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4章
吳曉波
5月份，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新聞媒體替改革開放後投資最大的鋼鐵企業上海寶鋼討債。據報道，在過去的幾年裡，這家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基地一直受到三角債的困擾，累積至今已經高達20多億元，占到流動資金的1/3，瀕臨難以為繼的境地。國家計委、全國清欠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寶鋼協調清欠，但是效果卻始終不彰，百般無奈之下，只好使出了最後的一招：把那些主要的欠賬大戶（總共有113家國營製造企業和流通公司）的名單在《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出來。隨後的幾個月里，在媒體的一一追問和督促下，欠債大戶們才紛紛開始還債。時報的一位叫張文學的記者還跑去欠寶鋼4400萬元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促使該廠還出了800萬元。由媒體來扮演催債角色，實在是一個很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事件，這也從側面表明，在國營企業的調控和管理上，有關職能部門已頗為乏力。
發生在河北廊坊市的劉森林辭職風波，則展現出國營企業治理中的另一種尷尬。1985年，25歲的劉森林掛靠廊坊農工商總公司開辦了一家化學清洗公司，他用家產做抵押向農工商借了五萬元創業，六年後，這家公司不斷滾大，資產達到1040萬元，擁有300多名員工。按協議，劉在1990年可得150萬元的承包報酬，農工商卻以不合政策為由拒絕兌現。於是，劉森林與「婆婆」的關係迅速惡化，劉提交辭呈，宣稱要帶着骨幹員工自辦私營公司。這個事件經媒體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圍繞「劉森林該不該離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風波最後的解決方案是，在廊坊市政府的斡旋下，劉森林的公司與農工商脫離隸屬關係，成建制地掛靠到另外一個「婆婆」——市輕化局，此事才算平息下來。這個風波表明，隨着企業自主能力的提高，它們與主管機構的矛盾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和難以化解。
種種跡象表明，傳統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已經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日薄西山了，兩年來的治理整頓和市場蕭條，讓那點僅有的進取心也消磨殆盡。農業部提供的數據表明，在1990年裡，鄉村集體企業實現利潤265.3億元，首次超過國營企業的246億元，前者的銷售利潤率為5.6%，相當於後者2.6%的兩倍多。農民企業家魯冠球用一句順口溜表達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競爭的自信——「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他甚至在北京兩會期間預言，到2000年，鄉鎮企業無論產值還是利潤都將超越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當然，這只是一個農民企業家的個人豪言，但此言一出，舉國學界竟沒有人與之討論。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國營企業的振興戰略，讓每一家國營企業都獲得生機看來是不可能了，因此，除了繼續千方百計在政府扶持、體制鬆綁上下功夫外，一個更為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收縮戰線，讓那些實在扶不起來的「阿斗們」自行了斷。
8月15日，每天都在討論如何搞活國營企業的《經濟日報》刊登了評論員詹國樞的一篇述評《少數企業「死」不了，多數企業「活」不好》，文章稱，「產業結構調整之所以困難，癥結就在於我們的少數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死不了——風浪來了，大家匍匐在地，風浪過了，全都站起身來，產業還是那個產業，結構還是那樣的結構。不是我們不想讓一些企業活，而是客觀環境不允許這些企業活。」此文刊出，頓時引發廣泛的關注，很多人感覺到了政策調整的先兆。《經濟日報》此時已隸屬於國務院系統，它的很多觀點代表了官方的態度。此後數月內，《經濟日報》選中四川省為典型，又展開了一輪「死一塊活一片」的連續報道，記者們相繼提出「讓搶救無望的企業『安樂死』」、「紅白喜事一起辦」等十分尖刻的觀點。
事實上，讓那些實在活不下去的國營企業死掉，不僅僅是一個觀念解放的問題，還有很多實際上的困難，最主要的便是下崗工人的善後問題。多年以來，國營企業的工人接受主人翁教育，以廠為家，以身為工人階級為榮，從來沒有下崗的思想準備和再就業的能力，在很多老牌企業里，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廠工作，其「工人身份」甚至是可以傳代世襲的。要讓這些企業一死了之，必定會引發強烈的社會動盪。深圳市於1990年4月起，率先向外商出售國營企業。到1991年，深圳已經出售了40多家國營企業的產權，交易價值1.9億元。媒體的觀察是：「在產權轉讓中，最難處理的是職工的轉讓，新業主往往不要原企業的職工，都想重新招工，致使原來的職工失業。深圳市有關部門正想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四川讓特困企業「安樂死」的主要辦法，是讓活得還不錯的國營企業，兼併那些虧損的同行，同時，政府給予前者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成都的無縫鋼管廠就兼併了六家虧損的工廠，廠長對記者說，「兼併是企業行為，但絕不是企業的自發行為。」言下之意，如果沒有足夠的優惠，他們不會吃下那些爛蘋果。為了兼併一家鋼鐵廠，鋼管廠與政府談判了15個月。這個經驗在後來的數年內得到推廣，不少地方因此組建起由歸併而形成的規模龐大的國營企業集團，他們往往因此得到上市融資的「指標」，在財稅上更是享受特別的優待。在這過程中，像鋼管廠那麼「強勢」的企業似乎不多，絕大多數的兼併都是政府意志的體現，「歸大堆」帶來的後遺症又將引發新一輪的企業興衰。
1991年11月25日，上海牌轎車宣告停產，至此，建國後的兩大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與上海牌轎車均告消亡。不少工人聞訊從市區趕到安亭，爭相與最後一輛上海牌轎車合影，有人眼裡還泛起了淚花，還有人則手撫車身，依依惜別。上海牌轎車於1963年開始批量生產，改革開放之初，它是國家專控商品，只有縣團級以上的幹部才能乘坐，普通人和私人企業均無權購買。1983年之後，日漸出現生存危機的汽車廠開始私下向社會出售轎車，每輛定價2.5萬元。工廠老人回憶說：「每次賣車的時候都害怕極了，提心弔膽的，生怕犯什麼政治性錯誤。」
就在上海牌轎車羞羞答答地在市場邊緣徘徊的時候，德國大眾在華投資卻逐年增加，它出產的桑塔納年產6萬輛，竟接近上海牌轎車在過去28年裡的總產量，已儼然成為中國市場的第一轎車品牌。8月份的美國《商業周刊》評論說，「1990年，上海大眾的稅後利潤一舉超過了大眾的全球盈利目標，其原因之一是，只有在中國這樣的國有經濟條件下，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轎車才能賣人民幣17.8萬元，幾乎六倍於該產品的世界平均價格。」很顯然，驚人的利潤空間，是導致中方最終決心放棄上海牌轎車的重要原因。自從在1985年組建上海大眾汽車之後，原來的上海汽車廠名存實亡，全廠2900人中的業務骨幹共1600人全都去了新的合資廠，政府主管部門也不再對原來的生產項目再投入，上海牌轎車在形同被棄的情形下苟延數年，終於無法支撐。在1991年5月，國家有關部門決定，在未來四年內報廢170萬輛在1974年前製造的老汽車，絕大多數的上海牌轎車都在此列，這對於中國汽車產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利好，可惜那些老邁的國營老廠已經無緣分享「蛋糕」。《南華早報》引用物資部門官員的話說：「政府將為機關和企業用新車替換舊車提供財政方面的幫助，這些新車主要是由中國與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的合資工廠生產的。」
