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5章
吳曉波
▲在故宮的中國遊人不看國寶，不看大殿，久久圍觀外國遊客
為了應對日本人的挑戰，美國公司只好嘗試着學習。被日本的複印機公司打得抬不起頭來的施樂公司開始推行「標杆管理」，就是把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都拆解出來，一一地與最強悍的競爭對手日本富士公司進行比較，從而找到改進的關鍵點。施樂的這項工程堅持了十年，終於在複印機領域擊退了富士的進攻。
同樣面臨巨大壓力的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要換CEO了，臨退休的雷金納德·瓊斯力排眾議選中了傑克·韋爾奇。當時韋爾奇並不在繼任候選人名單之列，因為他太年輕、太急躁，而且有點口吃。20年後全世界都相信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選擇。
這年的11月4日，好萊塢演員出身的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第40任總統。他一上任就面臨石油危機、美蘇關係緊張、日本經濟的崛起等挑戰，誰也沒有想到他後來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之一。
12月8日，英國披頭士樂隊的偶像人物約翰·列儂在自家門口被崇拜者刺殺。這個從利物浦小酒吧里闖出來的頹廢青年是搖滾史上最受歡迎的歌手，他和他的音樂一度被媒體認為是「青少年鬧事起鬨的原因」，而他的傳奇人生在很多年後仍然被人津津樂道。如果要在中國找一個與他有點關聯的人物的話，那麼可以關注一下北京城的一個叫崔健的中學畢業生，當時他正待業在家，他最大的理想是考進北京歌舞團當一個小號手。在六年後他寫出了頗有「列儂氣質」的《一無所有》，因而成為日後中國最著名的搖滾歌手。列儂的去世似乎預示着富有浪漫氣質的嬉皮士年代結束了，一個新的商業奢華周期如期而至。
全球商業界，還有一個值得記取的事件是，記者出身的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第三次浪潮》39，他將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及後工業社會進行了重新的定義，指出它們創造財富的重要手段分別是土地、資本和信息。托夫勒發現，在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現代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已經超過工業勞動人口，成為新的領導型產業，他由此提出了以新技術革命為前提的「第三次浪潮」，這個觀點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思考。此書於兩年後引入中國，在非公開的範圍里「內部發行」。
在約翰·列儂被刺殺的兩周後，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門口，46歲的陳春先站在寒風中，與一個個騎着自行車前來的人熱情地打招呼，來的人共有14個，每個人都相貌文弱，語調溫和。他們都是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和力學所的研究人員，這次他們都是被老陳「忽悠」來的。在這一天，他們將一起開辦一件「大事情」。
這個「大事情」的首倡人就是陳春先。他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學才子，他早年留學蘇聯，因成績優異曾經受到過斯大林的接見。他的學科專項是十分前沿的核聚變，他建立了國內第一個托卡馬克裝置，並在合肥創建了中國的核聚變基地。1978年，中科院評聘第一批教授級研究員，全院只有十個名額，他和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一起上榜。在過去的兩年裡，他作為中國最重量級的科學家之一三次訪問美國，而這三次考察卻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
陳春先去了著名的硅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他深深為那兩個地方高科技公司的繁榮而心動不已。報國心切的陳春先直覺地認為，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硅谷，讓那些沉睡在實驗室里的科技成果可以轉化成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回國後，他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言呼籲。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經圈定了「中國硅谷」的地點，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關村。
中關村是北京城北面的一個小村莊的名字。1949年以前，這裡是一個有70戶住家、276口人的自然小村，周邊的墳地占了土地的30%多。1952年，中國科學院定址於此，再一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又在這個小村的北部形成一個教研院區。日後，中關村一帶先後建起了中科院的幾個重點研究所和大面積的員工宿舍，成為科研人員聚集度很高的一個區域。在陳春先的心目中，「這裡的人才密度絕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素質也並不差，我總覺得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出來」。
陳春先已經為他的這個設想激動了很久，第三次考察回國後，他終於決定從自己做起，來催生出中國的硅谷。在他的奔波下，北京科協成了他的支持者，這個力量弱小的協會借給了陳春先200元錢，並幫助他開設了一個公司賬戶。於是，在年關將近之際，陳春先在中關村的一個倉庫辦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陳春先的舉措在中科院內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是在社會上，這是一個十分不起眼的事件。沒有一個媒體對此進行報道，陳春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遠。這位中科院裡思想最活躍的中年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科學家生涯，他將開始一段平庸而坎坷的企業家經歷，日後他整天為業務而奔忙，甚至還曾經因為債務糾紛而被人兩次綁架。他是一個失意的公司經營者。
▲中關村先驅陳春先素描
