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8章

吳曉波

[71]陳惠湘著,《聯想為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2]早期中關村的著名企業,崛起和受人關注都與計算機的漢字處理技術及產品有關,其中聯想是聯想漢卡,北大方正是激光照排,四通是漢字打印機。

[73]中文輸入系統的開發是華人公司在電腦領域的一個突破口,在1978年,施正榮創辦的台灣宏碁就開發出「倉頡輸入法」,推出了第一部自製產品「天龍中文電腦」,獲得台灣產品設計最高榮譽獎。1982年,宏碁推出全世界第一台中英文個人電腦「小教授二號」。

[74]1984年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實際已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

[75]兩個補充細節:潘寧到北京當時最著名的西單商場推銷冰箱,一位科員問:「容聲是咋回事?是啥級別的?」潘寧說:「我們是鄉鎮企業。」那位科員當即下逐客令。1986年,潘寧請香港影視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廣告,因為汪是全國人大代表,廣告要播出需請示上級,報告打上去,如石沉大海,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則廣告只能在地方電視台播出,卻上不了中央電視台。

[76]這段話被發表在《流行科學》1984年3月刊上。

[77]朱建國,《今日雷宇》,《南風窗》,1999年7月。

[78]雷宇日後抗辯說,1984年7月,國家工商局市場司一位副司長在全國一個會議上,宣布廣東、福建兩省進口汽車可以銷往省外。然而,這僅是個人說法,並無文件依據。

[79]朱建國,《雷宇「失蹤」之迷——重評「海南汽車事件」》,http://zhujianguo.blogchina.com/466536.html。

[80]雷宇曾描述1982年前後的華南鄉村:「當時海南根本沒有任何商品意識,海南人拿雞蛋、水果到村頭巷尾、榕樹底下來賣,人是躲在別的地方,不敢去收錢,等你拿了東西將鈔票壓在他的筐底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來,他覺得要人家的錢不好意思,但沒有錢又不行。」誰也沒有料到,僅僅數年,銅錢滾至,淳樸盡失。

[81]何博傳著,《山坳上的中國:問題、困境、痛苦的選擇》,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2][美]威廉·韓丁著,《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1979~1989》,紐約:英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90年出版。

[83]發生在中國鄉村的製造假劣事件,一個共同的特徵是區域性作案,也就是某一個鄉村的農民集體參與到制假造劣的活動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做法將產生怎樣的後果,將會給社會和消費者帶來怎樣的傷害,但是,出於利益上的需要,每個人都將最起碼的道德制約拋之腦後,某些基層政府甚至成為這種集團犯案的保護傘和牟利共犯。曾有記者問一位造假鄉村的幹部:「你們知道這種行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嗎?」那個幹練的鄉長指着身後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農民新房,堅定地說:「我覺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讓我貧困的家鄉富裕起來。」

[84]從公開的資料看,1985年5月初,經濟學家宦鄉在一個題為「中國面對未來」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我國新經濟體制可能是一種雙軌制」。他認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會出現集權經濟體制與分權經濟體制並存的時期」。這一思想得到了決策層的欣賞,也成為「雙軌制」的理論基礎。對於「價格雙軌制」的歷史評價,經濟學界存在爭議。有的人認為「雙軌制」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並造成了大面積的貪污腐化。而張五常則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問式的:如果不實行雙軌制,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計劃單軌;一是按照休克療法直接進入市場單軌。前者沒有效率,已是確鑿的事實;但是後者卻會造成很大混亂,而且事實上引起了很多困難。原因首先在於,市場開放以後,原有經濟格局並不能馬上改變,大量的國有企業仍然存在壟斷,那麼壟斷者會利用其特權抬高價格,造成市場混亂;其次,市場一開放,原來經濟當中的很多經濟鏈條就會斷開,使經濟增長劇烈下滑。相比之下,雙軌制一方面保留了計劃價格,同時放開一部分市場。雖然確實滋生了很多貪污的機會,但是這種制度讓非國有經濟得到了投資發展的機會,得到了出售產品的機會。

[85]胡和立,《1988年我國租金價值的估算》,《經濟體制比較》,1989年05期。

[86]劉鳳翔、高欣、楊鳳儀,《一個銳意改革的廠長之苦惱》,《工人日報》,1985年11月25日。

[87]1985年前後,一位中央領導人曾經用「大事不糊塗,小事不糾纏」來界定書記在企業中的職責,不過這種說法固然生動,但在具體的工作中卻根本無法執行。

[88][美]艾柯卡、諾瓦克著,周謙、葉進譯,《艾柯卡自傳》,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

[89]參見曉健編制,《中國企業家20年偶像變遷路》,《新快報》,2004年12月10日。

[90]「滿負荷工作法」的核心是「人盡其力、物盡其用、時盡其效」,即充分挖掘人的潛力,原材料與設備、勞動時間達到充分利用。1986年,張興讓以推行「滿負荷工作法」而聞名全國,並因此獲得了全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金杯獎。

