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7章
吳曉波
在企業史上，任正非不是第一個寫檢討和自省文字的企業家，瀋陽飛龍的姜偉、山東三株的吳炳新等人都曾在企業危機爆發的時候有過同樣的舉措，不過，任正非卻是第一個在企業還處在高速成長時期就發出「紅色警報」的人。他的警告見到了成效，2001年的全球電信產業果然出現驚天大滑坡，華為的全球對手美國思科業務嚴重下滑，全年僅報廢的庫存就高達22億美元，思科股票大跌，被迫裁員8500人，董事長錢伯斯把自己的底薪降到1美元。在這樣的逆境中，及時調整、「穿上了過冬棉衣」的華為卻完成了255億元的銷售額，實現利潤27億元。
正是在2001年的驚濤駭浪中，23年前那個忐忑不安的解放軍代表、14年前那個潦倒的創業者任正非完成了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
2002中國製造
在飛臨中國第50次以後，我現在成了中國經濟繁榮論的最積極的鼓吹者。
——大前研一，2002年
《經濟學人》在1979年做出的那個預言終於在23年後變成了現實。1142002年年初，美國零售業巨子沃爾瑪決定把它的亞洲採購中心從香港搬到深圳的羅湖區，中國區總裁張嘉聲對記者說，「我們找到了最大的賣家」。在不久前《財富》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沃爾瑪以2198億美元營業收入名列第一，這也是歷史上服務業公司第一次成為500強的老大。沃爾瑪本年度在中國的採購商品總額為12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總額。根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計算，「沃爾瑪若是一個國家，將成為中國第六大商品輸出國和第八大貿易夥伴。」
開始於1998年前後的「中國製造」浪潮在這一年活力四射，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終於向全世界發威。在5月份舉辦的韓日世界盃足球賽上，中國足球隊顆粒無收，中國商品卻出盡風頭。江蘇揚州的玩具工廠製造了30萬隻世界盃吉祥物，浙江義烏的服飾公司生產了225萬面球迷吶喊旗和數十萬件「球迷假髮」，福建的工廠則提供了上百萬件球迷服、護腕及足球襪等。中國國家統計局在8月16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稱，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仍然在製造業，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製造業的成長，製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維持在40%左右。
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一份題為《中國科技發展報告》的綜合報告勾勒了「中國製造」的輪廓：初步估計，我國已有上百種製造產品的產量在世界上居首位。自1990年起，中國內地吸收投資2300億美元，占亞洲總額的45%，其中製造業是最重要的投資領域，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生產國，「中國製造」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在區域結構上，「中國製造」形成了環渤海灣、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世界級的製造中心。三大區域的人口總數占全國總人口的35.45%，國土面積不到全國的10%，卻創造了57%的國內生產總值和66%的工業總產值；而在對外貿易方面更是占據全國85%以上的份額，外資的利用也接近全國利用外資的八成。在出口企業群體中，小型企業在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產值方面，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則相差無幾。報告分析認為：「國有大型企業能夠更好體現製造業規模化生產的優勢，但上升空間有限；而小型企業中，新興的民營製造企業代表製造業新生力量，近年發展迅速，是『中國製造』崛起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今後發展的主要動力。」
也是從這年開始，一個真實的笑話開始以各種版本流傳起來：很多人出國旅遊買回一大堆紀念品和時髦的商品，回到家裡後扒開商標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笑話背後，卻洋溢着一種特別的自豪。《中國經營報》在一篇述評中寫道：「中國製造是2002年的某一夜冒出來的新名詞，或者說它是一個老詞，但在2002年被一下子激活，並賦予了新意：在世界經濟發展萎靡不振的前提下，中國經濟欣欣向榮，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比較優勢等多種原因，使世界越來越感到了中國的存在和力量。」該報繼而用十分驕傲的口吻說：「正如大國的興衰印證的是製造業的興衰一樣，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大不列顛到當今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利堅，從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到創造東亞奇蹟的日本，無一例外。即使是後來的東亞『四小龍』，也莫不以製造業為發展的開路先鋒。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把製造業這個機會涌到了中國的門前。」115
這樣的評論鏗鏘有力，不過卻只觀察到了事實的一半，中國公眾及輿論對「中國製造」的深度認識還有待時日。事實上，從一開始，「中國製造」的全部優勢就在於價格的低廉。廣東格蘭仕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微波爐的專業工廠，它的廠區綿延3公里。到2002年，格蘭仕的產量突破1200萬台，占到全球市場份額的1/3。主管營銷的副總裁俞堯昌在媒體上撰文說：「我們的唯一秘訣就是將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發揮到極致。」他講述了一個打敗國外企業的故事：微波爐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變壓器，日本產品的價格是20多美元，歐美的企業是30多美元，在日貨衝擊面前，歐美企業痛苦不已。格蘭仕就和美國企業談判：把機器拿給我做，按美方現在的產量我一台給你8美元。美國人很痛快地就把生產線搬過來了。由于格蘭仕員工工資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時「三班倒」，因此一周里，只有一至兩天為美國人生產，其餘時間幾乎在享用免費的晚餐，所以，格蘭仕橫掃國內市場。在國際上，它的低價戰略很快把變壓器也逼成了日本人的雞肋。格蘭仕又去找日本人談判：我每台給你5美元，你把生產線也租賃給我吧。就這樣，多國的生產線匯集順德，格蘭仕因此奠定了「微波爐世界工廠」的龍頭地位。
如果說格蘭仕的故事很生動地說明了「中國製造」在成本上的優勢來源，那麼芭比娃娃的故事則能顯示中國商品在價值鏈上的地位。「芭比」是迪士尼公司最熱銷的兒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個國家銷售，其最主要的製造基地在中國。一個在北美市場零售價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國工廠的離岸價為1美元，這1美元里包括了製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潤以及各項稅收。
中國在外貿和內需兩大市場的「雙引擎」啟動，讓宏觀經濟展現出多年未見的繁榮景象，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霾已經散去，加入WTO後的「中國產業崩潰論」也不攻自破，連一向對中國經濟不甚看好的人士也不得不改變觀點。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經是「中國崩盤論」的提出者之一，在這年新出版的《中國衝擊》（China