可是，就是這個陳春先卻以一人之力撬動了中國高科技產業。他為服務部所設定的經營原則後來成為中國民營高科技公司創辦的共同規律，那就是：科技人員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轉化規律、市場經濟規律，不要國家撥款，不占國家編制，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依法自主決策。在他被懷疑、辱罵和嘲笑的身後，一家又一家科技公司在中關村出生了。三年後，在沒有國家任何投資的前提下，中關村赫然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電子一條街」，到1992年，這裡的民營科技公司達到5180家。
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個12月共下了五場鵝毛大雪，有報道說，這年冬天的降雪量是近20年來最大的一次。陳春先的服務部在開業的兩個月後終於接到了第一單生意，海淀區一個街道小廠的廠長問上門兜售業務的核聚變科學家陳春先：「你能幫我們解決一下電源上的問題嗎？」陳春先愣了一下，然後說，「當然能，你可以給多少錢？」40
【企業史人物】川人春先
2004年8月9日，陳春先去世，兩天前，他剛剛過了70歲的生日。即便是中關村的人，也沒有幾個還記得他的名字了。
1980年10月，中國最頂尖的核聚變專家、46歲的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從美國考察回來，這已經是他兩年裡第三次訪問美國了，這幾次出國讓他印象最深的倒還不是美國同行的學術進步，而是那個國家在技術產業化上的擴散能力。他每次都會去兩個地方，一是西部的硅谷，還有就是東部的波士頓「128號公路」，走在那兩條房屋低矮、叢木蔥綠的狹長地帶，他突然萌生了一股從來沒有過的激情。陳春先是當時國內最有前途的新生代科學家，在1978年，中科院評聘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教授級研究員，一共只有十人，陳春先與後來成為「時代偶像」的數學家陳景潤一起在榜。而此次的硅谷之旅卻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
回國後，他向上級寫報告提出，中國應該建設自己的「硅谷」，他寫道，「美國高速度發展的原因在於技術轉化為產品特別快，科學家和工程師有一種強烈的創業精神，總是急於把自己的發明、專有技術和知識變成產品，自己去借錢，合股開工廠。」陳春先的腦子裡也已經有了「中國硅谷」的具體地點，那就是中科院、北京大學等聚集所在的中關村。他認為：「我們在中關村工作了20多年，這裡的人才密度絕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素質也並不差，我總覺得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出來。」
如果僅僅是這樣寫寫報告、講講話，倒也罷了，陳春先卻是想真的把自己當成試驗品全部地投進去。在回國後的兩個月里，他狂熱地四處呼籲，向各個部門寫報告提建議，終於在回國的兩個月後，北京市科協認可了他的這個想法，同意借給他200元錢，在銀行開一個賬戶。12月23日，在美國硅谷傳奇的鼓舞下，陳春先在中關村一個倉庫的一角辦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跟陳春先一起跳進商海的還有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力學所的14個科研人員。日後，中關村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科研產品集散地，陳春先無疑是第一個先驅。
中關村要真正熱鬧起來，還要等三到四年。在陳春先辦服務部的當時，卻引起中科院內外很大的震動，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他不務正業。這時，出身巴蜀的陳春先表現出川人特有的倔強，他騎着自行車四處去跑業務，這位研究艱深的核聚變技術的科學家不得不為15個人的生存做「稻粱謀」。在創業的第一年，他的服務部有了兩萬多元的收入，這在當時不算是一個小數目，陳春先因而給大家每人每月發了15元的津貼。這件事在清貧的中科院裡頓時濺起軒然大波，告狀的人憤憤地說，陳春先搞歪門邪道，居然自己給自己長了兩級工資。到1983年，陳春先簽訂了27個合同，與海淀區的四個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建立了技術協作的關係，還幫助海淀區創建了海淀新技術實驗廠和三個技術服務機構。漸漸地，在中關村一帶出現了零星的技術小公司。在媒體的報道下，陳春先的實踐引起了上層的關注，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胡啟立、方毅都做了批示，對他大為褒揚。在這些舉措的觸動下，海淀區放寬了中關村辦公司的政策，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及日後非常著名的聯想公司相繼誕生，「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具規模。
陳春先的研究方向是高深的核聚變，他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核聚變基地，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國內第一個托卡馬克裝置。而在中關村，他的這些專業幾乎都派不上用場。從1980年以後，陳春先基本上放棄了學術研究。他把服務部改組成華夏硅谷公司，只要有生意上門他都樂此不疲地去談判。他的公司做過的最大一筆業務是幫助一家美國公司做數據錄入，他為此聘用了100多個大學生，1000個字符掙0.4元，如果順利，一年可以得到30萬美元的收入，但是這個業務後來也半途流產了。
陳春先顯然不是一個優秀的經營者，在他的首倡下，中關村日漸規模膨脹，而他的公司卻始終萎靡不大，與聯想、方正、同方等後起之秀不可同日而語。十多年來，他多次捲入經濟糾紛，甚至還先後兩次遭人綁架。他對人感慨說：「思想活躍也好，能悟出潛在的增值地方也罷，都不等於能夠辦好公司。相反，辦好公司的企業家大都是搞營銷、搞金融，有很強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學家。我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這一點沒有什麼好迴避的。」
陳春先晚年成為一個「歷史人物」，平日無人記掛，到了某些紀念日則有媒體上門採訪一二。很多人以為，他當年若一直在實驗室工作，將成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他自己則說了下述的一段話：「我覺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當時認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總要做點事，做了這件，也許就要放棄那一件。我做事從不後悔，即使做了較為愚蠢的事，也不後悔，因為時間總是在往前走的。」
陳春先是一個倔強的四川成都人。他很應該被人長久地紀念。
互聯網上有一個專門的陳春先紀念網站http：//www.chenchunxian.com/。41除了幾個知情人，那是一個幾乎被徹底遺忘的網站。
1981 籠子與鳥
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42，1981年
