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3章
吳曉波
很顯然，已經超過了60歲慣例退休年齡的趙新先不想再坐等下去了，他想利用此次財務危機，徹底，至少部分地解決三九的產權問題。
2004年3月，在北京的全國兩會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趙新先在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再度把矛頭直指國資委。他說，國資委應當擔負起企業股東為獲得發展的流動資金增加投資，投入新的資本金的職能。兩個月後，趙新先突然被免去三九企業集團總經理、黨委書記職務。2005年年底，趙新先因涉嫌向境外轉移資產被宣布「雙規」。2007年6月，趙新先以「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深圳市羅湖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九個月。
1997「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泰國司機，1997年
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301醫院的鄧小平讓人打開電視機，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可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是誰啊？他問醫生黃琳。黃琳說：「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清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剛剛拍攝的，有12集。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在他的耳邊把台詞一一複述。每當電視裡有一些頌揚他的話時，黃琳看到老人的臉上總會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50天後的2月19日，這個93歲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悲慟。在過去的20年裡，這個心胸寬廣、意志剛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捍衛者和推動者，他在這段復興的中國歷史上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記。當他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歷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後第二天的評論中說，鄧小平敢於撇開僵硬的計劃體制而贊成自由市場力量，並讓中國的大門向世界開放，他真正改變了中國。
鄧小平的去世讓整個上半年的中國一直無法從悲傷中完全擺脫出來。7月1日香港回歸，這原本是一個舉國歡騰的日子，卻也因此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遺憾。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光中，讓香港平穩回歸一直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他也承諾將在回歸之日親赴港島見證，可惜他最終沒有等到那一天。回歸當夜，那滿天煙花中，應有一朵專為他開放。
▲《泰坦尼克號》來到中國
悲傷的雲霧一直籠罩着1997年，自始至終。
這年，全球最熱映的電影是美國好萊塢拍攝的《泰坦尼克號》，一艘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號稱「永不沉沒的」的豪華客輪，在優雅的音樂伴奏和此起彼伏的驚恐尖叫聲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還有年輕的流浪畫家傑克·道森與貴族小姐羅絲的愛情。當中國觀眾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時候，在商業世界，悲劇即將上演，哀傷如出一轍。
這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裡，聯想、海爾、長虹等本土公司依靠價格戰和高舉民族品牌旗幟，在家電、飲料等消費品領域中節節取勝。企業家們沉浸在「500強夢想」中，政府及企業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來發生在亞洲及中國企業界的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讓無數的夢想如泡沫般幻滅。
最重大的惡性事件是席捲亞洲各國的金融風暴。一個叫喬治·索羅斯的美國投資家在未來的很多年裡一直被亞洲政治家們視為一個帶有神秘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從2月開始，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瞄準經濟過熱、出現赤字危機的泰國，開始大肆拋售泰銖，使泰銖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泰國政府動用5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200億美元借款來干預匯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銖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一天之內，泰銖大跌20%。在狙擊了泰銖之後，索羅斯轉而攻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韓國以及中國香港，所受攻擊的國家和地區均蒙受巨大的金融傷害。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從1997年夏季開始，歷時4個多月，對亞洲各國和所有的產業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當風暴席捲泰國的時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國。8年後，他在暢銷一時的《世界是平的》一書里心有餘悸地描述了當時的景象：「泰國政府宣布關閉58家主要金融機構，一夜之間，那些私人銀行家傾家蕩產。我驅車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參加一個聚會，此處是泰國的華爾街，倒閉的金融機構多數在此。當我的轎車慢慢經過這些破產的銀行時，每過一家，司機就喃喃自語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這些泰國銀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49
▲亞洲金融風暴的始作俑者——索羅斯
即便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倖免於難。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兩個多月里瘋狂貶值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韓國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請求緊急援助，借貸金額為創全球紀錄的550億美元，並被迫承諾實施嚴厲的穩定經濟計劃及降低經濟增長率，經濟自主權一度喪失。韓國政府向所有公務員發布了一項「勒緊褲腰帶」方針，要求公務員至少將薪水的10%存入銀行。而民眾則自發把家中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在風暴中，韓國失業率高達11%，韓國企業蒙受了至少3萬億韓元的兌換差額損失，外債本息的償還額增加了4萬多億韓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產或陷入絕境，其中就有前些年無限風光、被中國企業視為標杆的大宇集團。當風暴席捲時，一直處在快速擴張中的大宇其實已債台高築，公司借貸資金達到了200億美元的規模。面對危機，金宇中採取了一系列收縮計劃，但同時卻在汽車業務上加倍下注，靠大量發行高息債券和商業票據的方法融到135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資金，相繼接管了雙龍汽車和三星汽車，並繼續推進其國際汽車巨頭的戰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貸款銀行拒絕進一步對其追加貸款。1999年10月，負債800億美元的大宇終於宣告破產，金宇中出走美國，韓國輿論發出「財閥亡國論」的怒吼。
