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4章
吳曉波
柯達的構想無比巧妙地契合了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造乏術的現實，這讓朱鎔基在第一時間就下決心冒險一試。他當即同意了裴學德的動議，並承諾親自督辦此事。
柯達方案從一開始就面臨兩大障礙：一是國內膠捲企業的反彈，二是日本富士的抵制。
將一個重要的產業全數轉託於一家跨國企業，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做法，且不說各企業早已有不同的合作夥伴，在利益上犬牙交錯，在市場上矛盾重重，其實這一動議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膠捲產業的全軍覆沒。1996年前後，國內本土企業勃然興起，振興民族工業的呼聲不絕於耳，柯達方案一時間面臨擱淺。1997年3月，中方提出新方案，只將負債最大的福達和公元兩廠拿出與柯達合資，並決心「集中精力支持河北樂凱的發展，使其具有競爭力」。
在這個過程中，朱鎔基始終是全行業併購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罵成是「賣國賊」。在一個視察場合，他說：「有人說，國有比重下降，私營比重上升，會不會把社會主義變了……關鍵在於經濟命脈，至於那些漢堡包、幾個膠捲、頭髮夾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麼關係呢？」他所謂的「幾個膠捲」，自然是針對柯達收購案而言的。
來自市場占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壟斷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多年的驕橫。當年，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設備，1993年前後，公元廠發生經營危機，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着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是他們要與富士領導層會面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日本人認為，公元廠危機是中國人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朱森林一行在東京乾等數日，結果是雙手空空，悻悻而回。這個「拒見事件」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界流傳開來，讓不少人咬牙切齒。因此，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竟很難找到願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64
1998年3月23日，裴學德在羅切斯特柯達總部宣布，柯達以10億美元收購中國膠捲全行業的協議定局，華爾街的柯達股票應聲大漲。在朱鎔基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和外經貿部組成，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調。
在後來的5年裡，柯達對收入囊中的企業進行了大手術。它對公元、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廠相繼投入上億美元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柯達的全球製造基地，對挽救無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遼源膠片三廠則進行經濟補償，將之關停並轉，三廠員工都按工齡長短獲得了相應的安置費用——按工齡長短計算職工的遣散補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工齡獲得的補償為500～2000元不等，據《跨越——柯達在中國》65一書作者袁衛東的調查，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廠職工獲得的最高安置費為7萬元。
在朱鎔基看來，柯達的表現是讓他滿意的，因為它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造的兩大難題，即「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尤其是後者。1999年4月13日，朱鎔基訪美期間在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的晚宴上說：「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就是當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人稱為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進入中國大量投資，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他以前錯了……我認為這種讓步，對於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2002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採訪時稱：「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一是柯達公司重組我們的影像行業，這是一個雙贏的案例，第二個例子是尼桑與東風汽車的全面合作。重組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下決心推進這樣的重組。」
中國政府與柯達的「98協議」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筆。10月，柯達與一直以來對併購最為抵制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以總價值1億美元的現金、設備和技術，換取樂凱20%的股份。至此，中國膠捲工業的7家企業全數與柯達合資。在全球市場上被富士打得暈頭轉向的「黃色巨人」終於在中國找回了尊嚴。到2005年前後，柯達每年60億美元的全球採購，有1/6來自中國，95%以上的柯達數碼相機在中國生產。柯達還把全國9200多家彩沖店中的2000家改造成為數碼影像店，打造了一張無比龐大的數碼彩擴網絡，把中國市場變成了柯達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在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中，由一家跨國公司對一個重要產業進行全行業性的併購，僅此一例。在1998年，面對局勢萎靡的國有企業改造，朱鎔基簽下與柯達公司的合作協議，無疑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大手筆。
中國公司的變革如果按主題來分界的話，可以從1998年一刀切為二，此前的主題是經營機制的轉變，此後則是產權的重組與清晰化，有區別的是，前者儘管成效甚微，不過，政策設計卻是非常清晰的，而後者的改革，效果卓著但政策界定始終混沌不清。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着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從而也深遠地影響着日後相當長時間的中國經濟。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裡，有25.7%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改制前是國有企業的占25.3%，是鄉鎮集體企業的占74.7%；有60.6%的企業主是原來企業的負責人；在通過公有制企業改制而產生的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所占的比例高達50.66%。2003年，國資委透露，在實際操作中，絕大多數地方進行的國有資產「處置」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全部退出，都是採用全部轉讓的方式處理地方國有資產，從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