誰也沒有想到，改革的局勢會在年初就急轉直下。
查爾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個感受到這股寒流的美國商人。就在上一年的《財富》雜誌，他還被描述為「去中國淘金的新美國夢的成功代表者」。這位時年57歲的紐約不動產交易商在中國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在拜訪了中國四十餘次後，他得出結論說，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公司。他得到了中國很多官員的熱情接待，他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數家國有企業的白皮書，甚至包括一些價值上千萬的初步訂單合同。因為這些合同，他還成功地從紐約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萬美元的資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財富》上，艾布拉姆斯則更成了另一則壞消息中的倒霉蛋。報道稱，「北京最近大規模暫停了很多主要產業的合同，這一行為挫傷了很多中國公司，也讓很多試圖在這裡賺錢並開始動作的美國公司蒙受損失。」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當其衝者，他拿到的很多訂單合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
三年前成為中國第一家改革試點企業的首鋼是國營企業中最早受到衝擊的企業之一。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首鋼的利潤淨額平均每年增長45.32%，上繳利潤和稅金平均每年增長27.91%，企業呈現出興旺的跡象。然而，麻煩事很快出現了。4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物資總局、冶金部等八個單位聯合發出通知，對全國鋼鐵實行嚴格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6萬噸，占上一年度總產鋼量的9%。廠長周冠五不得不下令將投產不久的二號高爐停產。
憋氣的事情還不止這一件，就在限產任務下達的同時，北京市副市長張彭又趕到首鋼，他帶來了市裡的指令：由於政府財政緊張，作為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帶頭兵」，首鋼今年的上繳利潤要力保達到2.7億元，比上年增長9.3%。周冠五拿着紙和筆算給市長聽：「把首鋼的全部家底都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2.65億元，都繳上去了，企業留成一分沒有，職工的福利更飛到天上去了。」可是，張彭也很坦白地說：「今年市里日子過不去，就是要給你們加加壓。」
日子突然會過不去，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經過將近三年的改革，中國在政治上完成了一次「洗禮」，改革成為舞台上的主流，通過對「四人幫」的公開審判更是讓全民對左傾思想深惡痛絕43。在農村，起灶於安徽鳳陽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大面積普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試點面越擴越廣，在零售商業領域出現了零星的個體經濟。按當時很多觀察家的話說，「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經濟形勢」。而與此相伴，中央財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誌是1979年、1980年兩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據《中國經濟年鑑（1981）》披露的數據，1979年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到1980年物價穩不住了，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
▲先富起來的農民買回價值520元的12英寸黑白電視機，引來鄰居們的羨慕
究其原因，財政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變革過程中所帶來的。為了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的三年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職工提薪、獎金髮放、安置就業、政策退賠、農產品提價以及擴大企業和地方財權等，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經濟的復甦勢必帶動基礎建設的復興，各地的基建規模不斷擴大，漸漸到了預算無法控制的地步。而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一方面讓中央財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塊，另一方面，這一改革的總體成效又實在讓人不能滿意。1980年年底，胡耀邦敦派中央辦公廳專門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對四川、安徽、浙江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進行調查，拿出來的調查報告《經濟體制改革的開端——四川、安徽、浙江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調查報告》稱：試點改革情況不容樂觀，一方面，放權仍然有限，在企業留利、原材料供應、勞動管理體制、工資制度、計劃外生產等方面企業權力還很小，對搞活企業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價格體制和不合理比價，使各工業部門利潤水平相差懸殊，最為典型的是，成本利潤率石油行業比煤炭行業高出100倍，造成苦樂不均、不公平競爭和相互攀比。調查組還發現，在沒有預算硬約束的制度下，試點企業出現「截留稅利，亂攤成本，濫發獎金和補貼」等行為，放權讓利改革效應遞減。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利益強化，「少數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割據』的苗頭，不但上下爭利，而且阻礙經濟的橫向聯繫」。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爭奪原料、重複建設、盲目生產、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混亂現象也有所發展。對外經濟交往中也出現了多頭對外、自相競爭、「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現象。針對這一現狀，鄧小平及時提出了警示。44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宏觀調控在1978年後的第三個年頭開始了。
