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6章
吳曉波
一度無限風光的中國彩電業陷入全行業虧損，這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現實，其因果由來實在跟企業家們的戰略思考有關。
自從1995年以來靠價格戰擊退跨國公司之後，國內的幾大巨頭沒有在核心技術的創新上動腦筋，而是繼續實施低價策略和玩弄「概念創新」。1998年年底，行業老大、四川長虹的倪潤峰突然想出一個奇招，他試圖通過控制核心部件的方式來一舉擊潰所有對手。在彩電製造中，彩色顯像管占總成本的70%。倪潤峰秘密地與國內八大彩管廠簽訂了壟斷供貨協議，將國產76%的21英寸、63%的25英寸和幾乎所有29英寸及29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共計300萬隻收歸長虹。這個釜底抽薪式的消息一被披露，當即引起軒然大波，長虹股票大漲，業內同行一時陷入絕望般的恐慌。他們紛紛上告信息產業部，主管部門也對長虹的這種做法頗有微詞。1999年4月，長虹在南京再次宣布大幅降價，幅度在10%～20%，其他彩電公司被迫迎戰跟進。在一次行業會議上，康佳的陳偉榮怒斥說，「長虹的做法是逼着大家一起跳樓」。陳偉榮的大學同窗、創維的黃宏生勸導倪潤峰說，「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應該是先有森林，後有大樹」。後者則霸氣十足地回答說，「我的觀點是，先有大樹，後有森林」。
這一仗殺得是天昏地暗，空前慘烈，但是清掃戰場時誰也沒有想到，最大的輸家竟然是挑起事端的四川長虹。倪潤峰的封喉一招看上去既狠又准，但是老謀深算的他卻漏算了兩件事情：一是彩管公司的信用，它們多年來受品牌製造商的壓榨，此次乾坤顛倒，成了爭搶的香餑餑，怎肯錯過百年一遇的發財機會，於是紛紛加大產能，有錢便是客，暗地裡向其他彩電企業大量供貨；二是華南地區的走私彩管因此火爆。這兩條灰色渠道的存在，讓掏出真金白銀巨資囤積彩管的倪潤峰看上去像是一個最大的「傻瓜」。長虹背上了沉重的財務壓力，但是「斷源戰略」宣告失效，價格戰自然也無法收到決定性的成果。經此一役，長虹元氣大傷。2000年5月，倪潤峰被撤換下台。南方的TCL乘機發力，於2001年成為新的彩電業盟主。
▲彩電論斤賣
事端製造者長虹失利，彩電市場的價格戰卻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自倪潤峰下台後的一年裡，各大廠家先後發動了6輪降價戰，彩電價格一降再降，好比軍閥混戰，終於殺到所有的參與者都丟盔卸甲。第二個戰敗的是與長虹、創維和TCL並稱「四大家族」之一的康佳，由於價格陡降，康佳不堪再戰，2000年，公司宣布虧損近8億元，陳偉榮辭職出走。
對陳偉榮的離去，同學黃宏生十分傷感，他對記者說：「現在做彩電真的沒有意思，一台電視機的平均利潤不到10元錢，因此賣彩電還不如賣白菜賺得多。」把彩電與白菜放在一起比喻，是黃宏生的即興之言，但是這種恥辱性的新聞真的很快發生了。2001年8月，武漢媒體報道，該市漢陽商場和21世紀購物中心推出了「按斤論兩賣彩電」的促銷活動。商場內的長虹、康佳、海信、海爾、TCL、金星、樂華、熊貓等10多種品牌的幾款29英寸彩電分別擺在商場營業大廳，彩電上插着「每1公斤30元」的醒目標籤，顧客里三層、外三層地搶購着。一台29英寸的彩電包裝盒標着淨重52.5公斤，論斤算來，僅售1575元，比原價又降了近300元。商場負責人稱，「論斤賣彩電」乃廠商變招，這些彩電都是新近出廠的一線品牌機，質量絕對可靠。據報道，「這一招還挺靈，彩電論斤賣以來，日均銷售彩電400台左右，銷售量較以往成倍增長」。
這樣的彩電業無疑已走進了死胡同，價格戰帶來了雙重危機：一是財務危機，巨大的庫存、越來越多的應收賬款正在侵蝕着所有的企業；另一個是創新危機，沒有力量投入研發，當然也沒有機會分享高技術的利潤。2000年，全國彩電企業生產近3000萬台，庫存累計600萬台，首次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信息產業部的官員透露，彩電價格戰使整個行業的實際損失起碼達200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洋彩電銷售額和利潤率呈強勢反彈趨勢，市場占有率從過去的10%左右，一舉躍升到30%以上。在高價位市場上，國產彩電更是徹底失去控制權。5年前的輝煌戰果，幾乎被揮霍一空。91
10月，《財經》雜誌刊登封面調查《基金黑幕》92，將中國股市中一個剛剛誕生的光鮮神話一下子刺破了。
自上年以來的牛市行情還在持續中，莊家們的表現仍然無比兇猛和肆無忌憚。就在人們開始對此頗為厭惡的時候，公眾輿論開始傳播這樣一個理念：有一股健康而穩定的力量存在，那就是剛剛興起的基金公司。跟那些貪婪的私人莊家不同，基金公司正以科學、負責及可持續的專業精神成為資本市場上值得信賴的勢力。1998年以來，每一批基金來到市場，無不承載着監管層的厚愛和輿論的褒揚，更被視為引入西方成熟市場經驗、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重要舉措。與這部企業史上所有令人炫目的神話一樣，它很快被證明是一個新的謊言。
刺破神話的是一個叫趙瑜綱的無名小卒。他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的研究人員，為了對基金管理的現狀做一個例行的調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為區間，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個證券投資基金進行了追蹤，將它們在上海證券市場上大宗股票交易的匯總記錄細緻分析，寫出了《基金行為分析》和《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兩份報告。就是在這兩份報告中，趙瑜綱披露了投資基金大量的違規、違法操作事實。報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傳到了社會上。當《財經》記者找到趙瑜綱的時候，他正垂頭喪氣，甚至有點後悔自己搞的這件事。就在6月27日，交易所監察部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理由是「未經批准，擅自將工作中知悉的內部信息外泄他人」，違反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條例》。
在主編胡舒立的堅持下，《財經》以選編的方式刊發了趙瑜綱的報告，這篇題為《基金黑幕》的長篇文章對中國基金市場提出了6個方面的重大疑問。第一是穩定市場的作用未被證明。定量分析顯示，基金在大盤處於下跌期中，一般借高位反彈減倉；而上升期中，則一直處於顯著的減倉過程中。因此，「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究竟為誰服務的問題，可能目前還不十分明確」。第二是基金「對倒」製造虛假成交量。所謂「對倒」是指某股票處於弱勢時，即使割肉出售也未必有人買，做鬼的辦法就是自己做托，這是莊家建倉和炒作題材時慣用的伎倆，基金坐莊也「按例操作」。根據趙瑜綱的調查，大部分基金都有過「對倒」行為。第三是利用「倒倉」操縱市場。「倒倉」是指甲、乙雙方通過事先約定的價格、數量和時間，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基金公司利用旗下擁有多隻基金的條件，常常互相倒倉，既解決了先上市基金的流動問題，又不影響甚至可以提高淨值。第四是質疑基金的獨立性。報告認為，「從基金雙向倒倉時的肆無忌憚看，人們很難相信在機制上並未獨立運作的基金與其股東和發起人之間沒有更嚴重的違法聯手坐莊行為」。《財經》記者還描寫了一個在市場口口相傳的景象：「在熱氣騰騰的桑拿浴房中，談判的雙方『坦誠相見』」，沒有錄音或者泄密的可能，希望基金接盤的機構開出價碼，「每接我一股，我給你個人一塊錢」。第五是肆意玩弄「淨值遊戲」。報告破解了之前人們的一個誤解，以為股價在高位下跌且無量，就把莊家也給套住了。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如此。因為如果莊家在上升的階段反覆洗盤，即經常高拋低吸，做階段性的贏利，而且時間足夠長，到了最後，它的成本已經極低。此時，即使股價暴跌，它仍有一倍甚至幾倍的利潤。第六則是「投資組合公告」的信息誤導愈演愈烈。93
