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9章
吳曉波
幾乎就在海南汽車案被中央點名制止的同時，國內還爆發了另一起重大的經濟事件，在廣東毗鄰的福建省出現了晉江假藥案，它直接導致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黯然落馬。
晉江製造假藥的鄉鎮企業共有57家，其中45家集中在陳埭鎮，而這個鎮正是省委書記項南扶植起來的典型，它是福建第一個工農業產值超過一億元的鄉鎮，被譽為「福建一枝花」。從1980年開始，當地的食品工廠開始興起，為了追求暴利，漸漸地便轉向了藥品生產，當地的私營業主通過各級醫藥公司打進「公費醫療」這個特定的消費渠道。它們用低劣的銀耳加上白糖，製成「降壓沖劑」、「理肺沖劑」、「益肝靈沖劑」等假藥，牟取不當利潤。新華社記者在後來的報道中稱：「假藥廠大部分是農民集資合辦的，他們沒有製藥技術人員，沒有質量監測機構，也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製藥設備，使用的全部是簡陋的爐灶、鐵鍋、竹器等原始工具，廠房則多為農村的舊民居，蒼蠅亂飛，垃圾成堆，包裝桌上積滿灰塵。這類藥廠是怎麼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續倒是很簡單，只要到村、鎮掛個戶頭，村鎮抽取產品銷售額的1%～2%，就可以得到銀行賬號和公章了。」
成本低廉的假藥通過高額回扣的方式衝進公費醫療體系，自然帶來令人稱羨的企業效益，而當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又聽之任之。到1985年年初，晉江假藥已成洶湧之勢，連鎮工商所也辦起了保健飲料廠，生產銷售假藥。為了以更安全和合法的身份生產假藥，晉江人還想出了聯營工廠的方法，它們與廈門、陝西的一些瀕臨困境的國營工廠合作，以辦分廠或合股的名義偽造批文，生產假藥。當欲望之門被打開之後，如果沒有法律的制約，富有想象力的邪惡便會像野草一樣肆意地瘋長。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聞報道《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對晉江制售假藥的情況和原因進行了披露，稱當地假藥工廠生產100多種假藥，總數10萬多箱，銷售額3500多萬元，參與制售假藥者1000多人，此外還偽造衛生行政部門的藥品審批文號105個，私自印刷稅務發票。此後，有關部門持續清查，媒體持續跟進曝光，舉國一時鼎沸，晉江成為「假藥」和「騙子」的同義詞，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外出經商只說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晉江」兩字。在這場打假風暴中，項南受到牽累，辭職下台。
從晉江假藥案開始，在廣袤的中國農村，有意識、有組織、大規模地製造假劣產品，在今後20年的時間裡仍將持續地蔓延，從來沒有根絕。它成為很多地方擺脫貧困的捷徑，成為地方政府振興當地經濟的絕招，在晉江假藥工廠中，相當一部分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當地的鄉鎮幹部，這個特徵在今後也將一再地呈現。中國基層社會那種流傳千年的淳樸的商業道德，從這時開始正在可怕地逐步淪失。83
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走私案，讓1985年的中國充滿了詭異的氣息。一方面，經濟開放和企業改革日漸成為全民的共識，新的變革正在各個領域得到鼓勵和嘗試，珠三角、蘇南和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正呈方興未艾之勢。加快投資、加快發展再度成為國家的主題，宏觀經濟在沉寂數年後再度出現趨熱的跡象。另一方面，全民性的物質欲望被猛然地激發出來，擺脫貧困成為至高無上的公共理想，在這個目標之下，對制度和道德的漠視受到默許，這同時也給那些保守的勢力提供了攻擊的機會。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985年的中國經濟再趨過熱。這與當時中央的貨幣政策有關，在上一年10月計劃1985年信貸規模時，國務院公布以當年年底數字為下一年的借款基數。於是，各專業銀行為爭信貸基數而突擊放款，結果國家信貸基金猛增，銀行日夜印鈔票，後來宣布多印了80億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國的貨幣投放總量才只有90.66億元。
企業的不斷創建與消費需求的增多，使得生產資料的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處在一種資源缺短的狀態中，這是30年來唯一沒有改變過的狀態。而對這種狀態的政策對應，便可以看出這場改革的成長軌跡和內在的邏輯性。跟那些無縫不鑽的民營公司相比，國營企業爭奪生產資料的主動性和能力顯然要弱得多，於是，國務院的智囊們便創造性地想出了一個「價格雙軌制」的辦法來。1985年年初，國家宣布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宣告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正式形成。84
雙軌制的意思是，一種生產資料存在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家掌控的「計劃內價格」，一種是市場化的「計劃外價格」，後者的成本要遠遠大於前者。這種扭曲的價格體制，其目的便是為了保護國營企業在原材料採購上的優勢。同時，國家還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量來不斷地調整計劃內商品與計劃外商品的銷售比重，比如在1985年前後，鋼材的計劃內與計劃外比重為78:22，煤炭為92:8，石油為83:17，水泥為64:36，食品類為73:27，服裝類為59:41，耐用消費品為48:52。從這些比重中可以看到，國家對原材料的控制力度遠遠大於對日用消費商品的控制。「雙軌制」帶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特徵，它在抑制價格暴漲、通貨膨脹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卻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困擾民營企業成長的根本性難題。
江蘇著名的鄉鎮企業無錫紅豆集團的周耀庭回憶說，「紅豆發展起來，
；國家從來沒有給過一公斤的柴油，一公斤的棉紗，從來沒有任何計劃內的原料。1985年、1986年前後，紡織企業原料極其緊張，不少工廠都斷餐了，我們企業做外貿沒有棉紗，想到無錫市的部門去爭取一些。回答當然是沒有，因為你們是鄉鎮企業，不可能給一公斤棉紗。我講，國營企業是老大哥，我們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學習，能不能讓紡織公司給我們一點兒棉紗？部門的幹部回答我說：你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嗎？稱不上的。」
這段對話讓周耀庭銘骨難忘，20年後，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二十年》專題採訪時，他對着鏡頭說，「國營企業是老大哥，鄉鎮企業不是小弟弟，鄉鎮企業是私生子。那個時候，我們鄉鎮企業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私生子」的說法，難聽了一點，但卻是一個明擺着的事實。為了嚴格執行雙軌制，保護體制內的國營企業，3月，國務院還發出一個嚴厲的禁令：重要生產資料和緊俏耐用消費品的批發業務，只能由國營單位經營，不准套購就地轉手加價倒賣，不准倒賣計劃供應票證，不准任意提價，不准以任何形式索取額外收入，對投機倒把者，要堅決制止嚴厲打擊。
