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8章
吳曉波
為了整治工廠，張瑞敏上任後就制定了13條規章制度，其中第一條是「不准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後人讀到這裡，大概都會笑到噴飯，但是在當時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很多國營工廠里，隨地大小便是一個不被禁止並司空見慣的行為。張瑞敏的制度貼出半年多後，隨地大便的人沒有了，但是小便的卻還沒能馬上杜絕。其他制度包括「不准遲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時間喝酒」、「車間內不准吸煙」和「不准哄搶工廠物資」。為了執行最後一條，張瑞敏有一天把車間門窗全都大開着，布置人在周圍觀察有沒有人再來拿東西，沒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人大搖大擺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張瑞敏就貼出布告開除此人。這件事情後，全廠工人才相信，這回新廠長好像是動真格的了69。
張瑞敏上任後的第一個決策就是，退出洗衣機市場轉而生產電冰箱。他是12月初報到的，當月工廠的牌子就被更換為「青島電冰箱總廠」。他在家電公司當副經理的時候，曾經被派到德國去考察，當地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爾（Liebherr）有意願向中國輸出製造技術和設備合同，張瑞敏抓住這件事不放，向青島市和北京的輕工部再三要求，終於被允許引進利勃海爾的技術，成為輕工部確定的最後一個定點生產廠。轉產和引進技術的決定對這家資不抵債的小工廠的意義將很快呈現出來，它後來一次次更名，最後定名為「海爾」，都可以從這裡找到衍變的痕跡。
張瑞敏作為偉大企業家的魅力將在下一年散發出來，某日，有個朋友到張瑞敏那裡買台冰箱，但挑了很多台都存在着這樣那樣的毛病。朋友走後，張瑞敏把庫房裡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檢查了一遍，結果發現有76台冰箱都不同程度存在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有人提議把這些冰箱以低價格處理給職工。把殘次品低價格處理是很多生產廠家都採用的「好辦法」，都認為這樣既有益職工又有利企業。但張瑞敏不這麼認為。他一聲令下，76台冰箱被砸成了廢鐵。當時，一台冰箱的價格是800多元，相當於一個職工兩年的工資，很多職工砸冰箱時都心疼地流下了眼淚。「張瑞敏砸冰箱」成為這家日後中國最大的家電公司的第一個傳奇，它跟幾年前魯冠球把40多萬元的次品當廢品賣掉的故事如出一轍，表明了出現於商品短缺時期的第一代企業家的自我蛻變正是從質量意識的覺醒開始的。
1984年的中關村開始初顯繁榮景象。在上一年，新創刊的《經濟日報》對陳春先進行了連續的報道，他被塑造成一個勇敢的「弄潮兒」，他的實踐證明走出實驗室的科技人員將大有作為。於是，在這種聲音的鼓動下，一批批的科技人員跳進了商品經濟的大海。在此前的一年，科海、京海等公司已經相繼出現，而到第二年，四通、信通和聯想等公司又先後建立。
▲1984年，「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景象
冬天，柳傳志決定告別每天讀報的清閒如水的生活。他出身書香門第，外祖父當過軍閥孫傳芳的財政部長，父親是共產黨最早的金融家之一。這一年，柳傳志剛好40歲，對於這位外表文雅內心卻十分躁動的上海人來說，他深深知道「四十不惑」對一個中國男人意味着什麼。少年柳傳志的理想是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在中學畢業後，他充滿信心地報考空校卻最終落選，這成為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敗。後來，他考進西安一所軍事電子工程學院，讀的學科是雷達。畢業後，他輾轉半個中國，甚至在廣東一個農場種過水稻，在1970年，他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
計算所是當時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機構，中國發射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所需要的計算機均由這個研究所參與研製。在這個擁有1500名研究人員的科研機構里，柳傳志一直默默無聞，跟他的很多同事相比，他缺少科學家的天賦和沉靜心。他的職務是磁記錄技術工程師，事實上他對此毫無興趣。當年進入該所，完全是為了找到一個機會攜妻牽女回到父母身邊。在這個計算所工作的14年裡，他始終對科學研究提不起興趣來，倒是對中國每天正在發生的一切充滿了興趣，他常常和幾個要好的同事躲在一個空房子裡討論林彪的墜機事件、「四人幫」的猖獗、毛澤東為什麼要選擇華國鋒當接班人等，跟沉悶的計算機相比，這些政治話題才能讓他滿臉通紅，激動不已。
▲創業時的柳傳志
1984年的中國科學院正處在膨脹和轉型的邊緣，在過去的幾年裡，各種名目的研究所層出不窮，已達到123個之多，而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卻似乎離國際水平越來越遠。計算所舉全所之力，花了八年時間研製的大型計算機「757工程」宣告完成了，並獲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但是它擁有的每秒千萬次的運算速度與國際水準相比已令人汗顏，而其以軍事為目標的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場的響應。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了「棄兒」。「757工程」的尷尬命運讓計算所走到了原有發展路徑的盡頭，來自軍事部門的研究計劃停止後，再也沒有任何資金從上面撥下來了，何去何從的問號擺在這家吃慣了行政撥款的清高的科研所面前。於是在這一年，所長，也是中國第一代自己培養的計算機專家曾茂朝帶頭組建了信通計算機公司，另外一位所領導、科技處處長王樹和發起，則成立了新技術發展公司，一直鬱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在計算所里，他的學術才能從來沒有顯現出來，但是他的管理才幹卻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對於經營工作，中國的科技人員從來缺乏自信和熱情，柳傳志卻正好相反。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麼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柳傳志的這間公司誕生在一間20平方米、分成里外間的小平房裡，這裡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很多年後，在中國，它常常與惠普的那個著名的斯坦福車庫一起被相提並論。柳傳志後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面是深灰色的，裡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牆壁，房子裡沒有寫字檯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角一字排開，裡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70全公司有11個人，全數超過了40歲，唯一的技術專家是另一個副經理張祖祥。
當柳傳志下海的時候，中關村已經有40家科技企業，並在北京城裡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
