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5章
吳曉波
在收購之初，黃鴻年把重點放在了橡膠輪胎和啤酒兩大行業。他將太原和杭州的兩家橡膠廠納入在百慕大群島註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後增發新股並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然後，他又用募資所得的一億美元先後收購了重慶、大連、銀川等地的三個輪胎橡膠廠，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廠中有三家是我國輪胎行業的定點生產廠。在啤酒行業中，中策收購了北京、杭州以及煙臺等地多家啤酒廠，組建了在百慕大註冊的「中國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股上市成功。數年後，黃鴻年又將手中所持股份整體出售給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黃鴻年還策划進入醫藥行業，後因國家有關部門干涉，未能成功。
中策一攬子收購某地全部國營企業的做法，則顯得十分大膽和圖謀深遠。在泉州一案中，中策與泉州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合資成立泉州中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41家國有企業的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作價投入，占股40%，中策出資2.4億元占股60%。中僑公司擁有大量土地儲備，其後續的地產經營前景十分可觀。
就當黃鴻年在各地大肆收購的同時，尾隨其後的是由理論界和傳媒界人士組成的龐大的「啦啦隊」。他的出現讓改革派理論家們似乎看到了讓國營企業擺脫舊體制的曙光，於是，對之的稱頌便有點「上綱上線」，有些竟帶有幻想的玫瑰色。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策現象是國營企業重組的有效模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時代產物」，黃鴻年的購併終於讓國營企業實現了多年未有突破的產權多元化，這將使得國營企業改革徹底地走出籠子裡改革的老路子。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更評論說，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國外企業上市的原則和渠道把一些國營企業經過重整後，轉換成為具國際性的企業，陸續在國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國外資金來投入國內企業發展。
這些熱烈的言論給予了中策現象以無比崇高的改革定位，使之收購行為「超越」了商業利益的自身邏輯。在眾多媒體的轟擁下，黃鴻年和中策意外地成為了中國企業改革新的風向標。黃鴻年後來回憶說，中策進中國，一開始是來試水的，沒有想到會受到如此大的歡迎，其收購成本又能如此優惠和低廉，其後便一起熱昏了頭，很多項目是糊裡糊塗地定下來的，泉州和大連的兩起「一攬子計劃」更是在熱浪中匆忙實施的「不可能任務」。
黃鴻年在1992年的熱走，徹底炒熱了「資本經營」這個名詞，後來不少經營者在談及中策時，均印象深刻，認為其啟迪「超過100本教科書」。外來的中策現象，加上國內的牟其中「罐頭換飛機」，讓人們生動地看到了資源流通所帶來的神奇效益。
黃鴻年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報刊的財經版頭條，自然讓各地的國企廠長們暗慕不已，他好像是一個「天使」：背着錢袋從天而降，用一堆真金白銀換走一張股權證，然後人不換，事不管，卻可以讓企業從此擺脫「婆婆們」的束縛，換來一個全新的「老闆機制」。泉州的41家企業被收購後，泉州輕工局、商業局便被撤銷了，廠長們只需對黃鴻年一人負責。中策提供的模式似乎可以繞開所有發生在國企改革中的難題。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發了其他國際公司的效仿。就在他收購了杭州啤酒廠之後，與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國華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謝國民則來到了杭州青春寶藥業公司。133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赫赫有名，是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創辦的胡慶余堂的關門弟子馮根生，他於1972年白手創辦這家企業，研製開發出暢銷一時的保健藥品青春寶，1988年，全國第一屆優秀企業家評選，馮根生是浙江企業家中入選的第一人。青春寶當時是華東地區最賺錢，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藥廠，馮善於經營，性情剛直敢言，某年，正當他為了市場銷售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上級主管部門通知他去參加一場經營管理考試，他憤而罷考，鬧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風波。到1992年，馮根生已經59歲，按照慣例他將在一年後退休。便在這時，在他的極力主導下，正大集團於第二年以淨資產核算的低廉價格獲得了青春寶的控股權。謝國民對馮根生做出承諾，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那一天。一直到2007年前後，馮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寶的總裁。他也因此成為近30年來最「長壽」的企業家。
青春寶被正大控股，引發了一場「靚女該不該先嫁」的爭論。在之前人們的觀念中，拿出來與國外合資的都應該是一些瀕臨倒閉、實在經營不下去的「醜女」，像青春寶這種盈利能力很強的「靚女」與外商合資，很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日後來看，這個爭論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那些國際資本並非慈善組織，如果沒有升值的潛質，則根本不具備被收購的可能。馮根生在評說青春寶合資一事時，自稱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換機制」，言下之意，是通過出售控股權的方式擺脫原有的體制。而客觀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繼續掌控這家由他創辦，卻在資產上跟他沒有關係的企業。
