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5章

以上三人均以高學歷青年才俊的身份亮相商界，其清新風采自然與先前草莽出身的鄉鎮企業家們頗有不同。而且，他們都以「儒商」自居，風流倜儻，讓人寄託無限期盼。然而，在一個放縱的資本遊戲中他們相繼沉淪了。他們遵奉的信仰似乎來自早年美國華爾街的那句名言——「把自己變成野獸，也就擺脫了做人的痛苦」。他們三人各自的行徑或誤於「烏托邦」或跡近欺世，在商業伎倆上則表現得鮮廉寡恥和毫無商業道德。及其劣跡敗露，在公眾輿論層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亂，有人甚至用「企業家=知識分子+流氓」這樣的公式來為這些企業家「定型」。77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90年代》78一書中曾經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毀滅的種子是什麼？第一個就是繁榮自身。」此言幾乎應驗於所有的商業領域。發生在1999年中國股市的所有「非理性繁榮」，都將在日後經受考驗，然而在當時，人們對此毫無察覺。在那一年，與股市狂飆互為呼應的是另一個同樣具有泡沫特徵的互聯網經濟的興起。

互聯網的龍捲風是從大洋彼岸的美國無比強勁地刮過來的。主要以互聯網公司股票構成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從1991年4月的500點一路上漲，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點大關，之後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在1999年12月逼近5000點，市場的繁榮把人們對互聯網的熱情推到了沸騰的高度。美國戰略家加里·哈默爾像先知一樣地宣稱，「當下正是改寫遊戲規則的千載良機」。他在5年前出版的《競爭大未來》79一書中描述過的景象正在成為現實：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放鬆管制、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新技術正在使產業邊界變得毫無意義，國與國競爭、企業之間競爭的假設邊界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任何商業體的生存疆域顯得動盪而不可測。

▲河南鄉村標語：企業上網生意興旺

所有人都寧願相信哈默爾是對的。在互聯網誕生之前的所有產業中，後發的中國公司都已經沒有了「創造未知」的可能性，在每一個製造業領域，我們都處在產業的末端，以能源消耗、環境破壞、勞動力價格低廉為特徵的「世界工廠」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冰冷地設定在中國發展的道路前方。只有在互聯網的世界裡，中國公司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遊戲規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儘管極其微小，但是它確實存在。

1999年1月13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公布了當時國內的十大商業網站，分別是新浪、163電子郵局、搜狐、網易、國中網、人民日報網站、上海熱線、ChinaByte、首都在線和雅虎中國。從當選網站的類型可見，它們都是新聞和資訊類的門戶網站，幾乎都沒有贏利模式，評選機構的標準是，「訪問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內容，然後是美觀」。

排名第一的新浪網當然最受關注。當時，互聯網在新聞報道中的快速反應已經讓傳統媒體望塵莫及。網站總編輯陳彤回憶說：「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是孤獨的，因為沒有第二家能趕上我們。新浪網的新聞編輯每時每刻都處在一級戰備狀態，24小時值班成了固定制度。」這在突發新聞時效性上占絕對優勢。5月，當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發生時，新浪在事發半小時後就發布了這條驚人的新聞。這對於報紙或電視媒體來說，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納斯達克歡迎新浪上市

作為新浪的創始人，王志東當時最迫切的願望是謀求上市。他選中知名的跨國投資集團摩根士丹利為合作夥伴。事實上，即便像摩根士丹利這樣的大投行也對互聯網了解甚少，更別說是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了，他們唯一知道的是，這肯定是一筆能賺大錢的生意。鳳凰衛視的主持人曾子墨小姐當時正就職於摩根士丹利，她回憶說，在跟新浪接觸之前，很多高層對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瀏覽過新浪網站的更是極少數。但是，為了表現出公司上上下下都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無比精通，領導們特意在會前10分鐘找來該項目的負責人，好好惡補了一番。他們不僅記住了像「點擊率」和「ICP」這樣拗口的專業詞彙，還終於搞清楚了新浪並非銷售玩具的公司。在談判中，當新浪團隊提到未來的戰略方向是建設「門戶網站」時，摩根士丹利的一位高層低下頭，掩住嘴，悄悄地問坐在身邊的項目負責人：「我一直認為新浪是家網絡公司，他們要個門幹嗎？」

儘管沒有搞清楚門戶與門的區別，但他們對新浪的熱情卻好像與日俱增。為了提高新浪在美國資本市場的知名度，摩根士丹利還特意邀請了華爾街最傳奇的科技股分析師、有「女魔法師」之稱的瑪麗·米克（Mary

Meeker）造訪新浪，沒有想到的是「女魔法師」在聽王志東激情演講的時候居然打起了瞌睡。2000年4月13日，新浪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正式掛牌交易，融資6000萬美元。7月5日，網易登陸納斯達克，7天後，搜狐快速跟進。至此，中國三大門戶網站均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80

在1999年的中國互聯網世界，有兩個成長的方向。其一就是以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的、炙手可熱的「門戶」一族，它們的潛在價值已經被明顯放大。另外就是電子商務一族，這些人的努力在當時顯得非常另類和可笑，不過，他們將在六七年後成為另一條主流。在這群人中，除了劉波、宋如華等莊家想靠網上書店和電子商務概念在股市上大圈其錢之外，另一些默默無聞的人已經腳踏實地地幹了起來。

這年開春，已經在互聯網世界裡「流浪」了好一陣子的馬雲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從北京回到家鄉杭州，在城郊湖畔花園的家裡創辦了一家名叫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網站。公司成立的那一天，家裡的牆壁突然滲水了，他對大家說：「我出去找點材料。」過一會兒，他抱了一大卷舊報紙回來，然後大家一起把它們貼在牆上，就這樣開始了公司的第一天。

阿里巴巴的註冊資本是50萬元，當時總共18個人，包括馬雲和他的太太，每人的月薪是500元。馬雲對全體員工發表開業演講：「我們要辦的是一家B2B的電子商務公司，我們的目標有三個。」馬雲的演講很能煽動人：「第一，我們要建立一家生存80年的公司。」

