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6章
吳曉波
1997年11月，項南去世。有人為他寫傳記，書名曰《敬畏人民》51。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
1982 春天並不浪漫
風太大了，風，在我身後，
一片灰砂，
染黃了雪白的雲層。
我播下了心，它會萌芽嗎？會，完全可能。
——顧城：《我耕耘》，1982年
從年初開始，胡金林就預感到要大禍臨頭了。
樂清縣「打擊投機倒把工作組」是1月份進駐到柳市鎮的，胡金林第一個被叫去談話。「你大致說一下你是怎麼做生意的？有沒有老實交稅呀？」組長是他熟人的熟人，所以訊問起來的口氣好像並不太嚴重。胡金林說自己做生意是怎麼的辛苦、怎麼的合法、怎麼的受客戶的歡迎。
30歲出頭的他是柳市鎮上第一批做電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標準件的小生意，後來開了一間「向陽五金電器門市部」，除了銷售還做一些簡單的加工製作。他的電器原料都是通過各種法子從國營企業流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賣給上海、寧波一帶的國營企業，到1981年，他的營業額已有120萬元，是遠近有名的老闆了。當時，柳市鎮的小電器行業已漸漸成規模，大大小小的電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個，因而被稱為「電機大王」。
被約談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動找到工作組，他帶去一皮袋的現鈔，有六萬元，算是補繳了17個月的稅款。他以為這樣總可以過關了吧。過了春節，柳市的空氣好像還是很凝重，大街上開始掛橫幅，「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已經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又轟轟地叫了起來，每天都有口吻很強硬的社論之類的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頭還是不對，索性把門市部的卷閘門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帶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國各地旅遊散心。
兩周後回柳市，朋友們再見到他都很吃驚，「我們還以為你不會回來了。」胡金林這才明白，事情看來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了。稅務部門把一張白紙紅章的文件貼在他的門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後的營業稅要上調，從前些年的0.35%連補帶罰增加到6%，如果有問題不上報，被查出後再追罰兩倍。又過了一個月，鎮上突然派人來找他，話只冷冷地說了一句，「你從現在開始不得外出，必須隨叫隨到，等候處理。」從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都證明，工作組已經開始在整理他的材料。
胡金林的日子變得動盪不安，每天他都在四處打聽上面的動靜。到了7月，柳市鎮上一些有名的工商戶都被叫到工作組去過了，有幾個進去就沒有再出來。胡金林知道，暴風雨要來了，一日黃昏，一個鎮幹部騎着自行車路過他家門口，突然停下來小聲地對他說：「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後就迅速地騎走。胡金林轉身往屋裡奔，從抽屜里拽出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沒有告別一聲就倉皇地逃出了柳市鎮。
當夜12點，警車呼嘯着停在他家門口。撲了一個空。
兩個月後，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與他同時遭此命運的還有七個柳市工商戶，分別是「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此七人加上胡金林，合稱「八大王」，是為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自上一年開始整治經濟秩序以來，針對一地一個團伙的定點式打擊，這是第一起。這八人從生意規模上看，都可謂微不足道，胡金林、鄭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營業額不過百萬元而已，劉大源、程步青等人不過是開了一個螺絲和礦燈門市部，而葉建華、王邁仟、李方平等更無非是幫上述幾個人做一點產品目錄和二手電器倒賣。這些人之所以會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全國重點打擊對象，一是其標本性和群體性，二則是因為溫州的緣故。在當年，溫州的個體工商企業已超過十萬，約占全國總數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經銷員更多達30萬人，已蔚然成為一支讓各地國營企業頭痛不已的「蝗虫部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八大王」的高調處理，便很有超出經濟上的意味了。
在日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一塊烏雲籠罩在溫州和浙江上空。溫州市工業在1980年的增速為31.5%，到1982年卻下滑為-1.7%，其後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而被當成全國重大典型的「八大王」的命運也各有乖舛。最早被逮住的是22歲的程步青，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台，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宣布判刑四年。在全國公安的協力嚴辦下，葉建華、鄭祥青、李方平和王邁仟相繼落網判刑。鄭元忠潛逃在外，後被看守所收容，在裡面關押了186天。胡金林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當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說《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兩年後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為風頭已過悄悄溜回柳市，當夜就被警察捕獲。