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1章
吳曉波
在當時，聯想身陷重圍，未來混沌而黯淡。這些數字都是「紙上財富」，並無現成利益，因此，從中科院的領導到企業的員工，都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10年後，柳傳志說：「今天看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為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真實的餅，再來討論方案就會困難100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倖。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聯想的資產清晰百轉千回，終於水到渠成。
股權的清晰事關長遠發展，而眼下另一個要命的事情是，聯想到底該往何處去。
當時中關村幾乎所有的知名電腦公司都放棄了最艱難的自主品牌經營，退而做跨國品牌的代理——長城做的是IBM，方正做DEC，四通做康柏，而業界風頭最勁的史玉柱則已經宣布轉戰保健品，這些對聯想高層的決策都有不小的影響。就是在這一點上，公司的兩大靈魂人物柳傳志和倪光南發生了致命的分歧。退縮或轉行，都不是他們的選擇，分歧發生在突圍的方向上。
倪光南是聯想漢卡的發明人，他一直被視為聯想高科技的象徵。然而，在1994年前後，由於軟件系統的升級，漢卡產品在市場上江河日下，對公司的貢獻率已經微不足道。倪光南決心為聯想創造新的技術制高點，他選中的方向是「芯片」。當時國際上，芯片技術日新月異，英特爾等公司把持着技術的方向。如果聯想能夠在這一領域獲得突破，將一舉確立其在全球電腦產業中的地位。倪光南對自己的發現激動不已，他奔波於上海、香港等地，廣攬人才，成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試圖畢其功於一役。他的這個設想被稱為「中國芯」工程，因其無限的想象空間而得到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的熱情支持，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甚至承諾由聯想牽頭，組織有實力的計算機企業一起參與，制定一個國家投資計劃。
然而，倪光南的方案卻出人意料地遭到了柳傳志的反對。在柳看來，芯片項目風險巨大，非聯想現有實力可支撐，中國公司在技術背景、工業基礎、資本實力及管理能力等方面，都還無法改變世界電腦行業的格局。倪光南「真的就是技術至上，並不清楚整個市場是怎麼回事」，因此，柳傳志在給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確表明，「我本人不同意倉促上馬」。按他的想法，聯想應該加大自主品牌的打造，發揮成本上的優勢，實施產業突圍。因此，他任命楊元慶擔任新組建的微機事業部總經理，把微機的整個流程都交給了這位30歲出頭的年輕人。在他看來，「有了高科技產品，不一定就能賣得出去，只有賣出去，才能有錢」。
就這樣，十年聯想走到了一個動盪的岔路口。柳倪關係迅速惡化，倪光南無法克制自己的失望和對柳傳志的不理解，很快，聯想的每一次工作會議都成了兩人的爭吵會。這兩個都對自己的判斷十分自信的領導者根本無法說服對方，柳傳志認為倪光南在「胡攪蠻纏」，而倪光南則說，「我永遠和你沒完」。他開始向上級控告柳傳志作風霸道，進而控告其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柳傳志與倪光南
這對親密無間的「雙子星座」走到了你死我活的決裂懸崖上，柳傳志傷感地對友人說，「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手」。在關係親密的時期，「柳倪配」曾被媒體津津樂道，柳傳志曾說：「有的人像一顆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樣閃閃發光，但他是一條線，能把那些珍珠串起來，做出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鍊來。我想，我就是那條線。」這個比喻聽上去非常生動，但是卻存在着「形象上的悖論」：當珍珠串成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鍊時，那條線就會不見了，而事實上，「柳線」比任何一顆珍珠都要光彩奪目。「線與珍珠」的互動與衝突，在柳倪事件上得到了逼真而殘酷的演繹。
媒體也觀察到了這場平地而起的柳倪風波，它被認為是「市場派」與「技術派」的一次決鬥。這場讓所有人都很難堪和痛苦的爭吵一直持續了整個下半年，中科院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聯想內部幾乎所有的高層都站到現實的柳傳志一邊，工作組的報告稱，「沒有發現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而為了避嫌，香港商人呂譚平也被勸退所持股份。到1995年年初，勝負漸漸清晰起來，6月30日，聯想董事會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職務」。
對於任何企業戰略決策的評估都讓人陷入兩難，「結果」往往是唯一可以參考的依據。日後證明，柳傳志把聯想帶到了一個新的成長高峰，然而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一直有很多人在固執地爭論：如果沿着倪光南的方向走下去，聯想乃至中國電腦產業又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電腦以及家電產業一直在「貿易」、「製造」與「技術」的發展優先次序上搖擺徘徊。聯想跟中關村的所有公司一樣，都是靠貿易起家，逐漸形成工業製造能力，進而在技術上尋求進步，而家電業的海爾、長虹及科龍等公司都是從引進生產線起家，然後在市場營銷上獲得了成功。因此，「貿工技」和「工貿技」是兩大成長模式，其中無一例外的是，技術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滯後的一環。而當這些企業逐漸壯大，與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展開正面競爭的時候，技術落後的現狀便非常清晰地顯現出來。在此刻，何去何從，敏感而無比關鍵。在中國企業史上，柳倪之爭帶有很強的寓意。它展現了中國企業家在面臨國際化競爭和技術發展瓶頸的時候，做出了怎樣的思考和選擇。
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幾乎所有知名的企業家都選擇了柳式道路。
【企業史人物】支教公司
在這部企業史上，白芳禮大概是最不像企業家的企業家——之所以說他是「企業家」，因為他的確創辦了一家公司。跟所有顯赫的企業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窮的一個，然而他為社會所創造的「財富」無人可比。