大家一邊鼓掌，一邊想，「反正能不能生存80年，我們可能誰也看不到」。

「第二，我們要建設一家為中國中小企業服務的電子商務公司。」大家鼓掌，在這一點上誰也沒有疑問。

▲《福布斯》封面上的馬雲

「第三，我們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要進入全球網站排名前十位。」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每個人的心裡都在犯嘀咕，「這個目標太具體化了，就憑我們這幾桿槍？」

馬雲後來回憶說，他搞電子商務，從那一天起就鐵了心。他做對的事情是，阿里巴巴網站設在了民營企業最為活躍的浙江省，這裡以及沿海的江蘇、廣東一帶有數以十萬計的、以外貿為生的中小型製造工廠，阿里巴巴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免費的信息發布平台。而當時，「中國製造」剛剛發力，沒有外貿經驗和客戶資源的眾多中小工廠根本找不到合適的營銷渠道，阿里巴巴幾乎成了它們唯一的選擇。連馬雲自己也沒有料到的是，阿里巴巴上線不到半年，就被美國《福布斯》雜誌瞄上了。根據在線監測顯示，這家不知名的中國網站竟是當時全球最活躍的電子商務網站。《福布斯》派出記者來到杭州，終於在那個叫湖畔花園的住宅小區里找到了這家小公司。2000年7月，這家權威的財經雜誌第一次選用中國企業家作為封面人物，身材瘦削的馬雲穿着一件超大的藍花格子襯衫，卷着袖子握着拳，一臉陽光地朝世界歡笑。他的這件不合身的襯衫也是拍照當天向人借來的。阿里巴巴被評為全球最佳B2B站點，名列綜合類第一名。《福布斯》介紹說：「阿里巴巴自1999年3月10日成立以來，已匯聚了全球25萬商人會員。每天新增會員數達到1400人，新增供求信息超過2000條，是全球領先的網上交易市場和商人社區。」

幾乎就在馬雲回到杭州創業的同時，4個來自不同行業的好朋友聚在上海的鷺鷺餐廳也打算投身電子商務。沈南鵬是德意志銀行亞太區的總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國區的諮詢總監，季琦創辦過上海協成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總經理和新亞酒店管理公司副總經理。他們當時提出了三個創業方向：網上書店、建材超市和網上機票及酒店服務。經過一番面紅耳赤的爭吵後，都是旅遊迷的他們選中了第三方案。6月，瞄準旅遊業的攜程網誕生了，它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在線旅遊服務商。2月，1971年出生的馬化騰開發了一個基於Internet的即時通信網絡工具——騰訊即時通信，它的功能跟兩年前微軟公司推出的MSN頗為近似。馬化騰為他的騰訊設計了一個很可愛的小企鵝圖形，還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OICQ（一年後更名為QQ）。這些改進讓後來的QQ像是一個活潑的鄰家小朋友。馬化騰在用戶使用習慣、服務和技術處理上都採用了最貼近國內用戶需求的方案，QQ的下載用戶迅猛增多。4年後，騰訊成為中國互聯網世界裡最具黏連力的公司。

▲馬化騰

11月，當過多年個體書商的李國慶和他的海歸妻子俞渝聯手創辦了從事網絡圖書銷售的當當網，夫妻倆的職務是「聯合總裁」。李國慶在國內出版界歷練多年，俞渝則在美國有豐富的企業兼併和金融領域的經驗，當當網的模式完全是照着亞馬遜複製的，同時，它還建成了全國唯一的動態、時時更新的書目數據庫。

也是在11月，1973年出生的陳天橋向人借了50萬元創辦上海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出生於浙江省新昌縣的陳天橋從小是個乖孩子，大學讀的是復旦大學經濟系，18歲就入了黨，獲得過「上海市學生幹部標兵」稱號，畢業後分配到國營大企業陸家嘴集團，三年時間當上了董事長的秘書。他決定辭職創業的時候，單位剛剛要分房子。他後來回憶說：「走之前有人留我，說小陳，我們這裡快要分房子了，你等拿了房子再走。當時我畢業才三四年，就有房子分給我，應該說是很幸運的了。但我想，難道我這輩子，自己還掙不了一套房子？」丟掉一套房子的陳天橋想搞的是當時還雲裡霧裡的網絡遊戲。他的公司只有6個人，其中還包括新婚兩個月的妻子和他的胞弟，他們在浦東一套三室一廳的辦公房開發出了「中國第一個圖形化網絡虛擬社區遊戲」，可是它並不受歡迎，陳天橋的前途似乎有點黯淡。他不會想到的是，兩年後他將代理韓國大型網絡遊戲《傳奇》，這個遊戲讓盛大成為中國最賺錢的遊戲公司，再過三年，也就是2004年5月，盛大網絡將在納斯達克上市，高峰市值曾達35億美元，創業5年的他將以9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成為中國的新首富。

9月27日，美國《財富》雜誌的財富年會在上海舉辦，年會的主題是「中國：未來50年」，它既有展望未來的意味，又應和了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喜慶氣氛。三百多名跨國公司領導人趕來參會，其中有60多位世界500強企業的總裁，包括有「全球第一CEO」之稱的美國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浦東國際機場一天之間降落了40多架最先進的私人飛機，其中有理光公司董事長羅伯特·里奇的「FAL900」，還有通用汽車總裁理查德·瓦格納的「灣流5號」，這是前所未有的豪華景象。美聯社記者在報道中寫道：「一切都是那麼令人興奮，時間、地點和議題都是。那感覺就好像是超級碗（美國職業橄欖球總決賽，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體育節目）現場，人們正在見證一場經典比賽。」在過去的兩年裡，中國經濟不但經受住了索羅斯和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而且保持了穩健的增長，這實在讓世界非常驚奇，CEO們都想到中國來眼見為實。美國前國務卿、20多年前與周恩來一起破冰中美關係的基辛格則從歷史的角度為中國喝彩，他說：「美國歷史只有200年，而中國有5000年，中國人相信他們的歷史至少有4800年不需要美國參與。」這樣風趣的語言當然引來所有人的拊掌歡笑。

