，展現得淋漓盡致。伴隨着市場繁榮和民眾富裕的是，原有商業秩序的破壞、淳樸的公共觀念的淡漠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確切地說，溫州現象並非孤例，它同樣存在於所有商業活動率先活躍起來的地區，如廣東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區、福建的晉江地區、江蘇的南部地區等等。我們只能說，那是一個缺乏善惡感的時代，在「擺脫貧困」這個時代主題面前，一切的道德價值評判都顯得蒼白無力。

溫州商品的質量低劣，在很早的時候就被人所詬病。此地與福建晉江、福建石獅被並列為全國「三大制假中心」（還有人將充斥了低劣電腦產品的中關村也列入其中，並稱「四大假」），其中尤以溫州名聲最大。早在1985年前後，溫州出產的皮鞋、皮帶便以質量低劣而聞名。1987年8月8日，不堪其擾的杭州人在鬧市中心的武林門廣場上點起一把大火，將5000多雙溫州的假冒劣質鞋一起燒掉，構成一樁轟動全國的新聞。

1990年前後，假冒偽劣產品對中國市場的衝擊已經成為一個民怨沸騰的話題，國家有關部門下定決心將打擊假冒偽劣作為治理整頓的一個重點，它一方面可以淨化市場，提高消費信心，另一方面則可以對體制外的中小企業進行整肅。早在年初，一些重點區域就已經被圈定，一向頗受批評的溫州再度成為焦點。這次被選中拿來當「典型」的，又是那個當年發生過「八大王事件」的溫州樂清縣柳市鎮。

經過幾年的發展，此時的柳市鎮已經成為全國低壓電器的產銷聚集地，小小柳市居然有上千家電器作坊，其質量上的良莠不齊現象非常嚴重。新華社記者胡宏偉在那裡採訪時看到：剛剛放下鋤頭把的莊稼漢們正在一台台斑駁陸離的機床邊，把從全國各地國有企業收購來的廢舊交流接觸器肢解，用砂紙和鞋油將之擦得鋥亮。河邊的埠頭上，擠滿了一群群村婦，她們清洗着一筐筐電器，然後在河灘空地上曬地瓜干似地晾開成片的電器零件。爐火彤紅的鍋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們一面煮飯，一面慢悠悠地搖着漆包線……

為了賺錢，那些電器作坊中的溫州商人們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用稻糠換下熔斷器的石英砂，以鐵片代替白銀充當繼電器觸頭。國家規定低壓電器必須憑許可證生產，而柳市大批企業中，有證企業不到1%，有證產品不到0.1%，經多次檢測，無證的產品全部不合格。為了銷售，柳市商人花錢買下一些國營企業的標牌，將電器出廠地全數標明為北京、上海。1989年，國家技術監督局對低壓電器市場展開調查，在《總結報告》中，調查人憤怒地寫道：「這次全國共檢查了近7000個經銷單位，查出的偽劣低壓電器產品超過170萬件（台），價值3000多萬元。各地在檢查中發現，大多數偽劣低壓電器，來源於浙江溫州地區，特別是溫州樂清縣的柳市鎮。」與此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事故也頻頻把柳市的劣跡曝光天下：黑龍江雞西煤礦由於柳市劣質電器漏電，引發嚴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傷；河南一家鋼鐵公司建成剪彩，一包鋼水正要傾倒卻突然卡殼，上百萬元的產品全部報廢，一查，還是柳市低壓電器惹的禍。

5月，國務院辦公廳史無前例地為柳市一個鎮「單獨發文」——《關於溫州樂清縣生產和銷售無證偽劣產品的調查情況及處理建議的通知》。6月，國家七部局成立了聯合督查組到樂清督查處理，浙江省、溫州市相繼派出工作組進駐樂清，樂清也抽調了154名縣直機關工作人員進駐14個鄉鎮，按照「打擊、堵截、疏導、扶持」的八字方針，查處整肅柳市電器。此次整頓前後持續五個月，根據公開報道披露，全鎮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部全數關閉，1544家家庭生產工業戶歇業，359個舊貨經營執照被吊銷。公安部門立案17起，涉及18人，檢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門立案144起。

