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28章
吳曉波
中國的外向型企業繼續扮演成長的主力角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發現，全國的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比重已經超過50%，這說明外需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27根據美國科爾尼企業諮詢公司的統計，「中國製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從LG到三菱，從通用電氣到東芝，從西門子到伊萊克斯，從飛利浦到惠而浦，從諾基亞到摩托羅拉，從戴爾到IBM，從迪士尼到Mattel，從耐克到GAP……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國生產的產品。科爾尼的數據顯示，「中國製造」已在集裝箱、家電、電子玩具等領域的上百個產品市場以第一的份額傲視全球，其中，集裝箱為90%，DVD播放機為80%，玩具為75%，禮品為70%，體育用品為65%，自行車為60%，微波爐為50%，彩電和冰箱都為30%。它因而斷定說，「中國製造」將迅速取代「日美製造」、「歐洲製造」而成為新世紀製造業的代名詞。
▲炒房團
在外貿無比熱鬧的同時，國內市場的房地產熱浪則成為拉動內需的第一動力。自1998年房產政策解凍之後，市場回暖漸成必然之勢，首先升溫的是私人資本最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區，繼而蔓延到上海。房產成為投資的新熱點，這年，一個很古怪的名詞突然爆熱媒體——「溫州炒房團」。從年初開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開發樓盤裡，出現了一群又一群的溫州人，他們舉着「溫州購房團」的小木牌，像買菜一樣地買進中意的房子。9月22日，上海的《東方早報》刊文《溫州千億民資全國炒樓30億資金流入上海》，記者稱「1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炒樓，動用民間資金約1000億元。溫州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保守估計，炒樓群體在7萬人以上，以企業白領、政府官員家屬及公司負責人為主……溫州全民在炒房。按照回報率15%計算，1000億元投資可淨產出150億元，這比任何一個產業都要賺錢，可謂『溫州第一產業』」。據稱，炒房團還把全國房產市場分成四級：一級市場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價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級市場為東部沿海地區，如大連、煙臺、南京、蘇州、福州等，房價4000～5500元/平方米；三級市場為東西部結合地帶的省城，或西部經濟發達城市，如呼和浩特、武漢、長沙、合肥、南昌、烏魯木齊等，房價2500～4000元/平方米；四級市場為位置比較特殊的省會周邊城市，如廣西桂林、安徽黃山等一些地級城市，房價1000～2500元/平方米。在溫州的炒房大軍中，除了握有遊資的小商人外，也不乏成名人物，因「膽大包天」而聞名的王均瑤是第一個轉戰地產的企業家。2002年年初，他出手3.5億元買進上海商業繁華地段徐家匯一帶的一幢總面積為8萬平方米的「爛尾樓」，稍事裝修後在2003年轉手出售，竟進賬10.5億元，地產暴利讓人咂舌。上海「爛尾樓」形成於1997年前後。20世紀90年代初，浦東開發啟動後，引發了一輪房產投資熱，然而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滬上房市迅速低迷，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爛尾樓」。到2003年，上海尚有爛尾樓130多處，項目總規模近500萬平方米，它們大都成為先覺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之物。「炒房團」現象被曝光後，國內輿論褒貶不一。溫州人對商業變幻的敏感與快速反應實在令人讚嘆，同時，也有人炮轟「炒房團」是各地房價日漲的「罪魁禍首」。
對「炒房團」的撻伐，事實上預示着中國房地產的暴漲時代已經來臨。跟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及中國香港和台灣一樣，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通道里，最具景氣特質的地產業必定會成為成長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之地，房地產將成為孕育中國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30年裡最為放縱和充滿罪惡感的行業。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國內地百名富豪榜」上，人們十分驚愕地看到，以房地產為業務（或涉及房地產）的富豪多達40人。前十大富豪中，房地產商（或涉及房地產的）占了6人。相比較，當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產為資產來源（或涉及房地產）的為7人，前10位中無一人靠房地產起家。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鍾偉如此分析地產業當時的狀況：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過出讓國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讓金；在征地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左手通過權力低價征地，右手仍然是通過權力在以「市場化」的方法出讓土地，其實質就是「賣你的地，掙我的錢；徵得越狠，掙得越多」。粗略估計，在2002～2004年的3年中，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征地賣地已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財政支柱」，它們也成為房價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地方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
「中國製造」與地產熱，直接營造出一個內外俱旺、無比繁榮的經濟景象。與此伴生出現的，便是對上游能源的空前饑渴。2003年以來，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
▲限電通知
最突出的表現是電荒。這年夏季之後，全國各省市爆發缺電危機，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用電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均不斷出現拉閘限電的尷尬。據國家電監會提供的數字，這年全國電力需求增長14%，為25年來用電增幅最快的一年。由於鋼鐵、化肥、水泥等重點耗煤行業持續發展，致使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長，帶動全國用電負荷和用電量攀升。「電荒」出現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經濟的快速成長，二是煤電兩大壟斷行業的多年扯皮。一直以來，煤電實行的是計劃調撥式的供應方式，每年年初，由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煤炭、鐵路和電力部門專門舉行一個煤炭訂貨會，簽訂一年的電煤購銷合同，然後按「計劃」實施。在這種政策安排下，有「電老虎」之稱的電力部門一直高高在上，向來是效益最好的壟斷企業之一，而煤炭企業則頗感不平，因為每年的計劃購銷價都低於市場價。於是，發生在計劃體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煤炭企業與電力部門年年吵架，同時，把大量煤炭出售給計劃外的民營企業。而電力部門為了「保證」自己的效益，寧可少要煤，也不肯提價。這種扯皮直接導致電力建設投資占全國基建投資比例逐步下滑，由「八五」時期（1991～1995年）的12.09%降到「九五」（1996～2000年）的10.4%，到2002年僅為7.17%，已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在2003年年初的全國煤炭訂貨會上，國家有關部門為了保護煤炭公司利益，宣布取消電煤指導價，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平抑兩大部門之間的利益不平衡。不料此舉引起電力部門的強烈反彈，各省電力公司串聯抵制，拒絕購煤，訂貨會上居然無法確定本年度的電煤價格。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電荒」出現了。