如果說，突然間冒出來的黃鴻年提供了一種搞活國營企業的「另類辦法」，那麼，除此之外，確乎是看不到有什麼新的奇特招數。國務院頒布的各項通知，仍然是「繼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繼續限產壓庫」、「繼續抓好品種質量效益」、「繼續清理三角債」。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起半途中止的「破三鐵」改革運動。
由於效益不彰，搞活無策，龐大的冗員越來越成為國營企業不堪其重的負擔，一些調查顯示，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中，在崗而沒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從2月份開始，因討論國營企業「生死」而聲名大噪的《經濟日報》刊發一組《破三鐵，看徐州》的稿件，繼去年報道「四川企業安樂死」之後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鐵」的熱潮，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並迅速在國營企業中廣泛實施。
「三鐵」，分別為鐵飯碗、鐵交椅和鐵工資，實指國營企業的勞動用工、人事和分配製度，它們被認為是國營企業的傳統優越性所在，也是其內部機制僵化累贅的癥結。所謂「破三鐵」，就意味着企業可以辭退工人，工作崗位將不再「世襲」，企業管理人員（之前稱為「幹部」）不再終身制，員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將根據效益和績效浮動。根據報道，江蘇省徐州市在過去的一年多里，針對「企業辦不好，廠長照樣當；工廠虧損了，職工錢照拿；生產任務少，誰也減不了」的現狀，通過「破三鐵」讓企業恢復了活力。《經濟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發稿36篇，它堅決地認為，「破三鐵」是國營企業改革的一次「攻堅戰」。新華社也發表述評，稱「破除三鐵，是今年企業改革的主旋律」。到3月底，全國「破三鐵」試點企業已逾千家。
「破三鐵」，是企業改革15年來，第一次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企業中的一般職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破三鐵」，其實也就是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在某種意義上，大張旗鼓的「破三鐵」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觀念運動，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一直以此為家的國營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在媒體的熱烈鼓譟和「徐州經驗」的啟發下，本溪鋼鐵廠宣布10.6萬名職工全部實行全員合同制，它被認為是中國大型企業第一次打破「鐵飯碗」，上海、四川和北京等地的老牌國營企業也紛紛以深化改革為名義大幅度裁員，大批工人下崗回家。有些地方政府官員更直接提出，以三鐵精神（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來破三鐵。
三鐵既破，然而社會保障體制卻沒有健全，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嚴重的失業迅速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一些地方相繼發生被裁員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兇報復的事件。4月，地處京畿的天津市盛傳天津手錶廠搞「破三鐵」出了亂子，工人罷工、女工自殺、廠長免職，此類傳言迅速飛散整個華北地區。後經媒體調查，手錶廠事件有點出入，然而，滿城風雲並非空穴而來，「破三鐵」因缺乏相關社會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誘發的社會動盪卻引起了決策層的警惕。在5月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上，有人明確提出，轉換企業經營體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破三鐵」。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刊發權威人士言論，稱「破三鐵，要謹慎」。一位叫賀中天的經濟學家批評說，「徐州搞破三鐵，市委規定虧損企業工人扣多少，廠長扣多少，政府職能不轉變，光扣廠長工人的工資，企業轉換不了機制。」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更論證說：「試圖用皮鞭加飢餓的辦法搞活國營企業是行不通的，每個公民都有憲法賦予的勞動權利，砸鐵飯碗是違法的。」
於是，到年中，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就戛然而止了。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來的放權主題上，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宣布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其中包括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資金支配權等。134從《條例》的文字表述看，企業經營者的所有權利都已經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認為是政府自1978年放權試點、1984年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之後，第三次大規模的放權行動。從實際的執行情況看，這些權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銷售和採購權等，有的定義模糊，如資金支配和投資決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進出口權始終被國家外貿系統所壟斷，其他企業根本不可能染指，還有的則根本不可能落實，如拒絕攤派。在新華社開展的對百家國營企業廠長調查中，90%的廠長承認「即使有拒絕權也不敢用」。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國家，到底該如何管理和控制國營企業，始終在「收與放」的悖論間徘徊，進退維艱。
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期間，專門就證券業說過一段話，認為證券和股市要堅決放開試，錯了可以糾正。