如此明確而峻厲的禁令，能嚇着一些膽小的，卻不能絲毫遏制那些背景強硬的冒險者，相反，倒使冒險的利潤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後來發生的現實便是，「價格雙軌制」直接滋養了「倒爺經濟」的繁榮，那些有政府背景和資源的人或公司，按國家計劃價格將緊俏生產資料買進，又按照市場價格將之賣出，賺取差價。《經濟日報》曾報道這樣一個實例：國營的內蒙古赤峰金屬材料公司從一家鋁鋅礦以每噸3714元的計劃內價格購得500噸鋁錠，然後以每噸6500元的價格就地倒賣給廣東公司，後者再將之倒賣三次，價格提高到每噸7000元，最後仍由金屬材料公司買回，調撥給國營的赤峰電線廠。鋁錠原地不動，從中倒騰的倒爺們賺個了大飽，國營的礦廠、金屬材料公司和電線廠無一例外地都成了買單人。
正是由於倒爺們的猖獗和「法眼通天」，使得各種國家統配物資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市場，國家指令性計劃徹底失去了嚴肅性。在執行「價格雙軌制」的年份里，國家統配物資從來沒有完成向國家供貨的合同，那些規規矩矩、遵守國家調控計劃的國營企業反倒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這個意義上，得益於這種畸形價格制度的倒爺階層是壓垮計劃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據估算，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000億元以上，占GDP的9%，與不少年份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基本持平。據學者胡和立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1988年，全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就超過1500億元，加上銀行貸款的利差和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三項合計價差達3500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85
儘管享受到了「價格雙軌制」的保護，國營企業仍然在體制內掙扎，這真是一個從經營活動到心態觀念都備受煎熬的過程。
那些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正統觀念」正受到來自市場的嚴峻挑戰，所有的人都覺得不習慣。多年以來，宣傳系統一直在宣導「工人是工廠的主人翁」以及「企業是黨領導下的工人組織」，而剛剛開始推行的廠長責任制則讓這些不容挑戰的理念面臨尷尬。11月的《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一個銳意改革的廠長的苦惱》：一年前，岩石到「名盈實虧」的長春捲菸廠任廠長，他管理嚴格，經營得法，當年就實現利潤1200萬元，成為全省的盈利冠軍，然而他嚴苛的工作方式卻遭到習慣於溫情管理和平均主義的工人們的抵抗，數十份投訴岩石「多拿獎金」和「任人唯親」的告狀信發到各個上級部門，前後七個調查組進廠調查。報紙為岩石辯護說，他的工資只比普通工人高兩級，大概每月多十多元錢，
；而他任用幹部都是經過上級部門審核批准過的。86
幾乎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刊登了一篇來自另一個國營工廠的長篇報道《廠長哥哥》。在這家位於內蒙古的東勝中藥廠里，記者李仁臣問工人，「你在心裡是怎樣評價你們廠長呢？」工人動情地說，「他是我們的廠長哥哥。」這家工廠的廠長張明瑞待工人如手足，是一個大好人式的廠長，他的理想就是讓這家工廠變成一個互親互愛的大家庭。他的名言是「老輩人我敬如父母，平輩人我親如兄妹，晚輩人我愛如子女」，「他也訓過工人，但很快就捫心自責，主動請被訓的人原諒自己的過錯」。
很顯然，在嚴苛的岩石與仁慈的張明瑞之間，全社會的觀念都如鐘擺般地劇烈搖擺，商業內在的冷血特徵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它的本色，只不過所有的人都不習慣，甚至不願意承認。
另一個剪理不清的觀念是，在一個國營企業里，到底是廠長說了算，還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在改革之前，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書記是工廠毋庸置疑的領導者。但是在新的治理結構中，廠長成為企業經營的第一責任人，他是否應該繼續接受書記的領導？這個問題涉及政治敏感，有關的爭論一直在遮遮掩掩中進行了十多年，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書記、廠長雙核心制」，再到廠長全面負責制，拖泥帶水，糾纏不清，一直要到1998年前後，隨着《公司法》的出台，現代企業制度開始被普遍地接受，這個問題才不了了之。87
8月3日，瀋陽的三家國營企業收到了《破產警戒通告》，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一例。瀋陽市政府將之辦成了一個盛大的新聞發布會，瀋陽第三農機廠、五金鑄造廠和防爆器械廠被選中做了試點，市政府特意做了三個黃色封皮的《破產警戒通告》——取意於足球比賽的黃牌警告，交到三個顫抖抖的廠長手上。一年後的同一天，防爆器械廠成了第一個犧牲者，它從即日起被宣告破產倒閉。美國《時代周刊》就此撰文評論：「一個在西方並不罕見的現象，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警告說他們的公司陷入了困境，他們的工作也將保不住。這種現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曼徹斯特，而是在中國東北部的瀋陽。」日本記者在報道中稱，「瀋陽發生了超過8級的改革地震，中國的『鐵飯碗』真的要被打碎了！」四個月後，中國的《企業破產法》草案在北京人大會議上正式通過試行。
對於絕大多數的國營企業廠長來說，如何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生產效率，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
一個名叫艾柯卡的美國企業家替代松下幸之助成為新的偶像。他原來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在為福特賣命20多年後，因為個性與董事長亨利·福特不合而被掃地出門，那時他已經54歲。心有不甘的艾柯卡轉而投靠正處危機之中的克萊斯勒公司任總經理，用三年時間就使其扭虧為盈，再用三年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24億美元，他成為全美最炙手可熱的「扭虧之神」，《時代周刊》恭維他是「說一句話，全美國都洗耳恭聽」的人。這一年，他的《艾柯卡自傳》出版，在北美銷售150萬冊，這本書在第一時間被翻譯到了中國，迅速得到正飽受虧損煎熬的國營企業家們的追捧，人們從他的經驗中看到了努力的希望，也從他的描述中饑渴地學習着基本的企業管理知識。88長虹電器的倪潤峰迴憶說，「那時候，書店裡根本沒有什麼管理書籍，我的這點管理知識都是從艾柯卡的書中讀出來的。他剛到克萊斯勒時，看到的是秩序混亂、紀律鬆散、無人調度、各自為政，產品毫無競爭力。我當時就想，這跟長虹是多麼的相似。」89
在河北石家莊，一位叫張興讓的廠長發明了「滿負荷工作法」，因而被樹為典型紅極一時。張興讓是石家莊第一塑料廠的廠長，他發現，儘管工人們天天按時上下班，但每天真正的勞動時間卻很少，有些工作是一台設備幾班人馬，你干一會兒我再干一會兒，而且無效勞動很多。再扣除吃喝拉撒、聊天等時間，每人每天只有2小時40分鐘在工作。於是，張興讓想出了一個改革的方案，他對企業內部人、財、物等要素進行了重新組合，把原來的粗放經營變成了集約經營，這種辦法首先對企業各項工作提出奮鬥目標，然後由低到高分步實施，層層落實，與個人報酬掛鈎，形成體系。總的考核指標是人均效率、人均效益和企業資金利稅率。具體實施上，他把質量、供銷經營、設備運轉、物資使用、能源利用、資金周轉、費用降低、每人工作量和工時利用九項要素綜合考慮，因是借用設備運轉滿負荷的概念，故稱為「滿負荷工作法」。90
他的嘗試看來是有成效的，改革前，廠里有三台大鍋爐，鍋爐師傅，加上替班、拉煤、出渣、維修、置水等工作的職工，總共竟有70多人，占了全廠職工的1/6。而按照張興讓「滿負荷」的標準，這三台鍋爐只要18個人就夠了。
