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4章
吳曉波
1979年2月，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們當年出發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騷亂在各地此起彼伏，就業問題頓時成為中國第一個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下鄉運動風起雲湧，中學生走出校門，打起背包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還是這些被稱作「知青」的人群，經過整整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禮，如同一群群從夢中突然醒來的遊走者，集體地逃回到城市來。數據顯示，除了700多萬人，尚有300萬人還將在未來兩年內陸續返城。他們要吃飯，他們要工作，他們要生存，這是一個精力旺盛、自認為被耽誤青春、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卻又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們幹的龐大族群。美國的《新聞周刊》在《鄧小平能救中國嗎？》一文中提問：「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喚醒的中國，但中國面對很多問題，『文革』破壞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環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鄧小平的問題是，如何在不變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拯救這一切。」
鄧小平在第一時間做出決定。在上一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就在知青集體返城的當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迅速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閒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全國的第一張個體戶執照據說發給了溫州的小販章華妹。到這一年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十萬戶。
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此刻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時被確定下來了。在兩年後，它將遇到第一個考驗，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儘管開始得不情不願，磕磕絆絆。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25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裡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僱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26
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僱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十萬工商戶來說，僱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僱工等問題。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於「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採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
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僱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這一年，寫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國人傅高義跑到了廣東，他發現，一大批的小工廠正在這裡悄悄地、大面積地興起，他們的創辦人竟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而他們辦工廠的形式被當地人稱為是「三來一補」。
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工廠的產品樣式、原料和設備均由境外運來，生產出來的產品再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出口，內地勞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費。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工廠是1978年8月創辦於順德縣的大進制衣廠，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費是80萬港幣。這種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迅速蔓延開來。它依靠港商解決了原料、技術和市場渠道問題，成為南方工業興起的主要模式。27
而有意思的是，這些創辦工廠的港商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據傅高義的記錄，「東莞官員估計，與香港簽訂的合同中，約有50%是與原來的東莞居民簽訂的。很顯然，廣州的省政府與它下屬的縣級政府在對待偷渡客的問題上產生了微妙的差異。」這一年，廣東省的報紙上充斥着打擊偷渡客的各類新聞，12月，省政府還通過了一個《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對偷渡未遂者的處罰相當嚴厲，而同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縣市，地方官員則開始歡迎早年的偷渡客回鄉辦工廠。特別是在東莞、中山等縣，大量的「三來一補」項目都是當年的逃港者回來辦的。一位東莞幹部對前來採訪的傅高義說：「十年前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過去我們把他們當作壞人，但現在我們認為他們富有冒險精神，才能出眾，與那些留下來的老實農民不一樣。」28
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這一年，東莞縣政府設立了一個叫作「對外加工裝配辦公室」的機構，宣稱「一個窗口對外，一個圖章辦事」，港商在這裡簽一個合同，頂多個把小時，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機構一共設了十年，東莞的工廠數目年年猛增，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引進外來資金17億美元，為全國縣級城市之冠。
在70年代的最後一個年份，中國人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復活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寫出了人們對擺脫貧困的渴望：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呵/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國呵！29