如此大規模的整頓，讓柳市乃至溫州全境噤若寒蟬，仿佛「八大王事件」重演。然而，從結果上看，卻並沒有讓柳市走上毀滅之路。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有實力的企業脫穎而出，經過一年的整治，25家規模稍大的企業最終獲得了補辦的生產許可證。就在年底，一家名叫求精開關廠的企業一分為二，修鞋匠出身的南存輝和裁縫出身的胡成中各自成立了正泰和德力西，他們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相繼以合作制的方式整合了上千家小型加工廠，日後發展成中國最大的低壓電器企業。到2000年前後，柳市的低壓電器產量占到全國市場份額的60%，已儼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產業集群地。

對柳市的整頓是1990年治理整頓的一個縮影。當時，在廣東、浙江等沿海各地，以打擊假冒偽劣為主題的整頓活動此起彼伏。9月，新華社播發了一篇題為《商業部長買鞋上當記》的新聞稿，將這次打擊塗上了一次戲劇化的色彩。新聞稱，7月12日下午，商業部長胡平到湖北調查研究，逛了武漢百貨商場。在皮鞋櫃檯前，胡平看中了一雙帶網眼的棕色牛皮鞋，於是付款49.5元，買下了這雙鞋，並當場穿上這雙新鞋，繼續參觀。13日下午回到北京，誰知到家一脫鞋，就發現右腳一隻鞋的後跟已掉了一塊。17日，在11城市商業局長會上，胡平講了這件事，又深有感觸地說，「劣質產品泛濫，太可惡了。這個問題，生產者有責任，商業企業進貨把關不嚴，也有責任。」21日，輕工部長曾憲林約見胡平，說：「鞋的質量問題是當前消費者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輕工部已打算專門舉辦一個假冒偽劣鞋的展覽會。」胡平當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這個展覽會，我希望我買的那雙鞋也能作為一件展品，曝曝光。」

這個新聞用最生動的方式，讓全國讀者都看到了假冒偽劣產品對日常生活的侵擾，也因此可以團聚起全民的討伐氣焰。不過，另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是，對假冒偽劣的整治，在有些時間，也會成為各級政府保護國營企業既得利益的某種手段和理由。

遼寧省丹東市是我國射線儀器的工業基地，當地的儀表元件廠、丹東射線儀器廠是國家重點企業，它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初生產出中國的第一隻X光管、第一台X射線探傷機。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人離開國營工廠，就在附近開辦起了十多家生產同樣設備的私人企業。據報道，這些私人小廠「沒有經過行業主管部門審查批准或立項，沒有完備的質量檢測手段，沒有完善的防射線污染設施，沒有完整的技術文件、產品圖紙、工藝要求」。就在這種赤手空拳的情況下，它們開始與大廠搶食：小廠到大廠挖人才，工人兼職每月300元，技術員800元，調試一台設備外加500元；大廠里的設備、零部件老是失蹤，然後在小廠里出現；大廠研製出新的產品，過不了多久，圖紙就出現在小廠廠長的辦公桌上了；大廠用美元與外商結算，小廠們則可用人民幣，而且價格還便宜很多；小廠到處挖大廠的客戶，拉交情，給回扣，弄得客源日日流失；最後連大廠的營銷員也被小廠拉攏去了，小廠給出更高的提成，甚至「賣出十台，可以給一套房子」。《經濟日報》對此評論說，對許多國家骨幹企業的廠長來說，本身既受到種種體制上的束縛，動彈不得，外部又受到那些精靈般的、不按牌理出牌的私人工廠的騷擾，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苦笑了。在此次治理整頓中，這些小廠受到了嚴厲的整治，其理由是「盲目發展、重複布點、重複建設，嚴重影響國家行業規劃」。此類整頓在幾乎所有私人工廠日漸活躍的行業內都在發生。

這種專門指向體制外企業的針對性整頓，在客觀上，讓一些行業秩序得到了恢復，也的確打擊了日漸蔓延的假冒偽劣之風，但不可否認的是，同時造成了民營公司很大的困擾。1月5日的英國《金融時報》在觀察這一現象時說，「在北京重新調整中央計劃和加強政府控制的時期，私營企業正在受到嚴格的控制，雖然它們得到允許可以與較大的國營企業並存，但是，國營企業被放在優先位置上，絕不允許被取消。」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雜誌在1990年5月發表《光彩的新概念》一文也認為：「近來報紙和刊物上，有關個體戶的報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編輯感到『拿不準』。至於社會上，則更有甚者。在有些人眼中，個體經濟已成了背時之物，最好是『從重從快』懲罰打擊。有的人誤以為『中央已經收了，取締是早晚的事』。新聞界在一段時間內的沉默，無形中增加了這種不安的情緒。前幾個月全國個體戶銳減360萬人，不能說和這種氛圍沒有關係。」