長達5年左右的「國退民進」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泛運動化和法制監管空缺的特點。
如同過去的很多年一樣，「國退民進」被視為擁護改革的標準動作，各地官員紛紛表態支持。在1998年年初的報刊上，處處可見官員的高調錶態，江蘇省省長舒聖佑提出「不求其純，但求其佳，不要拘泥於比重問題而束縛自己」。湖北省省長蔣祝平說，「要全面摒棄那種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聯繫在一起的傳統觀念，消除出售國有資產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疑慮」。安徽省省長回良玉更是催促說，「現在是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不改沒有出路」。最早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安徽鳳陽縣更是在一年之內就把數百家集體企業全部賣給了私人，縣委書記說，過去我們敢「包」，打破了農村的「一大二公」，現在我們敢「賣」，打破城鎮裡的「一大二公」，鳳陽今後不再搞單一公有制的企業了。國有企業的退出速度和比例成了改革政績考核的一個指標，很多城市將上百家企業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轟動的新聞事件發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攬子出讓600億元的國有資產。
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大的戰略調整，「國退民進」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這是本次改革最奇異的地方。各地依然按照「摸着石頭過河」的思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出現了數十種產權量化出讓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包括：
管理層MBO——企業家被允許購買自己管理的企業股份，有的是全數出資購買，有的贈送部分比例的乾股。
曲線MBO——管理層出資組建新的公司，然後與原有企業發生種種經營或資本重組關係，最終曲線獲得股權。在這類案例中，最著名的是廣東美的集團的改制。這是一家創辦於1968年的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1992年，改組為股份公司。美的私有化起步於1999年，開始的做法是在量化淨資產的基礎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給經營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與一家叫美托投資的公司簽訂協議，前者將所持7243.0331萬股法人股以每股3.00元的價格轉讓給後者（當時，粵美的每股淨資產為4.07元），收購金額為2.17億元。轉讓後，美托投資成為粵美的第一大股東，而這個公司是由美的集團的高層管理人員控股，其中董事長何享健一人擁有25%的股份。
員工持股——組建員工持股會，以全員持股的方式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到位，其中管理層獲得最大比例的股份。一向以敢於改革而聞名的深圳市就專門下發文件，要求市內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員工持股制度」。
引資量化——通過引進外來資金或上市的方式，對企業資產進行重組，切出一塊由管理層持有。
增值量化——以現有淨資產為基礎，對今後的增值部分量化到人，逐漸加大私人的股權比例。這種方案的典範是TCL的改制。1997年4月，惠州的TCL集團率先進行了國有資產授權經營試點，惠州市政府與李東生團隊簽署了為期5年的放權經營協議。按照協議規定，TCL到1996年的3億元資產全部劃歸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後每年的淨資產回報率不得低於10%；如果多增長10%～25%，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15%；多增長25%～40%，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30%；多增長40%以上，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45%。這一方案被認為是一個「十全之策」，既保證了國有資產存量的保值增值，也為管理層的入股創造了空間。TCL接下來的產權變動情況是：1998年，李東生團隊完成授權經營目標，通過增資，管理層和工會獲得8.82%的股份；到2000年，股本結構為國有股62.59%，管理層和工會為37.41%；2002年，李東生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方式，使國有股份減持到40.97%，至此，TCL集團由一個地方政府絕對控股的國有公司成為多元股權結構的公司；2004年1月，TCL集團上市，李東生持有5.59%股權，當時相當於12億元的市值。
破產改制——先將企業破產，然後再出售給個人。常年在蘇南地區工作的學者新望描述說，在高潮期，市縣領導的桌面上摞滿了企業申請破產的報告，批了「請依法予以破產」後，就轉到法院，法院甚至來不及開庭就宣布破產。
這種種手法並無統一的法制依據，也沒有必要的監管制度，因此出現了塵土飛揚的局面。一個叫張大典的銀行會計師曾經總結過各地經營者在改制過程中發明的「增減手法」。
「增」就是增加負債，企業資產不變，使負債總額增加，原有各負債受償率就會減少。具體手法有四種。一是虛設。即企業在改制之前，或以欠交或以未交名義，虛設應交未交項；或以應付為名，虛設應付款項，增加負債。某公司在破產之前，其資產評估為640萬元，負債卻高達6000多萬元，其中2000多萬元就是虛設的應交鎮農工商總公司和鎮財政所各類上交款項。二是妄增。即企業在改制之前，或以少交或以未報，或以應付未付為由，妄增應交和應付未付項；或以多報、多估破產清償及其他費用的手段，妄增開支。三是少提。即企業預提費用中，少計提銀行貸款利息和復息，直接使銀行應收款利息被懸空逃廢。四為寬評。即企業改制，對其負債進行評估時，即使是已經確認不需支付的或不需再上交的款項，也寬評或仍保留原額。負債的寬評與資產的低估，都是較為普遍的手段。
「減」就是想盡辦法減少資產，具體的手法也有四種。一是轉移。即企業在改制之前就將其資產或以「投資」、「抵債」等名義轉移，或以分立形式將其有效資產劃割到分立企業，即以所謂「剝離資產」的手段來懸空逃廢債務。二是隱匿。即企業在改制之前或在資產盤存評估過程中，或以經營虧損，或以自然損耗為名義，或以低價變賣資產，或以隱藏實物的手段，擴大資產損失，以虛虧隱匿資產。三是掏空。即企業在改制之前或改制過程中，或以「幫扶」、「饋贈」，或以陳年老賬，或本是融資卻偏說投資並虧損等原因，將其應收款項一筆勾銷，掏空資產。四是低估。即企業改制在對資產進行評估時，或以變現困難，或以不能全額催收等理由，對其實物資產和應收款項有意低值評估。
沒有人統計過，到底有多少國有和集體企業在轉制的過程中採用過這些「增減手法」，這是一個永遠也沒有答案的謎。國有資產的大釋放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成了一條製造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的生產線，後來在各種財富榜上出現的富豪們相當一部分都是這場改革的最大獲利者。因而，它被人稱為「最後的盛宴」。
在一場沒有底線和邊界的財富遊戲中，成敗王寇，都在轉瞬之間。這中間，有彈冠相慶的得意人，自然也有令人扼腕的失落客。
這年夏天，「飲料大王」李經緯把他的辦公室從三水搬到了新建成的廣州健力寶大廈。坐在38層寬敞、豪華的大辦公室里，他可以俯瞰廣州全景和終年綠意蔥蔥的越秀公園。這時候，公司形勢十分喜人，上年實現了50億元的銷售額，健力寶入選國家工商總局宣布的第一批「中國馳名商標」，在中國飲料協會公布的行業排名中，健力寶在產量、總產值、銷售收入和稅利四項均排名第一，它還被媒體評選為「90年代中國公眾心目中的十大知名品牌」之一。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刻，李經緯的心情卻好不起來。