在當時的中關村，最出名的是陳春先，而最知名的公司是「兩通兩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們的創辦人無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中關村，這是一群個性張揚的另類，京海的創建人王洪德是計算所的工程師，在給中科院的報告中，他毅然決然地寫道：「無論什麼方式，調走，聘請走，辭職走，開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而創辦了四通公司的萬潤南，則到處張揚自己是「民辦企業」和「無上級主管」。跟這些創業者相比，那時還寂寂無名的柳傳志則顯得要低調得多，善於借力和妥協的個性讓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遠。從一開始，柳傳志就沒有完全割斷公司與計算所之間的「母子關係」，他不但不想那麼做，甚至在很多時候更希望強化這種若即若離的血緣。當時，公司的啟動資金是計算所撥給的20萬元，聯想的資產性質是「國有企業」，王樹和、柳傳志等人的任命都要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准，公司的員工可以在計算所內繼續享有在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方面晉級的權利，公司可以無償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內的辦公室、電話及所有資源。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公司從銀行貸款，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又以中科院開發局為「擔保單位」，這自然解決了早期的資金來源問題。在充分享受了國有資源的同時，柳傳志則在財務、人事和經營決策的權力上，享有相當的自主權。這是一種十分混雜的狀態，似乎沒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當聯想日後逐漸壯大之後，它的資產歸屬才變得敏感了起來。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臍帶連着母體的新嬰兒。
▲日後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聯想，創辦於此
在公司創辦的頭幾個月里，柳傳志並沒有顯現出他後來那種運籌帷幄的領導才能，背靠着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他卻找不到一個可運作的項目，每天他騎着自行車在北京城裡像沒頭蒼蠅一樣地亂闖。他先是在計算所的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表和旱冰鞋，然後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如果說三年前陳春先辦起中關村第一家公司時，還心懷打造「中國硅谷」的理想，那麼，此時的柳傳志滿腦門在想的卻是如何賺錢養活公司里的十幾號人。有一回，他聽說江西有個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電，只要購進一倒手每台可以賺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匯款過去，誰知道那竟是一個騙局，計算所撥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一下子就被騙走了14萬元。跟20多年前報考空校落榜相比，柳傳志這一次的挫敗感更為切膚，要知道那時候，計算所的高級教授月工資不到200元，柳傳志的工資則只有105元。
柳傳志早期的倒爺生涯就這樣黯然地落幕了。公司真正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來自每天被柳傳志們抱怨和不滿的中國科學院。1985年初，中科院購買了500台IBM計算機，其中的驗收、維修和培訓業務交給了公司，從而帶來70萬元的服務費。也正是通過這個業務，柳傳志跟剛剛成立的IBM公司中國代表處搭上了線，成為後者在中國的主要代理公司，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日後聯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這一淵源可以一直延續到20年後聯想以16億美元收購IBM的PC事業部。
對柳傳志來說，另一個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說服了中科院出名的計算機專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職務，這是在1985年的春天。倪光南是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的開路者，跟熱情外向的柳傳志不同，他性情專注，不修邊幅，擁有科學家的天賦。《聯想為什麼》71的作者陳惠湘描述說，柳在和人聊天的時候總是海闊天空，而倪則喜歡用技術性很強的難題來考問對方。20世紀80年代以來，個人計算機的市場已經日漸甦醒，IBM的計算機如潮水一樣涌了進來，一台比286型還要低檔的「PC/XT」機型進入中國的口岸價就達兩萬元，而到中關村一倒手就要四萬元，而這些昂貴的計算機又無法識別漢字和操作中文系統，於是，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漢字系統」便成了當務之急的科研項目。72當時，國內已經有很多人在從事這一研發，包括後來到深圳搞得風生雲起的史玉柱等人。這些「漢字系統」（它又被形象地通稱為「漢卡」）的原理和運作過程大同小異，而倪光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發明了「聯想功能」，倪氏漢卡利用中國文字中詞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漢字識別體系，與其他漢卡技術相比，它把兩字詞組的重複率降低50%，三字詞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詞組幾乎沒有重複，這對於計算機的漢字輸入技術來說，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731985年年初，倪光南已經完成了這項技術的所有研究，並將之命名為「聯想式漢字系統」。柳傳志也正是聽說了這個消息，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在當時，中科院的另一家名聲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不過，最終還是被柳傳志捷足先登了。柳說服倪的理由只有一條：「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對於一位充滿濟世情懷的中國科學家來說，這大概是最直指內心的一個誘惑了。
倪光南的加盟徹底改變了公司的航向，他的聯想I型漢卡當年就銷售了300萬元，「聯想」最終還成為了這家公司的新的名稱。需要留存的一個事實是，倪光南的研究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屬於中科院的，它被柳傳志以零的價格轉移到了自己的公司中。
儘管很多年後，王石的萬科、張瑞敏的海爾與柳傳志的聯想如日中天，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標杆型企業」，不過在1984年，中國最值得稱道的公司卻還不是它們，而是一家誕生於廣東三水縣的飲料工廠。
3月，三水縣酒廠廠長李經緯突然把眼光瞄準了8月即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他得到訊息，國家體委將在6月份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什麼。而此刻，他手上有一種還沒有投放市場，甚至連包裝罐和商標都沒有確定下來的新飲料。
▲一手締造了健力寶神話的李經緯畫像