為了應對危機，各地紛紛頻出奇招：除了錯峰、避峰、拉閘限電等計劃用電方案外，各省市均對高耗能產業限制用電或部分停電。廣東省政府決定，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將高價進口煤炭，緩解供需緊張壓力。四川省規定，從12月至次年4月，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即電煤、煙煤每噸漲5元，無煙煤每噸上浮10元，電價每千瓦時漲2.9厘。中小企業眾多的浙江、江蘇省被迫對企業實行「開二停一」、「開五停二」甚至「開三停四」的用電計劃。這是1978年之後從未出現過的局面，很多工廠叫苦不迭，一些縣市的商場到了晚上只能點起蠟燭接待顧客。「電荒」甚至已影響到民生，8月，素有「不夜城」美譽的上海外灘關閉了大部分景觀燈光，為了節約用電，市政府號召市民將空調溫度調高一度。從11月開始，湖南全省開始拉閘限電。省會長沙過去幾乎無人問津的蠟燭和應急燈出現脫銷。12月，華中電網供應給浙江的電量從原先的每天70萬千瓦降低到15萬千瓦，杭州被迫於12月1日拉電，38條線路斷電，殃及幾十萬城區居民。同一日，廣東省宣布對月用電量超過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費用。
受「電荒」帶動，原本就已供應緊張的各種原材料更是乘勢上漲，水泥、鋼鐵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甚至流傳着一種新「五個一」的說法：「生產一噸鋼只需投資一千萬元，一百萬噸的產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聽來近乎傳奇。利益驅動投資，便是在種種主客觀因素的推動下，2003年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發生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轉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躍遷。
北京大學教授、以竭力推動股份制改革而有「厲股份」之稱的厲以寧教授是最早觀察到這一現象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年初撰文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初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布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為厲教授的觀察提供支持的最好佐證，是大量聚集在上遊資源型領域裡的國有壟斷企業的全面復甦。在能源緊缺的大背景下，幾家歡喜幾家愁，愁的是下游的眾多民營製造工廠，歡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壟斷企業。這年，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大漲。2002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3786億元，這在幾年前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成績單，要知道，在1998年，國企贏利僅為213億元，4年增長18倍，增速實在駭人。而且，這樣的景象才剛剛開頭。到2003年，利潤數據進而衝到了4769億元。在未來的幾年裡，國企利潤仍將每年以超過30%的驚人速度遞增。有人做了一個統計，在2003年，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這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0%，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僅3家石油企業通過漲價就憑空得到了300多億元的利潤。
效益大漲、活力復甦為國有企業的整合營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圍。3月，國務院做出重大決策，宣布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集合了原中央企業工委、財政部、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等部委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職能，接手管理總量17.84萬億元的國有資產、15.9萬家國有及國有工商控股企業，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屬企業為196家，是為「中央軍」，其中絕大多數為「國退民進」後的壟斷型企業。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宣稱，國資委的目標是到2010年，將「中央軍」調整和重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國資委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種行政及市場管理職能的機構，之前還從未有一個部門被賦予過如此眾多的權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銷或提名國有企業負責人，制訂國有企業重組計劃，國有資產的分割、合併或撤銷，幫助國有企業發債融資，決定國有股的轉讓，執行國有企業整體的報酬分配指導原則，並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國資委成立的第二個月，就實施了第一次央企重組，中國藥材集團被成建制地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由此組成了中國最大的醫藥集團。7月10日，國資委召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家庭會議」。在本次會議上，5對中央大企業的合併案集體浮出水面：中煤建設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中國科學器材進出口總公司被併入中國生物技術集團，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被併入中國輕工集團公司，中國藥材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華輕實業公司被併入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李榮融與一百多位企業老總一一簽訂了業績考核合同。國資委對這些大企業的管理顯然參照了傑克·韋爾奇的「第一第二」戰略。李榮融說：「國家給三年時間，必須成為各行業的前三名，自己找對象，達不到的就要調整，不是你調就是我調。」國資委的強勢出現，表明中央政府對國有資產的新型管理制度終於成型，自1978年以來的「機制放活、體制創新」兩大改革主題宣告完成。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相關新聞是，就在國資委成立的3月份，在中國企業改革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國務院體改辦被撤銷，其人員併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128