此文一出，頓時掀起千層巨浪。先是財大氣粗的基金公司勃然大怒。10月16日，被點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聳人聽聞的形式刊發頗多不實之詞和偏頗之論，它們說：「中國的基金公司已經是國內監管最嚴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資機構之一。《基金黑幕》依據的資料數據採樣不準確，研究方法不科學，對基金的交易行為的判斷與事實嚴重不符。該報告的作者和《財經》嚴重違背了新聞客觀、公正的職業操守，對中國基金業兩年來的試點成果給予全盤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大基金公司因此強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體的誹謗責任。被質疑職業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縮，她當即在三家證券報上發表聲明，稱《基金黑幕》資料具有正當來源和可靠依據，符合客觀、公正的職業原則。被夾在中間最難受的人是高西慶，這位12年前滿懷激情地回國籌建中國資本市場的華爾街律師此時已經身居高位，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他公開表態說：「證券市場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形成的特定市場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的。其實這一現象（指基金灰色操作現象）與市場發育水平有關，可能不全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發展中解決。」而在私下裡，他對基金公司說：「人家要是報道錯了，你去告她。如果沒錯，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吳敬璉
如果這場「口水官司」僅僅局限在對基金的學術批判上，它可能只是一個「茶杯里的風波」，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突然卷了進來，而他的矛頭直指中國股市。
這個主動出擊的學者是時年七十高齡的吳敬璉。在10家基金管理公司發表聯合聲明的半個月後，吳敬璉挺身而出。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和《南方周末》的採訪時，他對基金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在此前，經濟學界全部噤聲。外表謙和溫潤的吳教授此次語出驚人，他直接將股市比喻成了「賭場」。他說：「有的外國人說，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坐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現在中國市場上操縱股價的一類是中介機構；一類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內幕消息的人；還有一類就是資金的供給者，可以是銀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資金供給者。他們共同密謀以後就低價吸納。炒作的辦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關聯機構互相炒作、互相買賣，買賣非常頻繁，把價格炒上去。另外一種就是由有關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後把股價拉升上去。當他們發現有中小投資者或局外的大投資人跟進的時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後來跟進的人套住，這時股價就不斷地往下跌。」94在對莊家和基金進行猛烈的抨擊後，吳敬璉的矛頭進而直指中國資本市場的定位。他批評道：「不要把股市變成尋租場，由於管理層把股票市場定位為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吳敬璉的勇敢和率直讓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12月，中央電視台第一次評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在10位當選人中，吳敬璉以唯一學者的身份入選，在網絡票選中他遙遙領先，排在「人氣排行榜」首位。在獲獎者專訪中，主持人問白髮蒼蒼的吳敬璉：「我們曾經把冰心老人稱作是中國文壇的良心，那麼現在也有人把您稱作是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經濟』這兩個字無處不在。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贏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麼用處？」後者答道：「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係，如果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在的市場經濟的。」在專訪的最後，主持人頗有感慨地說：「舊的一年過去，好在我們把良心留下了。我們也許不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需要敢講真話、講實話的經濟學家。」與吳敬璉相似，在本次基金揭黑中表現堅定的《財經》主編胡舒立也聲名大噪。2001年7月，她入選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出的50位「亞洲之星」之一，對她的評語是：「這是中國證券界最危險的女人。」
由「基金黑幕」到「股市賭場」，好比一張桌子失火殃及了整幢房子。吳敬璉的出擊鼓勵了與他一樣有良知的經濟學者，那些在股市上橫行一時的莊家開始受到懲罰。10月底，中央財經大學的女研究員劉姝威撰寫《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95一文，明確指出大熱門股藍田股份已經成為一個空殼，建議銀行儘快收回所有貸款。這篇僅有600字的呼籲書，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如果說吳敬璉的批評是宏觀式的，那麼外表柔弱而毫無知名度的劉姝威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一個具體而強悍的敵人。來自湖北省的藍田股份是股市上一隻老牌的、以「生態農業」為題材的績優股，自1996年發行上市以後，它在財務數字上一直保持着神奇的增長速度，總資產規模在4年裡連着翻番增長了10倍，歷年年報的業績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達到1.15元，即使遭遇了1998年特大洪災以後，每股收益也達到了不可思議的0.81元，創造了中國農業企業罕見的「藍田神話」，被稱作「中國農業第一股」。根據劉姝威的研究，藍田股份的所謂輝煌業績都是謊言，全是靠虛假會計報表偽造出來的。
劉姝威的呼籲書一出，理所當然地引來藍田股份的強烈反擊，公司當即將她告上法庭，湖北省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侵害藍田公司名譽」為名通知她馬上到庭聽審，她的家中隔幾天就會衝進一批不同身份的人，要求她「公開道歉、消除影響，否則後果自負」。連刊登劉姝威短文的那家雜誌也趕緊發表聲明撇清干係，宣稱「文章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編輯部」。劉姝威向有關機構報告，亦得不到任何回音。後來她不無悲情地回憶說，「此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強大勢力集團的對立面，只有以死相拼了」。所幸的是，有良知的財經媒體站到了她的一邊，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財經》等媒體記者紛赴藍田股份所在的洪湖市瞿家灣鎮，他們拍攝和記錄了看到的現場：「藍田工業園裡雜草叢生，大部分車間都是鐵將軍把門。很難想象這就是藍田公司生產野蓮汁、野藕汁的部分設備，水管已經生鏽，閥門、壓力表也是鏽跡斑斑，裝化學原料的玻璃瓶不知道已經放了多長時間，流出來的汁液已經泛黃。」他們得到的財務報表顯示，「藍田的巨額收入從會計角度無法最終確認，藍田的業績真假無從辨別」。事實呈現在陽光下，撒謊者卻肆無忌憚地橫行天下，這便是資本遊戲台面下的黑暗。隨着新聞輿論的參與，相關銀行相繼停止了對藍田股份的貸款，2002年1月，藍田董事長保田因「涉嫌提供虛假財務信息」被拘傳接受調查。在幾個月里日夜失眠的劉姝威「僥倖」勝出。在2002年度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中，她成為繼吳敬璉之後當選的第二位學者。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她說了一句話：「集體失語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除了藍田股份，另一個遭到報應的是上年最活躍的大莊家——中科創業的呂梁。