在那個時期，鄉鎮企業被戲稱為「氣候經濟」，也就是隨着政策的松與緊而波動性成長。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事實是，民間公司的崛起實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很難被忽視的現狀。在廣東以及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已經在很多行業（尤其是電器零配件行業）獲得了領先的市場地位。蕭山魯冠球的萬向節廠生產的萬向節占到全國50%的市場份額，張家港電子計算機廠生產的計算機存儲器、常熟電視機元件廠生產的偏轉圈、上海聯合燈泡廠生產的鐵路信號燈等，都成為全國行業冠軍。這些企業將從一個專業性很強的行業出發，逐漸成長為一家現代大公司。也是從這一年起，國家統計局在統計全國工業增長的時候，把鄉鎮所辦的工業企業包括了進去，採用了「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概念，統計專家承認，鄉鎮工業約占全國工業的1/3，而在此之前，這些企業在國家統計數據中是「不存在」的。很多歐美的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公司時，都會被90年代初的那些戲劇性的數據所迷惑，其實那些年前後的鄉鎮企業數量及產值的「猛增」，是統計所造成的。1990年，全國工業增長為6%，鄉鎮企業的列入至少提高了三個百分點。

在10月份的一次座談會上，農業部副部長陳耀邦承認，「行業不正之風使鄉鎮企業受到損失。如一些部門借治理整頓之機，向企業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有的部門借行業管理、發放生產許可證、產品評優或供應平價物資等為由，划走、平調鄉鎮企業或改變鄉鎮企業的隸屬關係。」

陳耀邦的這段講話，還只是陳述了事實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一直存在着一個現象：一些私營業主為了自我保護及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便將自己的企業「掛靠」在鄉鎮集體上，每年繳納一定的管理費用，其餘的資產處置則一切自主。它們被稱為是「掛戶經營企業」、「紅帽子企業」或「假集體企業」。其掛靠原因主要有三：政治原因——避免受到政治歧視和間歇性的整頓打擊；經濟原因——可以享受集體企業的一些優惠政策，合法獲得原材料等；運營原因——在初期，私營企業不受消費者和經濟交往單位的信任。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這一部分企業的存在給統計和調查部門造成了困惑，以致人們無法準確地計算出私營企業的真實狀況。

1989年之後，隨着宏觀形勢的緊張和政府對私營企業的嚴厲整治，這股「掛靠風」突然升溫。像山東的王廷江和江蘇的蔣錫培那樣，把自己的企業捐給集體的案例畢竟不是普遍現象，更多的私營企業主選擇了折中的「紅帽子」方式，數以十萬計的私營企業主紛紛掛靠或歸屬到國營、集體企業的旗下。據統計，在廣東汕頭地區，此類企業就有1.5萬家之多，占到集體企業註冊數的六成左右。1990年中期後，政府及媒體突然關注到了這一現象，並對之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經濟日報》記者馬立群在一篇調查中認為，「假集體現象是私營企業趨利避害的行為，不足為怪，但是由於這種現象損害了國家的利益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這種企業的大量存在，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壯大了集體經濟，其實大謬不然。這些企業享受的稅收、信貸政策優惠，使國家財政受到了損害。有的地方假集體企業占到註冊登記集體企業的80%，如果對其進行清理，國家稅收無疑可以有可觀的增加。」馬立群的這種觀點代表了當時相當一批觀察家和政府官員的立場。很快，在國務院有關部門的督導下，各地開始了對「紅帽子企業」——也就是假集體企業的清理工作。

這個清理工作前後持續了四年，其間，在治理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對政府部門來說，自然是希望對「公皮私骨」的假集體企業進行清理，不讓自己所提供的優惠政策放錯了「籃子」，給錯了對象。而對某些此前掛靠了集體的私人業主，則心情十分複雜，一方面他們還想戴着「紅帽子」繼續享受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則也希望通過身份的清晰化，讓產權恢復到原來的面目，以免後患無窮。特別是那些已經稍具規模的「紅帽子企業」，「摘帽」對它們來說其實更有利於今後的發展。一個更為隱秘的現象是，在清理過程中，有的「真集體企業」也悄悄地擠了進來，其經營者以各種方式「證明」這家企業屬於「紅帽子」，然後順理成章地將之歸為己有。沒有數據顯示，在前後四年的清理中，到底有多少真假「紅帽子企業」最終完成了產權的清晰，不過，在1992年之後，各地的私營企業數目猛增，其中既有「南巡效應」，也是大批私營企業「摘帽」的結果。