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財政，採取緊急剎車的措施，全面壓縮計劃外投資，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發行國庫券、暫時凍結企業存在銀行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1981年的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126億元，積累率回落到28.3%，讓全年赤字控制在35億元以內。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各地的投資熱度大減，與國外談判的項目一一擱淺，於是出現了本章開頭《財富》所描寫的那些景象。其二則是力保國有企業。
如何力保國有企業，發生了爭議。在國有企業試點效應遞減這個問題上，當時經濟界出現了兩種應對的聲音。以當時參與改革總體規劃的經濟學家薛暮橋為代表的推進派認為，放權讓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張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物價管理體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價制度，建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他在16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如果當初按他的思路推進，中國經濟改革將少走很多彎路。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加強集中統一」，「最後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籠子與鳥」的理論，大意是說，企業是一隻鳥，不能老是綁着它的翅膀，要讓它自由地飛，但是，國有經濟體系則是一個大籠子，鳥再怎麼飛，也不應該飛出這個籠子。這些論述最終說服了中央決策層，「籠子與鳥」理論統治了未來整個80年代的企業改革思路，國有企業的改革成為一場「籠子裡的變革」。
由這一理論出發，來看待1981年的局勢，其結論便非常容易得出了：國有企業的變革必須在穩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漸進，怎麼改可以「摸着石頭過河」45，走一步看一步。而當務之急，是整治那些不聽指揮、無法控制的「籠子外的鳥」，正是它們擾亂了整個經濟局勢。
中央的這一判斷，是很能夠得到國有企業們的呼應的。很快，在各地的媒體和內部報告上出現了大量的聲音，都是控訴那些計劃外的小工廠如何與規範的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如何擾亂市場秩序，如何讓國有企業蒙受巨大損失的。總而言之，試點企業搞不好，都是籠子外的野鳥們惹的禍。
對形勢的判斷及由此而產生的方向性決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彎。
事實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還是朝着鼓勵個體經濟的路線上推進的。
在1980年6月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中央仍然提出「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不同經濟形式可同台競爭，一切守法個體勞動者都應受社會尊重」。在9月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還提出允許「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村手工業者、小商販在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後，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式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但是到1981年，口徑出現了大轉變。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先是在7日發文《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夥）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不准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社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合同後多餘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准販賣一類農產品」、「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運」。繼而，在30日，國務院又發文《關於調整農村社、隊企業工商稅收負擔的若干規定》，明確指出「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徵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徵收工商所得稅」。這兩個文件口氣嚴厲，措施細密，並都被要求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進行刊登報道。一時間，「打擊投機倒把」成為當年度最重要的經濟運動。
國務院的這兩個嚴厲的文件（它們要到1986年7月才被國務院正式廢止），如果從政策面來解讀卻並非是「空穴來風」，為此就必須再次提及1979年7月國務院公布的《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通過這種文件上的比對，我們看出在80年代初期，中央層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對萌芽於農村的鄉鎮企業的角色與作用的定位。
