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31章
吳曉波
娃哈哈與達能的輿論大戰是這年上半年最熱鬧的財經新聞。這場眼看將被點燃的「娃哈哈保衛戰」沒有得到主流財經媒體的呼應，很多財經人士認為，飲料行業已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競爭性領域，國家保護已無必要，宗慶後試圖悔約，缺乏必要的契約精神，而他企圖挾民族主義狂熱達到自己商業的目的，則更不應該支持。更有記者在細緻的調查中發現，宗慶後及其妻女早在數年前就持有外國護照。從1998年開始，宗慶後及其家族在境外悄然設立11家海外離岸公司，並以它們為主體發展了數十家非達能合資企業。也就是說，如果宗慶後能夠把娃哈哈品牌從達能手中奪回，就「資本血緣」而言，也與民族產業無關。
一直到年底，宗慶後與達能的這場「離婚官司」仍然塵埃未定，充滿種種的變數。它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式商業的種種變通與曲折，也展現出不同利益所有者對政策與環境的利用與角斗。
對於崛起中的大國來說，需要調整的除了心態，還有責任。
這年「五一」黃金周到太湖旅遊的遊客發現，不少區域的水面漂着一層綠膜，最厚的地方像覆蓋了一層綠油漆，有的地方漂浮着大片死魚。專家解釋，這是藍藻暴發。藍藻是一種原始而古老的藻類原核生物，常於夏季大量繁殖，腐敗死亡後在水面形成一層藍綠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到5月29日，受藍藻暴發影響，江蘇省無錫市大批城區居民家中自來水水質驟然惡化，氣味難聞，無法正常飲用，超市中純淨水被搶購一空。藍藻事件震驚全國。藍藻泛濫，完全是工業污染所致。太湖沿岸化工企業林立，污水排放沒有監控，造成太湖水呈現嚴重的富營養化，平均氮、磷含量均高於標準10倍以上。近兩年，太湖流域工業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達53億噸，而污水處理率僅為30%左右，污染物總量已遠遠超過流域水環境承載能力。《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江蘇省宜興市周鐵鎮採訪時看到，這個總面積僅有73.2平方公里的小鎮，最多時有三百多家化工企業。記者在太湖邊看到的景象是：湖邊大約一二百平方米的範圍內，都被藍、綠、黑、灰等顏色覆蓋，湖面散發着一股惡臭，有些地方看不到水面，都已經凝固成塊，如同糞坑一般，上面停留着不少蒼蠅。3艘漁船停靠在岸邊，但很顯然早已派不上用場。湖邊倒也有不少蘆葦，但蘆葦的莖部已經被藍綠色的污染物染上顏色。偶爾有幾隻水鳥從湖面飛過，卻始終找不到落腳點，不得不飛向遠處。
▲村民打撈太湖藍藻
太湖之禍僅僅是中國水體污染的一個縮影。7月，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沉痛地透露：目前水污染已經逼近危險臨界點，全國七大江河除了幹流因水量大水質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幾乎全部壞死。國家花費10年時間、巨額投資的努力和成果已被後來流域內的重新污染所抵消。潘岳說：「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們恐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將面臨嚴重的社會和諧問題。」
再放大了看，水體污染又是環境惡化的一個縮影。在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高污染與高能耗成為大國崛起中兩個令人尷尬的伴生物。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稱，在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16個。伴隨着經濟的成功，環境污染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這家國際組織直言不諱地說：「沒有哪個國家曾在垃圾製造方面經歷過如此大規模、高速度的增長。」上年，英國《獨立報》記者查爾斯·沃克在一篇題為《醒來吧，聞一下碳化物的味道》的報道中稱，中國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整個歐洲排放的還要多。如果從太空中看，北京和上海的位置是大片的含硫雲層。在華南地區，廣東省的工業污染已經影響到了香港。在過去3年裡，香港的能見度下降的天數多了兩倍，由於這個因素，40%的企業難招募外籍人士。美國《新聞周刊》則登出了一篇題為《中國輸出污染》的文章。記者寫道：「多年來，北京的空氣像一碗渾濁的蛋花湯……在西方，『中國製造』是廉價貨物的同義詞，但是現在這個國家正在輸出更為昂貴的產品：環境惡化。酸雨和其他污染物正在毒害中國近1/4的耕地，甚至日本和韓國部分地區的農作物也因受到中國酸雨的侵襲而枯萎。過度伐木和草場退化造成的沙塵暴在北方肆虐，甚至吹到了美國西海岸，如今27%的中國國土正在沙漠化。美國排放的溫室氣體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緊隨其後，已經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這一年，隨着奧運會賽期逼近，北京的空氣污染再成國際關注話題。11月，《鳳凰周刊》披露，美國奧委會正在考慮是否要為美國運動員配備活性炭空氣過濾面罩。周刊說：「儘管佩戴面罩參賽的主意將使東道主北京喪失『面子』，並非好客人的作為，但美國奧委會專家從保護運動員健康的角度出發，沒有放棄這個方案的可行性試驗。」
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模式也面臨極限挑戰。根據專家計算，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5%，但為此消耗的資源量卻十分驚人，我們消耗了全球石油總消費量的8%、原煤的40%、粗鋼的32%、氧化鋁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由於資源消耗增長過快，我國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並且這種趨勢還在發展。中國的高能耗成了全球能源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現了「中國買啥啥貴，賣啥啥便宜」的怪現象。與高能耗並存的則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中國火電供電煤耗每千瓦時為379克標準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業噸鋼可比能耗為705千克標準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95千克；電解鋁交流電耗為每噸15080千瓦時，比國際先進水平高980千瓦時；單位建築面積採暖能耗相當於氣候相近發達國家的2～3倍；載貨汽車百噸公里油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出1倍以上；我國現有各類電動機總功率約4.2億千瓦，運行效率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以上，相當於每年多消耗電能約1500億千瓦時。
很顯然，這是一種難以為繼的增長模式。這年秋天，國家發改委安排了5.4億元國債資金支持98個重點節能項目，國務院還與地方及中央重點企業簽訂了45份節能目標責任書，同時，新的《節能法》即將出台。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言，「偉大以負有責任為代價」，作為一個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必須認真直面挑戰。
這年的中國股市，只可以用四個字形容，「全民狂歡」。這是自1999年之後資本市場的又一場無度盛宴。自上年上證股指突破2000點之後，股市的復甦已成事實，曾經在2月底出現過一次有預謀的大洗盤，緊接着便是一路高歌。在4～9月的半年時間裡，股指連連上攻，熱點頻繁轉換，市場價值呈幾何級膨脹，市盈率高達五六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股票相當之多。在這段時間裡，新開戶股民每天多達30萬人，湧進來的這些人不僅有城市白領、理財老手，還有大學生、農民、小商販、鄰居的大媽們。各地的典當行生意興隆，很多人抵車、抵房、向銀行貸款，衝進仍在不斷上漲的市場，他們或許連市盈率都不懂是什麼意思。一首由杭州女股民創作的網絡歌曲《死了都不賣》成為很多人的手機鈴聲。這首歌是這樣唱的：「死了都不賣，不給我翻倍不痛快，我們散戶只有這樣才不被打敗，死了都不賣，不漲到心慌不痛快，投資中國心永在。」到5月25日，滬深兩市的開戶總數突破1億戶。