李經緯這年45歲，他幼年喪父，少年亡母，打小在孤兒院裡長大，成年後他當上了三水縣體委的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擠被發配到縣裡的酒廠當廠長。那是一個只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李經緯去後苦心經營，竟被他開發出一條啤酒生產線，生產出的強力啤酒在當地漸漸站住了腳跟。1983年，李經緯去廣州出差，在街邊買了一瓶易拉罐裝的可口可樂，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這種飲料，也就是在這時，他突然萌發了做飲料的念頭。那時，隨着可口可樂在中心城市的日漸風靡，一些小型的飲料工廠已經在各地冒了出來，有些甚至直接冠上了「可樂」的名號，出現在四川成都的天府可樂是第一個國產可樂飲料，隨後河南出現了少林可樂，杭州出現了西湖可樂，資料顯示，當時國內的各類飲料工廠已經超過2000家。體委幹部出身的李經緯很「天才」地想到了運動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發出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復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在歐陽孝的主持下，一種橙黃色的飲料水被開發了出來，它有一個很拗口的名稱——「促超量恢復合劑運動飲料」，實際上，它是一種含鹼電解質飲料。
當年的三水酒廠，一年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敢於把目光直接盯向奧運會，實在是膽識過人。4月，亞洲足聯將在廣州開一個會議，李經緯想把飲料帶到這個會上去，這樣就有機會接觸到國家體委的人。而這時，連飲料的品牌叫什麼，商標是怎樣的，到底採用何種包裝，都還沒有一個影子。那時的廠里已經有一個叫「肆江」的品牌，但是李經緯卻不滿意，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個新的名字——「健力寶」，聽上去朗朗上口，還很有「保健」的暗示。為了設計商標，參與產品開發的陳新金醫生自告奮勇，請自己喜愛書法的哥哥將「健力寶」三個字寫在一張宣紙上，李經緯又請縣裡的廣告公司設計出一個由中國書法與英文字母相結合的商標圖形，這個新商標在1984年的中國商品中如石破天驚：「J」字頂頭的點像個球體，是球類運動的象徵，下半部由三條曲線並列組成，像三條跑道，是田徑運動的象徵。從整體來看，那個字的形狀又如一個做着屈體收腹姿態的體操或跳水運動員。整個商標體現了健力寶與體育運動的血脈關係。它在當時陳舊、雷同的中國商品中簡直算得上是鶴立雞群。
李經緯另一個大膽的舉措是提出用易拉罐包裝健力寶，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易拉罐無疑是高檔飲料的代名詞，那時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三水酒廠更不可能有這樣的罐裝線，李經緯四處奔波，最後竟說動深圳的百事可樂公司同意為他生產代工。就這樣，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200箱光鮮亮麗的健力寶準時出現在了亞足聯的廣州會議上，引起了一陣驚叫。6月，健力寶毫無爭議地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跟所有的參評飲料相比，它是唯一的罐裝品，品牌形象與體育運動天然有關，而且口感、色澤和質量均無可挑剔。
8月，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會，也是第一次由民間舉辦並產生了盈利的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在此次運動會上憑藉許海峰的射擊實現了金牌「零的突破」，最終奪得15枚金牌，金牌數僅次於美國、羅馬尼亞、聯邦德國，位居第四。奧運會上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全民的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健力寶也獲得了不可想象的關注。
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上，已經成為民族英雄的中國女排姑娘以勇不可當之勢，直落三局，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了「三連冠」的鴻鵠偉業，這在當年度是一件舉國沸騰的盛事。在11日的《東京新聞》上，記者發表了一篇花邊新聞稿《靠「魔水」快速進擊？》，他好奇地發現女排運動員在比賽中一直在喝一種從沒有看到過的飲料——事實上，健力寶在當時除了供給中國代表團，連在國內市場上也幾乎沒有任何的銷量，於是便猜測「中國運動員取得了15塊奧運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種神奇功效的新型運動飲品（健力寶）的緣故」。很顯然，這是一篇信手寫出的、沒有經過任何採訪與核實的新聞稿。中國運動員成績大幅度提升在國際上引起過很多的猜測，這無非是其中還算友好和調侃的一種。沒有想到，一位隨團採訪的《羊城晚報》記者看到了這篇新聞，他將之妙手改寫成「中國魔水」風靡洛杉磯，當這條「出國轉內銷式」的新聞在晚報上刊出後，居然被迅速廣泛轉載，「中國魔水」與「東方魔女」（對中國女排的暱稱）交相輝映，在早已沸騰的奧運熱上再添一份充滿了神秘氣息的驕傲，它實在非常吻合一個剛剛回到國際舞台的東方民族的心理滿足。健力寶一夜而為天下知。
李經緯就這樣交上了好運。1984年，健力寶的年銷售額為345萬元，第二年就飛躥到1650萬元，再一年達到1.3億元，此後15年間，它一直是「民族飲料第一品牌」。在最緊俏的時候，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前來拉貨的大卡車，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就被炒到了2萬元。健力寶的崛起，意味着中國飲料市場的春天到來。同時，受其刺激，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相繼冒出無數大大小小的飲料工廠和食品、保健品工廠，「珠江水」和「廣東糧」北伐中國的時代開始了。
不誇張地說，1984年是屬於珠江三角洲的。鄧小平的南方視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範效應，在這一年終於發酵。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東南飛，紛紛奔赴此地。
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里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件，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後，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自己以後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里上班，因為那裡「人人都覺得能幹，卻什麼都不干」，他也將坐着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闢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後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
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藉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台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號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餘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潘寧造冰箱，在技術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廠的支援，在資金上則是由鎮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製費，所以，這家工廠成了「鄉鎮集體企業」，這一產權歸屬最終決定了科龍和潘寧的悲情命運。7475