[91]湯維維,《唐駿:創業不需要激情》,《商學院》,2005年09期。

[92]余華著,《兄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3月版。

[93]在看待鄉鎮企業成長的問題上,鄧小平有過一個十分誠懇的評價,他稱之為「意料之外的異軍突起」,1987年6月12日,他在接見朝鮮代表團是時指出,鄉鎮企業的發展是農村改革中中央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突然冒出來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這說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94]林楠,《鄉土奇葩——記農民企業家魯冠球》,《人民日報》,1986年4月10日。

[95]《務實精神與理想主義造就了一個「八五年新聞人物」》,法國新聞社,1986年5月9日。

[96]在這一年前後,出現了第一次農民進城尋找工作的高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備受壓力,社會秩序出現紊亂,據北京鐵路公安分局北京站公安段的「神眼」刑偵隊長李學剛說,1986年,1987年是他的「豐收年」,「有時候一天就能抓到六名罪犯,都是從農村來的」。

[97]孟懷虎,《從夾縫中突圍而出——訪蘇泊爾集團董事長蘇增福》,《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3月18日。

[98][英]伍德沃德著,王世訓譯,《英國簡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99]張立,《華西村換帥背後》,《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

[100]馬勝利、高夢齡著,《風雨馬勝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01]當時很多學校都辦有自己的「第三產業」,從紡織廠、印刷廠、電視機廠到書店、漁場,1990年前後,全國有68萬家校辦工廠,年產值85億元。

[102]該書中文版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引進出版。——編者注

[103]《人民日報》於1987年10月6日刊登了《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時代的挑戰與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思考(上)》,接着,7日又刊登了它的下篇《改革陣痛中的覺悟》。

[104]該書中文版與2006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引進出版。

[105]馬勝利、高夢齡著,《風雨馬勝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06]跟曲線操作、只做不說的柳傳志相比,中關村里另一個名聲更大的企業家,四通公司的萬潤南則把自己逼上了公眾輿論的聚焦中心,當時有人對四通的所有制性質提出疑問,他在《經濟日報》上撰文稱,「四通在沒有國家投資、沒要人員編制、沒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發展起來,四通的財產既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屬於四通企業所有,任何個人無權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種真正的公有制。」他的言論引起一場激烈而對立的討論。1989年6月,萬潤南出逃國外,四通自此日漸式微。

[107]「企業家」一詞在過去的幾年裡曾經是一個「貶義詞」。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曾回憶說,在1984年,他寫了一篇題為《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的文章,決定採用此文的《讀書》雜誌編輯跟他商榷:「企業家」要不要改成「實業家」?企業家的「冒險精神」要不要改成「探險精神」或「創新精神」?張維迎回憶道:「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個詞都是貶義的,在中國人的詞典裡面都是有負面意思的。」

[108]根據《王石這個人》作者周樺的採訪,當時主動要求購買萬科股票的只有兩家企業,一是中創集團,二是剛剛組建不久的華為公司,任正非一下子買了30萬股,還掏錢請萬科的推銷員吃了一頓晚飯。

[109]王安著,《股爺,您上座》,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年版。

[110]在當時,還出現過一份激進的國營企業改制方案,起草人是曾擔任國家計委預測中心總工程師、時任中國人民銀行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宮著銘。他在題為《中期改革綜合綱要》的報告中認為,企業改革要前行,必須明確財產所有權,必須有人負擔企業的虧損而不是完全由國家和社會來負擔。宮著銘設計的方案是,將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大部分集體企業向有限公司過渡,按「工者有其股」的原則,向企業內的所有職工無償發股票,從而將絕大部分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國家只是一個「裁判」和「秩序維護員」,不再是一個主要的所有者和經營者。

[111]楊懷定著,《做個百萬富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2]周其仁,《價格管制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經濟觀察報》,2006年5月22日。

[113]該書中文版與200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引進出版。

[114]該書中文版於1990年由軍事科學出版社引進出版。——編者注

[115]史景遷著,黃純艷譯,《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116]馬立誠、凌志軍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117]時任申銀證券總經理的闞治東回憶,開所前夜,尉文淵發着高燒四處奔忙,結果鑼聲響過,他就支撐不住了。

[118]汪國真著,《年輕的風》,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119]《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是汪國真第一首比較有影響的詩,全詩原文為「我微笑着走向生活,無論生活以什麼方式回敬我。報我以平坦嗎?我是一條歡樂奔流的小河。報我以崎嶇嗎?我是一座大山莊嚴地思索!報我以幸福嗎?我是一隻凌空飛翔的燕子。報我以不幸嗎?我是一根勁竹經得起千擊萬磨!生活里不能沒有笑聲,沒有笑聲的世界該是多麼寂寞。什麼也改變不了我對生活的熱愛,我微笑着走向火熱的生活!」