呂梁之敗完全是信心崩潰所導致的。在他的肆意炒作下，中科創業已經創下連續22個月股價持續上漲的奇蹟。便是在這樣的時候，那個與他聯手坐莊的朱煥良沉不住氣了，他開始暗地裡出貨套現，然後雇了幾條小快艇把數十箱現金偷運出國境，其數目應該在11億元人民幣左右。到年底風聲日緊，那些跟着呂梁做「老鼠倉」的人也有點慌了，於是不斷拋出股票。這些蛛絲馬跡很快被外界察覺，普通股民本來就對高位的股價頗為敏感，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就會誘發大規模的出逃，於是，建在一片謊言之上的中科神話陡然倒塌。中科創業的股價崩盤是從12月25日開始的，在度過了一個吉祥無比的平安夜之後，高傲了將近兩年的股價在聖誕節這天突然高空栽蔥，一頭摔在了跌停板上。更可怕的是，這一跌停就是一連9個，股價從每股33.59元一路下跌到每股11.71元，50億元市值旦夕之間煙消雲散。中科創業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員，中西藥業、歲寶熱電等均上演跳水慘劇，股價數日之內腰斬一半。
這是一場預言中的失敗。呂梁故事的尾聲是這樣的：2000年的最後一個夜晚，他打電話約見媒體記者，聲稱自己正寫作自述，將把真相全部大白於天下。據他說，參與中科炒作的機構多達四百多家，都「非常的有名」。全中國的媒體都屏聲息氣地期待他揭開那隻神秘的「黑暗之盒」，呂梁會是一個說出真相的「偉大的叛徒」嗎？開年後的2月3日，呂梁被北京警方在家中抓獲，9日，被監視居住的他突然神秘失蹤，從此再無音訊。據稱，「那天他披着軍大衣潛離，消失在初春亞運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他的結局大概有三種：至今潛藏在國內的某個地方，出逃到國外的某個地方，被人謀殺在地球的某個地方。無論死活，那個文學青年呂新建、股評家呂梁和莊家K先生都不會，或者沒有機會說出所有的秘密了。
【企業史人物】霸王宿命
倪潤峰主政時的長虹曾經無比炫目。巔峰的1998年，其銷售額占到當時中國第一人口大省四川省國內生產總值的15%，一廠之興衰直接關係到巴蜀經濟。在中國家電業，倪潤峰睥睨天下，以風格強悍聞名，向有「霸王」之稱。每次家電巨子聚會，長虹都因血腥的低價競爭被圍攻炮轟，實施囤積彩管戰略後，他更成了行業內人人痛恨的「公敵」。每當此時，倪潤峰均肅容以對。然而，如此梟雄級的強人卻在體制變革上柔弱得像一根葦草。1999年前後，TCL、創維及康佳等華南彩電公司紛紛來長虹挖人，綿陽長虹總部的大門口有一家長虹大酒店，這些公司便在這裡長駐人員，凡是長虹的技術骨幹均以3倍乃至更高的價格挖走。倪潤峰目睹此景卻束手無策，無可奈何，有用的人留不住，不要的人卻開不走。他曾經很坦率地對《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說：「長虹是四川山溝溝里的一個老牌軍工企業，人事關係盤根錯節，十分複雜。這跟沿海地區的企業不一樣，所以，哪怕是辭退一個人，都有可能牽涉十幾個甚至一二百個人，難度相當大。」96在任職董事長期間，倪潤峰的年薪為20萬元，還有2.6萬股長虹股票，這些所得與李東生的12億身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痛感國營體制之落後，倪潤峰遂下定決心要搞產權改革。在一次接受記者的訪談中，他毫不避諱地說：「目前政策很明確，因為彩電是競爭性產品，未來國有股會逐步退出，讓長虹成為民營企業。」根據他的構想，國有股減持及實行管理層的MBO是長虹的必走之路。然而，作為一家中西部地區的最大家電企業，又帶有軍工背景，長虹的「高貴」身世及顯赫戰績反倒成了其轉制最大的阻礙，種種產權變革方案似乎都不適合長虹。在這樣的拉鋸與爭論中，倪潤峰數次坦言「綿陽當地政府對企業關心過多，有些不該政府關心的也關心」。他甚至還提出了「遷都」的想法，想把長虹總部搬離綿陽，甚至遷出四川省。漸漸地，他成了國有大股東眼中的另類。1996～1998年，長虹集團曾經連續三年蟬聯全國電子企業百強之首，1999年，桂冠失手，2000年，跌到第5位，也是在這一年，倪潤峰悍然發動的彩管囤積戰失利，他被迫宣布辭職。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僅僅過了8個月，已經57歲的倪潤峰居然重新回爐，再次披甲出任董事長。當時很多媒體認為這次不尋常的復辟意味着倪潤峰的改制方案已經得到了政府的認可，長虹民營化已曙光不遠。倪潤峰復出後，當即提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目標，將長虹集團從產權上一分為二。其中，四川長虹電子集團公司是上市公司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和最大股東，持有53.62%的股份，擁有絕對控股權。兩公司都是獨立法人，集團不干涉股份公司日常運營，兩家共用長虹品牌。根據倪潤峰的描述：「組織結構調整完成後，集團公司主要立足公司長遠戰略方向，研究部署投資項目、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股份公司以現有業務，按照上市公司規範運作的要求，保持運作的獨立性，以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為最高目標。」97將集團與上市公司的職能剝離，是所有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必經的第一步，其後的步驟就應該是對上市公司的股權進行改造，然而，倪潤峰走到這裡，就再也寸步難行了。接下來發生的資金風波，讓長虹改制變成了一場大霧中的陰謀。
倪潤峰復出後，開始進軍海外市場，合作對象是美國一家名叫APEX的華人公司。創辦人叫季龍粉，是江蘇省常州市金壇縣人，早年務農做工，後赴美讀書經商，1992年他將美國的廢金屬回收銷往國內，頗賺了一筆錢，稍有積累後就辦了一家叫APEX的公司。APEX的主業就是把中國低價的DVD播放機銷往美國市場，2001年APEX的DVD進了沃爾瑪，第二年超過索尼成為美國第一大DVD供應商。美國《時代周刊》在2002年載文稱，季龍粉是下一代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15位商人之一。APEX之崛起，秘訣有二：一是中國商品的廉價，售價一般只有其他品牌的一半；二則是季龍粉以拖欠貨款為能事，跟國內企業做生意時，他一開始往往要貨很多、付款及時，等到取得信任、貨量大增之後，他便突然耍賴拒付。APEX先後拖欠宏圖高科DVD貨款2.15億人民幣，拖欠天大天財DVD貨款3562萬元，拖欠中國五礦貨款2200萬美元。就是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商人，成了長虹彩電出口的經銷商。重掌大權的倪潤峰親赴美國考察，與季龍粉定下合作戰略。
後來發生的情節撲朔迷離。2002年，長虹彩電出口7.6億美元，其中季龍粉代理7億美元，APEX因此成為全美彩電的第五大供應商，長虹則高調宣布海外戰略獲重大成功，境外業務增長660%，占彩電總銷售收入的44%。2003年，長虹彩電出口8億美元，季龍粉代理6億美元。奇怪的事情是，一車車的彩電運出去卻沒能換回一把把的美元，季龍粉總以質量或貨未收到為藉口，拒付或拖欠貨款。其實，雙方簽訂了規範的出口合同，接貨90天內APEX必須付款。據報道，長虹的海外營銷部發現業務風險，曾下令不准發貨，但神通廣大的季龍粉總能說服高層繼續發貨。2003年年底，長虹專門派出高管赴美與APEX交涉，但季龍粉撇下這些人，殺回綿陽會晤高層。結果，2004年年初，長虹又發了3000多萬美元的貨給季龍粉，幾乎與此同時，兩位負責APEX項目的經理均在勞動合同期滿時同時離開了長虹。就在這段時間，長虹的應收款黑洞受到了財經媒體的廣泛關注，有關倪潤峰的各種傳聞滿天飛。2004年6月29日，長虹公關部對外宣稱：「我們從沒有聽說董事長要離職的消息，就在前一天他還與美國微軟全球副總裁在成都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僅僅9天後，四川省政府突然宣布免去倪潤峰在長虹的一切職務，轉聘為省政府經濟顧問，理由為「到了60周歲的退休年齡」，彼時，倪潤峰本人正在北京開會。半年後，長虹集團在2004年年報中承認，海外業務虧損36.81億元，長虹神話頓時破滅。