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刺激，這一年的股市從春天開始就呈現亢奮的態勢。5月21日，尉文淵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全面放開股價——此前一直執行漲跌停板制度，上證指數從20日的616點連日上躥，到25日已高達1420點，豫園商城的股價升到10009元，空前絕後。當時，全上海只有證交所這麼一個交易點，股民每天把這裡擠得水泄不通，尉文淵突發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文化廣場，作為臨時的交易場所。媒體記載：文化廣場是一個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廣場每隔5分鐘播報一次股票行情，委託點接受單子後，馬上通過電話傳入上交所處置。這個交易大棚風雨無阻，一直開了一年半才關閉。在辦了文化廣場之後，尉文淵又發明出「大戶室」制度，那些有錢的人可以交一筆錢進入一些封閉的、有專線電話、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戶室」，這裡的股票行情是即時通報的，買賣更是有優先權，比文化廣場幾分鐘才報一次行情當然要優越得多。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戶和大戶——後來又有了「莊家」，成為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遊戲場。135
在深圳，股市之熱有過之而無不及。前幾年無人問津的股票現在已成了萬人爭搶的寶貝，發行新股只好實行抽籤的辦法。8月7日，深交所發布1992年度《新股認購抽籤表發售公告》，宣布發行國內公眾股5億股，發售抽籤表500萬張，中籤率為10%，每張抽籤表可認購1000股。認購者憑身份證辦理有關事宜，一證可花100元買一張抽籤表，每個認購者最多可持有10張身份證買抽籤表。發售工作將在兩天後開始。
公告一出，深圳郵局當即被雪片般飛來的身份證淹沒，其中最大的一個特快專遞包裹有17.5公斤，裡面是2500張身份證。當時深圳有60萬常住人口，兩日內一下子湧進150萬人，廣州到深圳的軟座火車票30多元，黑市竟炒賣到200元。許多人沒有邊防證進不了特區，當地農民自告奮勇帶路鑽鐵絲網，每位40元。從7日下午開始，全市300個發售點就排成了長龍，有人拿來長長的繩子，男男女女緊緊抓住繩子甚至把繩子繞在手腕上，在最緊張的時候，人們緊緊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鬆手，深圳市內到處瀰漫着難以分辨的惡臭味。
9日上午，抽籤表準時出售，僅兩個小時就宣布發售完畢，各發售點的窗口全數拉下。上百萬人興沖沖而來，兩天兩夜苦候，卻沒有幾人買到抽籤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無法控制情緒的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馬路全部癱瘓，商店被砸，警車被燒，政府出動大批防暴警察並拉來了高壓水炮。中國股市上的第一個惡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發。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緊急宣布，增發50萬張認購申請表，當晚市長鄭良玉發表電視講話，事態才漸漸平息下去。
事後的調查表明，抽籤表的發售工作出現了集體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統4180人，各發售點平均私分私購達44.6%——很多知情者認為，事實應該遠遠高於這個比例。舞弊事件對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擊，在之後的四天內，兩地股市大跌，上證指數的跌幅更高達45%，幾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動地展現出中國早期股市灰色、曖昧和野蠻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證券管理機構的誕生。10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朱鎔基副總理兼任主任，其辦事機構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它成為中國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當局。證監會首任主席為劉鴻儒。
百萬股民的空前熱情、股市的暴漲狂跌，乃至發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讓決策層以最直觀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場這個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當時，全國民眾的銀行儲蓄已經超過1.3萬億元，成為一隻隨時可能誘發通貨膨脹的可怕的「籠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財政則十分拮据，幾無可能對國營企業的資金需求提供幫助，而股市的火暴讓決策者們突然發現，這可能是拯救已經陷入泥潭，而政府無計可施、無血可輸的國營企業的最佳手段。一些經濟學家紛紛獻策論證，認為，「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是搞活和增強國營企業實力的戰略選擇」。在此之前，「冒險上市」的企業幾乎清一色是滬深兩地的中小企業，各大型骨幹企業唯恐避之不及，而現在，事實讓人們一夜之間轉變了觀念。證監會成立後的第一項重大決策是，把兩市的上市指標權「上繳」中央，證交所再無決定權，從此後，上市指標變成了「資本輸入」的代名詞，證監會成為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136
深圳舞弊事件爆發期間，一位名叫呂新建的自由撰稿人目睹了驚心動魄的整個過程，他以「呂梁」為筆名寫了一篇很生動的新聞通訊《百萬股民「炒」深圳》137，被包括《北京青年報》在內的不少媒體採用，很是讓他賺了一筆稿費。也是從此開始，呂新建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誰也沒有想到，十年後，以「呂梁」行名的這個人將成為中國股市最兇猛和神秘的「莊家」。
另一個在此次認購大戲中獲益的，還有遠在烏魯木齊、靠開彩印店起家的唐萬新。從1986年起，他搞過服裝批發，辦過掛麵廠、化肥廠等，都有虧無盈，直到1990年開始做聯想電腦和四通打印機的代理生意，才賺到了錢，這年初，他註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深圳的發售公告一登報，他就嗅出了金錢的氣味，於是，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義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領到的抽籤表很是讓德隆公司賺到了一筆錢。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十多年後，他叱咤風雲，構建起一個總資本高達1200億元的「沙地上的帝國」。
