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章
吳曉波
第一部 1978～1983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 中國，回來了
我流浪兒般地赤着雙腳走來，深感到途程上頑石稜角的堅硬，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1978年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20多年後，他回憶說：
「記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的年代。儘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復後，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那麼後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2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後，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我要麼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的。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30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日後的幾年裡，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方面進行了清晰的表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折衝百回，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
這一年底，也就是柳傳志讀報後的20多天，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在全會召開前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門運動3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
在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
客觀地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着驚人的堅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與他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當他做出某種決策後，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法國思想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格森曾說：「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鄧小平無疑就是伯格森所謂的「某個人」。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該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主席。
在當上政協主席後，鄧小平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隨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
在這個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水平15～20年，同時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科學發展計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技研究的攻關重點，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一不切實的目標不可能實現。不過在當時它確乎讓全中國為之一振，所有的人仿佛都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兩萬元創辦一家叫作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
▲科學大會獎狀
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事實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經部分恢復，而全國性高考的正式舉行則是在1978年。從這年起，高校招生恢復全國統一考試，由教育部組織命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考試、評卷和在當地招生院校的錄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和外語；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語。外語考試的語種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語，考試成績暫不記入總分，作為錄取的參考。沒有學過上述語種的可以免試。報考外語院校或專業的，還須加試口語；外語筆試成績記入總分，數學成績作為參考。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布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布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績，是提高招生考試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的重要舉措，對於轉變社會風氣，杜絕「走後門」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發揮了重大作用。
▲參加高考的學子
有數據顯示，第一批報名高考的考生就多達580萬，遠遠超過高校的招生計劃。擴招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北京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毛祖桓回憶說，「擴招也是臨時決定的，當時一開始就讓各個學校報，每個學校能招多少人，就這樣報了一下，這麼定了分數線。那年考得好的學生還比較多，因為是多少屆的人壓在一起來考大學，所以最後，我記得當時是林乎加當北京市市長，北京就率先擴招，原來比如說330分、340分才過線，後來就說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強、二分之一弱的樣子，這個比例還是很大的。後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進，造成了第二次擴招的態勢。」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
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副重擔的。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裡，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涌，40餘萬人眾里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2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後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後更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六年後參與創辦了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更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里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里沒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陳偉榮是穿着露出大腳趾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校的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麼幸運。
在湖南長沙，坐了十年監獄的楊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當年，21歲的他因為寫了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極左的「文革」領導人康生三次點名，判刑十年。出獄之後，楊曦光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直到兩年後，經他四處上告奔波，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他才恢復了「政治的清白」。此後，他用乳名「楊小凱」再考社科院研究生，並終於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經濟學家。（有意思的是，另一個也因為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後的十多年裡，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
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裡，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後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裡他一干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憑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6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鎮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後來的自傳中寫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着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着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商品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啟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裡檢驗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於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公里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經常幾個工程項目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來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中方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里擺放着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蓆搭建的工棚里。雙層鐵架床，我選擇住在上鋪，掛上蚊帳，鑽進去，編制工程進程表、決算表，看書，睡覺。廣東蚊子專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防蒼蠅的困擾；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占據，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
「工作之餘，我總會捧着一本書，在晚飯後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裡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節假日則去上英語課。一次周末，廣州友誼劇院聽音樂會：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先生與廣州樂團聯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我太喜歡這首愛情至上的協奏曲，所以演出結束後還跑到後台向演奏者祝賀，劉先生送我一盤個人演奏的《梁祝》協奏曲錄音帶。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劉先生會成為我到深圳創建萬科的生意夥伴、上市之後的大股東之一。
「……工程繼續着。我盼望儘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4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幅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傑伊·馬修斯發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採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在這篇題為《儘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閒着。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着雙手坐在那裡，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裡，只有一個女工幹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桂林絲廠有2500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僱過一個人。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音）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十到二十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由於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75美元。」
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5
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發現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
「中國正在發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着『幽靈班機』。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着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我到窗口問是什麼理由。回答是：『哎呀，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改了吧。』乘上飛機後又怎麼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瀋陽停留又耽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布『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
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達國家」。「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製混凝土板來建房。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後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裡要住四代人，從80歲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發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更換自來水管。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麼控制污染的措施。」
《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乾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鬥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這家工廠開始對超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