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報道：「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胡金林在監獄裡被關在重刑犯單間裡，他已徹底絕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槍斃的準備，誰知道66天後，四個公安人員來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無罪釋放。唯一逃脫懲罰的是「螺絲大王」劉大源，在整整三年裡，他像老鼠一樣地四處躲藏，有時候身無分文只好到垃圾箱裡翻揀東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親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認。
「八大王事件」是1982年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務院兩次下發嚴厲文件，「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麼人，不管他屬於哪個單位，不論他的職務高低，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到這一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
對柳市「八大王」的高調討伐，令全國民營企業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公然與國營企業搶原料和「擾亂市場秩序」了。與此同時，另一個發生在武漢的案件則展現出另一個領域裡的爭搶，那就是民營力量已經把手伸向國營企業內部的科技人員，開始與國營企業爭搶技術和人才，這當然也是不能容忍的。
1982年的春節，武漢工程師韓慶生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他入獄的罪名是「技術投機倒把罪」。
前一年，國營一八一廠的韓慶生和另外三個工程師為武漢的一家鄉鎮企業九峰農機廠設計了兩套生產污水淨化器的圖紙，還編寫了兩萬多字的產品技術說明，這家農機廠本來已經瀕臨倒閉，卻因為韓慶生們的幫助而起死回生，當年就實現了五萬元的利潤。農機廠的廠長黃從良很感謝這些工程師，到年底發給四個人每人600元。就是這600元把韓慶生送進了監獄，一八一廠的有關領導知曉此事後當即向公安局告發，韓慶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利用國家技術牟取私利，是為「技術投機倒把罪」，一審判決入獄300天，用韓慶生的話說，「相當於兩塊錢坐一天牢」。
在當時中國，向民營企業偷偷輸送技術的絕不只有一個韓慶生，當時國內科技人員號稱有800萬名，其中1/3閒置無事。新興的鄉鎮企業則人才短缺，急需科技人員，於是，便有很多國營企業的工程師在周末被鄉鎮企業主接走，偷偷地到這些工廠幫忙進行科研。當時有個專用名詞來稱呼這群人，叫作「星期日工程師」，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為國營企業工作，到了星期日就被接到城外的鄉鎮企業，為那裡的工廠提供技術幫助。韓慶生正是這個人群中不起眼的一個。因為他是全國第一個因此被判刑的技術人員而廣受關注，成為當年度的一起標誌性事件。
據當時報紙記載，3月2日，韓慶生和他的律師楊霞第一次出庭辯護，參加旁聽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與韓慶生類似的知識分子。法庭辯護整整進行了一天，公訴人說一段，辯護人說一段，一共辯了十輪，這在當時的司法界已是罕見的透明，當楊霞發言時，因辯辭動人幾次被聽眾鼓掌打斷。當年8月，武漢市武昌區法院宣判韓慶生無罪，公訴人再向上級中院申訴，12月，中級人民法院改判韓慶生罪名成立。當日，韓慶生的家人帶着申訴狀坐火車去北京上訪。
事件至此，韓慶生案引起舉國關注。當時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中影響很大的北京《光明日報》專門為此開展了討論，讀者信件像雪片一樣飛進報社。由於當時法律的不健全，在此案的處理上基本沒有是非可言，維執法者和當政者的考量為依據。韓案被報紙公開討論，一時輿論鼎沸，全國的科技人員大多對法院判決不以為然，中央領導人親自過問案件進展，事件在此後突然峰迴路轉——這樣的戲劇性情節在此後的企業史中將一再發生——1983年2月3日晚上10點，武漢市市長帶着判決書和退還的600元來到韓慶生家中道歉。
韓慶生事件的喜劇性落幕，並不意味着類似事件已成定論。在今後的若干年內，國營機構里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職依然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1985年前後，上海太平洋被單廠一個叫鄭鴻堅的助理工程師還因為業餘兼職而被判處徒刑、關進大牢。直到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專門下達了文件，稱「允許科技幹部兼職」，至此，這個爭論才總算塵埃落定，而事實上，在那時，民營企業聘用科技人員已是一個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現象。一個十分可笑和耐人尋味的事情是，在關於科技人員能否出賣技術的討論中，從來沒有人認真地從職務專利的法律角度來討論這個事情，儘管國家在1980年就成立了專利局，通過了《專利法》。52
「八大王事件」和「韓慶生事件」均在當年轟動一時，以後來者的角度來解讀：國家是在動用政府機器對體制外的資本力量進行遏制，這樣的制度性遏制將在今後的20年時間裡持續發生，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決策行為，而是整個中國企業變革的邏輯使然。從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年份起，從資產身份的不同來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為一個不容置疑的戰略，有很多時候，它甚至成為了一種改革價值觀。在1981年，當國營企業改革推進乏力，而剛剛萌芽的民營力量開始形成一股經濟力量的時候，對前者的保護和對後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種本能性的政策反應。