與「紅帽子企業」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企業事件，則是在浙南和珠三角地區開始流行一種全新的企業模式：股份合作制企業。

股份合作制企業又是精於變通、擅長「繞着紅燈走」的溫州人發明出來的。據記載，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是溫州市城郊的甌海登山鞋廠，它是1985年5月由26個農民集股7.2萬元創辦的，這些農民既是工廠的股東，又是員工，所以被稱為「股份合作」，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不過，這種合作制一旦規模大起來，就經不起推敲了，因為不可能讓後來招用的工人都一一地成為股東。到1988年，聰明的溫州幹部又找到了一種更有說服力的產權模式。這年8月，蒼南縣在一家名叫橋墩門啤酒廠的小企業搞試點，設計出「股份合作企業章程」，此章程的微妙之處在於，它規定「企業財產中有15%是企業全體勞動者集體所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積累資金」，「它的獨立存在，是股份合作制企業區別於合夥私營企業和作為集體經濟組成部分的重要標誌之一」。正是有了一部分公共積累，股份合作制企業被理所當然地歸入了集體經濟的範疇。這一企業股權的設計舉世皆無，可說是中國基層改革派面對所有制禁區的一次大膽創新，它被認為是一種「非驢非馬經濟」，卻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一家私營企業要「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業也可謂非常之便捷：只要宣布本企業15%的資產為「全體勞動者的公共積累」即可。

溫州的這種新型企業模式很受改革派理論人士的青睞，當私營企業備受一些思潮侵擾之際，股份合作製成了一個理想的過渡模式和「避風港」。1990年2月，農業部發出第十四號令，頒布《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定規定》，並附《農民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其藍本便是橋墩門啤酒廠的那個章程。在農業部的主導下，沿海各地紛紛推廣股份合作制，很多集體企業也乘機進行了產權改造，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那條15%的「公有制的尾巴」也有粗有細，有些只有10%，有的則高達50%，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模式的嘗試削減了一些人對私營企業的無休止的清算，也讓企業部分地完成了資產所有權的清晰化。

這便是發生在1990年前後的一個事實：政府出於宏觀整頓和維護集體經濟的目的，發動了對「假集體企業」的清理，間接催生出一種新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模式，最終意外地演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企業產權清晰運動。江浙及珠三角一帶的很多私營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面目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政策日漸寬鬆後，它們又以各種手段剪掉了那條僅僅在名義上存在的「尾巴」，恢復其本來的產權性質。

1990年的中國，以9月份的亞洲運動會為界，涇渭分明。前面的大半年全力搞整頓，經濟從過熱迅速轉入平穩，之後則重新啟動開放與發展的主題。

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利以及發生在1989年的社會動盪和經濟低迷，讓中國的決策者對未來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進的思路漸漸退潮，一種漸變式的改革理念成為新的主流。1989年，鄧小平曾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此後，「穩定」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名詞，《人民日報》在新年元旦社論中寫道，「只要保持穩定，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穩定壓倒一切」與「摸着石頭過河」，以及「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都是鄧小平的改革名言，細細咀嚼，其中意蘊一以貫之。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的治理整頓，讓全世界對中國政府強有力的調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很多國際觀察家的預料，中國經濟並沒有在通貨膨脹中繼續失控地滑行，而是迅速地從過熱中冷卻了下來。在1989年，全國物價總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達40%，用《紐約時報》的話說，「物價狂漲幾乎可以跟1949年共產黨接管這個國家時相提並論」。然而，到1990年6月，物價指數就已經降到遠低於危險界線的3.2%，搶購風潮退去，社會恐慌心理隨之就平靜了下來。

在通貨膨脹被強行控制住之後，消費的持續低迷立即成為一個新的全國性苦惱。老百姓開始持幣惜購，銀行存款猛增，所有消費品和物資市場一片蕭條。從7月開始，一個新名詞開始被頻頻討論——「市場疲軟」。到八九月間，全國的工業成品庫存積壓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達到1067億元，而國家預算內國營工廠的庫存更是增加了45.9%，實現利潤下降56%，平均每100家工廠里就有33家出現虧損。

很顯然，這種日趨冷卻的經濟態勢，同樣是可怕的。於是，「啟動市場從何入手」又成為全國媒體熱議的主題，《經濟日報》甚至開闢專欄討論「煤炭多了，煤炭行業怎麼辦」，這個設問放在一年多前幾乎就是天方夜譚。各地政府開始籌劃如何讓經濟升熱的措施。總書記江澤民視察了海南，重申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海南的特區開放政策，在媒體上引發出新一輪的「海南熱」。

