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7章
吳曉波
謝國民 1992
Y
楊小凱 1978
楊元慶 1986、1992
于光遠 1978
禹作敏 1978、1981
袁庚 1979、1980
楊懷定 1988
仰融 1991
易小迪 1992
Z
張朝陽 1985、1992
張明瑞 1985
張瑞敏 1984、1990、1992
張興讓 1985
張征宇 1978
趙新先 1984
鄭樂芬 1986
周冠五 1979
周耀庭 1985
宗慶後 1987、1991
張樹新 1992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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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拜倫著，查良錚譯，《唐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2]胡福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
[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4月5日清明節前後，北京民眾集合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花籃，張貼傳單，朗誦詩詞，抒發對周恩來的悼念之情，此類聚會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蔓延。「四人幫」把持的中央政治局認定「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予以了鎮壓。
[4]王石著，《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1983～1999）》，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5][美]傑伊·馬修斯，《儘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華盛頓郵報》，1978年7月28日。
[6][新加坡]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7][新加坡]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8]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1978年9月。
[9]可參考的數據是，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聊勝於無。
[10]此段談話引自李正華所撰文章：《準備改革開放的一次重要會議》，《國史研究參閱資料》，總214期。
[11]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下兩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12]根據李嵐清接受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二十年》紀錄片採訪時的回憶。
[13]事實上，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很多政府高層官員仍然對中央的態度不甚明了，後來擔任過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回憶說，1978年12月初，他和政治家鄧力群、經濟學家馬洪到日本訪問，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袁先生，中國允許不允許外國去投資建廠？」他左問鄧力群，閉眼不答，右盼馬洪，緊嘴搖頭。最後他硬着頭皮說：「記者先生，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要認真考慮。」第二日，轉機回京，全會召開了。（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二十年》解說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4]本章名取自北京詩人北島發表在1979年3月《詩刊》上的一首詩歌《回答》，它用一種近乎決然、發泄的口吻喊出了一代人對陳舊體制的反抗。如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一個清新的，也即將混亂不堪的時代到來了。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讓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5]選自張五常寫於1981年的文章——《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16]指北京新機場落成時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作者為畫家袁運生。
[17]第一次石油危機是1973年中東戰爭，歐佩克（OPEC）成員國為制裁西方，聯手削減石油出口量，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上漲到每桶12美元。
[18]領導了戰後日本經濟重建的吉田茂首相在《激盪的百年史》中宣稱，「日本是一個充滿冒險精神的民族，日本人的目光絕不狹隘，不會只局限於日本這個範圍。」與此類似，日本企業家也同樣有着「天下獨尊、捨我其誰」的霸氣，這種氣質對建立於新教傳統和歐洲騎士精神之上的歐美商業倫理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而缺乏協作性和共贏意識的全球競爭理念，是不是日後造成日本公司十分孤立並陷入十餘年成長低迷的肇因，至今還未有共識。
[19]1989年辭世的松下幸之助是中國企業家的第一個商業偶像。他從自行車店學徒開始，數十年成就一個商業帝國，這樣的傳奇很能夠激勵同樣出身卑微的中國企業家。另外，松下提出了很多最基本的經營理念，譬如注重質量、培養人才、建立銷售網絡、為顧客提供服務等，他們都成為中國企業家的第一本教科書。海爾的張瑞敏回憶說：「80年代初國內能找到的只是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書，所以一開始在質量管理辦法上，我借鑑的都是松下的東西。」華為的任正非在松下電工參觀時看到，「不論是辦公室，還是會議室，或是通道的牆上，隨處都能看到一幅張貼畫，畫上是一艘即將撞上冰山的巨輪，下面寫着：『能挽救這條船的，唯有你。』其危機意識可見一斑。」任因而寫了一篇《北國之春》：「在華為公司，我們的冬天意識是否那麼強烈？是否傳遞到基層？是否人人行動起來了？」
[20]幾乎同時，索尼公司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攜式音樂系統——TPS-L2型「隨身聽」（Walkman），它成為20世紀最受歡迎的電子商品之一，日本工程師從此展現出他們強大的技術開發能力。
[21]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1984年，張瑞敏被委派去領導後來成為中國最著名企業的海爾公司，他出台的第一條廠規是，在廠區內不准隨地大小便。
[22]我們似乎可以用「周冠五模式」來描述國有企業當家人的命運軌跡：起而傳奇，中則輝煌，晚年落寞。周冠五當了十多年的中國改革典型，其風光榮耀一時無二。1995年，周冠五之子、首鋼國際公司總經理周北方捲入北京市前市長陳希同案，以涉嫌經濟犯罪被捕，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周冠五退休。此後，首鋼的改革效應日漸減退。