上海牌轎車的消失，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在跨國公司和新興民間企業的雙重衝擊下，曾經紅極一時的老牌國營企業品牌都相繼凋零，一個時代終於在戀戀不捨中褪去了它最後的一道餘暉。
關於國營企業的「生死討論」，事實上意味着一場即將綿延十多年的資本盛筵已經悄然開始了。對陷入困境或處於市場邊緣的國營資產的分割、重組與出售，將成為財富積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如果說，在1988年，「資本」這個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萬惡名詞已經重新歸來，那麼在今年，它已經散發出越來越迷人的金色光彩，那些最早認識到它的人們將一一成為新的財富寵兒。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正是從龐大無比卻又貌似僵化的國營資本這座「大金山」上，挖取到了各自的「第一桶金」。
今年，一直對自己的商業天才深信不疑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終於證明了自己的「天才」。
在離開家鄉之後，他一直在深圳、北京和海南等地尋獵，他的南德公司做過各種各樣的貿易，從販賣鋼材到批發毛線。向來喜歡天馬行空的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露面的「大場面」，1989年，他受到邀請去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參加這個知名的非官方論壇。達沃斯的物價奇貴，牟其中不敢吃飯店裡的食物，便天天跑到小巷裡找最便宜的餡餅。會期半個月，他住了四天就受不了要回國，臨結賬時才被告知，作為受邀嘉賓，他的食宿都是由論壇方面全包了的。
達沃斯歸來不久，他在從萬縣到北京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河南人，從後者口中，牟其中得知正面臨解體的前蘇聯準備出售一批圖-154飛機，但找不到買主。於是，異想天開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冒險的生意。南德既沒有外貿權，也沒有航空經營權，更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做成飛機貿易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牟其中卻決意一試。他打聽到一年前剛開航的四川航空準備購買飛機的消息，便七拐八彎地前往洽談，川航同意購進蘇聯飛機，然後，牟其中又從四川當地的國營企業中組織了罐頭、皮衣等大批積壓商品，準備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達成這筆生意。牟很能抓住人的心思，他接待蘇聯航空工業部官員的地點選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在開始談判之前，他「很榮幸地」告訴客人，這裡便是不久前戈爾巴喬夫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地方，一向唯上的蘇聯同志當然立刻肅然起敬。就在牟其中的空手倒騰之下，這筆「不可能的生意」居然變成了現實。1991年年中，南德、川航與蘇聯方面達成協議，中方用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購四架蘇製圖-154飛機。這筆貿易經媒體報道後，牟其中頓時成為全國熱點人物，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到1個億。牟的運作其實一直遊走在政策的邊緣，2000年7月，川航對外拍賣當年購進的一架圖-154飛機，其名義是「走私飛機」。
「罐頭換飛機」令牟其中一夜成名，更讓他對自己的「空手道理論」深信不疑，他對來訪的記者說：「過去的經濟規律已經變得十分可笑了，工業文明的一套在西方落後了，在中國更行不通，我們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經濟的新遊戲規則。有人說我是空手道，我認為，空手道是對無形資產尤其是智慧的高度運用，而這正是我對中國經濟界的一個世紀性的貢獻。」在今後的十年裡，牟其中將他的這套理論一再地付諸行動，他策劃了一大堆聽上去就嚇死人的「宏大計劃」，其中包括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引入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使之變成降雨區。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牟其中一直是媒體的焦點，他獲得了「中國十大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中國十大實業家」等眾多稱號；南德集團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真正的民營企業」；在1994年，美國《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當年度的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大陸富豪第四位；同年，中國的一本名為《財富》的民間雜誌把他定為「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和「大陸超級富豪之首」，這位充滿商業想象力和改革空想熱情的四川人也因此成為第一個被冠以「中國首富」的企業家。
牟其中在1991年前後的冒險成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在經歷了13年的改革之後，計劃體制已經在內外交困中走到了逐漸瓦解的邊緣，缺乏市場開拓能力而造成貨物積壓仍然是困擾很多國營企業的最大難題，這無疑給很多像牟其中這樣的大小倒爺提供了巨大的運營空間。通過創新的方式在流通環節中獲取利益，成為這些冒險家屢試不爽的致富手段。不過，由於缺乏規範的資本工具和遊戲規則，這些經營活動便往往非常的傳奇和詭異，也充滿了種種的不確定性。
如果說牟其中「罐頭換飛機」的故事從一開始就膾炙人口的話，那麼，幾乎同時，另一個人的資本操作則顯得要低調得多，而事實上這個連名字都很神秘的安徽人，卻可能是第一個真正掌握了現代資本遊戲規則的中國企業家。
很多年後，人們仍然對仰融的身世知之不多，據說他原名叫仰勇，是一個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採訪過他的記者描述說，「仰融是一個思想上天馬行空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總是被他牽着走，很難把握自己的節奏。跟其他企業家相比，他顯得更桀驁一些。如果說仰融自己身上只有20萬了，而且明天就要全部還掉，但是他今天能請你吃10萬元的飯，並且面色如常。」仰融曾經向人背誦過莎士比亞的一段名言：「世事的起伏本來就是波浪式的，人們要是能夠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在後來的十多年裡，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1989年，受知名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的賞識，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