Impact）一書中，他承認：「在飛臨中國第50次以後，我現在成了中國經濟繁榮論的最積極的鼓吹者。未來10年，世界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處。」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在這年訪問中國時，對中央電視台記者說：「說實話，我特別羨慕你們，日本遲遲不能解決通貨膨脹的經濟問題，而中國經濟卻能夠連續幾年保持8%以上的增長，我除了羨慕，還是羨慕。」
任何人讀了下面的數據都會像橋本龍太郎一樣羨慕中國：2002年，3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落戶，吸引外資5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全年的國內民間投資增長幅度達到18%，是上年增速的兩倍，在浙江、廣東等省份，民間投資占到全省社會投資總額的60%；外貿出口的增長超過20%。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960美元，逼近1000美元，這標誌着「中國社會已經走過溫飽階段，初步實現了小康」。在今年，中國被越來越多的溢美之詞包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中國可以被稱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模式或者範例。」《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是：「中國正在成為亞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經濟學人》雜誌則用數據說話：「在1995～2002年的全球增長中，美國只貢獻了20%，而中國的比例是25%。」
在宏觀經濟陽光明媚的同時，企業界卻發生了一連串令人驚心動魄的公司風波——李經緯被趕出健力寶，顧雛軍得手科龍，仰融出走華晨，春蘭改制擱淺。這些發生在2002年的事件看上去情節各有曲折，內幕雲纏霧繞，而其實質都與實施了4年多的產權清晰化運動有關。
以產權變革為主要手段的「國退民進」戰略進入了最後的「收官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二年年初將進行中央及省市各級政府的換屆，而國有企業的扭虧比例顯然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標之一。因此，儘快將陷入虧損困境的國有及集體企業出售成為一個具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意義的改革任務。到年底，工作的成效是顯著的，江蘇的蘇南及浙江的紹興和寧波，原本是東南沿海最著名的集體經濟地帶，如今，民營企業的比重都已超過了90%，數以十萬計的集體經濟經營者一夜之間變身為千萬乃至億萬富豪。然而，就在這股進退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與企業家對企業產權的處置發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導致了致命的危機。
1月9日，健力寶的李經緯與三水市市長冷冷地相向而坐。自1998年以來，他們已經因健力寶產權的分歧而勢同水火。上年7月，市政府為健力寶召開了轉制工作聯席會議，市委、市政府領導全數到齊，與會的官員依次表態，結果90%的人主張賣掉健力寶，並且不能賣給李經緯團隊。
在一開始，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險些成為健力寶的新主人。在那次關鍵性的聯席會議後的第三個月，李經緯被通知去參加一個晚宴。就在宴席上，一個名叫魏成輝的新加坡商人被介紹給了李經緯，市長開宗明義地說，政府已選中魏先生的公司來購買健力寶。李經緯聞言，如驚雷轟頂，憤懣之情可以想見。第二天，在內部的工作餐上，他突然失去控制地說出了粗話：「他媽的，市里要賣股，我一點都不知道，就只通知我一起吃個飯。」更讓他不堪的是，政府拒絕以4.5億元的價格將健力寶賣給他的團隊，卻接受了新加坡人3.8億元的開價，而在草簽的協議中，號稱「中國第一飲料品牌」的健力寶商標的評估價值居然為零。
李經緯無法理解為什麼政府寧可把企業賣給素不相識的外國公司，也不賣給一手將企業創建起來、為此嘔心瀝血了一輩子而且還願意出更高價格的自己。在他的幕後策動下，國內媒體聞風而動，一時間「健力寶被無情賤賣」、「中國第一民族品牌旗幟被砍」等輿論鋪天蓋地，其間夾雜的激動情緒顯然讓三水政府難以招架，而健力寶則一方面向外宣稱，願以4.5億元的價格「贖身」健力寶。李經緯的對抗姿態和洶湧而來的輿論攻勢，把本來就缺少公關應對能力的三水政府逼到了一個萬分尷尬的牆角。一位官員後來大為光火地說：「媒體的提前介入打亂了我們的計劃，使我們完全陷入被動的地步。」新加坡方案很快就流產了，而三水政府也找不到合適的「國內買家」。就這樣，市長與李經緯再次開會對話。在社會輿論上頗占上風的李經緯以指斥的口吻問市長：「為什麼完全拋開健力寶創業團隊，一意要將健力寶對外出售，為什麼不讓我們買回來？！」市長當即表態：「要買可以，我給你們一個星期的時間。」
▲李經緯
眼看着峰迴路轉，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周里，冒出來一個28歲的資本庄家張海。他提出按李經緯的出價收購，而出面的公司將是一家名叫浙江國際投資信託公司（浙江國投）的國有企業。正憋着一肚子氣的三水官員如遇曠世知音，1月14日，就在承諾「一周內籌足錢就賣給經營團隊」的第六天，正在四處籌措資金的李經緯突然被緊急召到市政府。他的屁股還沒有坐到椅子上，市長就開口通知他：「這事已經定了，我們現在決定把健力寶賣給浙江國投。」第二天，在三水的健力寶山莊，一場倉促籌備的簽約儀式在眾目睽睽下舉行了。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國投轉讓健力寶75%的股份，作價3.38億元。在儀式上，功敗垂成的李經緯如一匹被棄的老馬，默默地坐在會場的一角，一臉難掩的落寞神情。第二天，他「含淚仰天，不發一語」的照片被刊登在國內所有的新聞網站和財經媒體上，觀者無不為之動容。此照堪稱30年企業史上最悲情的一張企業家照片。
李經緯的噩運還沒有到頭。在簽約儀式後的第九天，他在家中突發腦溢血，親屬急撥120送廣州空軍醫院急救，醫生立即為李經緯施行腦內血腫碎吸排空術，把腦內的積血全部抽出。自此，他再沒有離開過病房。舉國之內，對他的同情之聲四起。10月中旬，病榻上的李經緯收到一紙通知，廣東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通過決定，以涉嫌貪污為罪名罷免了他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檢察院的立案案由是：「身為受國家機關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無視國家法律，夥同他人利用職務之便，以購買人壽保險的形式，侵吞國有財產331.88萬元。」李經緯團隊中的四位副總裁三人相繼被雙規、拘捕，一人「出逃」國外。
至此，撲朔迷離、一波三折的健力寶產權交易事件，以李經緯的涉嫌犯罪而塵埃落定。無論如何，沒有人願意去同情一個貪污犯。健力寶自此元氣大傷，2004年，張海因經營不善被免職，企業一度瀕臨停產。2007年，健力寶再度易主給台灣統一集團，當年的「中國第一飲料企業」此時已淪為二流公司。讓人難解的是，李經緯一直以戴罪之身被「限制居住」在醫院中，檢察院從未對其正式提起訴訟。
客觀而言，在健力寶風波中，地方政府並沒有搞垮企業的意圖，官員們放棄李經緯團隊，選擇「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擔心經營層上下其手，難以控制；二是為了避嫌，害怕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國退民進」在各地實施過程中，始終只有戰略而沒有具體的法規依據，確實存在私相授受的現象，有很多企業通過暗箱操作的方式實現了產權的私有化。因此，有些政府官員害怕承擔相關責任，出於避嫌考慮，寧可把企業賣給人際關係較為單純的外來者。正是在這種「制度缺陷」的前提下，對現有經營者的強勢排除，與對外來力量的盲目信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業家們被無情地阻擋在他們開創的事業殿堂之外，所謂的資本掮客們則得以輕易地從小門從容進出。在與這些嫻熟的「門外的野蠻人」的過招中，地方政府表現出了易於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我們看到了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如果說，地方官員在健力寶風波中展現了猜疑和意氣用事的一面，那麼同樣發生在華南的科龍事件則透露出另外的一種介入思路。這年1月，一個叫顧雛軍的人突然成為科龍的新主人。