《經濟學人》在年終報道中統計說：「在經過了20年的匱乏後，北京的各項指數開始瘋長。1979年，中國製造了3.34億條麻布口袋，8.5億個白熾燈泡，18.6萬輛摩托車，130萬台的電視機產量更是比1978年增長了157%。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5.8%，因此中國政府承認一些人的實際收入事實上下降了，但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和幹部的收入平均增長達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歐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這個遠東最大的殖民城市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是丹麥化學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個處處遺留着殖民地痕跡的城市。「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經沒有一張毛澤東畫像，沒有一個人提及政治。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商品、進口、美國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轎車。」
一個物質化的年代到來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臉瘦高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被釋放出獄，四年前他因為寫了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據說最初已經內定為死刑，後來案子一拖再拖才沒有真的判下來。這年下半年，四川開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錯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無罪釋放。他沒有回到縣玻璃廠繼續當他的燒爐工人，而是在出獄一個月後，向人借了300元錢，成立了一個「萬縣市江北貿易信託服務部」。這時候，他已經是將近40歲的人了，19歲那年，他曾經填過一闋《虞美人》，詞曰：「九人踏霧入山來，重登太白岩。一層斷瓦一層草，不似當年風光一般好。垣頹柱斜廟已敗，何須再徘徊。願去瑤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無人顧。」
好一個「莫道大好河山無人顧」，寫得如此好詞的牟某人終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氣在政治理想上空擲二十載，現在卻要一股腦兒地宣洩到商業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來了。
【企業史人物】「傻子」年廣久
鄧小平一共三次提到過這個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讓年廣久一言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方談話期間，鄧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廣久，可見這個「傻子」在鄧公心目中的象徵意義之大。
在被鄧小平點名後，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只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在隨後的十多年裡，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之跌宕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1989年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污、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的賬本，於是企業里的財務自是一本糊塗賬。他說：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姦污過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個，是12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一點他的名，一個月後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
年廣久結婚四次。1987年，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演出了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在當時，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戶的一個公證。年廣久有了錢後，很希望鄰里鄉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在兒子上中學時，經班主任介紹，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許多老師提出異議：給優秀學生頒發「傻子」獎學金，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
年廣久一直習慣於家庭作坊式的勞作，一直到50多歲，他都打着赤膊親自上陣，在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前炒瓜子。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他的長子年金寶這樣評價他的著名父親：他當時之所以出名，是靠新聞炒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都在找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他個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為「傻子」品牌的擁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給品牌造成不少負面影響。
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南風窗》記者多方尋訪，總算在蕪湖市再次找到61歲的年廣久，他們用下列文字描述這位當年的「中國第一商販」：他有些蓬亂的頭髮明顯留着倉促起床的痕跡，一身藏藍色的西裝也不見平整挺括，被煙熏得發黃的手上留着長長的指甲，一枚碩大的金戒指在乾瘦的手指上顯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臉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廣久對自己的評價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而許多跟他有過往來的人則說他：小事精刁，大事糊塗。
年廣久說他一生只感謝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
這自然是他應該感謝的。30
【企業史人物】「老闆」袁庚
在蛇口，袁庚並不忌諱人家叫他「老闆」，這種對資本家的稱謂用在他的身上似乎挺恰當的。在前後15年時間裡，他像老闆一樣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締造了它，他像父親一樣地塑造着它身上的每一個器官，從規章制度到種在坡上的樹，他一心想讓自己的這個兒子與眾不同、前程遠大。在某一時刻，他好像還真的成功了。儘管在離開的時候，他沒有帶走任何東西，但是在靈魂上，他始終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國企業史上某一群體的標本人物。