江澤民總書記親自與會，並在開幕式的晚宴上演講。他說：「今晚我們所在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6年前還是一些簡陋的住宅和農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生機盎然的金融貿易區。五十多年前，我到上海讀大學，對舊中國的貧困落後和國勢衰敗有着深刻感受。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立志獻身於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偉業，並一直奮鬥到今天。」江澤民的演講無疑感染了所有的參會者。財富年會是上海承辦的最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從1990年確定浦東開發戰略以來，這座當年遠東第一大都市的面貌日新月異，到1999年，內環和外環高架，楊浦、南浦和盧浦大橋，地鐵二號錢，浦東機場，世紀大道，浦東大道和中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等一系列大工程都已經或者接近完工。此次年會的舉辦，意味着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後來的數據顯示，在年會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速度驟然加快，有超過70家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在這裡投資、設立地區總部或者研發機構。

跟好奇、務實的跨國公司領導人相比，與會的二百多位中國企業家則表現得更加亢奮。畢竟這是第一次國際性的商業盛宴，對很多人來說，一張入場券便似乎意味着一張全球化的門票。

就在8月期的《財富》雜誌上，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強企業評選公布，中國有5家企業上榜，它們是中石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化公司和中糧集團，均是清一色的國字號壟斷型企業。於是，是否有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進入500強榜單，成了本土企業家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海爾集團的張瑞敏作為中國公司的唯一代表在大會上發言，雄心勃勃地闡述了他的國際化思路。三九集團的趙新先等則在接受採訪時都提出了振興民族產業和進入500強的時間表，他們把年會看成了一個宣誓的舞台。韋爾奇在回到美國後對記者說，「我看到的中國企業家大都像是在演戲」。北京的《中國企業家》雜誌則評論說：「到上海出席論壇的500大巨頭，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家對躋身500強的那種宗教般的情懷。在美國，能否進入500強可能影響公司股票走向及經理薪金，而對中國企業來說，500強情結包含了企業家的人生價值與民族責任。」

這樣的評論儘管中肯卻得不到太多的回應，因為世紀末的中國實在激盪着太多的憧憬。11月15日，一張真正的全球化「門票」終於預售成功了，這一天，中國與美國正式達成協議，後者表示支持中國進入WTO（世界貿易組織）。

從1982年以特邀觀察員身份參加關貿總協定組織（WTO的前身）的部長級會議，到1986年7月正式提出復關申請，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努力申請加入這個國際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維護本國利益的美國一直是最大的障礙。早在1997年，中國已經完成了除美國之外所有重要的多邊談判，中美談判卻幾經波折。1999年4月8日，美國提出一份苛刻的中國加入WTO後的市場開放清單，遭到朱鎔基總理的拒絕。他對香港記者說：「我只能說儘快，愈快愈好，但我也不着急。」

談判在5月份似乎陷入了絕境。這個月的8日，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三名媒體記者死亡。北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點起蠟燭，為死難者守夜，轉而沖向他們心中能代表美國的跨國公司，麥當勞被迫關門歇業一天，IBM大樓的玻璃被石頭擊中了，微軟大中華區總裁羅邁克緊張地在公司向員工發出安慰郵件，稱「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關門，職員可以回家避難」。學生們的情緒很微妙，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在學校貼出標語——「抵制美國貨，計算機除外」，而更多的學生在白天遊行結束後，晚上又到燈下複習托福。反美的情緒還十分快捷地投射在商業上，已經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杭州娃哈哈不久前剛剛推出碳酸飲料非常可樂，「誤炸事件」發生後，宗慶後當即製作了一條粗糙而及時的愛國廣告片，三枚美制導彈呼嘯襲來，由非常可樂化身的中國導彈升空迎戰，配音是鏗鏘有力的男高音：「非常可樂，中國人自己的可樂」，據稱它很是起到了促銷的作用。互聯網觀察家方興東則在這年夏天出版了《起來——挑戰微軟霸權》81一書。他指責微軟「破壞了市場的公正性」，是「披着神聖的知識產權外衣」的侵略者，這位清華大學的博士寫道：「正如北約的三枚導彈從不同角度襲向中國駐南使館一樣，微軟在中國全方位的行動也讓我們措手不及。」就在反美情緒如此高漲的同時，美國又與日本公布了以亞洲周邊國家為假想敵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再度如走鋼絲繩。就在很多國際輿論已經對中美WTO談判十分失望的時候，協議卻戲劇性地達成了。也許所有偉大的時刻都充滿了戲劇性。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以積極、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家庭，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年份，我們終於握到了這張「入場券」。

【企業史人物】胡潤造榜

胡潤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是一個出生於1970年的英國人。從1999年起，他在中國推出「富豪榜」，每到年終必在中國掀起一陣不大不小的波瀾。

胡潤到中國是1990年，他作為一個進修生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胡潤又回到了中國。他在上海灘上混日子，東闖西突地搞不出個名堂，很苦惱，便向家鄉的老爸訴苦。老頭子一語驚醒夢中人：你有沒有搞明白，在中國，在上海，你是誰？胡潤說，從那時開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讓自己成為一個「誰」，那才會有機會。於是，他想到發揮自己的會計師才能，為中國富人做一個排行榜的主意。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經搞出過一個中國富豪榜，之後就因難以操作而中斷。1999年，胡潤炮製出來的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來了。他給《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經濟學人》、《財富》、《商業周刊》、《福布斯》等專業財經媒體各發了份傳真，他寫道：「我是一名安達信公司的會計師，在工作之餘做了這份『中國內地50強』。10月1日，中國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擁有財富的多寡來定義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內地最成功的人，他們的故事能讓我們了解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如果貴刊有興趣的話，請和我聯繫。」結果，以創造「金錢名利場」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興趣，並將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這樣，胡潤出名了。

