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19章
吳曉波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盪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盪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着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准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
第三部 1993～1997民族品牌進行曲
1993扭轉戰局
他們是我的希望，讓我有繼續的力量；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李宗盛：《希望》，1993年
64歲的「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驚天大旋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裡，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道說：「大邱莊實際上就是一家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人民幣。」大邱莊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裡參觀的人們都會驚嘆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柏油馬路交織其間。路修得極好，路邊立着只有大城市裡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致的別墅，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
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的「朝拜」。他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更是一個百年一出的農民語言大師，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為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莊奇蹟的締造者，他的聲望達到了頂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大邱莊抓住經濟復甦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道大邱莊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道：「大邱莊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就在聲望達到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交情不淺，便漸漸地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6位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莊開會，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裡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相熟的記者閒談，對門外的喧譁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時，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莊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以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有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准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情緒躍然紙上。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然事件誘發的。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莊派4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993年1月，檢察部門派出6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個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當檢察院對4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於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100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名本村及外村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拼搏」。禹作敏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布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里。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莊派駐工作組，收繳該村的所有武器裝備。禹作敏因有窩藏、妨礙公務等嫌疑而被拘留。儘管風波陡起，但表面似乎還是一片風平浪靜。春節期間，禹作敏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面帶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在惡化，不過很多人還是心存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任會長，兩位副會長一個是禹作敏，另一個就是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帶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職務。禹作敏與魯冠球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冠球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作敏，而後者更曾大方地送給對方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冠球與禹作敏是兩個個性完全不同的企業家，禹作敏對魯冠球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冠球對禹作敏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後，魯冠球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張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莊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已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絲寬慰。
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項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莊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10年。關於禹作敏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裡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作敏的打擊，是不是衝着改革來的？」
很顯然，此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辯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後，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作敏一案並不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後，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1
4月，中國企業界發生了兩起強烈地震。一起是大邱莊的禹作敏落馬，另一起則是當時國內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業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在與政府激烈的對立抗衡後陡然隕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諮詢公司。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小有名氣。1986年，沈太福進京，以30萬元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註冊。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環。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藉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2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而沈太福又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國家級科技成果鑑定。根據報道，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鑑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儘可能給予指導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000萬元，研製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僅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象。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起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000萬元。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里，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熱催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第一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裡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裡。