自從1998年年底，創辦人潘寧以「莫須有」的理由突然「辭職」之後，這家中國家電業最具高科技特質、效益最好的企業從此陷入了神秘的動盪之中。潘寧離去後，接替他的是多年助手王國端。王國端就任一年半後又宣布「辭職」，容桂鎮鎮長徐鐵峰拍馬上陣，親自出任科龍總裁。在開放之風頗盛的華南地區，由鎮政府正職官員轉任轄內最大企業總裁，此前並無先例。此人事更迭激起一片驚呼，或許也是從這種非同尋常的舉動中，媒體嗅出了科龍事件的戲劇性。2000年，科龍報虧6.78億元。對於這家已經8年穩居中國冰箱行業老大的明星公司而言，巨額虧損無疑是向市場投擲了一顆大炸彈，市場對此的反應幾乎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
根據公開的解釋，科龍虧損是經營不善所造成的。可是，從1997年開始，科龍的贏利能力每年都保持在6億元以上。1999年，淨利潤為6.3億元，冰箱產量達到創紀錄的265萬台，實現銷售總額58億元。但是，這樣的科龍怎麼會在來年掉頭虧掉將近7億元，一來一去將近14億元的反差如何說得清楚？從財務的角度分析，科龍虧損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是，市場突發重大惡性事件，銷售急劇萎縮，因運營成本過大，造成巨額虧空。事實上，這種狀況在當時並沒有發生。第二種可能是，應收款過大，巨大的呆壞賬，形成財務黑洞。曾全面主管科龍營銷的屈雲波披露說：「2000年我上任時，科龍拖欠廣告費2億多元。我來之前，科龍的最高應收賬款是12個億，我剛上任時是七八個億。而到我2001年年底離去時，廣告費只剩下幾千萬了，賬面上還有2個億的應收賬款，應在正常範圍之內。」如果是這樣，也就是說，儘管在2000年前後公司的應收款項驚人，最終卻並沒有形成壞賬。
最後一種可能就是，大股東有轉移資產的嫌疑。在潘寧創建科龍品牌之後，其上級一直存在着一個「容聲集團」，它是科龍電器的大股東，受政府委託管理集體資產。儘管科龍先後在香港和深圳上市，成為一家公眾公司，但是真正握有資產權的容聲集團始終隱身其後。科龍與大股東之間的資產狀況究竟如何，外界儘管存在種種猜測，但是從來沒有得到過清晰的交代。有專家大膽地推測：國有股東在否決了潘寧的改制方案後，採取了「轉移資產」的方式從科龍電器退出，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科龍電器被徹底「掏空」和「消耗而空」。116
2001年10月31日，全國各大媒體的財經記者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得到一條消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格林柯爾公司成為製冷家電龍頭企業科龍的第一大股東。格林柯爾以5.6億元收購科龍電器20.6%的股權（後來這個金額降至3.48億元）。
顧雛軍是一個經歷很可疑的企業家。他30歲時曾經「發明」了一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顧氏」熱力循環理論，號稱能夠生產節能型空調，潘寧還曾專門派人探詢此技術的可行性。1991年，他在惠州辦了一家空調工廠，廣告自稱是「目前世界上耗電最省的家用空調器」，後來被技術監督局認定質量不合格，硬是把廠子給查封了。然後他接着在天津新建了一家無氟製冷劑工廠，名字是「格林柯爾」。2000年，格林柯爾在香港創業板上市。上市第一年，格林柯爾就宣布實現利潤2.69億元，營業收入在過去三年裡增長了3300倍，名列香港創業板贏利第一。在2001年的年報中，公司宣布實現營業收入5.16億元，毛利4.1億元，淨利潤3.4億元，以嚴謹的財務分析著稱的《財經》雜誌宣稱，「其收入簡直是一個無法達到的數字」。《21世紀經濟報道》則爆料，格林柯爾的所謂業績來自大量的虛假合同，「它的故事的核心就是到處簽虛假訂單，假訂單多得可以用麻袋裝」。就是這麼一個環繞着眾多灰色光環的企業家走進了大霧中的科龍。據《顧雛軍調查》117作者陳磊引用一位曾任科龍電器董事會秘書的知情人的話，顧雛軍與政府談判的重要籌碼，正是科龍電器與母公司容聲集團之間藏於賬面之下的大量關聯交易，「顧雛軍向政府表示，如果讓他收購，容聲集團欠科龍的錢，就可以不用還了」。
顧雛軍後來也詳細地回憶了收購科龍前後的情形：「2001年9月27日簽約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可能虧損1個億，到11月底，告訴我們虧損可能超過6億元。當時我們大吃一驚，而簽的協議已經公告，這種情況下，我們回去開了一個會，最後得出的結論，科龍的成本控制是有大問題的，如果做得很嚴格，贏利是有可能的。我2002年1月進入科龍，3月份的時候審計報告出來，科龍竟虧損15億元，開始報告是18億元，我們擔心那麼大的虧損會讓債權銀行失去信心，就決定通過購併收回了3個億。大概有半年到8個月的時間，銀行對科龍都是只收不貸。」
在顧雛軍接手後的2002年4月，科龍電器按慣例公布年報，儘管市場對其業績表現不抱幻想，可是聽到的數據還是讓人從凳子上跳了起來：在上年度虧損6億多元的基礎上，公司年度繼續報虧15.55億元，兩年連續虧掉22億元，創下中國家電上市公司之最。由這些數據和回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顧雛軍得到的科龍是一具已經被掏空的虛弱軀體。在顧雛軍入主之後，科龍出現過短暫的復興，但很快，隨着顧雛軍展開瘋狂的購併風暴，科龍資金再度被大量挪用。2005年，科龍出現36.93億元的巨額虧損，一舉刷新了當年度內地上市公司虧損紀錄；牽涉93宗訴訟官司，數目之多也創下近年來內地上市公司涉案之最，公司的淨資產則為-10.90億元。一家曾經最被看好的家電企業在隱晦的產權遊戲中成了犧牲品。與潘寧有過交往的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發表評論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因為它沒有及時改制。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並完成產權改革，否則顧雛軍就沒有入主的機會。」他在一篇題為《可惜了，科龍》的專欄文章中寫道：「讀科龍的報道，被一個問題折磨：要是還由創業老總潘寧那一代人領導，科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嗎？知道歷史不容假設，可忍不住就要那樣想……科龍的結局似乎是時也，運也，命也。欲哭無淚。」118
這些產權醜聞在各地此起彼伏地引爆，在當時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一個值得記取的事實是，在大面積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出現了「小企業易改，大企業難改，無名企業易改，知名企業難改，虧損企業易改，贏利企業難改」的景象，於是，一些贏利能力強的知名大企業的產權變革便成了難中之難。年初，一度高調操作的「春蘭改制」正式宣告擱淺。
春蘭改制有很強的標本意義。春蘭的前身是江蘇泰州一家瀕臨破產的縣辦集體企業——泰州冷氣設備廠，1985年，其資產為280萬元，負債550萬元，淨資產值為負。在陶建幸的經營下，春蘭在空調市場上異軍突起，到1994年，春蘭成為中國最大空調生產基地、世界空調七強之一。2000年，春蘭的資產規模達到120億元，淨資產80億元，成為中國家電業的翹楚。陶建幸因此與四川長虹的倪潤峰一起當選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他同時還進入黨政機關，出任中共泰州市委常委。
▲陶建幸
2000年10月，在產權改革聲浪漸起、「蘇南模式」開始大規模轉型的背景下，春蘭董事會發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國有資產的前提下，春蘭集團公司從近50億元的集體資產中切割25%，用現金按1:1的比例向經營層和萬餘名員工進行量化配股。陶建幸認為，春蘭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高調推行，引來輿論廣泛而熱烈的關注。他看上去已經考慮到了種種可能存在的隱患，比如，改制方案明確規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擔保、資助、借款等在內的任何形式幫助任何人購買公司股份。為了解決技術性問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江蘇省分行和春蘭方面達成協議，兩家銀行以股票質押方式向春蘭全體員工提供90%的貸款。為了「避嫌」，陶建幸還拒絕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層控大股的建議，而是實行「普惠制」，這也意味着他主動放棄了超過價值數億元的股份。他對《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說：「有關部門考慮過給我春蘭集團的10%股份，但我拒絕了。在春蘭拼死拼活干，真的不是為多賺錢。給我7個億，我幹什麼花呀？在我心裡，春蘭似乎是自己的。金錢對我的驅動力為零。」119