在中國股市雛形初成的時候，醜聞就已經如一道無法擺脫的影子隨身而至了。4月，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原野公司爆出大股東彭建東惡意操縱股價事件。
彭建東的起家極富傳奇。1982年，32歲的彭建東還在深圳的貧民窟里嚮往着好日子，他後來對《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說：「我經常帶着妻子出去，把一個月的工資花在一頓好飯上。」1987年，善於鑽營的彭建東組建深圳市原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金150萬元，其中兩家國有企業占股60%，港資20%，他和另外一個人各出15萬元，分占10%，而他的錢則是向香港的一位舅舅拆借來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原野完成六次股權轉換，最後一家國營企業占股5%，彭建東控制的香港潤濤公司占95%，他此時已搖身變成一位「知名的外商」。1990年2月，原野成為深交所最早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在上市招股說明書上，董事長及主要股東一欄中居然都找不到彭建東的名字。在此後的兩年裡，原野公司11次變更股權，屢屢發布誘人的投資預期，導致股價節節上升，彭建東則多次乘機拋股套現，在1990年6月到9月間，就向社會轉售法人股1843萬股。彭建東成為南粵的資本明星，他用560萬美元在香港購置了一幢華貴的濱海住宅，還出4400萬港元在半山買下一棟日式花園別墅，在他的邊上住着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這個貧民窟里出來的窮小子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實現了他「過好日子」的夢想。
1991年年底，管理層發現了原野的操縱股價問題，調查結論認為，「原野問題的基本線索是：注入資本（或他人代墊）成立公司——獲取貸款搞基建——轉換股權轉走資金——評估資產將升值收益分配匯出境外，並擴大賬面投資額——轉讓法人股獲利，增大年度經營實績。這是一個投機取巧鑽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1992年4月，人民銀行深圳分行發出公告，向公眾披露原野問題。
遭到質疑的彭建東鋌而走險，他分別起訴人民銀行和工商銀行，並頻頻在香港媒體上質疑管理當局的做法。矛盾由此變得公開化。人民銀行宣布原野的大股東香港潤濤公司將原野的1億元外匯資金轉移境外，還有2億元的貸款逾期未還。7月7日，原野成為中國證券史上第一隻被停牌的股票。
原野被停牌後，彭建東便失蹤了。8月，他辭去公司的一切職務，據《證券市場周刊》披露，「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安排下，香港的一家中資機構接管了原野。」1995年9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資金罪和侵占罪，判處澳大利亞籍的彭建東有期徒刑16年，附加驅逐出境。
事實上，當法院判決書下來的時候，穿着一身休閒服的彭建東正在悉尼市郊一幢價值200萬美元的別墅里悠閒地澆水養花。他是第一個在詭異扭曲的中國股市上渾水獲利的商人，但肯定不是最大的一個。
中國在加快改革和開放上的姿態，讓美國人和歐洲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自1989年以來，瀰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的迷霧逐漸散去。
跨國公司迫不及待地紛紛加大對中國的投入，一度擱淺的通用汽車、摩托羅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資已全數恢復，克萊斯勒公司正在商討擴大北京吉普的運營，波音、惠普和通用電氣等製造商正在四面八方展開大規模的銷售，在比爾·蓋茨親自督導下，微軟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雅芳的一位產品經理說：「我們對市場非常樂觀，自1990年11月開張以來，我們已經簽約了8000名銷售小姐。」而寶潔說他們在中國的業務正在以50%的速度往上漲。
夏天，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的GEO傑克·韋爾奇來到中國，他此時在美國商界已經是一個傳奇人物了，自從十年前接掌那個龐大而笨重的企業之後，他大刀闊斧地裁撤了350餘個部門，管理層級由12層銳減至5層，副總裁由130名縮減至僅僅13名，他也因此落下一個「中子彈傑克」的綽號。此外，他還通過一系列的購併讓GE的資本迅速膨脹，日漸構築成全美最大的產業集群。韋爾奇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第一個趕到中國來的重量級跨國公司CEO，讓人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內和海外媒體竟均對此沒有任何的報道。在上一年，GE已經在南京辦起了第一家企業——嘉寶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投資生產民用燈泡，韋爾奇出任CEO之前一直在照明集團工作，這可能也是他親自來中國鼓勁的原因之一。他在北京看到的景象令他非常興奮，他對屬下們說，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市場，GE將在80多年後重返中國。
從1月份開始，中美貿易談判者在華盛頓就保護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版權和專利問題，進行激烈的商討，雙方幾乎已經走到了貿易戰的邊緣。幾個月以來，關於中國的紡織品問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假如談判失敗，華盛頓威脅要對即將到岸的價值15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00%的懲罰性關稅。同樣，北京也威脅對美國公司採取同樣的報復手段。