從1994年——創業的第十個年頭開始，李經緯就已經在考慮健力寶的產權歸屬問題。在三水，他享受了最高的「政治待遇」。在很多地方活動的儀式上，縣委書記、縣長坐中間，旁邊坐的就是他，再下去才輪到政府的其他官員。但是，這種一時無二的尊崇和厚愛還是無法解開他內心那個產權之結。1997年，「國退民進」的輿論漸熱，國有資本將從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經營者被允許以各種方式購買企業的資產。在李經緯看來，飲料行業無疑是百分之百的競爭性領域，將健力寶的產權清晰化完全符合中央政策。李經緯的方案是通過股票上市來實現股權激勵。在李經緯的精心策劃下，健力寶謀求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在此案中，包括了經營層的股權分配。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就在上市方案行將通過的時候，三水政府以李經緯團隊「沒有香港暫居證，因而不得購買H股原始股票」為理由，拒絕批准這個方案。
在三水官員看來，健力寶的發展固然有李經緯的創始之功，但是與政府多年來的全力扶持也是分不開的，憑什麼給你個人呢？況且，健力寶每年上繳的利稅是三水財政的支柱，一旦私有化後，地方建設的「錢袋子」就不見了。還有一個理由是，李經緯哪來那麼多錢買健力寶的股份，會不會有用公司的錢買公司股份的嫌疑？
政府的態度讓李經緯極度失望，他一怒之下放棄上市，然後把健力寶總部搬到了廣州。從此，矛盾浮出水面。在政府看來，總部遷址很可能就意味着稅收的流失。從1998年開始，三水政府加大了對健力寶資金的掌控，集團每開發一種新產品都必須通過政府審批，經過政府的財政預算，然後劃撥經費。知情者解釋說，這是因為「三水非常警惕李經緯借開發新產品之名轉移資產，因此幾乎每一個新的招商引資項目，政府都要親自審批，資金卡得緊，還主動要求替健力寶尋找合作對象」。
1999年，三水政府大換屆，一些與李經緯有交情的老官員全數退休或換崗，一層因歷史淵源而形成的溫情脈脈的薄紗也最終淡去，他的處境日益艱險。便在這一時刻，李經緯提出了第二套改制方案，由管理層自籌資金買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經緯開出的價格是4.5億元，將在3年內分期付清。三水政府斷然拒絕，理由據稱是「風險很大，有用健力寶資金來買健力寶之嫌」。李經緯還不甘心，他接着聘請深圳一家諮詢公司又設計出第三套方案，李經緯團隊持股75%，三水政府再給李經緯個人5%的股權獎勵。這個方案也遭到政府方面的否決，理由依然是「擔心經營層的錢來歷不明」。
在這樣的拉鋸中，政府與管理層的關係近乎破裂，而企業效益也開始急速下滑。健力寶的經營業績自1997年創造了54億元的驕人紀錄後，每年以銳減5億～8億元的幅度降低，上繳政府的利稅也從1億元降到兩三千萬元左右。
就這樣，一家蒸蒸日上的企業因政府與經營者的產權博弈而變得前途無比莫測。
如果說，李經緯在產權清晰化的話語權爭奪上招招被動的話，那麼，華南的另一位明星企業家則顯得更無能為力。
1998年12月，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科龍集團突然發布公告，潘寧辭去公司總裁職務。這時候的科龍正處在一個迅猛擴張的關鍵時刻，上年，科龍實現營業收入34億元，利潤6.6億元，被香港《亞洲貨幣》雜誌評為中國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國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潘寧辭職的兩個月前，科龍還剛剛收購了廣東另一家陷入困境的家電企業華寶空調。根據很多當事人的回憶，潘寧對自己的「辭職」並無思想準備。在整個1998年，他一直在全國各地考察，他想收購成都一家軍工廠的車間，將之改建成冰箱生產線，還到河北等省份洽談建設北方生產基地的事宜。據這段時間與潘寧有數面之緣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觀察，「潘寧下崗，其實他對此沒有做好準備，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他一直四處奔波」。
後來發生的一連串驚人的事實表明，潘寧辭職，意味着地方政府對他的產權改革思路的堅決否定。在過去幾年，潘寧一直試圖說服政府把股份釋放給管理層，他冒險新創科龍品牌也是其中的一個戰略性步驟。1997年以來，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家電產業成為國有資產退出的領域，而惠州的TCL已經進行了產權改革試驗，潘寧對改制的迫切性也越來越強烈。可是，他的突然辭職讓科龍集團的產權改制走上了一條坎坷的道路。
辛苦創業14年、被沒有任何理由地宣布「辭職」，潘寧幾乎沒有做任何「反抗」或解釋，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決定，從此不問科龍事。為表示自己的徹底隱退，他與科龍約法三章：「不保留辦公室，不拿科龍一分錢退休金，不要科龍一股股份。」他對媒體記者發表的最後一段講話是：「現在退下來，我覺得非常榮幸。因為好多知名的企業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沒有後繼力，還有的犯了錯誤，極個別的上了刑場。像我這樣干到65歲的企業家，屈指可數。我光榮退休，確實好榮幸。」他對外宣稱有六個「退休計劃」：學打高爾夫，學攝影，學開車，學太極拳，讀點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龍舊部曾記錄一個細節：老潘臨別科龍時，曾「口占一絕」留贈部下做紀念：「服務鄉企數十年，縱橫家電憤爭先。闖破禁區成駿業，寄語同仁掌霸鞭。」有人指出，詩中的「憤爭先」一句有點彆扭，是不是「奮爭先」或「紛爭先」的筆誤，潘寧肅然地說，就是這個「憤」，發憤圖強的憤，悲憤的憤。
因產權變革而形成的政商博弈，讓健力寶與科龍陷入了巨大的危機旋渦之中。在未來的幾年內，圍繞着這兩家曾經創造過無數輝煌的企業將展開一場更為激烈的爭奪戰，最終，企業在多方利益群體的絞殺中奄奄一息。
1998年的中國企業界四處泛濫着悲喜難辨的亢奮。從中央決策層到思想界、企業家，每個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進的艱巨，同時，又對這場變革將把這個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帶向何方而有着莫名的亢奮與迷茫。在未來的幾年裡，人們日漸從「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說法中咀嚼出更多、更複雜的意味來。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最大的家電企業海爾集團的年營業額接近200億元，當記者問張瑞敏此刻的心情時，這位日漸深居簡出的企業家說，「我現在的心裡，每天還是八個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企業史人物】「煙王」是非
1998年，中國企業界最大的爭議，是一個叫褚時健的企業家該不該被判處死刑。
褚時健是雲南紅塔煙草集團的董事長。紅塔的前身是玉溪捲菸廠。早在1979年，這是雲南省數千家默默無聞的小煙廠之一，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水平。雲南煙草冠絕全國，其中又以玉溪為「雲煙之鄉」。褚時健當上廠長後，狠抓質量和營銷，創出「紅塔山」、「阿詩瑪」等品牌，他還大量收購優質煙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畝。到80年代中期，玉溪廠已頗有名氣，每年可上繳利稅5億元。
▲褚時健