在日本，雖然日元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但是動盪的緊縮效應也迅速擴散到所有的產業。9月18日，日本零售業的明星企業八佰伴公司向靜岡縣地方法院申請破產。這是一家中國消費者十分熟悉的傳奇企業，它的創始人和田加津是一個10歲就開始做童工的日本傳統婦人，靠經營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鋪子起家，歷經40年發展成一家年銷售額50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擁有400家百貨店和超市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她為生活原型拍攝的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曾經在中國創造出最高的收視率紀錄。1995年年底，「上海第一八佰伴」開業，當天一共湧進了107萬名顧客，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在過去的幾年裡，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擴張野心的百貨公司，它在日本擁有26家大型百貨店，在東南亞、歐美和中國開有40餘家商場。當金融風暴來襲的時候，它在東南亞的多家商場被迫關閉，公司資金鍊的危機很快暴露出來。而此時的日本銀行已自顧不暇，破產時八佰伴的總負債高達13億美元。
亞洲金融風暴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一一發作，景象之慘烈讓人膽戰心驚。金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展現出了它兇狠和強大的破壞性的一面。這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風潮中，在過去頗為活躍的中國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漸釋放，通脹率幾乎下降為零，但是，消費過冷的景象卻同時出現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6月份，國家經貿委、內貿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不得不聯合成立了全國庫存商品調劑中心，以求加速企業商品流通，這種積壓景象只在1990年時出現過一次。
就是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那些超速發展而對風險毫無預警的著名企業都因各種不同的原因發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該年度成了企業史上的一個「崩塌之年」。50
1月，因「標王」而顯赫一時的山東秦池酒廠被曝光「白酒勾兌」醜聞。在此之前，秦池的銷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裝線從兩年前的5條增加到了47條，它還被評為「中國企業形象最佳單位」。就當姬長孔興沖沖地赴北京領獎的時候，《經濟參考報》刊出一條爆炸性新聞，該報記者經調查發現，秦池在山東的基地每年只能生產3000噸原酒，根本無法滿足市場的翻番增加，因此，該廠從四川的一些酒廠大量收購原酒，運回山東後進行勾兌。記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業，他們還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看到的被吹噓是中國最先進白酒罐裝線的實際現狀：「秦池的罐裝線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條線周圍有10多個操作工，酒瓶的內蓋是專門由一個人用木榔頭敲進去的。」這篇報道如滾雷般傳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裡，它被無數報刊轉載。一直被媒體高高吹捧着的姬長孔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樣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辦法是派人到報社做公關，表示願意出數百萬元「收購」這組報道。「標王」就此「隕落」，年底秦池銷售額從9.5億元跌到6億元，再一年跌到3億元。2000年7月，秦池還不上300萬元的貨款，法院裁定拍賣「秦池」商標，公告發出，全國無一人應拍。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激情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懸崖邊。巨人集團被曝光出現了財務危機，它發動的保健品大戰耗費了所有的資金，同期在建的巨人大廈在完成地下工程之後就因為資金短缺而停了下來。1月12日，數十位債權人和一群聞訊趕來的媒體記者到巨人集團總部上門討債。危機迅速被放大，種種關於巨人集團資產被查封、員工工資被拖欠、高層經理攜款潛逃等負面新聞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報刊上。那段日子，被媒體捧為「時代偶像」、一向缺乏公眾溝通能力的史玉柱把自己關在一間300平方米的總裁辦公室里，拉下所有帷幕，拒絕與外界有任何接觸，數十日在不見一絲陽光的大房子裡孤寂地坐着。根據當時的情況，只需要有1000萬元左右的資金，巨人大廈就可重新開建，諸多衝突就會被緩解，可是史玉柱就是沒有辦法找到這1000萬元。他整天在大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把地毯都踩得坑坑窪窪了，卻還是束手無策。日後他哀嘆說：「我終於知道什麼叫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了。」火力兇猛的報道終於把巨人集團徹底摧毀，品牌受到重大傷害，銷售商拖欠貨款不付，各地分公司紛紛瓦解。僅半年，巨人集團就宣告解體，史玉柱身無分文，惶惶然離開珠海這塊傷心地。他遊蕩大江南北，最後輾轉到南京蟄伏了下來。史玉柱的敗走在當年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在後來的三年裡，一直有年輕人給他寫信，詢問他的現狀，希望看到他重新站起來。他的一位浙江大學學弟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必須站起來，你知道嗎，你的倒下傷害了我們這代人的感情。」三年之後，舔淨傷口的史玉柱果然以一種十分怪異的方式站了起來。
保健品行業的另一家明星企業三株集團的狀況一點也不比巨人集團好。在1996年實現了讓人咂舌的80億元銷售額之後，公司管理上的混亂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為了追求高速度，三株廣招人馬，它在地區一級的子公司就多達300多家，縣級辦事處2210個，鄉鎮一級的工作站則膨脹到13500個，直接吸納的就業人員為15萬以上。這支10多萬人的銷售大軍如蝗蟲一樣在各地亂竄，種種誇大功效、詆毀對手的事件頻頻上演，單是1997年上半年，三株因「虛假廣告」就遭到了起訴10多起。吳炳新在內部總結會上氣憤地說：「現在有一種惡劣現象，臨時工哄執行經理，執行經理哄經理，經理哄地區經理，最後哄到總部來了。吳炳傑（吳炳新的弟弟）到農村去看了看，結果氣得中風了，實際情況跟向他匯報的根本是兩回事。」年底，三株銷量出現大幅度滑坡，比上年銳減10個億。吳炳新在年終大會上痛陳「十五大失誤」，其中包括市場管理體制出現嚴重不適應、大企業的「恐龍病」嚴重以及財務管理出現嚴重失控等，三株危機震驚全國。作為90年代中期最高調的企業，三株集團的全面崩塌源於一個偶發事件。湖南省常德漢壽縣一個退休老船工陳伯順花428元買了10瓶三株口服液，服用後出現遍體紅腫、全身瘙癢症狀，不久後病發死亡，陳伯順家屬狀告三株。1997年年底，常德法院認定三株口服液為不合格製品，並一審判決三株敗訴。此案見報後，給風雨飄搖中的三株以致命一擊。到1998年的5月，三株全面停產。讓人唏噓的是，1999年4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陳伯順之死與三株無必然因果，三株集團勝訴。而此時，三株的銷售體系已土崩瓦解，它留給中國商業界的只是一道耐人尋味的思考題：一個年銷售額達80億元的保健品帝國為何如此脆弱？