1994年，白芳禮81歲。他是一個靠蹬三輪車為生的老漢，不識字，為人古道熱腸。從1986年起，他有感於貧窮孩子沒錢讀書，就每年把蹬車所得全數捐給天津的學校。這一年開春，他把整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一所學校，校領導把全校教師和300名貧困生都召集到操場上，排成整齊的隊形，一起朝他舉手敬禮。從學校回到家後，白芳禮思量一夜，做出了一個決定。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兒女家的門敲開了：「我準備把你們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款辦個公司，賺錢支教。」
▲白芳禮老人當年蹬車擦汗
不多幾天，在緊靠天津火車站的一塊小地盤上，出現了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裡面擺着一些糕點煙酒等，當頭掛着一塊牌子——「白芳禮支教公司」，白芳禮當上了經理。他對受僱的員工宣布：「我們掙來的錢姓『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
小售貨亭讓白芳禮增加了不少
支教的財力，卻一點也沒有改變他蹬三輪的生活。他把售貨亭交給夥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錢，夠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為了在車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着亭子搭了個3平方米的小鐵皮棚子，裡面用磚頭支起了一塊木板算是「床」，棚頂上的接縫處露着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溫度高達40攝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凍成冰坨子。白芳禮就在這裡面住了整整5年。
為了能夠多攢點錢，10多年來，白芳禮從頭到腳穿的都是撿來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經常是饅頭加涼水。他對記者說：「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隻不一樣的呀，瞧，裡面的里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都是撿的。今兒撿一隻，明兒再撿一隻，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裡到外穿的東西沒有一件是花錢買的。」有一次，他從果皮箱中撿來一塊饃饃當午飯吃，女兒看到了心疼不已。他說：「這有嘛苦？這饃是農民兄弟用一滴一滴的汗換來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來吃了，不少浪費些嗎？」
白芳禮把支教公司和他蹬三輪車所賺得的錢全部捐給了天津的各個學校，從1994年到1998年，他資助了紅光中學的200多名藏族學生，月月給他們補助，直到他們高中畢業。他還每個月向南開大學捐款1000元，總額近3.4萬元，200多名南開大學的貧困學生得到了資助。據不完全統計，他的累計捐款總額超過35萬元，其中包括300多名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還有人計算，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輪車5角錢計算，10多年間，老人奉獻的是相當於繞地球赤道18圈的奔波勞累。
白芳禮的支教公司開了5年。1999年，天津火車站進行整頓，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禮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歲的他已無力再蹬三輪車，於是就在車站給人看車，他把一角、兩角的零錢裝在一個飯盒裡，存夠500元後又捐了出去。2005年9月23日早晨，93歲的白芳禮去世。他的私有財產賬單上是零。
20世紀初的美國首富安德魯·卡內基在遺言中說：「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白芳禮顯然比他做得還要徹底，他讓人們聯想起清末的捐學奇人武訓和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里莎修女。特里莎修女在印度創辦「兒童之家希舒·巴滿」，收養被遺棄的病童、弱智兒、受虐兒或淪為稚妓的兒童。她跟白芳禮一樣，為了拯救窮人，把自己變成了最窮的人。在「兒童之家希舒·巴滿」的牆上有一段詩歌：「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白芳禮不會寫詩，甚至還不識字，但他無比完美地演繹了這段宣誓。
白芳禮去世後，藝術家為他在天津憩園塑銅像紀念，一些大學生專門為他開了一個網站（www.baifangli.cn），網站的顏色是最單純的黑白兩色，版首有一行字：總有一種平凡，讓我們淚流滿面。
【企業史人物】「君安教父」
自「君萬事件」後，張國慶再沒有染指萬科。1998年，君安因股權變革而引人注目，王石偶然獲悉有人可能要舉報張國慶。或許出於惺惺相惜，他通過渠道暗示張國慶要多加小心，張國慶大大咧咧地回覆說，這是不可能的事。一月後，王石上班，辦公室門口有一個花籃，秘書說是一個「張總」派人送來的。王石脫口道，「張國慶果然要出事了」。
張國慶出事，是因為他試圖通過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層股權回購）的方式將君安私有化。他是第一個在中國嘗試MBO的企業家。
1956年出生的湖北人張國慶氣宇軒昂，行事為人一派軍人作風。他自部隊復員後，就進入銀行系統。1992年8月，時任深圳人民銀行證券管理處副處長的他下海創辦君安證券，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因他的部隊經歷，君安的神秘背景便一直在坊間引起種種猜測。君安證券設立之初，由包括軍隊企業在內的5家國有企業投資，註冊資本5000萬元。君安創辦後，在中國股市牛氣沖天，張國慶靠他的神秘背景及強勢手腕迅速崛起。王石在自傳《道路與夢想》21中曾透露一個細節：君安曾經幫助萬科的一個股東出售過一部分法人股，法人股的銷售在當時是明文禁止的，必須經最高證券管理機構批准才可能「例外執行」，張國慶竟能搞定，可見法眼通天。他因此收了50%的手續費，這一筆1.1億元的股權買賣，君安就賺了5500萬元。君安的輝煌時期，正是《證券法》出台的前夜，證券商可以任意操縱股價，將遊戲規則玩弄於股掌之上。在深圳股市中，張國慶一人獨大，儼然是南中國最強悍的大鱷。1993～1998年間，君安共為100多家企業承擔A股、B股上市及配股業務，籌資總額近300億人民幣。君安在國內下轄60多家證券營業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前兩位，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其國債交易量也在全國位列前十。公開資料顯示，這家公司到1997年年底的總資產達175億元，利潤7.1億元，當時在國內均名列第一。此時之君安如日中天，業界甚至將中國股市的這段時期稱為「君安時代」，張國慶與萬國的管金生、申銀的闞治東並稱股市「三大教父」。