必須指出的是，經濟整肅讓民營經濟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地延緩了它的成長勢頭，特別是先發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承受巨大的衝擊和壓力。很多年後，有記者問任仲夷：「主政廣東工作期間有無失誤？」任坦言，「人哪能沒失誤，1982年差點過不了關。」
「過不了關」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華南地區走私蔚然成風。當時廣東不少縣市的走私出現了「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一窩蜂地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很難有確切的數據證明這些走私到底涉及多大的商品流通量和交易金額，不過，它確實是很多人原始積累的方式。通過這種非法、不無血腥的「公眾走私運動」，華南（包括廣東東部的潮汕地區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溫州、台州地區）率先取得了企業發展的資金和產品流，不少後來創辦了工廠的企業家在當時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經歷。針對這一現狀，1982年1月，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問題。胡耀邦總書記主持會議，會議氣氛極其嚴肅，對走私的研究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會上有人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台。」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主政廣東的任仲夷在壓力下被迫寫了平生的第一張檢討書，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經推行的開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時堅持，守住了特區開放的陣地。不久後，廣東出台新的地方法規，把開放持續推進。深圳開始向香港和澳門商人發放多次出入境的證件，免除了進出關的麻煩，同時允許外資工廠擁有聘用和解僱工人的權利。特區的土地租賃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業用地年租金為10～30元人民幣，商業用地的年租金為70～300元人民幣，平均比香港低了90%左右。《南華早報》在社論中說，「這是讓所有香港商人夢寐以求的」。而美國的《商業周刊》則評論，「廣東省的政策表明，自1949年以來，外國人第一次被允許在中國長期租用土地、自定工資和解僱工人。」似乎是為了呼應任仲夷的開放決心，這年10月，蛇口開發區主任袁庚讓手下做了一塊很大的標語板，樹在工業區管委會的門口，上面寫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標語在一開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很快它成為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經典。
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員的開明，使得香港商人成為第一批投資大陸的外來資本群體。《經濟學人》在一篇觀察稿中寫道：「在深圳投資的客商十有八九是從大陸移居香港或者澳門的中國人，它們比西方投資者更容易適應中國模糊的法律。考慮到香港的前景，他們中的許多人把在這塊地方投資當作賭博……然而這些華人投資者仍舊小心謹慎。深圳將近70%的外資投資都集中在辦公樓、賓館以及其他旅遊設施上，僅僅只有7.3%是投資於工業項目。」
與香港商人的踴躍相比，歐美企業則要謹慎得多。《紐約時報》記者的觀察是：「迄今為止，美國和歐洲的大投資商還在迴避這些經濟特區。工人未受過訓練，不按期交貨，不按期啟運，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缺乏，在合法權利問題上變化無常，在中國國內市場的銷路有限等等，使歐美的大投資商不敢貿然行事。」到這一年底，深圳最大的工業投資項目是百事可樂的工廠，總投資額為550萬美元。
如果說南方的特區開放步履維艱的話，那麼，全國範圍的國有企業改革則更是乏善可陳。原本以為，只要把在農村改革中一試就靈的「承包制」拿到企業改革中來就可以了，誰知道，後者的複雜程度遠遠大於以個體生產為主的農村經濟，中國企業變革開始陷入經濟學家高尚全所總結出的「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輪迴中。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提出用兩三年時間，對所有國營工業企業進行整頓。內容有五項：整頓和完善經濟責任制；整頓和加強勞動紀律；整頓財經紀律；整頓勞動組織；整頓和建設領導班子。列入第一批整頓的企業共9150個，其中大中型骨幹企業1834個。國家統計局在年終報告中承認，本年度的生產、建設和流通領域中經濟效益差的狀況沒有明顯改善，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過多，戰線過長，存在着計劃外項目擠計劃內項目的現象。在國家計劃建成投產的80個大中型項目中，有33個沒有建成，計劃建成投產的80個單項工程中，有24個沒有建成。其中，唯一的亮點是上海郊區的寶鋼終於在重重爭論中「飄出了第一縷淡淡的青煙」。
▲1982年的《經濟學人》雜誌上，反映當時辦一個企業需要經過很多道手續和批准的漫畫