張興讓在1985年開始推行他的工作法，兩年後，他的做法引起中央高度重視，被認為「是一大發明」，並在全國上萬家企業中大力推廣，張興讓成為與南方的步鑫生齊名的著名企業家。
在武漢，一個更富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這是一個名叫格里希的德國人，在上一年的11月，64歲的他被聘用為武漢柴油機廠的廠長，這是建國後第一位外籍的國營企業廠長。格里希是一個退休的發動機工程師，為了讓這個外國人順利工作，武漢市黨委還專門成立一個由常委帶隊的九人工作組，他被看成是「新時代的白求恩」。
格里希面對的是一個紀律渙散、管理混亂、領導層毫無責任感的國營老企業，他要求工人遵守八小時工作制，長期遲到和曠工的可能被開除，他每天帶着放大鏡、小錘子和吸鐵筆下到車間裡，現場處理管理上的難題，此外，他還把一個從來不到生產一線的總工程師調離到其他的崗位。他的這些做法被新聞記者總結為「洋廠長的三斧頭」。一位中央領導在看到這篇新聞後批示說：「我們自己的廠長大概大多數還沒有這麼做。有的不是沒有條件這麼做，而是抓不住，有的是不願和不敢這樣做，當然也有因為身體、技能等條件實在不行，想這樣做做不了。」格里希的做法被當成是最先進和新奇的管理奇招在媒體上迅速走紅。
▲格里希廠長
這位普通的退休工程師在中國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在這家工廠擔任了三年廠長，讓它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期間，他五次受到國務院副總理的接見請教，他還被聯邦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勳章」。當他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其中歸納了十多條國營企業的弊病並提出建議，包括「政府不應該像慈父護侍愛子那樣對待企業；治理生產過程中的驚人浪費，提倡過節儉日子；加強對青年的就業前培訓；中央成立設備調劑中心，把某些企業閒置的設備有償調撥給缺少設備的企業」，等等。
在現代工廠管理的理論上，張廠長的「滿負荷工作法」或格里希的「三斧頭」，顯然都不算是什麼發明，不過在當時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中，這已經是最先進和最有效率意識的改革了。他們的實踐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中國的國營企業，這都是一些「圍牆內的變革」，無法改變這些企業在競爭能力和產權自主性上的天然缺陷。張興讓的改革讓他的工廠一度起死回生，成為國營企業改革的一個「標本」，但是在日益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這種沒有涉及產權根本的改革顯然不能讓企業獲得真正的活力。張興讓和他的工廠在1992年之後便再度陷入困境，2000年元旦，精疲力竭的張興讓與1090名工人一起被宣布全體下崗，企業不復存在。格里希後來多次到中國，每次都受到政府官員熱烈的款待，不過他對自己曾傾注全部心血的武漢柴油機廠的日後命運並不真正了解，1993年，企業出現虧損，1998年全面停產。他最後一次訪問武漢是2000年6月，當時已年屆80高齡。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的中國朋友們始終不敢告訴他武漢柴油機廠的真相，怕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這一現實。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國家中逝世。兩年後的這一天，武漢市政府在鬧市中心的漢正街工業區廣場中央，樹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銅像——上面刻寫着「威爾納·格里希」。他將長久地站在那裡，像一個沒落而偶爾被人提及的神話。
張興讓和格里希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各自的企業，不過，他們所嘗試和傳播的管理新理念，在那個時期倒成為全國眾多民營業主的免費教材。很多人在日後回憶說，他們對企業管理和經營的基礎認知，都是從這些轟轟烈烈的、帶有強烈啟蒙色彩的改革運動中得來的。
1985年，中國人壓抑了很久的民族自豪感正日益膨脹。5月19日晚上，第13屆世界盃足球賽亞洲東區第2大組A組比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國家足球隊以1:2輸給中國香港足球隊，因此被淘汰出局，失去了小組出線的機會。比賽結束後，現場觀眾情緒失控，許多人向隊員投擲汽水瓶，任意毀壞車輛，圍毆司機，打傷維持秩序的警察，攔截外國人乘坐的汽車，並恣意辱罵他們。北京警方當場抓獲120多名肇事者。其中的38人，因在比賽中和比賽後行為惡劣過火，被拘留12天或15天，另有7人觸犯了刑律，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並判刑。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球迷鬧事，它在當年被定性為「五·一九足球事件」。7月，有媒體報道美國激流探險隊將漂流長江，為了趕在美國人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漂流長江的人，西南交通大學電教室職工堯茂書自長江源頭，漂流了1270公里，24日在金沙江段不幸觸礁身亡。他的死亡讓舉國民眾欷歔萬分，自又攪拌出另一份的悲壯與自憐。到11月，還是那群意志堅定的女排姑娘讓大家好好地出了一口氣，在日本舉辦的第四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上，中國女排以七戰七捷的成績，蟬聯世界盃冠軍，並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連續四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女隊。
就在民族情緒高漲的同時，到氣派而又高薪的外國公司謀職以及出國留學正成為最時髦的選擇。
秋天，剛剛獲自學高考英語專科文憑的北京椿樹醫院護士吳士宏好奇地站在長城飯店的玻璃轉門外，足足用了五分鐘的時間來觀察別人怎麼從容地步入這扇神奇的大門。她辭職來應聘IBM公司的辦公勤務。在面試的時候，主考官問她：「你會不會打字？」從來沒有摸過打字機的吳士宏條件反射般地說：「會！」
離開考場後，她飛也似地跑了出去，找親友借了170元買回一台打字機，沒日沒夜地敲打了一個星期，雙手疲乏得連吃飯都拿不住筷子了。1997年，吳士宏因銷售業績出色被任命為IBM中國銷售渠道總經理，成為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職場女強人。
越來越多的青年削尖腦門往國門外面跑。到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已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十來年後，這些人又大多回到了中國，開始創辦自己的公司，中國未來的新技術和IT產業將由他們擔負支柱。這一年，浙江農家子弟吳鷹進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考取李政道獎學金，他赴美國留學，十年後回國仿照楊致遠的雅虎網站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門戶網站搜狐。
一個叫唐駿的人，講述了當時他出國留學的戲劇性故事：21歲的工人子弟唐駿非常想出國，儘管他考上了北京郵電大學的研究生，但北郵的出國名額已經用完。於是，他給北京的每個高校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剩餘的出國名額。在打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時候，他們說他們的出國名額沒有用完。撂下電話，唐駿馬上騎着自行車趕了過去，拿着考研的成績單，要求轉入北京廣播學院讀研究生。廣院的老師說：「你可想好了，我們這是二流院校，你就算轉過來，也不一定出得了國。儘管我們有名額，但是你錯過了時間，出國要由教育部決定。」唐駿沒有猶豫，直接把檔案轉了過去。為了讓教育部給他出國的名額，唐駿想了個辦法：他打聽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李司長，於是他在教育部的門口站了整整四天。早上7點不到就到教育部門口去，見到李司長，唐駿說「李司長您早」。中午他出來吃飯，唐駿說「李司長您出來吃飯？」他吃完飯，唐駿又說「您吃好飯了？」再到下班的時候，唐駿再說「您下班了？」如此四天。第一天，李司長覺得這人很奇怪；第二天，李司長關注這個青年，怕他有什麼偏激行為；第三天，他又覺得這個小孩子看上去很可憐；第四天，李司長忍不住好奇，終於開口問到底有什麼事。唐駿如實說了。第六天，李司長告訴唐駿：你可以出國了。