長虹在海外業務上的資金黑洞耐人尋味。實際上，在過去很多年的經營管理中，倪潤峰對資金的控制十分嚴苛有效。2001年，倪潤峰曾經算過一筆賬，「過去15年中，長虹的銷售總額為840個億，但呆賬壞賬，按當時的價格，就1億多一點。有些還收回了，那就還有7500萬。按工廠成本算，那就是5000萬。庫存有一些，但有個正常庫存和超正常庫存，超正常庫存應該有個100來萬」。那麼，如此重視資金流的倪潤峰為什麼在APEX業務中大失風範？其中蹊蹺，給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財務專家郎咸平教授在一份長虹案例分析報告中披露，「倪潤峰在退隱期間曾到美國訪問，復出後就與APEX簽下合作協議，安排自己的女兒在APEX公司擔任董事。倪潤峰的女兒曾任中華數據廣播公司高級管理人員，2003年，APEX以3億港元現金受讓香港上市公司中華數據廣播大股東54.06%的股份」。98郎咸平還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投資運作現象，「從2000年開始，長虹搞了一個高達10億的代客理財，代客理財應該計提跌價準備，但是長虹沒有按照程序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長虹對此的解釋是，這些應收賬款都在1年之內，根據經驗都可以在第二年收回。根據長虹的報表，我們發現他2000年有99.92%的一年期應收賬款、2001年有99.80%、2002年有99.76%都不計提，而這些應收賬款從來沒有收回來過」。99郎咸平推演認定，「長虹為什麼要儲備這麼多的可計提資產呢？我認為只有一個結論：倪潤峰是想等到MBO時機成熟，一起計提，使長虹成本上升，造成企業虧損假象，股價下跌，企業淨資產下降，他可以低價收購」。100著名諮詢師趙民在評說長虹現象時曾分析道，像長虹這樣的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大型公司，其真正戰略決策者在企業外部，這一客觀事實決定了它們的失足是必然的。
在中國企業史上，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是非常獨特而值得研究的群體，他們身陷僵化的體制，肩負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卻在用畢生的精力和智慧試圖將自己管理的企業帶入市場化的軌道。倪潤峰與張瑞敏、柳傳志、潘寧等人，均是靠市場開拓而崛起的企業家，他們的企業儘管屬於國家或集體，實則都十分弱小或陳舊，全憑其企業家創新精神，披荊斬棘，終成一時之翹楚。然而，這些新型國有企業家都面臨共同的困擾，體制、產權、決策監督、企業成就與個人利益，這些話題如一個個龐大而難解的謎團讓這些國字號的當家人們日日苦惱。少數先知先覺者及僥倖者逃出了藩籬，大多數成了變革的犧牲者和試驗品。在中國商業界，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應該是個人素質最為優異、責任心也相當強的一群，然而客觀地說，在過去的30年裡，除了壟斷性產業之外，鮮有真正的成功者，而且也無法總結出帶有普遍性的成功定律。「家電霸王」倪潤峰正是深陷這個巨大的「宿命」，左衝右突，陽謀陰謀使盡，終於不得擺脫。
2001入世與出局
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歷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任正非：《華為的冬天》，2001年
發生在中國股市的激烈辯論以及藍田、中科創業式的醜聞，在今後的幾年裡還將此起彼伏地上演，一直到2004年的夏天才會有一個階段性的了結。101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宏大的時代敘述中。天才的英國女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曾經講過一句很神秘的話，她說：「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後，人性發生了變化。」西方文學史家據此將這一年份視為現代主義文學時代的開端。在當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個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年份。
在後來的很多年裡，當歷史學家敘述21世紀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以2001年9月11日作為起點。這幾乎是一個沒有預兆的日子。美國東部時間上午8點45分，一架波音767在飛離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不久後就被劫持，撞上紐約曼哈頓的標誌性建築——世貿中心的北樓，18分鐘後，第二架飛機撞上南樓，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的世貿中心在煙霧中轟然倒塌。9點45分，接着又有飛機被劫持後撞向五角大樓一角，此次連環襲擊造成3646人死亡。「9·11」事件讓美國陷入了極度恐慌，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空前震驚。來自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組織「基地組織」和它的領導人本·拉登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一個月後，美國隨即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到2005年，美國再次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冒煙的世貿大樓
「9·11」徹底改變了人們，特別是美國人對世界的基本判斷。《新聞周刊》把「9·11」看作是一個純真年代結束的標誌。在過去的10年裡，隨着蘇聯的解體和東歐諸國的變色，人們已經從「冷戰」鐵幕中走出，一個新的以全球商業主義為核心、以經濟發展為主旋律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每個國家都在適應這個新的現實，一些過去為自身古代文明而驕傲的國家現在爭當「新興市場」，過去超級大國的峰會甚至聯合國大會的風光都讓位給每年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推動歷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戰爭、意識形態和權力政治，而是經濟、資本和技術。然而，「9·11」的發生突然打斷了這一切，本·拉登以極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種新戰爭形式的誕生——恐怖戰，恐怖組織成為一支非國家卻對國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力量。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亂，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銀行在該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說：「當意識形態的戰爭剛剛告一段落之後，東西方再次以宗教見解的分歧展開了對峙，這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是更為深遠的。」
如果說，「9·11」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的態度的話，那麼，也是在2001年發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公司醜聞則讓人們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制度產生了質疑。安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在《財富》雜誌公布的2000年世界500強排名中名列第七，全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美元。這家公司一直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它連續4年當選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每股股價高達70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可是，就在這年年初，它被發現存在財務報告作假的嫌疑。它的高管層一直在悄悄地拋出手中的股票套現，而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公司也深度參與到作假事件之中。到8月份，猜測被證實，安然股價大跌，到12月2日，安然不得不申請破產保護，安達信受牽累被迫放棄在美國的全部審計業務，並最終被肢解。與安然事件幾乎同時發作的還有美國世通公司的財務醜聞，這家全美第二大長途電信公司被發現在過去的兩年裡通過虛構營業收入、誇大利潤等手法欺騙投資人。到2002年7月，深陷造假賬風波的世通公司以不堪負債300億美元而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公司破產案。