在事業達到巔峰之際，張國慶開始考慮君安的股權改造。他設想用國際通行的MBO方式來完成君安股權的改造，也就是經營層以回購的方式獲得公司股份，最終實現對企業的控制權。張國慶此時既是公司的總經理，又是董事會的主席，身兼經理人和資本代表兩重角色，自然有制定規則、雙手互套的便利。然而，此時的君安已經陡然坐大，經營層回購所需資金非一筆小數目。於是，張國慶等君安高管便展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財技」，到1997年，君安增資擴股到7億。經過巧妙安排，君安職工持股會變成君安證券的實際控股股東，持股比例達77%，其餘的國有股東們最大的一家股權也被降低到7%左右，君安職工持股會的兩大股東分別是「新長英」和「泰東」，為張國慶團隊所控制的兩個投資公司。這位「君安教父」用一年半的時間，就把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改造成一家由私人占大股的證券公司，國有公司仍在君安擁有股份並分得紅利，但其權益早已被大大稀釋。
張國慶的大膽舉措很快在證券界引起轟動，幾乎所有的證券公司都蠢蠢欲動，紛紛試圖起而效之。對於每一位經營者來說，如果張國慶的MBO路徑被認為合法，那麼，他們都可以吹着口哨，在一夜之間把公司據為己有。而如果張國慶的方案只為君安所獨有，那麼，他無疑成了「好處占過頭」的眾矢之的。那個時代，所有的「因果報應」都是利益分配的結果，而與是非無關。
從公開的資料看，張國慶的落馬是緣於君安內訌。當時一位分管財務的副總經理因不滿自己在公司內部的失勢，遂將MBO方案及公司全部賬目拿到紀檢監察部門舉報。災難由此降臨。很快，證券監管部門和審計機構派出工作組，進駐君安。1998年7月，審計結果表明，張國慶等人「賬外違法經營隱瞞轉移收入」的總額在12.3億元左右，張國慶先後動用5.2億元，獲得君安約77%的權益。有關部門認定，張國慶涉嫌「侵吞國有資產，將國有資產變相轉入私人名下」。1998年9月，他以「虛假注資」和「非法逃匯」等罪名獲刑4年。2005年8月，《21世紀經濟報道》在一則評論中意蘊複雜地說：「假如張國慶的MBO晚個兩三年，他或許不但不會有如此下場，反而成為競相歌頌的英雄也未可知。試問，從21世紀初開始的MBO熱潮，讓多少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為坐擁億萬的富豪，同時還享盡殊榮美譽？」22
就在張國慶被判刑的前一年，萬國的管金生因「327國債事件」23被判刑17年，申銀的闞治東則因「操縱陸家嘴股價」被撤職，並處5年市場禁入。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股市「三大教父」無一倖免。張國慶被拘後，君安證券被安排與上海的一家證券公司國泰合併為國泰君安，其合併後的註冊資本達37.3億元，總資產300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
2002年，張國慶出獄後重現江湖。由君安舊部組成的華林證券掛牌經營，據稱它的「人腦和電腦都來自君安」，因而被稱為「小君安」，張國慶則籌建深圳市九夷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大股東的身份在幕後操作。
然而，此時的「小君安」一無「神秘背景」，二無時運相濟，張國慶要重演舊日彪悍又如何可得。此後數年，張國慶在「華立控股」、「南天信息」等多家股票上有資本運作，卻勝負各半，難有爆發。斗轉星移，失去光環的「教父」終於隕入茫茫凡塵。
1995收復之役
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
——李東生，1995年
柳倪風波平息，「市場派」占了上風，「貿工技模式」最終成為聯想戰略，接下來柳傳志再次展現出他長袖善舞的經營能力。
柳傳志決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放手一搏。他對出任聯想微機事業部總經理的楊元慶說：「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實際上已充當了民族計算機工業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賭上一把，就算犧牲了，也要慷慨就義。」有記者問他：「如果中國完全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說到底又會怎麼樣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說：「沒有什麼怎麼樣，任人宰割罷了。」《中華工商時報》在一篇報道中用了這樣的標題——《聯想與「八國聯軍」拼市場》，儼然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民族保衛戰。
話說得如此激奮，實際工作卻很務實，柳傳志的第一個舉措是謀求政府的支持。他遊說電子工業部，提出兩個要求，一是「關注我們，當我們做得好時為我們叫好」，二是「希望制定有利於民族工業發展的行業採購政策，在性能價格比相同的前提下，優先購買國產商品」。電子工業部接受了柳傳志的提議。在有關政策的扶持下，聯想在很多政策採購招標中，屢屢挫敗跨國公司。
在公眾輿論上，柳傳志更是大張旗鼓，營造振興民族品牌的濃厚氛圍。1995年4月1日，當第10萬台聯想電腦下生產線的時候，他宣稱這是民族電腦業的一個里程碑，並策劃了一個「把第10萬台電腦獻給誰」的公益活動。最後，他把這台電腦送給了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榜樣的著名數學家陳景潤。此外，他還和地方政府聯手，發起「聯想電腦快車」活動，在全國300多個城市推廣家用電腦和聯想產品。
在產品製造上，他則強令楊元慶「必須把成本降下一半」。楊元慶團隊居然做到了，他們推出的「中國第一款經濟型電腦」在保證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國品牌便宜40%～50%。楊元慶在一份報告中稱，「我們把每台機器的組裝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聰計算機商情》在評論中說：「新機箱的鋼板很薄，工藝粗糙，但是造價只有200元，是進口機箱的1/8。」24
就是憑藉着驚人的廉價優勢及民族品牌熱浪的助推，聯想經濟型電腦席捲全國，市場份額節節攀升。面對聯想潮水般的進擊，跨國公司們似乎沒有反應過來，它們的價格仍然高高在上，對聯想的價格戰策略無動於衷。這種局面連楊元慶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發現，「原來外國品牌的決策機制也不靈活，反應很慢。當然也有可能他們太輕敵了」。到7月，調查數據顯示，在個人電腦銷售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聯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正是在聯想的示範效應下，中關村那些國產品牌公司如夢初醒，紛紛改弦更張，重樹品牌大旗。到1995年年底，戰果已經非常顯赫地展現出來。在一份「最受消費者喜愛的品牌」調查中，排名前兩位的是聯想、長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中國產品牌占到了六個。楊元慶不無得意地說，「不僅是聯想，還有其他大公司，都在聯手降價，這是民族工業的勝利」。