在1984年誕生的這些公司，在今後將相繼散發出它們的光芒，不過在那時，它們還非常的幼小，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它們都沒有太多資源，創業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區和角落，它們所從事的產業大多與人們的日常需求相關，這也是企業能夠迅速成長的前提。跟那些擁有大量設備、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老牌國營企業相比，它們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當時，這些公司在性質上也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不過由於新創辦——如聯想、萬科等，或瀕臨破產——如海爾、健力寶，所以並不在政府部門的關注對象之列，相應地便也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而正是這點可憐的自主權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計劃」的時代，它們是少數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如果說，張瑞敏、柳傳志們的困難是找不到項目和方向，而那些手擁資源的老牌國營企業卻為不得自由而苦惱。這幾乎是一種宿命，在體制逐漸市場化的過程中，那些老企業將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他們的優勢和積累日漸老化、消失，最終被時代所淘汰。年初，鄧小平在南方的行動讓舉國上下感覺到了進一步擴大改革的決心，很快，在各個領域，突破性事件頻頻發生，停滯了兩年多的變革列車再次快速啟動。3月24日，福建國有骨幹企業55位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在《福建日報》全文刊登，這成為當年度最具轟動性的企業事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齊聚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廠長經理們的抱怨之聲不斷，「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於是在黃文麟等人的帶頭下，廠長們以「請給我們鬆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寫了一封信。
這是一份言辭懇切、表述謹慎的公開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鬆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55位廠長、經理具體要求「鬆綁」的權力被分成五點，主要有三條：一是人事權，企業幹部管理除工廠正職由上級任命，副職由廠長提名、上級考核任命，其餘幹部通通由企業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預。幹部制度破除「終身制」和「鐵交椅」，實行職務浮動，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二是財權，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由企業自己支配使用，有關部門不得干涉。獎金隨着稅利增減而浮動，不封頂，不保底。企業內部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諸如浮動工資、浮動升級、職務補貼、崗位補貼等多種形式的工資制度和獎懲辦法。三是企業自營權，在完成國家計劃指標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組織原材料所增產的產品，允許企業自銷和開展協作，價格允許「高進高出」，「低來低去」。
日後披露的史料顯示，這封「公開信」並不完全是廠長們的自發行為，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黃文麟當時是福建省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也就是主管該省企業改革的主要官員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借廠長經理之口，唱出的一台「鬆綁雙簧戲」。事實上，自「鬆綁信」後的二十餘年間，中國企業家再也沒有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過權益爭取的行動。
黃文麟的這個異乎尋常的戲劇性行動，在當時顯然得到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默許和鼓勵。黃將公開信在會議當日就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後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第二天，公開信便在日報的頭版頭條刊出。當日，福建省委組織部就拿着報紙組織研究，決定在企業人事任免、幹部制度改革、廠長權力等三方面，給企業「鬆綁放權」，其他的主管部門也紛紛下文，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鬆綁放權』」。一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放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讚賞。
▲「鬆綁」呼籲信發表後，全國主要媒體的強烈反響
至此，全國報紙紛紛轉載、評論，「鬆綁」新聞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件。在企業史上，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就經營者的自主權向資本方——政府部門提出公開的呼籲，它之所以會滾雷般地引發全國性的轟動，實在是因為這種聲音已經被壓抑得太久太久了。儘管它的產生其實帶有很強的政府操作的色彩，不過在實際的效果上確實對全國的企業改革起到了強力催化的效應。「公開信」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籲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後又做出《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直到兩年後，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鬆綁新聞」是國營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公開信」發表的3月24日還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此後，國營企業家們還將為自主權的全面落實抗爭十多年。2004年，在「鬆綁公開信」發表20年之際，有記者追訪當年的55個企業，結果發現，其中1/3破產，1/3被民營或外資公司兼併，還有1/3處境艱難。公開信的參與者之一、福州閥門總廠的原廠長陳一正對來訪者說：「我常常問自己，當時要的權用好了嗎？」