[23]海內外學者普遍將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3年）：以放權讓利為主線、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目標模式階段。第二階段（1993～2001年）：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嘗試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階段。第三階段（2001年以後）：改革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是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階段。
[24]李鴻章，《復劉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鴻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25]投機倒把，指「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套購轉賣等欺詐手段謀取暴利」。在計劃經濟年代，它被廣泛運用於對個人經濟交易行為的限制，因其定義邊界含糊，所以有「投機倒把是個筐，什麼罪都往裡裝」的說法。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1997年，《刑法》修訂案中刪除經濟犯罪中的「投機倒把罪」。
[26]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就在大進制衣廠創辦後的三個月，東南亞最大的毛紡製造商——香港永新企業有限公司的曹光彪在珠海創辦了香洲毛紡廠，香港媒體在報道中第一次使用了「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的新概念。
[28]1963年，傅高義正式開始他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當時，傅高義未能獲准進入中國內地，只能在香港通過收集廣東的各種官方報紙、與從內地到香港的人們交談等方式收集素材，1969年撰寫《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1987年，傅高義受廣東省經濟委員會官員的邀請，開始第二本中國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的實地調研。
[29]摘自舒婷創作於1980年的《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全詩內容為「我是你河邊上破舊的老水車，數百年來紡着疲憊的歌；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照在你歷史的隧洞裡蝸行摸索；我是乾癟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灘上的駁船/把縴繩深深/勒進你的肩膊；——祖國呵！我是貧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呵，是「飛天」袖間/千百年來未落在地面的花朵；——祖國呵！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剛從神話的蛛網裡掙脫；我是你雪被下古蓮的胚芽；我是你掛着眼淚的笑渦；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線；是緋紅的黎明/正在噴薄；——祖國呵！我是你的十億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萬平方的總和；你以傷痕累累的乳房/餵養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騰的我；那就從我的血肉之軀上/去取得/你的富饒、你的榮光、你的自由；——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
[30]馮平、袁泉，《中國商販年廣久》，《南風窗》，1999年06期。
[31]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1998年2月號，總第45期。
[32]陳秉安、胡戈、梁兆松著，《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33]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頁。
[34]《人啊，人》是戴厚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花城出版社於1980年11月首次出版。
[35]大約一年後，人們才知道潘曉是紡織女工黃曉菊和北京經濟學院學生潘褘的合名。黃曉菊只有初中文憑，在寫出那封轟動一時的「潘曉來信」後，她從紡織廠調進了出版社，隨後又憑藉自學考進一家科研所。但是，當科研所發現黃曉菊竟是潘曉後，便解聘了她。此時，曾是潘曉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離婚。黃曉菊無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裝攤主。80年代後期，她又南下獨闖深圳淘金，後來成為擁有五家店鋪的小老闆。而潘褘是一個身高1米9的大男孩，因潘曉出名後，他辦了退學手續，開始四處流浪，他住過火車站候車室、自製窩棚、大樓過道、立交橋底，在流浪乞討兩年後，他得到一份裝卸工工作，每天扛上百個100多斤的大包，棲身在倉庫。1984年，潘褘拿了貨場的一塊焊錫，被以「盜竊罪」判處三年半徒刑。出獄後，潘褘生活無着，四處跳槽，一度還在一家人才網站當過「職業諮詢」欄目的主持。
[36]楊繼繩，《渤海2號翻沉真相》，寫於1980年12月，發表於《新觀察》1981年第一期。
[37]鄉鎮企業是一個中國式的企業名詞。世界銀行對鄉鎮企業（TVE）的定義是：被認為具有獨特產權形式的企業，既不是國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其激勵機制與私營企業相似，剩餘僅在有限的階層（穩定的社區及其政府、企業管理者）中分配，企業的自由參與、競爭、硬預算約束、地方政府恰當的財政積極性，這些特點造成了鄉鎮企業較高的發展速度和營運效率。
[38]在1979年7月國務院公布的《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中有一條：「城市工業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參照社隊可能承擔的能力，可以有計劃地把部分產品和零部件擴散給社隊企業生產。」魯冠球得以參評中選，是拜這一條規定所賜。
[39]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中文版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引進出版。
[40]與陳春先動議「中國硅谷」並在中關村創業的同時，台灣地區創建新竹科技園，試圖打造「中國台灣硅谷」，為此，當局成立了科技園管理局，制定科技園規劃，設計發展框架，在資金籌集、人才訓練、環境優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措施，並為入園創業者提供「一站式」快捷高效服務。據首任管理局局長何宜慈博士稱，到1984年，新竹科技園已創辦了70餘家高科技企業，產值100億元台幣，一個東方「硅谷」的雛形初露端倪，到2000年，方圓六平方公里的新竹科技園，吸納了300多家高科技企業落戶，2000年總銷售額達9300多億新台幣。新竹科技園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孵化器。幾乎同時起步的中關村與新竹科技園，兩者命運相異，頗可對照研究。
[41]該網站由於長期無人照料，已與2008年關閉。——編者注
[42][美]費正清著，孫瑞芹、陳澤憲譯，《美國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