保健品市場的信用崩盤和急速萎縮，禍及業內所有的激進企業。那家跟三株一樣靠大言不慚的廣告轟炸起家的瀋陽飛龍此時也奄奄一息，總裁姜偉向媒體發表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我的錯誤》一文，公開承認犯下20個失誤，其中包括決策的浪漫化、模糊性、急躁化等。姜偉用一種不無「浪漫」的筆調對自己痛加指斥：「總裁經常處於一種急躁、驚恐和不平衡的心態當中，導致全體幹部也處在一種驚弓之鳥般的心態當中。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心態中，片面決策有之，錯誤決策有之，危險決策有之。」在那個無比激越的青春期年代，企業家們顯得非常直率，他們並不憚於向公眾坦陳自己的錯誤，而沒有考慮到這種「公開的檢討」將對企業經營造成怎樣的傷害。
年底，在風聲鶴唳中，廣州太陽神公司的創始人懷漢新也黯然宣布辭職。太陽神是最早因為多元化戰略而付出代價的著名企業之一。就在銷售額創紀錄地達到13億元之後，懷漢新吹響了多元化的號角，他將堅持多年的「以縱向發展為主，以橫向發展為輔」的公司戰略改為「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齊頭並進」，一年之內上馬了包括石油、房地產、化妝品、電腦、邊貿、酒店業在內的20個項目，在新疆、雲南、廣東和山東相繼組建了「經濟發展總公司」，進行大規模的收購和投資活動。懷漢新對這些項目寄予厚望，甚至提出了近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在此後的兩年內，太陽神先後在這些項目中投入3.4億元，而非常不幸的是，這些項目竟無一成功，卻耗盡了太陽神的資金和精力。懷漢新日後痛言：「在追求高速發展時，沒有進行專業化體制的建立，沒有注重建立規範的投資審核和操作，以及跟蹤、評價、監控體系，導致了混亂及一些不必要的資源損耗。」1996年公司出現1100萬元的虧損，1997年虧損擴大到1.59億元，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股價跌到慘不忍睹的每股9分港幣。12月，懷漢新辭去總裁職務，從此深居簡出，太陽神江河日下。
在連鎖商業領域風光無二的鄭州亞細亞公司同樣陷入了絕境。那個一心以日本八佰伴為榜樣、想要成為中國商業第一人的王遂舟看上去是一個雄心過於膨脹的企業家，他開在各地的亞細亞商場無一贏利。從1996年年底起，一連串的惡性事件頻頻發生，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被廠家軟禁並拖到黃浦江邊暴打了一頓。天津等地的商場甚至出現了商品被哄搶一空的局面，各地供應商集體到鄭州找王遂舟討錢，他們在一堵掛滿了獎狀和銅牌的「榮譽牆」上拉起了「亞細亞為何欠賬不還？」的橫幅。1997年3月15日，淒風苦雨中的王遂舟向他的部屬們宣布了辭職的決定，亞細亞集團負債6.1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168%。他說，「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教訓，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經驗和教訓。如果亞細亞垮台了，恐怕我的恥辱柱大些，而你們的就在我旁邊。」這一天，是他40歲的生日。
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領域，第一個敗局也即將出現。瀛海威始終沒有找到成長的方向，它的全能型、收費式運營模式顯然沒有得到網民的認同。到9月，網站月收入下跌到30萬元，儘管開展了大規模的巡迴推廣活動，全國的註冊網民數只有6萬人。張樹新感受到了來自市場的寒冷，在這一年聖誕節的日記上，曾經當過大學詩社社長的張樹新十分感性地描述了一個真實的場景：「深夜，我們剛剛從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霧瀰漫。在我們開車回家的路上，由於霧太大，所有的車子都在減速慢行。前車的尾燈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後車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車拐彎，我們的車走在了最前面。視野里一片迷茫，我們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後面是一列隨行的車隊……我不禁想，這種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嗎？」51
當我們回望1997年的時候，總是會想起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中國最出色和成長最快的企業大多數出現在日用消費品和家用電器領域。1997年發生的這些崩塌，意味着這兩大明星產業的「狂飆時代」已經基本結束。
中國的經濟變革常常讓人生發峰迴路轉、否極泰來的感慨。這一段歷史，從來不是按照人們預想中的路線一絲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況是，一條又一條的岔路總是在最意外的時刻出現，它讓人們的智力和承受力面臨極限的挑戰。正如發生在1997年的景象那樣，亞洲金融風暴的陡然爆發以及國內市場的空前蕭條，卻「意外」地讓中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進程突然加速。
事實上，由「諸城經驗」而來的中小國有企業產權改造試驗，在一開始進行得並不順利，它受到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攻擊。一些人士撰寫「萬言書」對產權改造提出質疑，認為這勢必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面積流失。52他們認為「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實」，「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發展勢頭異常迅猛，已經威脅到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些言論出現在某些理論刊物和新聞媒體上，形成了一股很濃厚的批判氛圍。而支持改革的學者們也開展了針鋒相對的辯駁，吳敬璉撰文說：「改革已經推進到傳統體制的核心部分，而在這個領域內傳統思想的影響又表現得特別強烈和有害。」53在這場大辯論中，那些反對者提不出對現實狀況有改進效果的經濟方案，而全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確乎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這年1月，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各項數據表明，局勢已到了十分危險的底部，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於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個大的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國有工業的負債總額已占到所有制權益的1.92倍，企業自有資產不足以抵償其債務，換言之，就是整個國有企業集團已處在資不抵債的境地。有關部門在一份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以一系列數據證明，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勞動時間、稅收等）都相同的情況下，國企的勞動成本要比私企高許多，這就是國企無法同私企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遠東經濟評論》把新一輪的國有企業改革稱為一條「不歸路」，它說：「這已不是秘密，中國需要對更多的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改革，不管這個過程可能有多麼痛苦。不進行結構改革，中國只會是越想撈回損失卻損失得越多，最後連老本都賠上。」