隨着宏觀調控的鬆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而松下來中國，並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設備。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後，中國一共引進了10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速地崛起。在一個消費日漸甦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設備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布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發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里程碑」。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
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發中文文字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00」的打字機在隨後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意大利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個研製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
1984年，是一個充滿着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專制國家。
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麼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占據上風，里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在全球商業世界裡，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
當年度世界最轟動的企業新聞，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分拆。這家由電話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創立的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象徵」，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司的總資產達到1500億美元，年銷售收入700億美元，約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1984年，公司雇員總數達到100萬人，股東逾300萬。長期的壟斷經營，使這家偉大的公司變成泥足巨人。當時，日本生產的松下電話機售價僅20美元，而AT&T的電話機製造成本就要20美元，維修費用更高達60美元。從1月1日起，貝爾公司分布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組為七家獨立運營的公司。這是一項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一舉打破了美國電信業的長期壟斷，也為AT&T公司這個巨人鬆了綁。從長遠看，它徹底激活了電子業務的成長，為互聯網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之所以要在一部中國企業史中，以一定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它對今後中國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壟斷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鑑。在日後的篇幅中，我們也將描寫這些公司的漸進式改造。當我們評估其得失時，AT&T無疑是一個很值得參照的案例。
與AT&T被分拆幾乎同等重大的事件是，這一年的1月24日，蘋果電腦公司發布了麥金托什（Macintosh）家用電腦，這一天後來被《時代周刊》雜誌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在此前的1976年，蘋果就推出了首台個人電腦，而IBM公司並未給予重視，覺得那不過是電腦業餘愛好者的玩意兒。但在1981年夏天IBM突然以IBM
PC重拳出擊，並以其備受企業信賴的品牌推動PC市場迅速成長。而此刻，蘋果推出充滿個性的麥金托什電腦，並投入了巨額廣告，它真正激活了全球的家庭電腦市場。富有創意的蘋果總裁史蒂夫·喬布斯用一則充滿暗示的電視廣告描述了這個時代的到來：一排排面無表情，機器人似的光頭男子走進一個陰森森的大廳，坐在那裡接受一個從巨大屏幕上映出的「大哥」模樣的人的訓話。這時一個手握三尺鐵錘，身材健美的女子衝進了大廳，她在一片驚愕的目光中把「大哥」訓話的屏幕砸得粉碎。這時雲開霧散，光芒四射，一個莊嚴的聲音伴隨着屏幕上映出的文字：「1984年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麥金托什，你會明白為什麼1984年不會是小說中的1984年。」
在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19歲的一年級醫學系學生邁克爾·戴爾看到了喬布斯的這則令人印象深刻的電腦廣告，這直接刺激了他的創業欲望，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他常常逃課，躲在寢室里痴迷地組裝電腦。喬布斯的廣告讓他確信，電腦這一工具將極大地改變人們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將逐漸降低。他決定馬上開辦自己的戴爾電腦公司，他對聞訊坐飛機前來勸阻的父母說，「我想跟IBM競爭。」戴爾的競爭辦法當然不是去另外建一個IBM——他只有1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這位天才的商人將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開展事業，那就是，「如何改進購買電腦的過程？」他的答案是：把電腦直接銷售到使用者手上，去除零售商的利潤抽取環節，把這些省下來的錢返還給消費者。把19歲的戴爾與40歲的柳傳志做一個對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在開創事業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過直銷的方式全面顛覆已有的電腦銷售模式，後者則成為了電腦巨人在中國的一個渠道代理商。
在西雅圖，已經創業九年、在軟件產業奠定了自己地位的微軟公司年輕總裁比爾·蓋茨也看到了喬布斯的廣告，他興奮地對《流行科學》的記者說，「如果喬布斯無法取得成功，市場將被PC占據。不過我們對蘋果機非常狂熱，如果它可以達到生產目標，我們預計1984年半數的微軟零售收入將和麥金托什相關。」76也就在此後不久，他為自己的公司設定了那個著名而偉大的理想：「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
受到感召的不僅僅有戴爾和蓋茨，在舊金山，一對名叫桑迪和倫納德的夫妻用五美元註冊了思科系統公司，他們正在研究一種叫路由器的新產品，這個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讓多台電腦互相通訊和共享信息，正是這個革命性的產品讓日後的互聯網浪潮成為可能。