你很難分清楚，他是一個官員還是一個企業家，他的官銜是蛇口開發區管委會書記，是這個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擁有着公共資源的支配權和政策的制定及執行權，特別是在蛇口這樣的「試驗區」，他幾乎向中央討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權柄。而同時，他又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長，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一億元的資產，而到他離開時已經是一家資產總值超過200億元的超級公司。這一部分的資產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發展的結果，而在另一方面也無疑是壟斷前提下的制度性產物——招商局擁有蛇口開發區的土地開發權。你很難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來解讀它，在某種意義上，它儼然就是歷史本身。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宦鄉曾經說：「袁庚之所以搞出個蛇口，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計劃經濟一竅不通、一無所知。」此言被傳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頗有「炫耀」之義。但是，在史家看來卻未必是事實。蛇口的試驗，絕非「無知者無畏」式的變革，文化學者余英時在《戊戌政變今讀》中說：「80年代出現了兩股改革力量：一股是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黨政幹部，他們的處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強派，是所謂『體制內』的改革者；另一股則來自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31袁庚是前一類人的代表。炮兵團長出身的袁庚絕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應該是8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內製度變革派的標誌人物，從他創建蛇口工業區的第一天起，他就將之當成了社會改革的試驗場，正如他自己後來說的。
一開始，蛇口就無比大膽地進行了幹部體制、民主選舉、輿論監督等方面的制度變革，蛇口被人熱切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來。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國第一個正式實行了幹部、職員公開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國31年的幹部調配製。1983年2月9日，經來蛇口視察的胡耀邦總書記同意，蛇口開始試行群眾直接選舉幹部、考評幹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屆管委會15名幹部，經民意推選產生候選人，再經2000多人直接選舉產生。從此，調入蛇口的各級幹部，其原職務級別只記入檔案，在蛇口實際工作待遇上一律無效，能當什麼，拿多少工資，全靠民意選舉。1986年，蛇口實行民主選舉，有15%的人對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當場落選。蛇口實行幹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評不過半數者即要下崗，幹部終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徹底廢除。
袁庚將蛇口搞成了當時中國最醒目的試驗場，他把自己的職業生命全數壓上，了無退卻之意。有文獻記錄，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曾幾次動員袁庚擔任深圳市市長，均被他堅決回絕。早已過了60歲退休界限的袁庚顯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袁庚很善於以經濟的高速成長來博取中央的支持，在這方面他可謂深諳中國為官之道。1982年，他讓人做了一塊很大的標語板，樹在工業區管委會的門口，上面寫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標語在一開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1984年，鄧小平視察蛇口，袁庚在陪同匯報時十分「狡猾」地將了鄧公一軍，他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據說，袁庚一言至此，鄧小平和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此後，這一標語風靡全國，成為當時最著名的改革經典語錄。
美國律法大師羅爾斯曾經說，建立在個人開明基礎上的威權體制，如同「沙上之高樓」，一旦那個威權人物退位或影響力消退，它所具備的進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應驗了這一論斷。1992年，已經75歲高齡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後，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鋒顏色，僅僅三五年後，便變得「無聲無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報》發表報道《蛇口怎麼了》，文內歷數了蛇口的種種衰退：房地產——不但表現出結構性需求實現障礙的矛盾，而且市場競爭愈演愈烈；石化業務——業務空間正在縮小；港運業務——蛇口港優勢漸失，設備利用率和泊位利用率都不高，生產力過剩；投資服務業——不但新的招商引資難度大，而且區內部分生產企業外遷；商業貿易——全港業務大幅度萎縮，去年幾乎全部呈虧損狀態；製造業——門類多，規模小，科技含量低，沒有過硬的拳頭產品。而這些衰退的原因則是：在發展方向上，缺乏中長期戰略，缺乏基本的行業發展目標；在企業管理上，簡單粗放，沒有形成現代化的管理機制，缺乏科學的計劃考核機制、有效的監督控制機制、合理分配的激勵機制；在精神狀態上，失去了進取心，缺乏競爭意識……
此文轟動一時，雖言辭過于歸納武斷，卻也點出事實之部分。進入2000年之後，蛇口已全然淪為一般性的開發區，而招商局在「維新派」李鴻章創辦107年之後，意外地又一次承擔了中國商業進步的試驗者角色，在英雄般的序幕後，再次因體制羈絆而中途退出前台。2004年6月，蛇口開發區被廣東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銷，袁庚苦心設計的所有制度一夜煙飛。
袁庚在晚年曾經有過一個喟嘆。他說，他犯過一個歷史性錯誤，讓蛇口錯過了另一種也許更有效率的成長模式。
他指的「錯過」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誠、巨賈霍英東為首的13位香港企業家來蛇口參觀，他們提出能否入股共同開發這塊土地？當時，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說：「謝謝諸公，我投放資金下去，還擔心收不回來。不敢連累各位。」就這樣「耍滑頭」地婉拒了。
晚年袁庚的遺憾似乎是，如果當初允許李、霍的入股，蛇口將被徹底地資本化，或許會獲得更大的經濟活力。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國官員堅信，只要充分放權和銳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國有企業和振興一方經濟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們已經隱約感覺到，這種體制內的突圍已經遭遇「極限」，或許唯有藉助更為強大和自由的外來資本的「混血」，才可能構成進一步的推動。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時肩負兩個時代的命題。
袁庚應該是在他離休前便意識到了他的那個「錯誤」。於是，他在任內的最後一項重要決定便是，排除眾議讓蛇口的三個下屬公司走出體制外，實行股份化。這三個公司，一家是招商銀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業區內部結算中心），它後來居上，一躍成為中國第一高效率銀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險公司，它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保險機構，它的當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機馬明哲，斯人後來竟成為「中國首富」；還有一家是南山（港口）開發公司。「如果把整個蛇口都如此放出體制外，今日蛇口又將如何？」這是晚年袁庚常常與人聊起的話題。