人在香港，心系內地，仰融深知國營企業的資本變革將帶來巨大的利益空間。瀋陽金杯汽車是東北第一家嘗試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國營企業，1988年它向國內外發行1億元股票，歷時一年有餘卻響應寥寥，公司甚至曾在國家體改委的大院裡貼布告賣股票，整整一天也只賣出了2.7萬元。便在此時，仰融上門洽談，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萬美元買下金杯汽車40%的股份，之後他又安排了一次關鍵性的換股，將控股比例擴大到51%，成為該公司的絕對控股方。仰融為此專門在太平洋小島百慕大設立了一個項目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華博100%控股。這時候，仰融還悄悄完成了對華博的資本改造，其股權結構改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一手策劃華晨收購瀋陽金杯，其所有投入的現金則均來自許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而仰融本人在2003年接受鳳凰電視台採訪時聲稱，他投入金杯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仰鋯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
在完成了這一系列長袖善舞的資本組合之後，天資聰慧、視野開闊的仰融開始籌劃在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當時，中國還沒有成立證監會，仰融的一切運作均無先例可循。為了讓上市公司有一個更為合法、合理的身份，仰融籌劃成立了非營利性的「中國金融教育基金會」，發起人是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華晨控股、中國金融學院和海南華銀四家，註冊資金210萬美元，其中200萬美元由華晨控股支付。就這樣，仰融戴上了一頂有眾多壟斷性國營資本背景的顯赫的「紅帽子」，它讓這位資本梟雄得益於先而傾轍於後。1992年10月，「華晨中國汽車」在紐約成功上市，融資7200萬美元。這是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第一例。對紐約證交所來說，這也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隻正式掛牌的股票。它在當年的美國股市轟動一時。
仰融在1991年前後的這一系列資本操作，已經表現得非常嫻熟——以少量資金控股資本質量良好卻暫時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在免稅天堂設立「殼公司」、以「中國股」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現。跟喜歡高調行事的牟其中相比，其精妙圓融和國際化特徵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兩人共同的特點則是，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了計劃體制削弱過程中的機遇，都試圖用各自的霹靂手段火中取栗，攫取財富。在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將成為無數商業奇才崛起和淪陷的重地。
就在牟其中、仰融等人開始翻江倒海的時候，在改革觀念頗為超前的江浙一帶，還出現了跨所有制兼併的事件。三年前由宗慶後創辦的杭州娃哈哈兒童食品廠現在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兒童營養液企業，作為一家區級校辦工廠，娃哈哈一直苟居在一個三層小樓的街道車間裡，根本沒有擴張的餘地。11月，在杭州市政府的協調下，宗慶後兼併了已經瀕臨停產險境的全國第四大罐頭企業——杭州罐頭廠，在華東媒體中，這一新聞被稱為「小魚吃大魚」，宗慶後在購併後迅速購進生產線，推出兒童飲料娃哈哈果奶，僅僅100天時間，罐頭廠便恢復正常生產，實現了扭虧為盈。
在山東濰坊，一個剛剛上任的年輕市長走得更遠。
這個時年35歲的市長名叫陳光，年初，他由濰坊團市委書記調任濰坊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諸城市當市長。就任後的第一次調研，就讓他手腳發麻，市屬全部150家獨立核算的國營企業，有103家明虧或暗虧。原因是「企業產權關係不明晰，利益關係不直接」。陳光在新公布的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一句話「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由此，他決定把這些企業統統賣掉。
第一家被選做試點的是總資產270萬元、職工277人的諸城電機廠。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國家控股51%，職工買斷49%，但陳光提出要改就由職工全部買斷，最終定下來的方案是，9個廠領導每人出4萬元，20多個中層幹部每人出資2萬元，普通職工每人出資6000元。這場改制搞了一年多，在新公司的成立會上，陳光說：「十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從今天開始，咱兩家的關係變了，變成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在之後的兩年多里，陳光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七種形式，將全市272家鄉鎮辦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都出售給了個人，陳光因此得下一個綽號——「陳賣光」。
「陳賣光」的膽大妄為，理所當然地引起一些人的攻擊。主掌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派出以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為組長的聯合調查組赴諸城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縣屬企業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難多，諸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取得成績，是難能可貴的，為「放活國有小企業」創造了經驗。陳光後來於1997年調任山東菏澤地委副書記、常務副專員。那裡又是一個國營企業的虧損重災區，縣屬以上的工業企業虧損面達90%。陳光仍舊是一派「善財童子」的做法，能賣的企業全數出售，沒人肯買的企業，則「送給」優勢企業。2002年，菏澤市以國營企業數量銳減的代價把虧損面下降到了12%。陳光因此得了一個新綽號「三光專員」——「陳光，陳賣光，陳送光」。
在企業史上，陳光被稱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第一官」。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仍是以改善政府部門和企業間的關係為主，從放權改革到承包制，各地政府和經營者嘗試了無數種改革的模式和方法，但卻始終沒有觸及最致命也是最敏感的產權制度變革，企業的產權關係依舊不明晰。用陳光的話說，「還是工人當家不做主，廠長有權不落實，企業盈虧不負責」。直到1991年前後，在百番施計無效、政府無力全數承擔的情況下，地方的中小國營企業終於被相繼放棄，而此時，民間的私人企業也具備了購併的能力和需求。陳光在諸城的做法在當時國內並非僅見，無非因為他的「賣光」做法實在太驚世駭俗，才引起那麼多的關注。
在陳光把諸城搞得「天下大亂」之後的第二年，一個叫黃鴻年的印尼華人將來到中國，他以「印尼第二富豪」之子的身份從國營企業改制這個大鍋里狠狠地撩走一大碗。
1991年前後，全球乃至中國的新技術產業都處在一個突變的前夜。