9月，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在北京隆重舉辦，這自然成為政府凝聚人心、提升全民熱情的大舞台。為了這個運動會，北京市投入25億元，建造了20多個大型的體育設施，一些原先被卡住的基礎建設項目投資開始悄悄恢復。全球媒體的矚目，以及數十萬人的參與，也讓沉悶了兩年多的企業界得到了很多商業機會。新華社熱切地評論說：「亞運會主要帶來的是機遇，是可能性。」美聯社也認為：「亞運會對北京政府是一個福音，體育再次展現出它推動經濟繁榮的能力。」在這一屆的運動會上，年輕的計算機產業展示了自己的成果，長城、聯想等公司自主開發了運動會所需的軟件系統，90%的計算機採用了國產貨。不過，為了防止出現意外，組委會還是請IBM公司來承擔信息備份的工作。

▲亞運會召開，體育再次展現出它推動經濟繁榮的能力

到下半年，所有關注中國經濟的人都把目光對準了上海和深圳，在那兩個城市，因為社會經濟動盪而中斷的資本市場試驗，終於修成正果。

在1988年底的中南海匯報會後，高西慶和王波明們就搞起了一次「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着手證券交易所的籌辦事宜，但是，工作很快就被突如其來的動亂打斷了。在將近大半年的時間裡，他們一直無所事事。王波明後來說過一個很有趣的細節：他和另一個叫章知方的同事每天在辦公室裡面面相覷，某日，章實在坐不住了，說，「我有點事兒，先走啦。」不久，王波明也實在待不下去了，就跑到附近的電影院看電影，待摸黑走進影院，突然發現前排座位上的那個人好是眼熟，定睛一看，果然就是「有事先走」的章知方。

王波明講的笑話很有戲劇性，不過要記錄的是，儘管實際工作被停滯了下來，然而在當時清醒而務實的高層人士中，對證券交易所的謀劃一直沒有停息過。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禮堂開會籌劃開發浦東，身兼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朱鎔基明確要求加快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備，當場有一些幹部對此頗有遲疑，銀行官員擔心交易所起來，會分流銀行信貸資金，政策人士擔心證券買賣有點賭博，不利於精神文明建設，國營企業向個人發行股票，會不會搞成變相的私有化？主管意識形態的幹部則擔心，開交易所會不會在上海灘上又培育出一代資產階級？朱鎔基的表態才使這些幹部的思想穩定下來。

▲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正式掛牌，舉手致意者為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朱鎔基

上海對資本市場的熱情有着特殊的情結。中國的第一張股權證便是於1859年在這裡出現的，當時美國公司瓊記洋行花10萬銀洋定造火箭號輪船，中國商人入股1萬元。1877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共招商人入股37萬兩白銀，是近代中國史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城市，很多史家認為，正是因為它的衰落才成就了香港的輝煌。此刻，作為國家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每年上繳財政占全國的1/6，而在改革開放的各個領域卻都已經落後於廣東，若沒有特別的手段，上海振興將無從談起。1990年2月，專程南下到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提出要開發浦東，並反思如果搞四個經濟特區時就加上上海，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開發政策的確立，讓上海再度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龍頭，其長遠效應十分巨大。從1990年到2004年，浦東的GDP從區區60億元增加到1790億元，浦東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業總產值、1/2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和1/3的利用外資總額，等於在15年裡再造了一個上海。這裡成為中國金融的核心區，以及跨國公司總部最密集的區域。按1990年的中央規劃，浦東的優惠政策將享受15年，到2005年，就在這個期限到來之時，國務院又批准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其試點效應繼續延伸和擴展。

▲上交所的第一任總裁尉文淵

如果說，浦東開發是上海起飛的戰略一翼，那麼，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則無疑是另外一翼。早在3月，朱鎔基出訪美國、新加坡等國，在抵達最後一站香港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不動聲色地說，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此時，上海的金融官員對這個時間表聞所未聞。6月，35歲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副處長尉文淵受命籌建證交所。

尉文淵空手上任，十年後他對友人說，「當時年輕，如果知道以後的溝溝坎坎，就不接這個總經理了。」他受命後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正在不亦樂乎地炒賣國庫券的萬國證券總經理管金生，管在電話那頭笑道：「我知道遲早會接到這個電話，無非不知道會是哪個人打來。」尉文淵當時面臨的狀況是，全上海可作為會員的證券公司只有3家：萬國、申銀和海通，比較成型的股份制企業也只有11家，夠上市資格的則只有6家。就這麼「三把蔬菜」、「六塊肉」，尉文淵硬是把它炒成一桌菜。