但僵局在觸到美國底線之前被打破。根據協定，中國答應查辦盜版軟件並保護農業化學產品和藥品的專利。而華盛頓則承諾不把中國從貿易最惠國名單上去除。6月，恢復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幾乎已成定局，這一消息令所有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經商的美國公司鬆了一口氣。麥當勞的副總裁托馬斯·庫里肯對《商業周刊》說：「我們咬着手指等了很久，謝天謝地，他們終於都同意了。」此外，一個更讓人期待的事實是，中國一直在努力爭取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所有的人都知道，唯有這樣才算是真正地加入到了全球自由貿易的大循環中，而這將是一條沒有退路的全球化旅程。
《福布斯》用一種戲劇化的口吻寫道，「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而像中國總有一天會崛起成為經濟強國這樣確定的事情已經很少了。」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出任過美國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預言，根據對中國GNP的購買力平價估計，中國到2014年時可以在總產出上超過美國。這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動。這一年，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上，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經濟名詞——大中華區（Greater
China）。《財富》高級編輯路易斯·克拉拉在一篇題為《沒有疆界的嶄新中國》中指出，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金錢和管理經驗正在把中國大陸的南方變成整個亞洲的產業發動機。他寫道：這是亞洲南部的某條街，商店裡出售着日本相機、銳步鞋、法國白蘭地、摩托羅拉手機和M&M糖果，夜裡人們湧進卡拉OK廳、有大屏幕的咖啡吧，昏暗的舞廳擠滿了身穿緊身衣的年輕人……這裡是香港嗎？不，這裡是廣東的東莞。這個離香港50英里的地方，有港台商人投資的近6000家工廠，出口的玩具、塑料和服裝源源不斷從這裡出來。
路易斯·克拉拉繼而分析說，隨着中國香港、台灣地區和滾滾向前的南中國之間的經濟界限越來越模糊，這裡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大中華區」既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也不是一個組織有序的貿易區，但它卻在同一種文化和共同對發展渴望的驅動下，連成一體。它整合了中國台灣的技術和財力、中國香港的國際市場經驗和中國大陸巨大的土地、勞動力資源，還有野心。大中華區是一股非常有潛力的經濟力量，亞洲唯一有可能與日本抗衡的力量。
與日漸開放的中國相比，全球政治和經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1月3日，46歲的民主黨候選人威廉·傑弗遜·克林頓以壓倒多數票獲勝，成為第42屆美國總統，他終結了共和黨人長達12年的統治。在這之前，羅納德·里根讓低迷的美國經濟重新回到了強勁成長的軌道上，這位前好萊塢明星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崇尚的自由經濟主義被稱為是「里根-撒切爾經濟學」，他一手策劃了「星球大戰」計劃，讓蘇聯沒有辦法集中精力於經濟發展，在他的任期內，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冷戰結束了。而他的繼任者喬治·布什則發動了海灣戰爭，使得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獨霸天下。正是在這種一國獨大的格局中，世界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進入了全球化的商業世紀。
一個更偉大的技術事件也是在這一年發生的。9月的某日，蒂姆·伯納斯·李打電話給同事格納羅，要他幫忙將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掃描並放進他剛剛發明的萬維網（WWW）上。雖然格納羅當時實在不太清楚這個所謂的「萬維網」是什麼，但是他還是用Mac電腦掃描並用FTP格式上傳到CERN的官方網站info.cern.ch——全球首個WWW網站上。這幅圖片是LHC歌唱組合的合照，也是互聯網上首張可通過瀏覽器點擊查看的圖片。生於倫敦的伯納斯·李後來被尊稱為「互聯網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寫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超級文本瀏覽程序，它使得人們能夠將各種知識在超級文本網上結合起來。
這幾乎是一個創世紀的時刻。在中國進行了15年的變革之後，世界把它的左腳踏進了互聯網的河流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
儘管上蒼令中國這頭巨獅沉睡了很久，但它還是憐憫的。它讓這個國家在1949年結束了漫長而殘酷的戰亂，然後舉全民之力開始了一場頗有點軍事色彩的農業和重工業建設，在1978年以後，它又讓國家的成長主題從主義之爭重新回到經濟發展的軌道上。於是，在十多年之後，當互聯網這個幽靈從美國東海岸的實驗室里躥將出來，攪亂整個商業世界的遊戲規則時，已經初步完成了體制和觀念轉軌、特別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力量的中國正好踩在了這個轉型點上。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再遲十年，或互聯網的浪潮提前十年到來，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
就當伯納斯·李發明了萬維網的時候，中國的網絡英雄們正奔波在各自的命運之路上。三年後即將創辦中國第一家網絡公司瀛海威的張樹新正在中關村與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着傳呼機的生意；同樣在中關村混日子的軟件設計員王志東創建了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他在家裡研發出「中文之星」中文軟件平台，後來創辦著名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的創建人馬雲那年是一個28歲的英語教師，他在杭州辦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譯社；創辦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彥宏時年24歲，正在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比他小三歲、創辦了網易的丁磊則在成都一所大學裡讀三年級；看上去跟互聯網走得最近的，是剛剛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張朝陽，他結識了學院裡一位失意的新媒體研究教授尼葛洛龐帝，後者在兩年後出版了著名的《數字化生存》138，也是在尼葛洛龐帝的鼓動和投資下，張朝陽下決心回國創辦搜狐網站。