名單剛一問世，質疑、譴責之聲便鋪天蓋地而來。一些上榜的企業家要和胡潤對簿公堂，沒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討個說法」，甚至有媒體說，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單，資料不準確、關注範圍狹窄、計算方法錯誤，甚至這種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無數問題。《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曾在一篇題為《一段眼花繚亂的財路》82的文章中有過一段十分生動的敘述：忽然到了秋天，我們的老朋友胡潤來電話，說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幾天後就要出爐了，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擴編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擴得太猛了，還差幾個湊不滿100人，問我能不能給他幫忙推薦幾個人。下夜班回家的深夜，我一手把方向盤，一手拿手機，胡亂說了幾個自認為很新銳而胡潤可能不知道的名字。幾天後《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來了，我現想現賣給他的那12個名字，有4個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歐亞農業的楊斌高居第二！

可是，無論如何，胡潤因此成了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幾乎所有的中國頂級富豪都生怕他遺漏了自己，可是當自己真的出現在排行榜上的時候，卻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這樣的輿論聚焦中，胡潤一夜之間暴得大名。他出沒在各種媒體之上，他對某一位企業家的些許點評都能成為財經或八卦新聞的發酵源。他上中央台《實話實說》節目時，主持人崔永元用當年毛澤東寫白求恩的語調介紹他：「胡潤，一位英國小伙子，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做了一個中國人本來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國富人推向了世界，讓世界了解了中國……」

到這時，胡潤和他的排行榜已經構成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商業人文現象：對財富的追逐和關注，使排行榜備受矚目，而原始積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學乃至相當多人的仇富情結，則造成了觀念及商業運作層面的混亂，以至於每次排行榜公布，便會有稅務機構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稅，而往往又是一查一個準。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頂級富豪，尤其是排在前十位的，則常常在傳媒的追蹤下突然顯出不該有的「尾巴」來，如仰融、楊斌、顧雛軍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傳媒的高度關注中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頓生。在某種意義上，胡潤的百富榜竟像極了七八年前中央台的「標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返也是因為它，甚至有人稱之為「囚徒榜」或者「殺豬榜」。

胡潤對自己在中國商業界所造成的轟動頗有幾分得意。在一次訪談中，他直截了當地說：「《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個工具。如果是一個中國人，或者中國機構來做這個排行榜，都會被罵死。但是，我恰巧是一個英國人，還有一本美國雜誌，我們來做，就順利一點。」胡潤的這個說法無疑是真實的，這位30歲出頭的英國青年以他的大膽和魯莽意外地打開了一扇「窺視的天窗」。

胡潤是靠排行榜與《福布斯》搭上關係的，他從來就沒有做過這家美國老牌財經雜誌的正式編輯，他一直是以「中國地區首席調研員」的身份開展活動的。當胡潤在中國真的鬧到了風生水起，《福布斯》便有點手忙腳亂了。2002年11月，《福布斯》總編史蒂夫·福布斯來南京參加「世界資本論壇」，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在論壇期間他竟會成了眾多記者圍堵的「明星」。史蒂夫明顯感受到了胡潤排行榜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排行榜帶來的正面以及負面的效應。很快，《福布斯》與胡潤解約。

▲胡潤

不過，這時候的胡潤羽翼已豐。他很快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潤百富榜」，他已經完全地融入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財富遊戲中，並且顯得那麼如魚得水。他相繼搞出了一大堆子榜單，諸如房地產富豪榜、慈善家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鋼鐵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甚至專門為溫州做了一個溫州富豪榜。他還出了一本叫《百富》的直投雜誌。

這些不無混亂和刺激的排行榜持續地出爐，胡潤認為自己已經越來越接近事實的真相了。隨着資料和數據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的日趨完善，胡潤有信心搞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排行榜。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位聰慧而勤奮的英國青年也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跨國際的視角使他得出了很多不為人注意的「財富細節」。譬如，他觀察到，中國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產商，2003年則多了很多與農業，也就是說與土地有關的新富。與IT行業有關的只有四五個人，而在美國，前10名富豪中至少有5名是出身IT。在全美400富豪中，美國人數最多的是做娛樂媒體的，而中國只有一個人。胡潤「百富俱樂部」的門檻，在1999年是600萬美元，2002年就上漲到了8000萬美元，到2007年，前十位的底線已經上升到330億美元。這些中國富豪的平均年齡從來沒有超過45歲，其中能說流利英文的不到2%，而這些富豪的孩子們能說英文的，竟占到了50%以上……這些有趣的數據，如果沒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較是無法得出的。胡潤是一個細心人，他把排行榜當事業做了下去。此外，他還很熱衷主辦各種各樣珠光寶氣的Party。在這些秀場裡，除了富豪就是美女、洋酒、珠寶和豪華轎車，胡潤知道奢侈的意義就是把金錢浪費給別人看，他也願意創造這樣的機會。

平時，胡潤喜歡穿休閒服，外面是一件淺黃的外套，圍着一條黑灰相間的格子圍巾，這讓人們想起了塞林格對英國紳士的一個描述：「他們要麼夾着一把雨傘，要麼叼着一根煙斗，要麼，就不分季節地披着一條格子相間的圍巾。」胡潤說話的樣子很專注，很注意對方的感受，並時不時地用稍有誇張的表情來對你的言談做出反應。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對漢文化的了解更是讓人意外。有一次，他反問前來採訪的中國記者：「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文明是出現在什麼時候？」就在記者們遲疑不決的時候，他得意地說：「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發明。」