戴爾和思科的出現，基本上代表了日後新技術公司的兩種成長路徑：獨一無二的商業渠道模式，或高度壟斷的核心技術優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距離，並不在於創始資本的大小，而在於各自對產業成長的視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4年，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份。「我們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這樣的詞彙互相試探和鼓勵。新中國成立後共有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這是第一次，其後兩次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經過將近六年的醞釀和鼓動，「全民經商」熱終於降臨，當時在北方便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根據《中國青年報》做的一份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社會的流傳語。
在這一年的最後，還是讓我們用那個即將成為中國第一個「首富」的四川人來結尾。
8月，牟其中第二次出獄了，這次他被關了11個月，罪名仍然是「莫須有」。他是8月31日被放出來的，9月18日，他就匆匆召開了中德復業懇談會，10月5日，將中德商店升格為中德貿易公司，很快又升級為中德實業開發總公司。數年後，他的公司再度更名為南德，而他將1984年作為公司的創始年。
在自己的新辦公室里，他掛了一幅《好貓圖》，三隻活潑、靈巧的小貓姿態各異地聚在一起，它暗喻着「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上端橫幅寫着「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很像一個政治理想，而不是商業上的理念。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個季度里，他一直在忙不停地註冊公司，他辦了一個「中德企業管理夜校」，想把它辦成一個培養商海巨子、企業家的搖籃；他組建「小三峽旅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成立董事會，並發行股票；他還註冊了中德服裝工業公司、中德竹編工藝廠、中德造船廠、中德霓虹燈裝潢美術公司、商品房建築公司。座鐘倒賣的成功讓他自視為商業上的天才，仿佛天下生意均靠他神指一點便會金山成堆，善於天馬行空而惰於落實執行的商業性格在這個時候已經畢現無疑了。
到年底，他的每一個項目都半途夭折，不了了之，不過這並沒有讓他產生挫折感，他只是覺得萬縣這個彈丸之地實在太小了。第二年的開春，他將要去重慶，去北京，去一個更遼闊的天地，那裡才能為打造他的商業帝國，舒展夢想的翅膀。
1985 無度的狂歡
跟着感覺走，
緊抓住夢的手，
腳步越來越輕越來越快活。
——蘇芮：《跟着感覺走》，1985年
從1984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全中國嗅覺敏感的商人都夾着錢包往那裡趕，一場百年一遇的金錢狂歡正在那裡上演，大戲將持續半年，最終以悲劇落幕。
海南島那時還隸屬於廣東省，1984年1月，鄧小平南方視察之後，中央即決定開放沿海14座城市，比鄰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當然地成為開放的重點區域。當時的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公署主任雷宇「激動得夜不能寐」。他後來回憶說，當時他算過一個細賬，「海南島要發展，必須要有原始積累，靠什麼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夠。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辦法是自己『草船借箭』。」77
雷宇的「借箭計」，便是把中央給的特殊政策轉化成真金白銀。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經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包括國家控制進出口的商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於海南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雷宇的「借箭計」則把後面的這段文字給輕描淡寫地「忽略」了。事實上，在當時的深圳，靠進口國家控制商品來賺錢的公司比比皆是。78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雷宇和他的部屬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車，跟進口一些小家電、辦公設備等相比，它無疑是利潤最豐厚、也是內陸市場最歡迎的一個重量級商品。當時雷宇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內地，賺兩個億就行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是一個官貧民窮的偏遠之地，當時全島的財政收入只有2.856億元人民幣，用雷宇的話說，「連開工資都不夠，當時的公社改成鄉和鎮要掛牌子，有的公社連掛牌子的錢都沒有，徵兵寫標語買宣傳紙的錢都沒有，這是真的。」79而如今，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海南人來說，無疑是在家門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80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連雷宇日後都無奈地承認，「連幼兒園都來搞汽車批文，因為批文可以變錢，跑到外省賣批文，外地沒有批文，海南島可以有批文啊，他轉手之間把這些批文給別人，那不就賺錢了嗎？」
這年夏天，海南島幾乎人人都在談論汽車。隨便到哪間茶樓、飯館、旅館、商店、機關、工廠、學校、報社，直至幼兒園、託兒所，聽得人頭昏腦漲的一個詞彙，就是「汽車」。日後有一篇報告文學描寫過一個細節：「這天早上，一位在機關掃地倒茶的阿嬸，扳着手指，給在門口收郵件報紙的阿伯算賬，進口一輛12座的日本麵包車，只需四五千美元；進口一輛日本超豪華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幣牌價比率1:2.8計算，打了關稅，還是有100%，甚至200%的驚人利潤。兩個人越算越歡喜，因為他們剛剛搞到了一張進口汽車批文。」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進口汽車才2000多輛，到7月份，區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黑市外匯變得公開化了，價格瘋狂飆升，美元和人民幣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人們帶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幣，涌到珠江三角洲換港幣。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從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礦的氣味。當時其他地方進口家用電器、汽車、摩托車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國務院審批，但海南島卻擁有自己進口的特權，誰都判斷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間，於是，「到海南去倒汽車」成了那時最誘人的商機。
一場史無前例的汽車大狂潮，在這個貧窮的孤島上正式啟動了。區直屬的94個單位，有88個着了魔似地捲入了汽車狂潮中。在黨政機關的影響下，全島各行各業都氣粗膽壯地做起汽車買賣。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公司，個個直奔汽車而去。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海南島，全部停在海口市內外，密密層層，一望無際，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買家辦理「罰款放行」手續，只消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污、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裡，海南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美元。