就這樣，1985年唐駿到了日本。他第一次乘坐新幹線，當時在新幹線上售賣食品的列車員，在進入每一節車廂之後都會向乘客鞠躬，然後開始服務，在離開一節車廂的時候，也會再次鞠躬。當唐駿穿過一節無人的車廂的時候，他發現推着貨車的列車員在向空無一人的車廂鞠躬。「這就是日本人100%的做事方式，秩序與細節，謹慎而努力，這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很多年後，唐駿說這是他出國上的第一堂課。他後來又去了美國，1994年前後，卡拉OK開始在美國和日本流行，唐駿設計了一個卡拉OK機子上可以排名計數的軟件，馬上被一家美國投資商看中，用8萬美元購買了專利。而在其後短短几年內，這個軟件被用到了1億多台VCD/DVD機上。「如果我當時採用微軟的使用權方式收費，一台機子收取2～3美元，我就可以有2億～3億美元的收入。」2002年，唐駿成為微軟公司的中國區總裁，兩年後他跳槽到剛剛興起的遊戲公司上海盛大出任總裁，並幫助這家創辦不到三年的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91
【企業史人物】兩面雷宇
從被降職的那一天起，雷宇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時候，他常常與海南籍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並論。1996年，當他61歲的時候，從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的職位上主動退下來，並聲稱回家侍奉九旬老母親，由此再成新聞人物，一時頗受社會輿論的同情。
海南汽車倒賣事件在客觀上，讓封閉落後的海南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羞於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80年代後期興起的「海南熱」與此大有關係。1996年，一位叫朱健國的財經記者在海南採訪四個月，他發現，「無論到什麼單位採訪，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變之由，人們首先說，這真是多虧了雷宇啊。」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很多人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據他後來回憶，80年代初，主政當局對各地的突破性舉措頗有鼓勵，他到海南到任之際，曾有中央領導說，中央和廣東省對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鄧小平南方視察後，更有領導鼓勵說，你在海南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麼快你就怎麼搞。
汽車事件被公開處理後，北京的措辭固然看上去雷霆萬鈞，但是在依法處理上卻可謂「高舉輕放」，雷宇被謫貶為廣東花縣縣委副書記，三年後，復用為廣州市副市長，後又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在官方的文件中，從來沒有對海南事件有過任何的平反舉措，不過，在2004年2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卻做出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判決，在一份編號為「（2004）瓊刑再終字第2號」的判決書中，法院撤銷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刑事判決，宣告原中共海南行政區委常委、組織部長林桃森無罪。林是「海南事件」中唯一被嚴判的高級官員，當年以「投機倒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並於1996年去世。中共海南省政法委書記鍾文、省高院院長曾浩榮等人到林家慰問，同時向家屬道歉。
從個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國難得的能吏和清官，他為人剛正不阿，敢於抗上直言，行事霹靂，思路清晰，官聲之佳，有眾口為證。他在任職期間，努力於肅清「文革」後遺症，將島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親自處理人民來信的習慣，三年裡，親手批覆了5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除了讓秘書剪開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親自展讀，親自批覆。在「汽車事件」的事後清查中發現，雷宇個人在熱潮中從未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他在其後十餘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間流傳為一個俠客式的清官。
社會輿論對雷宇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
雷宇晚年定居廣州，1999年，有記者登門採訪時看到，午飯之後，他與99歲的老母親一起參禪入定，宛若老僧。
1986 一無所有的力量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崔健：《一無所有》，1986年
3月26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山西大寨人陳永貴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陳永貴帶領一群窮棒子披星戴月，將一條700米長的黃土山溝，鑿成一片能長莊稼的梯田，毛澤東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陳永貴成為中國農民的偶像。他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依然扎着白羊肚手巾，不改農民本色。重病期間，他每日將醫生開的藥吃一半留一半，積少成多，存了小半個抽屜，囑兒子奉還國家。
陳的去世，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人們似乎已經開始淡忘這位戰天鬥地、全國最著名的「永貴大叔」了。因為，在這一年，所有人心目中的「農民英雄」已經是另外一種形象。
鄉鎮企業廠長、農民企業家——他們的稱謂中總帶着點泥土的味道，事實上，他們看上去也是土巴拉幾的，整個兒好像剛剛從耕地里插完秧出來。他們無論穿什麼牌子的西裝總是不合身，很少有人會正確地打領帶，他們最喜歡的服飾品牌是法國的皮爾·卡丹和香港的金利來，它們的標識都做得很大，老遠就能清晰地看出來。他們的普通話都糟糕透了，還特喜歡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業介紹冊和廣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坐在偌大的辦公桌前，右手在打電話，左手還按在另一台電話上，眼睛呆板地望着前方。德國《明鏡周刊》在這一年的報道中說，「在中國，農民膽大而魯莽……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則說，「很多農民企業家幾乎沒有任何商業方面的經驗」，在7月9日的一篇新聞中，記者說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家工廠，不知道如何做財務報表，也不知道怎樣才能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產品」。但是，這家報紙驚詫的是，他們的事業正欣欣向榮地成長起來，就好像作家余華在很多年後的一部小說《兄弟》中寫到的，「他們像野草一樣被腳步踩了又踩，被車輪輾了又輾，可是仍然生機勃勃地成長起來了。」92