1992年，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起點感的年份，中國公司的成長故事正在路上。
在青島，張瑞敏的海爾已經晉升為國家一級企業，他先後兼併了青島的電鍍廠、空調器廠、冷櫃廠和冷凝器廠，構築起了多元化的家電製造格局。企業效益很好，因而成了遠近知名的明星企業，每天有絡繹不絕的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觀學習，張瑞敏整天陪看陪講陪吃，一天往往要接待十多批人，實在不堪其擾。於是，青島市政府專門下了個文件，要求市內企業減少去海爾公司參觀的次數，也懇請各地考察團儘量不要在旺季「騷擾」企業。
柳傳志的聯想公司正試圖從上一年的黑色風暴中緩過氣來，當時全國一年的電腦銷量只有20萬台，主要銷售對象是政府和企業用戶。柳傳志敏銳地感覺到，電腦家庭化的時代好像已經到來了，他委派年輕的楊元慶擔任新成立的微機部總經理，推出了中國第一個家用電腦品牌「聯想1+1」，「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詞風靡大江南北。
靠販賣科技器械起家的萬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家以房地產為主業，同時又無所不做的「集團公司」，王石先後辦起了連鎖超市、建材工廠、影視文化公司和酒店經營公司等，旗下公司超過50家。很多年後，他打趣地說：「這樣說吧，就是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其他的基本上萬科都涉及了。」
在深圳的任正非，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機，華為自主研發的大型交換機終於在這年研製成功，當時國內的城市通訊設備市場已經被阿爾卡特、朗訊和西門子等跨國公司把持，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的任正非想起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低價和城鎮市場為突破點，到年底，華為的銷售額超過了一億元。
那些崛起於鄉土的鄉鎮企業家們也走到了事業的一個轉折點。他們的企業已經占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1月底，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期間到潘寧的珠江冰箱廠視察，這家國內最大的冰箱製造工廠裝備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站在寬敞而現代化的車間裡，鄧小平顯得非常驚奇，他想了解這到底是什麼類型的企業，隨行回答說：「如果按行政級別算，只是個股級；如果按經濟效益和規模算，恐怕也是個兵團級了。」鄧小平在廠區參觀時，對鄉鎮企業竟能有如此規模和裝備感慨不已。
▲家電業的傳奇人物：潘寧
蕭山的魯冠球擊敗國內所有的萬向節專業製造工廠，他的產品擁有全國60%的市場份額。這一年，他讓自己21歲的兒子魯偉鼎出任萬向集團的副總裁，而他自己則忙着飛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在證監會，連門衛都不給他好臉色，到了中午只能坐在台階上吃盒飯。一年後的11月，「萬向錢潮」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天津的大邱莊成了全國第一個億元村，禹作敏靠創辦鋼鐵企業硬是把這個當年的團泊窪公社變成了中國首富村，然而，沒有人料到的是，歲末的12月13日，大邱莊一個名叫危福合的公司職員因涉嫌貪污，被嚴刑逼供，毆打致死，禹作敏包庇下屬，引發一場驚天大地震。
一個時年37歲的吉林人沈太福辦起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集團）公司，他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交流無級調速電機，可以節能30%。他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報紙上猛打廣告，想通過社會集資的方式來投資開發他的新技術，為此他開出了24%的驚人年息。他的設想聽上去確實非常吸引人，連老資格的社會學家費孝通都為之心動，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139，予以熱情的推介。
也是在深圳，已經成為全國青年楷模的史玉柱決定建造巨人大廈。當時的巨人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一億元。最初的計劃是蓋38層，大部分自用，並沒有搞房地產的設想。這年下半年，一位領導來巨人視察，當他被引到巨人大廈工地參觀的時候，四周一顧盼，便興致高昂地對史玉柱說，這座樓的位置很好，為什麼不蓋得更高一點？就是這句話，徹底改變了史玉柱此後的人生。他當即把大廈的設計從38層升到了54層，再後來，又有消息傳說廣州正計劃蓋一幢63層的全國最高樓，在眾人的慫恿下，史玉柱一口氣把樓層定在了70層。就這樣，危機潛伏其後，導火線已噝噝地冒出青煙。
4月，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然而由於實在太火暴了，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
在上海，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着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見到一個路人，他們就低聲問道：「有外匯哇，要外匯哇？」他們被稱為「打樁模子」，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總數大概有五萬人。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鏈，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打樁模子」，還有中間周轉的下家，最後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着，現在，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現這裡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路透社的記者看到，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裡工作，他們開出了數以百計的乒乓球館、卡拉OK中心、電影院和地下旅舍，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每當夜幕降臨，穿着牛仔褲的長髮青年們就湧進那裡，空氣潮濕而渾濁，彩燈在昏暗中旋轉。