8月9日，滬深兩市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達到21.147萬億元，超過上年21.087萬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這意味着我國A股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首次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如果把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市值計算在內，中國股市總市值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8月23日上午，在萬眾期盼中，上證指數一躍突破5000點大關，從而實現了中國股市的歷史性跨越。在很多交易日，中國股市的成交額甚至超過亞洲其他市場的交易總和。
隨着資本市場進入歷史最繁榮的時期，中國公司的市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8月份，中國鋁業的市值已經超過全球最大的兩家鋁業公司市值的總和，深圳萬科的市值竟比美國最大的4家房地產公司市值之和還要高出40%。10月16日，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彭博社公布數據顯示，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上市公司中，中國公司已和美國公司平分秋色，各占4席。其中中國石油排名第二，中國移動、工商銀行和中國石化排名依次為第四、第五和第八。這條新聞發布後的20天，中國公司再一次震驚世界商業界。11月5日，中國石油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價高開，市值達到1.1萬億美元，不僅一舉摘下「全球市值規模第一」的桂冠，還將歷史紀錄整整擴大了一倍，高於緊隨其後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和通用電氣的市值總和。更令人瞠目的是，以該日收盤價計算，中國石油A股加H股的市值大致相當於巴西或俄羅斯全年的經濟規模，遠遠超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5個創始成員國的經濟產出總和。177對於這種高市值現象，國內業界表現出極其複雜的心情。中國石油的表現進一步證明壟斷的力量以及股市的巨大泡沫。有人將之與埃克森美孚比較發現，後者的營業收入是中國石油的4倍，而利潤率只有中國石油的一半，顯然，很難將中國石油的這種贏利優勢歸結為其競爭力的體現。中國內地股市規模現已超過日本，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日本的60%。這是與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不相稱的。透過股市的狂歡，人們看到的是中國經濟上升期所伴隨的資本躁動，以及非理性的市場繁榮。
便是在這場股市狂歡中，人們仍然絕望地看到，那條灰色的操縱和投機色彩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有越來越濃烈的跡象。據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的觀察，2007年的資本市場進入歷史上違規違法行為最嚴重的時期。他提出了三種值得警覺的行為。一是日益猖獗的內幕交易，他認為當前的市場內幕交易是17年來最猖狂的階段：「過去內幕交易還是小範圍的，現在是全面做這個事情，這將嚴重損害中國資本市場持續成長的基礎和道德底線，要引起足夠警覺。內幕交易將會使中國市場慢慢喪失其信心。」第二是目無法紀的操縱市場行為非常令人憂慮。第三是部分上市公司愈演愈烈的虛假信息披露和大規模增發行為。
吳曉求的這些警告其實一點也不新鮮，人們在2000年就早已聽得厭煩，不過，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記得。年初，*ST寶碩的表演就很能為這種擔憂提供最生動的佐證。這是一隻神奇的股票，它從2月份起接連走出10多個漲停，每股股價從2.30元升到將近20元，而它被炒熱的原因是「這是中國股市中最垃圾的垃圾股」。*ST寶碩是河北保定市一家生產塑料製品、管材的專業工廠，在2006年的年報中，這家企業虧損16.62億元，並存在逾期貸款、巨額違規擔保、大股東巨額占款等問題，2007年的第一季度又報虧7000萬元，每股淨資產為-4.17元，公司進入破產程序，而且由於股權交易複雜，始終找不到「買家」。就是這麼一家公司，因為「它面臨破產，而且神秘買家未定，存在重大的想象空間」，因此引起炒家們的追捧。從4月到5月，*ST寶碩連續發布了3份破產風險提示公告，但與之相呼應的卻是公司股票一連14個漲停板，股價持續上漲，讓人莫名咋舌。
如果說股市的狂熱已到了癲狂的地步，那麼發生在樓市裡的財富傳奇則令人無言。
這一年，全國房價延續上一年的上漲態勢全面飄紅，很多城市都漲了一倍，甚至兩到三倍。年初，北京市中心城區的二手房交易價格為每平方米0.7萬～1萬元，到10月份，已經上漲到每平方米1.6萬～3萬元。4月，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披露了上海某樓盤房價高揚的真相：真實成本約0.6萬元/平方米，開發商最終向消費者發售時房價已抬高到了1.8萬元/平方米。開盤當日，消費者漏夜排隊領號。8月，杭州市區的一塊土地被高價拍賣，樓面地價達到了1.57萬元/平方米。消息發布後的第二天，該地塊邊的一個售價為1.5萬元/平方米的樓盤當即跳空提價6000元。房價如此瘋狂，連賺到手軟的開發商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年初，深圳一家地產業推出160多套別墅，600多戶聞訊搶購，近千萬元一套的豪宅每兩三分鐘成交一套。開發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樓盤的利潤率已經高到讓我們不好意思的程度了。」
10月1日，美國《福布斯》亞洲版公布2007年「中國富豪榜」，一個陌生而年輕的26歲女子成了新一任的中國首富。這個叫楊惠妍的廣東姑娘是廣東碧桂園創始人楊國強的女兒，她個人淨資產高達160億美元，因此創造了三項紀錄：中國第一個資產過千億元的富豪，第一個不到30歲就成為全國首富、全亞洲最富有的女人。人們還記得，2005年的首富是盛大遊戲的陳天橋，其身家為90億元，不過兩年，首富標杆提高10多倍，地產的造富魔力讓所有從事製造業、流通業甚至互聯網產業的企業家們都黯然失色。
在這張榜單上，前四位均為大地產商，分別是楊惠妍（碧桂園）、許榮茂（世茂集團）、郭廣昌（復星國際）和張力（富力集團），前100名中有39人從事地產業。而在早前發布的《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排名前十的有6位是來自IT、互聯網行業，相比較，這是一張頗有嘲諷意味的榜單。新華社記者在題為《福布斯榜單揭示房地產暴利》的評論中寫道：「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繁榮並非起步於房地產開發，而是始於加工製造業。為什麼製造業出不了多少富豪？顯然還是一個行業利潤率的問題。」
碧桂園的創辦人是1955年出生的廣州市順德區北鎮人楊國強，他自幼家貧，據稱17歲前未穿過鞋，早年曾放牛種田、做泥水匠及建築包工頭。他平時十分低調，幾乎與媒體絕緣，出現在公開場合時亦沉默寡言，穿的西裝永遠像大一個碼。還有媒體記錄，他在開會時，喜歡脫鞋、盤腿而坐。他是第一批涉足地產業的私營企業者，1992年就開發順德碧桂園樓盤，此後多年在珠三角一帶發展。碧桂園是一個典型的家族企業，在公司9個執行董事中，8個均為楊氏家族人士，唯一非血緣成員是公司總裁崔健波。此人曾任楊國強老家、順德區北鎮鎮長數年，據稱「對楊國強的事業發展進行了堅定的扶持和幫助」。2005年，楊國強將所持股份轉給1981年出生的二女兒楊惠妍。2007年4月20日，碧桂園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按所持股份的市值，楊惠妍一躍而成中國新首富。