國資委的成立及相關政策的出台，表明在決策人士心目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理想」中的企業格局：靠「輕小集加」起家的民營企業在產業下游的完全競爭領域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而大型國有企業則全盤控制上游的若干壟斷型行業，如此「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然而，現實的世界卻不可能這樣「計劃」。就在「第二次重工業化」成為共識的同時，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重型化的路徑到底該如何選擇。以厲以寧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在經濟結構向重型化轉化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調整主體的作用，因為其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了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同時，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資源。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與學界的爭論相呼應的是，2003年的中國民營企業出現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重型化運動」。
這年3月，41歲的戴國芳站在長江南岸的長堤上，用帶着濃重蘇南口音的普通話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鐵本要在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項。」他說這話的時候，興奮得像一個已經把獎盃搶到懷裡的大孩子。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戴國芳計劃在長江邊上建造一個年產840萬噸的大鋼鐵廠。
▲戴國芳
這是一個從蒿草叢裡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裡。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起初，戴國芳的設想並沒有後來那樣宏大。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一倍多一點的新廠，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他在商業上似乎有特別的天賦，在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後，他就去買了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270畝，擁有1000多名工人，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為2.2億元。近年來，隨着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鋼鐵價格普遍持續上漲。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戴國芳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6年，他決定新建一個更大的鋼鐵廠。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熱情支持。常州與蘇州、無錫並稱「蘇錫常」，但大型企業卻是一條短腿。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州的夢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賴和託付的人。他面容消瘦，沉默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共同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里，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為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里一棟簡陋的小房子裡，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來的桑塔納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他也不改節儉本色。
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裡，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規模占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淨資產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戴國芳對下屬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鐵本於是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占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的。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即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流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常州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手段，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個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戴國芳日後在看守所里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129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民企煉鐵成本比國企要低60～90元/噸，煉鋼成本低60～150元/噸，成品低100～300元/噸。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建，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億多元，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130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
在2003年，戴國芳顯然不是唯一一個進入鋼鐵業的民營企業家。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也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鋼鐵廠。1967年出生的郭廣昌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是國內民營企業中的少壯派。他於1992年創辦復星，最初的業務只是為上海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和市場推廣代理，兩年後復星推出了自己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上海房產的高溫時代獲得爆發性增長。其後，復星相繼進入醫藥、金融、零售等領域，並在證券市場上翻雲覆雨，構築了中國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復星系」。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郭廣昌名列第九，更讓人矚目的是，他的頭上頂着一大串「光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會會長。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是2001年。該年7月，復星初試身手，出資3.5億元收購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一年，南鋼股份實現淨利潤4.89億元。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因下，郭廣昌下注寧波，投資12億美元，建一個年產600萬噸的鋼鐵工廠。
7月，兩度當選「中國首富」的四川劉氏家族的劉永行在包頭宣布，東方希望集團將在這裡投資100億元建設百萬噸級的鋁電一體化項目。劉永行說，他為進入重工業已經準備了8年。