當時，美國硅谷正浮游着一股不安的氣息：在全美便攜電腦市場，日本公司的產品占去了43%的市場份額，而便攜機是計算機硬件行業中增長最快的部門。令硅谷感到絕望的是，日本已經控制了全世界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的生產。2月，麻省理工學院的查利斯·富格森教授做了一個很讓美國人泄氣的試驗，他打開了一台康柏便攜電腦，裡面赫然顯露出日本原產的顯示器、動力管理系統及微縮技術。由這些硬件內部的空虛，富格森表達出對美國電腦公司戰略性脆弱的極大憂慮。
也是在這年的7月，安德魯·S·瑞普波特和S·哈利維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不生產計算機的計算機公司》，瑞普波特和哈利維在一開始就斷言，「這種競爭力的減弱是不確定的，但是這種恐懼卻是不應該有的」。而隨後他們做出的預言在十年後看來幾乎就是事實本身：「到2000年，最成功的計算機公司將不再是那些生產計算機的公司，而是那些購買計算機的公司，這些領導者將會充分利用價格低、性能高的硬件來創造和提供新的應用。」
他們尖銳地指出，美國在生產份額上的減少，「對於眾多頂級的計算機公司來說是個好消息——假如它們忘記過去，並對技術、生產和營銷戰略進行重新定位來迎接新的現實。美國計算機公司的戰略目標不應該是製造計算機，而應該是在計算中創造永恆的價值」。
瑞普波特和哈利維所提出的觀念，影響了美國IT產業的走向，他們所提出的三個新的投資點最終造就了3家最成功的美國電腦公司：軟件開發——微軟；系統整合——IBM；營銷——戴爾。1991年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有遠見者重新發現了世界。
也是在這一年的某個月份，美國德州儀器（TI）主動找到台塑的「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洽談合作開發半導體事宜。當時的王永慶如日中天，他拒絕了德州儀器的項目提議，後者只好轉而與宏碁合作，施振榮抓住了這次機遇，迅速組建德碁半導體公司。1995年，在長子王文洋的極力說服下，王永慶才勉強同意創辦南亞科技，生產半導體上游原料硅晶圓，後來南亞科技成為台塑的重要產業支柱，王文洋遺憾地說，台塑進入半導體晚了六年。這六年成就了下一代台灣商業精英：施振榮和宏碁、郭台銘和鴻海科技。
跟全球性的產業演變相呼應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場上成長起來的中國大陸公司也第一次面臨了全球化競爭的壓力。
在當時的計算機市場上，聯想無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成為了中國公司「走向世界」的典範。柳傳志後來算賬說：「1990年前後，聯想以3.39萬元的價格向內地市場出售386型電腦，去掉進口商的折扣、關稅和營銷成本，還有24%的純利潤。」誰都算得出這個行業的暴利性，頗有遠見的柳以「走向世界」為名，去香港辦貿易公司，然後再甩掉合作方AST公司，推出自主的聯想微機返銷內陸市場，自然是賺到手軟。
然而，到1991年春天，情形突然大變，國際計算機大公司集體降價，全球微機芯片價格一日三變，以進口組裝為核心力的聯想自然受到最大的衝擊，公司倉庫里的芯片存貨價格竟跌去70%。125
在此前不久的國內報紙上，記者們發現，「45歲的柳傳志看上去似乎顯得很疲倦」。而到這時，他已經急如熱湯中的青蛙，在短短3個月裡，香港聯想虧損5000多萬元，柳傳志飛到香港親自督戰，他斷然決定，不顧任何公眾影響，把組裝生產線從香港撤回深圳，將香港聯想的100名工人全部裁掉，同時，大規模縮減公司的行政和市場開支。另外，重拾代理業務，替跨國品牌在國內銷售打印機、繪圖儀和掃描儀等等，多管齊下，總算到年底熬過難關。連月操勞的柳傳志把聯想帶出了泥潭，卻在身體上被擊潰，某日正在說笑之間，他忽然頭暈目眩，一頭栽倒，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醫生宣布，他患上了嚴重的美尼爾症。
聯想在這次黑色風暴中的表現，可以看作是中國新型公司衝擊全球市場的第一次挫敗。此後將近10年的時間裡，柳傳志一再宣稱「中國市場是最大的國際市場」，直到2005年，已非昔日可比的聯想在爭議聲中收購了IBM的PC事業部。
如果說，柳傳志所遭遇的黑色夏天，是一起發生在家門口的國際商戰，那麼，在更廣泛的歐洲和美國市場上，針對中國商品的戰爭也已經拉開了序幕。正如《經濟學人》在1979年就已經評論到的，價格低廉而製作略顯粗劣的中國商品將展現出它強大的競爭能力，這個預言在1991年前後變成了事實。
1月21日，歐共體（1993年11月正式易名為歐盟）在歷經兩年的調查後，宣布對中國的小屏幕彩電徵收臨時的反傾銷稅。根據歐共體的數據，1985年，歐洲從中國進口小屏幕彩電5.5萬台，到1988年就猛增到125萬台，占去了16.9%的市場份額，為了與低廉的中國貨競爭，歐共體各國廠家不得不削價30%，由此，歐共體委員會認定中國彩電傾銷，需要徵收15%～20%的反傾銷稅。這一消息的宣布，對於剛剛在規模化製造上嘗到甜頭的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在美國，華盛頓一直在爭論是否應該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到這一年的7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攀升至9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成為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商業周刊》披露說，美國海關組織了300名報關代理人、貿易專家正在進行一項涉及面空前廣泛的調查，牽涉到了20多家與美國進行貿易的中國公司。紐約的美國檢察辦公室正在準備對這些中國公司提出多達100項的指控，包括貿易欺詐和洗錢。海關調查中心指控中國在貨運物品的價值上欺騙了美國政府，一些中國公司還漏報了一些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數據。涉案產品包括一些布料和成衣。《商業周刊》認為，「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海關官方一直將槍口瞄準中國的紡織業，這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收入部門。」126
另一個值得記錄的事實是，就在歐美對中國相繼展開反傾銷的同時——這是歐美第一次聯手對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反傾銷，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傾銷性行動則加快了步伐。以感光材料行業為例，美國柯達和日本富士公司在中國市場上採取了廉價傾銷的策略，富士彩卷在日本國內市場售價為每卷600～800日元，在歐洲市場為每卷6～8美元，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到岸價為人民幣7.15元，僅為日本國內售價的13%。在其低價策略的衝擊下，中國本土的感光材料企業日漸萎縮，「四大國營膠捲企業」中的上海申光公司破產，公元、福達公司開工率不足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繼被柯達公司控股合資，行業最大企業河北樂凱膠片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也逐年下降，一直在盈虧邊緣徘徊。在其他行業如新興建材、洗滌用品、食品飲料等，國內企業都因跨國公司的低價競爭而逐漸喪失了市場。
儘管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用《紐約時報》的說法，「在北京開設辦事處的計算機公司簡直就是全球計算機產業的名錄」，但是中國還是覺得它們的速度太慢，那些有遠見的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要推動本地區的經濟成長，靠遲鈍和體制僵硬的國營企業是不太可能的，靠剛剛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則規模太小，不解渴。於是，引進外資，尤其是跨國大公司的投資，是最快捷的一條道路。5月，天津市宣布開設「保稅區」，很多地方設立「經濟開發區」，對外資企業實行「三免兩減半」的優惠政策。在所有的區域中，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最耀眼的一顆明珠。