碧桂園上市後，成為中國市值最高的房地產公司，而在此前的地產界，碧桂園在開發規模及知名度等方面均不是最突出的，而且其財務壓力也非常巨大。公司的財務總監曾表示，到2006年年底，企業負債40億，淨負債與股本比為160.1%。然而，儘管如此，它的上市還是受到熱烈的追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到8月中旬，碧桂園土地儲備達到5400萬平方米，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的規模。碧桂園一向最引以為豪的是土地價格低廉，它在上市招股書中便宣稱：「我們是中國擁有最龐大和低成本土地儲備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此等儲備為我們未來的增長和贏利能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碧桂園的上市保薦人瑞銀也在報告中提到，碧桂園所得土地的最低成本，以每平方米計，只有25元。有媒體披露，它在廣州增城的項目鳳凰城一期土地地價低廉到每畝3萬元，而華南碧桂園的地價則是每畝6.8萬元。公司招股書表明，在過去三年間碧桂園每年營業額的複合增長為56.5%，而純利增長則為驚人的141.1%。
地產業的暴利怪狀，除了業者利用現氣大賺其錢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這個產業存在一條罪惡的「灰色產業鏈」。6月25日，《人民日報》旗下的《市場報》刊登報道稱，「四成利潤被職能部門吃了」。據一位姓蔣的房地產開發商透露，「我從1992年就開始從事商品房建築行業。當年每平方米的建築成本價不過350～400元，房價不過1000～1500元/平方米，建築成本占房價的1/4，加上土地出讓金，房地產成本價格也不過是房價的1/3～1/2。如今建築成本比原來只漲了100～200元，房價卻比原來翻了好幾倍，房屋成本只占房價不到20%。」
幾乎所有的房地產商均向外宣稱「價格上揚」的最大原因是土地價格、開發成本上升。而據這位開發商透露，實際上，土地「招拍掛」沒有增加房屋成本，而「暗箱操作」成為房地產商降低成本的主要渠道。「招拍掛」的項目一般分為3種情況。一種是規模較小的項目。在招投標過程中開發商可以通過「內部渠道」了解政府方面的土地價格「底線」、「上限」，與有可能參與的同行形成「價格同盟」。由一家公司競拍下來後，其他公司共同建設，但樓盤銷售價格參照周邊樓盤價格抬高銷售。一種是規模涉及幾百畝土地的項目。土地連片開發就需要通過集體「圍標」的方式來實現對土地的掌控，開發商往往事先做好評估部門、招投標審委會的「工作」，通過招投標「評估」方式，排擠一些外來的競爭者，通過打壓對手、減少競爭壓力來降低潛在的成本風險。還有一種是獲得規劃部門的「風聲」，在未來的黃金地段搶先「圈地」的做法。如政府搬遷、城市發展規劃等出台前夕，地方政府決策層尤其是「一把手」對城市發展的目標指向，成為開發商趨之若鶩的消息，一有風吹草動，房地產開發商就會連夜「跑馬圈地」，因為這時候土地價格最低廉。要獲得這些消息、「搞定」這些職能部門，就必須「有酒大家喝」，從樓盤開發中拿出一部分利潤，讓包括評估、規劃、拍賣、土地、政府等部門「分享」。這位開發商對記者說：「我認真算過這樣一筆賬：一棟樓盤開發下來，成本只占房屋價格的20%，開發商拿到的利潤占房屋價格40%，還有40%就是被各種『灰色開銷』吞噬了。」178
房地產的放縱和暴富現象，已成為中國社會病態的一個重要體現。新華社出版的《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稱：「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地產商扮演了增加不和諧因素的角色。」研究華人商業變遷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黃紹倫對《東方企業家》的記者說：「地產商的暴富對整個社會的工作倫理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在過去，你管理一個大工廠，怎麼融資、找市場、管理工人，都覺得這是了不起和辛苦的事情，回報和付出是有一定的關係。但地產商似乎不同，究竟他們的成功與付出有一定聯繫嗎？如果沒有，我們的工作態度還能維持嗎？所以，投機成了影響社會最大的價值觀。我們都在困惑着。」
9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的「懲治與預防職務犯罪展覽」在北京揭幕。據統計，自十六大（2002年）以來，中央累計查處嚴重腐敗的省部級以上官員16人，有10人是被不法地產開發商拉下水，而走上不歸途導致身敗名裂的。179
股市與樓市的空前繁榮，意味着在「高速公路」上持續前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又駛入了一個加速度的周期，它帶來了多重的社會景象：國家及個人財富的重新分配，中產階層的空前擴容與活躍，全民投機心態的扭曲，中國公司的市值膨脹，宏觀經濟的泡沫化加劇等。在過去的30年裡，2007年是社會資本最為活躍、財富分化現象最為顯著的一年。
股市與樓市的狂暴熱浪，幾乎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不過，我們還是要留一部分筆墨給實業界的企業家們。在經歷了20多年的成長後，他們都走在「缺氧的高原區」，所有的對手都是異國的面孔，而自己的那些經驗卻好像已經過時。
TCL的李東生正陷入苦戰，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地要在18個月內實現併購贏利，而事實卻是，每一項重組計劃都不幸擱淺。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幾乎使盡了所有的招數，甚至又像10多年前一樣，披着一條彩帶出現在商場的櫃檯前親自向消費者促銷。這個十分注重外形的南方人有時候會鬍子拉碴、神色倦怠，不過誰都看得出來，他一直試圖保持自己的尊嚴。2006年6月，他寫了一篇《鷹的重生》。他寫道：「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它一生的年齡可達70歲。要活那麼長的壽命，它在40歲逐漸衰老時必須做出困難卻重要的決定。鷹首先用它的喙擊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脫落，然後靜靜地等待新的喙長出來。鷹會用新長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鮮血一滴滴灑落。當新的趾甲長出來後，鷹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個月以後，新的羽毛長出來了，鷹重新開始飛翔，重新再度過30年的歲月。」這樣的描述無疑是慘烈的，在2006年，TCL的淨虧損高達18.4億元，股票戴上「ST」的帽子，面臨退市危機，《福布斯》中文版還把他評為「中國上市公司最差老闆」之一。2007年5月，李東生不得不關閉了歐洲工廠，宣布重新把重點移回中國市場。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視着李東生，他會是那隻獲得重生的鷹嗎？
跟TCL相比，聯想對IBM電腦業務的併購進展要順利得多，不過，柳傳志的憂患似乎同樣深重。這年9月他宣布，從2004年年底至今，新公司的業務已逐步走上正軌，營業額由併購前的29億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46億美元，銷售數量由418萬台提高到1662萬台，聯想開始淡化IBM的品牌，而獨立使用聯想ThinkPad品牌。柳傳志說，現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和企業的國際化碰到了很大的難題，最主要的難題是我們對過去30年本土的成功經驗，沒有得到一個國際的認可和總結。聯想併購如果成功，將第一次證明中國人也能管理好一家跨國公司。他還說，幾十年，中國企業一直跟在西方管理者後面學「菜譜」，現在也應該一邊做一邊研究，自己也要會造「菜譜」。他揭示了中國企業家的某種焦慮：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國家之一，中國還始終沒有自己的管理思想和商業文化，那將是一件多麼恥辱的事情。
海爾的張瑞敏也不輕鬆。中國家電業幾經價格戰後，利潤已「像刀片一樣薄」，利潤率僅在2%～3%之間，全行業銷售收入增長僅為3%左右。因此，在張瑞敏看來，唯一的出路是實現全球化布局，實現高增值下的高增長。2005年6月，海爾曾經試圖以12.8億美元的出價收購美國第三大家電公司美泰克。在併購的最後一刻，全球最大白色家電企業惠而浦出手攪局，海爾宣布退出競購。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張瑞敏說，海爾儘管已經是中國第一、世界第四大白色家電廠商，國際競爭力持續上升，但並不意味着與跨國公司的差距在縮小。相反，隨着惠而浦兼併美泰克，規模增加到190億美元，海爾再次被拉開了距離。這位在30年企業史中最具管理思想的企業家說：「海爾目前正處於一個高原區，身處海拔5000米，但我們的目標是8000米，因為對手都在珠穆朗瑪峰上，不僅路還很長，最後能否上去都是問題。正是因為國外對手非常強大，我們原來的有效辦法可能都不行了。海爾發力於全球布局，這是一場生死之戰，海爾要麼通過全球化戰略而真正地上去，要麼就被人家淘汰。」