1986年前後，鄉鎮企業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兩年前的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實際已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而到兩年後的1986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向國家繳納稅金170億元，實現總產值3300億元，占全國總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悄然出現。93
這一年的《人民日報》在3月和4月連續刊登兩篇長篇報道，《史來賀風賦》和《鄉土奇葩》。
史來賀是共產黨一直倡導的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聖徒式的鄉村幹部。1985年，史來賀和村黨支部其他成員經過反覆考察，決定引進一項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設一座全國最大的生產肌苷的製藥廠——華星藥廠。「這高、精、尖項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擔心，「別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騷。」史來賀的回答是：「事在人為，路在人走，業在人創。人家能幹成的東西，咱們為啥幹不成？」
1986年5月20日，劉莊人自己設計、安裝的華星藥廠正式投產。自此後，劉莊的經濟迅速成長，很快成為「中原首富村」。
根據報道，幾十年來，劉莊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件，沒有出現過黨員違紀。從計劃生育、婚喪嫁娶到養老撫幼，劉莊的幹部、群眾自覺遵守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村里14個姓氏、300多戶、1600多口人，沒有宗族矛盾及派別之爭，沒有封建迷信、賭博、打架鬥毆、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現象。
2004年春天，史來賀在平靜中去世。國內媒體的標準報道用詞是：「共產黨員的楷模。」
劉莊和史來賀的存在，證明在中國的某些鄉村，如果有一個無私而威權的領導者，他同時具備兩種能力：其一是極其善於利用一些優勢和概念，為自己營造一個寬鬆而受扶持的執政氛圍；其二，他有相當的市場敏感性，往往就能辦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賺錢的工廠。
這位強人是以一種建立在人格魅力基礎上的威權風格，在統治或者說管理着他的這個村莊。
所有的村民在他的統治下，獲得了生活上的根本改善（有意思的是，這些村莊在過去往往是一個非常窮困的討飯村），而在人格上徹底地依附於這位強人。
這個村莊，你很難說它是一個什麼組織，在行政概念上它是國家最基礎的行政單位，而在經濟概念上它則是一個嚴密的營利組織，有些鄉村甚至擁有一家上市公司，那些強人通常既是鄉村的行政長官，同時又是公司的董事長，這種兩權合一的模式似乎沒有遭到任何人的質疑，而且看上去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更耐人尋味的是，強人的家族在這個鄉村往往是最有權勢的一族，他們的子女在強人在世的時候便已經是鄉村管理的核心人物，而當這些強人老去或死去的時候，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權柄傳給了自己的子女。
在過去的30年中，這類著名的中國村莊有河南的劉莊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莊，江蘇的華西村，浙江的橫店。它們作為一種很獨特的人文標本和社區企業形態，很多年來一直散發出一種神秘而難解的魅力。
魯冠球是一個看上去跟史來賀很相似，但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農民企業家——這個稱呼始自魯冠球，後來成為媒體上的一個通稱。
早在幾年前，善於經營的魯冠球就是浙江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廠長，他很早就讓自己的工廠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專心於汽車萬向節的製造，在1984年他還花8000元向浙江大學「買」進了一位大學生，在當時，大學生進鄉鎮企業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鄉土奇葩》的發表，讓他真正成為了一名全國性的新聞人物。
魯冠球被視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這篇報道中，記者除了對魯冠球的經營能力大加褒揚之外，更津津樂道的是，魯冠球是一個無私的共產黨員，是共同致富的帶頭人。記者借用魯冠球的嘴巴說，「這把火（指通過創辦企業擺脫貧困）要燒到圍牆外面去，讓全鄉人民逐步富裕起來。」94記者還列舉了很多事例，如魯冠球把自己應得的25萬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給了企業——事實上這後來成為萬向集團產權改革的最大伏筆，當時，魯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記者的採訪時說：「如果我的收入與工人的收入懸殊太大，就會出現緊張關係，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們看到我比他們拿的多得多，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是工廠主人翁的感情，而這對於事業是不利的。」95他還參與建設了鄉里的中學教學大樓、農貿市場和飼料加工廠，他把鄉里尚未安排的108名復員軍人都招進廠里，全鄉每十個人就有一個在他的工廠里工作。因為萬向節廠的發達，所在鄉還修起了四條貫穿全鄉的大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樓」。很顯然，這樣的描述是極其蠱惑人的，它傳達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象是，政府鼓勵有能力的人創辦企業，同時希望他們除了自己富裕之外，還應當承擔起讓周圍的人都富裕起來的責任與義務。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甚至天真地認為，當年他們交付給國營企業的那些社會責任這次可以由鄉鎮企業來承擔了，鄉鎮企業興起之後，他們理應承擔起相關鄉村的所有社會功能，包括就業、社會設施配套、社會公共服務，等等。
這篇報道所體現的這種想法，是當時政府和社會的一個主流思想。自1978年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把數以億計的農民從耕田中解放了出來，剩餘勞力的出路成為一個「危險的資源」。對此，海內外學者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帕金斯在《中國的農村發展》一書中建議說，「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是允許農民，尤其是最貧困地區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也許不一定非要到上海或北京去，但他們必須到某個地方的城市裡去。」而在國內的研究者看來，大量的農民進城顯然會造成不可控制的後果，況且，在城市裡，國營企業的衰落和改革還「擠」出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口。於是，如何讓農村剩餘勞動力「離土不離鄉」，成為一個十分迫切而現實的課題96，在這個意義上，鄉鎮企業的意外興起無疑讓政府找到了最好的解決方案。