陶建幸的自信和高調，意外地讓自己成了輿論討論的焦點。有人計算說，春蘭改制將一夜之間造就上千個百萬富翁、上百個千萬富翁以及數個億萬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財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改制前，他的月薪為3500元，而根據改制方案，他估算可得5000萬元（股）左右。於是，種種質疑追蹤而來，第一個質疑是，「春蘭到底姓啥？」有人設問道，「春蘭的國有股份所占比重為75%，按照春蘭的方案，在員工購買股份時還將以1:1的比例配給職工分紅權（乾股），那麼這部分分紅權從何而來？是否意味着國有股東放棄其分紅權利而讓出了一塊？這是否存在着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第二個質疑是，「陶建幸憑什麼？」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一個享受顯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間「搖身」變成億萬富翁，跟傳統的價值判斷實在存在很大的認知落差。最後一個更大的質疑是，「春蘭效應將帶來什麼？」有人評論說，「當前中國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現之一，是一些經營者在國有企業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實現了財富的迅速膨脹。如果轉製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鋒和財富的標兵。春蘭集團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干國有企業照樣可以成為富翁。春蘭改制完成之後，中國可能出現一波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像青島海爾的張瑞敏、青島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長虹的倪潤鋒都可能成為中國21世紀歷史上的第一批資本家。」
這都是一些很難正面回答的質疑，在某種意義上，它幾乎觸及了企業改革中一直被隱晦迴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線。陶建幸的高調讓春蘭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場十分敏感的大爭論中。有的人把春蘭改制視為「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中，數量級最高的一次突破性變革」，《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寫道：「春蘭改制，全中國都凝神屏氣地關注着這件事。」而另外的意見則直指「陶建幸用幾十天時間就把春蘭給『分』了」。有媒體採訪江蘇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陳必亭，陳必亭很有技巧地回答稱：「我個人對此表示支持。」而中央有關部門官員則稱，國家並未制定可以這樣做的相應政策。一個叫張涌的經濟觀察者評論說：「春蘭改制儘管從經濟理論上講，似乎並無不妥之處，但所影響到的人數之多、錢數之多前所未見，這樣的量化，實在嚇人一跳。」
「嚇人一跳」的結果是，春蘭改制「見光而夭」。事實上，在春蘭改制新聞公之於世的時候，其員工持股計劃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改制戛然而止，春蘭方案被遞交到中央政府討論，要對其進行否決幾乎不需要太多理由。2001年年初，陶建幸被告知「這個方案還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礙，需要進行更科學、更嚴密、更合理的論證和計算，需要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集體會診」。到2002年，此方案無疾而終。自以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用力過度，棋落盤碎，空餘一地嘆息。
春蘭改制的叫停，在產權清晰化運動中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此後，那些與它情況非常類似的大型企業，如海爾、長虹及海信等的改制方案都被一一擱置。
在這場產權運動中，「可惜了」的顯然不只李經緯、潘寧和陶建幸。由於沒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規範，幾乎所有企業的產權變革都變成了一場巨大的冒險，是與非、合法與非法往往沒有清晰的界線，企業家的命運突然變得無比的兇險和莫測起來。就在這年，中國乳業的兩個傳奇人物都在自己創辦的企業中展開了產權上的探索，而其命運的差異讓人在多年後仍然唏噓不已。
10月8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改革人物特寫《鄭俊懷：造民族品牌》。文章評價這位剛剛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的企業家說：「從鄭俊懷初到伊利至今，近20年過去了，現已52歲的鄭俊懷把最好的年華貢獻給了一個企業，用心血和膽識打造出了『伊利』這一中國乳業的品牌。」1983年，伊利只是呼和浩特市政府屬下一個年利稅僅4.7萬元的回民食品廠。在鄭俊懷的經營下，伊利抓住了中國純奶市場的發展機遇，建成了當時國內最大的乳製品企業。1996年，伊利成為內蒙古最早上市的企業之一，2002年，銷售收入達到了40億元。早在1999年，鄭俊懷就試圖進行產權改革，在直接謀求產權清晰化不可能的前提下，他跟當時的很多人一樣選擇了曲線MBO的道路。他和伊利的20多名主管出資成立了一家「華世商貿公司」，相繼收購了一些國有企業所持的伊利法人股。由於鄭俊懷團隊並沒有太多的現金，因此在收購中便採取了灰色的做法，有一次，鄭俊懷將伊利公司的150萬元資金輾轉至華世公司，用這筆錢去購買伊利法人股，不久後，又將這筆錢悄悄歸還。還有一次，為了一筆1500萬元的伊利股份，他授意一家與伊利有密切業務往來的牛奶場向銀行貸款，供華世購買伊利的股票，然後，華世又以所購法人股做質押，從銀行獲得貸款歸還給牛奶場，隨後牛奶場將此款歸還銀行。這種「空手套白狼」的做法幾乎在當年是一種被普遍使用的「MBO方式」。鄭俊懷的做法看上去非常順利，並似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許。到這年，呼和浩特市國有資產管理局將所持有的國家股全部劃撥到市財政局名下，並將其中的500萬股有償轉讓給鄭俊懷團隊投資的公司——此時，華世商貿已經改名為啟元投資，後者一躍成為伊利股份的第二大股東。
就當鄭俊懷試圖曲線獲取伊利的同時，他的一個老部下牛根生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比鄭俊懷小4歲的牛根生曾跟鄭俊懷一起打拼天下，他是一個苦孩子，出生一個月就被貧困之極的父母以50元的價錢賣給了別人，他從小隨養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後來進回民食品廠當了一名洗瓶工，靠苦幹升到車間主任，1992年得到鄭俊懷賞識，擔任主管經營的副總經理。牛根生做市場有特別的狠勁，而且很會體恤人心。此人讀書不多，卻天生懂得「財散人聚，財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鄭俊懷發獎金讓他購買一輛高檔轎車，他一轉身就把這筆錢分拆成幾輛低檔車分給了部下。由於他分管伊利的市場營銷與廣告宣傳，因此在媒體上表現得十分活躍，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識鄭」。1998年，鄭、牛關係急速惡化，後者突然被免職，理由是「莫須有」。第二年，牛根生就帶着幾個舊部籌集1000萬元資金創辦蒙牛。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在呼和浩特的一個居民區里租了一間小平房作為辦公室，一共只有53平方米，月租金二百多元。蒙牛成立的時候，沒有奶源，沒有廠房，沒有市場，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在全國乳製品企業中的排名是第1116位。」牛根生有的是多年來在市場經營中積累下來的人脈和經驗。當時，全球最大的軟包裝供應商利樂公司在中國推廣「利樂枕」（那時候，國內牛奶包裝主要採用「利樂磚」和「巴氏奶」），並願意免費向牛奶工廠提供生產設備，伊利等大企業都不願冒險，唯有沒錢買生產線的牛根生敢於一試，不料想竟大獲成功。到2001年年底，蒙牛銷售收入已突破7.24億元，成為國內第四大乳製品企業。