這就是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安然和世通醜聞以及餘波未平的納斯達克股災，讓這個全球第一大國的外交政治及國內經濟突然變得動盪不已。也就在同時，在遙遠的中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102這裡也正發生着幾件重大的、影響深遠的事情，不過卻要喜慶和光亮得多。
這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點整，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於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中國的北京、加拿大的多倫多、法國的巴黎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進入了最後的角逐。在一片寂靜之中，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最終的當選城市，他只用雄渾的聲音說了一個詞：BEIJING！數千里之外的華夏大地頓時一片沸騰、煙花滿天。北京宣布計劃投入28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中國社科院預測，在今後幾年內奧運經濟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5個百分點，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一直是中國宏觀景氣持續上揚的重要投資拉動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10月7日，中國男子足球隊在瀋陽五里河球場以1：0戰勝阿曼隊，歷史性地衝進了世界盃決賽圈。那又是一個無比歡騰的不眠之夜，足球是「中國第一體育運動」，男足出線實現了國人吶喊多年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夢想，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象徵性事件之一。
11月10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天下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在議定書上簽字。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世貿組織總幹事穆爾對新華社記者說，「宣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刻」。
申奧成功、男足出線、加入世貿組織，這一連串的大喜事齊齊擠到了2001年，令中國人在新世紀伊始就赫然有一種「大起」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幸福和滿足感。也正因為如此，「2001是中國年」的說法不脛而走。
就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後，預言中國的未來與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製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經濟學家進而認為，中國公司將像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開始征服全球的旅程。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也悄然興起。
▲中國「入世」
當然，跟上述觀點完全不同的聲音也出現了。一些學者預測，隨着市場的日漸開放和跨國資本的蜂擁而來，早已搖搖欲墜的國有經濟體制將不堪一擊，那些老邁和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將很快被逐出市場，這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宏觀穩定和持續發展。一個名叫章家敦的美國華裔律師還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103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強勁衝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則預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5年將會出現4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遲早把這個國家壓垮。與此近似的論點還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國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
若干年後的事實將證明，上述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自1991年費正清去世之後，西方主流世界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客觀而清醒地了解中國的觀察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主編張力奮寫道：「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標誌是，幾乎每隔幾年，中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換一套思路，採用新的語言或概念，來描述分析中國新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的命運，正是在這些框架與概念的轉換中，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104秋季，《紐約時報》採訪《不確定的年代》作者、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請他談談未來的中美關係。94歲的加爾布雷斯剛剛從另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印度歸來，他用敬畏的口吻說，「在那裡，我一半的知識是錯的，另一半是沒有用的」。對於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己的猜想」。
WTO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事實上，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便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對於另外一個利益集團——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加入WTO也同樣意味着戰略的重大調整。它在三個層面上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