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麼，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讚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乾（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託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3。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着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裡，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功夫，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下令終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淨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後，他當即宣布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譁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布，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着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20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4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海南長城公司違法集資清退點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着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說：「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裡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採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5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說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周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復甦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營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華西村的吳仁寶就狠狠地賺了一筆。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紊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嚴肅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麼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
朱鎔基在經濟治理上的強勢風格，在對金融秩序的維護以及對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朱鎔基開始用一種更專業、更具體細微的方式來管理中國經濟。
朱鎔基於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於國家經濟委員會。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匯報工作，小腿肚子會發抖。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6個月。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朱鎔基在此後的10年內主導中國的經濟，並成為繼鄧小平之後，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鎔基到京後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6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鎔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鎔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鎮，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鈎、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着一片讚譽聲，朱鎔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朱鎔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後的半年多里，朱鎔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經此一役，朱鎔基以前所未有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鎔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下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貸。在這種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案便被視為頂風作案而受到了最嚴厲的懲處。
其次，他頂着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經濟學家馬洪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百上千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到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則讓人不寒而慄。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劉仲藜回憶說，他曾經三次找朱鎔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鎔基不允許。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財政體制的弊病，從上海和北京可窺見一斑。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1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上海實行財政包幹5年，年年財政收入是163億～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對北京採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幹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財政增長從沒有超過4%。中央政府在這種財政分配體制中表現得非常被動。鑑於這種現狀，朱鎔基採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1993年7月23日，朱鎔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台。為了說服各省，朱鎔基在隨後的兩個多月里，奔波於全國，一一說服，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7
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1994～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後，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徵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埋單」的現象大量存在。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後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是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鎔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劃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着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誌性的政策變化。從此之後，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它將在2005年達到頂峰，並誘發中國與歐美乃至周邊國家的貿易大戰。8
朱鎔基主政的「第三戰」，也是貫穿十餘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對此，他的思路也與之前有微妙的轉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這年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由於效益不佳和老企業萎縮，失業人口的增加已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朱鎔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藉助的商業力量。同時，隨着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朱鎔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年7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裡，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贏利能力強的產業。周叔蓮的觀點得到決策層的讚賞。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展現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後，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接受自己不再與企業「共存亡」的現實。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工作的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採用，各地的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它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自主創業的啟動資本。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喪失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着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隨着國營企業體系的日漸瓦解，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些地方無比恐懼地瀰漫開來，在改革的陣痛中，城市貧民階層慢慢地出現了。