縱觀1995年的中國，在電腦產業發生的這幕民族品牌大戲，並非獨此一出。
從1992年之後，隨着大批國際資本的潮水般湧入，以及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發力，各個行業的本土公司都面臨空前的衝擊，市場格局一日三變。與此同時，經過10多年的發展，中國本土公司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消費者對國產商品也開始有了一定的信心。在這樣的背景下，振興民族工業既成為一個中國產業成長的戰略構想，也形成了一種濃厚的公眾心理氛圍。
1994年4月，一則新聞稿曾讓很多人唏噓不已：一度被擺上人民大會堂國宴席的重慶天府可樂被百事可樂正式收編。有觀察者統計了一下，至此，中國八家生產碳酸飲料的飲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廣和之外——還記得這家公司嗎？20世紀70年代末，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曾提出與它合資建造第一條生產線，結果遭到拒絕——其他七家均被「兩樂」收入囊中。媒體在報道中用了一個十分聳動而煽情的標題：《兩樂水淹七軍》。這個現象使得人們對本土品牌的命運產生擔憂，同時也激發出很大的民族熱情。一些聰明的企業家在市場營銷中便充分地借用了這股熱情。在這一年的企業廣告中，有很多都採用了「振興民族工業」這個主題訴求，前面所述的太陽神廣告及三株廣告莫不如此。在幾乎所有風起雲湧的產業中，民族品牌的振興都是一個最為炫目而崇高的主題。便是在這面戰旗的召喚下，本土企業以價格戰的方式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商戰。在冰箱和洗衣機兩大行業，海爾公司兩線作戰。張瑞敏深知海爾產品在技術和質量上未必能勝過松下、三洋等日本公司，於是在發起價格戰的同時還別出心裁地推出「星級服務」，宣稱「用戶永遠是對的」，並在大中城市聘用大量售後服務人員。張瑞敏對記者說：「和跨國資本較量，就算死，海爾也要死到最後一個。」25
在彩電行業，戰事同樣激烈。TCL的李東生以大屏幕彩電搶灘北京市場，當時北京大商場的黃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占領着，李東生與一家家商場簽訂「保底協議」，承諾每平方米櫃檯每月銷售不低於5萬元，然後以低於日本彩電2/3的價格開戰。他跟張瑞敏一樣用十分悲壯、慷慨激昂的口吻對京城媒體說：「我們平常喜歡說要走向國際市場，而如今，外國兵團已經衝到我們院裡來了，國際市場就在我們家門口，此時不戰，更待何時？再說，不戰行嗎？總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民族工業就這樣敗下陣來。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數月後，TCL彩電在北京銷售量壓倒所有國際名牌而坐上頭把交椅。
如果說李東生以「敢死隊長」自居，那麼，偏居四川盆地的倪潤峰則是徹底顛覆彩電業的「價格屠夫」。
由軍工廠轉型的長虹是國內最早從日本松下引進彩電生產線的企業。1985年，軍人氣質十足的倪潤峰執掌長虹，他作風強悍，霸氣十足。1989年，國家徵收彩電特別消費稅，導致市場一片蕭條，他率先做出彩電降價300元的決定，打破了沉悶的銷售僵局，「價格殺手」一出手就大有斬獲。此後，每到春節、國慶銷售旺季，倪潤峰就使出降價撒手鐧，竟屢試不爽，無一例外。在品牌形象和產品質量等方面均無優勢可言的長虹靠着這「天下第一招」，打打殺殺衝到了國產彩電企業中的銷量前三甲。
到了1995年，倪潤峰提出長虹的使命是「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高喊「用我們的品牌築起我們新的長城」，長虹彩電的廣告詞也由很普通的「天上彩虹，人間長虹」改成豪氣萬丈的「長虹以民族昌盛為己任，獻給你——長虹紅太陽」。這些宣傳口號與聯想、海爾以及保健品市場上的三株、巨人等遙相呼應，一時間煽起了濃烈的民族熱情。也就在這時，本土彩電企業正陷入最艱難的苦戰時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長虹、TCL及康佳等各大企業都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製造能力，但是，由於核心技術的缺乏及品牌力不足，在與國際品牌的競爭中始終處於下風，而整個彩電市場又深受走私風潮的影響而動盪不安。根據國家商業部門的統計，這一年通過外貿正常渠道進來的洋彩電只有54.9萬台，可是，市場上實際的銷售量為500萬台。到了秋季，政府宣布將在1996年4月1日把彩電的進口關稅從35.9%降低到23%。跨國公司因此興奮不已，日本松下放言，「不惜30億美元也要占據中國彩電市場的絕對份額」，並定下「打敗一個企業，擠占一個行業」的目標。受這些政策預期和輿論的影響，國產彩電銷售持續低迷。作為國產彩電的老大，長虹的庫存彩電已經高達100萬台，總值超過20億元，到了「每個月建倉庫都來不及堆放的地步」。
▲站櫃檯的倪潤峰
在無路可退的情形下，倪潤峰再度彰顯「價格殺手」的本色。他在一次公司會議上稱，「急症必須用急藥來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用自己的價格優勢去拼掉對方的品牌優勢。」當時，長虹與國際品牌的價格差並不太大，一台29英寸的進口彩電價格為1萬元左右，長虹為8000多元，25英寸的進口彩電價格為6000多元，長虹為5000多元。倪潤峰認為，要「拼掉」對手的品牌優勢，國產彩電起碼應該便宜30%，「這是一條決戰線」。
長虹彩電當時的商業毛利大概在25%，大幅降價30%明顯就無利可圖。倪潤峰日後回憶說：「我思索了整整一個冬天，直到春節還在算賬，考慮來，考慮去，算過來，算過去，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不降價不行！」於是，他一方面嚴令公司內部靠管理挖潛，另一方面巧妙地進行了降價組合，降價幅度最大的那些彩電都是占庫最多、多年滯銷的產品。