事實上，每一個強大的個人，當他面對頑固的制度性障礙的時候，依然會表現得那麼軟弱無力。當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時候，他的領導者是希望靠他這個「強壯而精明」的武士「殺出一條血路來」。他確實完成了這個任務，而麻煩的是，他居然還想順便完成另一項更重大的任務，在這個新開拓的土地上構築與原來全然不同的制度，這顯然已經超出了他的「使命」。於是，最後的落寞便已經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於深圳——早年叫寶安，1949年，當上炮兵團長的他率部解放了貧窮的家鄉，30年後，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經濟上「解放」了這塊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濱公寓內，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邊常放一本相冊，裡面全部是當年與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合影。日暮時分，一一翻過，竟恍如前塵隔世。
1980 告別浪漫的年代
我無法反抗牆，
只有反抗的願望。
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我對牆的妥協，
和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牆》，1980年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只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個人意識的甦醒在這兩行詩歌里毫不隱藏地畢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
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味着國家已經在嘗試着用價格槓桿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
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萬里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正式恢復了政治聲譽，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併平反。躊躇滿志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着重研究體制改革。
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里。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把原定的全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但是，工業企業必須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四項計劃指標後，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地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地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復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復；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元註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20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
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
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
「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錄，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並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32
在鄧小平提出「特區」這個概念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勛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
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劃為經濟特區的總面積有327.5平方公里，東西長50餘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里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仿佛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里。
面積大則大矣，卻還是只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33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後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
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只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
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後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一個國家或一個人，最大的苦悶是，苦悶被壓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洩。在1980年，隨着體制的鬆動和各種新事物的湧現，人們開始表達自己的情感，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這樣的舉動。在廣東，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34引起轟動，這位後來被入室盜竊的小偷殺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滿悲憫的筆調描寫普通人的生活；表現愛情的《廬山戀》和《天雲山傳奇》更是讓青年人像瘋了一樣地湧進電影院，女主角張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們極大的好奇；剛剛復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大膽地發表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照片是一對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