2000曙光後的冬天

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

——沈顥：《南方周末》，新年發刊詞，2000年

2000年1月1日，在中國大地上，新千年的第一縷曙光照射在浙江省溫嶺市一個叫石塘的臨海小鎮上。新華社記者用抒情而充滿寓意的筆調描寫道：「漁燈點點，在海港灑下粼粼波光，漁民敲響大鼓，鼓聲震撼黎明前的黑暗。海天之間，由淺黃而橘黃，轉眼騰起萬道光芒，映紅長空，彩霞滿天。」記者接着又很現實地計算說，第一縷曙光為無名小鎮石塘帶來了1.2億元的商機。

這種不無浪漫而無比務實的筆調體現了那個時期的公眾價值觀。相對地，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周刊《南方周末》則在新年發刊詞中用一種更為堅定而煽情的筆調說：

「這是新年的第一天……陽光打在你的臉上，溫暖留在我們心裡。有一種力量，正從你的指尖悄悄襲來，有一種關懷，正從你的眼中輕輕放出。在這個時刻，我們無言以對，唯有祝福：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讓往前走的繼續走，讓幸福的人兒更幸福；而我們，則不停為你加油。

「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你的希望就是我們的希望，因為你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我們看着你舉起鋤頭，我們看着你舞動鐮刀，我們看着你揮汗如雨，我們看着你谷滿糧倉。我們看着你流離失所，我們看着你痛哭流涕，我們看着你中流擊水，我們看着你重建家園。我們看着你無奈下崗，我們看着你咬緊牙關，我們看着你風雨度過，我們看着你笑逐顏開……我們看着你，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我們就是你們的一部分。

「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抖擻精神，總有一種力量它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這種力量來自於你，來自於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由30歲的傳媒人沈顥執筆的這篇發刊詞在中國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傳誦一時。人們聯想起整整100年前的一個暗夜，27歲的維新派領袖梁啓超在赴日本流亡的海船上寫下的那篇《少年中國說》，「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梁氏研墨為文之際，正是諸國列強瓜分中國的絕望時刻，而百年以降的今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終於成了一個令人血脈賁張的事實。

一種巨大的百年感慨讓無數中國人心旌蕩漾，情不能禁。

這是新世紀的第一年，整個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國。

亞洲最資深的政治家、77歲的李光耀出版了自傳《李光耀回憶錄》83。他深情地回憶了22年前與鄧小平的那段交往，繼而預言：「中國有可能實現其到2050年成為現代化經濟大國的目標，它將以一個平等和負責任的夥伴姿態參與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以及成為世界重要成員中的一員。如果它不轉移教育和經濟兩大發展中心，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這就是中國50年的一個構想——現代化、自信和負責任的大國。」

從年輕的沈顥到年邁的李光耀，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以短短20多年的時間讓世界重新認識了自己，發生在這裡的每一個變化都讓人驚奇。不過，也許只有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才真正能夠體會到，在這場偉大的經濟運動中所伴生的失落、痛苦與彷徨。

這年6月1日，新一屆世界博覽會在德國漢諾威舉辦。著名人文作家余秋雨為鳳凰電視台做一檔《歐洲之旅》的節目，剛剛途經此城，他專程去了中國館參觀。他看到很多人在場館門口排隊，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館成為博覽會最受歡迎的場館之一。但是，「中國館找不到主題，更沒有一個構思，門外照例是長城照片和京劇臉譜，裡面除了有一個簡單的三峽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兩點，一是幻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個針灸穴位人體模型為中心的中醫介紹。這實在是草率得太離譜了，不知在驕陽下排着長隊的各國觀眾，看了做何感想」。

這樣的景象讓余秋雨感到很鬱悶，他十分警覺地寫道：「各國都以異樣的真誠爭先恐後地向世人承諾，自己將在新世紀投入革新創造，相比之下，中國館的差距是整體上的。展覽做成這樣有點偶然，而這種偶然背後卻隱伏着一種文化精神生態上的必然。」

余秋雨的憂慮如一團紛亂的中國蠶絲，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解起。

這年4月，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飆的美國納斯達克股市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突然掉頭下挫，綜合指數在半年內從最高的5132點跌去四成，8.5萬億美元的公司市值蒸發，這個數值超過了除美國之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年收入。僅美國在線——時代華納一家公司就損失了1000億美元的賬面資產，在10年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市值能夠超過這個數目。幾乎所有知名的互聯網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值從5792億美元下降到1642億美元，雅虎從937億美元下跌到97億美元，亞馬遜則從228億美元下跌到42億美元。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用不無暗淡的語調寫道：「泡沫破裂了，經濟陷入了衰退，這種結果的發生是無法避免的——建立在虛假根基之上的喧囂的90年代，最終將走向終結。」

隨着全球互聯網泡沫的大破裂，在美國上市的幾家中國公司也不能倖免，新浪的股價跌到每股1.06美元的低點，搜狐跌至每股60美分，網易則更慘，它的股價一度只有每股53美分。稚嫩的中國互聯網經濟早早地進入了「幻滅的低谷」。日後來看，這也許是一段必經的苦痛，初冒的嫩芽唯有經歷一番寒霜的考驗方能成熟。

縱觀天下局勢，納斯達克的崩塌對中國經濟的現實影響並不大，反倒讓我們有了水落石出、一枝獨秀的表演機會。84

這年，對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好年景。在即將加入WTO的利好推動下，從年初開始，宏觀經濟景氣就明顯上揚，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企業經濟效益有所改善。最讓人意外和振奮的景象是，一向萎靡不振的國有企業居然表現最為搶眼，它們的數量大為減少，效益卻飛速提高，全年共實現兩千多億元的利潤，同比增長140%，創下90年代以來贏利水平的最高紀錄。這一切，當然是「國退民進」的戰略調整所帶來的。