長虹的這次「降價大戰」謀劃於1995年秋冬之際，而發動於1996年3月26日。長虹宣布，所有品種彩電在全國61個大中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場中一律大幅度讓利銷售，讓利幅度18%～30%。為了吸引媒體眼球，倪潤峰衝到銷售第一線。他披着一條紅綢帶，站到成都商場的櫃檯前大聲吆喝，親自當起了營業員。長虹彩電的宣傳冊上赫然宣稱：「凡是國外產品有的功能，我們都有；凡是國外產品具備的品種，我們都具備；凡是國外產品提供的服務，我們都提供；但是，在同等功能和同等質量下，我們的價格比國外產品低30%。」長虹的這股降價風暴頓時在彩電市場上掀起血雨腥風，國產彩電品牌隨風跟進。康佳在6月6日宣布大降價，TCL則推出「擁抱春天」的大讓利活動，沉寂多時的消費被徹底激活。就在3月宣布降價後的一個月里，長虹的全國銷量就翻了一番，到年底，市場占有率從22%猛增到35%，超過所有國際品牌，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彩電市場的銷售冠軍。到1996年年底，在全國彩電市場上，長虹、康佳、TCL、熊貓等國產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場份額，「洋強國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與此同時，摧枯拉朽式的價格大戰也是一次殘酷的行業大洗牌。在此戰之前，國內各省尚有60多個地方性的彩電品牌，它們割據一方，小富即安。然而在長虹的降價衝擊下，大多數品牌迅速凋零，在以後的幾年內銷聲匿跡。彩電業步入由五六家大公司瓜分市場的時代。1997年，長虹的銷售收入攀升到188億元，處於事業巔峰的倪潤峰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很難企及的角色。26
一直到很多年後，中國企業史的研究者們仍然對1995年前後的這場大商戰津津樂道，它們被認為是民族工業「收復失地」的諾曼底戰役。在這一年的公司新聞中，我們到處可以讀到民族品牌絕地反攻的報道。其中有喜有悲，百味摻雜。
4月15日，一個名叫喬贏的退伍軍人在河南鄭州市最繁華的二七廣場開出一家面積不到100平方米的「紅高粱快餐店」，宣稱將全面挑戰全球快餐霸主麥當勞，他選的這個日子正是40年前麥當勞的創辦日。喬贏用來挑戰麥當勞漢堡的是河南傳統名點羊肉燴麵，他的廣告口號是「哪裡有麥當勞，哪裡就有紅高粱」，並誇下海口，「2000年要在全世界開連鎖店2萬家，70%在國內，30%在國外」。這種十分高調的行動頓時引起國內外數百家媒體的熱烈報道，美國三大有線電視網均對之進行了採訪。喬贏的事業起步十分順利，當年就在鄭州開了7個分店。第二年，他跑到有「中國商業第一街」之稱的北京王府井，在距離麥當勞開在中國的第一家分店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開設了他的北京分店，這自然又擊起一片轟天響的叫好聲。27
跟喬贏叫板麥當勞相似的是，在南方，上海新亞集團推出「榮華雞」與肯德基抗衡，它的口號也是「肯德基開到哪，我就開到哪！」。在那幾年的上海和北京城裡，凡是有肯德基的街道附近，必定有榮華雞的蹤跡，它的生意一度也非常紅火，上海的黃浦店據稱每年有300萬元的利潤。這樣的競爭一直到2000年才偃旗息鼓，榮華雞在北京安定門的最後一家分店關閉，肯德基則宣布它在中國的連鎖店達到400家。
浙江杭州市發生了一場「國茶保衛戰」。一家名叫「立亨」的英國紅茶公司計劃出資20萬元，在位於龍井茶出產地的中國茶葉博物館門口做一個品牌廣告。媒體譁然，視之為挑釁。在輿論壓力下，博物館宣布拒絕廣告，國內的茶葉專家則集體發表了一篇情緒激揚的《國茶宣言》。
在北京，消費者投書報社，指稱日本一個知名家電公司的空調質量不好，製冷效果非常差。這家公司的日籍總工程師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空調之所以運轉不正常，是因為北京的空氣太髒」。這種也許是很技術性的答覆當即引來憤怒的輿論炮轟，一位讀者在給報社的信中說，「既然嫌北京的空氣髒，那麼，他們就滾回東京去吧」。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統治中國家電市場的日本品牌此刻面臨集體的危機。這中間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從1991年起，日本經濟在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後陷入了長期的低迷，原來在全球各地四處投資的大公司元氣大傷；另一方面，它們一直將中國市場視為本國、歐美市場之外的「第三世界」，拒絕將最先進的技術和產品投放中國市場，這給了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切入的機會；此外，中國本土公司的崛起以及民族情緒的高漲則更是推波助瀾。到90年代後期，日本家電已經失去了當年的領先優勢和品牌號召力。
秋天，在跨國公司已經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日化領域，還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事件，曾經風靡一時卻因合資而消失的美加淨品牌死而復活。
誕生於1962年的美加淨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知名的國產化妝品品牌，它創造過很多個第一：中國的第一瓶定型摩絲、第一支防曬霜、第一支護手霜，美加淨牙膏的出口量曾占到全國牙膏出口總量的70%。1990年，中國化妝品行業最大的國有企業上海家化與美國莊臣合資，後者以品牌租賃的方式將美加淨歸入旗下，然後迅速將之棄用。兩年後，美加淨的銷量就從3億元陡降到600萬元，很快喪失了第一國產品牌的地位。1995年，在振興民族品牌的大氛圍中，心有不甘的上海家化董事長葛文耀斷然決定，花巨資「贖回」美加淨，並發誓：「堅持美加淨髮展15～20年不動搖！」28
在國內企業紛紛雄起、民族工業氣勢大漲的時候，跨國公司們似乎還沒有摸到牢固地占領中國市場的規律，它們表現得有點眼高手低。歐洲最大食品企業法國達能已經進入中國市場8個年頭了，它自建了一家餅乾廠，收購了四川的一家啤酒廠，但是都陷入了虧損。美國通用電氣（GE）在南京創辦的嘉寶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一直無法贏利。這家由愛迪生創辦的百年企業儘管是燈泡的發明者，可是在中國市場上，由於運營及製造成本始終居高不下，它根本無法與江浙一帶的中小照明工廠競爭。在當時，一個光線柔和且環保的GE燈泡可以使用一年，但是售價為10元，而國內一些小燈泡廠生產的光線比較刺眼的燈泡雖然只能用幾個月，但是售價僅為2元。GE的市場研究人員無奈地說，「與GE燈泡所具有的各項優良性能相比，中國消費者似乎更青睞燈泡的價格。」對此，GE董事長、當時已如日中天的傑克·韋爾奇一直耿耿於懷卻也無計可施。
如果說達能和GE乏善可陳，那麼，全球最大的白色家電製造商惠而浦則更是表現糟糕。