事實上，圍繞寶鋼的種種風波和爭議從1980年就開始了。這一年的8月22日，新華社罕見地播發了一條新聞稿，嚴厲批評寶鋼下屬的一個「電力分指揮部」違反財經紀律，擅自動用外匯，進口屬於高級消費品的小轎車和旅行車各四輛。在其後的一些評論中，寶鋼被影射是「浪費與赤字經濟」的典型，在「一切經濟都是政治」的輿論環境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從中嗅到了某種不尋常的意味。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在這個月的「中國評論」中透露說，「中國鋼鐵工業的副總負責人在上海告訴日本鋼鐵公司的經理，外界的批評已經讓工程很難再向前推進。許多人認為，中國擁有大量的廉價非熟練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建造只需要少量熟練工人的資本密集型工業工程是瘋狂的。」9月，在第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就寶鋼的問題向冶金工業部提出質詢，問題包括「這項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資，工廠建成後能出多少產品，建設這麼一個廠在經濟上是否合算，工廠的選址是否恰當，工程的質量如何」等，冶金工業部部長唐克對此進行了一一的回答，他承認寶鋼建設中有幾點教訓，如「冶金部對量力而行的原則考慮不夠；上馬倉促，沒有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沒有請各方面的專家進行論證，準備工作有許多欠缺的地方；如果有比較充裕的準備時間，可再節約一些外匯。在資金使用上也存在一些浪費現象，買了一些不該買的東西」。新華社對這一質詢進行了公開的報道，很顯然，有人希望通過讓事態公開化的方式迫使這個項目流產或推延。
▲1982年上海石化總廠滌綸廠短絲車間生產線
1981年8月，在宏觀經濟日趨緊縮的大背景下，中方決定中止向日本公司購買成套設備的四個合同，並為此支付了相當於合同總金額11%左右的補償費。到第二年的3月，寶鋼向德國公司購買設備的巨額協議也被要求推遲三年「交貨」，此些舉措在國際輿論中濺起軒然大波，它被視為中國經濟「緊急剎車」的重要標誌事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寶鋼的建設終於沒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兩座巨型熔爐正式宣告投產，這個時間比原定計劃延遲了大約十個月。它們將年產鋼鐵300萬噸，占當時全國鋼鐵產能的1/10。媒體報道：「一個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的雛形已經呈現在人們的眼前。首尾長達一公里的初軋廠，翠綠色的鋼結構廠房已經大部分完工，兩台有四層樓高的初軋機，像一對孿生兄弟般挺拔地站在堅實的地基上。遠處發電廠兩百米高的大煙囪里，正飄着淡淡的青煙。」
緊縮的空氣讓所有在中國投資的外資公司也同樣感受到了壓力。
一馬當先的日本企業繼續在中國開疆拓土。三洋公司已經一口氣開出了五家工廠，傳奇企業家井植熏親赴中國考察，它生產的彩電、錄音機、洗衣機和冰箱將很快鋪遍中國的各大商場；本田公司與中國最大的摩托車工廠——重慶的嘉陵機器製造廠簽訂了合作生產五萬輛摩托車的合同；三菱汽車與北京卡車製造廠的談判也在順利進行中。不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在大力歡迎這些電器公司的同時，也對它們即將帶來的產業衝擊產生了憂慮。《日本經濟新聞》在5月發表的《中國以耐用消費品為中心，加強貿易保護》一文指出，由於日本耐用消費品大量湧入中國，造成了中國國內企業的壓力，大量商品積壓，工廠發展艱難，因此「保護民族工業」的呼聲已經響起，中國政府將開展一系列針對性的貿易保護措施。這家報紙還列舉了十種可能受到保護的耐用消費品，包括汽車、電視機、手錶、自行車、照相機、電冰箱、洗衣機等等。
似乎是為了印證日本報紙的觀點，8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對廣東、福建兩省進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貨內流的暫行規定》，規定汽車、電視機、電冰箱等17種經批准的進口商品只准在省內銷售，不准銷往外市。不過，這樣的規定由於其操作性的缺乏，事實上很難被嚴格地貫徹下去。
跟決心在中國市場上大有收穫的日本企業一樣，已經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可口可樂開始它漫長而愉快的征服中國消費者的旅程。似乎在起初，中國人並不喜歡那類似咳嗽糖漿的味道。此時，可口可樂公司又讓人們見識了什麼叫商品促銷。每當周末，可口可樂的職員就舉着標有可口可樂商標的彩色氣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場推銷，五毛錢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一時間人潮如涌。日後搞營銷研究的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
▲天津國營無線電廠的「北京牌」彩色電視機裝配線
這種促銷活動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北京的一些報紙雜誌立刻發表文章，抨擊可口可樂。稱這種做法「侵入中國，引進了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一家日報還在內參上登出文章——《「可口」未必「可樂」》，文章列舉了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數條罪狀。很快，上面來了指令：可口可樂被嚴格地限制在外國人圈子中銷售，「不准賣給中國人一瓶」。
這個禁令執行了將近一年，讓美國人很是沮喪，後來，經過中國合作方的再三爭取，它才又獲准恢復內銷。不過也有讓美國人暗喜不已的現象，在南方的廣州，一些愛好時髦的小青年把鐵罐包裝上的「可口可樂」商標剪下來，貼在自行車的前把手或後輪護皮上，儼然是一輛「可口可樂牌自行車」。很顯然，來自西方的文化輸入比商品還要早上一步。
在其他方面，儘管緊縮的空氣讓人擔憂，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公司來到中國。吸引它們的原因幾乎都是相同的：便宜的勞動力、廣袤的消費市場。
1982年3月，北美最大的運動鞋公司Nike急急忙忙地在福建開出第四個工廠，那時候，它被翻譯成「乃基」，生產出的所有運動鞋全部出口海外，直到幾年後，當它開始內銷中國市場的時候，它才改名為「耐克」。
讓人記憶深刻的是，乃基鞋的生產線全部是從臨近的韓國和中國台灣工廠拆運過來的「二手貨」，產業梯級轉移的特徵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香港《大公報》的報道說：「乃基之所以轉入中國大陸生產，主要的原因就是那裡的勞動力比韓國和中國台灣便宜得多。」到年底，乃基開在天津和上海的三間工廠將生產150萬雙運動鞋，公司董事長菲爾·奈特希望，到1985年，中國區的產量能夠占到乃基鞋總產量的29%，即1800萬雙。中國將成為一個「全球工廠」的命運似乎在很早就被定義下來了。