從兩年多前開始的這項改革一直在堅定而不無忙亂中進行着。正如我們在之前已經描述過的，由於中央政府一直沒有出台產權清晰化改革的具體方案，所以各地的民營化試驗呈現出各顯神通的狀態。而在那些國資壟斷的領域，變革也同樣在進行中，不過表現出來的方式卻不太一樣。9月的《中國企業家》上描述了三種變化，一是大規模整體海外上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石油等先後在紐約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國有公司集體「闖海」，絕不僅是個普通境外融資問題，這其中包含了主動變革的巨大決心和痛苦抉擇。二是基於打破壟斷、增強競爭的大跨度拆分重組，在世人對電信等行業的一片指責聲中，「寡頭」們不動聲色地對自己舉起了手術刀。中國電信一分為五，中國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國民航醞釀重組，中國有色金屬集團就地解散，中國五大軍工集團五分為十，幾乎所有的老牌國有公司都在「分家」。三是國有公司的企業家群體浮出水面，初顯企業家本色。作為上市和重組的兩大變革的直接操作者，這個一貫低調求穩的群體被推上浪尖，他們身上的企業家潛質得到前所未有的激發和展現。國際媒體也同樣觀察到了這種變化，《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一篇述評中認為，這些壟斷企業的新行動，表明中國的經濟模式正在發生重大的改變。

▲火拼加油站

石油石化行業的變局是對上述判斷的最好例證。2000年，全中國最緊俏的商品是加油站，在一些地方，它的價格一年內狂漲了三四倍。加油站搶手，不是因為它特別賺錢，而是因為有人在哄搶。

石油行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行業，根據WTO的規則，中國一旦加入該組織後，將在一兩年內將成品油進口關稅降至6%，3年內放開零售，5年內放開批發。為了應對這種勢必出現的競爭態勢，1998年，一直處於獨家壟斷的中國石油石化行業進行了一次大重組，組建了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兩大集團公司。按當時的規劃，兩大企業切分了全國的油田資源和煉油企業資產，在業務上則實行以長江為界的「劃江而治」。這種方案看上去既形成了上下游一體化的企業格局，又避免了面對面的業務競爭。

兩大石油集團組建後，立即展開了對加油站的爭奪。在它們的決策人看來，只要能夠在跨國石油巨頭闖進中國之前，將所有的加油站收入囊中，那自然就可形成一道「馬其諾防線」，至少有了談條件的空間。2000年，中石化率先宣布在5年內斥資251億元用於收購加油站（實際上，到2003年年末這筆費用就超過了400億），中石油隨即提出了非常相似的收購計劃。根據「劃江而治」的原則，兩大企業應當在各自的地盤上收購，可是，這條約定很快就被突破，全國各地的加油站頓時成了哄搶的對象。在當時，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興建一個加油站的成本約為60萬元到100萬元不等。在收購大戰中，因兩大巨頭競買導致出售價格水漲船高，一些熱門的站點一年之內漲了3～4倍。據《南方周末》的報道，兩家不計成本的搶奪抬高了價格成本。在四川，收購一家加油站的費用大約在200萬～800萬元不等，而在深圳、廣州，一般都在1000萬～1500萬元左右。在福建省石獅市，為一間位居要津的中型加油站，中石化和中石油爭奪了十幾個回合。到2000年年底，中石化宣布在全國範圍內新增加了9000多座加油站，也就是說每天收購將近30家，使整個集團加油站的總數達到25000多座。中石油則新增加油站4530多座，加油站總數達到11350多座。之後3年，全國8萬家加油站大多被兩大公司獵獲，民營資本幾乎全數退出。85

除了把現有的加油站收入囊中之外，中石油和中石化還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實施了兩大壟斷性戰略。

一是獲得了新建站點的壟斷資格。2001年6月，國家經貿委等三部委下發《關於嚴格控制新建加油站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今後各地新建加油站將統一由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大集團負責。這個嚴控政策曾經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滿，就在通知下發20天後，浙江省嘉興市就發出了一個政府批文，批准在當地新建24座加油站，其中18座是由兩大集團以外的投資商建設。此批文當即引起石油主管部門的反彈，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吵。媒體的分析一針見血：在經貿委的通知之前，各地都有建設加油站的權限，而「嚴控」之後，稅收主要歸了中央，地方少了一塊財源，自然會有反彈。

二是對民營油田進行大規模、強制性的收編和排斥。90年代中後期，民營資本已經滲透到石油開採領域，在陝西、新疆以及吉林等地，民營業主通過「聯合經營、承包開發」的方式從事採油業。這些油田都是開採成本較高、規模甚小的小型油井，有的甚至是國營油田棄而不採的「廢棄油井」。這些私營業主的存在被認為是擾亂石油市場秩序和製造環境污染的源頭。於是，收編和整頓成為一個戰略性的措施。《中國企業家》披露過一個很能說明實際情況的事例。位於新疆庫車縣的依奇克里克油田是中國首片廢棄的整裝油田，從1958年起，經過近30年的開採，共打井286口，累計生產原油90餘萬噸。由於油田原油產量逐漸減少，近於枯竭，被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認定不具備工業開採價值，歸為「廢油井」。1998年，中石油撤出依奇克里克油田，很快，一家叫金禾的民營企業進入油田，它與地方政府達成合作意向，在近300口廢棄油井採油，每年竟可出油4萬噸左右。金禾在「廢油井」采出油來，讓中石油頗為不悅，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多次向自治區政府反映，狀告庫車縣政府與金禾公司的合作是越權經營油氣資源開發行為，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侵犯了中石油的探礦權。跟發生在嘉興的加油站事件一樣，石油公司對油田的壟斷同樣引起了地方利益的反彈。2002年7月，中石油向國家經貿委遞交報告，反對陝西省政府提出的將陝北私營油田進行省內重組的方案。報告稱陝北地區的私營以及縣級鑽采公司亂開濫采，夥同私營的油老闆搶占中石油下屬的開採面積達9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雙方10年間多次發生糾紛，引發150多起群體衝突事件，導致多人傷亡。而陝西省經貿委也向國家經貿委遞交了報告，辯稱當地的石油開發已經走上了科學、規範、有序的軌道，以當地的石油公司、現代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延長油田為主體的地方石油企業有能力合理開發油田。陝西省的報告還稱，中石油利用國家資源管理機制和自身便利條件，搶先登記了陝北地區的絕大部分石油資源，甚至將延長油田的地塊又登記到自己名下，造成資源閒置，沒有進行實質性開發。報告說，離開了石油，陝北的地方財政將重新陷入困境。