這場火藥味很濃的爭論在9月12日得到了終結，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54中，將此次關于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于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在中央高層和社會改革力量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清晰化運動如期而至，它將於1998年進入高潮期。在這場影響深遠的產權改革運動中，蘇南模式的終結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重大事件。在過去20年的企業史上，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是兩大企業成長路徑。後者遭遇無數質疑和磨難卻始終曲折地壯大，前者則在無數的推崇和扶持下，漸漸落入了體制滯後的困局。
跟「溫州模式」一樣，社會學家費孝通是「蘇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4年發表的《小城鎮·再探索》55一文中寫道，80年代初，江蘇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而是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藉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on）。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小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裡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徵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說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總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匯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誇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意味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徵收「牛皮稅」。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儘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頭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頭」。
蘇南模式的體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暴露無遺，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56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他們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嘗試。到1997年，隨着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為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了地震般的轟動，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的反思。褒貶之聲一時四起，陳煥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以致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闢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儘管如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鬆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歷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年底，在蘇南地區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着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誌着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徵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杆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57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當時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國營企業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為增強了。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10多年裡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着，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景象？
歷史沒有假設。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製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還是有令人興奮的商業事件發生。值得記住的起碼有兩件，第一件當然還是出現在互聯網產業，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三個年輕人把中國帶進了「互聯網元年」。另一件也很有歷史意義，那個創辦了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個「基本法」。
▲早年的丁磊、張朝陽和王志東
儘管張樹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聯網歷史上，1997年卻是一個科技狂潮的起點。在領跑的北美市場，最顯赫的互聯網英雄是華裔青年楊致遠。當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場價值升至28億美元，超過了炙手可熱、讓比爾·蓋茨都十分畏懼的瀏覽器大王網景公司，楊致遠從起家時的網頁目錄服務出發，大舉向滿足互聯網所有需求的綜合服務轉型，「門戶網站」成為第一個成熟的商業網絡概念。在雅虎效應的推動下，美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美國在線突破了1000萬註冊用戶的大關，電子商務領域的亞馬遜公司公開招股引起轟動，從事在線拍賣的eBay公司創建。一個以網絡為主題的高科技投資狂潮由此掀起。在中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確認全國共有上網計算機29.9萬台，上網用戶數62萬，WWW站點約1500個。星星之火，已經隱約閃現。