劉家兄弟在飼料行業稱王之後，就對壟斷行業表現出濃厚興趣。老四劉永好通過參股民生銀行順利地進入了門閥森嚴的金融業，老二劉永行則對重工業情有獨鍾。他的判斷很簡單，「目前中國重工業的主要力量是國企和外資，一般的民營企業因資本門檻進不去，如果東方希望介入重工業，可以發揮經營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點，很快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競爭優勢」。從1998年起，劉永行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項目，他對台灣石化大王、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很是崇拜，甚至冒出過一個有點瘋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國公司，特別是華人的重工業企業里去打工！我不要工資，義務服務三年，全心全意地為它做事。如果我為王永慶當3年助手的話，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產業。」131聽者暗自發笑，而劉永行不覺得自己在開玩笑，他還真的通過一些中介人士，請他們幫助聯繫過王永慶。
到2002年時，劉永行逐漸形成了鋁電一體化的想法，他是這樣盤算的：因為鋁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鋁和電力結合起來做，才能爭取到更大的產業空間，而中國的電力供應系統是眾所周知的低效率，如果自己做電，不但能供應鋁生產，還能賣出去。讓劉永行興奮的是，鋁電產業鏈甚至可以和飼料業嫁接：電不能直接支撐飼料，但是發電產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如果做熱電聯產，正好可以支撐飼料的原材料——賴氨酸的生產，發電的剩餘蒸汽甚至還可以將生產賴氨酸產生的廢水全部濃縮掉，成為微量元素添加劑，將之注入牛羊飼料里，既達到環保目的，又降低了飼料成本。就這樣，劉永行形成了鋁電複合——電熱聯產——賴氨酸——飼料生產的龐大產業鏈。就在包頭項目開工前，他已經在山東聊城投資7.5億元生產鋁錠和鋁業深加工，同時還在河南省三門峽啟動了投資總額為45億元的年產105萬噸的氧化鋁工程。這一系列組合式投資表明這位「飼料大王」成為中國「鋁業大王」的雄心。在包頭項目開工後不久，劉永行又利用他在民營企業中的號召力，在北京召集國內知名的13家民營企業開會，提議合組一家投資公司，目的是出國探礦，去海外投資氧化鋁廠，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亦派出代表北上與會。劉永行用自己的行動證明重工業的前景，他說：「我做飼料20多年，如今才不過30多億元的產值。我的兩個鋁廠到2008年就應該達到115萬噸產量，如果按現在1.6萬元的價格，就是接近200億的產值。」兩相對比，與會者都興奮地感覺到了何謂「重工業」。
事實上，就在劉永行一腳踏進鋁業的時候，國內電解鋁產能大幅擴張，對氧化鋁的需求水漲船高。在2003年，全國對氧化鋁的需求超過1100萬噸，國產氧化鋁產量只能滿足一半需求，半數以上都是通過中鋁集團和中國五礦集團進口，而且前者還控制了國內100%的氧化鋁生產。這樣一種供需狀況，使得國內氧化鋁價格由上年年中的1300元/噸快速升至3700元/噸。據劉永行的計算，每噸氧化鋁的成本為1000多元，高度壟斷使中鋁集團的暴利超過了300%。就在很多人祝賀劉永行衝進了一個「好行業」的時候，他卻擔憂起來，因為，「太賺錢的行業，往往不是我們的行業」。果然，東方希望的突進很快引來壟斷者中鋁集團的不悅，中鋁董事長郭聲錕明確表示：「一不反對，二不評論，但是我們表示遺憾。」劉永行後來對媒體承認：「在中鋁的示意下，瀋陽和貴陽兩個鋁鎂設計院相繼停止了對三門峽項目的設計工作。」
向來思維縝密的劉永行不可能沒有全盤考慮所有的風險和勝算。55歲的他顯然深知這次選擇的分量，「一旦失誤的話，幾十年的積累就前功盡棄，所以必須一步成功」。因此，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謹慎和低調，東方希望的20多億元啟動資金沒有一分錢是從銀行貸款的，包頭工程的開工儀式非常簡單，除了一位與劉永行私交甚好的《南風窗》記者外，沒有其他媒體被邀請到場。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省，則出現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企造車運動」。浙江向來是汽車配件製造的基地，受同鄉李書福獲得「准生證」的新聞刺激，一大群與李書福類似的企業家紛紛燃起了製造整車的衝動。這一年，造車新聞層出不窮：浙江中譽集團聯手東風註冊成立武漢中譽汽車有限公司；浙江鐵牛實業有限公司出手重組汽配類上市公司ST金馬；寧波華翔集團通過受讓股份，持60%的股份收購了河北中興汽車製造公司；製造空調的奧克斯集團收購瀋陽雙馬汽車95%的股權，並宣布在5年內將斥資80億元進軍汽車產業；金華青年集團與貴州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入主貴州雲雀；連靠傳呼機和手機起家的寧波波導集團也宣布將投資40億元建設轎車基地。
到9月底，發改委先後收到了浙江40餘家民營企業要求取得整車生產目錄的申請。據當時浙江省工商聯的調查統計：浙江已經進入汽車整車製造業的企業有28家，範圍涉及轎車、皮卡、商務車和客車，其中汽車生產廠5家，占全國的4%，生產改裝車的企業14家，占全國的2.7%。浙江民企「造車如同趕集」的現象引起了中央的關注。10月，國家發改委、國家稅務總局等五部委赴浙江多個城市進行汽車產業調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浙江民企造車並沒有過熱，沒有太嚴重的問題」。
在全國範圍內，造車的熱浪也頗為壯觀。在廣東，全國最大的小家電製造商美的集團受讓湖南三湘客車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權；全球最大的鎳電池製造商比亞迪集團收購西安秦川汽車有限責任公司77%的股權；在重慶，生產摩托車的力帆集團先後收購重慶客車廠和重慶特種汽車公司，重組成立重慶力帆重客商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另一家摩托車企業重慶隆鑫則收購成都山鹿汽車有限公司，進入客運車市場；在河北，保定的長城汽車集團於這年12月在香港主板正式掛牌，發行1.14億股H股，募集資金15.16億港元，成為首家在港上市的民營汽車企業；在江蘇，已經得手科龍的顧雛軍宣布收購揚州亞星集團所持有的60.67%國家股，從而成為亞星客車第一大股東……
即便是在國有資本最為強勢的石油領域，也出現了民營資本的試水者。這年，一家叫天發石油的民營企業獲得商務部頒發的全國成品油和原油進口牌照，成為唯一同時擁有兩個牌照的民營石油企業。天發的創辦人龔家龍很早就涉足石油行業，他先是在海南和湖北等地倒賣石油，1988年左右，收購了兩個石油液化氣庫，隨後，成立了海南龍海石油液化氣公司荊州儲運站。1996年，天發石油在深交所上市，募集3億元資金，當時天發石油擁有一座加油站和三個液化氣站。接下來的幾年，中石化與中石油強勢崛起，壟斷氣息日濃，民營業者空間漸窄，龔家龍再無作為。一直到2002年之後，隨着油價的不斷上升，石油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公眾話題。每一次原油價格上升或者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都會引發大眾媒體持續的關注和報道。輿論不斷要求放開市場和打破石油壟斷。精明的龔家龍趁勢而上，在爭取到商務部的兩張牌照後，他進一步大膽地提出了籌建民營石油行業協會的建議。他試圖仿效民生銀行的成功先例，依靠全國工商聯的背景，在石油領域打開一條通道。在他的四處遊說下，全國工商聯同意組建石油商會，共有50多家企業成為首批會員，龔家龍則成為首任會長。他因為被稱為「民營石油第一人」，有的媒體甚至給他貼上了「挑戰壟斷的石油鬥士」的標籤。龔家龍對外高調宣布要成立一個「石油產業基金」，希望能夠集聚百億資金，到海外尋找油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龔家龍宣稱，由於沒有油源，民營企業擁有的加油站通常是從中石油、中石化手中以更高的價格買油，在油荒的時候，甚至根本就拿不到油，這使民營油企的生存備加艱難。他說：「我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將近4萬多個分散的加油站聯合起來。」