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普通女工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潘曉在信中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髮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裡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鳴，同時也招致激烈攻擊。於是，就人生道路問題，全中國展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討論，潘曉的名字轟動一時。大討論一直持續到來年3月，致使《中國青年》達到它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僅是讀者給雜誌社和潘曉的來信，就超過6萬封。35
這樣的討論，對一個封閉日久的社會無疑帶有很大的顛覆性，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生存狀態的意義和價值，對未來的生活產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謀劃，日後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之一的廣東樂百氏集團創始人何伯權回憶說，當時是中山縣小欖鎮團委幹部的他與一位女孩在一起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正是「潘曉來信」讓他重新審視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那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從潘曉現象大討論中，人們體會到，開放與變革已經漸漸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它的衍變路徑將十分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卻似乎已不可逆轉。到8月，一個被隱瞞了大半年的重大企業事故突然遭到處理，這無疑又成為當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事件。
這個企業事故是發生於上一年11月24日的渤海2號鑽井船翻沉事故。在那次惡性事件中，因為管理和指揮上的不當（當時的用詞是「官僚主義」），造成72名石油工人的死亡。公布的材料顯示，渤海2號鑽井船從國外購買後，在七年時間裡，很多技術資料和操作規程都沒有被翻譯過來，工人對科學操作根本沒有概念，而上級則動不動搞「大會戰」或「打擂比武」，「用過去搞政治運動中的某些不適當辦法來搞生產建設」。在翻船事件發生後，各個管理層面又互相推諉以致延誤了搶救時間，讓70多個工人被活活凍死在海上。國務院以一種超乎尋常的高調來處理「渤海2號事件」，全國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聲討式的報道。石油部長被免職，主管石油的副總理、50年代大慶會戰的功臣康世恩被公開處以記大過處分。在石油部的公開檢討中甚至還披露，「自1975年以來，海洋局曾經發生各類大小事故1042起，其中重大事故33起，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嚴肅對待」。
對「渤海2號事件」的高調處理，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它似乎在預告，過去那種動員式、政治運動式的經濟工作方式已不適用。從長遠看，這次「輿論大攻擊」象徵性地終結了「文革」時代的那些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經濟發展理念，「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號漸漸淡出主流媒體，人們開始用科學和管理的思路來領導和治理自己的企業，當然，這僅僅是觀念轉變的開始，它還將經歷十分漫長的過程，對於企業經營來說，知道科學與管理的重要性是一個問題，而什麼是科學，如何掌握科學則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企業史上，渤海2號不是最嚴重的一起事故，但在當時卻被「舉國討之」。除了國家要用嚴格的管理手段之外，更有媒體人和文化人的順勢跟進，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發給全國媒體採用的新聞通稿《渤海二號翻沉真相》中寫道：「在我們國家裡就有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制度：了解情況的人無權做決定，做決定的人又不了解情況。」36而溫和的女詩人舒婷則寫作了傳誦一時的《風暴過去之後》：「最後我衷心地希望/未來的詩人們/不再有這種無力的憤怒/當七十二雙/長滿海藻和紅珊瑚的眼睛/緊緊盯住你的筆。」很顯然，在1980年，「渤海2號事件」已經由一起企業事故演變成一場衝擊觀念和人文反思的事件。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步伐在悄悄地加快。上一年年底，第一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發貨方是香港五豐行。在經過了試探性的銷售之後，美國方面進而提出向中糧公司贈送一條每分鐘生產300瓶可口可樂的瓶裝線，並達成了一項為期十年、授權中糧公司獨家使用可口可樂商標，在中國大陸生產、銷售產品的協議。
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是，最初，中糧很希望第一條生產線設在上海正廣和汽水廠，這是一家創辦於1864年的老牌工廠。誰知道，這項提議卻遭到了上海方面堅決而強烈的抵制。有關報刊發表文章和群眾來信，指責中糧此舉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可口可樂就是引進了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打擊民族工業。中糧公司只好轉而退居北京豐臺。由這條生產線上下來的可口可樂主要供應旅遊飯店，但很快這一市場就飽和了。經國家商業部批准，1982年年初，剩餘的可口可樂開始在北京市場進行內銷。
那些日後將徹底扭轉中國公司命運的變化仍然在體制外艱難地萌芽。對於1980年的魯冠球來說，這一年他獲得的最大勝利是他第一次擠進了「計劃」內的序列。這個事情在現在看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場「意外」。
年初，魯冠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掛在廠門口的七八塊廠牌都一一撤了下來，最後只剩下一塊「蕭山萬向節廠」。他是那種直覺很好的人——這幾乎是所有草創企業家的共同天賦，在跌打滾爬了十來年之後，他決心今後只把精力投放到一個產品中，那就是汽車的易耗零配件「萬向節」上。他自己興沖沖地背着產品去參加行業交易會，結果被人轟了出來，因為除了國營工廠，別的企業都「一律不得入內」。魯冠球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在會場門口偷偷地擺攤銷售，他帶去的萬向節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出售因而受到歡迎，他像土撥鼠一樣地悄悄擴大着自己的地盤。為了讓製造出來的產品真正占領市場，魯冠球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決心，這年夏天，安徽蕪湖的一家客戶寄來退貨信，說是發給他們的萬向節有部分出現了裂紋。魯冠球當即組織30個人去全國各地的客戶處盤查清貨，結果竟背回來三萬多套萬向節。魯冠球把全廠工人全部召集起來，然後自己第一個鐵着臉背起裝滿廢品的草包，朝寧圍鎮上的廢品回收站走。這三萬多套萬向節被當作六分錢一斤的廢鐵全部賣掉，工廠因此損失43萬元。這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魯冠球