瑞典的Ericsson公司與北京電信部門的通訊設備合作談判也有了成果，它將在北京安裝7500門程控電話，在此之前，中國所有電話都是陳舊的撥號式的，這個合同價值700萬港幣。跟Nike一樣，它當時被翻譯成技術色彩很濃的「易利訊公司」，直到後來它開始銷售手機時才改成更有親和力的「愛立信」。當時中國的電話普及率只有0.43%，全國10億人口，僅200萬部電話——也就是說每500人有一部電話，而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40萬部，另外，全國只有12座城市能夠打國際長途電話。4月份訪問香港的公司董事長歐廷深對記者說：「每當我一想到這些數字，就會激動得睡不着覺。」
當然，並不是一切合作都會像童話那樣的美妙，在商業活動中，文化和觀念上的衝突從來就沒有停歇過。法國雷米·馬丹公司在天津成立了中外合資的王朝葡萄酒廠。法方經理對前來訪問的《華盛頓郵報》記者抱怨說：「我們不得不告訴他們的第一件事情是，請不要在酒廠里隨地吐痰。」而中方則覺得法國人實在太挑剔，「他們不習慣在中國工作，一停電，就大發脾氣。」在項目談判之初，法方承諾大量收購當地葡萄，然而，當農民喜滋滋地把葡萄挑到廠門口的時候，有一半以上遭到了拒絕。憤怒的農民把葡萄全部倒在酒廠門口，酒廠的中方合作者當然也十分不滿，「如果葡萄含糖量不到18%，他們就不買，我們從未聽說過這種事情」。最後解決的辦法是，法國人公布了收購的標準和條件，並大幅提高合格葡萄的收購價格。
除了投資與合作，日後將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已經初露端倪。到年底，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增幅迅猛，在北美、日本市場，中國大陸貨已經超過了之前一直領先的台灣貨。在當年的出口貿易中，紡織品占到出口總值的32%，中美開始就紡織品貿易展開拉鋸戰式的談判。同時，關於其他商品的制裁也開始了，11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裁定，中國的蘑菇罐頭損害了美國的蘑菇業，這是從公開媒體上看到的第一例針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案。
11月24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部長級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在這次常規性年會上，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國外經貿部派了一個司長前來觀摩。法新社當即敏感地意識到，「中國試圖成為這個國際貿易組織的一員，他此次前來的目的顯然是想了解加入該組織的程序問題。」關貿總協定組織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是布雷頓森林協定中的一部分，它與同時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被認為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中國要加入該組織，將獲得最惠國的待遇，但首先必須承諾開放國內市場。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能否及何時加入該組織，成為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1982年，物質生活的改善似乎超出了人們原先那點卑微的奢望。城市商場裡出現越來越多的家用電器，三年前才開始在中國製造的洗衣機到年底已經達到200萬台的產量，電視機總量達到1000萬台，電冰箱的需求量也呈井噴式的成長。在幾年前，新婚家庭的三大件是「自行車、縫紉機、手錶」，而現在已經變成了「新三大件」：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對家電的需求直接引爆了其後長達十多年的中國家電熱，由於這些產品的技術要求並不高，使得那些先覺醒起來的企業——包括國營公司中的弱小者及民營企業——尋找到了發展的縫隙，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家電公司都將在這兩年內一一登台亮相。
不過在這一年，中國最緊俏而奇異的商品，還不是松下電視、東芝冰箱或可口可樂，而是吉林省長春市的君子蘭。
已經無法考據，這種造型高挑、氣味淡雅的觀賞植物為什麼會一夜之間身價百倍，而這股瘋狂的「君子蘭風」為什麼又會發生在向來商品意識淡薄的東三省。
長春人向來有種栽君子蘭的風俗，但從來沒有人把它看得很金貴。瘋狂是從街巷中的小道消息先開始的，在此前的一年，一些「有人靠君子蘭發財了」的傳聞已經隱約瀰漫在長春的大街小巷，據說，一個商販養的君子蘭被什麼外商看中，出價一萬美元買走；據說，一位港商要用一輛「世界上公認的超豪華高級皇冠轎車」來換一盆名叫「鳳冠」的君子蘭，結果被主人郭鳳儀——一家花卉公司的經理給當場拒絕了；據說，一個老頭養了幾株珍貴的君子蘭品種，死活不讓人看，但是某夜被人偷走，結果氣得立馬斷氣；據說，有個人從瀋陽長途開車來到長春偷花，得手後連夜返回，最後在倉皇逃竄中車翻人亡……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翻新、在製造、在發酵，每一個都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與此同時，長春當地的媒體也推波助瀾，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說君子蘭好，品格高雅，花中君子，放在家裡能夠清新家中的空氣，養人容顏，有益健康，等等。就這樣，原本幾元錢一盆的花卉一日一日地扶搖直上，幾百元，幾千元，上萬元，而當時，一般工人的工資僅三四十元左右，如果養出一盆君子蘭，倒手賣出成百上千元，無疑是發了大財。於是，在炒賣預期的推動下，君子蘭瘋了。
到1982年，滿城瘋魔君子蘭，這株秀氣小巧的植物成為長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題。它的價格一漲再漲，倒手賺錢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現了5萬元一盆的君子蘭，很快，10萬元的也出現了，到9月份，在城裡最熱鬧的紅旗街花市上，最貴的一盆叫價竟達15萬元！這是所有長春人一輩子都沒有看到過的金錢數字。就這樣，一種除了觀賞別無他用的植物在開放之初的東北無比詭異地誘發了一場經濟泡沫。