2002年，幾乎跟鄭俊懷搞曲線MBO同一時間，牛根生也進行了股權上的創新。6月，摩根士丹利、鼎暉投資、英聯投資三家國際機構宣布投資6000萬美元入股蒙牛。三家投資商在投資的同時，還提出一個苛刻的「對賭協議」：未來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贏利複合增長率低於50%，以牛根生為首的管理層要向三家外資股東賠上7830萬股股票，或者以等值現金代價支付；如果管理層可以完成上述指標，三家外資股東會將7800萬股股票贈予牛根生團隊。牛根生「求錢若渴」，再度冒險簽字。120
▲鄭俊懷和牛根生
鄭、牛兩人的命運在此處走上了不同方向。2004年6月，鄭俊懷被舉報「侵吞國有資產」，曲線MBO的做法原本就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鄭俊懷有口難辯。在法庭之上，鄭俊懷稱，「所為一切均是為了解決管理層持股的來源問題，至今不明白我的行為已經犯法」。而審判此案的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對媒體說：「其實，華世商貿公司的股東如果是伊利整個管理層，如果他們挪用的資金，經過了伊利董事會集體研究同意批准就沒有問題。」記者問：「多大的範圍是整個管理層？如果董事會集體通過，就能挪用資金了嗎？」法院人士莫衷一是。最終，鄭俊懷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牛根生則成了一個幸運兒。又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2004年6月10日，就在鄭俊懷被舉報的同一個月，蒙牛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共募集資金13.74億港元，牛根生以1.35億美元的身價進入當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對於企業產權改革的討論將成為中國公眾社會及政商學界觀點分歧最嚴重的經濟話題。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爭議焦點，一是如何看待「國有和集體資產的嚴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國有或集體企業的經營者「贖買」。這場關於流失的爭論從1998年就隱約開始了，將在2004年出現十分火爆的激辯場面。
以香港教授郎咸平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國退民進」是一場分食國有資產的盛宴，其間出現了「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現象，改革的策略出現了嚴重的過失與扭曲。而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和同樣來自香港的張五常教授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儘管改制中存在種種灰色行為，但是改革總體的方向和積極效應是不容懷疑的。張五常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辯論道：「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麼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麼多人的。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為有這種事情就說這個國家不行。怎麼可以避免呢？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賠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企業，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比張教授更為激進的觀點是所謂的「冰棒理論」。一些專家認為國有資產就像太陽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麼它也會完全融化掉、浪費掉。這樣的論調顯然很難拿到陽光下來討論，鄭俊懷是做冰棒起家的，他就栽倒在「冰棒理論」上。
這年，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新聞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在11月15日舉行的一中全會上，胡錦濤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很多外電評論說，十六大清除了經濟改革中最後的意識形態障礙。昔日的爭論，如今都變成了常識，國內的主要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細微和複雜，這些問題無關乎哲學和意識形態的基本衝突，卻關係到實現共同目標的途徑和手段。
12月3日，在摩納哥蒙特卡洛舉行的國際展覽局第132次代表大會上，中國上海在與其他4個申辦城市的激烈角逐中一路領先，最終以54票的大比數贏得了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這是中國繼北京成功申辦奧運會之後，另一個重大的國際性勝利。世博會將在上海舉辦半年，預計吸引6000萬人觀展。無疑，這成為繼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經濟將在未來數年內持續成長的又一個醒目的指標。
這一年，中國出口國外的最大「單宗商品」，是一個叫姚明的籃球運動員。這位身高2.26米的亞洲小巨人以選秀冠軍的身份到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打球。有人替他算賬，如果他在NBA打球打到38歲，可以有2.7億～2.9億美元的收入，這還不包括他獲得的場外贊助、廣告等巨額收入。僅這一價值按當時的國際商品價值來換算，就相當於中國出口了102萬噸大米或46萬噸鋼材，或239萬台電視機，或630萬輛自行車，或98萬噸原油，或6489萬米絲綢。
在上海，最時尚而熱鬧的地方是「新天地」。它位於鬧市中心的淮海中路附近。過去的幾年裡，一個叫羅康瑞的香港商人將兩千多戶老居民遷走，卻把他們的老宅留下來，改造成形形色色的西餐館、咖啡館、酒吧、時裝店和畫廊。這是一個被掏空了的、半世笙簫的老上海。最具時尚氣質的畫家陳逸飛在這裡開出了他的「逸飛之家」，將他剛剛完成的雕塑作品《上海少女》擺在了這裡。這是一件兩米多高的青銅雕塑，一個身材細高、扭身顧盼的盤發少女，穿着無袖旗袍，坡跟尖頭拖涼鞋，右手執扇，左手手指鈎着一個鳥籠。少女的眼神中有上海少女特有的嬌嗲、時尚和空虛。夜幕降臨，各種膚色的青年男女沿着灰磚路面行走在狹窄的弄堂，兩邊是百年斑駁的石庫門舊屋，舉目全是英文招牌的弄堂、民國時代的美人月曆牌和纏綿悱惻的周璇歌聲，擦肩而過的半是碧眼金髮的西洋男女。在新天地的東南角有一幢兩層老宅，在五光十色的夜景中它顯得無比沉靜和莊重。80年前，13個年輕人在這裡集會，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懷舊，年輕人感到它很時尚，外國人感到它很『中國』，中國人感到它很洋氣。」媒體用這種充滿了錯覺感的文字介紹此地。
就在羅康瑞的「新天地」一夜喧騰的同時，在北京，一個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看中了京城東北角一片灰暗的大廠房。那是一家創辦於20世紀50年代初的老國營工廠「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因為是軍工廠，所以還有一個神秘的番號：798。121當年在這裡工作的工人都十分自豪，「誰要是問我在哪兒工作，我都說是軍工廠，其他一概保密」。從90年代初開始，798跟所有的國有企業一樣日薄西山，這個紅極一時的大院企業陷於半停產狀態，工廠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崗分流，大多數生產車間停止運行，在職人員從近兩萬人遞減到不足4000人，工廠實在沒活干，只好靠出租閒置廠房和賣地皮來賺錢。