在實現了對油田資源和銷售渠道的雙重控制之後，中國的兩大石油公司則加快了海外上市的步伐以及與全球寡頭石油公司的合作。

2000年4月，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10月18日，中石化在香港、紐約和倫敦三地證券交易所上市，2001年7月繼而在國內A股市場成功發行28億A股，成為中國股市上最大的藍籌股。據透露，在股票發行前，中石化高層曾三次拜會香港的華人首富、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後者「被誠意感動」，當即決定購買1億美元的中石化H股股票。中石化股票的發行價在當時引起過一場爭議，該公司發行167億股H股的時候，價格為每股1.6港元，而發行A股的時候則定價為每股4.22元，A股是H股的2.48倍，這種內外有別的做法引起股民很大的爭議。在上市過程中，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海外戰略投資者都是以定向募集的方式進行的，除了香港的李嘉誠家族、美國「股神」巴菲特以及高盛投資之外，還有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巨頭，其中，埃克森美孚、殼牌以及英國石油公司（BP）集團一起成為中石化的戰略投資者。三家購買中石化全球發售股票的一半，BP還以戰略夥伴身份斥資6.2億美元購買約35億股中石油股票，占當時流通股的近20%。據財經觀察家葉檀的計算，到2007年3月，中石化H股的價格為每股6.3港元，相當於為海外投資人創造了100億美元的財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海外投資人成為分享中國改革成果的最大獲利者之一。86

在資本上形成血緣關係後，那些跨國石油公司相繼取得了進入中國成品油市場的資格。BP集團獲准分別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浙江省合資各建立500座加油站，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獲准分別與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江蘇省各合資建500座加油站。此後，BP與中國石油簽訂了在福建設立800座合資加油站的協議，而中石化也與埃克森美孚簽訂了在福建設立600座加油站的協議。

正是經過這一系列十分強勢、有計劃而高效率的戰略調整，兩大國營石油公司煥然一新，日後隨着全球能源價格的持續上揚，它們相繼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企業」。發生在石化領域的這場令人炫目的大變局十分生動地體現了壟斷領域發生的兩個變革邏輯：第一個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以市場的身份贏利」，在資源性行業內形成國企之間的「內競爭格局」，民營資本被全部排斥在遊戲之外；第二個是在壟斷前提下加快資本化運作以及與寡頭式跨國資本的結合。這樣的「中國故事」發生在所有國有資本控制的壟斷行業，它將在2003年受到挑戰，然後又在2004年得到堅實的鞏固。

專制帶來效率，壟斷產生效益。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對壟斷行業的暴利現象提出了質疑。最早成為靶子的是跟每戶家庭有關的電信公司。

1999年，中國電信實現收入2295億元，年度增長25%。有專家對電信的收費制度提出了疑問。根據當時電信收費的規定，消費者撥打電話，不足3分鐘的都要按3分鐘來交費，有人計算了一下，電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費用高達266億元。在輿論的壓力下，電信部門召開了一次資費聽證會，中央電視台專門進行了拍攝播出。在媒體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下，電信官員不耐煩地回答說，「實在沒有精力向大家解釋調整詳情」。

這年3月，浙江大學107位教授聯名致信政府和媒體，對電信公司的另一個收費制度——「計時收費從對方接聽電話開始」提出投訴。聯名信的發起人鄭強教授說，我們有很多打通但沒人接聽的電話，都是自己掛斷的，卻被電信局收了費。他們提供了厚厚一疊話費清單，在一張共有50次長途通話記錄的清單上，短於30秒的通話情況共出現5次。還有一頁明細單，23個電話中「超短時長話」出現了10次。細心的教授們還專門做了一個測試，他們撥打了多次「振鈴」但其實並未接通的長途電話，結果在電信局打印的長話明細單上都被收了費。鄭教授簡單算了一筆賬，杭州有200多萬電話用戶，按每月打一次這種沒有接聽的長話計，被收取的振鈴費便達120萬元，一年就是1000多萬元。教授們希望，對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錢要給個「說法」。

杭州電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進行了對話。面對自己當年的老師，電信局人士給出的解釋是：「造成超短時收費，有可能是對方線路上有傳真機、錄音電話、服務器等，也可能對方手滑，電話剛拿起來就掉了，杭州電信肯定沒有問題。」對話不歡而散，一位教授戲嘲說：「我們這些人中有計算機專家、自動控制專家，也有通信系統專家，為什麼學生給出的答案不是我們教給他們的呢？」

資費調整和「振鈴新聞」都熱鬧一時，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電信公司的價格鬆動最後還是靠市場競爭來推動的。

2000年12月，為了扶持日漸衰落的鐵路交通部門，國務院批准鐵道部成立中國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特許它開展固定電話通信業務。鐵通一成立，開門第一招就是宣布電話的初裝費為600元。在過去的幾年裡，電話初裝費一直是電信公司利潤最穩定和豐厚的一塊，在消費者的多年呼籲下，這筆費用從5500元降到了1250元，卻再不肯往下降。這次鐵通沖了進來，戰略自然要調整，中國電信迅速做出反應，宣布取消初裝費。鐵通想從「壟斷之碗」中大搶一把的算盤落了空，反倒意外給了全中國的消費者實惠。

如果說對壟斷行業的戰略重組頗見成效的話，那麼如何對國有企業進行有效管理仍然是一件讓人頭痛的事情。於是，一些很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層出不窮。87