這年6月，26歲的丁磊在廣州創辦了網易公司，員工3人，註冊資金20萬元，辦公面積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簡單，如果人們要在互聯網上聯繫，那一定要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信箱」吧。於是，他寫出了第一個中文個人主頁服務系統和免費郵箱系統，網站域名他想到用數字163來表示。至於網易怎麼賺錢，他日後說，「如果當初就想靠做站點賺錢，我可能就把路走錯了，當時我一心想着靠寫軟件賺錢」。丁磊無意中證明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真理」——「唯有免費才能生存」。免費的網易郵箱和個人主頁讓它的註冊用戶快速增長，到1998年5月，在CNNIC公布的全國中文網站排名中，網易名列首位。9月，丁磊順勢轉型，將網易改造成了一個類似雅虎的門戶網站。
10月，29歲的軟件工程師王志東領導的四通利方獲得了來自美國華登集團、美洲銀行羅世公司及艾芬豪國際集團的650萬美元風險投資，這是中國互聯網獲得的第一筆風險投資。四通利方創辦的中文網站最早是想賣王志東寫的軟件賺錢，為此，他搞了幾個問答論壇，沒有想到的是，技術論壇反應平平，而體育論壇卻異常火爆。10月31日，中國足球隊在大連金州體育場參加世界盃亞洲十強賽，結果輸給了只有52萬人口的石油小國卡塔爾，第六次衝擊世界盃失利。第二天凌晨2點15分，一個叫老榕（真名王峻濤，他後來創辦了中國第一個B2C網站8848公司）的網友在四通利方體育沙龍上發了一個帖子《大連金州沒有眼淚》，48小時內它被點擊閱讀兩萬多次，這是第一篇引起公眾轟動的網絡文章，互聯網的草根特徵和驚人的傳播效應第一次真實地展現出來。兩周後，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個事件。到1998年夏天的法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四通利方的體育論壇已經十分火爆，創造了日點擊310萬次的訪問記錄，網站還拿到了18萬元的廣告收入。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王志東們還是不知道該把公司帶到哪裡去。在一個產業胚胎剛剛成形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裡，於是有時候，偶然的機遇或不經意的一瞥竟會成為日後成功的起點。就在世界盃期間，體育文字編輯陳彤去北京國貿中心拜訪惠普公司。在一間辦公室等朋友的時候，陳彤在一張桌子上隨手翻看一份公司內部刊物，無意間他讀到一段文字，說在美國，互聯網訪問量最高的是新聞頻道而不是其他。回到公司，他向王志東提出了開辦一個新聞頻道的意見。那是一個忙亂不堪的日子，誰提出一個創意誰就可以占到一個山頭，他很自然地成了新聞頻道的創辦人。年底，四通利方宣布併購北美網站華淵資訊網，並更名為新浪網。日後，它成為中國網絡界影響力最大的第一新聞門戶網站。
也是在這一年的1月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張朝陽也創辦了他的網站愛特信ITC，他22.5萬美元的創始資金來自兩位美國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寫出了《數字化生存》58的尼葛洛龐帝。網站一開始沒有內容，張朝陽就把《數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對於未來怎麼賺錢，他也一點沒有底，最初的想法是承攬網頁製作業務。到12月，22.5萬美元就花光了，張朝陽只好再向投資人求救，磨破嘴皮子好說歹說又拿到10萬美元。1998年2月，張朝陽也跟丁磊一樣想到了在中國「克隆」雅虎，他搞出了一個中文網頁目錄搜索的軟件，連網站名字都模仿雅虎叫「搜狐」。跟當時英文不好的丁磊和王志東比，「海歸派」的張朝陽有先天的國際優勢，他以尼葛洛龐帝的弟子自居，在國內和海外媒體上頻頻露面。很快，他融到了英特爾和道瓊斯的215萬美元投資，10月，他以「中國代表」的角色被美國《時代周刊》雜誌評為「全球50位數字英雄」之一。就這樣，這個陝西青年成了中國網絡經濟中的第一個英雄式人物。
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的集體出現，宣告了中國互聯網元年的到來。在這個創始時刻，我們已經看到了門戶網站、搜索引擎以及風險投資等全新的商業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網絡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覺地置身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並有着清晰的產權結構，完全擺脫了過去10多年的所有制困擾。這是一個沒有「制度原罪」的產業，是一次發生在陽光下的財富革命。
▲任正非
一家企業把自己的戰略規劃命名為「基本法」，聽上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後來被視為「企業家偶像」的任正非。
這一年，儘管任正非的華為已經是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界，它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1996年，中關村四通公司一位名叫李玉琢的副總裁打算跳槽到華為，四通總裁段永基問：「你準備到哪裡去呢？」李玉琢說：「去華為。」段永基驚詫地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沒有名氣的華為在此時的電信行業卻已經露出它鋒利的鋼爪。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電信市場復甦，隨着程控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對於擁有自主程控交換技術的華為來說，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在這個行業里，諾基亞、愛立信等跨國公司具備絕對的競爭優勢。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顧及的「蛋糕」。隨之，華為與跨國公司們的正面戰爭便爆發了。由「農村」進入「城市」，華為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很多中心城市和發達省份的電信部門不信任華為的產品。便是在這時，任正非想出了一個外國同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方法：他遊說各地電信局，由華為與電信職工集資成立合資企業。59在華為的一份內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闡述他的策略：「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達到鞏固市場、拓展市場和占領市場之目的。利益關係代替買賣關係；以企業經營方式代替辦事處直銷方式；利用排他性，阻擊競爭對手進入；以長遠市場目標代替近期目標……」60
華為的合資模式率先在四川取得成功。1997年，四川電信管理局由工會出資，與華為公司組建四川華為公司。到年底，華為在該省的業務合同就從上一年的4000萬元猛增到5億元，一下子漲了12倍。作為合資方，四川電信分到了25%的豐厚利潤。四川模式當即產生了連鎖效應，在一多年的時間裡，華為先後與天津、上海、山東、浙江等省市組建了9家合資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把華為的設備賣給合資的電信公司，這一模式讓華為轉眼之間成了各地電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採購自家人的設備便儼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電信局的設備採購費用是由國家財政出的，而產生的利潤則可以分一部分給內部的職工，這實在是讓各地局長難以拒絕的好想法。對於華為來說，合資模式讓它成為電信市場的壟斷型供應商。在河北省，華為的業務從零一下子做到10億元，在山東省，則從原來的2億元銷售額猛增到驚人的20億元。從四通跳槽到華為的李玉琢出任過合資合作部的部長，是華為合資工程的主要操盤手。他回憶說，當時有的電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設備，改裝華為的機器。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華為陡然坐大，成為國內增長最快、暴利率最高的電信企業。1997年，華為的銷售額實現41億元，同比增長60%。