[120]「皇甫平」之意為「來自黃浦江的評論」,其撰文作者為《解放日報》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任凌河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之鴻。

[121]流波,《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當代思潮》,1991年第2期。

[122]鄧力群,《重提姓社與姓資》,《真理的追求》,1991年7月號。

[123]這一年,鄉鎮企業取得了標誌性的成績,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大關,就業員工也同步超過億人,達1.0624億。

[124]蔣一葦另一個觀點是「黑匣子」論,他認為,「政府對於企業,可以從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進裡面去。退一步講,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該搞成『玻璃匣子』」。

[125]聯想集團副總裁李勤回憶說,當時,IT業上游原材料價格和產品的市場價格一天一變,而聯想的財務結賬周期需要15~30天,而且數據還不準確。這就意味着這個月的經營狀況與產品、物料的庫存數量要到下個月才能知道,經營和決策只能憑藉管理者的感覺來把握。李勤說:「我們是在『瞎管』公司。」1998年後,聯想引進ERP管理系統,情況才得到根本改變。

[126]據楊仕輝的研究,從1979年到1989年,國外對中國的反傾銷數為65起,最低為1979年、1980年、1981年和1997年的2起,最高是1988年的11起,從1990年到1998年,反傾銷數為275起,最低為1990年和1995年的19起,最高為1994年的42起。

[127]吳戈著,《大陸首騙牟其中》,北京:京新出版社,1997年版。

[128]「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則是鄧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第一次提出的。

[129]詞作家蔣開儒創作於1992年底的《春天的故事》風靡一時,他用詩化語言描述了鄧小平前後15年的兩次決策:「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蹟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盪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130]到年底,在1988年頻繁出現過的一些字眼也再度浮現:生產資料價格急劇上升,交通運輸全面緊張,結構矛盾更加突出,經濟出現超速增長的危機。大中城市的通貨膨脹率已超過了10%。

[131]何陽著,《何陽的點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32]出名後的何陽,繼續靠出賣點子賺錢。為了證明自己的確智力出眾,他告訴記者說:「我成人後經北京權威醫院的機構測定,智商僅差了兩分就獲得滿分,為超超常。」他當過北京創造學會的副秘書長,被聘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中國專家,還擔任北大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MBA的授課輔導工作,任十餘所高校的兼職教授,1997年,何陽被評為「中國十大策劃人」。1999年11月,銀川市公安局接到寧夏酸妞野生飲品公司總經理夏虹鋼的報案,稱何陽以幫其公司產品製作廣告並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為名,詐取人民幣100萬元。一個月後,何陽在西安被捕。2001年3月,銀川法院判處何陽有期徒刑12年,處罰金5萬元。何陽在獄中讀書、寫字,他對來訪者說:「我不再憎恨任何人。」

[133]正大集團創辦人為廣東潮州人謝易初,以菜籽生意起家,為亞洲最大的飼料集團之一。正大在1979年就進入中國,它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創辦的公司都領到了該市「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1989年,正大以贊助中央電視台的《正大綜藝》節目而廣為人知。謝易初生四子,以「正大中國」為序,謝國民接掌正大,2004年以17億美元列《新財富》華商富人榜第32位,為泰國首富。

[134]14項自主權分別為: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勸,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後利潤支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併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獎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

[135]中國股市第一個自殺者是上海市民康柏華。1992年4月,康以每股293.35元吃進107股延中股票,其後股價數度反覆,他陪了6500元,5月12日,康柏華懸樑自盡。5月25日,股市大漲,延中股票一度逼過1000元。

[136]在解決國有企業的融資問題上,一個最普遍的做法是「撥改貸」和「債轉股」,也就是把之前國家財政的撥款投入轉成貸款,然後再將這些貸款債務轉變成國家股,在此基礎上,國營企業被改造成股份公司,在股市上掛牌上市融資。

[137]呂梁,《百萬股民「炒」深圳》,首發於1992年8月的《中華工商時報》。

[138]該書的中文版於1996年由海南出版社引進出版。——編者注

[139]1993年1月,費孝通先生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乾(政府官員)。

[140][英]達爾文著,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物種起源》,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目錄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第三部

1993~1997民族品牌進行曲

1993扭轉戰局

1994青春期的躁動

1995收復之役

1996500強夢想

1997「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第四部

1998~2002在暴風雨中轉折

1998闖地雷陣

1999莊家「惡之花」

2000曙光後的冬天

2001入世與出局

2002中國製造

第五部

2003~2008大國夢想成真

2003重型化運動

2004表面的勝利

2005深水區

2006資本的盛宴

2007大國崛起

2008正在展開的未來

致謝

人物索引

聲明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着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