《商業周刊》用羨慕的筆觸寫道：
「年輕繁榮的深圳幾乎可以與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們帶着他們的移動電話和尋呼機來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經從1980年的5萬發展到了今天的170萬。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其他地區蜂擁而至，尋找優厚的工作機會。深圳的工業產值已經從1100萬美元飆升至38億美元，其中80%是出口，而且仍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麥當勞在這裡開出了中國第一家分店，很多人在這裡用港幣而不是人民幣購買巨無霸。
「在廣東省省會廣州，火車站的馬路對面豎着巨大的廣告牌，上面不是毛主席語錄，而是海飛絲洗髮水、真維斯牛仔和七喜飲料的廣告。廣州的自由大道上，塞滿了巴士、出租車和摩托車。而商店裡是可以隨意購買的派克筆、索尼CD播放機和芭比娃娃。從去年開始，新上崗的雅芳小姐帶着化妝品開始挨家挨戶地推銷產品——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首次出現直銷。
▲移動電話進入中國生活
「每天傍晚收錄機、萬寶路香煙等從香港運到廣東海岸。它們合法嗎？也許不，然而根本沒人在意。每個月，上百輛高檔汽車被偷運抵廣東。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梅塞德斯-奔馳、寶馬和豐田。」
《商業周刊》的描述讓人看到了正在恢復自信和商業活力的、忙亂而騷動的中國，正如記者在文章的最後所說的：「廣東是一個範例，中國的其他地方也將慢慢改變。它不得不變，因為每個人都想過上高水平的生活。美國（或者隨便什麼人）可以加速，也可以減緩這個過程，但是，阻止不了。」過不了多久，那個在過去十多年裡一直掌控着中國改革航標的老人也來到這裡，他將再次讓改革的篝火熊熊燃燒起來。
【企業史人物】牟氏幻覺
自從達成「罐頭換飛機」的傳奇貿易後，牟其中再沒有認認真真地做過一筆生意。1999年1月7日，他坐着黑色奧迪車到公司上班途中，在門頭溝附近一路段，一名交警上前攔車，此時，早已布控守候的北京、武漢兩地警員快速跟上，將之抓獲。整個過程前後不到三分鐘，路人均無察覺。牟其中遭拘捕時似乎並不吃驚。警員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件，信中他請熟人在自己出事後照顧自己的孩子。
在中國企業史上，牟其中是最奇特的一個種類。如果不是後來經商，他可能會是一個很不錯的中學教員、業餘政治評論家或有野心的縣政府公務員。他對這個劇烈變動中的時代充滿了冒險的激情。他的空手道在當時為人津津樂道，也很是啟迪了一代渴望財富的人們。然而，他卻恥於做具體的實業，對資本經營則無限痴迷。
自「罐頭換飛機」一戰成名後，牟其中就一直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宣布了一個又一個的驚人項目。1992年，他提出由南德出資150萬美元獨家贊助舉辦「華人經濟論壇」，每年在中國大陸舉辦兩次，邀請全球各地華人企業家和華人經濟學家參加；然後，他宣布在北京建立1000畝的高科技開發區，準備進行高技術項目的開發生產，南德投資5000萬元在全國每個縣建立一個高蛋白飼料工廠；1993年，他與重慶大學簽署了聯合辦學協議，同時雙方決定將重慶火鍋快餐化，推向世界各國，在五年內做到銷售收入1000億元，南德投入2億元成立重慶麻辣火鍋快餐公司，將從1000億元收入中拿出15億元建立重慶大學教育基金。此外，牟其中宣布收購重慶當地的一家柴油汽車修配廠。同年春天，牟其中宣布投資100億元獨家開發滿洲里，建設「北方香港」，11月，他又與張家界市簽署了一項協議，計劃投資10億元進行區域開發。
1994年，牟其中被《福布斯》列入全球富豪榜後，名聲盛極一時，成為當時最顯赫和讓人敬畏的企業家，那股揮斥方遒的牟氏氣魄似乎也越來越大。他提出建一個118層高的大廈，地點考慮在北京或上海，下邊的廣場就叫鄧小平廣場，投資100億元。他還走馬考察陝西，情緒激動地表示，準備在陝北投資50億元；3月，南德宣布要搞三大項目，分別是中華巨塑、世界華商大會和南德別墅，此外他還在一次情緒激昂的記者會上宣布將出資31億美元給中國海軍買一艘航空母艦；1995年，牟其中在一次演講中提出要辦一所「南德儒商大學」，投資5億元；1996年，他宣布對遼寧的三家國有企業進行2億元的投資改造，3月，他提出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口子，將乾旱的中國西北地區變成降雨區，繼而他又提出採用定向爆破的辦法，在橫斷山脈中築起一座攔截大壩，可以為黃河引入2017億立方米的水量，投資額為570億元；同年9月，他對外公布投資總造價為1億美元的「國際衛星-8號」……
這一個個龐大的投資計劃，一次次像炸彈一樣地在全國媒體上爆炸，一次次地把牟其中聚焦在耀眼的鎂光燈下，使他和南德公司光芒奪目。牟其中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他先後提出「99加1度」、「平穩分櫱」等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在當時的企業家群體中頗有思想家和戰略家的氣派。作為一個公司經營者，他在數據上向來有信口開河的習慣，南德公司的資產和盈利像橡皮筋一樣地難以測量。一次，一位叫顧捷的公司顧問問他，你的錢在哪裡？你怎麼賺來的？你繳多少稅？牟回答說，「誰來查我？怎麼查我？」
牟其中是最早看到國營企業解體及體制轉型將帶來巨大商業契機的人，他早年倒賣座鐘及「罐頭換飛機」都與此有關。1992年之後，在中央決定對中小國營企業進行第一次產權改造的時候，他敏感地認識到這將是一場百年一遇的資本大盛筵，對陷入困境的國營企業的重組與倒賣是下一輪財富累積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的「99加1度」理論，就是「充分挖掘計劃經濟中的閒置資源，實現市場經濟的超額利潤」。在他看來，國營企業和政府資源就是那「99度」，南德和他牟其中就是讓水開沸的「最後的一度」。在南德集團的大廳里，他赫然立起一條金字標語「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以此為南德經營戰略的目標。一位經濟學家走訪南德，見此標語後莞爾一笑道，它實在應立在國家某部委的大廳里。牟其中還提出了一個搞活30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765工程」，即為每家國有企業注入7.65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達到迅速完成企業體制轉型、資產轉活的目標。他還具體地談到執行的時間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計劃引資18億美元，四年完成整個中國的工業化。」
後來者讀到這些文字，大概都會把這個四川萬縣人當成是妄想症患者。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卻一再地被刊登在國內所有的嚴肅報紙上，牟其中確乎是真正看到了國營企業被全面改造的命運軌跡，無非他表達的方式實在太過誇張和炫目。從本質上來講，牟是一個企圖在政治資源與經濟領域的灰色地帶攫取利益的尋租者，他確實也與當時一些很有政府背景的國有金融機構，如中國農業信託投資公司等有密切的往來，他所有的項目其實都是為了從各地的金融機構融到資金，以空手套狼的方式在企業轉型中獲取利益，在其後的十多年裡，無數「商業天才」用這樣的方式一夜暴富。牟其中的錯誤在於，在這種「見不得陽光」的尋租過程中，他又渴望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理論，同時還顯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異端姿態。他連續不斷的、讓人瞠目結舌的、惡作劇式的承諾最終讓他在政界、經濟界、傳媒界和社會公眾層面多重失信。