從總體上來看，《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是鼓勵社隊企業的創辦和發展的，規定還提出了很具體的指導方向。然而在章程的細節上，卻可以清晰看出計劃經濟的痕跡，從發展的戰略思想上更可以看出，中央發展社隊企業主要還是為了解決農村問題。在這個規定的第二章「發展方針」中，便明確規定：社隊企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積極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也要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發展社隊企業必須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條件和社會需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不搞「無米之炊」，不搞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業，不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不破壞國家資源。
在上述條文中，「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指定了社隊企業的產業方向和產品方向，而「不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則限定了社隊企業成長的半徑。因而，當經過將近兩年的發展，社隊企業突然在籠子外蓬勃成長，並開始在某些領域與籠子內的國營企業爭奪市場和原材料的時候，規定中的這些限定條款便被啟動了。
「1981年的日子很難過。」很多年後，蕭山的魯冠球回憶說，鋼材提價1.3倍，煤提價5倍，成本持續上漲，而與此同時，原先簽訂的一些訂貨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個，「根據上級的規定，我們不能再進鄉鎮企業的產品」。魯冠球想到大學裡去要一個大學生，當時全廠數百人只有一個高中生，更不要說工程師了。大學分配辦的人像見到了外星人一樣地看着他：「你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大批返城知青，擺攤賣大碗茶。1981年，北京故宮午門前
在天津大邱莊，正把一家冷軋帶鋼廠辦得紅紅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他的鋼廠擺明了是在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而生產出來的鋼則又擾亂了鋼材的計劃市場，是此次運動第一個要打擊的。很快，縣裡派下來了清查組。於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首先是強悍的禹作敏對清查組十分抗拒。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十分具備語言天賦的禹作敏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在他的帶頭下，大邱莊村民對清查組的態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頭子拎着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還有小伙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清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大邱莊實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鄉里去。
這樣的鬥爭與角力，在各地此起彼伏地進行着。對於像魯冠球和禹作敏這些從鄉土裡冒出來的工廠，政府的態度已經十分清晰：請你們繼續在當地發展，為方圓十來公里的農民提供必需的勞動農具，並解決農村閒置人口的就業問題，除此之外，千萬不要到城裡——或者說籠子裡來搶食。為了讓本來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業壓力很大的城市不受農村人口的「騷擾」，12月30日，國務院更是下達通知，「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
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觀上造成了兩個事實，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觀經濟的方向，避免了因過熱而可能出現的種種動盪和不安定，另一方面，它也使剛剛萌芽的鄉鎮企業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幾乎所有在1980年前後創辦的企業在1981年度的經濟指標都是下滑或停滯的。
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不僅僅是經濟政策上的變化，更涉及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原本就對寬鬆政策頗不以為然的人們找到了攻擊的武器。而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物，就是剛剛在南部方興未艾的特區。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是壓力最大的一位。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通知全國各省區首腦必須全部到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期間，有人散發一封由四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其言辭鑿鑿，句句都向特區飛去。性情剛直的任仲夷面對這一挑戰當然無從躲避，他在會上發言：
「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什麼叫『緩改革』？這正是由於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的問題。『抑需求』？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對絕大多數群眾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對他們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調整是必要的，但『舍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如果按照『12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舍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
任仲夷的這番話，與會議的基調並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馳。很多年後任仲夷對前來訪談這段歷史的記者說：「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廣東省委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他回粵之後，只是在調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區和與此相關的開放政策均未有大的變動。