這個泡沫還將持續兩年，1983年，長春市政府做出了《有關君子蘭交易的若干規定》。為一種花草的買賣專門以政府名義做出規定，舉國這是第一例。《規定》要求：「賣花要限價，一株成齡君子蘭不得超過500元，小苗不得超過5元。同時還規定，除了按交易額徵收8%的營業稅之外，一次交易額超過5000元以上的，稅率要加成，超過萬元以上的，還要加倍。」這份規定不但沒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像是往烈火中澆了一盆油，君子蘭價格再被催漲。1984年10月，長春市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決議，把君子蘭定為「市花」，號召全體市民「家家戶戶養君子蘭，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種君子蘭，愧為長春人！」至此，瘋狂到達頂峰卻也迅速轉入疲態。由於投機過於劇烈，引發種種社會動盪，尤其可怕的是，很多企業單位動用公款投資君子蘭，成為瘋狂最強勁的動力。終於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長春市政府迫於各方壓力發布了《關於君子蘭市場管理的補充規定》，明文規定，「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不得用公款買君子蘭；在職職工和共產黨員，不得從事君子蘭的倒買倒賣活動，對於屢教不改的要給予紀律處分，直至開除公職和黨籍。」此規定一出，君子蘭風戛然而止，花價一落千丈，再無波瀾，只留下一地捧着花盆的市民欲哭無淚。
長春君子蘭事件在當年並非孤例。1982年前後，江浙一帶也曾爆發過五針松（一種觀賞型松樹盆景）的炒賣事件，其瘋魔狀況也毫不遜色。這些現象頗似17世紀荷蘭發生的鬱金香事件。53它可以被看作貧窮日久的底層民眾對財富渴求的一次妖魔式釋放。「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開了。客觀地說，1982年宏觀經濟的緊縮，並沒有造成意識形態上的全面回流，它所表現出的種種粗暴是一個習慣於用行政手段和思路解決經濟波動問題的政府，在面對新環境時缺乏市場經濟管理能力的體現。在中央決策層，改革依然是主流的力量，一些重大的變革在繼續推進中。
這一年的一月，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力主下，國務院宣布精簡機構，這是建國之後該機構規模最大的一次縮減，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好評。用日本《東京新聞》的評論說「官越大，減的越多」，其中，副總理減少了八成，部長級減少了七成，司局級減少了五成，其餘減少了1/3，部委從52個減少到41個。外電樂觀地認為，「國務院做出了一個新典範，如果全國各省市起而仿效，中國的機構臃腫之症將可以治好一半。」在3月8日，國務院宣布增加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這個機構成為中國體制改革的探索者，它的權力將日漸增大，一度握有股票上市等審批權，直到1998年3月被撤銷前，它一直是最顯赫和權重的經濟主管機構。
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會上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確定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戰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式上致辭，第一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來的基本結論」，換句話說是，中國已下決心放棄高度集中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開始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54
與這一戰略相關的是，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明確提出了經濟發展的目標，「到本世紀末，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與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的那個浪漫藍圖相比，這個目標明顯要務實和可執行得多，它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激勵着這個國家裡的每一個人，它讓全民看到了一個依稀可見的希望。日後發展的事實是，到1995年，全國GDP提前五年比1980年翻了兩番。
這一年的秋天，一個叫梁伯強的青年從香港又潛回到了老家——廣東省中山縣的小欖鎮。兩年前的一個深夜，18歲的他和三個好朋友從中山小林農場的八一大堤躍入冰冷的海水，冒着生命危險偷渡到了對岸的澳門。這兩年裡，他在香港和澳門四處打工，先在碼頭扛大包的牛仔褲，後在家具工廠描摹山水花鳥和古代仕女，他住在滿是偷渡客、娼妓和毒販的工棚里，整日提心弔膽。聽家鄉來的人說，現在國內做生意機會多起來了，於是，他把辛苦攢下的三萬元港幣綁在腰上，又悄悄回到了小欖鎮。沒有一家國營單位願意接受他，原來工作過的工廠一度同意接納他，但條件是要他在全廠職工面前悔過自新，並要掛上「叛國投敵」的牌子，念自己的檢討書。梁伯強有點失望了，他只好選擇去菜市場當菜販子。那時候，由曉光作詞、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非常流行，「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梁伯強每天就哼着這首歡快的歌曲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機遇。不久後，他將用扛大包和描家具攢下的三萬元錢辦起自己的工廠——這在三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20年後他成為中國的「指甲鉗大王」，產品占據全國60%的份額。
在當時的中山小欖，乃至中國沿海各地，到處遊蕩着「梁伯強」，他們是中國田野上無數朵渴望致富的漫漫野花。儘管受到遏制，體制外力量還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年底，全國工商戶已達101萬家，與1979年底的10萬戶相比，整整增長了10倍。春天真的已經到了，儘管沒有歌曲里唱的那麼浪漫。
【企業史人物】「大王」如蟻
歷史中的人物，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人物，一類是小人物，大人物決定了歷史的走向，小人物體現了歷史的真實。溫州「八大王」當然該歸入小人物，他們被舉國通緝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資產超過50萬元，在事件之後，他們也大多平凡無奇，重回芸芸眾生。