魯冠球被選為「共同富裕的典型」進行熱烈的報道和稱頌，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事實正是，在今後的很多年裡，地方政府都堅定地持有這樣的觀點，而同時，幾乎所有的鄉鎮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得政府的支持和資源，也全部信誓旦旦地承諾他們將承擔起這些職責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資源都低成本甚至無償地輸送給了那些鄉鎮企業。
這種趨勢在1992年之後變得加速起來，那些善於利用和占有政府資源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並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產權的清晰化，十多年後，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便成為中國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
這是那些靠創辦鄉鎮企業暴富起來的企業家們的「致富潛規則」——他們充分利用了各級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創造公共財富和承擔社會職能為理由和承諾，獲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與城市裡的國營企業相比，他們有着體制上的寬鬆性，同時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低廉讓他們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客觀地說，這些鄉鎮企業確實活躍了一方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當地民眾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在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上，這看上去是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在金融和產業政策上，體制外蓬勃成長起來的民營公司一直遇到極大的困難，它一直試圖將所有的改革成果裝進國營資本這個大籮筐里，而與此同時，它卻又「僥倖」地希望那些民營企業——特別是發起於農村的鄉鎮企業能夠承擔起改造農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責任，為此，那些開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對之進行了扶持。從結果上來說，這是一種利益交錯、此消彼長的過程：國營公司儘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和政策，卻因其體制的天然缺陷而進一步萎縮；鄉鎮企業一邊遭遇政策壓迫，另一邊卻在地方政府那裡獲得了支持，而當這些企業已經足夠強大的時候，它們卻又紛紛轉型成了私營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鄉鎮企業承擔農村社會服務體系」的目標卻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當史來賀、魯冠球們作為一股新的勢力崛起于田野的時候，這同時預示着中國企業成長的新主流已經展現出它的風采。2月，中國最知名的社會學家、76歲的費孝通悄悄來到了偏遠的溫州。50年前，這位自幼體弱的燕京大學畢業生回家鄉吳江養病，他進行了20多次的田野調研，寫出了《江村經濟》，這本小冊子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巔峰之作。
他對溫州感興趣，是因為看到了一篇報道。在上一年的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的頭版發表了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附發的評論首次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溫州模式」。也是從此開始，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與私人經濟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公司的兩大成長模型。一直對家鄉——蘇南農村頗為熟悉的費孝通對傳說中的「溫州模式」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雨中的蘇南商貿市場
「汽車駛進金華以南地區，只見公路兩旁不時出現一塊塊木牌，上書『貨運溫州』、『貨運山東』等字樣，這是我在江蘇未曾見過的新鮮事。」費孝通在後來的文章中寫下了他對溫州的第一個印象，那條國道線是當時國內最繁忙也是最危險的公路，翻車死人事件每天都在發生。跟集體企業為主力的蘇南相比，溫州的基層政府要寒酸得多，沒有高檔接待室，也沒有暖氣設備，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里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八大王事件」的餘波仍在蕩漾。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辦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在10月份的《望》雜誌刊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位老人後來又三赴溫州，每次都寫下長文。
《人民日報》記者孟曉雲也在這時到了溫州，她寫了新聞報道《市場篇》。在新聞的一開篇，她就用了一個頗有寓意的場景：「傍晚，過了6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鄉鎮企業最讓人驚奇的地方是，它們是怎麼從幾乎空白的狀態中突然發展起來的。在那些農村，沒有工業化的基礎，沒有原材料，沒有技術，沒有熟練的工人，甚至連銷售的渠道也沒有。這些一無所有的農民是怎麼占有市場，並擊敗裝備精良（至少有設備、有工人，還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國營企業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們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國營企業那裡「借」來的，他們的很多設備是國營企業淘汰下來的，他們的技術是城市裡的工程師在周末偷偷下鄉傳授的，他們的工人有不少在國營企業里受過最基礎的培訓，而他們的市場往往是國營企業不屑做的。這就是「創世紀」的狀態，鄉鎮企業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農民創業者比城裡的廠長們更熱愛他們的企業，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業」。這種態勢到1986年已經發展得非常清晰，跟魯冠球們的方興未艾相比，國營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乏力，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很難逆轉的事實。在這一年的報紙新聞上，出現最為頻繁的字眼是「聯營」。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們衝進了城裡，他們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國營工廠里閒置的機器設備，它們被搬進粗粗建成、還沒有粉刷過的廠房裡，日以繼夜地隆隆作響——與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夠得到國家貸款支持的國營工廠正在大量購買先進的外國設備。