牟其中的身敗名裂發生在1997年。9月，一本非法出版的雜誌增刊突然從地下冒了出來，其書名駭人聽聞——《大陸首騙牟其中》127，據稱是由「三個曾經投奔南德的高級打工仔冒着被追殺的生命危險」寫作而成的，它把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騙中央、下騙地方」的中國第一大騙子。在書的封面上，它以牟其中前任律師的話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這本非法出版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鋪遍了全國大小書攤，牟其中百口難辯，原本就建在沙土上的南德集團因此分崩瓦解。在這期間，經濟檢察部門也開始秘密調查牟其中，發現他在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有騙開信用證的行為，涉嫌詐騙金額7507萬美元。2000年5月30日，在被拘捕一年多後，武漢中級人民法院以「信用證詐騙」判處59歲的牟其中無期徒刑。
牟其中是這部中國企業史中最耐人尋味的人物之一。《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描述過採訪他的感受：「有一年，我去訪問牟其中，當時關於他的江湖傳聞很多，如生活腐化、睨世傲物，等等。可是見到了卻是一個略顯疲態、喜歡自言自語、梳着一款毛式大背頭、有着一副倉庫管理員體格的中年人，他請我到南德公司街對面的小店吃廉價的火鍋，涮羊肉的時候滿桌數他聲音最響。牟其中不停地說他的理想，說自己坎坷的經歷，坐牢，流浪，孤獨，不被理解，他說自己聽到國歌就會流淚。講到這裡，我分明看到他眼中似乎閃出濕潤。在某一瞬間，我竟有點着迷。幾年過去了，每當我回想到那次經歷的時候，仍會有一種莫名的悵然。」
1992 春天的故事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天地間盪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蔣開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
從年初開始，人們就在揣測87歲的鄧小平在南方到底講了一些什麼話。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他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的此次南下顯得非常神秘，連慣例應當隨行的新華社記者也沒有帶上，媒體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當時負責接待工作、後擔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陳新枝那時正在南海度假，他回憶說，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突然打來電話，說了一句只有他們才聽得懂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請你馬上回來。」陳新枝對南海的官員說：「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許很快可以告訴你們，也許永遠不能告訴你們。」
鄧小平在視察期間的講話後來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到達深圳
這些講話的核心其實便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似乎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面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事實上，早在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獻詞》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已經把主要闡述集中於經濟方面，涉及意識形態的話題只輕輕掠過。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則把這一思想推到了極致。根據凌志軍的記錄，「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先由小道上傳來，但官方不予證實，國內人們到處打探消息，境外報界紛紛揚揚，北京的新聞界則遵守新聞的紀律不讓此事見報，靜待上級指示。」
3月26日，一篇1.1萬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刊發，第二天，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轉發。以往，此類重大報道均由《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統一首發，這篇通訊的非同尋常實在耐人尋味。而通訊的發表之日，正值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它所誘發的轟動和新聞效應可以想見，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方視察」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從上一年開始，《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系列社論，對一些思想進行系統化的批評，當時引起某些人士的猛烈反撲，然而，加快改革與開放，畢竟已成為全民的共識，此次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向省部級學員發表講話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28這個概念，他的論述將之前圍繞着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而展開的種種爭論給予了澄清。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同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鄧小平出現在大會的閉幕式上，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上。
歷史在此刻完成了一個周期。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5年後，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導下，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29之後的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各項投資明顯加大，在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竟與宏觀過熱的1988年有得一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2%，工業增長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6%，1988年的這三個指標分別是11.2%、17.7%和25.2%。130
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歷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方視察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諳熟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在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方視察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里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