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地區，悄然發生了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後，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於缺乏量化的標準和評估體系，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數企業採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面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20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準。紹興一家紡織企業的量化方案是：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出10%，折算成50萬元作為集體股，全廠200多名職工每人出資5000元，經營者出資100多萬元，組成一個資本額為250萬元的股份制企業。其後，新企業無償使用着原有企業的機器設備，一切開支則由老企業承擔，經過近一年的運行，新企業產生驚人的利潤，原來的集體企業則毫無懸念地陷入了虧損境地。又一年，新企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老企業「併購」。到1996年前後，浙江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這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到1993年年底，浙江省已經有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量化改造。
發生在浙江的這種產權改革在隨後的幾年裡一直處在「地下運作」的階段，全國性的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從1998年才全面開始。它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地「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李澤民在一份對量化改革提出異議的報告上批覆：「對於這樣的改革要回頭看，不過，不能走回頭路。」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了。
中央政府針對新的經濟形勢，對一些管制概念開始進行全新的詮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劉敏學對「投機倒把」這個名詞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把帶有營利性的經商活動都視為投機倒把，做違法處罰，這顯然是「左」的思想影響，是不對的。某些過去認為是投機倒把的行為，現在看來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他舉例說，譬如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行為，過去被視為投機倒把，今天籠統地這樣說就不合適了。他的這番講話一登報，全國的貿易商人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過去的10多年裡，數以十萬計的商販因投機倒把罪名而入獄，導致傾家蕩產，有人甚至喪失生命——該罪名最高可判死刑，為所有經濟犯罪行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隨着劉敏學局長的一番講話，一柄長劍終於從頭頂移走了。
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在2月份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從此之後，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這次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50多名民營企業家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會議會場。劉永好後來回憶說，「年初，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找到我，說準備推薦我為全國政協委員，沒過多久就讓我填了表。同時，四川省工商聯還推薦我為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93月18日，劉永好與內蒙古新優佳公司的陸航程出現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是民營企業家第一次在這種政治性場合亮相。到年底，鄉鎮企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2，就業職工1.02億人，首次超過國營企業職工數。
跟糧票取消及民營企業家參政相似，另一個也很有象徵意味的商業故事是，在4月份，中國的消費者第一次過上了「情人節」。根據北京媒體的報道，由香港人投資的利嘉鞋業是第一家在報紙上登情人節商業廣告的企業。它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登了4次廣告，宣稱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內將抽取有特別優惠的「幸運情人卡」。幾乎同時，開設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店也貼出了「浪漫溫馨情人夜」的海報，情人節當夜來消費的情侶可以獲得一枝玫瑰花。五星級的王府飯店則推出了價格為300元的情人節晚會，廣告一登出，飯店的訂位電話就被打爆了。這看上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商業活動，然而，由於「情人」這個名詞實在有點曖昧，因而，商家們的推廣引起了一些老幹部的微詞。不久，有關部門就發下通知，嚴令不得在廣告中出現「情人節」這個字眼，這項禁令或嚴或松地被執行了好幾年。每當到了2月14日前後，工商部門都會發出類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後，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5月17日，著名跑車生產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國找到了它的第一個買主，名叫李曉華，是一位靠經銷生髮水起家的42歲北京企業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舉辦了一場新車交付儀式，李曉華站在價值13.4888萬美元的跑車前的照片登上了各報紙的娛樂新聞版面。
8月，中國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這意味着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可能。美國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產品正式進入中國，在此前的10來年裡，這個可愛的形象已經廣為中國兒童所知，它出現在成千上萬的繪圖課本、襯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過，它們竟全部是沒有授權的侵權產品。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英國的《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實驗驚人地相似。」
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用「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二元標準來判斷或議論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而事實卻肯定要模糊和豐富得多。
1993年，最蔚為壯觀的景象是外資企業的蜂擁而入。
該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國公司在華大規模投資的開始之年。日後的數據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國累計吸引外資3462億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後發生的，1992～2000年的累計流入量占總量的93%。1993年年底，合同外資達到了1114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是270億美元，幾乎都是上一年的兩倍。
在市場的誘惑和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開始狂熱地夢想中國。最經典的表述出自柯達公司的總裁裴學德，他說，「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捲，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中國每秒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於多了一個規模等同於日本和美國的市場。」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從而計算出中國市場的規模，這是幾乎所有跨國公司進入這個東方國家時最常用的一個算式。不過，事實很快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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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許經營店在西安開業；寶潔在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澤-布希公司用1640萬元購買了中國最大啤酒公司青島啤酒5%的股份；柯達贊助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東亞運動會；諾基亞開始向中國提供GSM移動電話；花旗銀行把中國區總部從香港地區搬到了上海；波音飛機公司在中國賺到了大錢，它一下子得到了120架飛機、價值90億美元的大訂單；福特公司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說，「我的頭號業務重點是中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生產的第一輛轎車終於下線了，工作人員在生產線上掛了一條很有意味的橫幅：「謝謝中國，美國製造。」此時，距離1978年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已經過去整整16年了，而德國大眾在上海的工廠已經形成了年產10萬輛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增加的轉折點。這一年日企在華投資比1991年有了急劇增長，被批准的投資項目數量達到3414個的高峰，是1991年的3倍。
9月，題為「北京·1993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西門子、巴斯夫、摩托羅拉等50多家跨國公司的代表和國務院、外經貿部10的官員悉數到場，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會上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當天晚上，國家主席江澤民邀請了其中15個比較大的跨國公司的代表來到中南海。《華爾街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請」。