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接受農民廠長們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坐上停在家門口的小汽車卷着圖紙到鄉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歡迎的方式是，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達成聯營的協議，這樣就可以用少量的資金獲得後者的技術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帶流傳着一個關於「星期日工程師」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蕭山縣一個叫徐傳化的農民創辦了一家生產液體皂的化工廠，他請了杭州國營大廠里的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後者經常在液體皂加工的最後一道程序時讓徐家父子走開，獨自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結的液體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幾口大缸里的液體皂生產過程。在支付了幾年技術服務費後，徐傳化決定花2000塊錢買下那個神秘配方。在付了錢後，技術員告訴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實就是鹽。傳化集團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印染助劑生產企業之一。
3月28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稱，廣西玉林縣一家自行車廠與上海自行車三廠聯營，生產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鳳凰」牌自行車。除了玉林的那個工廠之外，「鳳凰」這個品牌還被同時賣給了浙江紹興一帶的鄉鎮企業。4月份的一篇報道則稱，江蘇無錫地區的數百家鄉鎮企業以聯營的方式獲得了生機，國營企業幫助他們培訓技術工人、調試設備和進行產品研發、協助籌措外匯、提供品牌支援。
在河北、山東等很多地方出現了「經濟聯合體」，國營企業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的格局。這種在前些年還屬于禁止的行為突然受到了鼓勵，它被認為是一種雙贏的策略，通過聯營，國營企業得以降低成本，甚至通過品牌的有償使用直接獲得利益。而對鄉鎮企業來說，則得到了市場的准入，以及人才、品牌、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尤其重要的是，聯營的方式還繞開了國家政策上的很多管制，聯營廠可以得到國家的戰略物資，進入原先被禁止的行業，甚至以國營企業的身份對外開展各種業務。
聯營被看成是國營企業獲得活力的一個新藥方，在這一年，政府對聯營的熱衷讓人吃驚。遼寧省省委書記全樹仁在報紙上提出要「破思想阻力，促橫向聯合」，他批評某些國營企業「熱衷於自成體系，在聯營中存戒心，留後手；缺乏戰略眼光，把聯合當成權宜之計；爭當龍頭，不甘做配角；怕自己的權和利聯小了」。這種聲音對聯營的大規模嘗試起到了強勁的推進作用。在很多地方，聯營企業的多少成為衡量企業改革是否有進展的一個政治性指標。
事後表明，這種支援和聯營，是沿海一帶鄉鎮企業獲得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國營企業在聯營中所獲得的效應最終被證明只是暫時有效的，而靈活的民間企業則從這個體量龐大而體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無盡的「血液」。數年之後，聯營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而被掏得資源一空的國營企業則更加羸弱不堪，於是，將很快出現「兒子吃掉老子」的現象。
日後成為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的蘇泊爾公司便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瀋陽雙喜壓力鍋廠在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1986年前後，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雙喜廠，用盡關係、費盡口舌，終於成為雙喜的聯營企業之一。蘇增福回憶說：「當時很難，但正是雙喜廠給了我們機遇。做配件掙了點錢，幾年後，我們開始做壓力鍋。」他生產的壓力鍋以雙喜牌的名義銷售，很快，銷量大大超過瀋陽廠。到1993年，母廠一年就要從蘇增福手中賺走500萬元的品牌使用費，居然已超過它自身的產銷利潤。「子比母大」的結果是，雙方日漸反目成仇，蘇增福決定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到1999年，它已搶走雙喜的大部分市場份額，市場占有率超過48%，蘇增福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個名角兒。」97
蘇泊爾與雙喜的此起彼伏，是很多聯營公司共同的命運軌跡。從零部件配套，到整機委託生產，再到品牌租用，最後被當作用過的「藥渣」一樣廢棄在一邊，國營企業在聯營中由主動而變被動，步步後退，漸落下風，最終讓出整個市場，從經營戰略上，倒很像是「飲鳩止渴」。
鄉鎮企業在與國營企業的交手中，幾乎每戰必勝，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成長一帆風順，相反，由於沒有國家政策的任何扶持，他們將歷經無窮的磨難。
費孝通走馬溫州，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自然被當地的幹部們簇擁而行，看到的均為蓬勃的表層現象。其實，就在他行走溫州的同時，一個名為「抬會」的地下金融遊戲正狂熱地在這片被金錢激活的土地上演出着。
「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融資活動的一種稱呼。80年代初期，溫州民間企業已經十分發達，對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蒼南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根據方培林後來的回憶，為了尋找政策上的依據，他四處翻尋中央文件，結果在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中發現了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發性事業……」方理所當然地認為，「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錢莊是在9月29日開張的，方培林在門上貼出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也更為靈活的存貸表：長期存款月息1.2%，三個月以上結算；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他的錢莊開到第二天，當地的農業銀行就上門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來，日後他自嘲地說：「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其實只見過一天的陽光。」