與那些早到的日本家電企業相比，惠而浦的到來顯然晚了很久。於是它想通過併購的方式快速切入市場，在冰箱、洗衣機、微波爐和彩電四大領域，它都分別找到了當時市場表現甚好的四家中國企業。1995年2月，惠而浦與北京雪花公司合資建立北京惠而浦雪花電器有限公司。雪花是中國最早、知名度最高的冰箱企業之一，以技術力量雄厚而著稱，1984年順德的潘寧研發容聲冰箱時，聘用的就是雪花的工程師團隊。新組建的公司註冊資金2900萬美元，美方股份為60%。其後，它又先後把上海水仙洗衣機有限公司、廣州蜆華微波爐有限公司和藍波空調公司變成自己的合資企業。很多媒體評論說，惠而浦的合資將對中國的家電產業產生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美國人完成了一場十分蹩腳的併購表演。在冰箱領域，惠而浦擁有全球最先進的全無氟冰箱成套技術，可是它認為中國市場短期內還達不到這麼高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意識，於是惠而浦雪花仍延續原產品的生產。美方管理層與中方的文化隔膜更是從一開始就非常嚴重，惠而浦總部始終強調美方的控股，從生產、管理到銷售全部都由美方掌管，希望中國合作者不插手公司的「內部事務」。一個叫邵敏的雪花員工回憶說，合資之後，身材高大、留着鬍子的美方總經理整天把自己關在一間用毛玻璃封起來的辦公室里，裡面不時傳出美國味兒十足的英文，或者新馬泰式的漢語，幾乎聽不到標準的普通話，而原來的雪花人主要負責把熱咖啡送進去。在兩年多時間裡，合資公司虧損8986萬元。1997年11月，惠而浦將其60%股本折價200萬美元有償轉賣給雪花，合資宣告破局。
惠而浦水仙的狀況與此很相似。美方認為水仙原有的銷售網絡太「落後」，受制於各地的經銷商，於是果斷決定仿效美國市場的做法，建立自己的營銷隊伍和渠道。這個決策讓惠而浦水仙變得水土不服，銷量下降而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在合資後的幾年裡，公司每年虧損都超過了1億元。在這家公司里還發生過一個很典型的小故事。市場人員發現一些滾筒洗衣機在送到客戶手中時，滾筒上的玻璃蓋子經常被摔碎。按照惠而浦通常的規則，需要研發、產品部門做很多次實驗來重新檢驗產品質量，這需要相當長的檢測和產品研發周期。中方基層員工告訴美方說，這種損壞是各地物流工人運送時野蠻裝卸所致，因此只需在箱子裡裝上一塊價值不到2元人民幣的海綿防震墊就行了。可是對美方人員來說，在箱子裡增加一塊海綿墊是前所未有的「創新」。於是，經過幾年的上報、研發和討論，美方最終還是採納了中方這個簡單卻不可思議的建議，而那時，惠而浦洗衣機「質量不好」的聲譽早已傳遍了全中國。
在微波爐市場，惠而浦輸得更是窩囊。被併購的蜆華公司是當年中國最大的微波爐企業，合資之後，企業迅速患上了「大公司病」，一項市場推進或新產品研發方案，必須先傳到香港分部，再傳到美國總部去審批，一個報告來回要拖兩三個月。它的效率低下，給了同一地區的另一個本土企業格蘭仕以喘息的機會，後者靠降價戰略一塊一塊地吞食市場，幾年下來，蜆華惠而浦不得不宣告退出國內市場，格蘭仕則順勢做大規模，最終成了全球最大的微波爐製造商。
作為一家在全球家電產品擁有14%市場占有率的大公司，惠而浦在中國前後砸進5億美元卻一無所獲，這是一個讓人難堪的反面教案。曾經擔任惠而浦中國區總裁的施德承日後檢討說：「無論經驗還是教訓，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就是要有耐心！就像通用電氣的韋爾奇說的，『理解中國市場的關鍵字眼是耐心！』中國不僅地方大，其複雜程度也是西方公司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1995年，在國有企業領域，最大的新聞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國企改革典型」、首鋼的周冠五黯然下台了。這時候，他領導的首鋼正飛奔在一條多元化的險途上。
1994年4月，法國《新觀察家》周刊的資深記者克羅德·蘇拉在對首鋼的採訪中便驚訝地發現：「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改革試點，今天的首鋼什麼都經營，鋼鐵、麵條、自行車、醫院、槓鈴、大衣、家具、房屋、飯店、機器和計算機，公司還擁有一家銀行、一支船隊，在國外擁有24家分公司，在秘魯有一個花1.2億美元買來的鐵礦。」很顯然，這時的首鋼已經成為一家跨行業經營的綜合性公司。
在76歲的周冠五心中，最大的夢想是將首鋼改造成一家類似日本三菱和韓國大宇的財團式企業。早在1992年7月，國務院專門發文《進一步擴大首鋼自主權改革試點的通知》，擴大首鋼的投資立項權、外經外貿外事權、資金融通權。周冠五雄心萬丈地提出首鋼的「非鋼化及財團式道路」，他成立了中國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參與華夏銀行的重組，通過國際招投標收購了秘魯鐵礦，與李嘉誠的香港長江實業公司聯手收購香港東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寶佳集團等4家香港上市公司。到1994年，周冠五把首鋼帶到了巔峰狀態。這一年，首鋼以823.7萬噸的粗鋼產量一躍而成為國內鋼鐵業群雄之首。11月，他被評為「中國改革風雲人物」。
然而讓人猝不及防的是，僅僅過了三個月，周冠五受到其子周北方經濟犯罪的牽連而黯然下台，原冶金部副部長畢群接替他，擔任首鋼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畢群後來描述盛況下的首鋼是「一團亂麻」：結構亂、財務亂、管理亂、負債不合理。
周冠五的下台，並沒有改變首鋼既定的多元化方針。在後來的10多年裡，在資本密集型的鋼鐵行業它一直表現得不太專心，首鋼每年80%的利潤來自鋼鐵，但是它的大部分投資卻一直游離在這個行業之外。一位長期觀察首鋼的學者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思想感染了一大批國內企業。首鋼開始投資興建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線等一些高新技術項目，但它無意實現戰略方向的調整，只是試圖啟動鋼鐵之外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顯然，這是當時各個行業一窩蜂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浮躁風氣所致。而這些高新技術項目是以一種『嘗試』的姿態在『溫室』中開始生長的。」29首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設想缺少深思熟慮，實行的戰術是全面出擊、遍地開花。在高新技術的框架下，涉及的行業種類之多，令許多業內人士瞠目。
1994年，正當聯想公司的倪光南與柳傳志為了是否投資芯片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與電腦業毫無因緣的首鋼卻貿貿然地捷足先登了。它與日本NEC（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合資成立首鋼日電電子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國生產6英寸、0.35微米芯片，成為北京微電子產業的核心製造企業。首鋼還涉足軟件產業，它聯合清華大學，入主中關村科技園，期望形成軟件——設計——芯片的微電子產業鏈。1997年，它同日本安川電機株式會社和岩谷產業株式會社合資興建首鋼莫托曼機器人有限公司，實現了我國機器人產業零的突破。它還向一家觸摸電腦有限公司注資，成為中國國內觸摸行業中技術實力最強、生產能力最大的一家企業。首鋼在這些領域的投資都轟轟烈烈，但是經濟效益卻始終不彰。到2002年，僅首鋼日電一家的虧損已高達2.3億元人民幣。