▲上海新天地和北京798
2002年，洪晃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國政治家章士釗的外孫女、共和國前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女兒，一向有「紅門痞女」之稱。她看中798獨特的國營工廠氣息——衰敗、僵硬、與商業氣質格格不入，於是在這裡以極便宜的價格租了一個車間，當作自己的藝術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還有做藝術網站的美國人羅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後公司的模樣。在洪晃和羅伯特的鼓吹與示範下，一些前衛藝術家也先後喜歡上了這裡寬敞的空間和低廉的租金，紛紛租下一些廠房作為工作室或展示空間，798藝術家群體的「雪球」就這樣滾了起來。美國《時代周刊》將這裡評為最有文化標誌性的22個城市藝術中心之一，《紐約時報》甚至將之與紐約當代藝術家聚集區SOHO並論，就這樣，一個瀕臨死亡的國營工廠突然搖身變成了北京城最具時尚氣質的地方。798廠區內的所有車間、廠房甚至斑駁的機床、生產線等都被保留了下來，它們像一堆被摘去靈魂的軀體，藝術家們用各自的表現手法將之徹底地「波普化」。曾經縈繞在此40多年的勞動熱情、革命紀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並呈現出一種很誇張和怪異的神情。到2004年，這裡已經聚集了二百多家、來自十幾個國家的文化機構和個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決定將這裡列為「優秀近現代建築」進行保留。很多年後，當全中國的老牌國營工廠都已經被拆遷一空之後，798作為僅有的倖存者被留存下來。當然，這是一種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方式。
這年，國內最火的電影是馮小剛導演的《大腕》，這是一部盡情嘲笑新興暴富階層的賀歲喜劇片。戲中角色一本正經地說：「什麼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嗎?成功人士就是買什麼東西，都買最貴的，不買最好的，所以，我們做房地產的口號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貴。」每當演到這裡，影廳里必然會爆發出陣陣發泄式的笑聲。9月23日的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為《可憐的過剩》的中國特稿，作者哈爾·比屈（Hannah
Beech）指名道姓地描述了幾位中國富豪的生活，其文字之戲謔竟跟《大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人建造奢華俗氣的仿白宮辦公室、仿洛可可式別墅；在郊區建造別墅卻不敢打開豪華吊燈（因為害怕導致窮困的鄰居家裡跳閘）；他們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無數情人，備感孤獨，只能以養昂貴的寵物、上廟燒香和多生孩子打發生命；他們往最昂貴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樣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鰻魚、燜海藻和燉蚝……充分享受着窮奢極欲的每一分鐘。」這幅栩栩如生的、可憐的中國暴發戶的素描迅速在網上傳播，給被採訪者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它似乎印證了美國商業作家康尼夫在《大狗：富人的物種起源》中寫過的那句話：「超乎想象的財富是任何人都難以適應的。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有錢人的行為往往表現出徹底的適應不良。」122很顯然，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正在誘發一個很危險的社會病，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60%的被調查者認為，富人是通過不合法手段發財的。評論家們由此提及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那句格言，「每一筆巨大財富的背後都存在犯罪」。還有人將《福布斯》評選出的中國前50個富豪與國家稅務局公布的「私營企業納稅50強」名單進行了一個比較，結果發現重合的名字只有4個。於是，關於「富人逃稅」的話題被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
富有戲劇性的是，被當作「過街老鼠」抓出來的不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袞袞諸公，而是娛樂界的一個「大姐大」。這年夏天，自稱「億萬富姐」的著名影星劉曉慶因涉嫌偷漏稅而被拘捕。劉曉慶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女演員，她以個性潑辣和敢為敢言而聞名，流傳最廣的劉氏名言是「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名女人難上加難」。在一本題為《我的自白錄》的書中，劉曉慶說：「其實，我已擁有26家甚至還要多的企業，這些企業投資總需求量已超過50個億。我通過各種方法融資，從海外引入資金，與國內外有經驗、有實力的集團合作，在銀行借，同時，投入自己擁有的錢。」123如此招搖顯富，自然引來很大的關注。當「富人逃稅」的輿論日漸洶湧之際，她便成了最「適當」的靶子。據稅務機構調查，她創辦的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自1996年以來採取不列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虛假申報等多種手段，偷漏稅款1458.3萬元。「劉曉慶稅案」成為2002年度兼具娛樂和商業醜聞兩大特性的爆炸性新聞。年底，由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中國稅務報》和搜狐網聯手評選出的「2002年十大稅務新聞」中，此案名列第一。不過，後來發生的事實則比電影的情節還幽默。2004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此案做出判決，劉曉慶的妹夫靖軍以偷稅罪被判刑三年，而劉曉慶本人未被起訴，她已在半年前被取保出獄，並拍攝了一部很搞笑的古裝電視連續劇《永樂英雄兒女》。
【企業史人物】仰融悲情
2002年5月，中國汽車業的傳奇人物仰融赴美不歸。他的出走是眾多政商博弈破局中很典型的一例。
10年前，通過長袖善舞的資本組合，仰融成功策劃瀋陽金杯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第一例（相關內容見本書上部1991年部分）。華晨上市讓仰融一戰成名，他很快意識到，無意中踏入的汽車行業也許是中國最具成長性的領域。從1995年起，仰融以大股東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車的管理權，把精力逐漸轉移到經營工作上。當時的汽車行業因多年的壟斷經營，各大汽車廠家均裹足不前，無心戰鬥，業內「行規」重重，暮氣十足。當仰融真正進入之後，這位大局觀十分清晰和敏銳的戰略家很快成了一個讓人頭痛的「顛覆者」。
▲仰融
金杯公司的主打產品是海獅牌小客車。在這個市場中，長春一汽的解放牌麵包車是當之無愧的「小霸王」，風頭正勁。仰融把全公司最精幹的研發人員全部召集起來，專門針對「小解放」開發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獅新車型。在這期間發生過一段可見仰融性情的逸事：仰融曾去長春拜訪一汽董事長耿昭傑，耿昭傑傲慢待之，仰不忿。海獅新車型設計出來後，仰融卷着圖紙再找耿昭傑，說：「我這個車一賣，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開發這個車呢，也肯定要虧本。我一個月生產500台，一年打個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車給我1萬元，總共5000萬元，我把這個型號的許可證賣給你。這個情況，我是通報給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幹了。」耿昭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人，以為他一定瘋了。新海獅進入市場之後，因其造型新穎、價格低廉、營銷手段靈活而深受中小城鎮用戶的歡迎。僅一年後，一汽的小解放就由贏利轉入虧損，又兩年，被迫退出了競爭。