玉溪廠快速發展的時間是從1988年開始的。之前，中國所有的煙草價格都是計劃控制的。這年7月，國家宣布對13種名煙放開價格，實行市場調節。13種名煙中，9種產自雲南，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就爭取到了4種。根據當時報紙報道，7月28日，煙價放開，紅塔山的每包售價就從1.3元漲到3.9元，第二天又漲到5元。這一年，在全國上繳利稅最多的前10家企業中，雲南玉溪捲菸廠名列第五，經濟效益躍居全國輕工行業之首，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和五一勞動獎章。褚時健最「創新」的一個舉措是，為了突破國家對煙廠的產量指標控制，他繞開有關政策，通過併購雲南及其他省份小煙廠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產能。日後來看，這是一條「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讓國家對煙草生產總量的限制形同虛設。到90年代中期，玉溪捲菸廠年創利稅達200億元以上，占到雲南財政收入的60%，相當於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穩坐中國煙草業第一把交椅，並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在1997年，紅塔山的無形資產為353億元，在中國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時健任職的17年間，紅塔集團總計納稅800億元。一位中央領導在視察該企業時說：「這不是捲菸廠，這簡直就是印鈔廠。」
1996年年底，中央紀委信訪室接到匿名舉報，遂對褚時健展開調查。12月28日，褚時健試圖通過雲南邊陲河口邊關出境，被邊防檢查站截獲。第二年6月，褚時健因貪污罪名被拘捕。他對檢察院預審人員坦白罪行：「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據偵察，褚時健還在國外私設10億元人民幣和2500萬美元的企業「小金庫」，唯他簽字方可動用。
褚時健對自己的貢獻與收入之落差一直耿耿於懷。1990年，當選「全國優秀企業家」的他對記者抱怨說：「上級規定企業廠長可拿工人獎勵的1～3倍，但實際上，我們廠的領導層一直只拿工人獎勵的平均數。就我個人而言，10年前的工資是92元，獎金是當時全廠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總共月收入才110元。10年後的今天，廠子搞好了，我現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獎項，總共可達到1000元。」到1995年前後，褚時健的年薪加上雲南省對他的獎勵為30萬元。他算了一筆賬，紅塔每給國家創造14萬元利稅，他自己只拿到1元錢的回報。
據檢察系統的偵察，褚時健貪污的金額為700萬元左右，其數額巨大，按律難逃死罪。然而，此案見報後，在企業界和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人都對之報以同情，時值「國退民進」、產權改革的高潮期，人們均以為褚時健功勳卓著，其所得與貢獻實在落差巨大，貪心大可原諒。有人據此總結出了一個「59歲現象」——其實被捕之際，褚時健的年紀為67歲，已屬「超齡服役」——也就是，由於國有企業的當家人收入偏低，因此很可能造成他們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的現象。「59歲現象」被認為是制度造成的陷阱。
褚時健出事後，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成了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對褚時健的同情與聲援，成為一股很耐人尋味的勢力。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兩會上，10多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一個聽上去很能打動人的說法是：「一個為民族工業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國企領導，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宣讀判決書的時候，褚時健只是搖搖頭，沒有說話。
在後來的很多年裡，褚時健一直不是作為「罪犯」而是一個「含冤蒙罪」的企業家形象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很多企業家視之為崇拜的偶像。生產手機的波導集團董事長徐立華便曾經如此表達對他的敬意：「真正的企業家是褚時健，那是中國天字號的企業家。中國哪一個企業家超過褚時健的？沒有！我認為中國的企業家最厲害的是褚時健。紅塔山原來有句廣告語，叫『山高人為峰』，確實是這樣。現在我們誰能望其項背？沒有！」徐立華的觀點被很多人所認同。還有一些輿論認為，褚時健的錯誤是「早生了幾年」。一篇文章認為，「在近10年的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司的過程中，管理者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不在少數，褚時健為什麼淪為階下囚？若以貪污700萬判處無期徒刑論，對褚時健的處罰是輕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褚時健的結局曾經使多少國有企業負責人寒心！似乎應該重新回到制度上來」。「官逼民犯」是不是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企業家能力不能得到體現，只好去「偷」，去「搶」。然後，刑法等着你。
褚時健在監獄裡並沒有坐多久，2000年前後，他就以身體有病的原因被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雲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畝山地種植甜橙。一些企業家不遠千里前去看望他，其中包括萬科集團的王石。王石說，「雖然我認為他確實犯了罪，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中國企業家》記者劉建強還記錄了一個傳聞，「政府給褚時健立了一個賬戶，裡面存了幾十萬元錢，作為他看病的費用。沒過多長時間，賬戶里的錢變成了幾百萬，都不知道是誰存進去的。」66
只有極少數人對「褚時健現象」提出過質疑。以無忌直言而出名的香港教授郎咸平評論說：「紅塔集團的褚時健貪污，媒體對他百般同情，憑什麼同情他？要不是國家不准民營企業做煙草，能有你褚時健的成就？企業做得好，功勞就是自己的，憑什麼？國家不是給你待遇和榮譽了嗎？」67
「褚時健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轉型時期的中國商業界在法制觀念和價值評判上的模糊、矛盾與迷茫。
1999莊家「惡之花」
國有企業的爛賬，以及鄰國經濟的蕭瑟，還有小姐們趨時的妝容，這些不穩定的收據，包圍了我的淺水塘。
——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1999年
1999年，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紀終於走到了它的「末點」。人們記起四百多年前一個叫諾查丹瑪斯的法國醫生的那個預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陽、月亮和九大行星將組成『十字架』形狀，這時候，恐怖魔王從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現，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這個不無恐怖的景象顯然並不會出現。
這年是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大慶之年。美國《財富》雜誌十分機敏地宣布，將把一年一度的《財富》年會放在中國上海舉辦。時間是國慶大典前的9月底，這是國際知名傳媒機構第一次把全球性年會選在中國舉辦。它的主題非常符合人們的想象——「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屆時與會。
從宏觀經濟來看，中國的表現也讓人充滿期待。東南亞各國還沒有從金融風暴的眩暈中清醒過來，俄羅斯經濟再度爆發危機，南美的巴西也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裡，中國可謂「一枝獨秀」。上年推出的各項刺激經濟的措施逐漸見效，消費市場重新活躍，房地產市場的復甦對各個產業的拉動效應漸漸呈現出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周期到來了。
誰也沒有想到，景氣的噴發是從股市開始的。