華為的任正非在這年迎來了創業20周年，跟過去的很多時候一樣，他仍然表現得憂心忡忡。他透露說，華為在過去每年堅持投入銷售收入的10%以上用於研發，尤其是最近幾年，有超過2.5萬名員工從事研發工作，資金投入都維持在每年七八十億元以上，經過多年艱苦奮鬥，至今為止，華為沒有一項原創性的產品發明。更讓任正非擔心的是，它的全球頭號勁敵美國思科已經把戰火燒到了家門口。2007年年底，思科創始人錢伯斯造訪中國，宣布將在今後5年內投資中國160億美元。這又將是一場怎樣的鏖戰？
7月8日，對於老資格的民營企業家魯冠球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這一天是他創業的第38個紀念日，同時，他創辦的萬向集團宣布成為美國AI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萬向的海外業務規模首次超過了國內業務，這意味着當年的修車鋪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AI是一家很獨特的公司，它由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發起，是專門為這三大公司提供模塊裝配及物流管理的公司。萬向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汽車配件生產商能夠成為AI的大股東，意味着中國企業開始以資本併購和專業參與的方式，直接「嵌入」全球汽車產業鏈的核心部位。在魯冠球位於蕭山鄉鎮的家中，還一直懸掛着那幅汽車的圖片，他的「造車夢」到何時會真正實現？
美國20世紀初期的傳奇企業家洛克菲勒晚年對友人說：「也許以後別人的資產比我還多，但我是唯一的。」這句話，魯冠球、柳傳志和張瑞敏等人也應該有資格說，因為他們所經歷的轉型大時代是唯一的。他們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業做得生龍活虎。然而，商業又是一個用結果來檢驗過程的冒險遊戲，他們必須更長久地活下去。「那些沒有消滅你的東西，會使你變得更強壯。」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名言應該可以成為這些企業家共同的生存格言。
8月11日下午3時許，佛山市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港商張樹鴻在自己工廠的三樓倉庫內上吊自殺，屍體旁邊堆着10多包形態可愛的芝麻街布娃娃玩偶。自殺前，張樹鴻在廠區內巡視一圈，並將工人工資悉數結清。他從1993年起自香港到佛山辦廠，被員工描述為一個厚道人，個子很高，接近一米八的樣子，也很壯實，但皮膚很黑，穿衣服很不講究，平時總穿一身很舊的休閒服。他對員工很體貼，曾自己貼錢給員工供樓，許多人因此跟着他一干就是十幾年。這個玩具商的意外死亡，讓「中國製造」的話題再度跳上國內外重要財經媒體的頭版。
張樹鴻之死起因於9天前。8月2日，美國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提出召回佛山利達生產的96.7萬件塑膠玩具，理由是「回收的這批玩具表漆含鉛量超標，對兒童的腦部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美國環保組織塞拉俱樂部認為危及兒童安全」。事發前，佛山利達的產量已居佛山玩具製造業第二。一夜之間，這家擁有10多年良好生產記錄的合資企業成為眾矢之的。在美國輿論的不斷聲討下，玩具廠商及其上下游供應、檢驗鏈上的疏忽被一一曝光和放大。最終，佛山利達被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要求整改，國家質量監督管理總局宣布暫停其產品出口。利達被迫停產，2500名工人幾乎無事可做，張樹鴻承受巨大壓力，最終一死了之。張樹鴻死後3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國產玩具數量增加到1820萬件。
在利達事件發生前後，「中國製造」正遭遇到一場醞釀已久的信任危機。3月18日，總部位於加拿大的寵物食品公司Menu
Foods發布「召回聲明」，因其原料涉嫌污染導致貓狗寵物死亡，該公司將對旗下80多個品牌的寵物食品進行緊急召回。所有這些食品都是罐頭包裝或者錫箔紙袋包裝，數量約為6000萬，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調查認為，涉嫌污染的產品使用了從中國進口的小麥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5月初，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宣布在中國產牙膏中查出含有二甘醇，因而決定停售中國產牙膏，隨後美國、新加坡和日本等國家相繼做出停用、停售中國產牙膏決定。6月11日，美國一家輪胎經銷公司FTS宣布召回45萬條由中國橡膠公司生產的一批輕卡汽車輪胎。據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調查，上年8月，一輛載有4名乘客的貨車在賓夕法尼亞州失控撞毀，其中兩名乘客喪生，事故原因是該車使用的中國產輪胎胎面脫層。同月，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對來自中國的5種水產品實行自動扣留，並拒絕其入境，稱其含有未經批准的獸藥殘留。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宣布在全球範圍內收回150萬台中國生產的玩具火車，稱其油漆中含有可導致兒童中毒的金屬鉛。
這些層出不窮的安全事件讓中國商品信譽遭到重大挫傷。一些針對「中國製造」的攻擊性言論和行動甚囂塵上，兩年前那個宣布「一年內不使用中國商品」的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聞記者莎麗·邦加妮在這時候出版了《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一書。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喬納森·伯查爾寫道：「書中有大量表達不滿的潛台詞，這意味着在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本書可能成為表明公眾憂慮的又一個指標。」對「中國製造」的譴責成為某些政治人物隨手拈來的「工具」，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灣市市長馬齊奧梯甚至發布命令，該市政府不得購買價值50美元以上的中國商品，或一半以上部件為中國製造的商品。這個有10.7萬名居民的小城市成為全美第一個禁止某一國家貨物的城市。正是在這種洶湧的抵制風潮中，玩具商之死把矛盾推到了頂點。對中國商品的謾罵或侮辱式的指責似乎已經不需要理由，這是當今商業世界最詭異的事件之一：誰也離不開「中國製造」，可是每個人都在表達着對它的不滿。《金融時報》駐京首席記者雷蒙德·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西方消費者獲得巨大好處，另一方面，西方人大聲抱怨廉價中國商品正在讓當地人失去工作，讓中國得到不容置疑的好處。」
張樹鴻死後，玩具召回事件在質量責任人的確定上居然出現了戲劇性的反覆。在一開始，美泰公司儼然一副受害者的姿態，公司首席執行官羅伯特·埃克爾特在向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認定，事故責任完全在於中國承包商。他說：「有人對不起我們，造成我們對不起你們。」然而，中國商務部卻在調查中發現，美方宣布召回的玩具絕大部分不是因為製造質量的問題，而是美方標準的突然改變以及經銷商的風險轉嫁。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介紹，美國玩具公司大規模召回涉及的2100萬件玩具當中分為兩類情況：一類是屬於所用的塗料和油漆含鉛超標的問題，這一類大概有300萬件，占整體召回數量的14%。造成鉛含量超標的原因，既有中方廠家在生產管理中的漏洞，也有品牌經銷商在驗收環節中的缺陷。第二種情況則是，美方經銷商的風險轉嫁。2007年5月，美國材料測試協會公布了一項針對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標準，中方製造商生產的1820萬件玩具是根據之前的出口標準生產的，美方經銷商以不符合新標準為理由召回玩具，全部風險及損失則由中方承擔。