從1997年年底起，仰融就開始籌劃引進德國技術和設備，打造一條年產10萬輛的國產轎車生產線。他提出，「要製造擁有百分之百知識產權的中國轎車」。此言一出，業內領袖紛紛搖頭。
仰融造轎車，並不像別的企業家那樣，按部就班，拾階而上。他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資本運營大師，其胸懷、格局當然非常人可比。他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實行的是雙軌並行的戰略，一方面，通過委託設計、自身滾動積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發能力。華晨出資1億元，與清華大學聯合成立了清華大學汽車工程開發研究院，仰融出任理事長。另一方面，打破常規的合作模式，在中國加入WTO的大氛圍中，與世界級別的汽車公司尋求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合作。他先後與寶馬、通用、豐田等五家國際大汽車公司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仰融得意地稱之為「五朵金花」。
在「金花」們的簇擁下，自主產權的轎車研發便不再是閉門造車。除了圍繞汽車構築產業和資本平台之外，仰融還頻頻出手，涉足其他領域。在他的強勢運作下，華晨如大章魚般地伸展出眾多的觸角。到2001年前後，仰融打造出一個市值高達246億元之巨的華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系內各種關聯公司158家，其中控股138家。華晨擁有8條汽車生產線，10多家汽車整車和部件工廠，在中國汽車行業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金融——實業」交融結合的體系。2000年12月，第一代中華轎車在瀋陽下線。在隆重的下線儀式上，仰融興奮地手舉一幅「中華第一車」的書法向到場的嘉賓和記者展示自己的夢想，他宣稱，「到2006年，中國汽車業灘頭陣地上唯一敢和外國企業叫板的，是我華晨」。
這一刻的仰融，儼然一個民族汽車拯救者。
2001年3月，瀋陽政界發生大地震，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因貪腐而被拘，案情涉及廣泛，全市的重要涉案官員達122名，是為「慕馬大案」。作為瀋陽市最知名的大企業，華晨與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動，現任首腦的落馬自然會影響到仰融的戰略思考。正是在這個敏感時刻，他開始與英國著名汽車公司羅孚商談，規劃南下新建汽車基地。
羅孚是一家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老廠，由於成長緩慢，近年來虧損連連，正急切地在全球範圍內尋找買家。仰融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資後羅孚的所有產品都搬到中國生產；保持羅孚英國研發中心和歐洲銷售體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中，出口歐洲的用羅孚品牌，在中國和亞太區銷售的打中華品牌；羅孚幫助華晨完成發動機的升級換代，並在發動機上打上「中華」商標。
這是一個讓人充滿憧憬的大型合資項目，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現在國際主流商業舞台上。進入21世紀之後，崛起的中國開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展現出更為強勢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長中的大公司都在試圖通過購併與合作的方式進行跨國發展和實現產業升級。華晨與羅孚的合資應該是最早和最讓人期待的項目之一，與日後的聯想併購IBM的PC事業部、TCL收購湯姆遜彩電等相比，仰融所表現出的魄力和雄心似乎更大。如果此次合資成功，中國汽車行業的版圖將全部改寫，甚至連成長航線都可能赫然改道。其意義之大，絕不亞於10年前的華晨美國上市。在相關協議都簽署抵定之後，仰融做出了一個讓他懊悔終生的決定。這位優秀的戰略構架師的算計招招精準，環環緊扣，所有的要素都已齊備。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個似乎很不重要的一點：東北方面的心態。
在遼寧省和瀋陽市政府看來，仰融這次是想「乘亂溜走」了。一位投資銀行的分析師認為，「站在遼寧省、瀋陽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車，讓金杯汽車為他在外省的項目輸血」。
政府與仰融的談判細節從來沒有公開，不過其溝通的結果眾所周知。
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羅孚項目放在遼寧的大連或瀋陽。仰融則堅持在寧波建廠。顯然，這是無法讓政府滿意的答覆，就這樣，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矛盾的焦點聚集在華晨的產權歸屬上。在仰融看來，從金杯到華晨，企業之壯大都是他的功勞。10年前為了上市戴「紅帽子」，現在是摘掉的時候了。他說：「企業不能長期這樣股權結構混亂不清，歷史問題要有所了結，要奠定這個企業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而且這幫管理層跟了我10年，我應該對他們有所交代。我天天為股民考慮，為什麼我不能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組長考慮？」為此，他設計並構築了一個「資本的迷宮」。華晨系的一百多家企業資產關係盤根錯節，互為關聯，其複雜程度讓人嘆為觀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就他一人。而政府認為，華晨絕對不是仰融的華晨。根據10年前的股權設計，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會無疑是國有資產的代表者。在過去那麼長的時間裡，無論是政府還是仰融，都小心翼翼地迴避談論基金會的資產性質，但是它就好像一個大廈的基石，默默地埋伏在那裡，一旦動搖，天崩地裂。
拉鋸式的談判在2002年春節後破裂。3月，遼寧省委派工作小組進駐瀋陽華晨，全面清查、核查、接收華晨資產。雙方撕破臉皮，決裂無可挽回。5月，仰融飛到山西五台山拜佛祈福，隨後以旅遊護照悄然赴美不歸。
仰融與政府的恩怨官司差點打到了國際法庭上。10月14日，仰融以侵占資產和行政侵權為由，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起訴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和財政部，其直接訴訟爭議標的達20億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產權糾紛案。4天後，遼寧省檢察院當即以涉嫌經濟犯罪發出全國通緝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法院認定仰融的起訴「無可訴性」，暫不受理。仰融轉而在百慕大起訴華晨中國汽車，在美國聯邦哥倫比亞地區法院起訴遼寧省政府，最後均因「不在管轄權內」而告失敗。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敗謝幕。仰融離去後，羅孚併購案隨即流產，曾經豪情萬丈的華晨日漸衰落。124跟政府的直接對抗，造成企業的被傷害與自己的出局，仰融本人也對當年的那段公案有新的反思。2005年8月，仰融接受媒體越洋採訪時說：「我真沒有想到，把項目放在寧波會惹出這麼多事……要是放在大連，可能什麼事都沒有。」
第五部 2003～2008大國夢想成真
2003重型化運動
「中國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店員標語，2003年
2003年3月5日，朱鎔基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做完政府工作報告，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宣布從此退出政壇。接替他的是時年61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