為了組建這些合資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於全國。他個性內向，脾氣暴烈，不喜與人交流，但是與電信部門的談判卻無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開出的合作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他一直拒絕接受任何採訪，屏蔽了自己與傳媒界的任何關係。而在電信行業，無論是省部級官員還是一個小縣城裡的局長，只要是能夠給華為帶來業務的，他都來者不拒，親自接待。他說，「我只見給我市場的人，因為他們是我的衣食父母。」對於競爭，他則說得更為直接，「華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客戶肯選擇我們的產品而不是別人的。」
從一開始，華為的合資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擊，它被質疑是「不正當競爭」。任正非曾經試圖在每一個省都組建合資公司。但是由於告狀的國內外企業實在太多，到1999年之後，任正非被迫整編這些合資公司。但事實上，華為的市場目標已經實現，合資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它成為全國電子企業中成長最快的黑馬企業。
如果僅僅靠這種頗為可疑的商業模式，任正非和華為很可能並不會走得太遠。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法制的滯後以及對灰色行為的寬容讓無數企業家獲得了超越式的成長和驚人的利益。而這中間隱藏着的種種毒素也同樣讓這些人無法從這種非正常的商業邏輯中掙脫出來。跟同時代的企業家相比，任正非的超人之處是，在從事不無爭議的原始積累的同時，他也正在進行一場堅決的自我救贖。從三年前開始，他聘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春波等人為華為起草一個企業戰略規劃。它參照當時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為《華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吳春波等學者弄清楚三個問題：華為是誰？華為從哪裡來？華為要到哪裡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條的《華為基本法》通過最後一次審稿。日後，它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制定的第一部企業管理大綱。
在《華為基本法》中的第一條，任正非就明確提出：「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任正非十分嚴苛地設定了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此外，《華為基本法》還確定了兩條十分驚世駭俗的原則，一是實行員工持股制度，「普惠認同華為的模範員工，結成公司與員工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將不斷地使最有責任心與才能的人進入公司的中堅層」。作為企業的創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釋自己所擁有的股份。據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華為70%的管理層和員工擁有華為的股份」。二是在技術開發上近乎偏執地持續投入，任正非堅持將每年銷售收入的10%用於科研開發，這在中國著名企業中是一個無人可及、無人敢及的高比例。
正是這些原則使得默默無聞的華為蛻變成一家前程遠大的中國公司。
【企業史人物】時代標本
如果要為這部30年的企業史選一個標本人物——只選一個，史玉柱可能是最典型的。他身上聚集了一個商業傳奇的所有戲劇性要素：一個邊城少年，畢業於名牌大學，身無分文地來到一個大都市，僅僅幾年就成為全國青年的偶像，然後又迅速陷入絕境，接着竟又不可思議地再度復活，更讓人驚嘆的是他在兩個以上的行業里取得了不可一世的成功。這是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信徒，他信奉「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條，他的經歷似乎在證明，「成功是一種了不起的除臭劑，它可以去除你過去所有的氣味」。61
1997年年底，史玉柱背負2億元債務倉皇逃離傷心地珠海。他去爬珠穆朗瑪峰，在半路上差點迷路凍死，他日後回憶說，「這條命都是白撿回來的，所以人一下子就放得特別開」。這是一個在事業和肉體上都「死」過一次的人，所以，他百無禁忌。下山後，史玉柱蝸居在江蘇的江陰縣，靠朋友藉助的50萬元，圖謀東山再起。他把腦黃金改名為腦白金，重新包裝推出。這一次，他做對了很多事情：第一是穩紮穩打，打透一個市場再打下一個；第二是堅決不賒賬，保證資金鍊的安全；第三就是繼續廣告轟炸的策略，他把幾乎所有的錢和精力都放在促銷上，讓市場在短時間內爆發。他曾經專門到農村去調研，找老農民聊天，揣摩他們的心思。腦白金在縣級和鄉鎮市場迅速走紅。
任意誇大及渲染產品功能，以感性促銷的方式打動消費者，這是史氏營銷的秘訣。除了狂打廣告外，他把所謂的「軟文」武器發揮到了極致。「軟文」是那種看上去像是新聞報道，實則是企業出錢刊登的廣告文字，由於以「非廣告」的形式出現，所以能夠巧妙地規避《廣告法》的限制，這是中國報業的一個怪胎。史玉柱親手寫了10多篇腦白金的「軟文」，他宣稱腦白金是人類「長生不老」的最後秘密，美國人正瘋狂搶購腦白金，它還跟克隆技術一樣是20世紀「生命科學的兩大盛會」。當美國宇宙飛船升空的時候，他則杜撰說宇航員們正是因為吃了腦白金才改善了睡眠。在一段時間裡，國內眾多的縣市報紙上都出現過腦白金的整版「致歉信」。當一個市場久攻不下的時候，史玉柱就會策劃一場「免費贈送」活動，然後就致歉說：「由於低估了市民對腦白金的熱忱，面對數以萬計的市民到場，我們僅有的40餘名（根據不同情況填寫人數）維護秩序人員手足無措，加之烈日的蒸烤，最終導致現場失控，護欄擠倒，保安衝散，十餘人擠丟鞋子，用于贈送的腦白金被哄搶，甚至出現近10人受傷（皮外傷）的悲劇。這是我們最為心痛和始料不及的。」接下來當然就是緊急送貨以緩消費者之饑渴。那是一個非常感性和衝動的消費群體，沒有人抵擋得住史玉柱式的廣告誘惑。
由於廣告與功能嚴重脫鈎，所以，中國的保健品有各領風騷兩三年的鐵律，史玉柱是「天才」地打破了這一周期的唯一人物。他的辦法是把腦白金的服用功能徹底「抽離」，而直接將之定義為「禮品」，「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就收腦白金」的電視和報紙廣告鋪天蓋地。這則廣告連續多年被有關廣告測評機構和媒體評選為「中國十大惡俗廣告」之首，然而腦白金的銷量卻連年上升。史玉柱因此很不屑地說：「評選廣告的專家們唯美，講創意，講社會責任感，就是不講能不能賣貨，但是廠商只認銷售額。」