從鋼鐵到鋁業、從汽車到石化，民營企業在2003年發動的這場「重型化運動」，在很多年後仍然讓人津津樂道，市場的車輪似乎正在碾向堅硬的壟斷地帶。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民營資本力量在1987年和1996年先後有過兩次突破所有制藩籬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麼，2003年的這次「重型化運動」則是第三次，也是實力最為強大的集體衝鋒。針對這一活躍景象，《中國企業家》雜誌在年底的一篇評論中不無感慨地寫道：「當民企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這段評論在日後讀來，恍若前世夢語。
與發生在商業界的這場運動相呼應的是，經濟思想界也正在進行着深刻的反思。當年那個因寫作《中國往何處去》而坐牢的「紅衛兵」楊曦光如今已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他提出的「後發劣勢」理論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模式。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制度不夠完善的條件下，通過對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製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楊小凱進而警告說：「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後起者的詛咒』，它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將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譬如，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代替制度改革，這是中國的後發劣勢。這種後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並不是國有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制度下，國有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於長期經濟發展。」在解決方案方面，楊小凱並不主張立即就搞國有企業私有化。他認為：「這個東西不能搞得太快、太早，我主張吸取台灣的經驗，搞自由化，就是對私人企業不歧視。我們中國大陸現在包括銀行、證券在內的30多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還有20多個行業限制私人經營，這些都與WTO的原則不相符合，遲早要去掉的。所以只需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灣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業的私有化。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裡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註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楊小凱的這些分析和主張與吳敬璉11年前就已經提出的「制度大於技術」的改革觀念如出一轍，無非楊小凱的論調在此時顯出更緊要的迫切性。
在對「後發劣勢」進行反思的同時，還有人提出要警惕「拉美化」。在12月的「2003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一些經濟學家和民營企業家討論了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在歡迎巨大外資的同時，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有一絲悲哀，因為捆住了私人企業的手腳才使得外資大規模進入。」華裔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的觀點最為鮮明，他說：「我們看中國經濟主體的時候，發現真正主導中國經濟主體的不是中國的企業。中國對外資的依賴正在造成『拉美化』。」由全國併購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產業地圖》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132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一個叫張文中的民營企業家在一篇題為《對拉美化說不》的文章中寫道：「從巴西乃至整個拉美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通過引進外資雖然可以獲得短時間的經濟繁榮，但無限制的、過度的開放給國家發展帶來的危害卻是根本的、長久的。事實上，我國的外資滲透程度已然十分嚴重，如再不警醒，恐難避免重蹈拉美化的覆轍。我國外資存量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大大高於其他亞洲國家，甚至多出日本30多倍。我國的外來直接投資（FDI）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已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之一。」133
這些聲音，既有對中國企業前景的理性思考，當然也摻雜了一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它們十分清晰地呈現出這樣的事實：在經歷了20多年的蓬勃發展後，巨大利益包裹着的那層意識形態的「外衣」已經悄然不見，三大資本集團——國有資本、跨國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的激烈博弈已經成了中國公司成長最重要而顯著的特徵。
就跟過去的那些年一樣，互聯網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是一個「另類」，這裡沒有管制，沒有禁區，沒有秩序，當然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也是微不足道。不過在這年，它卻以一種十分戲劇化的方式引起了普通國人的熱切關注，因為在這個領域中，突然冒出了一個年輕的「中國首富」。
當上「首富」的是前兩年還有點意興闌珊的網易丁磊，這個自稱「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子在手裡」的寧波青年終於熬出了頭。從2002年第二季度起，網易首次實現淨贏利，網易股票開始領漲納斯達克。2002年，網易成為納斯達克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表現最優異的股票，全球著名的財經通訊社彭博社評論說，「其成長性可以稱為納斯達克第一股」。2003年10月10日，網易股價升至每股70.27美元的歷史高點，比年初股價攀升了617%，比2001年9月1日的歷史低點攀升了108倍。丁磊的紙面財富也超過了50億人民幣，他成為第一個靠互聯網做成「中國第一富豪」的創業者，這個事實第一次讓互聯網的財富價值以數字的方式被清晰而準確地呈現出來。這是一種與上一代財富人物截然不同的創富方式，當時商業界最耀眼的明星企業家們，如柳傳志、張瑞敏等都已經創業將近20年，然而論到財富積累，都無法與年輕的丁磊同日而語，即便是具有紅色資本背景的榮智健也用十餘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財富聚集的過程，而丁磊從50萬元初創網易到攀上首富寶座不過短短6年。很顯然，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宣告年輕的互聯網創業者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商業主流力量，財富積累的「利基」真的已經陡然轉移。
網易名列三大門戶網站之一，不過要提及的是，它的贏利增長竟與門戶沒有一點關係。事實上，靠廣告收入為贏利來源的門戶網站在2003年前後已經走向中衰，網易的成功正在於丁磊的率先反叛。他找到了兩個新的業務，一是短信業務，二是網絡遊戲。短信業務靠的是通信壟斷企業的「施捨」，隨着手機的普及，移動短信業務突然爆炸，靠用戶增加就已經賺到手軟的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公司尚無暇開發這個業務，於是網易就成了短信內容的重要提供商。根據當時的協議，用戶通過網易發送一條收費為1元的短信，移動公司分走0.2元，網易可得0.8元。在2002年，中國移動發送的短信約為750億條，其中，網易等服務商代理的短信比例約占到20%，顯然，這是一塊讓人垂涎的大蛋糕。除此之外，丁磊還把重點放在網絡遊戲上，他推出了一款《大話西遊》的大型網絡角色扮演遊戲，它迅速為網易帶來了滾滾財源。丁磊大難不死，在三十而立之年經歷了一次職業上的大磨難，後來他在一所大學演講時說道：「在30歲之前，我最大的收穫並不是賺到了兩三個億，而是有過一段虧掉了兩三個億的經歷。」