從2000年到2002年，首鋼的產業鏈繼續多方向蔓延，這兩年裡公司在非鋼鐵領域實際投入了5.5億元，但產生的投資收益卻僅有1058萬元。從2003年起，首鋼冒着承受5萬職工下崗的風險，將鋼產量從800萬噸減少到600萬噸，減產1/4，同時，它宣布參與投資現代汽車項目，發展汽車零配件生產。它還大舉投入房地產業，在北京城郊及鄭州等地圈地蓋樓，並曾計劃修建一個大型主題公園。
到2006年，在中國企業聯合會公布的中國500強公司排名中，10年前曾經名列前十強的首鋼排名已下滑到第30位。由於國家政策的變化及自身戰略的紊亂，這家當年被寄予無限厚望的企業在財團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坎坷。
1995年，有兩塊廣告牌在日後常常被人提及。
5月1日，在美國紐約曼哈頓最繁華，也最具有商業標誌意義的時代廣場，豎起了第一塊中國公司的廣告牌，在可口可樂、索尼、豐田等國際品牌的旁邊，「999三九藥業」的霓虹燈廣告十分醒目。三九集團總經理趙新先站在廣告牌下接受數十家中國以及美國媒體的採訪，他侃侃而談，信心十足，這應該是他的企業家生涯中最值得驕傲的時刻。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報道說，「這是中國企業第一次在世界上廣告密度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商業區做的中文廣告，時代廣場由此出現了一種新的廣告語言——中文」。在後來的幾年裡，很多人出國到曼哈頓，必去參觀這塊三九的廣告牌，它成為中國公司實現全球化的一道風景線。為了這塊廣告牌，三九集團每月需支付12萬美元，一直到2003年5月，三九集團因擴張紊亂而爆發財務危機，它才被悄然拆除。
第二塊著名的廣告牌則出現在喧鬧的北京中關村。深冬，在白頤路南端的街角處，每天匆匆穿行的人們突然看到了一塊巨大的招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當成了路標，忙碌的交通警察們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兒，哪來的什麼「信息高速公路」？這塊廣告牌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紀念性事件。那個豎廣告牌的女人和她默默無聞的小公司因此進入了歷史。
在創辦北京瀛海威信息通信公司前，33歲的張樹新是一個從中科院辭職下海的女商人，她在中關村做傳呼台的生意。1994年年底，她跟丈夫一起去美國遊歷。在一位同學的家裡，她看到了一份印有電子郵件地址的通訊錄，也就在這一刻，「互聯網」這個長着翅膀的精靈飛進了張樹新的視野。
當時在美國，網絡經濟到了破繭而出的關鍵時刻，馬克·安德森剛剛發明了馬賽克網絡瀏覽器。比張樹新小四歲的斯坦福大學華裔學生楊致遠在寫博士論文期間，發明了最早的網站搜索軟件，他放棄即將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一個拖車裡建立了雅虎公司，將網絡搜索引擎商業化。由於當時能夠提供免費信息檢索服務的公司寥寥無幾，雅虎因此得到市場廣泛認可，很快成為全球最大的門戶型網站。1996年4月12日，雅虎股票公開上市，當日市值即高達8.48億美元，楊致遠成為繼王安之後另一個全球級的華裔商業英雄。1994年9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新媒體研究教授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寫出了《數字化生存》。在這本讓他名聞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膽地提出「整個社會構建的基本要素將發生變化」。他認為，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物質性的世界突然向虛擬性轉向，通過電子流的方式，知識、信息及商品製造和銷售將可能實現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這本書一出版就成為全美暢銷書，它標誌着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的統計，到1995年年初，互聯網已經連接全世界4萬多個網絡、380萬台計算機，154個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互聯網互通電子郵件。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三年前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描寫的景象似乎正在變成現實：這是一個無限開放的信息世界，打開網絡，令人頭暈目眩的豐富信息紛至沓來。對於入網的用戶，世界從來沒有如此開闊而又如此親近。30
就當尼葛洛龐帝用「互聯網時代」來定義未來世界的時候，中國與世界的距離終於近到了呼吸相聞的地步。199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設立了國內第一個Web服務器，推出中國第一套網頁，內容除介紹中國高科技發展外，還有一個欄目叫「Tour
in
China」。9月，郵電部電信總局與美國商務部簽訂中美雙方關於國際互聯網的協議，協議中規定電信總局將通過美國Sprint公司開通兩條64K專線（一條在北京，另一條在上海）。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CHINANET的建設開始啟動，中國最早的網民出現了，其中包括後來創辦了電子商務網站阿里巴巴公司的馬雲、創辦了新浪的王志東、創辦了第一家B2C網站的8848公司的王峻濤等人。就在《數字化生存》一書出版半年後，北京的青年學者胡泳在台灣一家圖書代理公司的北京辦事處發現了它，他在20天的時間裡便完成了全部的翻譯，也因此，世界頂級學者關於互聯網的最新思想在第一時間被引入了中國。31它的出版引發了人們對於未來信息世界的狂熱想象，這幾乎被視為中國互聯網的啟蒙運動的開始。
就這樣，在1995年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批投身互聯網事業的先行者。
3月，美國得克薩斯理工大學博士田溯寧把他在美國創辦的亞信公司搬到了中國。他與國家科委合作在國內介紹Internet。田溯寧認為，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對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他爭取到了包括道瓊斯在內的兩千多個美國的信息服務商作為用戶，同時也想在中國發展數千乃至上萬個商業用戶。32但很快，他發現做不下去，第一個原因是中國消費者對Internet毫無認知，第二個原因是技術根本無法實現。亞信購買了第一套網絡設備，制定了在Internet上傳輸中文的IETF標準，當時在北京、上海使用的網絡路由器總共加起來只有32個撥號端口，一個端口能支持10～20個用戶，這意味着亞信建成的網絡最多能夠支持500個用戶。