這年6月，國家工商總局突然出台了一個政策，宣布國有企業如果要做廣告，其投放金額必須控制在企業銷售收入稅前比例的2%。這條「禁令」據稱是為了防止國有企業亂投廣告，浪費國家財產。這兩年，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廣告巨星是東北一家叫哈藥集團的國有藥廠。在1999年之前它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型藥廠，其總資產不過1億元，每年的科研開發費用也從沒有超過250萬元。可是從這年開始，它突然實施廣告轟炸戰略，1999年砸下7億元，2000年的頭5個月接着砸下5.7億元，一舉成為中國第一廣告大戶。哈藥的知名度和銷售額也急劇上升，在它的示範效應下，各地的國有藥廠、電器廠紛紛打起了廣告戰。「廣告限額令」一下，企業頓時亂作一團，僅僅半年多，工商局只好再做補充條款，宣布製藥、食品、日化和家電企業這些最有廣告投放衝動的行業可以把廣告投放比例提高到8%。很快，這條「限額令」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比廣告限額更荒唐的政策當然還有。為了防止國有藥店互相競爭搶生意，一些地方的藥監部門專門出台了一項政策，規定「500米範圍內不准開設第二家零售藥店」，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有點哭笑不得地提問說：「政府怎麼保證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內開5家店，是賺是賠自有藥店經營者承擔後果，何須要政府勞神呢？」周教授的設問很有力，不過還是有人提出反詰：「如果那些國有藥店虧損了，還不是要政府來給它們擦屁股？」兩個問題，又把延續了20多年的矛盾扯到了體制上。

藥監部門的這種監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內在的邏輯卻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壟斷或半壟斷行業內，國有企業之間的互相「砍殺」，對管制者來說，手心手背都是肉，競爭的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最優的狀態當然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發生在航空業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

自90年代以來，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熱情大漲，先後冒出來大大小小34家國有航空公司，成為全球航空公司數目最多的國家。這些公司為了搶奪客源，紛紛開展打折競銷。據稱在1998年一年，各大航空公司共讓利了50億元，到1999年年初，全行業陷入虧損。民航總局終於忍無可忍，它以「競相打折的做法導致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必須要制止」為理由，於這一年的2月下達「禁折令」，嚴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此令一出輿論譁然，紛紛指責民航總局置行業利益於消費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擾市場競爭。不過，「禁折令」的成效卻立竿見影，僅半年後，民航總局就宣布全行業6個月實現扭虧，累計實現贏利2.6億元，同比減虧4.7億元，也就是說，靠不打折挽回了7億元的國有資產。可是，「禁折令」無法改變航空業已然出現的競爭格局。沒過多久，各航空公司為了搶生意把明折變成暗折，漸漸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民航總局三令五申卻擋不住商業規律的步伐，到2001年上半年，全行業又報出20億元的虧損。就在國有航空公司內戰不止的同時，一些民營業主已經悄悄進來了。上海的春秋國旅是一家從事旅遊業務的私人公司，從1994年起它就成了這個行業的全國老大，飛行員出身的董事長王正華從1997年開始進入航空包機業務，他倚仗自己有旅行團的業務資源，大膽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飛機，其票價當然大大低於同航線的國有公司。為了規避禁折政策，王正華有意模糊價格，他把旅客的導遊費、住宿費和飛機票等費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當局儘管非常氣惱，卻對他無計可施。後來他承認說：「其實我們的內部定價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廈門的機票價就比火車硬臥票價還要低。」8889

除了發生在壟斷行業的重組事件之外，這年，中國企業界最具爆炸性的新聞有三條，一是廈門遠華走私案告破，二是彩電業初次出現全行業虧損，三是基金業黑幕被曝光。

遠華大案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起經濟犯罪案件。11月8日，中紀委、監察部向社會通報了這起特大走私案的查處情況。

主犯賴昌星，1958年出生於晉江市青陽鎮。晉江是改革開放早期商品流通最活躍、走私最為猖獗的地區之一。跟當地的很多商人一樣，賴昌星小學沒有畢業就下海經商。他靠辦紡織配件廠起家，後來又辦了服裝廠、雨傘廠和印刷廠等。從1994年起，他在廈門構建了一個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走私王國」。經查明，1996～1999年上半年，賴昌星在廈門關區走私進口成品油450多萬噸、植物油45萬餘噸、香煙300多萬箱、汽車3588輛，以及大量西藥原料、化工原料、紡織原料、電子機械等貨物，價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

如此巨額的走私活動若無官員協助斷無可能，遠華案發之後，賴昌星拉攏官員的種種手法都被曝光。為討好公安部副部長、全國打擊走私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李紀周，賴昌星向他在美國的女兒一次性匯款50萬美元，還為李紀周妻子的公司送去100萬元人民幣。他出資160多萬元為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在澳大利亞上學的兒子購買別墅，還出1000多萬元替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包養情婦，並在香港、廈門購買別墅供其姘居。遠華在廈門市湖裡區華光路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層磚紅色小樓，當地人稱為「紅樓」。賴昌星將之裝潢豪華，內設包房、桑拿、KTV等娛樂設施，專門用來招待各路官員，廈門多名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及銀行行長是紅樓的常客。

在賴昌星的拉攏下，廈門市的很多政府部門相繼「淪陷」。廈門海關幾乎就是為賴家所開，遠華有專門的中轉點「海鑫堆場」，貨物從港口直接拉到堆場後，海關人員先是圈定要查驗的集裝箱箱號，走私分子則立即根據集裝箱號單，將裝有香煙、汽車等高稅率的走私貨物集裝箱掏空，再填進事先準備好的木漿、聚丙烯等低稅率且與報關品名相符的貨物，辦妥手續交付海關查驗。經過如此一番「倒櫃」，走私物品就順利入關。廈門商檢局為遠華提供虛假的「鑑定證明」，使走私貨物「合法化」。福建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為走私汽車非法辦理汽車罰沒證明，使幾千輛走私汽車流入國內市場。一些金融機構向遠華提供大量貸款，僅交通銀行廈門市分行就先後違規開出25筆信用證，總金額達3841萬美元。

▲賴昌星案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