這一調查結果的出現，讓國內輿論再度譁然，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被動和被欺壓現狀畢現無遺。9月21日，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美泰公司為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並表示所召回的玩具絕大部分是由於美方設計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國製造商的問題。美泰在聲明中表示：「願意承擔這些召回事件的全部責任，並親自向中國人民和所有收到我們玩具的顧客道歉。」
玩具風波的一波三折及發生在這一年的眾多事件表明，發力於1998年前後的「中國製造」在歷經10年的黃金成長期後，已經走到一個十分敏感的十字路口。至少有兩個事實讓未來的中國製造充滿變數。
一是中國製造商已不堪國際渠道商的壓榨。在過去很多年裡，低廉的中國商品為全球商品的物價平抑提供了巨大支撐，而流通大公司成為其中最大的得益者，它們與中國製造工廠的利益戰愈演愈烈。在紹興、溫州等地的工廠，人們看到這樣的景象，在一條生產線上懸掛着不同的商標，有些是顯赫的國際品牌，有些是國內製造商的品牌，儘管它們都從同樣的生產線上被製造出來，但是貼上不同的商標後，身價就會有一倍甚至數倍的差別。品牌的力量在這些車間裡展現得殘酷而讓人感慨，而製造工廠卻很少從這種差異中獲得利益。一位溫州皮鞋工廠的總裁訴苦說：「中國皮鞋的出口目前完全受制於歐美幾家大的渠道商，它們對付我們的唯一辦法是壓價、壓價和不斷的壓價。一雙皮鞋，它們只肯給5美元的價格，我們如果要求再高1美分，它們馬上就轉身到別的工廠去了。那麼，製造5美元一雙的皮鞋，我們會用怎樣的皮料？進行怎樣的節約？不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嗎？你能夠指望用5美元做出來的皮鞋會是質量一等的嗎？況且，隨着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中國皮鞋廠家的出口生意已經成了一塊雞肋業務。」7月，中國最大的襪業製造企業浪莎集團宣布，月底交完最後一批貨後，不再接受沃爾瑪的訂單。這家企業每年向沃爾瑪提供500萬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潤太薄，最終選擇了放棄。180
二是由於人民幣升值及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國製造」的價格優勢第一次出現遞減跡象。7月，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比上年同期增長了5.6%，這是10多年來最急劇的增長。食品價格猛漲15.4%，由於農業區家畜爆發疫情以及嚴重的洪水，單是肉類和禽類價格就漲了45%。而且通脹不僅僅是國內問題，由於中國是世界上很多產品的供應國，中國的成本提高會體現在全世界沃爾瑪及其他大零售商的貨架上。美國商務部表示在2007年的上半年，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價格上漲了4.1%。這是自美國在2003年開始追蹤中國進口商品價格以來增長最快的，而且遠高於美國2%的通脹率。上半年，中國出口彩電2255萬台，比上年同期下降48%，其原因除了人民幣升值、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因素外，還受到國外專利費上調的制約——由於中國企業欠缺核心專利技術，每出口一台電視機，需繳納10美元左右的專利費。《時代周刊》在10月底的報道中分析說：「一些人在警告，低價中國產品幫助全世界維持異乎尋常穩定的物價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接受訪問時認為：「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已經開始上漲，這將促進全球通脹的復甦。」蘇格蘭皇家銀行的中國戰略家本·辛芬德費爾則說得很簡潔：「在過去10年，中國是通縮勢力，在未來10年，它將是通脹勢力。」
就這樣，關於「中國製造」的話題還將持續。一隻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兩周後，可能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引起一場龍捲風。這樣的「蝴蝶效應」正發生在中國與世界之間，而張樹鴻就是一個無辜而悲情的受害者。
到2007年，連美國硅谷都已經誕生50周年了。還有幾個人記得半個世紀前那家發明了集成電路的仙童公司創建了偉大的英特爾公司的諾伊斯已經去世多年，發明了摩爾定律的戈登·摩爾年近八旬，甚至連永遠穿牛仔褲的喬布斯也都肚腩微現，人們崇拜的是更年輕的布林與佩奇，他們創辦的Google如日中天。在硅谷創業的華人中，曾經躋身全美十大富豪的王安早被遺忘，年過40的楊致遠也好像過氣了，最受歡迎的是1978年出生的台灣青年陳士駿。2005年2月，這位計算機天才跟硅谷的其他前輩一樣在一個車庫裡創辦了視頻網站Youtube，20個月後，Google以16.5億美元收購了他的公司。
這一年，互聯網的光芒明顯被狂熱的股市和樓市所掩蓋，那些動輒上千億元的市值以及上百億元的財富身家，讓IT精英們有點失落。他們甚至開始有點後悔為什麼非要在納斯達克上市，搜狐的張朝陽便在年初說，他有點後悔到美國上市，「到美國上市是中國互聯網的整體悲哀！為了收入、報表，我們整天忙短信、忙無線，整天忙，把網民給忘了」。不過，起得晚卻趕上一個好集市的人也有，他就是阿里巴巴的馬雲，他的公司11月在香港上市，成為市值最高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為600萬中小企業提供外貿交易的平台，它讓無數不懂外語、沒有出過國，甚至不知道任何國際貿易知識的中小商人找到了國際買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中國製造」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2004年，馬雲創辦從事C2C業務的淘寶網，在兩年時間內戰勝全球最大的同業公司eBay易趣，取得了75%的市場份額。2005年，阿里巴巴成為陷入困境的雅虎中國的實際控制人，使得自己從一個技術應用型公司變成了掌握一流技術的公司。為了解決網絡支付的信用難題，馬雲還創造性地發明了一種叫作「支付寶」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它以阿里巴巴為交易的擔保中介，從而解決了資金欺詐的問題，也讓自己間接地進入了金融服務領域。2007年的阿里巴巴看上去是一個體系龐大而面目不清的帝國，馬雲決定把已經實現贏利的電子商務項目拿出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馬雲顯然選中了公司上市最為合算的時候。股市的結構性泡沫意味着公司股價的普遍高估，而阿里巴巴同時具有中國和互聯網兩大概念，在此時籌資，無疑會占到相當大的便宜。
儘管如此，阿里巴巴上市的火爆景象還是讓人吃驚。對於投資者來說，它最大的魅力是無窮的想象空間，阿里巴巴的股票遭到「哄搶」，中國台灣最大企業鴻海的郭台銘、美國思科的錢伯斯等都成為第一批投資人。在國際配售部分，阿里巴巴獲得了1800億美元的認購，相當於186倍的超額認購。在散戶公開認購部分，凍結資金4500億港元，超額認購逾259倍，打破了港股發行的歷史紀錄。其瘋狂景象連《經濟學人》雜誌都開始提問：「阿里巴巴是否是中國.com的泡沫？」在10月底的一則報道中，這家英國雜誌認為：「該公司最大的財富也許是他的創始人馬雲，馬雲在公眾眼中是個有魅力、善言辭並懂得利用媒體的人。他擁有大膽的想法，懷有巨大的市場目標，以及對商業的敏感，這都使他吸引了人們眾多的眼球。」根據它的計算，如果阿里巴巴的融資目標實現，其市值將達到90億美元，相當於其每年利潤的100倍。而出乎《經濟學人》預料的是，狂熱比它想象的還要大得多。11月6日，阿里巴巴掛牌上市，當日收盤較發行價上漲192%，創港股當年新股首日漲幅之最，市值達1996億港元，竟相當於三大門戶網站、盛大和攜程五者市值之和，一躍成為中國互聯網業首家市值超過200億美元的公司。公司的市盈率達到驚人的300倍，如果以2006年的業績來比較，市盈率則近1000倍。181馬雲是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領導者，他在上市當日的高管會議上宣布，三年內，阿里巴巴要做市值1000億美元的公司，成為全球前三大互聯網公司。一位參會的高管說：「我當時就蒙了。」不過，回憶8年前他在杭州城郊那間漏水的住宅里的宣示，誰敢說這位小個子的前英語教師不會在未來創造新的神話？
阿里巴巴在香港的高調上市，為2007年的中國互聯網世界塗上一道最濃烈的色彩，似乎宣告了一個新的「應用之年」的到來。在過去的15年裡，互聯網在中國從無到有，肆意成長，終於自成一體，並滲透到了經濟生活的每一個細胞。尤其值得驕傲的是，在這個世界裡，本土企業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擊敗了各自的國際對手，這在其他行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完勝場面，甚至連Google這樣的公司都無法倖免，它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還不到競爭對手百度的一半。另外一個很奇異的事實是，凡是被國際公司收購的企業都前景堪憂，搜索領域的3721被雅虎收購後不復存在，B2C領域的卓越被亞馬遜收購後一度陷入低迷，C2C領域的易趣則在被eBay收購後遭到淘寶的重擊。