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方視察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發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衝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里擠進了300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檯就是一家公司」。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獎科技人員。珠海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從市長梁廣大手中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轎車鑰匙、三房一廳的產權證書和26.7184萬元的獎金，上百家海內外媒體拍下了他熱淚盈眶的情景。珠海重獎新聞很快誘發連鎖效應，遼寧錦州市政府拿出76.7萬元獎勵5個科技人員，四川用80萬元獎勵一位農學家和他的助理們，山東、安徽和江蘇等省紛紛用現金、轎車、住房或家電等獎勵當地的科學家。幾年前還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師」現在被允許公開承包項目，江西省規定，科技人員搞技術承包，可與所在企業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於50%。
除了科技人員，那些有商業創意的人也成為了新的明星。7月29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別出心裁地刊出一條獨家新聞：《何陽賣主意，賺錢40萬》，消息稱，「思想、策劃、主意也能賣錢。北京一位名叫何陽的發明家光靠給企業出謀劃策，賺了40萬元。他創辦的和洋民用新技術研究所，目前已獲中國專利20多項，技術轉讓總收入100多萬元。」
何陽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廠，1988年，32歲的他辭職下海，成為了一個「知識個體戶」。他想去《北京晚報》登招聘人的廣告，報社讓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開證明，中心的答覆是個體戶不能登招聘廣告，他情急之下就滿大街去貼廣告，結果下午果然來了四個人，定睛一看，是四個市容檢查隊的，讓他一張招貼罰款一塊錢。就這樣，何陽的「研究所」幾年下來只有他一個職員，而他卻靠給企業出點子創了一條路出來。一家塑料廠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積壓，何陽出點子說，把京廣鐵路沿線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個小地圖，在鐵路沿線的火車上賣。塑料廠一試，果然大靈。一家燈具工廠的檯燈賣不出去，何陽想起海灣戰爭中大顯神威的愛國者導彈，便建議工廠設計一種愛國者導彈形檯燈，樣品拿到香港的博覽會上居然脫銷，何陽收到6萬元酬金。浙江的金華火腿已有800年歷史，但近年銷路不暢，何陽出點子說，為何不把火腿開發成罐頭食品呢？就這一句話，何陽收到10萬元的點子費。
在任何時代，像何陽這樣的聰明人都是一個「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產品積壓和缺乏創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擾，何陽似乎總是能夠一語點破天機，通過一些聰明的主意讓滯銷商品頓時變活。在《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之後，何陽迅速成為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他被譽為「點子大王」，各地找上門來求教的企業絡繹不絕，他四處演講，成為最受歡迎的「商業智多星」，他的演講會常常成為現場的諮詢大會，台下的人報出一個滯銷商品，何陽一眨眼就能說出一條「救活的點子」。一年多後，他順勢出版了一本名為《何陽的點子》131的小書，發行量超過50萬冊，其中例舉了數十個新奇的產品創意，包括「刻着星期的筷子」、「避孕泡泡糖」、「魔術酒瓶」，等等。何陽熱直接催生出了一個「諮詢策劃產業」，在他的身後出現了很多類似的聰明文化人，他們以善於策劃和出點子聞名，成為中國商業界一群活躍的身影。
何陽的出名，讓每一個對商業沒有惡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識就是金錢」，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青年人投身到商業活動中去。132
同樣是受南方談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陳東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誌《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陳東升認為這兩個條例「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5月，陳東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麼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來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公司），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毛振華是陳東升在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他在中南海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上班，到了周末經常晃晃悠悠地騎着自行車到崇文門陳東升的家瞎聊，夜深了便抵足而眠。就在陳東升辦嘉德的半年後，他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評估公司——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他的目標是要做中國的標準普爾和穆迪。
在物資部對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是陳和毛高三屆的校友，他在12月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此前，田源是政府系統中對期貨最有研究的專家，他在兩年前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選派，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進行訪問研究，他還是中國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組長，正是在他的主導下，設計出了第一套期貨管理條例，而就在這個條例頒布之後，田源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期貨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成敗往往轉瞬達成，為了提醒自己和員工們注意控制風險，田源在公司的門口設計了一塊「風險台地」，由凹凸不平的石頭鋪成，每日進出都磕磕絆絆的。