一是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它們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准壟斷領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曾經發現了一個很獨特的「中國特例」。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選擇資源性的、與政府關聯緊密、資本投入較大的領域，如能源、金融、電信等，然而它們在中國的戰略卻全然不同。在改革開放的前、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和生產洗髮水的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很多歐美經濟學家對此頗為不解。黃亞生的解釋是：跨國公司在一開始都從人口的數量上來想象中國市場，而國內企業又都不堪一擊；其次，這些外國人還不知道如何跟計劃體制中的政府官員建立關係，也不知道如何通過影響中央政策來博取利益。10多年之後，情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2002年之後，黃亞生發現的這個「規律」便失效了。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殺得難解難分的跨國企業——譬如在家電領域，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很可能全軍覆沒——開始轉入資源性行業，它們獲得了優先的投資合作權。最有說服力的案例是通用電氣的戰略轉變，這家在1992年就進入中國的大公司一直發展很不順利，它生產的燈泡無法跟鄉鎮企業競爭，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韋爾奇也對此徒呼奈何。2001年，在臨退休前，當有記者問及他對中國市場的看法時，韋爾奇說，「我10年來一直往那兒跑，而我每次到那兒，都會笑話自己上次來時知道的那麼少。那個地方這麼大，這麼複雜。我搞不懂，真的搞不懂。這也許是我要退休的原因——該由別人把它搞懂。」通用電氣在中國的轉機發生在他的繼任者伊梅爾特手上，他將投資重點從民用產品轉移到了技術含量更高的基礎工程上，通用電氣的工業照明、醫療設備、燃氣輪機、風機、水電發電設備、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項目投資都在中國獲得很好的回報，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的禁入地帶。
二是跨國公司的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國獲得成功並廣為人知的全是實業投資型企業。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被稱為「門口的野蠻人」的國際金融資本開始躍躍欲試。然而，由於中國匯率制度的獨立性，它們很難找到切入的機會。1998年，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對香港的狙擊被證明是一次失敗的試驗。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了對中國的業務布局。就在2001年前後，滙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之前已經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資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這年10月，創刊不久的《經濟觀察報》披露一條新聞：早在6年前，摩根士丹利就與中國建設銀行等組建了「迄今為止本土唯一和最優秀的一家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並持有35%的股份。105過去幾年裡，幾乎所有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的資本重組都與中金有關，它分別為中國電信、中國石油以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在國際資本市場共融資190.8億美元，協助中國電信以93億美元收購江蘇、福建、河南及海南四省移動通信資產，作為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電信增發股票募集資金20億美元，還為國家電力公司和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發行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債券。這些業務為中金贏得2000年亞太地區新股發行業務方面排名第一的榮譽。2001年10月，中國首次允許外資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在第一次招標會上，摩根士丹利獨家獲得價值10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這些不良資產分布在全國18個省市，涉及地產、紡織、冶金、醫藥等行業的254個公司和工廠，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很顯然，這些不良資產是「國退民進」戰略產生的剩餘價值。《經濟觀察報》記者寫道：「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國企業海內外融資的巨大利潤的同時，也遭到無數同行的羨慕和嫉妒……為什麼是摩根士丹利？為什麼是35%？據見證過當年合資全過程的人回憶，中國資本市場的准入並沒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規定，實質性的門檻在於政策審批『紅線』。像當年大多數合資企業一樣，只不過資本市場的開放更敏感更謹慎一些。也許是合資方更努力更積極一些吧。過來人也並不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106
三是跨國企業的獨資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過去的很多年裡，外資辦廠都要在國內有一個合資的夥伴，譬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在各地的灌裝廠都必須與國營糧油公司合資，寶潔的合作對象則被規定為地方國營的日化工廠。如今這個限制逐漸取消，一些已經合資的跨國企業自以為立足已穩，於是便通過各種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資人。這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體證實，「在中國設立的50家松下合資企業都將謀求獨資」。生產手機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也做出了這樣的決策。9月，摩托羅拉第一次把全球董事會選在北京舉行，它在中國的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9%，而獲得的回報卻達到總利潤的17%。董事會決定在未來5年內對中國的投資增加到100億美元，同時，董事們認定「獨資是中國入世後合資公司的一個自然選擇」。當時該公司在中國的最大合資企業是浙江的東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長施繼興提出，要麼中方出讓股份，要麼美方退出合資。施繼興選擇了第二方案，摩托羅拉隨即退出並停止了一切技術支持。獨資行動更為堅決並不惜與中方「兵戎相見」的還有百事可樂。百事當時在中國已經設立了15家合資灌裝廠，這年9月，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在山東成立獨資公司，宣布將青島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此前百事已經在山東成立了合資工廠，兩家百事公司針對青島市場展開了價格戰，一時間讓外界看得一頭霧水。百事還試圖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談判不合的情況下，美方宣布大幅提高濃縮液價格，並不批准四川百事生產更多牌子的飲料。美方的強勢和野蠻引起了中方合資灌裝廠的集體反抗和抵制。2002年3月，美方宣布解聘「抵制聯盟」的領頭人、上海百事中方總經理陳秋芳。7月，15家灌裝廠中的14家在成都召開新聞發布會，聯合指責百事公司。一個月後，美國百事可樂公司以審計不成為由，向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法院提出與成都的中方合作者解除合作的請求，此案被稱為「中國加入WTO第一仲裁案」。瑞典法庭最終以不構成根本違約的「不配合檢查」和「跨區銷售」，裁決終止商標許可合同和濃縮液供應協議，百事完勝。我國《合同法》主起草人梁慧星教授認為，「百事仲裁風波」實質是跨國資本趁中國加入WTO之際，利用中國法律和管理出現真空，加速進行掠奪性擴張。這一風波還有一個值得記錄的後續細節是，時隔5年後的2006年4月，曾經參與本案併力主向瑞典法庭仲裁的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王生長因涉嫌經濟問題被捕。新華社在報道中認定，「王生長私分國有財產並涉嫌受賄，其在百事仲裁風波中所發揮的作用遭受質疑」。百事中國公司對此「不予評論」。107