人們在這裡消耗過剩的精力、倒賣外匯、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棉紡工人出身、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電影，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金獅獎。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一個叫王慶來的農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生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着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放在15年前，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而在這一年，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社會，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討個說法」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詞彙。
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於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
正如發現了「創新」奧秘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地、非連續地變化，是均衡的擾動，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着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經過15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
在過去的15年裡，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哪裡就將迅速地崛起，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域源源地流動。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那些與舊體制有着千絲萬縷關聯的規定成為改革的束縛，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進步，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的蔑視，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現在只關心發展的效率與速度。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那段有關「叢林法則」的經典論述，正成為中國企業史的一條公理：「存活下來的物種，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140
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璉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
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與欲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
【企業史人物】黃家「天使」
印尼巨賈之子黃鴻年很懂中國的政治。在一次演講中，他半開玩笑地說，「我是成長在60年代動盪的中國，如果我還是留在中國大陸的話，現在大概最多可以當個人民公社副社長吧。但後來我走了，25年後，我這個流失的『人才』，卻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十億計的投資和開創了國營老企業的嫁接改造，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一場中國特色的工業革命而努力奮鬥。」
這樣的講話讓聽者非常的入耳。他一點也不像一個外商，而似乎是流放歸來反哺母親的遊子。
在很多接觸過黃鴻年的國營企業經營者心目中，黃鴻年絕對是一個「人物」，最重要的表現是，「他能經常與中央領導人聊天」。他有不少張照片，一些中央領導人抱着他的女兒與他全家快樂地合影。每到年底，各地的中策公司總經理前來北京匯報工作，他必包下中央領導接見外賓的釣魚台國賓館某號樓，總經理們進來都要驗證登記，每個人匯報時間不超過15分鐘，其氣氛既輕鬆又肅穆，很讓來者肅然起敬而終生難忘。
在商業運作上，黃鴻年充分利用了中國現行法規的某些漏洞。原中外合資法規中允許外資分期到位，中策的收購往往預付15%～20%的投入就控制了國營企業，將頭批企業在海外上市後所獲資金再投入滾動式收購。又，中國法律規定外資合資方不得轉讓其合資股權，中策卻轉讓了持有這些股權的海外控股公司股份。同時，中策利用中國對合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匯價雙軌制等獲利匪淺。他收購紅寶石改組成中策時，公司尚虧損1476萬港元，而僅一年後，該公司淨利潤竟高達3.12億港元，成為香港股市上的一隻「奇蹟股」。
黃鴻年本人從無實業經驗，也對此毫無興趣，他收購上百家企業，從來沒有派駐一個人，全靠原來的廠長們繼續經營，總部僅有兩三位財務人員全年巡迴審計。收購之初，由於體制解放自然可激發生產力，出現了反彈式的效益增長，然而隨着大陸經濟氛圍的日趨市場化，體制優勢日漸消失，原有的產業型態落後、設備老化、新產品開發不力、人才結構不合理等國企老問題一一凸現。黃鴻年收購有餘，整合無力，進入迅速，退出猶豫，以致最後陷入具體的經營泥潭。中策旗下企業，除了橡膠和啤酒兩個行業群整合出售獲利頗豐外，其餘都成尾大不掉之勢，泉州的一攬子方案後遺症無窮無盡，手筆大到讓人吃驚的大連「101計劃」更是半途而廢。這時候對中策現象的批評之聲也頻頻出現，有人指責黃鴻年的「空手套利」是「既無技術又無管理經驗的商業投機」，「炒賣企業使國企肥水外流現象嚴重」。
到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黃鴻年損失慘重，他遂將大部分股份分次出讓，套現約7億港元，徹底脫離與中策的關係。據香港媒體報道，黃鴻年經過一系列收購和售股行動，獲利超過26億港元。1999年，與黃鴻年已經無關的中策「中國輪胎」及其他在中國的合資公司共虧損2.32億港元。