自1991年臨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總理，朱鎔基用專業和強勢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國經濟，在他的任內，宏觀經濟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線」內，即通貨膨脹不超過3%，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始終高於8%。正是這種持續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在動盪的世紀交替年代保持了「風景這邊獨好」的繁榮景象。他通過「分灶吃飯」，徹底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格局，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能力。他在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的堅決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國有資本集團獲得了近乎脫胎換骨般的改觀。1998年，當他宣布將在任內完成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造任務時，國內外輿論一片質疑，而最終的事實卻證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兌現了承諾。就在出任總理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曾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的提問時，有過「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慷慨之言，感動全國。人們均以為總理是針對改革推進之艱難而言的，如今思之，卻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實，彼時的決策人也對改革的前途充滿了巨大的莫測感。在30年的企業變革史上，朱鎔基是繼鄧小平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說鄧小平以開放的胸襟決定了中國變革的方向，那麼，朱鎔基則完成了路徑的選擇。在今後十年乃至更長的時期，中國企業一直行走在他設定好的變革邏輯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鎔基專輯，向人們描述了一個盡職、強勢、充滿憂患意識、有時還略顯悲情無奈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任內巡視各地時，一向秉持「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的三不原則，實在推託不過，就只寫「朱鎔基」三字而已。他僅有的幾次「破戒」，均可見其內心的憂慮。
1998年10月7日，出任總理不久的朱鎔基去中央電視台視察，在當時國內批評之聲最尖銳和最具影響力的《焦點訪談》欄目組，他題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並稱「我也接受你們的監督」。他說：「這四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昨天想了一個晚上的，以至於血壓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再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他要求學院去做一個調查：「我最關心的是這些學員做不做假賬，你可以對學員做一個不記名的調查，發一個卷子，讓他打鈎：一個是嚴重做假賬的，一個是稍微做點假賬的，一個是不做假賬的。你做一個調查看看，得出一個百分比。調查要確實不記名。」
2002年5月，朱鎔基在杭州參觀新修復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員意外，他主動要求題字曰：「胡雪岩故居，見雕梁磚刻，重樓疊嶂。極江南園林之妙，盡吳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財傾半壁。古雲，富不過三代，以紅頂商人之老謀深算，竟不過十載。驕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就在朱鎔基卸任之際，中國社會和宏觀經濟突然遭到一場十分意外的嚴峻考驗。
▲抗擊「非典」
3月6日，也就是朱鎔基做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報第一例非典病例，一個叫SARS的「幽靈」侵入中國。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可能導致猝然死亡的嚴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確定，所以被稱為「非典型肺炎」。125它飛速蔓延，從廣東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幾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現。到4月28日，僅北京市就確診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因防治不力被免職。一時間，抗擊非典成為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因為這種病毒的傳染性非常強，所以一旦發現一個疑似病例，當即就要進行大面積的整體隔離。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國正常的生活和商業活動被全部打亂，每一家企業都在驚恐中度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日子。與非典的作戰一直到6月24日才總算告一段落，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解除對北京的旅遊警告。在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一位售貨員高興地貼出一張慶祝標語，上面只有四個字：「中國真牛」。
真正「牛」的事情還正在發生中。讓世界非常吃驚的是，儘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災難，2003年度的中國經濟增長竟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從數據上看，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受疫情衝擊，增長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實現了強勁的反彈，到年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1%，不僅高於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旅遊、航空、餐飲及文化娛樂等服務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藥品、食品、紡織、電信等產業則得到了意外的商機。這年，國內生產總值邁上了11萬億元的台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1000美元，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中國的這種強大後勁表達了頗為吃驚的敬意，他在年終的專欄中引用了拿破崙那句200年前的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它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緊接着他寫道：「不久前，世界還是輕輕鬆鬆，不在意拿破崙的上述警告。但現在，中國正在震撼世界。」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