跟上述三人相比，國家體改委幹部郭凡生的下海經歷則要曲折得多。極善言談、近乎於「侃爺」水準的郭凡生少年得志，1982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畢業後，自願回家鄉內蒙古工作，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專門成立了一個戰略組，由郭凡生等八個大學畢業生組成，他們對內蒙古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戰略研究報告，發行量超過1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誌專門發表了《20多歲的「戰略家」們》，對他們褒賞不已。郭凡生後來調進國家體改委，1990年，對宦途升遷意興闌珊的他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漢，去一家科技貿易公司當兼職副總經理。南方談話後，郭凡生決意脫下「官服」下海創業。在北京官場，他幾無任何人脈和資源可以利用，於是只好白手起家。善於觀察的他發現，在喧鬧嘈雜的中關村，每天都在進行着各種電腦用品的交易，但卻沒有人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於是，他辦起了一家慧聰公關信息諮詢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每周油印一本《慧聰商情廣告》的小冊子，每天，郭凡生就帶領20多人騎自行車穿梭在中關村的各家商戶之間。慧聰的業務竟非常的好，幾年後，他成為中關村最大的商情信息提供商。「戰略家」出身的郭凡生在管理企業時，仍然不改制度創新的本色，他制定了一些很古怪的規定，比如新員工入職都要去爬十三陵水庫的一座山，不能在規定時間爬上去就堅決辭退。他還設計出一套「全員勞動股份制」的制度，規定「任何人的分紅不得超過總額的10%，股東分紅不超過總額的30%，每年分紅的70%給不持股的職工」。這個制度一直執行到1999年。在互聯網興起的2000年前後，慧聰轉型成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後來發展成僅次於阿里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
5月，郭凡生的同事、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一年多前就辭職下海了，此前曾經給南德的牟其中當過一段時間的幕僚，每月領250元的顧問費。今年，他通過關係，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託公司500萬元的投資，然後扛着「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10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方視察之後，熱浪終於席捲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閒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
財經作家、《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制里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4月，一個身材高大、臉龐飽滿的44歲印尼華裔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可能是最早從南方談話中讀出商機的外籍企業家。這個名叫黃鴻年的中年人有一個顯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的次子，黃家當年靠販賣椰干和食用油起家，成就10億美元的家產。印尼華商的崛起，大多與政府主政者有絲縷關係，所以也特別注重維繫與官方的互動。或許正因為如此，60年代初，黃奕聰把他的第二個兒子黃鴻年送到了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26中就讀中學，黃鴻年參加過紅衛兵，還短暫地到山西農村下鄉插隊。30年後，當他轉戰中國的時候，那些已經當上了領導職務的學兄學弟們自然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在離開中國後，黃鴻年一直沒有介入金光的家族業務，而是獨闢蹊徑，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從事資本活動，他嗅覺靈敏，多次狙擊獲利，竟有「金手指」的雅號。為了實施他的進軍中國策略，黃鴻年收購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紅寶石的日資虧損公司，將之易名為中策，自稱「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之意。中策除了黃鴻年以30.5%控股之外，李嘉誠的和黃公司、金光集團及美國摩根士丹利等大證券商也是重要股東，此外，他還與日本的伊藤忠財團等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其資本背景十分複雜。很顯然，那些隱身在背後的資本大鱷們都想靠黃鴻年的突擊，獲取利益。
黃鴻年試水的第一家企業是在他當年插過隊的山西省。黃回憶說：「我去山西，有一天吃完晚飯的時候，當時的省委書記王茂林同志問我，『明天有事嗎？』他要去考察一個他蹲點的工廠，當時叫作太原橡膠廠，我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了工廠以後，當時的廠長謝功慶做了一個匯報。這個企業的設備、廠房都是典型的老國營企業，王書記問我有沒有興趣合資，我就當場答應了。從我們討論合資到簽約，到新公司開業，到我們資金到位，前後也就一個來月的時間。」
在山西得手後，黃鴻年轉赴杭州，在市長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黃收購了兩家效益很好的企業，西湖啤酒廠和杭州橡膠廠，同時還「搭購」了一家虧損的電纜廠。黃自嘲說，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80%的農民決定了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決定了意識形態，講究配套，配了一個虧損的電纜廠，我也莫名其妙地答應了。
黃鴻年在杭州的購併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中策現象」由此而生。南方談話後，發展意識復甦，舉國期盼開放而不得其法，黃鴻年高舉「為改造國企服務」的大旗，自然一呼百應。通過前兩年的改革，各地對於通過引進外資來改造國營企業已漸成共識，黃鴻年凌空而降，自然讓各地官員大喜過望，國內媒體也對黃的到來寄予厚望，以為靠黃鴻年的資本和機制雙注入，將可能是改造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的一劑良藥。
杭州之後，黃鴻年來到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黃說：「市委書記和市長跟我談了很久，希望我能在泉州搞個項目，我就問市長，你們泉州市總共有多少個廠？市長說總共有41個企業，我說一起合了行不行？市委書記當場給省里的陳光毅書記和賈慶林省長打電話，這個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兩天兩夜內，我們喝了一兩瓶茅台酒，把這個項目簽了意向書。很快，在7月1日黨的生日前夕，我們在香港簽下正式合約，向黨的71歲生日獻禮。」
從以上三地情節來看，中策購併基本上都是「市長工程」，黃鴻年的做法如出一轍：與政府一把手直接溝通，借南方視察東風，用好政治牌，高舉高打，以氣造勢。泉州之後，「中策現象」已經非常轟動，黃鴻年趁熱打鐵又在大連一攬子收購了101家國營企業。從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間，中策集團斥資4.52億美元購入了196家國營企業，隨後又陸續收購了100多家，後雖因中國政府的干預中止了部分合同，但中策仍在短短的時間內組建了龐大的企業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