5月19日，星期三。一個看上去不會發生任何新聞的平常日子，中國股市已經持續萎靡了七百多天。而在11天前，美國導彈還「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了一場驚人的外交事件，中美關係再度跌至冰點。68就是在這一天，滬深兩市分別悄然上漲51點和129點，收於1109點和2662點。領漲的是帶有網絡概念的股票，如東方明珠、廣電股份、深桑達等。這根平地升起的陽線起勢突然，繼而凌厲，一拉就是32天。這期間，央行宣布降息，《證券法》開始實施，一向謹慎的《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要求大家「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陽鑼鼓聲聲敲，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上證綜指一舉衝到1700點，漲幅超過50%。「5·19行情」自此形成。69
資本市場向來是宏觀景氣的「晴雨表」，而在中國，這個「晴雨表」卻常常投影在扭曲、詭異的哈哈鏡里。在「5·19」行情」中，湧現了幾個令人難忘的大莊家。
呂梁似乎是第一個「預言」到了大行情的莊家。
有些人應該還記得這個名字曾經出現在1992年的「深圳認購證事件」。當時他叫呂建新，是一個好奇而勤奮的文學青年，在那個事件中他寫了一個長篇紀實報道《百萬股民「炒」深圳》70，是當時國內對深圳事件最生動的描述。也是在那次股民騷亂中，呂梁經受了股市的洗禮。他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注意力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在深圳混的日子讓呂梁天天都很亢奮，但是他卻沒有賺到多少錢，不久後他又回到了北京，跟在幾個大散戶後面炒股票，此外還不斷地寫股市評論文章。他的賺錢運氣似乎不太好，一開始賺了上百萬元，他又轉去做期貨，結果就砸進去了，玩了兩年下來，竟欠下了上千萬的債務。不過，在股評方面他卻表現出超人的天賦，早年的文學創作幫了他大忙，在文字粗劣、理念膚淺的股市評論中，他總能以充滿激情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很早就看透了中國股市的灰暗，他曾寫道，「由於上市公司質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無法選擇到真正有價值的股票，這就給市場運作帶來了極大的空間，中國股市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故事會』。」他的很多觀點深受證券投資界不少人的認同，他漸漸地在這個圈子裡贏得了不小的名聲。1996年起，呂梁索性搞起了一個K先生工作室，一邊以K先生為筆名寫股評，一邊還指導人炒股票。至於為什麼起這麼一個怪名字，他的解釋有兩個：其一，股票的行情圖又稱K線圖；其二，K是「KING」的第一個字母，暗示他是「股評之王」。在這個「故事會」里浸淫多年，他一直在等待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
1998年的秋天，K先生呂梁終於等來了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個人。一個叫朱煥良的股市大散戶來找呂梁求救。這是一個早年在建築工地上開大裝卸車的「粗人」，前些年靠倒騰股票賺了不少錢，竟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億萬富翁之一。1996年前後，他看中了深圳一隻叫康達爾（股票代號0048）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寶安區的養雞公司，香港的活雞市場大半是靠它供應的，業務穩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後不溫不火。朱大戶在二級市場上悄悄購進康達爾的股票，小半年下來居然囤積了數千萬股，占到康達爾流通盤90%，朱大戶為此花了兩個億，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當，還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來的。正當朱大戶想捲起袖子大炒康達爾的時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襲擊，全島殺雞禁雞，康達爾業務全線癱瘓。它的股價自然也坐上了滑梯，從最高的每股15.40元一股猛跌到每股7元多，跌幅超過50%。朱大戶的兩億元全部深陷在裡面動彈不得。他沮喪地跟人說，「在1997年，除了那些被殺的雞，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兩個負債纍纍的人和一隻「瘟雞股票」，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呂梁同意與朱煥良聯手坐莊，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氣和15%的融資中介費，在三個月內融進了4個億。接着就開始自倒自炒康達爾，一位名叫龐博的操盤手日後描述說：「呂梁的指令下達得很細，細到從早晨的開盤價到多少錢中盤倒倉，在哪幾家營業部倒倉多少。為了操作隱蔽，倒倉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時要注意日漲幅不超過7%～8%，要維持圖形好看，生怕別人發現，把股票做上去。」與此同時，呂梁在報刊上頻頻發表文章，為股市的回暖大聲唱好，順帶着拼命推銷已經完成「重大重組」的康達爾。正在這樣的時刻，兩年來如懶熊癱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讓呂梁的「中國第一股評家」聲譽達到了頂峰。在一切都那麼羸弱和灰色的資本市場上，人們太需要一個讓多方取勝的預言家，並樂於相信這樣的預言家。有了飆升的大勢做掩護，呂梁拉抬康達爾股價的行動變得肆無忌憚，股價一路上揚，從接手時的每股7元多，到7月份已經躍至每股40元。到年底，康達爾在深市漲幅最大的前20隻股票中名列17，全年漲幅111%，全然一隻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經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為了操縱股價和玩更大的遊戲，呂梁先後與國內20多個省市的120家證券營業部達成了融資關係，後者為了搶奪讓人眼饞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費用，瘋狂地為中科四處找錢，先後融資超過了驚人的54億元。就這樣，圍繞着中科創業形成了一條罪惡的龐大利益鏈。日後呂梁承認：「那些融資協議如果拿出來，連見證並簽了字的律師都是要坐監獄的。」可是，幾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決意鋌而走險，視法律為無物。這些人都學識淵博，精通法律條文，個個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稱這個商業社會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所有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底線。71在這個意義上，呂梁之得逞，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個恥辱。
如果說，呂梁是這年冒出來的「莊家新貴」的話，那麼，從新疆走出來的唐萬新則是一個更顯赫的「標本」。有趣的是，唐萬新的發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認購證事件」72。當時，28歲的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這些人每人一條小木凳，排隊一天領50元勞務費，一排就是3天，領到的抽籤表換成原始股，讓唐萬新大賺了一筆。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萬里等人註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專門從事資本市場的股票運作。他們在新疆、陝西等西北諸省大量收購國有企業的原始股和內部職工股，要麼將之倒賣給新疆的金融機構，要麼等到上市後甩賣套現。有一次，他們以1000萬元的價格受讓「西北軸承」的1000萬法人股，數月後出手淨賺3000萬元。如果說，股票倒賣讓唐萬新初窺資本市場殿堂的話，那麼，他在國債市場的試水則讓德隆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財政部出台了國債承購包銷政策，在相當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國債都是由數十家證券中介機構包銷的。數年累積，漸漸地便形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國債流通市場，而武漢的國債場外交易所是當時規模最大、交易最活躍的一個平台。1994年，唐萬新通過國債回購業務，先後違規融資3億元。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善於發現和膽大包天讓一代人迅速地暴富。