在經歷了這樣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速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而中國正在採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的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係，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發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發布建交聯合公報。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悄悄向發達國家靠攏的發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發酵。
在這一年的天安門國慶典禮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李嘉誠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侷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着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11歲離開大陸，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大陸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他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再過20年，他將在距離天安門一公里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超現代的東方廣場。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繫懷。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做任何的宣傳。有一個與此相關的細節是，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李嘉誠。」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李嘉誠不惹政治，卻防不了政治來惹他。
在李嘉誠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前的4個月，36歲的榮智健隨身攜帶着簡單行裝和單程通行證，遠離家人，告別妻兒，從北京來到了香港。到碼頭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顯赫百年的榮家第四代終於在一個潮濕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無錫榮家，興於清末民初，靠辦印染工廠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帶顯赫的商賈大戶，最鼎盛時，榮家幾乎掌控了中國紡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後，榮家一直是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1953年，黨中央有計劃地實驗公私合營計劃，在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的積極倡導下，他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起了全國性的示範和宣傳作用，毛澤東因此讚許榮家為「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三年後，全國公私合營計劃臨近收尾，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榮毅仁作為工商界報喜隊代表，向毛澤東、劉少奇等報喜，這一天標誌着「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7年，41歲的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後來還曾兼任紡織部副部長。
「文革」期間，榮毅仁靠邊站，沒有少吃苦頭，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好幾年一直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工商聯機關的所有廁所。他的兒子榮智健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水電站當抬土工。「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復出，榮毅仁也隨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政協會議上，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為副主席。
政治上儘管重煥光芒，而榮家資產在大陸卻已分文不存。此時已回到北京的榮智健無所事事，他對科研和政治均無興趣，於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個抉擇，在那裡，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儘管不復祖輩的榮耀，卻也依然固守家業。行前，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他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30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世家子弟畢竟不比尋常，其起點自當高人一籌。12月，他與兩個堂兄弟合股的愛卡電子廠開業了，總股本100萬元港幣，三人各占1/3股份，一開始的業務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表、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大陸販賣，在當時，獲准「大陸販賣權」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特權。三年後，這家背景深厚的小電子廠被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高價收購。榮家財技一試即靈，果然非同凡響。榮智健日後資產曾一度攀上「中國首富」的寶座，其淵源由來當是從這個夏天開始的。
與隻身闖香港的兒子相比，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鏖戰大陸。他提筆向鄧小平建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願，投入國家建設。」在榮毅仁的提案中，即將創辦的公司名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CITIC）。此議當即得到鄧的認可，其他領導人也頗為讚許。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它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
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里，他真正領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各種電視機的概況。從1952年生產第一台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生產了5000萬台電視機。鄧副總理走進生產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線、自動插件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工序。離開車間後，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裡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電子工業、電子儀表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
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涌而至，在其後的十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6
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7
▲1978年《時代周刊》年度人物鄧小平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1978年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年度人物」。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在即將開始的30年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鳳陽縣小崗村村民及包產到戶契約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裡，18個衣衫老舊、面色飢黃的農民，藉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並人人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幹。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幹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包幹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幹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閒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發了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幹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也是在1978年，距這裡數百公里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生着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也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里當了創紀錄的48年的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遊刃有餘，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幹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於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於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後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發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確鑿的、閃閃發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聖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讚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干着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後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裡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麼》，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發「華西村是個假典型」。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蹟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後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後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
▲70年代初期的吳仁寶（右）和他的工廠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並不孤獨。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也在村里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大邱莊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後這裡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裡，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後很長的時間裡，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託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後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後的話題了。
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衝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000元，帶着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寧圍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將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着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裡，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里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生產什麼，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00號人，年產值300餘萬元，廠門口掛着「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在後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讓人尤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着管理工廠的方法。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發放。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後，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製度。「做工廠不能有什麼就做什麼，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魯冠球後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的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這一年，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悄悄恢復基本工資加獎金的制度，有的還開始嘗試計件制。9月，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發表長篇論文《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他們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混雜語言十分辛苦地論證，利潤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特徵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掛帥」，在結論上，他們很自然地將那些錯誤的觀點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他們把兩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險惡地要把我們的企業都變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