12月19日，上海舉行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朱鎔基致開業辭，尉文淵敲鑼開市。有目擊者稱，尉敲完鑼後，激動得當場暈倒，被人攙扶着離開了熱鬧的現場。117

當日，有30種證券上市，國債5種，企業債券8種，金融債券9種，公司股票8種。畢竟有40年沒有搞資本遊戲了，所有人都手忙腳亂，第一筆交易對象是電真空股票，由海通證券拋出，未達三秒便被萬國證券搶去，於是宣布無效。再次競價，申銀證券吃進，成交價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國證券史上的第一筆交易中都亮相了。

上海即將開市的消息，在南方的深圳引起了連鎖反應。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請開辦證券交易所，然而遲遲未得回復。尉文淵在上海一陣緊鑼密鼓，讓深圳人不再坐等。11月22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約見深交所籌備組負責人禹國剛，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市？」禹答，「如果你們今天拍板，我們明天就開業。」

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搶在上海之前「試開市」。由於當時還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沒有像上海那樣大張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灝沒有出現在開市儀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董國良出席。由於倉促搶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跟擁有電腦交易系統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達股票8000股，採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達，當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李灝等人都熱熱鬧鬧地出席了「開業儀式」，用禹國剛日後的話說，「孩子生出來了，還能再按回娘肚子裡不成？」

▲籌辦深交所的禹國剛

不過，無論創市的過程是怎樣的幼稚忙亂，中國的資本市場卻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雙市格局」。以這兩個交易所為中心，中國公司將演出一輪又一輪的商業大戲。

正如運動員賽跑，最容易在拐彎處比出高下，中國眾多公司的此起彼伏，也每每是在周期性的宏觀調控中變幻着各自的命運。開始於1989年初的治理整頓，讓無數企業備感壓力，也讓那些有遠見和能力的企業獲得了快速成長、超越同類的機會。

在經歷了早期求大於供、粗放經營的階段後，一些國營企業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到質量的提升和新技術的開發上。在青島，靠率先引進日本生產線、在「冰箱熱」中賺到錢的張瑞敏比他的同行們更有市場眼光。他在福建跑市場時發現一個怪現象，到了夏天，人們洗衣服洗得特別勤，洗衣機反而賣不動。很快他找到了原因，當時市場上只有容量4公斤、5公斤的洗衣機，夏季每天要洗的襯衣、襪子，用大洗衣機洗又費水又費電，不如用手洗方便。其實並不是夏天人們不需要洗衣機，而是沒有適合的小洗衣機。於是，海爾的工程師們馬上研製出了「小小神童」洗衣機，洗衣容量為1.5公斤，3個水位，最低水位可以洗兩雙襪子。這種洗衣機投入市場後立刻就供不應求。秋天，張瑞敏從北京領回了「國家質量管理獎」，他還送了四台冰箱到德國參加樣品展示會，並提出「三個1/3」的企業發展戰略目標，即今後海爾冰箱將在「國內生產國內銷售1/3，國內生產海外銷售1/3，海外生產海外銷售1/3」。在這個稍顯粗糙的規劃中，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成為「全球性製造基地」的雛形。

北京聯想的柳傳志獲得了第二屆全國科技實業家創業獎金獎，聯想成為繼四通（這家公司的創始人萬潤南在上一年出逃國外）之後最大的電腦銷售商，開始自主生產、銷售微機板卡。公司辦公室主任郭為想出了一句牛氣十足的廣告詞：「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則廣告從下一年起投放，立即風靡全國。

▲把長虹帶入輝煌的倪潤峰

在偏遠的四川綿陽，一家名叫長虹機器廠的軍工企業突然躍升為全國最大的彩電製造企業。它在1980年率先轉型，與日本松下合作，成為國內首批引進生產線批量投產彩電的企業。就在彩電炙手可熱的1988年，廠長倪潤峰又研製出第一台立式遙控機型，他還組織了200多名銷售員「上山下鄉找市場」，一番拳打腳踢之後，長虹成為全國首批45家國家一級企業之一，而且是西部唯一的一家。