更令人充滿期待的是，在60年代出生的馬雲、張朝陽、李彥宏和70年代出生的丁磊、馬化騰之後，「80後一代」已經鳴鼓而起——康盛世紀的戴志康（1981年）、PCPOP公司的李想（1981年）、MaJoy的茅侃侃（1983年）、暢網科技的陳曦（1981年）、海川傳媒的高燃（1981年）、163888翻唱網的鄭立（1982年）——那些括號里的出生年份仿佛是一個驕傲的宣告。當這個國家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還沒有來到人世，現在卻已經開始顛覆所有貌似強大的東西，這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是生來就與互聯網「無縫對接」的一代。他們成長在一個開放的家庭和社會，沒有經受過意識形態的煎熬，沒有傳統的羈絆與包袱，更沒有產權制度的困擾，他們比所有的前輩商人都要幸運，他們看上去一個個前程遠大。不過，他們即將面臨的挑戰和災難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時代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五百多年前就告誡說：「追求夢想的人們啊，已經付出就要準備付出更多。」所有的商業故事其實都符合一條規律——就如同發生在這部企業史中的每一個悲喜故事那樣——偉大都是熬出來的。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歲月中，如果中國要誕生世界級的偉大公司、出現取得世界性聲譽的中國企業家，互聯網也許是僅有的領域之一。
9月，擔任18年美聯儲主席、上一年剛剛退任的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動盪時代：新世界中的冒險》182。這位81歲高齡的「金錢老人」將全球重要的大國進行了一一的評說。他稱老牌的歐洲強國英國「應該會發展得好」，擁有雄厚能源儲備的俄羅斯「應該徹底恢復法制以進一步發展」，在重工業及IT服務業表現搶眼的印度有「巨大潛力」，自1991年之後宏觀持續低迷的日本則仍然保持着「強大的力量」。此外，他一改說話模稜兩可的習慣，對美國和中國經濟進行了一次清晰的對比，他對前者的未來表達了擔憂，同時則預言後者將在2030年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他說，「中國如何進一步擁抱全球市場將決定全球經濟的命運」。
格林斯潘的觀點代表了西方的主流聲音。的確在很多方面，與崛起的中國相比，美國的前途更為莫測。在國際事務上，它不但在伊拉克戰爭的泥潭中難以拔足，還與另一個中東大國伊朗的關係變得異常緊張。在國內，即將到來的2008年總統選舉轉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切政策都成為選舉的工具。這年春天，一場金融危機突然降臨。3月，全美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瀕臨破產，從而引爆了空前的次級債危機183，眾多金融機構損失慘重。受其拖累，全球重要股市紛紛狂跌，在8月份的兩周里，市值蒸發超過2萬億美元。匯市亦波動劇烈，歐盟、日本政府相繼出手救援，華爾街的五大投資銀行全數損失慘重，其中，美林證券董事長、花旗銀行董事長、貝爾斯登銀行總裁相繼引咎辭職。到年底，全美有三成貸款戶因無法還貸而陷入家庭危機。在新技術的創新上，以硅谷為代表的創新力量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有專家預言，幾乎所有重要的互聯網技術都已經發明殆盡，隨着應用時代的到來，美國經濟的火車頭效應將持續下降。
即便是在財富的累積效應上，美國人似乎也遭到了挑戰。自1995年以129億美元登頂《福布斯》富豪榜之後，比爾·蓋茨一直沒有跌落過。在過去的12年裡，只有軟銀孫正義的資產在1999年的網絡泡沫期短暫地超過了他，不過只有10來天的時間。可是在2007年，比爾·蓋茨連續兩次被人超越，8月期的美國《財富》雜誌報道，墨西哥電信巨頭卡洛斯·斯利姆的個人財富已達到590億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比爾·蓋茨的580億美元。斯利姆是墨西哥的電信壟斷者，他的公司價值占到墨西哥股市市值的1/3，其家族財產等於墨西哥國民生產總值的5%左右。184到了11月份，據英國《獨立報》報道，由於近來印度股票市場火爆，該國工業大亨穆克什·安巴尼的財富漲至632億美元，已超過比爾·蓋茨和斯利姆，成為新的世界首富。穆克什的信實工業公司涉足石油、紡織和生化等諸多行業，掌管着全球第三大煉油廠。隨着這些新首富的出現，人們開始猜測，他們都出現在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從事的均為政府管理行業或能源產業，這是一種時代的倒退還是商業衍變的必然？而這種特點，又會不會在具備了同樣財富特質的中國重現？在擁有全球最高市值公司之後，中國有可能誕生下一任「全球首富」嗎？
股市之狂熱、樓市之飆升、人民幣之升值、通貨膨脹之隱患、貿易摩擦之激烈以及大國情結之高昂，每每讓人想起那句名言，「歷史往往是重複的，只是經常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罷了」。人們不由自主地將今日之中國與20世紀中後期的日本相提並論。
▲「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從時間表來看，日本復興的象徵性事件發生於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西方世界承認，「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在其後的15年裡，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0%，日元持續升值，日本樓市與股市空前狂熱，1989年，索尼公司買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新聞周刊》設計了一個著名的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日本政治家和企業家合著出版了《日本可以說不》。1851990年5月災難突然降臨，東京股市崩盤，樓市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從此陷入長達17年的漫長低迷。
▲《經濟學人》的熊貓封面
在那段令人炫目的「日本時代」發生的一切可以讓今日的中國人看清楚很多事情，比如，為什麼美國人老是逼着人民幣升值，比如，中國公司開展跨國併購將發生怎樣的狀況，再比如，中國的股市與樓市到底會呈現怎樣的動盪曲線。5月，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刊出一個很醒目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萊塢電影《金剛》爬上帝國大廈的場景，不過把那隻大猩猩換成了大熊貓。這樣的創意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18年前《新聞周刊》那個著名的封面。這樣的對比，充滿了太明顯的輪迴的氣息，歷史也許不會一板一眼地重複，但是其戲劇性的相似還是令人心驚。今日中國與當年日本，當然不會走一條完全重合的道路，不過正如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186中所論證的，自1500年以來，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在根本的規律上都是如此的相似。
2008正在展開的未來
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草民史」。
這或許是混沌的所在，或許也是歷史的真相所在。
——本書作者，2008年