▲唐萬新
跟那些鼴鼠般的莊家們不同的是，年輕的唐萬新有自己的商業理想。在他看來，全球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一次巨大的衍變，中國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很多傳統產業都存在迅猛放大的機遇，但是由於體制及觀念的落後，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規模偏小，投資分散，沒有競爭力。因此，通過資本經營的方式，將之進行優化整合，盤活存量，將是中國式經濟騰飛的希望所在。唐萬新的理念與比他年長24歲的南德集團牟其中非常相似，在當時頗得很多經濟學家的青睞，認為是資本經營的「最高境界」。跟只善於誇誇其談的牟前輩不同的是，唐萬新真的進行了大膽的嘗試。73
唐萬新的第一步是收購企業。被張維迎和梁定邦等人詬病過的股權分置制度為莊家們的灰色運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於所有的國有上市公司都握有一部分沒有流通的法人股，對其獵獲的成本遠遠低於從二級市場的股民手中一點一點地吸取。所以，無數莊家便瞄準了各地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主管機構，從他們的手中收購法人股，這樣的交易成本自然較低，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的監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股市這種獨一無二的股權架構給了投機客們以空間。唐萬新便是通過購買法人股的方式，先後成為新疆屯河、瀋陽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組成了德隆系所謂的「三駕馬車」。
唐萬新的第二步便是按自己的商業理念對這三家老牌的國有企業實施戰略重組。在外界看來，這種重組似乎非常宏大而迷人。以湘火炬為例，這家企業原本只是一家生產火花塞的老企業。唐萬新提出「大汽配」戰略，先是收購了美國最大剎車系統進口商MAT公司及其9家在華合資企業75%的股權，從而獲得了美國汽車零部件進口市場的一定份額，然後控股陝西一家汽車齒輪企業，成為該行業的國內龍頭企業。緊接着湘火炬接連發布公告，與東風汽車、陝汽集團、重汽集團等發生各種重組、合資行為。到2004年，湘火炬擁有50多家子公司，成為中國齒輪、火花塞、軍用越野車三個行業的最大規模企業，同時還是空調壓縮機第二大生產廠家、汽車剎車系統的最大出口商等。新疆屯河原本是新疆建設兵團旗下的水泥工廠，唐萬新將之向「紅色產業」轉型，先後收購和新建了9家番茄醬加工廠，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番茄醬生產商之一。瀋陽合金原本是一家鎳合金專業製造企業，每年只有四千多萬的銷售收入，德隆入主後，連續收購了蘇州、上海、陝西等地的多家電動工具製造企業，使之成為全國最大的專業生產商和出口商。唐萬新對自己的整合理念自視極高，認為是「天下第一」的企業戰略。一些經濟學家也頗為讚賞，與唐家兄弟有過密切交往的經濟學家鍾朋榮便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還很少有人能做到他們這樣的高度」。
德隆要完成這一系列的併購，需要大量的資金，錢從哪裡來？那就要靠坐莊炒作。德隆的坐莊技巧其實非常簡捷，唐萬新通過不斷地釋放利好消息和整合重組概念，將股價一步一步地抬高，然後從中倒手牟利。從1996年起，德隆旗下的「三駕馬車」就撒開雙蹄，股價日日上漲，到「5·19行情」來臨，德隆系更是「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在中國股市上一路狂奔，創下讓千萬股民瞠目的飆漲紀錄。到2001年3月，人們看到的事實是：湘火炬經過三次轉配股，1股變成4.7股，經復權後計算，每股股價從7.6元漲到85元，漲幅1100%；合金股份經過4次轉配股，復權後的股價從每股12元漲到186元，漲幅1500%；新疆屯河也經數次送配股，復權後的股價為每股127元，漲幅1100%。一個莊家控制的3隻股票，5年之內全數狂漲10倍以上，舉國顧盼，再無一人，德隆因此創下「天下第一莊」的顯赫名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股不在優，有德則名，價不畏高，有隆就靈」，幾乎成了中國股民想要賺錢的不二法門。根據精通財務分析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的計算，到2001年3月，德隆莊家從這種坐莊活動中總計獲利52億元。
唐氏戰略在商業邏輯上最大的漏洞是，傳統產業的贏利能力並不可能在短期內爆發，其對金融板塊的反哺能力十分弱小，在效益最好的年份，「三駕馬車」的淨利潤之和也不過2.4億元，遠遠算不上是「效益奇蹟」。因此，實業整合出現的績效並不能夠支持金融擴張所需要的資本流量。而為了讓德隆系的股價維持在一個高位上，唐萬新不得不另外去構築一個昂貴而隱秘的融資平台。
一方面，他不斷在資本市場上發布讓人眼花繚亂的併購公告、誇大實業整合的績效，以此為穩定和抬高股價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德隆創辦和控制了多家信託金融機構，同時在銀行、證券、金融租賃、保險、基金等多個領域，通過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開展委託理財業務。日後的調查表明，德隆通過這些手段共融資250億元。這種灰色及不規範的運作模式，讓德隆漸漸衍變成了一頭規模驚人而無比危險的金融怪獸。根據計算，德隆每年用於維持高股價的費用需10億元，用於融資支付的利息需30億元，也就是說，起碼有40億元的資金才能保證德隆系的年度正常運作。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數字，其融資成本之高，讓這個遊戲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慘敗的命運。
為了找資金，德隆幾乎已經到了竭盡全力的地步。在唐萬新的部署下，德隆將全國年銷售收入在5000萬元以上的18732家企業作為重點客戶，按地域分配給旗下眾多的證券金融機構，以地毯搜索的方式進行開發。當某企業需要一種綜合金融服務時，與德隆有業務代理或股權紐帶關係的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租賃公司、保險公司就會分別找上門去，以不同金融機構的名義卻又是協作的方式展開服務。它們以委託理財的名義跟企業簽訂合同，這種合同都有兩份，一份是供監管部門檢查時用的，一份「補充合同」則註明德隆承諾的保底收益，是保密的。一般而言，德隆提供的保底收益為3%～12%，後來隨着資金鍊的緊張，最高時上漲到了18%。為了「工作便利」，德隆還專門設計了一本《金融產品手冊》，它是活頁式的，「需要用到哪家金融公司出面，對方需要哪種金融服務，我們都可以隨時替換」。
就這樣，唐萬新走上了一條無比兇險的不歸路。這是一個勇猛的賭徒，孔子所謂的「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就是指這樣的人。他有一句自創的格言是：「但凡拿我們的生命去賭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別無愛好，只喜打獵，經常開着一輛豐田越野車，遊獵新疆各地，據說越是兇猛的獵物當前，他越是莫名興奮。他在新疆裕民縣有一個農莊，會議室里掛了一塊大匾，上書四字曰：「唯我獨尊」。
德隆的那些「真實的謊言」要到5年後才會被揭穿，在1999年的股市狂熱中，它顯得是那麼的光芒照人。8月，德隆宣布以1000萬美元購進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旗艦、不久前退役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把它拉到廣州進行封閉式大規模修整與改造。它被停泊在深圳大鵬灣的沙頭角，成為世界上第一座以航母為主體的主題公園。這條新聞轟動一時，也是從此以後，德隆以中國民營企業的「航空母艦」自居，它宣布將在5年內「成為一家世界性的大公司，進入全球500強」。