對外資的大量湧入，可以有多層面的解讀。
就宏觀環境而言，進入第十六個改革年份的中國已經越來越吸引國際資本，特別是1992年之後，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得以確認，中央政府日漸放寬了外資進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漸市場化的投資環境當然受到國際資本的信任和青睞。
就政策設計而言，吸引外資被認為是振興地方經濟的捷徑，因此，外資開始享受到「超國民的待遇」，各地對外資及合資企業都推出了大力度的優惠政策。其中，一個被普遍採用的稅收政策是「三免兩減半」，也就是企業創辦的前三年，所得稅全免，後兩年則減半。而在很多地方，減半政策更是從企業開始獲利之年起才被執行。在所得稅徵收比例上，合資企業的稅率是15%～33%，而國內企業則被徵收55%。這種稅收政策上的「身份差異」，被認為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資企業」，將內資企業註冊成中外合資成為企業「合理避稅」的普遍做法，這一政策要到熱錢滿天飛的2007年才被改變。
在改革理念上，外資更被看成是轉換企業機制的最佳外來動力。武漢第二印染廠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樂道地引用，這家老工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新公司裁掉了2/3的員工，使用的還是原來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設備，行政管理人員從35人減少到3人，香港方面帶來了70%的外銷業務，工廠很快就扭虧為盈。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資方給老工廠帶來的是：震盪較小的裁員、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外銷渠道的開拓。很顯然，這是一個雙方都很滿意的結果。
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在《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書中斷定，「對私人企業的歧視增加了中國對外資的需求」。11他認為，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國有部門是在破產的邊緣上運營的，而與此同時，私人企業儘管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卻仍然受到嚴重的信用約束，無法獲得金融上的扶持，並被限制進入很多行業。沒有效率的國有資本需要尋找有效率的合作資本，它面對的是兩大資本集團，一是跨國資本集團，一是民間資本集團，正是在這種抉擇中，外來的跨國資本成為被選中的對象。因此，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湧入，與這種改革思路的確立是分不開的。
總體而言，外資的進入讓中國的產業格局和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也必須看到，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個十分順暢和優化的過程。這年的《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怪哉，長期虧損還「合作愉快」》的評論，記者披露了廣東省對1090家合資企業進行所得稅的匯總統計，結果發現544家虧損，沿海各省的情況大體相同，約有一半左右的合資公司在財務報表上表現為虧損。評論認為，「一些合資企業虧損，是因為外方投資人通過價格轉移利潤或虛列開支等方式，侵蝕中方利益，逃避稅收，形成賬面虧損。不少企業連續虧損七八年，但生產規模卻不斷擴大」。
這種不無曖昧的景象還出現在開發區的泛濫上。為了吸引外資，各地紛紛建立開發區，在工業用地上推出優惠的政策，由於規劃失控，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圈地運動」。1991年，全國有開發區117個，到1992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猛增到1951個，而到1993年的10月，各類開發區竟多達8700個。在全國已批准的1.5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里，如果這些開發區全部做到水、電供應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資約4.5萬億元人民幣，遠遠超出國力負荷。
許多開發區為了吸引外資，制定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開發區的土地出讓絕大多數是採用協議出讓的方式進行的，因而到處充斥着灰色交易。《中華工商時報》稱，「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國家收益，估計就有200億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一下子包攬上百畝或數百畝甚至幾平方公里土地，然後再稍做平整，以幾倍的價格出售獲利」。廣東省出讓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94億元的轉讓金，平均每平方米為107元。江蘇一家開發區出讓70年使用權的土地，轉讓價為每畝2000元，等於每年每平方米收0.0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中國台灣《聯合報》的記者稱：「現在若到大陸，無處不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招牌，無處不談土地買賣。」
國務院調查組的報告顯示，到1993年4月為止，全國開發區開工面積307平方公里，約占規劃總面積的2%，也就是說，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發」，全國因此減少耕地1000萬畝。5月16日，國務院發文限制盲目建立開發區，到11月，沿海7省1區關閉了700個「圈而未發」的開發區。在以後的10年裡，開發區的過度開建現象其實一直沒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年初，全國的股民總數增長到了200萬。
在上一年爆發了深圳抽籤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後，中央決定加強對證券市場的掌控。當年10月，證監會匆匆成立，1993年4月頒布《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9月宣布對國內法人開放A股交易。緊接着，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寶延風波，這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規模的收購戰。
延中實業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靜安區的一個街道公司，其上市純粹是一個偶然，在大型國有企業都不願意吃螃蟹的情況下，這家只有50萬元註冊資本的小企業意外地成為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並成為第一批上市的公眾企業。它之所以成為第一個被熱切關注的企業，實在是因為股本結構上的特殊：由於延中的資本實力弱小，所以在公開募股中，社會公眾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使它在眾多股票中顯得非常獨特，也成為那些資本玩家們最樂意染指的企業。12
這年春夏，與全國投資大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海股市的蕭條。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利好的推動下，滬市股指曾衝到過1558點，可是接下來就掉頭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為了整頓金融秩序，決定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股指更是應聲大挫，跌破了1000點。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內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寶安集團的證券部主任厲偉（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之子）北上拜訪，他告訴尉文淵，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溫不火，是缺少「鯰魚」的緣故。他舉例說，日本漁民捕撈沙丁魚，遠洋歸來往往會死掉一大半，後來他們就在撈上來的魚里放一條鯰魚，為了生存，沙丁魚就會不停地遊動以躲避鯰魚，結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淵聽懂了，他笑着說，「你們願意來上海當鯰魚嗎？」
一個月後，這條名叫寶安的「鯰魚」果然就來了。寶安開始攻擊延中，滬市果然被攪得躁動不已，延中股價連日拉陽線，股價從每股9元漲到了每股12元。9月30日，寶安發表聲明，宣稱已擁有延中實業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實業一路狂漲，8日後竟達到每股42.2元，滬市隨之大熱。
▲上海證券交易所首任總經理尉文淵
寶安此次狙擊頗有技巧。按證監會的規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須要公告，寶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開盤，就大口咬進342萬股，持股比例一下子達到16%，其時間剛好拿捏在公告發表的同時。延中實業認為，寶安的做法是一種惡意收購，是對市場的隱瞞和欺騙。它還掌握了另一個很有力的事實，出手收購的寶安上海分公司註冊資本只有1000萬元，而用在收購上的資金前後多達8000萬元以上。政策規定，信貸資金和違章拆藉資金不得用來買賣股票。延中實業當即召開新聞發布會，宣稱將通過法律程序維護公司利益，風波由此而起。
從公開的事實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實業，對這場風波頗為關注的各大媒體也大多對其持同情的態度。而證監會最終的裁決結果卻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它認定寶安的收購是一種「違規行為」，需要繳納100萬元罰款，但同時宣布其收購有效。寶安的人員順利當選為延中實業董事長。
中國股市的第一場收購戰便在這種曖昧的硝煙中塵埃落定。尉文淵以延中實業為誘餌，引進了一條寶安「鯰魚」，最終達到了吸引全國目光、把上海股市激活的目的。日後有股評家評論說：「寶延風波的裁決，奠定了中國股市的灰色基調。幾乎所有人都領悟到了，這是一個強者第一、規則第二的競鬥場。」
如果說寶延風波還是一場堂堂正正的正面決鬥的話，那麼兩個月後的蘇三山案則更像一個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縣一個姓李的股民花100萬元購進15萬股蘇三山，然後私刻一枚「正大置業」公司的印章，寫信給《深圳特區報》和《海南特區報》，宣稱本公司已收購蘇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兩報不知就裡「來函照登」，第二天，蘇三山大漲40%。等到深交所發現異動，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拋售，已獲利15萬元，而全國股民損失2000萬元，套牢1.2億元。李先生飄然離場，不知所終。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