跟任仲夷相比，剛剛在福建主政不久的項南處境還要微妙。年過花甲的項南於1980年秋天被派到福建任省委書記，他帶給福建的禮物是，中央把廈門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項南行事向來霹靂，給多年萎靡的福建吹進一股新風，在對外開放上，項南的動作不比任仲夷小，他主政不久便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在目前條件下，福建對華僑和外國資本的吸引力不如廣東，更不如香港、澳門。因此，福建應該採取比廣東、港澳更加優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體說，有「三個要干」，即：外商和我們雙方都有利的，我們要干；外商有利，我方無利也無害的，我們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點小虧，但能解決我們的就業等問題的，我們也要干。請國務院在原則上予以認可。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資興辦的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正式開始生產，這是當年度唯一在中國開工的中外合資公司。在投產前，國內輿論已是一片緊縮，關於這家公司該不該建設的討論從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有人將之定性為「殖民地性質的廠子」。福建省政府一度已經決定讓這家公司暫時「停一下」，看一看政治風向後再說，唯有項南獨排眾議，堅持「該上就上」。日本《讀賣新聞》在兩年後回顧此事時說，「項南用他的官帽為福建日立公司的投產剪彩」。
在發展民營經濟問題上，項南也比同時代的官員要開明很多，他是少數在1981年就看到了鄉鎮企業廣闊前途的官員之一。他說，「福建2500萬人究竟怎麼才能很快富起來？農業、工業都不能很快見效，那麼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發展社隊企業上，大搞多種經營。社隊企業是我們希望之所在。」當種種剎車聲四起的時候，項南又在各種場合公開表態：「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沖！」、「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
正是在項南以及任仲夷等人的頑強堅持下，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特區和華南經濟沒有受到致命的衝擊，終而使這些省份成為日後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1981年，幾乎沒有什麼新開工項目的報道。即便是那幾個前兩年動工的大項目也在這時遭到了前所未見的質疑。《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上海真的需要鋼鐵嗎？」的報道，文內稱：「最近中國《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了由於計劃和管理決策的不當，造成了剛剛在武漢建成的鋼鐵廠產量下跌了25%。不過文章最主要的內容是批評即將在上海動工的、將建成年產量600萬噸的鋼鐵廠計劃。該計劃是1978年中國政府最野心勃勃的計劃之一。中國鋼鐵部門的一位官員代表透露，這些批評使得該項目很難順利推行。」另外，據德國的媒體披露，中方還中止了向德國購買軋鋼廠的價值10億馬克的合同。
對寶鋼項目的爭議，最終因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虛驚一場。
這一年，唯一稱得上「大手筆」的要算是榮毅仁在1978年創辦的中信公司，這位「中國第一紅色資本家」、全國政協副主席總算挖到了第一個「大金礦」。
在過去的兩年多里，60多歲的榮毅仁每天領着70多歲的董事李文杰一起接見各路外賓。從1979年到1981年，全公司共接待外商6000多人次，他還請來了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中信的顧問，然而使盡渾身解數，中信談成的項目卻只有不足掛齒的三四個。一日，榮毅仁與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上的項目發行債券來集資」的點子。當過十多年紡織部副部長的榮毅仁記起，江蘇有家儀征化纖工程，原來是國家22個重點工程的大項目，設計能力為年產化纖原料50萬噸，相當於全國化纖的總產量，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因資金不足正準備下馬，中信正可以接手過來。榮毅仁想到了舉債集資的辦法，他向國務院提議，通過向國外發行債券來救活儀征工程。「新中國向來有一個引以自豪的記錄，那就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榮老要向外國人借錢，首先在意識形態上過不去。」《榮氏父子》的作者陳冠任記錄了當時的爭議，很多人跑去向國務院告中信的狀。「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借錢，這搞的是哪門子的經濟？中信到底想要幹什麼？」46
如果要在政治層面上討論，榮毅仁肯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何況當時的整個氣候一點也不利於他的這個動議。好在人脈深厚的他很快謀求到了主要領導者的支持，國務院同意中信在日本發行100億元的私募債券。
榮毅仁在半年多時間裡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誇張地說，他個人的信用和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資最重要的擔保。在1982年1月，中信債券發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機構認購了這個期限為12年、年利率為8.7%的債券。三年後，儀征化纖第一期工程建成投產。中信的做法被稱為是「儀征模式」，而經此一役，榮毅仁和中信終於找到了感覺。「資本回來了。」榮毅仁後來對美國記者一言以蔽之。
在對外發行債券的同時，中信公司大膽地開拓租賃業務。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200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儘管這一計劃初提出時被一些人指責為變相進口，但在不到兩年時間，兩家出租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自此以後，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其幟，甚至發展成為其一大重要的業務系統。該系統包括：中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與外資合作經營的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司，中信實業銀行的租賃部等。