在中國資本市場上，莊家這朵「惡之花」是一個制度性的產物。
首先，那些素質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國有企業是莊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這些企業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淪為「殼資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讓莊家們能夠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輕易控制那些企業。再者，監管機制的不成熟更是讓所有無法無天的炒作手法滿天飛。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股市最流行的名詞是「題材」，你只要敢於想象、膽大妄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業」。在這樣一個放縱的年代，金錢的誘惑以及資本的放大效應，讓無數人心甘情願地放棄所有的準則，中國股市因此成為最沒有道德底線的野蠻地帶。根據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前後，中國股市的股票年換手率達到400%，平均持股時間僅為3個月左右；而同期，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換手率為86%，平均持股時間1.2年；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換手率為30.2%，平均持股時間達3年。資本市場投機色彩的濃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使中國股市的融資功能極度萎縮，基本上喪失了實業型公司藉此壯大的可能性。
▲莊家
在1999年的股市，還活躍着幾個知識分子出身、天資無比聰慧的青年莊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動物兇猛」讓人難忘。
在這年的股市上，號稱「中國第一文化概念股」的誠成文化的股價扶搖直上，它的當家人是有「神童」之譽的劉波。1964年出生的劉波早慧，14歲就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4年後，進入湖南中醫研究院拿到了碩士文憑，後又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博士生，師從著名文化大師季羨林學習東方哲學。之後，他便開始了自己的儒商生涯。劉波平日好穿對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時候絕不穿皮鞋」，他的總裁辦公室滿架皆書，一室斯文。他還在北京長期包租了一幢據說是東北軍閥張作霖舊宅的四合院，在這裡，常常夜宴賓客，大有名士風範。在很多報章上，他都被視為「新儒商」的典範人物。
劉波的第一桶金就與文化有關——他策劃和出版了123冊的《傳世藏書》。這套書由他的導師、國學大師季羨林主編，據稱該書共3萬多卷，計2.76億字，累計厚度為10餘米，「它匯集了國內外上千名資深專家學者，歷時6年才完成」。劉波開辦誠成文化公司，據說一共印了1萬套，市場售價高達每套6.8萬元，這一下子為誠成公司增出了數億元的「資產評估值」。劉波還把《傳世藏書》的「發行代售費」轉給了建設銀行，由訂書者到建行交款，並由平安保險、太平洋保險做擔保。由此一轉，即便該書沒有賣出一套，都由銀行替他買了單，因而誠成文化的賬面利潤十分可觀。就這樣，靠《傳世藏書》這個「鎮山之寶」，誠成文化在股市上自我炒作，十分風光。1999年12月，在股市行情大好的背景下，它發出了三個「重大的投資重組」公告：一是畫了一個金光四射的「大餅」，誠成與湖南大學共同組建「嶽麓書院文化教育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千年學府論壇」、「出版發行中心」、「學生公寓城」、「湖南大學實驗學校」等項目。據稱，這些項目建成後，誠成文化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教育投資公司；二是玩弄了一把電子商務的新概念，它宣布成立北京人文時空網絡公司，由傳統的圖書出版社轉入新興的網絡產業，宣布要建成「全球最大的華人網上書店」，成為中國的亞馬遜；74三是「自倒自買」，憑空造出數千萬元利潤，誠成文化宣布以旗下一家全資子公司「長印文化娛樂公司」的股權與第一大股東海南誠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傳世藏書》進行資產置換，由此形成5600萬元的「投資收益」。劉波這種「畫餅造利潤」的做法實在太過露骨，引起業界的嘲諷和抨擊，但是這並不妨礙誠成文化的股價一再漲停。
跟劉波驚人相似的是，比他大三歲的宋朝弟也是靠一本書打天下的。宋朝弟同樣是一個苦讀出身的高才生，他本科讀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現代物理系，研究生考進了著名的清華大學激光物理專業。1991年，宋朝弟創辦科利華電腦有限公司，在清華大學西門外的一隅專做教育軟件，同年推出「CSC校長辦公系統」。宋朝弟天資聰慧，專業能力強，他是第一個用賣保健品的方式來賣軟件的人。1994年科利華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行的萬人測試活動轟動一時，宋朝弟因此被評為1994年「中國計算機產業十大風雲人物」。1997年1月，科利華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中國軟件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學物理出身的宋朝弟自詡是「科技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儒商」，他提出了「量子理論」和「大躍進理論」。這兩個理論認為，任何市場都不是一步一步開拓的，而是可以跳躍的。「信息時代，不能再局限於牛頓力學的思維模式——因為A，所以B，應當學會用量子思維去創造奇蹟。」
1999年1月，宋朝弟用他的量子思維好好地「跳躍」了一回。他突然開始叫賣一本《學習的革命》的外版書。他宣布：「學習的時代到了！我們下決心要讓全中國有1000萬人去讀《學習的革命》，讓1000萬人認識到自己在觀念和方法上有問題！」科利華宣布將在100天裡滾動式投入1個億大做廣告。為此他還請出著名導演謝晉在中央台當代言人，請復旦大學校長、科學家謝希德作序推介。這種近乎瘋狂的賣書大運動在當時幾乎沒有人看得懂，一股澎湃的輿論熱潮不由分說地把科利華和宋朝弟推到了新聞的聚光燈下。事後證明，在舉國皆狂的同時，發動者宋朝弟可能是最清醒的一個，因為在賣書的同時，他完成了兩大商業任務。
其一是順着「學習」的熱浪，他把科利華的學習軟件和校長辦公系統賣到了全中國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其二則更為隱秘，在推廣《學習的革命》之前，科利華已對上海股市上一個「垃圾股」阿城鋼鐵不斷吸籌（股票代碼600799）。隨着《學習的革命》的狂炒以及中央台廣告的投放，有關科利華即將收購阿城鋼鐵的消息則在股市上喧囂塵上，該股票連拉漲停，股價在40日內足足漲了3倍。宋朝弟在投機性極強的中國股市上一擊得手。他日後得意地向媒體承認，「賣《學習的革命》就是收購戰略中的關鍵一步棋」。2000年，在《福布斯》中國內地50名富豪中，宋朝弟名列第十，IT界第一。
儘管智商頗高的劉、宋兩人的空手遊戲已經玩得很是漂亮，不過，跟年紀與他們相近的紹興農家子弟宋如華相比，他們還算不上1999年最大的「高科技玩家」。
宋如華1962年出生在浙江紹興縣的一個小山村，家境貧寒，7歲喪母，考上大學之前還沒有看到過飛機的模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八不原則」：「一不出國，二不經商，三不抽煙，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電影，八不逛公園。」就憑着一股苦讀勁兒，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後留校任教，因教學認真，他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並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機電部青年教書育人特等獎」。1992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熱浪感召，宋如華下海創辦托普電子科技發展公司，托普的英文是「TOP」，是「頂峰、頂尖、卓越」的意思。宋如華對同伴說，「我們要做就做最頂尖的，我們的目標是比爾·蓋茨」。