原本以為要被殺頭的胡金林，心驚膽戰地進牢又懵懵懂懂地被放了出來。獲得自由身不久，他就籌劃辦一個軋鋼廠，「溫州沒有軋鋼廠，樂清更沒有，現在基本建設急需鋼材，我要辦一個軋鋼廠！」說這段話的時候，他早已忘記了三年前他正是因為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才遭到打擊的，商人從來是經濟動物，要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商業機會從手指縫中溜走而無動於衷，似乎比殺他們的頭還難。那個只有4.5畝地的私人軋鋼廠辦到1988年就難以為繼，胡金林遠走上海、深圳做生意，最遠的地方到過新疆的柴達木盆地，他說，「報紙上說，西部開發是21世紀的曙光，我馬上想到可以去撞撞運氣。」在撞了一鼻子灰回來後，胡金林重拾舊業，開始生產和經銷「交流接觸器」，這時候柳市的低壓電器已赫然成勢，胡金林在這裡早已算不上什麼「大王」了。
「線圈大王」鄭祥青當年被抓進去就有點黑色幽默。某日，「打擊經濟犯罪工作組」車過柳市，看見一幢三層樓高的小白樓頗為醒目，組員們就在車上議論，「這戶人家不搞資本主義，能有錢蓋這樣的樓嗎？」第二天，樓主鄭祥青就成了重點清查對象，工作組抄家時在院子裡發現一大堆廢棄的電機線圈，他就被指控為「生產偽劣線圈牟取暴利」，「線圈大王」的名號由此圈定。鄭祥青被關押半年後放回，將近七八年不敢出門做任何生意。後來他迷上了剛剛時興起來的電腦，在柳市鎮上開過一個小小的電腦培訓班。
唯一沒有被逮住的「螺絲大王」劉大源倒一直在做螺絲生意。他開在鎮上最熱鬧的前市街的「大源螺絲店」在很多年後成了記者前來拍照的改革樣板。他最自豪的事情是，「80年代，我店裡的螺絲可是最全的，那時，上海標準件公司都才只有兩萬多種，我有四萬多種呢！」後來，國營的上海標準件公司真的被劉大源們衝垮了。
「目錄大王」葉建華原本是個拍照個體戶，某日，胡金林找到他，請他給自己的電機產品拍一個產品目錄，葉受此啟發，便專門給柳市鎮上的企業拍目錄。他很有點推銷頭腦，在目錄冊上他都會標上產品的名稱和基本數據，還分別標明了「國家價」和「柳市價」，那些對電器一竅不通的經銷員跑到各地，一拿出這個目錄冊就一目了然了。他做這個生意，竟名列「八大王」之一而被判刑關了一年半。出獄後，葉建華再不敢幹這生意，於是開照相館、開廣告公司、開汽車修理廠，「目錄大王」終成前塵舊事。
年紀最輕卻坐牢時間最長的是「礦燈大王」程步青，他被公審判刑後，舉家在柳市已無法立足，其父母兄妹被迫流離他鄉。程步青出獄後，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後不知所終。「合同大王」李方平跟程的遭遇很相近，他被關了四個月後放回，從此遠走上海，後來僑居加拿大。「舊貨大王」王邁仟，在1995年病死於肝癌，時年50歲。
「八大王」中，日後稍有成就的是「電器大王」鄭元忠。他被全國通緝後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終於被公安捕獲，第二年的3月無罪釋放。出獄後，他重操舊業，辦了一家開關廠。20世紀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鄭元忠又到溫州大學讀國際貿易專業，成了溫州大學年紀最大的學生。畢業後，他突然轉做服裝行業，創辦「莊吉」服裝有限公司，並請動香港明星呂良偉做品牌代言，這家公司後來成為溫州服飾業中較成規模的一家。日後評選「溫州改革風雲人物」，鄭元忠便總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後舉國知名，臭不可聞，一度壓得溫州民營企業抬不起頭。1984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他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複查，得出結論是，「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
滄海橫流，歷史從來浩蕩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運如蟻，舉重若輕的「符合中央精神」六字似乎已算是還了他們一個公道。55
1983 步鑫生年
萬里長城永不倒，
千里黃河水滔滔，
江山秀麗，疊彩峰嶺，
問我國家哪像染病？
——香港電視劇《霍元甲》主題歌，1983年
1月3日，全中國的第一家超級市場在北京市海淀區開業，它只有200平方米那麼大，一次擠進100個顧客就會轉不過身，它只出售蔬菜和肉食兩種商品，而且比不遠處的菜市場貴5%～40%。絕大多數的北京人好奇地進來轉一圈，馬上就吐着舌頭逃出去了，購買者幾乎都是外國人，他們抱怨包裝袋上只有價格而沒有商品名稱和質量，所以常常會把雞肉當成豬肉買走。
也是在1月，一家開辦於倫敦的「亞洲與中東投資有限公司」設立了一筆總額為1000萬美元的「中國投資資本基金」。據《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這是第一筆專為中國設立的投資基金，它將被平均分成100份，投入到「有發展潛力的、新建的或現有的中型工業企業中」。這條新聞被《參考消息》轉載，不過好像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當時，「投資基金」實在是一個太陌生而遙遠的名詞。
改革開放五年來，一切似乎沒有按預定中的進行，在農村一試就靈的「承包制」在企業改革中成效不彰，在計劃管理體制中運行多年的行政部門和國營企業似乎都不習慣用市場的方式來改變自己，跨國資本對中國的投資興趣好像也不如想象中的那麼大，倒是南方的香港同胞表現得非常積極，不過從總量上來說，實在難以讓打過淮海戰役、指揮過百萬雄師過長江的鄧公感到解渴。體制外力量的紛涌而起，是意料外的事情，但到底它能長得多大、會把中國引向何方，卻還要邊走邊看。
過去的兩年多里，年廣久和陳志雄們雇用八人以上幫工算不算違法的爭論一直沒有停下來過，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誰也不敢違背，但現實卻好像膨脹的氣球眼看着要爆炸，鄧小平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雙方爭辯不下的時候，大家都希望他能給個明確的說法。在一份關於如何處置私營業主超出規定多請幫工的請示報告上，鄧小平用潦草的筆跡寫下了自己的意見：「放兩年再看。」根據他的這個指示，中共中央當即對此提出了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再過兩年，此事又被遞交上來，鄧小平的意見還是「再看看。」再看了兩年，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號文件中，對僱工數量的限制才被去掉了，「三不原則」改成了16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而在那時，私營業主雇用大量勞動力的現象已經比比皆是，在輿論上也已經沒有任何的爭議了。