9月，海南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注，國務院派人前來調查，海南行政區政府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第一，海南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所有汽車發票上都蓋着『只限島內使用』和『不許出島』的字樣，這是事實）。第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這也是事實，但上報材料沒有提及已經發貨，正朝着海南破浪而來的那幾萬輛汽車）。第三，海南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准出島，違者要受處分。」就在行政區政府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日本汽車，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斷地卸下。從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輛汽車進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國務院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海南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汽車並不是鑽石，成千上萬地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年底，國務院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海南的報告。12月，雷宇被召到廣州，省政府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年初，由中紀委、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審計署、海關總署、國務院特區辦，以及省委、省府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海南。1985年7月31日，新華社播發通電《嚴肅處理海南島大量進口和倒賣汽車等物資的嚴重違法亂紀》，稱：
「中共海南區黨委、海南區政府的一些主要領導幹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時間裡，採取炒賣外匯和濫借貸款等錯誤做法，先後批准進口8.9萬多輛汽車，已到貨7.9萬多輛，還有電視機、錄像機、摩托車等大量物資，並進行倒賣。這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的一個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區黨委和某些負責人違背中央關於開發海南的方針，從局部利益出發，鑽政策的空子，濫用中央給予的自主權。這一嚴重違法亂紀行為，衝擊了國家計劃，干擾了市場秩序，破壞了外匯管理條例和信貸政策，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不僅給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害，也給海南的開發建設增加了困難，延緩了海南島開發建設的進程。」
不久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裡，海南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美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1984年海南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台電視機、25.2萬台錄像機。
雷宇被撤職，後轉任廣東一個農業縣的副書記。行政區委常委、組織部長林桃森於一年後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無期徒刑。一直過了很多年，人們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掛着「粵字」牌照的高檔走私車，它們都是當年海南案的遺物。
在中國改革史和企業史上，「海南汽車倒賣事件」帶有很強的「寓言性」，一個地區為了發展經濟，令制度的許多欠缺漸漸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國改革的漸進特徵日益明顯，開始進入漫長的灰色地帶。
根據何博傳在《山坳上的中國》中披露的數據，1985年中國進口汽車等於1950～1979年進口汽車的總數。81海南事件後，利用政策空子，倒賣走私進口汽車的現象一直沒有被真正制止，其後續餘波一直延續到2000年的廈門遠華賴昌星走私案。從1983年到1987年，各地政府動用外匯大量進口汽車，數額高達16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兩個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固定資產淨值。
其他商品的進口倒賣也同樣沒有停止過。1988年1月到9月，通過海關進口的錄像機為2萬台左右，而實際流入國內的在33萬台以上。新華社記者去北京最大的兩家國營商場調查，其銷售的錄像機絕大多數是從廣東販來的走私貨，有的已是二手貨甚至三手貨。再以彩色相紙為例，1989年上半年，五個特區就引進4000萬美元，占全國消費量的1/3，其中80%以上通過灰色渠道流入內地。1988年，根據海關統計的全國進口消費品價值為13億美元，新華社日後的評論是，「任何一個有判斷力的讀者到市場上轉一圈都會回來說：不對頭，再翻一番也不止。」1995年，通過外貿正常渠道進來的進口彩電為54.9萬台，而市場實際的銷售量為500萬台。
放在年度觀察的角度來看，瘋狂的海南汽車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相反，在當時的全國各地，一個與之相比毫不遜色的設備引進熱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
從上一年開始，大量的生產線便開始陸續涌了進來。中國沿海無疑正在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下游地帶，對於跨國公司和中國來說，這似乎都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成百上千條彩電線、冰箱線、洗衣機線和錄像機線正日以繼夜地抓緊安裝，很快，中國家電業的「戰國年代」就要到來了。速度成為了最重要的指標，在天津，曾創下22天引進一條德國摩托車生產線的紀錄，它被當成是先進的事跡廣為傳播。
▲廣東一家引進國外良種奶牛和先進設備的奶牛廠