到2001年，史玉柱僅僅用三年時間就把腦白金做成了中國最暢銷的保健品。2月3日，史玉柱在上海報紙刊登廣告，宣布向當年巨人大廈的債主們還款。他試圖用這種方式宣告自己的新生，並重回中國商業主流。「還債新聞」引起轟動，他被中央電視台選為當年度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不過，很多媒體仍然不能原諒他在腦白金推廣中的種種行徑，在此之前，腦白金已經因涉嫌改寫產品說明、任意誇大功效以及違反《廣告法》而在各地遭禁。2002年3月14日，《南方周末》在頭版發表長篇報道《腦白金真相》，對腦白金中褪黑素的功用提出了學術質疑。文章列舉大量事實，證明腦白金在各類廣告和軟文中提供的很多數據和事實都是偽造或片面的，記者最後寫道，「腦白金和史玉柱的面孔就在我們面前，他們越來越模糊，我們找不到恰當的詞彙形容他們」。據作者楊海鵬透露，史玉柱在此文發表的前一夜，專程飛赴廣州，在《南方周末》編輯部坐到凌晨，多番辯解協商，報紙還是決定刊發。這則報道讓史玉柱試圖重返主流的信心遭到重創。而十分奇異的景象是，他原本以為此文一出，腦白金將跟當年的三株一樣，從此灰飛煙滅，然而，市場的反應卻意外的「堅挺」，腦白金銷量竟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史玉柱之「百毒不侵」讓人驚嘆。2003年12月，史玉柱以11.7億港元的價格把腦白金出售給北京四通的段永基。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段永基在發布收購新聞的時候，竟直言「腦白金什麼都不是」。他說：「腦白金就其技術含量來說，什麼都不是。但是，就這麼個東西他能賣得這麼好，而且持續六年，現在還在持續增長。真的白金賣出白金價，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東西賣出了白金價，那才是真功夫。」當大學教授出身的段先生與曾經被視為「中國青年楷模」的史先生為了一個「什麼都不是」的商品舉杯相慶的時候，全中國的消費者唯有遠遠地默視而咬齒無言。
在把飽受爭議的腦白金套現出手後，史玉柱轉而推出複合維生素類產品黃金搭檔。在黃金搭檔的推廣中，史玉柱把軟文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那些文本不但跟當年的腦白金一樣極盡煽動和危言之能事，更詭異的是，它竟從來不刊登出品公司的名稱，而是以「中國營養學會」的名義出現，譬如《中國營養學會聲明黃金搭檔：有功能無毒性》，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會以為，這是一家行業學術機構發布的信息。史玉柱要求所有的軟文「儘量不含有活動預告、熱線電話、銷售地址、廣告收視指南等項目。以防消費者一看就是廣告，失去隱蔽特色。活動預告可以用熱線、傳單、條幅等形式預告，特殊需要打硬通欄廣告」。史玉柱本人是這些軟文的創作者，他的一位下屬曾撰文透露，「也許是天才的通病，史總對員工的才能不夠信任。為了撰寫黃金搭檔的廣告文案，他曾連續兩個星期每天工作到深夜——作為一個年銷售額10億元的大公司的掌舵人，史總的行為除了讓人敬佩，還讓人覺得可嘆」。不出意外的是，黃金搭檔果然再次複製史式成功。
史玉柱深知保健品是最不安全的行業，所以他從來沒打算「終老此鄉」。2002年8月，他收購青島國貨的法人股，成為第一大股東，並將上市公司名稱改為青島健特生物。健特是巨人（Giant）的英文譯音，是腦白金的出品方，史玉柱此前一直隱身其後，只擔任這家公司的「策略顧問」。數月後，他先後向北京華資銀團公司和首鋼總公司購買了1.68億股的華夏銀行股份，成為該行的第六大股東。2003年，他受讓北京萬通的1.43億股民生銀行股票，成為第八大股東。後來的幾年，史玉柱不斷增持華夏和民生兩家銀行的股票，隨着資本市場的狂熱和泡沫化，他從中獲利十分豐厚。此時的史玉柱已非一般風浪所能擊倒，在一次論壇上，他說，「江湖當然險惡，不過已經險惡不到我的頭上了」。
2004年，上海盛大遊戲在納斯達克上市，31歲的陳天橋成為中國首富。同在上海城的史玉柱大為心動，他突然決定轉戰網絡遊戲業，按他的說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現在是「回歸本業」。為了熟悉網絡遊戲，已經42歲的史玉柱通宵達旦地泡在遊戲中，竟成了一個骨灰級的玩家。當時的網絡遊戲有兩大主流趨勢，一是陳天橋創造出的點卡銷售模式，二是美國遊戲業的3D浪潮，幾乎所有中國遊戲公司都在這兩個方向尋求創新和突破。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條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場大於技術」，已經被很多公司拋棄的2D遊戲卻可能是一塊剛剛肥沃起來的土地，所以他收編了一個被陳天橋拋棄了的團隊，將一款不被人看好的、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優勢的2D遊戲定名為《征途》。接着，他又顛覆了陳天橋的贏利模式，跟當時的所有網絡遊戲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費遊戲，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裝備」的時候才需要出錢。這好比兩家遊樂園，盛大要買門票才能進入，而《征途》則免費入內，只是玩遊戲的時候才要掏錢。2005年4月，史玉柱在中國第一高樓上海金茂大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2億元豪賭網遊」。就跟保健品行業發生的情景一樣，當史玉柱出現在網遊業的時候，一切頓時變得動盪不已，各類腦白金式的「軟文」鋪天蓋地地出現在國內的各種報刊上，史玉柱第一個在中央電視台投放遊戲廣告，甚至宣稱「玩遊戲可以賺工資」。《征途》的玩家數急劇上升，網遊的收費模式被徹底顛覆，陳天橋被迫宣布《傳奇》遊戲永遠免費。2007年11月1日，由史玉柱控股的巨人網絡在美國紐交所掛牌上市。招股書披露，2007年1月至6月，巨人網絡營收總額為6.87億元，同期淨利潤為5.12億元，除了「暴利」二字無以形容，巨人網絡市值高達50億美元，超越盛大網絡成為中國市值最大的網遊廠商。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仍然遭到了極大的質疑。《征途》的典型玩家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錢人，花幾萬元人民幣買一套虛擬裝備可以連眼睛都不眨；另一類是窮人，沒什麼志氣的窮學生或二三級小鎮裡無所事事的青年，錢雖不多，但每天有大把時間不知如何消磨，一聽有免費遊戲玩，甚至還可以從遊戲中獲取工資，趨之若鶩。財經作家許知遠評論說，《征途》販賣的是希望，那種對濫殺的權力欲、對金錢所帶來的隨心所欲的「希望」，它像是現實社會推崇的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情緒的擴大，每個遊戲者都鍾情於那种放縱的快感，並對此規則確信無疑。
史玉柱是這部企業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毫無疑問，他是這代企業家中市場直覺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地找到行業爆發的時間點，並且以最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獲得成功，他因此被稱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輩企業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經歷和永不言敗的精神則在萬千大學生中產生巨大共鳴，被視為創業偶像和精神領袖。而同時，他在營銷手段上的惡俗和對人類貪婪面的利誘，則受到重大的道德質疑。史玉柱自稱是「中國最著名的失敗者」，因此，為了向世界證明自己，他甚至把這個目標自我崇高化，不擇手段，最終蔑視社會的道德底線。這種商業成功，充滿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透射出這個商業年代所有的矛盾。
在紐交所上市之後，史玉柱對記者說，「退休前我只會幹網遊這一件事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其他所有行業的中國企業家大概都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第四部 1998～2002在暴風雨中轉折
1998闖地雷陣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1998年
1998年3月19日，北京兩會。清晨7點，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播吳小莉就早早地來到人民大會堂找位置，希望得到舉手提問的機會。上午10時30分，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率新政府成員走進記者招待會現場。主持人話音剛落，記者們的手臂就爭先恐後地舉起來。吳小莉多次舉手，都未被會議主持人注意到。在這時，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朱總理在回答完幾名記者的提問後，突然說：「請你們照顧一下香港鳳凰衛視的吳小莉小姐好嗎？我非常喜歡她主持的節目。」朱鎔基親民、幽默的表現，讓人耳目一新。香港股市當天上漲了三百多個點。