以網易的鹹魚翻身為標誌，互聯網經濟在經歷了兩年多的沉寂之後，重又回到了井噴的時代，新浪、搜狐相繼實現贏利。一些在日後將主宰中國網絡經濟的重要力量也在這年雛形乍現。
在電子商務領域，馬雲的阿里巴巴呈現出一騎絕塵的態勢。年初的非典事件讓這家企業經歷了一次奇異的考驗，阿里巴巴一位參加廣交會的女員工被發現有感染非典的嫌疑，全公司五百多名員工立刻被宣布「居家隔離」，公司的正常運作被全部打斷，大家只能在家裡上網工作。4年後，馬雲仍然心有餘悸地認為，「我覺得非典期間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不過，出乎他意料的是，非典竟是中國電子商務猛然覺醒的轉折點，由於正常的商務往來和會展交易被徹底打斷，很多企業只能靠互聯網來維持聯繫和尋找商機，阿里巴巴的流量大增。上年，馬雲設想出了一個有償服務的「誠信通」業務，推出之後一直沒有起色，業務部門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一周也只能簽回幾單合同。非典之後，情況頓時大有改觀，在虧損黑暗中苦苦摸索的阿里巴巴突然看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在搜索引擎領域，全球霸主谷歌搜索遭到一個中國天才青年的狙擊。這年，一家叫百度的中國公司在第三方評測中首次超越谷歌搜索，成為中國網民首選的搜索引擎。三年前，1968年出生的山西青年李彥宏放棄博士學位從硅谷回到北京中關村，創建百度，公司名稱源自南宋詞人辛棄疾的那句悽美的千古絕唱：「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而百度的戰略也絕對是中國式的，它不斷推出富有特色的中文類別搜索服務，看上去像一棵從黃土地里長出來的苗木，相比較，高高在上的谷歌搜索則更像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一個盆景。2001年10月，李彥宏推出了全新的搜索服務「搜索引擎競價排名」，把贏利來源直接對準了廣大的中小企業，它們只要付出幾百元的推廣預付金，就能讓自己的網頁更容易被搜索到，這種界乎於點擊廣告與電子商務之間的服務讓百度一下子撞開了贏利的大門。
跟丁磊、馬雲或李彥宏的創業故事相比，曾經是校園詩人的江南春則更有傳奇色彩。1973年出生的江南春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就跟人合夥辦起了一家廣告公司，這是一個精力極其旺盛、喜歡當推銷員又愛好寫點分段抒情文字的年輕人，他平時只睡4個小時，每天穿梭在上海的各個寫字樓里尋找客戶。這年1月，他一臉倦怠地擠在一個寫字樓的電梯廳里傻等，身邊是同樣無聊而表情麻木的上班白領，就在這個時刻，靈感突然如天使一般從半空降下，擊中江南春。他盯着兩部電梯之間的白牆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在這裡裝一台播廣告的電視機呢？」5月，分眾傳媒成立，江南春在兩年時間裡，把2萬台電視播放器掛進了全國45個大中城市的電梯廳，而成熟的IT技術讓他解決了即時更新廣告內容的難題。
互聯網就是這樣一個造就傳奇的地方，這裡好比是一個激情四射的大窯，烈火之中，偶然必然每每天人交戰，絕美陶瓷時時驚艷出世。
【企業史人物】大午集資
當孫大午已經成為千萬富翁之後，有一次，他帶着一群客人在企業園區里參觀。不遠處，一個衣衫樸素的八旬老人很吃力地背着一個大竹籮在撿廢舊物品，而在一間簡易平房裡，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燒着揀來的柴火，在一口大鐵鍋里做着農家飯。孫大午不動聲色地介紹說，「他們是我的爹和娘」，聞者均大驚失色。這是一個很另類的企業家。2003年，他因非法集資被捕，引起輿論很大的討論，是為轟動一時的「孫大午事件」。
▲孫大午
孫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縣，一個普普通通的華北縣城，在20世紀50年代末這個小縣城因首先在全國颳起「浮誇風」而聞名一時。孫大午的家境極為貧寒，父母以撿破爛為生。他小時候上學買不起學習用品，父親在茅廁里撿來別人用過的廁紙，裁下乾淨的邊角做成練習簿，供他習字。孫大午16歲參軍，復員後做過縣農行的人事股股長。1985年開始，孫大午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邊的一片墳地，開始嘗試養殖業。三年後他辭職下海，逐漸從養殖發展到開飼料廠，到2000年前後，大午農牧集團已經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其最輝煌時候年產值過億。自幼貧寒的孫大午對貧窮者有天然的感情，他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大午集團與其說是一個企業，倒不如說是一個「烏托邦」的試驗區，這裡有工廠、公園、學校、醫院，承載着1600名職工的全部生活。他將這種模式稱為「互為勞動」：飼料可以養雞、養豬，雞糞、豬糞又可以製造沼氣，沼氣可以用來孵化；工人可以帶動商店、飯店等第三產業的發展，醫院、學校不但滿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時還創造了新的勞動空間。在大午醫院裡，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就能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孫大午在大午集團的門口貼了一副自擬的對聯：「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他這樣談論自己的公司夢想：「我有一個夢，就是建一個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人們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這個願望正在實現。」從這些表述與實踐中，可以非常生動地看到當年人民公社的某種影子。身為千萬富翁，孫大午自己卻過着犬儒主義者式的生活。他沒有專車，住在矮小的平房內，甚至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他的父母親依舊依靠撿破爛為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摳門」，人稱「孫大摳」。
孫大午辦企業，最頭痛的事情是無處貸款。他儘管曾在銀行工作過，但是求貸仍然很難。他後來透露說：「好企業根本貸不出款來，怎麼貸呢？大約要10%～15%的回扣。」滿腦子理想主義的孫大午也曾經為了貸款彎過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團要投資1000畝的葡萄園，需要貸款600萬。當時，有人即勸孫大午走走後門，孫大午被說服了，給當地信用社的領導送去了1萬元。但是，1萬元沒辦成事，孫大午很氣憤，非要將這1萬元要回來，最後要回了6000元。從此之後，他與信用社徹底絕緣。為了自救，從1995年開始，孫大午從親戚那裡籌錢，由大午集團出具借據，承諾給以一定的利息。這種模式後來拷貝給了大午的員工，在大午1300名員工中，共有900餘名把錢借給，或者說存給了大午集團。這些員工的親戚又帶來了1000家儲戶，然後戶戶相傳，儲戶逐漸擴大到了附近的幾個村莊，最終逐漸形成了4600戶的規模。孫大午給這種融資模式起了個新名字，叫作「金融互助社」。有媒體記者描述互助社的運作情況是這樣的：大午集團設有專門的業務人員，他們在附近的村莊銷售大午公司的產品，同時身兼「吸儲」任務，哪家有錢要存了，可以直接找到他們。當地政府因此質疑這些人為大午集團設置了10餘個「吸儲點」。大午集團留給儲戶的憑證，是統一的借據。存款分為兩類，活期的沒有利息，定期的給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稅，這近乎當時存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不論存錢多少，他們都接受，最多的一單存款達到了40餘萬元，最少的不到千元。在大午集團所在的郎五莊，幾乎家家都把錢存在大午集團，這些錢可以隨時取出來，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錢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從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儲戶和大午集團沒有發生過信用糾紛。