在跨國資本不斷滲透、國有資本強勢重組的同時，「第三力量」民營資本看上去像一個棋局之外的旁觀者。在這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上，不同性質的資本之間的博弈一直是困擾和推進中國經濟起伏的主要因素。隨着中國加入WTO，三大資本集團的博弈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兩大強勢資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組上達成了新的共識，在眾多的競爭性市場獲得極大成功的民營資本則越來越被邊緣化了。只有極少數的人獲得了象徵性的成功。這一年，至少有三個人在一向不對民營資本開放的領域取得了突破。
第一個是著名的四川劉家兄弟的老三劉永好。
5月，劉永好宣布持有民生銀行7.98%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因為在金融領域的豐厚斬獲，劉家兄弟在年底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重返「首富」寶座。民生銀行創建於改革氣氛空前濃烈的1996年。在當時的全國工商聯主席、老資格的金融專家經叔平的倡議下，國務院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生銀行。經叔平出任董事長，發起的股東中包括幾個加入全國工商聯的知名民營企業家，其中，出任副主席的劉永好出資865萬元成為第一批股東單位。就這樣，在國有銀行全面壟斷的金融領域，民生銀行背靠半官方色彩的全國工商聯得以出世，它固然弱小，卻是唯一試驗性質的、產權清晰的商業銀行。在後來幾年裡，宏觀形勢動盪，民生銀行效益起伏頗大，股東幾進幾出。眼光遠大的劉永好卻堅持不懈地收購着民生銀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悄然上升。2000年11月，民生銀行獲准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其獨特身份引來資本市場的追捧，申購新股凍結資金超過4000億元，創下當時的全國紀錄。劉家兄弟當年靠養鵪鶉起家，靠生產飼料致富，如今又因特殊機緣曲折進入金融領域，自然引來人們無窮的羨慕與猜想。與劉永好一樣，同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或常委）、靠民生銀行的改革效應而進入金融領域的民營企業家還有東方集團的張宏偉和泛海集團的盧志強等人。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劉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張、盧則分列第24位和第36位。
如果說劉永好等人是因「改革示範」而巧入壟斷之局的話，那麼，吳鷹和他的小靈通則得益於國有壟斷企業之間的內戰。同樣是在這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吳鷹名列第19位。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隨着手機的普及，移動通信產業空前興旺，而控制這個市場的是兩大移動服務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它們賺得盆滿缽滿，相對而言，過去的行業老大中國電信則因為只能從事固定電話業務而無法分到一杯羹。就在這樣的時候，曾經在著名的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中國留學生吳鷹看到了切入的商機。他把一項由日本人發明的PHS（流動市話）無線技術引入了中國。這種技術可利用已有的固定電話網、以無線接入的方式提供無線通信服務。它最大的弱點是信號很差，有時候在房屋內甚至收聽不暢，因此在發明地日本，這是一個被放棄的邊緣性技術。可是在中國，它卻成了中國電信的「救命稻草」，因為有了這個技術，就可以曲線進入移動電信市場，而兩大移動服務商高昂的通話服務費用，無疑為中國電信的進入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間。
吳鷹成立的UT斯達康公司成了PHS項目的設備供應商，他為這款手機起名叫「小靈通」。1997年12月，第一個「小靈通」無線市話試點在浙江省餘杭市開通。當地消費者被告知，小靈通的通話費是3分鐘0.2元，而中國移動或中國聯通的GSM手機是1分鐘0.5元，價差7.5倍，再加上小靈通接來電不收費，同樣一通電話，小靈通和GSM之間價差在10倍左右。僅僅3個月，餘杭的小靈通用戶數就趕上了移動和聯通用戶的總和。小靈通很快在浙江全境普及，並迅速被中國電信視為分搶移動業務的「唯一法寶」。
▲小靈通
就這樣，一項邊緣技術意外地在中國引爆了一場壟斷企業之間的電信大戰。中國電信在全國上百個城市同時推廣小靈通，而各地的移動服務商則一面狙擊小靈通的進入，一面不斷緊急上告信息產業部。後者左右為難，一會兒宣布「小靈通是落後的技術，在全國範圍內要限制發展」，一會兒又宣稱「經過調查，小靈通是固定電話的補充和延伸，有條件地允許中國電信從事該業務」。最轟動一時的新聞發生在2000年甘肅省蘭州市，蘭州電信給小靈通放了一個「6」字頭的局號，而蘭州的中國移動公司不承認這個「沒有經過信息產業部批准的號碼」，拒絕讓它進入移動網。而一向牛氣的蘭州電信一氣之下乾脆斷了整個移動網與電信固定網的聯繫，使幾十萬用戶在數十小時內手機與固定電話無法聯繫，因此釀成了一起讓人啼笑皆非的重大事故。到2001年，除了北京、上海等極少數大城市外，小靈通業務全線開通，用戶超過6000萬。
中國電信對小靈通的強勢推廣，自然讓設備供應商UT斯達康獲得驚人的成長。2000年3月3日，UT斯達康公司在美國上市。在此後的連續17個季度里，公司繪出了一道完美的成長曲線，其業績表現超過了華爾街的預期，即便是在納斯達克股災期間，它的股價也從來沒有低於每股20美元，是表現最為優異的中國股。2002年，UT斯達康市值高達260億元。一臉切·格瓦拉式絡腮鬍子的吳鷹被視為傳奇式的CEO，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新銳人物」和「2001年中國十大最具人氣企業家」，美國《商業周刊》還曾將他選為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亞洲50位明星」之一。108
第三個值得記錄的人是李書福，這個草根型的企業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許可證。
這年11月9日，國家經貿委發布了第六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一款名為「吉利JL6360」的陌生車型榜上有名。在汽車史上，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為吉利的出現意味着民營資本造汽車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讀成中國加入WTO後的重大產業開放新聞。不過，這一天距離跨國資本被允許進入中國汽車業已經過去了整整23年。
吉利汽車的主人是38歲的浙江台州人李書福，他造汽車有三個「先天不足」：只有1億元左右的自有資金，沒有任何汽車業的經驗和積累，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這麼一個門外莽漢，最終撬開了死死關閉着的鐵門。
1982年，高中畢業的李書福向父親要了120元買了一架照相機，在台州街頭巷尾為路人拍照賺錢。這是一個血液里流淌着豪賭基因的人。他曾回憶說：「小時候我賭過錢，比方說贏了1塊錢，全放下，變4塊了，全放下，變8塊了，再全放下，變16塊。有些人贏了1塊錢，就收回5毛，他贏的錢明顯比我少得多。但我這種弄法，可能最後一次全沒有了，一分也不剩。」109就如同他描述的，後來的20多年裡，李書福每次都把他賺的錢「全放下」，賭到一個行業里。他拍照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開了一家照相館，再多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辦了一個冰箱配件廠，又賺到錢了，兩年後他索性辦起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冰箱廠竟然還是很賺錢，他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千萬富翁。可就在這時，發生了1989年的宏觀調控，政治氣氛空前緊張，私營經濟遭遇寒流，一些業主紛紛把工廠上繳給了「集體」。李書福一緊張，也把車間、庫存、土地連同工廠的存摺都交了出去，他帶了上千萬元的現金跑到深圳大學去「進修」了。