2008年，是一個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一出長達百年的復興大戲將在這一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歷史如同羅馬神話里的那個「雙面神」雅努斯（Janus），它有兩副面孔，一副回望過去，一副注視未來。回望過去的起點，那是一個月光黯淡的午夜。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在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裡，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熏天的漢人大臣曾國藩困坐愁城。他對幕僚趙烈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3年後，曾國藩「如願以償」地去世了。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極力推動洋務運動，這成為中國近代企業的啟灶，他和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開灤礦務局至今余脈尚存。
100多年後的1974年10月，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顧准正處於生命的最後時刻。那時，深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中自殺了，親密的朋友們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們也同他劃清了階級界限，而「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這樣的秋風蕭瑟中，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准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跟你做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187一定會到來，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兩個月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過了4年，顧准預言成真，中國告別意識形態的禁錮，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試驗。
那是一個已經虛弱至極的國家，從領導者到匹夫百姓，一開始都顯得茫然無助，外援無望，內資睏乏，僵硬的體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那些在日後改變時代和自己命運的人們出身卑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星火從窮鄉僻壤燃起，自東南沿海而興，跌跌撞撞，時隱時現，倔強寸進，終成燎原大勢。30年後，他們創造了一個商業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國家，他們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敗的商人。
從保定府直隸總督後花園的那個黯淡夜晚，到即將來臨的2008年8月8日煙花滿天的北京之夜，歷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神話般的宏大敘述。便是在這樣一個長達130年的時空縱深中，我們一起來體驗剛剛經歷的「激盪30年」，自當有一份別樣的感慨。
30年來的中國商業界，已面目全非。1979年，8家大型國營工廠被選為全國首批企業改革試點，如今6家不復存在，兩家難言輝煌，它們都沒有成為成功的涉水者。在80年代，曾經叱咤一時的改革風雲人物，如年廣久、步鑫生、張興讓、馬勝利等，都成了沉寂的「歷史人物」。而在90年代湧現的眾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時健、潘寧、李經緯等，或沉或浮，俱成過眼雲煙。一些曾經是改革標杆的地方和名詞，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及「蛇口經驗」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發效應。30年來，人們曾經激烈爭辯的「姓社姓資」問題，如今早已達成共識，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代價甚至失去生命的「禁區」，在今天看來，都已是尋常之事。歷經數輪成長周期的洗禮，經濟變革的主題及公司成長的路徑，幾度轉軌變型，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想。中國企業跋涉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它們在一系列看似偶發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譬如「特區」的開設、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互聯網經濟的誕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資本市場等）不斷適應、順勢前行。在這場精彩而多變的歷史進程中，根本觀察不到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客觀規律」。
如果說這個歷史進程有什麼共同點，那麼，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窮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過的價值追求，人們可以「摸着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是最硬的一條。正是在這種整體共識下，任何曲折與反覆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種意義上，30年的中國經濟奇蹟，是一種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
第二點就是各個利益集團圍繞財富、權力和成長空間進行的博弈、妥協與交融。從變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資本集團的競爭格局就已經出現。國營企業力圖提高效率，擺脫體制束縛。它背靠雄厚的國家政策和資源支撐，處在得天獨厚的競爭高位上，最終靠強勢的壟斷戰略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成就。跨國資本一直受到青睞，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它先是在稅收、用工和土地政策上享受了優惠，繼而在行業准入上優先，然後又在壟斷領域的資本開放中獵取了驚人的利益，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種特別意義上的「中國企業」。
▲中國與印度的崛起
相對國有和跨國資本，對中國變革貢獻最大的民營資本一直命運多舛。它們從草莽崛起，幾乎沒有任何資源扶持，成長受到多重局限，並每每在宏觀調控時刻成為整頓和限制的對象，不過，它們卻是變革最重要也是最堅決的推動力量。就像詹姆斯·金奇在《中國震撼世界》中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以從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這一特徵帶來了一個貫穿30年的景象，發生於民間的資本力量總是承擔着改革的政策風險。在它們的行為被政策認同之前，失敗隨時都會降臨。它們既是計劃體制的突破者，又是現行制度的違規者，不得不游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謂的「原罪」由此而生，無數企業悲劇便是在這裡層出不窮地上演。有的時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不是什麼必然的產物。它的形成過程以及運動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來加以規範，也不能以最寬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運作機制或經濟模型來加以對比。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滿多變性。這個過程在整個國家和地方的不同層次中分散地、各自獨立地逐步進行，然後在一個時點上匯成一股合流。