無論是海爾、聯想還是長虹，1988年之前的國營企業序列中都是寂寂無名之輩，也沒有得到國家政策的特殊傾斜，然而它們都因為有一位傑出的領導者，並且在各自的行業中率先完成了技術改造和管理提升，因而在市場競爭中站住了腳跟，得以迅速地脫穎而出，相繼成為新一代國營企業的楚翹。而那些試圖尋找政策保護，甚至期望通過治理整頓「淨化」行業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則不可避免地持續沉淪，最終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深圳市解放路光華樓西華宮正式開業

麥當勞急匆匆地在深圳開出它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快餐店，這已經是1990年的10月8日。

剛剛參加完高考的深圳女孩邱潔雲是第一批參加面試的服務員，她說：「我本來以為應聘服務員，頂多是擦擦桌子，沒有想到第一天就被分配去洗廁所。我當時覺得很委屈，一邊洗廁所一邊掉眼淚。」她後來當上了這家深圳店的經理。麥當勞匆忙開店，是因為它實在無法忍受一個事實：比它早進來三年的肯德基早已賺得缽滿盆滿了。《紐約時報》在報道中羨慕地說，「每天一到吃午飯的時候，北京三家肯德基炸雞店就門庭若市，排隊的人里三層外三層，兩塊炸雞、一點土豆泥、一點捲心菜沙拉和一塊麵包就要8.5元。天安門附近的分店創下肯德基單店最高銷售紀錄，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盈利最好的連鎖店。」

那些早早來到中國的外國品牌都嘗到了甜頭。最早來到中國的法國服裝品牌皮爾·卡丹開在北京的一家專賣店每天就有2.3萬元的銷售額，一件不起眼的服裝標價就高達1500元。9月，皮爾·卡丹本人又來了一次北京，他被特許在以前的皇宮紫禁城裡舉辦了一場熱鬧的時裝秀，在過去的幾百年裡，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位很有商業頭腦的時裝大師還同時代理了迪奧、瓦倫蒂諾等意大利品牌在中國的銷售權。香港《文匯報》撰文《洋貨狂襲中國》，它從吃穿住用等方面分析洋貨對國貨以及消費者觀念的衝擊，作者驚呼：「任憑洋貨長驅直入，充斥市場，其嚴重後果令人不寒而慄。」在這樣的言論背後，人們似乎已經看到，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有一次國貨振興的運動。

▲繁榮一時的「中英街」街景

那一年，幾乎所有向往時尚生活的中國消費者都知道在深圳有一條「中英街」，那裡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洋貨。這是一條長約250米，寬不足4米的小街，位於深圳與香港交界的沙頭角。從1979年開始，這裡就成為一條特許的免稅街，內地的遊客參加指定旅遊公司組成的旅遊團，辦理完「特許證」就可以進入購物。每天，在入關處排隊的遊客宛如長龍，人們領到「特許證」後就立刻擠進小街，先是站在標有「中英地界·光緒二十四年」字樣的石質界碑前拍照留影，好奇地眺望一眼近在咫尺卻無比神秘的香港島，然後就衝進300多家小店鋪里瘋狂搶購各種時髦的小商品。一位叫劉福來的店主後來回憶說：「那時候早上從開門一直到落閘，生意都很好，大陸的觀光客對這邊的東西不論什麼都感興趣，錄像機、照相機、金首飾、衣服，甚至連力士香皂都搶着買，基本上不說價。」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去中英街購物」都是無數內地消費者最嚮往的購物行動之一，這裡每天有超過1萬人次的遊客，節假日和高峰期遊客數量超過10萬人次，一年遊人量達1500萬以上，成為全國知名度極高，也最奇特的購物觀光地。

在中國，曾經讓人們無限憧憬的1990年，就這樣出乎預料地展露出全民商業化的面貌，它跟1978年剛剛開始改革時的嚮往實在有太大的出入。人們變得越來越實際，如何儘快地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如何發財致富享受生活，成為一個公開而榮耀的話題。幾年前還被視為靡靡之音而遭到禁止的台灣歌手鄧麗君，現在成了最受歡迎的流行偶像，台灣女作家瓊瑤的言情小說和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大中學生們最喜歡的文學作品，他們的盜版圖書擺滿了全國所有城市的大小書攤。還有一個叫汪國真的青年詩人以一本輕佻而快樂的《年輕的風》118狂銷100萬冊，創下有新詩以來的出版紀錄，他最出名的詩歌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119。也許，他真的說到了人們的心坎里。

1991 滄海一聲笑

滄海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記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天知曉。