[43]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集團的10名主犯進行了終審判決，此次審判通過電視向全國進行了轉播。
[44]粗放式經營以及技術上差距使得國營企業的經濟效率十分低落。1980年，中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只要耗費中國的40%的能源，巴西則為中國的2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和韓國兩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其能源消耗也只有中國的一半，南斯拉夫為中國的35%。這種能源消耗性的發展模式，是中國企業成長的十分明顯的特徵。
[45]「摸着石頭過河」是中國企業變革最生動的表述之一，它最早出現在1981年10月國務院批轉的《關於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意見》稱「實行經濟責任制，目前還處在探索階段，要摸着石頭過河」。
[46]陳冠任著，《榮氏父子》，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2月版。
[47]出自張五常寫於1981年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48]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予以中國4.5億美元融資。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組織貸款。
[49]該文作者為張五常。香港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畢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系。他以《佃農理論》和《蜜蜂的神話》兩篇文章享譽學界。
[50]出自張五常寫於1981年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51]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項南傳》，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
[52]《專利法》的正式實施是從1985年4月1日開始的。
[53]1630年前後，荷蘭發生鬱金香的瘋狂炒賣，其風席捲整個歐洲。最瘋狂的時候，鬱金香的價格一月之內可翻100倍，一支鬱金香可換4噸小麥、4頭牛或12隻羊。這是商業史上有記錄的第一次泡沫事件。
[54]關於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經歷了五次轉變：1949～1977年為計劃經濟；1978～1983年，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思想；1984～1987年，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1987～1992年，提出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92年以後，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55]誰是「八大王」，日後有多個版本。《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仲偉志提供過另外一份名錄：「螺絲大王」劉大源、「電器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舊貨大王」王邁仟。
[56]鄭作時著，《希望永行：中國首富劉永行自述》，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57]陳秉安、胡戈、梁兆松著，《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58]何博傳著，《山坳上的中國：問題、困境、痛苦的選擇》，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9]流通領域的異常活躍及自由主義傾向，是80年代中前期財富分配和積累的最主要手段。在那時，民營資本還非常弱小，無力大規模生產商品，外資公司則進入遲疑，所以絕大多數的社會商品仍然是由國營工廠生產和製造出來的。但是，這些企業卻深受體制之困，不能在採購、定價和銷售上有自主權，這便給了「倒爺」們以及形形色色的貿易公司以最大的生存空間。檢討整個80年代的國營企業改革，我們發現，在推動企業改革的重點上出現了戰略性偏差：國有資本的擁有者把重點放在了內部管理制度的變革上，而事實上，當時最大的變化則發生在商品流通的環節。
[60]義烏日後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到2006年，該地年交易小商品超300億美元，4萬餘商位、日客流量20萬人次，6000餘家中外名企總經銷、總代理，8000餘外商常駐義烏。
[61]胡宏偉、吳曉波著，《溫州懸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2]與溫州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它是計劃經濟色彩最濃、政府管控最嚴的城市，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當地的私營企業仍然成長乏力。據1992年1月18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報道，在1991年，上海市財辦仍下發287號文件，明確規定上海私營企業的產品「一律不得進入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店名店」，該市2195家私營企業無一戶獲准與外國公司合資，理由是「上海尚無先例」。上海的銀行規定，「對私營企業一律不貸款」，信用社也只能以有價證券做抵押，或要有實力的國營企業擔保才能貸款，但數額在3000元以下。
[63]《短缺經濟學》（上卷、下卷）中文版於1986年6月由經濟科學出版社首次引進出版。
[64]王安著，《教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
[65]值得一提的是《粗暴專橫、諱疾忌醫。步鑫生被免職。債台高築的海鹽襯衫總廠正招聘經營者》的作者正是當年寫出《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通訊稿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
[66]高海浩，《一人沉浮，千夫評說》，《人民日報》，1988年1月27號。
[67]1982年上半年，國內某家頗有影響的報紙，以醒目的標題，公開刊登了《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一文。這篇文章從舊中國租界的形成談起，借古諷今，其寓意是顯而易見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觀點，租界的設立，完全是帝國主義利用當時封建官僚的愚昧無知、腐朽透頂而使用欺詐的手段逐步形成的。
[68]胡泳著，《張瑞敏談管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9]有意思的是，直到很多年後，對員工進行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仍然是中國新興公司的任務之一。2005年年底，當時國內最大的網絡遊戲公司盛大網絡開展內部行為整頓，創始人陳天橋在《論「新文化運動」》中規定員工「不得在白牆上彈煙灰，不得用公司打印紙打印與工作無關的文件，不得蹭加班飯」。
[70]凌志軍著，《聯想風雲》，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