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一個需要交代的全國性背景是，2000年之後，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一向被認為運營成本甚高、贏利性較差的鄉鎮市場被大面積地放棄。在過去的很多年裡，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承擔着扶貧貸款和小額擔保貸款等服務業務，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和「公共性」。然而，隨着銀行分理點的收縮，廣大鄉村成了金融的盲點。2002年3月，《京華時報》在一篇題為《商業銀行丟下窮包袱》的報道中透露，從1999年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機構撤併工作，共撤併了三萬多家網點和分支機構。退出欠發達地區、集中優勢資源進占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成為四大銀行整合資源的一致行動。134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員錢小安博士認為，「四大銀行撤併機構的舉措符合銀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則，有利於金融服務的集中化」。在孫大午被捕的2003年，全國非國有企業體系，包括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短期貸款只占銀行全部貸款的14.4%；中小企業股票、公司債券發行等直接融資只占全部直接融資的1.3%；全國三百多萬戶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僅占10%。融資渠道窄、貸款困難已嚴重製約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性的「地下錢莊」再度復活，孫大午事件正凸顯出了現實的嚴酷與尷尬。
關於民間融資的合法性爭議，從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地下錢莊」開始就一直爭論不休，到孫大午案仍然是眾說紛紜。有律師認為：「大午集團的集資沒有非法占有，沒有揮霍浪費，而是主要把錢用來建設了大午中學，造福鄉里。而且這種借款行為是限於與公司有相互信賴關係的工人和鄉親，具有特定的範圍，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會大眾。因此，應該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清華大學的商法研究者施天濤教授則認定，孫大午的這種行為「應該屬於違法」，因為「不論是否造成什麼危害，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老資格的經濟學家茅于軾為孫大午案四處奔波，他將之稱為「沒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資」。他撰文說，孫大午表面上違反了我國金融管制的規定，但實際上，非但沒有使任何人受損，倒是有許多人得益，這樣的社會行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質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訂的必要。
在媒體的廣泛報道下，孫大午案成為2003年度最轟動的商業事件之一。10月31日，聯想集團的柳傳志看了中央電視台的專題節目後，以個人名義發去了一份帶有慰問意味的傳真，他寫道：「希望你在這個時刻一定要穩住陣腳，不要因此亂了方寸。我在當年創業時也遇到了許多的困難，但是都挺過來了。只要你保持你的這種奮鬥精神，就一定能渡過難關。」作為一個具有公眾影響力的商業領袖，柳傳志做了他自認為應該做的事情。11月，在孫大午被羈押近半年後，徐水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名成立，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釋放當日，中央電視台派記者前往跟蹤採訪。在家門口，85歲的老娘抱着49歲的兒子老淚縱橫，孫大午笑言安慰。轉身，有部下告知，入獄期間，他收養的兩個孤兒，因交不起學費差點被趕出校園。聞聽這事，孫大午頓時眼圈一紅，對着電視鏡頭，掏紙抹淚。
2004表面的勝利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獄！
——柳傳志，2004年
宏觀調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鳴響的，大閘則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曆次宏觀調控都有相同的「規律」，那就是：經濟過熱造成能源的緊缺，引發激烈的爭奪，於是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不同所有制企業進行調控和再分配。而在這種調控和再分配中，國有企業、跨國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獲得的政策待遇「等級」不同。這種現象幾乎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出現一次，形成了30年來的經濟周期。2004年的宏觀調控顯然也沒有偏離這樣的政策邏輯。中央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依據是，宏觀經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過熱景象，特別是在重化工業領域，投資增長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年底，警笛終於鳴響。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國辦再發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來自審計署、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劉永行的電解鋁項目。在2003年11月底，就傳出消息稱，東方集團的包頭項目和三門峽項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冶金處的官員對記者說：「他們很多審批手續不齊全，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國家相關部門已叫停了東方希望在包頭的電解鋁項目，三門峽氧化鋁工程是為包頭提供上游產品的項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審查。」
跟歷次宏觀調控一樣，總有一些人會成為倒霉的「祭旗者」，我們已經記錄過「傻子瓜子」年廣久、「溫州八大王」、鄭樂芬等，現在這份名單上又要增加一個名字，他就是正在長江邊大幹快上的戴國芳。富有戲劇性的是，戴國芳進入「暴風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這年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占地問題。在南京的採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占地的問題。他們電詢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覆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的問題很快從毀田占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旋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座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的國務院通知下發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占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浮出水面，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是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的問題也許花錢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廢舊鋼鐵價值十幾億元，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的責任。」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蘇州，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匯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4月初，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1年的溫州「柳市事件」後，中央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匯報查處情況，將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20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