——黃：《滄海一聲笑》，1991年

日漸世俗和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麼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還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章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着「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三年多來的宏觀調控，讓過熱的經濟趨於平穩，各項經濟指標大大降了下來，人們在改革上變得縮手縮腳，儘管中央提出了浦東開放，並重申海南特區政策不變，但是，在總體的發展思路上，各級官員仍然摸不透未來的方向。這時候便需要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出來，重新喚起所有人的熱情。這個使命又落到了已經宣布「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身上。這兩年，鄧小平都是在上海過的春節，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根據他在上海期間的講話，先後發表三篇署名「皇甫平」120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資」的詰難。

這組社論甫一刊登，便在一派沉悶的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它並未標註出思想的來源，便引起一些人士的指責和圍攻。某雜誌在4月20日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121另一本雜誌推出《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122

8月和9月，北京報紙相繼發表《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和《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認為：「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區分姓『社』還是姓『資』。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着姓『社』和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這樣的爭論將持續一年，直到下一年鄧小平在深圳的視察被公開報道後才戛然而止。在各個領域，一些大膽的人們都已經迫不及待地重新出發了。中國改革史的一個特點便是，人民的實踐有時候會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儘管會階段性地受到意識形態爭論的影響和干擾，但是並不能真正地阻擋它前行的腳步。

5月，李瑞環去溫州視察，就在這個月，有位離休幹部剛剛給北京寫了一封信，揭發溫州老闆個個「五毒俱全」，「騎的是本田王，穿的是A底王，睡的是彈簧床，抱的是花兒王」。此信直接導致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溫州核實調研，剛剛從柳市整頓事件中喘過氣來的溫州再次風聲鶴唳。頗有改革風範的李瑞環當然知道溫州幹部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當地官員在向他介紹「股份合作制」企業時，再三小心翼翼地論證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跟私營經濟有「本質上的差別」。李瑞環當時的態度令當地官員懸着的心放下了一小半。

「姓資姓社」的爭論，在經濟領域便體現為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比例問題，有些人士擔憂的正是後者的迅速增長將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123

最近這段時期，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乏力實在讓人失望。1月12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一篇新聞：北京襪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嚴重積壓，東城區就有數百家這樣的國營中小企業，東城區工商局為了讓區內的國營企業多一些銷售的機會，就主動安排它們進入集貿市場，並動用行政手段讓它們占據最好的攤位，結果卻是事與願違，數以百計的積壓廠家只有17家前來登記申請，最後只有六七家到市場裡去設了攤。記者在北京最大的和平里綜合集貿市場上看到的景象是，「國營、個體的攤位涇渭分明，前者的守攤人縮着脖子，躲在櫃檯後面，一副十足官商作風，個體練攤的則又是叫賣，又是拿着樣品比畫，熱熱鬧鬧地吸引絕大部分的顧客。在刺骨寒風中，個體練攤的照舊天亮出，天黑收，而國營的推銷員卻按部就班，實行8小時工作日，若要延長營業時間，就涉及獎金、加班費，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些國營攤位的銷量不及私人攤戶的1/4，很快就被淘汰出了市場。記者最後無奈地說，「雖然使國營企業在場地、產品、流通環節等硬件上與個體形似，但是在利益機制、市場機制上的神合卻難以達到。」這是一個帶有很強寓意性的新聞，它展現出國營企業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被動與尷尬。

此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再沒有80年代中後期那股「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意氣風發，更多的時候，它帶有了悲壯而無奈的氣息。在全國兩會上，一位北京代表說，「我們心頭像是壓上了一塊大石頭，這石頭就是國營的大中型企業。」從1984年起，各項改革措施年年創新，從利改稅、承包制、政企分開，到優化組合、股份制、租賃制，藥方開出了一帖又一帖，卻罕有成效。近年來，即便是在諸多「傾斜」、「保護」以及創紀錄的大批信貸資源源源注入之後，國營企業的表現依舊讓人們無法輕鬆起來：生產回升緩慢、效益下降、虧損翻番。新華社評論員在一篇述評中憂鬱地說，「人人皆知倘若大中企業不能振作，則今後十年中國經濟斷無成功之望。」在當時，唯一對這個「共識」不以為然的是來自四川的經濟學家蔣一葦，他一直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認為國家應該放棄對國營企業的偏執性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寬闊的視野來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對於國營企業，他的觀點是「吃任何藥都不如不吃藥，不管就活」。124《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採訪歸來後寫道：「我頗看重此說，卻想不透其中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