躲過了一陣風頭後，李書福又回到台州繼續「放下」。1993年，他決心要造摩托車。當時沿海農村已經富裕起來，摩托車不僅成為年輕人追逐時髦的標誌，還是貨物短途運輸最好的工具。李書福一點也沒有做摩托車的經驗，不過，他天生就是繞開紅燈走的天才。沒有技術，就四處挖人，沒有圖紙，就拆了別人的車子依葫蘆畫瓢。最要緊的是沒有許可證，他跑到北京機械部的摩托車管理處，愣頭愣腦地問，「我們想生產摩托車，是不是你這裡批的？」被問的官員反問他，「你知道國家產業政策不？」李書福答，「報紙上登過。」官員笑了，「看見了不就行了嘛，你還來幹什麼呢？」李書福摸摸頭皮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第一次「跑部」110就碰壁，不過還是沒有難住李書福，他很快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國有摩托車廠，花錢「買」了一張許可證。李書福在摩托車上的成功源於他的「仿製才能」。當時台灣的光陽公司剛剛生產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車，很受女性騎士的歡迎，李書福當即把它引了進來，成了大陸第一家生產該款摩托車的廠家。
吉利摩托車的成功，讓李書福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1997年，這個不安分的台州人突發奇想，宣布要造汽車。當時中國的汽車產業可用八個字來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宏觀來看，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央政府試圖啟動內需市場，汽車與房地產成了新的消費熱點。從這一年起，家用轎車的擁有量連年翻番。眾多專家紛紛預言，中國的家用轎車時代已經到來了。與此相關的是，汽車行業的暴利現象已昭然若揭。有人將中國與美國的轎車價格進行比較，同等性能的大眾甲殼蟲，中國的售價是美國的3.36倍，別克的售價比是2.36倍，豐田花冠的售價比是2.80倍。讓人吃驚的暴利，無疑意味着汽車行業有着巨大的成長空間。就產業現狀來看，卻是一派讓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1978年國門洞開之時，跨國汽車公司就被獲准涉足中國汽車製造業，德國大眾，美國通用，法國標緻，日本豐田、三菱及日產等紛紛選點設廠，中國民族汽車產業原有的紅旗牌及上海牌相繼被巧妙地消滅。新華社記者、知名汽車觀察家李安定曾用「百病纏身」來形容國內的汽車工業：投資分散，開發能力差，生產成本高，銷售服務體系近乎原始。他斷言，如果汽車業不能通過巨額資金的籌集來完成結構調整和重組，全軍覆沒絕非危言聳聽。在這種大環境中，李書福貿然闖入，自是無人喝彩。
李書福當時擁有的資金是1億元左右，他大了膽子對外宣稱「投入5億元」，可是，即便是5億元這個「大數字」，在汽車業界聽來也是很可笑的。與李書福同省的另一個著名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的魯冠球當時也有造車夢想，他在汽車配件業已浸淫30年，一直渴望打通產業環節，造出中國轎車。在蕭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張汽車風景畫掛在醒目的牆壁上，日日視之，夜夜思之。當聽說名不見經傳的台州李書福要造汽車時，他大吃一驚，然後很老實地說，「造車一要政府許可支持，二要上百億元的資金，萬向還沒有準備好」。李書福也沒有準備好，不過，他覺得造汽車很容易。在一次採訪中，他輕描淡寫地說：「汽車不就是摩托車再加兩個輪子嗎？」事實上，他也正是用造摩托車的方式來造汽車。跟以往一樣，他先選中了一個仿製的對象，那就是當時國內銷售最好的低價轎車天津夏利，設計師是廠里幾個手藝高超的鈑金工，第一批轎車是用手工一榔頭一榔頭地敲打出來的，它的正式圖紙在投入批量生產的幾年後才被專業人員補齊。
民營企業造車最大的障礙還是政府許可，李書福依然尋求「變通」。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車許可證來自四川德陽的一家監獄。該監獄下屬有一家汽車廠，李書福注資取得了70%的股權，然後取了一個跟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商美國波音完全類似的廠名「四川波音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廠名叫波音，車型像夏利，車價僅如一輛高檔豐田摩托車，1998年8月8日，李書福造出的第一款汽車「吉利豪情」正式下線。他擺宴100桌，向全國官員及經銷商發出700張請柬，結果只來了一個浙江省的副省長，90多桌菜餚受到冷落。
李書福長相敦厚，塌鼻細眼，十足的草根氣質。在一開始，他就被媒體渲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堂·吉訶德似的、隨時有可能被強大體制吞沒的悲情英雄，而李書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這樣的形象塑造，他是一個天生的本色演員。有一年，他參加一個頒獎晚會，電視台直播，輪到獲獎人李書福上台了，他走路的動作明顯放慢，好像是電影裡的慢動作。主持人很好奇，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一臉茫然地說，是他們（導演）讓我走得慢一點的。此言一出，滿場莞爾。李書福的草根與看似木訥為他贏得了國內傳媒的同情與好感。然而，在汽車界他卻展現出賭性十足與殺氣沖天的性情。吉利豪情一面市，就以超低的價格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
▲李書福和他的吉利車
當時中國的轎車定價大多在每輛10萬元以上，最便宜的天津夏利售價每輛近9萬元，而吉利豪情的價格僅為每輛5.8萬元。有媒體詢問：「消費者都在問，每輛5.8萬元的轎車能開嗎？」李書福聽到這個問題很高興，他反問記者：「那就是說，如果能開，消費者就都肯買嗎？」吉利的入局讓汽車業界頭痛不已。在之前，各廠家的日子非常紅火，轎車價格堅挺而上揚。「豪情」一出現，像一隻土製的秤砣把上揚的漲價箭頭一把拉下。李書福的競爭戰略就只有很簡單的一條：「做中國最便宜的轎車。」為了應戰，天津夏利被迫降價，它每降一次，吉利必應聲下降，殺到最後，夏利開出每輛3.18萬元的「跳水價」，李書福馬上掛牌每輛2.99萬元。此價一出，輿論頓時譁然，業界一片寂靜。
李書福在市場上如蛟龍翻江，在政府面前卻戰戰兢兢。他的那張從監獄工廠轉來的許可證不但來路可疑，而且按嚴格規定只能生產卡車和兩廂汽車。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個合法正式的「准生證」，這成為李書福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根據國家的汽車產業政策，所有的資源及政策都將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國有汽車集團集中，吉利獲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到台州調研，專程去吉利視察。李書福當面請命：「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講到激越處，李書福說：「如果失敗的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斯言慷慨，聞者無不動容。
一直到2001年的春夏之交，李書福的「求敗呼聲」還是沒有得到回應。7月份，國家經貿委公布最新一期《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吉利上報的兩款新車還是被刷了下來。根據中國與WTO達成的入世協議，汽車製造業將有6年的保護期，在這期間，進口關稅逐級下降，進口配額將徹底取消，最後到2006年7月1日，進口關稅將降到整車為25%，零部件為10%的目標稅率。6年中，所有國有及跨國汽車公司必將完成重大的投資及重組戰略，如果吉利連「准生證」都拿不到，就更談不上參與競爭了。《中國企業家》在一篇題為《生死李書福》的封面報道中寫道：「對那次《公告》，李書福寄託了太多太多的期望。但是，當別人在《公告》刊出當天告訴他，吉利被排除在目錄之外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