1981年，中國報紙上出現率最高的兩個詞彙是「三產」和「停薪留職」。
所謂「三產」，就是國營企業在主業受阻後，開展的自救式商業行動，譬如，把原來的工廠圍牆敲掉，租給個體戶開店，或者把閒置的卡車組織起來，搞一個運輸公司，再或者，廠長們利用各自的門道，去搞一些貿易性生意。
▲國營餐館面對私有餐飲業的進入，生意清冷
對「三產」的積極提倡，從日後的實踐來看，無疑是一個後遺症很大的權宜之計。它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已有的效率低下難題，反而倒像是把最需要解決的困難（比如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等）放到一邊，國營企業因此逐漸失去它們在各自行業中的領先優勢。通過「三產」和「停薪留職」所帶來的人員分流固然可以讓迫在眉睫的冗員難題得到暫時的緩解，但是卻從根本上造成了國有企業內部的人心渙散，沒有人願意再老老實實地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崗位，企業的核心能力被輕易地放棄在一邊。所有的人在八小時內懶懶散散，下班之後卻如魚入水，十分活躍。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觀察到的：「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會忙於養雞或製造家具或其他工藝，以留做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友。47
從年份上來說，1981年對中國來說的確不能算是一個很好的年份。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不像兩年前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只要打開國門，就是一片坦途。被寄予厚望的國有企業改革首戰即遇膠着，中央財政吃緊，思想再度混亂，而老天似乎也不肯照顧，從年初開始中原地帶就爆發旱澇，7月四川發大水，數千人死亡，50萬人無家可歸。美國《時代周刊》在《洪水和饑荒》一文中披露「北京第一次向國際社會求助」。文章說，「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遭受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洪澇和乾旱。主要受災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山東等。中國共產主義政府31年來第一次呼籲國際社會的援助。同時，中國和聯合國官員都在努力控制事件嚴重性的披露。」48而《經濟學人》在一語雙關的標題「中國這個瓷器店中的公牛」（Chinese
Bullina
China
Shop）下也寫道：「外匯儲備吃緊，國內通貨膨脹嚴重，石油產量瓶頸、出口下降，對稀有能源資源的嚴重依賴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嚴重問題，大量的投資削減損害了很多重大項目和國外供應商，其中包括上海寶鋼、南京石化、北京石化等。」
相對來說，《財富》似乎要樂觀一點。在秋天，《財富》記者約翰·魯西走進華北平原，用眼睛向世界報道他看到的事實：「一個金秋的早晨，我們一行開着豐田車，行駛在河南鄭州的白楊樹大道上。河南是中國中部的一個省，40年前我曾來到這裡短暫工作，那時的河南，時而乾旱，時而洪澇，到處災民。今天的河南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其覺醒的企業意識。輿論對自由企業的傾斜已經使這種勢頭不可逆轉，這將有助於中國在各個方面同西方公司進行合作，並進而促使中國成為更為活躍的貿易夥伴。」用魯西的話說，「儘管很緩慢，但是中國真的在朝好的方向變化着。」
透過這些外國人的觀察，我們似乎可以觸摸到1981年中國的緊張脈搏。全世界都在盯着這個剛剛甦醒的東方巨人，猜測它會不會在稍遇挫折後便又昏睡過去。
隨着日本和亞洲的崛起，全球公司版圖開始重寫。1970年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到1981年已有1/3消失。新上台的美國總統里根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決定用更為市場化的手段和寬鬆的財政管制來激活低迷的美國經濟。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公司也開始艱難地轉型，新一代、更具競爭和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走到了前台。通用電氣公司新上任的CEO傑克·韋爾奇前去洛杉磯邊上的一個小城市拜訪當世最知名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求教應該如何整合上千家下屬公司，德魯克教了他一個小招式：「你手下的公司有沒有價值，你只要看有沒有人願意花錢來買它就是。」回去後，韋爾奇就提出了「第一第二」戰略：通用旗下各公司如果不能成為行業第一或第二，就將被清除出局。在英特爾公司，總裁格魯夫開始構築高度組織化和整體化的公司架構，他甚至提出了「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理念。
在新技術層面上，1981年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年份。8月13日，IBM公司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台PC5150電腦，並創建了行業標準，這一天意味着世界進入了個人電腦時代，IBM將統治這個市場直到1994年。
這一年，中國的青少年們忽然得到一種新玩具——魔方。這是一個立方體的塑料玩具，六個面有六種顏色，每個面都由九個小正方體組成，看誰能用最短的時間，把六個面調成相同的顏色。在課堂、家庭和馬路上，你到處可以看到為此絞盡腦汁的人們。在某種意義上，此時的中國經濟也很像是一個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是，現實就是有點亂，讓人理不出一個頭緒。
▲去深圳、去廣州，是當年青年的創業夢想
由於整個政策面的收緊，1981年也自然成了外資進入中國的低潮年。只有一些零星的合資報道見諸報端。可口可樂在廣州開設了它的第二個瓶裝廠。而在老對手進入中國兩年後，百事可樂也來到了中國。當時百事可樂在中國的商務代表李文富騎着一輛自行車跨過羅湖橋到了深圳，與深圳經濟特區聯繫合資事宜。談判幾乎沒費什麼勁，雙方一拍即合，百事公司出資60%，深圳方面出資40%，在深圳興建了百事可樂灌裝廠。一年之後，這個占地1.3萬多平方米的工廠就正式投產了。當時的雇員只有110人。