剛開始經商的時候，宋如華曾經騎着三輪車在成都城裡四處倒賣電腦，所以他後來自豪地說，「我是全中國唯一騎過三輪車的大學教授」。4年後，他靠出售稅務軟件賺了不少錢。1996年秋天，他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印度考察團。在「南亞硅谷」班加羅爾，他看到了大批軟件公司的集群和崛起。回國後，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搞一個西部軟件園」。
他先是跑到成都附近的郫縣紅光鎮，此地在「大躍進」時聞名全國，是四川省第一個「畝產超千斤」的「放衛星公社」，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曾親自視察，一時成為全國學習的典型。1997年3月，宋如華在這裡選中了一片100畝大小的菜花田，豎起一塊「西部軟件園」的大木牌子。就這樣，在將近40年後，「紹興師爺」宋如華在紅光鎮又放出一顆「大衛星」。恐怕連宋如華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這顆「衛星」居然有如此的耀眼光芒。就在托普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布會後，熱烈的掌聲就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當時，全國各省市正掀起一個信息化建設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將信息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第一產業」，然而各市縣卻罕有拿得出手的項目。宋如華的「西部軟件園」剛一宣布，頓時就讓人眼睛一亮——軟件公司的集群、產業化的發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裡去找一個更讓人興奮的宏偉概念？地方政府一下子就嗅出了其中的「政績氣息」，不支持托普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而中央的部委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在經濟發展整體滯後、一向不被重視的西部地區突然冒出一個「信息產業集約發展的典型」，哪有不扶持的道理。就在宋如華把木牌豎在菜花田裡的兩個月後，西部軟件園就被列入全國四大「首批國家級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之一。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托普成為中國西部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各項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和社會榮譽接踵而至。一個尚在空中的「西部軟件園」讓宋如華茅塞頓開，他突然發現，中國商業的遊戲規則實在是非常神奇，有時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個產品，不如在某個夜晚喊出一個新概念，財富的聚與散往往隨着大勢的搖擺而動。他意識到，財富鐘擺已經搖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時不及時伸手，將遺恨終生。他對同伴們引用美國管理學家湯姆·彼得斯的全球暢銷書《追求卓越》75中的一句話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正在開啟大時代，你一定是個白痴」。為了支持托普，四川省省長親自牽線，把一家上市不久便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四川自貢市長征機床股份有限公司當作「殼資源」送給了宋如華。跟當時很多國有上市公司一樣，川長征在1995年上市後，僅一年多後就報虧損，每股權益從上市時的0.26元降為0.01元。宋如華把收購川長征演繹成了一出高潮迭起、充滿血腥氣息的資本大戲。它被認定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借殼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個足金百分之百的炒作題材。宋如華更不斷拋出新概念，一會兒是「托普將進入國家100強企業之列、成為中國三大軟件研發基地之一」，一會兒又宣布將把川長征做成「中國信息產業第一股」。於是，在股市莊家和傳媒的推波助瀾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機床工廠頓時披上一件金光閃閃的「高科技外衣」，讓人不可小視。與此同時，宋如華適時地組建了證券部，它被設在托普公司總部的頂樓，一般員工均不得進入。就在他的翻雲覆雨之下，股價一日三漲，扶搖直上。在宣布收購的1997年12月，川長征的股價為每股6元上下，到第二年的4月13日，股價已創下24.58元的歷史新高，漲幅達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華在高層會上得意地宣布，「我們今年賺了兩個億」。這個早年淳樸好學的青年教授也自此徹底轉型，從實業家變成了資本大玩家。
也就是在1999年，宋如華決定借着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製」到全中國去。他的方式極其強勢而讓人難以拒絕：與地方政府洽談，宣稱將投入1億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建設一個宏大的軟件園，承諾在若干年內引進上百家軟件公司，使之成為該省或該地區最大的高科技園區。8月，托普宣布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件園。僅一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一個接一個的托普軟件園相繼開建。每到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領導必蒞臨開園儀式，眾多媒體熱烈報道，托普儼然成為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到2002年前後，托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占用土地超過1.2萬畝。宋如華靠一個「軟件園概念」，竟成為企業界最大的「IT地主」。
此刻的宋如華已沉迷在資本遊戲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看來，商業其實是一個供人任意玩弄的「金錢木偶劇」。還是在1999年，向來對新事物頗為好奇的宋如華發現互聯網熱浪正席捲而來，他自然不該旁觀。年初，他以12萬美元的代價買到了www.chinese.com的域名。很顯然，這是一個TOP級的域名，誰都能掂量出其中蘊藏的商業可能性。很快，托普宣布投資6億元建設面向全球華人的「炎黃在線」。宋如華狠砸廣告，一時間，全國的各類報紙上都刊出了炎黃在線的「紅色風暴」，廣告詞只有很醒目的一句：「讓我們一起搞大。」
其實，宋如華始終沒有搞明白，炎黃在線到底該「搞大」什麼，網站一開始被定位為「橫跨全世界五大洲的華人聚集社區」，接着轉型為「全球華人商業網站」，然後又宣告將成為「零售行業的解決方案專家」。就在熱鬧的概念炒作下，宋如華又悄然找到了一個「殼資源」。它是江蘇省常州市一家叫金獅股份的自行車製造工廠，企業上市兩年後效益急劇滑坡。併購之前，宋如華一行到工廠考察，看到的是齊腰高的荒草，一派破敗景象。隨行人員開玩笑地說，「今後的金獅股份會有兩高，一是股價高，二是茅草高」。果如其言，2000年9月，托普集團成為金獅股份的第一大股東，股票隨之更名為「炎黃在線」，成為中國股市上第一家以網站名稱命名的上市公司，股價由此持續攀升，從最初的每股不到10元一直漲至每股33.18元的高位。在互聯網領域失去的巨額廣告費和商業自尊，宋如華從資本市場上一把搶了回來。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