吳小莉的問題是：「外界稱你是經濟沙皇，你喜歡這個稱呼嗎？」朱鎔基答：「我不喜歡這個稱呼。」緊接着，他講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後常常被人品味的話。他說：「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62「闖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形容，將中國改革推向深入的艱巨性表露無遺。朱鎔基將任滿一屆總理，他承諾在這四年內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幣不貶值，二是激活經濟，啟動內需，三是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
▲朱鎔基
力保人民幣不貶值是當務之急。自上一年起，金融大鱷索羅斯襲遍東南亞，全無對手，接着他把目光瞄準了中國。中國作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大國，人民幣如果「失陷」，將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各國雪上加霜。1997年10月底，世界銀行在香港舉辦年會，索羅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俄羅斯總理丘拜斯等都受邀與會，人民幣是否貶值成為年會最敏感而重大的話題。世界銀行專門為朱鎔基舉辦了一個專場演講會。在22日的演講中，朱鎔基鄭重表示，「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此言一出，在場的亞洲各國領袖都鬆了一口氣。《遠東經濟評論》說：「中國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展現了經濟大國的風範。」
戰意正酣的索羅斯怎肯罷手。由於中國對國際資本實施了金融管制，所以他決定襲擊與人民幣關聯度最高的港幣。63
1998年1月，香港爆發禽流感，有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特區政府撲殺130萬隻雞，疫情前後持續半年。就是在這樣的動盪背景下，索羅斯對港幣的阻擊戰在8月5日打響，國際炒家們一天之內拋售200多億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運用財政儲備如數吸納，將匯市強行穩定在1美元兌換7.75港元的水平上。第二天，炒家又拋售200億港元，金融管理局再次咬緊牙關照單全收。其後6天，炒家繼續瘋狂出貨，多空激戰空前慘烈，恒生指數一路狂泄到6600點，比一年前幾乎下跌了10000點，總市值蒸發2萬億港元。8月13日，香港政府在朱鎔基總理的支持下，攜巨額外匯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與炒家直接對抗，並十分強悍地宣布將「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將8月的股指抬高600點」。量子基金也不示弱，索羅斯在《華爾街日報》上公然叫囂：「港府必敗。」當時的全球局勢對索羅斯似乎更為有利，各地股市哀鴻一片，美國道瓊斯股指連連重幅下挫，歐洲、拉美股市受連累，都相繼下跌3%～8%。香港一役舉世矚目，如果恒生指數失守，港府的數百億元將付之東流，反之，炒家們將損失20億美元以上。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後來當選第二任特首的曾蔭權回憶說：「在決定政府入市干預的前一晚，我把同事們都遣散了，獨自坐在辦公室里，默默流下了眼淚。政府參與市場是個兩難的決定。我既做了這決定，便要堅守原則，接受批評。我們的日子是十分艱難的。但我不相信我們香港市民會輸。」
8月28日，多空雙方到了決戰之日。這一天是香港恒生指數期貨8月合約的結算日，國際炒家們手裡有大批期貨單子到期必須出手。當日，炒家拋盤瘋狂，港府照單全收，港市動盪如駭浪中的一葉扁舟，成交額創下日成交量的歷史最高紀錄。下午4點整，收市鐘聲響起，恒生指數和期貨指數分別穩坐7829點和7851點，索羅斯集團一敗塗地。曾蔭權當晚宣布：在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港幣的戰鬥中，香港政府已經獲勝。在兩星期的托市行動中，中方投入資金1637億港元。張五常教授用他慣有的語氣評論說：「做衍生工具交易的，沒有一家背後有無窮資本支持。假如是那樣，你就肯定贏，但也沒人敢和你做對家。中國政府在金融大鱷阻擊港幣匯率時放話力挺，最後那些投機的炒家被嚇跑了。」
為了捍衛人民幣不貶值，朱鎔基其實承擔了空前的風險和壓力。受金融風暴影響，一向形勢不錯的出口增長率出現下降，國內商品庫存猛增，消費需求嚴重不振。6月份，長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4150人，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人民幣。當時，全球輿論幾乎異口同聲地宣稱：人民幣如果不貶值，中國經濟將舉步維艱。然而，朱鎔基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中國經濟的獨立性和獨特性。
在當時的局勢下，欲扭轉經濟的下行趨勢和消費過冷現狀，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內，啟動內需。當時全國居民儲蓄已高達5萬億元，只要把這部分消費能力釋放出來，經濟復甦或可迎刃而解。於是，朱鎔基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策——催熱房地產。在過去的幾年裡，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他一直對房地產市場有可能出現的投機行為頗為警惕，採取了抑制發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來，能夠讓老百姓大把大把地掏出錢來購買的商品，唯有房子了。1998年1月，地產業的標誌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從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領導人想要接見他。當他趕到北京的時候，才知道那個人居然是朱鎔基總理。王石後來回憶說，「朱總理向我詢問了對房地產市場走勢的看法」。日後看，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細節。
早從上年開始，國務院已經開始對房地產「松閘」。開春，國家計委和財政部取消建築行業的48項「不合理收費」。4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將《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發往各商業銀行，宣布即日起執行：貸款期限最長可達20年，貸款額度最高可達房價的70%。7月份，又將原來的6%契稅、3%典契稅和6%贈予契稅，合併為3%～5%的契稅。這些措施已經逐漸在喚暖市場。到1998年7月，國務院做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締，讓住房市場化的空間大大拓寬。幾乎就在同時，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則頒布了《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規定了住房貸款有等額本息和等額本金兩種還款方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抵押貸款的服務。為了表示鼓勵，央行還特意安排了規模為1000億元的住房貸款指導性計劃。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別是允許住房抵押貸款和取消福利分房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中國開始了長達10餘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