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鄧小平領導這場艱巨變革的戰略思路：摸着石頭往前走，不爭論，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確界定，讓最終發生的事實來定義前行的方向。這種改革思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試驗場和冒險樂園，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無限地激發出來，從社會底層噴發出來的火漿終於讓大地熊熊燃燒，只要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累積，一切都似乎百無禁忌，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制底線一次次地受到挑戰和衝擊，公共價值觀念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物質化。
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這一切都剛剛開始。12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後的很多年裡，他一再地提到「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成為了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名言一起構成了鄧式變革的思想基礎。
那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很多是體制外的小人物。十多年後，他們將成為這個國家的財富階層，不過在那一年，他們還在貧賤中膽怯地摸索。
剛過了春節，四川新津縣農業局剛剛分配進來的大學生陳育新突然提出辭職，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要求到農村去做專業戶。這在小縣城裡掀起了軒然大波。
陳育新原名叫劉永美，他有兩個哥哥劉永言、劉永行，和一個弟弟劉永好，劉家四兄弟在新津是出了名的有出息，他們當時都在不錯的工廠和機關單位里上班。老三突然要辭職，還是去當農民，這讓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縣委書記鍾廣林打算親自找這位全縣第一個辭職的幹部談一次話。陳育新的態度很堅決，鍾也不好太反對，最後語重心長地要求他，「小陳呀，你去了農村，廣闊天地，要好好發揮你學到的知識，起碼帶富十個農戶，十個。」
陳育新的心思只有劉家四兄弟自己知道。這四個血氣方剛、在當地頗有見識的青年人早已不耐煩在暮氣沉沉的事業機關里老此終生了，他們合計好了，要辦一家電子工廠。他們連第一個產品——雙聲道音響也研製出來了，偷偷拿到縣裡的商場門口一放，居然音效還不錯。當時，在城市裡根本不允許私人辦企業，唯一的可能是到農村里去辦社隊企業。於是，商量的結果是，對無線電最精通的老三先辭職，到郊區的古家村辦一個社隊企業，其他三兄弟再分頭辭職加入。當時，連工廠的名字都想好了，他們很崇拜大發明家愛迪生，他的公司叫作GE，劉家兄弟的工廠就叫「新異」。
陳育新背着鋪蓋進了古家村，幾周後，拿着村里同意開辦新異電子廠的報告到縣裡去審批，居然被一口拒絕。原因是，「你們沒有資金，沒有工程師，瞎胡鬧什麼！」
辦電子廠的路就這樣莫名地被堵死了。陳育新號啕大哭，重病一場。但日子還要過下來，四兄弟再合計，決定只能在農村生意里找出路了。當時，農田已經分包到戶，農民生活漸漸好起來，養殖業開始露出發展的苗頭。劉家兄弟覺得搞一個良種場一定不錯。
就這樣，日後將成為中國首富的劉家兄弟辦起了平生第一個實業：育新良種場。那已經是1983年的秋天了，劉永言賣掉了家裡唯一的一塊手錶，劉永行賣掉了自行車，四兄弟一共湊了1000多元錢，陳育新把自己家的房子改做了孵化室，他和妻子搬到了臨近一個幼兒園的小單間裡。一個充滿傳奇和曲折的家族創業史就這樣簡陋地開始了。一年後，一個叫尹志國的人騙走了2000隻小雞，差點讓良種場破產。幸好在這時，劉永言看到了一條新聞，朝鮮的金日成首相送給中國一批鵪鶉，報上說它是「會下金蛋的鳥」。他很是心動，聽說附近的灌縣有鵪鶉賣，便急急地趕去買回50隻大鵪鶉和200個種蛋。因為他把錢都花光了，最後是扛着一大籠子鵪鶉和種蛋走了幾十里路才回到新津的。
說鵪鶉會下「金蛋」，是因為它的產蛋率高，一隻雌鵪鶉幾乎每天都可以下一個蛋。劉家兄弟一計算，平均下一個蛋的飼料成本大約是兩到三分錢，而當時一個蛋可以賣五到六分錢，利潤差不多有一倍那麼高。而且，鵪鶉小，不占地方，容易大規模養殖。於是，他們把良種場的重點轉到了鵪鶉的養殖上，四兄弟在農技和無線電上各有擅長，搞起事業又是一樣的搏命，他們的良種場當然比別人要好不少。為了提高產蛋率，陳育新和劉永好琢磨出了電孵技術，劉永行則每天背着鵪鶉蛋去新津附近的縣鎮兜售，因為每天走的路很多，使得他幼小時受過傷的左腿舊傷重發，最終落下了微瘸的後遺症。很快，他們在鵪鶉養殖上賺到了錢。到年底，劉家買了一台14英寸的彩電，讓四鄉鄰里羨慕不已。
在新津，養鵪鶉漸成風尚，數年後，這裡成了全國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養殖戶竟超過十萬人，劉家兄弟也掘到了他們的「第一桶金」。便在這時，他們又敏捷地轉到了另一個行業中。在鵪鶉養殖中，他們試驗出了一個飼料配方，隨着養殖戶的日漸增多，飼料成了最緊缺的商品，劉家兄弟當即開出了一個飼料工廠，它被起名為「希望」，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飼料集團。當時，整個成都地區，只有一家國營飼料工廠，在體制上根本不是劉家兄弟的對手，由鵪鶉飼料進而生產需求量更大的豬飼料，到1987年前後，劉家兄弟已經悄悄聚起了上千萬元的資本。他們可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靠產業發展完成千萬級資本積累的家族。劉永行日後在自傳《希望永行》中說：「如果我們一直待在機關里，到今天最多是科級幹部，如果我們一直做鵪鶉，到今天可能是衣食無憂的小老闆，如果我們後來不做豬飼料，也可能是幾個中等工廠的中老闆。」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