德國西門子也想要試水中國，不過做法顯然要謹慎很多，它沒有在中國貿然開出分公司或投資建廠，而是以非正式的辦事處的形式悄悄開展業務。時年33歲的貝殷思從香港被派到了北京，後來出任西門子中國區總裁的他幽默地說：「之前我在香港曾經拿望遠鏡看過北京，但是從來沒來過，也不知道北京什麼樣子。」因為公司尚未在中國註冊，所以貝殷思不能直接做生意，也不能去工廠直接見客戶。每天早上，他就去北京動物園附近、二里溝的談判大廈，那裡面有一個櫃檯，櫃檯里有很多信封給各個不同的公司。如果有西門子的信封，他就把它打開，裡面就有各種不同商品的需求，要西門子提供報價，然後他就把這些信息轉給西門子的香港公司，由他們提供具體的報價和商品目錄，接下來，貝殷思才能繼續談判。這些談判主要都是在二里溝進行，談判對象是中國的機械進出口公司和一些軍區醫院，需要設備的工廠其實都不了解如何跟貝殷思打交道。貝殷思的業務做得很不錯，第一年就談成了大約5000萬馬克的生意，三年後，西門子的全球總裁卡斯克博士來到了北京，從那時開始，西門子才算是真正地進入了中國。
在芝加哥大學，一位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49。他認為，「中國最後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資訊費用……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
他進而大膽地寫道：「我推測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我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這位學者在論文的註腳中還說：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十多年後人們發現，他說對了一半，到2000年前後「私有產權」成為一個被公開運用的名詞。50
這些聲音很大膽，他因此在日後的中國名聲大噪。不過在1981年，他顯得很孤單，緊縮的空氣依然瀰漫在整個國家上空，報紙每天在連篇累牘地報道各地整治「投機倒把」的新聞，很多人都隱隱預感到了，更嚴厲的打擊可能即將開始了。
【企業史人物】難忘「任項」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一些地方大員領風氣之先，銳意改革無畏進取。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上，有安徽萬里，當時有「要吃米，找萬里」的民間歌謠。而在對外開放上，則有廣東任仲夷和福建項南。
任仲夷、項南均是在花甲之後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們的前後任期均不過五年，卻在粵閩兩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記。
任仲夷66歲從遼寧調職到廣東省任第一書記，不久即被人封了個綽號——「任你胡來」。據記載，「私營經濟」一詞便是任仲夷第一個公開提出的，他到廣東後發現，當地的個體戶已相當多，僱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廣東社科界着手研究「這算不算剝削」，當時一個叫鄭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寄給他，任仲夷很興奮，認為論文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他批示說：個體經濟蓬勃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為它正名，就叫「私營經濟」，讓它發展壯大。任仲夷辦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給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權限，任之自由成長。有官員批評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員在參觀完深圳後回家伏床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緊縮空氣濃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還編寫了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並附上了一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任仲夷當時如履薄冰，他日後坦承，「若非鄧公支持，我早就過不了關。」
項南經歷與任仲夷相似。他出身於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母親坐牢，叔叔被殺，中共元老習仲勛讚譽是「滿門忠烈」。他早年在團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後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銷《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及原處分的決定。1981年，他南下主政福建。據說他坐火車赴任，隨行只帶一位秘書，以至於接駕的福建幹部無所適從。項南到福建，大行變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廣「包產到戶」，解放農村生產力，繼而向鄧小平建言，擴大廈門特區範圍，他還承擔責任，拍板向科威特借來低息貸款興建廈門國際機場。他是最早看到鄉鎮企業戰略意義的高層官員，並公開宣稱，「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在1984年，他更是積極鼓動國有企業廠長呼籲放權，一手策劃了福建廠長的《鬆綁公開信》。他為政親民，去貧困山區調查，十多日連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報》公布了兩個經濟犯罪案件，他專門起草了一個社論，從頭到尾只有134個字：「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今天本報又公布了兩個重要案件。壞人受到揭露處理，這很好。有些問題群眾看得很清楚，幹部也有很多議論，問題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白，但是就是處理不下去，而且長期處理不下去。為什麼？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你這個單位的問題長期處理不下去，算哪一條，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注意到了，稱福建出了一個「清新的官員」。
任項風格，對華南經濟的復甦和開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後世有「任、項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動粵、閩發展」的公論。而令人扼腕的是，兩人結局卻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廣東幹了五年，年年風雨飄搖，還多次向中央寫檢討書，1985年，他退居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