針對鐵本事件的行政處理亦史無前例，8名政府領導和銀行官員受到嚴厲的懲處。其中，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顧黑郎被罷免，並給予留黨察看處分；揚中市委書記宦祥保被撤職；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省發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國銀行常州分行行長王建國等被撤職或責令辭職。戴國芳的家產8萬元被查封。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以強硬的口吻寫道：「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社論同時要求：「各地方各部門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當前特別要把住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有效控制投資規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堅決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傾向。」這篇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角色表露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135
雷霆萬鈞的宏觀調控，同時還向房地產開刀。地產熱直接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而不斷上漲的房價，已造成大量普通居民買不起房，民怨已漸成沸騰之勢。3月到5月之間，國務院推出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包括：控制貨幣發行量和貸款規模；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認真清理和整頓在建和新建的項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節約資源的活動。其一系列文件和舉措如一道道「金牌」接踵而出：3月25日，推出再貸款浮息制度；4月25日，央行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4月27日，央行以十分罕見的電話通知的方式要求各商業銀行暫停「突擊放款」；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嚴格土地管理」通知；4月30日，溫家寶總理發表「推進銀行改革是整個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的講話；5月1日，銀監會宣布「進一步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7項措施。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報刊紛紛發表言論，對房地產的過熱進行反思甚至情緒性的猛烈聲討……
這一連串緊縮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和強大的輿論營造，不僅改變了投資者的收益預期和消費者購房的價格預期，而且改變了政府對房地產發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從而直接導致了購買力的迅速下降和樓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縮。房地產的冬天突然降臨。
隨着宏觀經濟的驟然趨冷，一個幾乎沒有懸念的伴生事實就是股票市場的雪崩。4月3日，就在風雨飄搖之中，號稱「中國最大民營企業」的德隆集團召開最後一次高管會議，總裁唐萬新感到「末日」真的要降臨了。這一天正是他40歲的生日。
在過去的幾年裡，德隆一直是中國商業界裡最高調，也是最神秘的民營企業。為了維持德隆系的高價股形象，唐萬新選擇了冒險而激進的擴張策略。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規模驚人的投資項目，其中包括投資100億元的農村超市集團、投資60億～100億元的中國最大重型汽車集團、投資55億元的畜牧業和旅遊項目，這些重量級的項目如一顆顆能量驚人的照明彈，讓人們眼前大亮，不敢逼視。2002年11月，唐家兄弟的老大唐萬里當選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他對媒體宣布，「德隆將在三年內，進入『世界500強』」。此時的德隆看上去處在輝煌的巔峰，它宣稱控制了1200億元的資產，擁有500多家企業和30萬名員工，涉足20多個領域，儼然中國民營企業中的「航空母艦」。外界對德隆的實際狀況一直不甚了解，一直到2004年1月，在胡潤公布的「2003年資本控制50強」中，德隆唐氏仍以控制217億元的上市公司市值赫然位列諸強之首。
▲上海德隆大廈
而事實上，德隆早已病入膏肓。後來，唐萬新承認，早在「2001年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為了不讓德隆系的股價高台跳水，他陷入苦戰。資金的調度成為德隆生存的頭等大事，公司形成了一個「頭寸會」制度，每天下午3點準時召開，風雨無阻。唐萬新是「頭寸會」的總調度人，他每天親自主持會議，旗下各金融機構把當天的危機程度和數據以及「頭寸」寫在黑板上，然後唐萬新根據風險程度逐筆拍板，決定哪一筆頭寸解決哪一筆危機，精確至每1元錢。唐萬新拍板的過程一般10分鐘就結束，然後把當天「頭寸會」的統計報表用碎紙機碎掉，防止流失到外面及留下記錄。
唐萬新做的最後一次掙扎是試圖直接進入地方城市的商業銀行。德隆從大型商業銀行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而國內城市商業銀行則有百餘家之多，資產總額5500億元，存款4500億元。如果能夠進入，德隆將真正形成實業投資與金融緊密結合的財團模式，並有可能徹底地將自己洗白。2002年6月，德隆通過6家影子公司控股昆明市商業銀行，成為總計持股近30%的大股東。9月，它又通過湘火炬出資，購得株洲市商業銀行增擴後總股本的11.73%，同時，它還染指長沙市商業銀行和南昌市商業銀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德隆先後與至少6個城市的商業銀行達成了控股或參股的協議。在民營企業高歌猛進的2003年，德隆對金融業的滲透被認為是民營資本進入壟斷領域的嘗試。對唐萬新來說，他的目的其實就是三個。其一，進入銀行董事會後，可以用各種項目及關聯公司之名，從中獲取資金。後來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德隆從山東一個城市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量就達到了40億元之巨。其二，在股市上炒作參股金融的概念，支撐及刺激已顯疲態的德隆系股票。其三，如果參股成功，甚至城市商業銀行獲准上市，那麼，德隆的「產融結合」戰略將畢其功於一役。
然而到2004年年初，德隆的資金困境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唐萬新將德隆系內幾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