正如英國的《金融時報》在1985年2月27日的一篇報道中所評論的，「在全中國，即使是很小的工廠，也在尋找外國合資者，以幫助他們實現企業現代化。中國人現在比五年前要有組織得多，消息也靈通得多。」而10月的美國《新聞周刊》在《中國人搜尋有用的舊設備》一文中，更是生動地描述說：「一批工程師、技術員和包裝工來到了法國的工業城市瓦爾蒙，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把已經破產的博克內克特冰箱廠的設備盡數拆去，5000噸設備裝上了輪船、飛機和火車，啟程運往天津，在那裡的一家工廠里它們將被重新組裝成一條每天生產2000台新冰箱的生產線。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在整個歐洲，中國的代表團手中拿着想要物品的清單，到處搜尋二手的工廠設備，這已經是一種趨勢。對歐洲的公司來說，這些設備如果不賣，要麼被毀掉要麼閒置不用，中國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貿易夥伴——因為它總是付現金。」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後來的研究表明，「大量的日本投資方使用了二手機器，日本企業不能使用這些機器在其國內贏利了。」一位長期在中國工作的聯合國高級顧問威廉·韓丁在一本名為《大逆轉》的書中披露說，「1985年前後，知情人士說很多不良貿易正在進行着。如果一個外國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購買他們的產品，他們可以下到省市級的單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這樣他們賣給了中國大量劣質設備和過時技術。由於對高技術的狂熱，任何稱為高技術的都能賣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或者中國本來就有了更好的技術。」82
發生在全國各地的設備引進熱潮，對後來的中國公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它讓很多設備陳舊、缺乏產品競爭力的老企業迅速地復活，得以用最快的速度進入正在爆炸中的消費品市場，我們將看到，那些日後馳騁一時的明星公司都是當年生產線引進的積極者。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這一年在北京市場上受歡迎的冰箱品牌有廣州的萬寶、蘇州的香雪海、嘉興的益友、天津的冰峰；洗衣機則有上海的水仙、廣州的五羊、大連的波浪、杭州的金魚、武漢的荷花、長春的君子蘭、寶雞的雙鷗。它們是中國家電業的第一批名牌產品，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是最早引進了國外生產線的國營企業。
與此同時，沒有規劃和秩序的引進熱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和行業管制上的失控。
其問題之一，是貪大求洋，不符合國情。武漢一家軋鋼廠引進上千萬美元的設備，因動力問題無法解決長期閒置；四川花八億元從日本引進了一整套維尼龍生產設備，建成後發現天然氣供應無法解決，就算把重慶鋼廠的天然氣全部移過去也不夠維持一半的開工；大慶化肥廠引進一條美國生產線，將原有職工1520人精簡到315人，其後管理問題層出不窮，技工素質無法保證專業協作，兩年後不得不「改回去」。
其二是，盲目引進，利用率低下。根據《光明日報》的報道，1987年，武漢市對引進工作進行普查，發現全市87家企業共有911台設備，價值5100萬元，長時間空置，有的連包裝箱都沒有打開。1987年12月15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估計，中國工廠的閒置設備價值約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為兩年前的引進設備。
其三是，成套設備偏多，技術性引進少。根據當時學者的統計，在引進熱中，成套設備占80%，單項設備占17%，而被當作目標之首的技術引進則只占3%。很多設備引進後，其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和設備維護等仍然全部依賴外國公司。
其四是，重複引進，缺乏規劃。1985年前後，上海共引進12條彩電生產線，兩年後，只有7條在運轉，其餘的全都閒置報廢。此類現象，在各行業和地區比比皆是。當年5月17日的《經濟參考報》便在頭版頭條刊出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一份調查結果，《汽車工業盲目布點重複引進情況嚴重》，根據這家行業管理公司的測算，到1990年全國的汽車年銷量在90萬輛左右，而從目前的引進情況看，屆時的全國年產量將達到200萬輛，此外還存在盲目引進散件組裝整車、同一技術多家引進、引進項目紛繁重複、互不協作配套等現象，有的地區為了便於自行批准上項目，還採取了化整為零的辦法，使一些大項目分批上馬，導致了引進失控的局面。
在引進熱中，泥石俱下的事情常常發生。青海省通過香港的一家貿易公司，從意大利和聯邦德國引進了一套混凝土輸送泵，結果發現竟是30年前的舊設備，整套設備除了標牌是新的之外，其他部件都已磨損不堪。8月份的上海《文匯報》便刊登了一篇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在題為《「洋豆腐」為何無人問津》報道中，記者寫道：6月下旬，閘北豆製品廠花160萬元從日本引進了一套盒裝豆腐生產線，原本希望它能豐富豆腐品種，增加市場供應量，誰知道，流水線安裝一個多月後，煩惱接踵而來。首先是豆腐成本太高，菜市場一袋豆腐只賣一毛錢，他們的成本就要四毛；其次是保質有問題，用傳統工藝做的豆腐變質後大不了發酸、起孔，這種日本豆腐一變質就成一包水；再者是流水線備件太昂貴，出一個小事故，單是給日本打個電報，至少也要20塊錢。記者最後無奈地說，看來這次是交了一筆昂貴的學費。
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15條複印機生產線、35條鋁型材加工生產線、22條集成電路生產線、6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僅廣東一省，便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飲料灌裝線、22條食品麵包生產線、12條家具生產線。其中最典型的引進案例是，9個省市一起向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進了9條同一型號的「阿里斯頓」電冰箱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價格均為3000萬元，年生產能力30萬台。一時間，中國先後產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樂、上海遠東、景德鎮華意、重慶五洲、寶雞長嶺、蘭州長風和中意冰箱「阿里斯頓九兄弟」。在其後的家電搶購熱中，這些企業都風光一時，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極盛時，「九兄弟」的產量占到全國冰箱總產量的1/3。而10年後，8家凋零，僅美菱一枝尚存。
1985年的引進熱在日後遭到了批評。大規模的引進熱浪，使得外匯消耗巨大，到年底，全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37.8億美元，相當於出口總額的52%。不過客觀地說，這次失控的引進熱對中國輕工產業的更新換代及消費品市場的啟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應。這個時候的中國公司，就好像一個青春期的少年衝進一片正在瘋長中的草地，你聽得到他的骨骼與青草一起向上生長的聲音，過度的精力和熱情揮霍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在大量引進的同時，根據《商業周刊》的觀察，中國在這一年還開始嘗試着對外投資。11月份的報道披露，「中國開始向海外投資。第一站是香港，其投資達60億美元，占在香港的外來投資的第三位。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兩家美國企業在華盛頓州購買了一片價值3500萬～4000萬美元的森林，用於獲取建造中國房屋的木料。這是中國在美國的第一筆直接投資。」
不過在開始，對外投資好像並不太順利，《新聞周刊》舉到了兩個在港投資失敗的例子：「兩家北京背景的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資源公司花了2280萬美元購買了Conic公司34.8%的股份。之後，中方向董事局派遣了官員。數月後，Conic的股票停牌，因為該公司的主席把他價值1000萬美元的股票都賣給了中方，並且在他個人的控制下從Conic貸款了2780萬美元。另外一件事情是一家中資公司起先宣布花1.2億美元購買8棟在建的公寓樓，但是隨後又宣布放棄。這一行為導致了股市的下跌，公司失去了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