錢莊被查封，從此，溫州的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國內銀行均不得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私人業主無法從合法的渠道獲得資金支持，又不可開辦民間錢莊，資金短缺成了一個十分尖銳的難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錢莊業務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得到當地鎮政府的默許，可以在本地區內大膽地從事金融服務，而在另一方面，卻始終得不到上級銀行的認可，在法律上處於非法狀態。方培林為了獲取正式的身份，後來還多次向上級政府發出請求。1986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試探性地給總行寫了一份報告，11月7日，由當時行長劉鴻儒簽字的電傳回覆：對於私人錢莊，請按國務院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
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民間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體制越來越無法適應，然而政策上的改變卻遲遲不至，於是，對現行法律的違背與穿越變成改革者不得不為之的冒險行為。跟方培林的錢莊相似，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活動便悄悄地在溫州各鄉村開展了起來。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每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資料顯示，在1984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三億元，成為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當時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借貸或出貸過資金。曾經因為替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聞名一時的金鄉徽章廠廠長陳加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萬元。」
由於缺乏法律的保護與規範，「抬會」的運作純靠鄉親間的個人信用保證，在平常時刻並無太大風險，然而到了經濟快速成長和資金供求失衡的時候，就會引發意外的事件。1986年，國內經濟趨熱，資金渴求陡然增大，常規的信貸效益無法滿足越來越大的借貸需求，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嘗試，再是大膽擴展，很快，一種新的近乎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當時溫州抬會的規矩是這樣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計10.8萬元；從第十三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十二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十八個月，就要發展20883個會員。
誘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讓抬會的會主們成了鄉親眼中的財神，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從眾心態的集體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燒了起來。蒼南一個叫葉三鳳的婦女每月可淨收入120萬元，在樂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捲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會以呈幾何級數的增速發展新會員作為其得以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在當時，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在抬會極盛時，當地官員幾乎全數捲入其中，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官會，此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必交款，而是先領款，三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元、5萬元和1萬元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
這個瘋狂的遊戲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形下進行了一年多。到1986年春夏，資金鍊出現斷裂的跡象，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極度的亢奮即刻轉為極度的恐慌，抬會體系瞬間雪崩。整個秋天，溫州地區陷入空前的混亂，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沖向會主的家。蒼南幾十個討債者拿着炸藥包趕到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綁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焊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作人質抓走。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政府在這時候才如夢方醒，他們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李啟峰、鄭樂芬等人最後以投機倒把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抬會風波以十分血腥而猙獰的方式留存了中國現代改革史上的一個片斷。它表明，當一項公共需求無法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滿足的時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瘋狂的集體舉動。其後十多年的事實是，溫州人在民間金融上的試驗一直沒有停止過，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個叫楊嘉興的人集資31.8萬元，創辦了全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溫州市城區的另一個稱呼。六天後，一個叫蘇方中的家具廠廠長創辦了由他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家具商標來命名這個新生兒——東風信用社。由於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命運如偷生私生的產物，日日危如卵累，時時面臨被取締和制裁的可能。
在1986年，溫州抬會雖然轟動一時，不過其涉及面並未超出浙南地區。在今後，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與搖擺性，在北京、南京等地還將爆發更為驚人的融資風波。2000年年初，國務院再次進行金融秩序的整頓和清理，浙南和廣東地區的民間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締，或被強行併入國營的農村信用聯社，廣東共有2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被關停並轉，當年2月，蘇方中被警方通緝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眾存款罪及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