4月，在杭州，一個叫馬雲的31歲大學外語教師創辦了「中國黃頁」網站，它自稱是第一家網上中文商業信息站點。跟田溯寧的想法幾乎一樣，馬雲也想要創造一個面向企業服務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他當時想到的賺錢模式是鼓動企業把自己的商業信息掛到網上。比留洋歸來的田博士要本土一點的是，他把Internet直接翻譯成了一個中文名字——因特乃特網。在一次外出遊說時，有人問他，「你說的因特乃特，跟《國際歌》里的『英特納雄耐爾』有什麼關係嗎？」為了鼓動別人參與他的事業，馬雲拿大家熟知的比爾·蓋茨來說事兒，他說：「比爾·蓋茨說了，因特乃特網將改變人類的方方面面。」很多年後，他承認：「這其實不是他說的，是我說的。1995年全國剛剛知道Internet，但是馬雲說的話沒有人相信。其實，1995年的時候比爾·蓋茨是反對Internet的。」33
後來創辦網易的丁磊也是在這一年開始他的創業生涯。過去兩年裡，他一直在浙江寧波的電信局上班。4月，他決定辭職。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強烈反對，但他去意已決：「這是我第一次開除自己。但有沒有勇氣邁出這一步，將是人生成敗的一個分水嶺。」他獨身一人跑到熱浪滾滾的廣州，進了一家美國數據庫軟件公司賽貝斯（Sybase）做技術支持工程師。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互聯網，並成為第一批用戶。一年後，他又辭職，與他人合辦了一家與互聯網技術有關的小公司。
5月，張樹新與丈夫姜作賢創立瀛海威公司，她的「瀛海威時空」宣稱是國內唯一立足大眾信息服務、面向普通家庭開放的網絡，「進入瀛海威時空，你可以閱讀電子報紙，到網絡咖啡屋同不見面的朋友交談，到網絡論壇中暢所欲言，還可以隨時到國際互聯網上走一遭……」登錄瀛海威的用戶必須登記註冊，並繳納一筆入網費。曾經做過記者、策劃人的張樹新很快讓瀛海威獲得了驚人的知名度。她在北京魏公村開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教館，所有人可以到這裡免費使用瀛海威網絡，免費學習網絡知識。她向中國科學技術館無償提供「中國大眾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區，同北京圖書館合作，在瀛海威上提供北京圖書館圖書目錄查詢。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她還為新聞單位開通亞特蘭大到北京的新聞信息通道。張樹新還在各大新聞媒體開設專欄，一遍遍地告訴國人：信息產業是中華民族崛起於世界的一個重要機會。
▲瀛海威活動現場
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初期，瀛海威扮演了一個啟蒙者和領跑者的角色。它是第一個形成公眾品牌效應的網絡公司，在第一屆「最受用戶歡迎的中文信息網站」評選中，瀛海威無可爭議地名列第一。讓人遺憾的是，張樹新與當時的田溯寧、馬雲一樣，都沒有找到贏利的模式。她想做城市網站，推出過「網絡中國」的項目，想做網上圖書館，還曾經投資開發網絡遊戲，可是都相繼失敗。在瀛海威員工中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是：「我們知道2000年以後我們會掙錢，可我們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
在張樹新成為商業明星的時候，人們除了對她的互聯網事業充滿了神秘的敬畏和仰視之外，還津津樂道於她的財富暴漲。瀛海威是一家產權清晰的私人公司，張樹新夫妻為此投資了100萬元。在企業創辦16個月後，國家經貿委34下屬的中國興發集團決定參股瀛海威，總股本擴充為8000萬股，張樹新以無形資產加其他股權獲得2120萬元的公司股值，赫然成了十分罕見的「陽光下的女千萬富豪」，這當然引起年輕人無窮的遐想。美國《新聞周刊》在一則報道中稱：「人們在談論金錢時，不再像過去那樣羞羞答答，誰擁有更多的金錢，成了一個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百萬富翁正以每分鐘一個的速度誕生。」
1995年2月，美國《福布斯》首次發表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這一富豪榜先是由香港出版的中文雜誌《資本家》刊出的。列入富豪榜的共有19人，首富是四川的劉永好兄弟。這兄弟四人靠養鵪鶉起家，進而在飼料行業潛心經營，做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私營企業。在他們被評為首富之後，《經濟學人》專門採訪了劉家兄弟。文章描述說：「在過去，四川窮鄉僻壤的宣傳板上可能寫着『向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這樣的話。而現在幾乎每面磚牆上都刷着一家名為『希望』的飼料公司的廣告語：『要致富，養牲畜，希望幫你忙』，或者『豬吃一斤希望飼料長兩斤肉』。同時，地方上的小學也用希望公司的廣告語來編寫他們的童謠。希望公司現在聲稱有10億元的銷售額，擁有60家工廠，1萬名全職雇員和9萬名市場代理。」文章還寫道：「在採訪中，劉永好先生避開了關於他是否是一個資本家的問題，他說，『這些問題關乎理論；我對理論還沒有進行過深入學習』，他還特別強調了希望公司的博愛之處，包括一些扶貧的計劃，以此證明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希望公司的總部在四川省會成都的郊區，只有兩排低矮的房子，劉先生的車很普通，中國產的大眾桑塔納汽車，招待客人也如普通農家一樣，白米飯、蔬菜和一些牛肉，這很難讓人想到劉是一個有錢的人。劉的十多歲的女兒則不同，穿迷你裙，喜歡比薩、炸雞和漢堡，西方消費文化已經深深影響了近年來在美國求學的她。」
在《福布斯》的這份富豪榜上，第二名到第十名分別是張宏偉、冼篤信、牟其中、張果喜、羅中福、羅西峻、李曉華、熱比婭、宗慶後，這10人的財富從6億元到2億元不等。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除了四川的劉家兄弟和善於炒作新聞的牟其中之外，其他都是一些陌生的人名。在此之前，人們所熟知和崇拜的商業明星要麼是國有企業里的改革型企業家，要麼是知名的鄉鎮企業家，而《福布斯》的富豪榜卻從另外一個價值評估標準給出了一個新的答案。也就是從此開始，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漸漸成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價值標杆。在一個物質化的商業時代，人們也許真的需要一個更為直接而易於計算的評價方式。
當《福布斯》的富豪榜還被全國媒體津津樂道的時候，到年底，一個更加聳動和刺激的「商業桂冠」又在北京誕生了，它的背後因為有中國最重要的電視媒體在全力推動和炒作，所以也更為轟動和富有戲劇性。
11月8日，北京的梅地亞會議中心，全國最重要的保健品、飲料食品及家電企業的當家人都冒着風沙聚集到一起。在這裡即將上演一出當場廝殺、無比刺激和血腥的成名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