「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中國。站在2008年的金色船楫上，我們常常會憑風暢想。我們期盼並不遙遠的將來，在世界商業史上，「中國企業」將與「美國公司」、「日本公司」一樣成為某一企業模型的特定概念。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目標。
在過去的30年裡，一直存在着兩個中國：經濟強勁成長的中國、體制消耗嚴重的中國，後者正是所有制問題導致的結果。
在本部企業史中，我們曾經一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場偉大的商業崛起運動中，始終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世界級公司？中國企業第一次進入全球商業評價體系是在1989年，在這一年的《財富》上，中國銀行首次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而從1996年起，打造中國的世界級公司成了一個被高調宣揚的夢想，至少有超過200家公司將自己的目標定位於此。今天，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事實的時候，「什麼時候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家世界級的公司？」這已經成了中國商業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十分尷尬的挑戰。
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於一種先進的商業制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並不能與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制度並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偏執的制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世界級的企業應該經歷過偉大的冒險和征服。當今被我們冠以世界級企業的那些名字，從可口可樂、通用、大眾到索尼、三星，沒有一家不經歷了全球化的洗禮，沒有一個不是在激情的競爭中征服萬千，衝殺而出。在這份名單中也有失敗者，如韓國的大宇、美國的AT&T，但是，它們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價值的體驗。世界級的企業還應該有偉大的管理思想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個讓人慚愧的事實也許是，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而且將誕生越來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賺錢的公司」，但是它們可能貢獻的卻是讓人乏味甚至反感的管理思想，在它們的背後有一群不稱職的經理人和一隻巨大的壟斷手掌。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讓人擔憂的事實。
在相關觀察中，另一種反應則是對中國企業家的討伐。譬如海爾、聯想，已經成長20餘年，與它們同時誕生的戴爾、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級的聲譽，可是我們的公司為什麼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
這種譴責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它們也許真的在某些關鍵時刻喪失了巨大的機遇。在90年代後期，它們曾有機會通過核心技術能力的提高來獲得穩固的市場地位，結果卻不爭氣地陷入了價格戰的糾纏。在當今的中國製造業，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完整的核心技術，這成為阻礙它們參與全球競爭的最大困難，也是它們最終無法成為世界級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看到，這些企業的成長至少受到了兩個方面的致命限制。在產權所有上，它們天然地具有模糊性，這消耗了企業家大量的智慧並直接導致決策的迂迴。中國大企業在產權上受到的困擾是「舉世罕見」的，很難想象一家所有權不清晰的企業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業大運作。在規模擴張上，它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支持，無法在最合適的時候完成偉大的跨越。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刺激，中國最終放棄發展財團式企業的設想，這讓那些通過製造業而成功的企業無法獲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試圖突圍的民間企業，如德隆、格林柯爾、華晨等，則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險而傾轍。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所有在完全競爭領域成長起來的中國新型企業無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擾。在這個意義上，產權制度的畸形和體制的落後是造成中國企業無法完成世界級跨越的重要根源。
已故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用以下4個特徵來描述他心目中的「企業家經濟」：在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環境中，量大面廣的中型公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力量；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管理作為一門技術被應用於廣泛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企業家行為成為社會創新和新秩序建設的關鍵。在德魯克提出「企業家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正走出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復興中，以軟件產業為代表的新興企業第一次取代政府成為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描述是那麼生動，令每一個讀到這裡的人都會將之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類比。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來的制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與「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言：「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案例。」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的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
▲鳥巢前的婚禮
壟斷的大量存在是國家之恥。世界百年商業文明的歷程證明，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演進過程，就是國有資本日漸自我瓦解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公司，都在實行一系列美國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話，到2010年之前，中國將出現亞洲地區最具美國公司特徵的公司群體。而在另一方面，與美國自由經濟制度並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經濟的成長。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逐漸完成改造的國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強悍姿態重新掌控了經濟發展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