在結束了「中策遊戲」之後，黃鴻年宣布將公司轉型至諮詢科技和電子商貿相關的業務上，公司亦易名為「China
Internet
Global
Alliance
Limited」。他曾試圖控股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最後不了了之。2000年11月，黃與國務院下屬的中國興發集團簽約合組一間公司，名為中興策略有限公司，中策希望藉此「以『中中外』方式，參與仍未開放的電訊、金融等敏感業務」。中興策略的註冊資本為一億美元，由中策占45%股權。這一計劃在公布之際頗為轟動，然而後來也再無下文。
黃鴻年是第一位把「資本經營」這個概念帶到中國來的國際商人，那時，中國和他都沒有做好準備，所以他只賺走了一些有爭議的錢，而並沒有能夠把產業的「根」扎在這片留下過他的青蔥記憶的土地上。
致謝
英國思想家羅素曾經說：「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而天才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則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當各政黨只為明天而忙碌時，我已馳想於未來。」
即將呈現在你面前的這部《激盪三十年》，正佇立在過去和當下之間，我的工作是盡一切可能進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續的描述，而很多結論則有待於後來者自己給出。
我在這裡要感謝的是，這段歷史的創造者、記錄者和研究者們。因為是當代史，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本書中論及的不少人，企業家如柳傳志、張瑞敏、魯冠球、王石、宗慶後、牟其中、年廣久、李東生、劉永行、何伯權、黃鴻年等等，其他的企業人物和事件，我則從一些觀察者那裡獲得了第一手的資訊。我之前的同事童寶根是步鑫生的最早報道人，胡宏偉和新望分別是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研究權威，我的大學同學秦朔以及新華社前同事、策劃人王志綱是珠江三角洲最優秀的觀察家，王安、童牧野對中國股市的描述給我很多的素材和啟發。此外，與我同為藍獅子發起人之一的劉韌對中關村的追蹤、胡泳對海爾的研究讓我得益匪淺，我的朋友何力、蔣耀波、許知遠、覃里雯、趙曉對中國的考察總令我耳目一新。凌志軍著述的《交鋒》、《沉浮》一直是我寫作的重要參考書。此外，陳惠湘、遲宇宙、唐立久、王雲帆、何志毛、陸新之、程東升、袁衛東對聯想、德隆、科龍、萬科、華為及柯達公司的長期跟蹤和著述，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曾有機會向已經過世的費孝通先生求教關於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他的謙和與風範讓人難忘。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書的創作動議是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時萌生的，我要感謝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我的邀請，感謝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接受我的訪問。我還要感謝張五常教授以及未曾謀面的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和黃亞生教授（2014年年初，我與84歲高齡的傅教授結識於北京，彼時他出版了《鄧小平時代》，而與黃教授的接觸則早在2009年，我主持的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還有幸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給予我啟迪。張五常教授接受我的懇請，題寫了本書書名，他在西湖邊的一個茶樓里，鋪紙研墨，一口氣連寫了十多遍，那個認真勁令人難以忘懷。我要感謝本書兩位最主要的直接參與者，鄭作時和朱琳。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每兩周碰面一次，討論相關的主題，然後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會面前，我總是坐在書桌前，雙手輕撫鍵盤，眼望遠方，像一個磨刀霍霍的戰士等待另外兩個戰士的到來。為本書的創作，我們儘可能多地查閱了重要的國內外報刊和相關書籍，我要感謝所有報道的寫作者。
我要感謝大學同學胡勁軍，他讓我確信，結交在青春時的友情，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後，我當然要感謝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兒吳舒然。邵冰冰是書稿每個章節的第一閱讀者，她和女兒的支持是我度過每一個寂寞而枯燥的創作之夜的動力。
本書是我計劃中的「中國企業史」中之一卷。在未來幾年內，我還將完成「19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卷（我後來兌現了這個承諾，在2009年到2013年間，先後完成了《跌盪一百年》上下卷、《浩蕩兩千年》和《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我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對這部書稿的青睞，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長、臧永清副社長（已離任）、潘岳總編輯、責任編輯蔣蕾、沈家樂、黃維益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樓賢俊社長（已退休）、楊林海副總編輯（已離任）等都對本書的出版投注了讓我感動的熱情。感謝我的助理王留全、陶英琪、程娟，協助我完成本書的再版修訂。本書已被翻譯成繁體字版和英、德、法、日、韓、西班牙、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國語言出版，感謝所有的翻譯者，感謝九洲出版社和台灣遠流出版社。我希望我的創作不至於辱沒了「中國崛起」這個當代最偉大的神話。羅馬史的研究者尼克爾·馬基雅維利曾經說，「改革是沒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創作亦如此。
吳曉波
2006年秋冬之際於杭州
2014年6月修訂於三亞
人物索引
A
艾柯卡 1978、1985
B
步鑫生 1983、1989
C
陳春先 1980、1984
陳偉榮 1978、1989
陳光 1991
遲斌元 1992
陳東升 1992
D
戴爾 1984
鄧小平 1978～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