魯冠球的這次近乎傳奇的行動，讓他領導的鄉鎮企業開始具備起大工業的氣質。37當年，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要確定三家萬向節的定點生產工廠，在全國56家萬向節生產廠中，蕭山萬向節廠是唯一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它原本連參與評選的機會都沒有，但是魯冠球卻四處運作，硬是讓北京的專家評審組把它列入了參評的對象，最後竟通過了審定，成為三家定點工廠之一。這次定點的確定對於魯冠球來說是決定性的。它讓這家「身份低微」的企業開始被主流工廠認可。萬向節是一個並不很大的行業，魯冠球的勝利似乎預示着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體制外的民營企業有機會憑着機制的靈活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某些冷門的行業獲得成功。「計劃」看上去是那麼的嚴密，卻可能被靈活的「小傢伙們」一舉突破，這個道理將在日後一再地應驗。38
跟竭力撕開「計劃」口子的魯冠球一樣，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和廣東潮汕、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超乎尋常的活力。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去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採訪，他在發回去的報道中說，「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浙江的溫州地處偏遠，多年不通火車，交通極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人均只有兩分多一點，因而這裡的農民百年來有離開土地和外出求生的衝動。1979年之後，這裡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一些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地政府法不責眾，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貨便成為了「文革」後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前來採購包括走私貨在內的大膽商販和背着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3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如樂清的柳市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造作坊，那些較有規模者在當地被冠以「大王」的稱號，如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等。這些人的資產在當時都已過十萬元，生產的產品質量大抵可以與國營工廠有一拼。與魯冠球不同的是，這些大王和他們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私人性質，除了溫州和珠三角的少數地區，在當時國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1980年前後，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溫州、台州地區，二是廣東的潮汕地區，它們也因而成為當時商品經濟起步最快、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新華社記者魏運亨曾這樣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當時每天停泊和游弋於東沙島海域的港台走私船達幾十艘，前往交換私貨的大陸走私船則多達上百艘。電子表和尼龍布料漲潮般湧進內地，黃金和銀元則退潮般滾滾外流。成千上萬的群眾如痴如狂，沿海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遠近聞名的私貨集散市場。
▲80年代初的溫州市場
就在珠江三角洲和溫州等地的「地下工廠」如雜草般紛生的時候，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個體色彩的經濟活動還顯得那麼的小心翼翼和寥若晨星。長期的計劃經濟，讓人們已經習慣在一種格式化的、有紀律和有組織的環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脫離那種慣性，往往需要極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氣。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那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之外，在無可奈何之際，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在烏魯木齊，走投無路的16歲輟學少年唐萬新跟隨大哥唐萬里辦起了一間照相洗印店，誰也沒有料到20多年後他會從這個偏遠邊城出發，打造出一個市值高達1200億元的德隆帝國。在北京，一個叫劉桂仙的中年婦人則意外地領走了全城的第一張個體餐館執照。
劉桂仙是幼兒園的一個勤雜工，家裡有五個孩子，因為實在生計維艱，便動起了開小飯鋪的念頭，她的餐館開在東城區翠花胡同，取名悅賓餐館。現在已經沒有資料可以顯示，為什麼北京市會選中這個沒有背景的婦女來開第一家個體餐館。開業的第一天，區工商局局長專門跑來告誡劉桂仙：「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個體飯館，你要好好開，千萬別給政府抹了黑！」劉桂仙開店實在不容易，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食品——糧食、油、魚、肉、禽、蛋全都是憑票供應的，為了幫她弄到豆腐票、豬肉票和糧票等等，東城區動員了工商局、糧食局、飲食服務公司等部門，為悅賓餐館特別開「小灶」。只有這樣，劉桂仙的小餐館才不至於關門大吉。因為是京城第一家個體餐店，每天都有很多外國記者來拍照採訪，而提的問題都大體一律：「這飯館是你自己開的還是政府要你開的？」「你擔心自己將來挨批鬥嗎？」「你掙了錢會不會被別人拿走？」
▲北京第一家私人飯店悅賓餐館的主人劉桂仙
事實上，這些問題劉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個人問問清楚。第二年的大年三十，兩個大人物來到了悅賓餐館，陳慕華和姚依林兩位副總理親自來給她拜年。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一個新的身份名詞開始在城市裡流行：個體戶，它指的是像劉桂仙這樣的沒有國家保障、自主創辦小店小鋪的人，它聽上去似乎百味雜陳，有蔑視、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對「自由身」的暗慕。
作為全北京的第一家個體餐館，劉桂仙的事業從來就沒有走出過翠花胡同。30年後，人們依然可以在那條狹長而日漸衰舊的胡同里找到那間小小的、只放得下七八張八仙桌的餐館。
1980年的中國離世界還是有點遙遠。
4月14日的英國《衛報》刊登了一幅來自中國的新聞照片，那是上海的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裡面掛了一件西裝；貼着一個牌子，牌子上面寫着：「這裡出租西服」。這張照片似乎透露出一種機智的隱喻。而《新聞周刊》發表的另一幅新聞照片則有別樣的意味，一個西方女遊客在故宮參觀，而走廊上則站滿了參觀她的中國遊客。這實在是一種彼此陌生的好奇。
這一年，全國每人平均消費糧食428斤，比1952年增長8.2%，豬肉22.3斤，同比增長88.6%。全國共賣出了1.69億雙皮鞋，大概地說，也就是平均每十個人中有一個穿上了皮鞋。因為人口增長超過了房屋的建築，全國每人居住面積為3.9平方米，比1952年還減少了0.6平方米。為了控制人口的持續增長，國務院組建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一對夫婦最好只生一個孩子」，很快這成為一條被長期嚴格執行的基本國策。從這年的11月1日起，電視機終於被允許「敞開供應」，在此之前它是一個需要得到配額和批准才能購買的商品。到年底，全國人均用於購買日用商品的零售額為42.2元，其中，購買「四大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和電視機的比例由1952年的0.5%提高到24.5%，在當年，姑娘嫁人對男方最高的要求就是備齊了這「四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