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敗局 - 第3章
吳曉波
在過去的將近20年裡，中國企業已經數度經歷了從神話到噩夢的輪迴，無數巨型企業轟然瓦解，「泰坦尼克現象」此起彼伏。也正是在這個激情年代中，中國企業界和企業家形成了一種非理性的市場運營模式和思維，涌動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資和擴張衝動，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矚目的中國企業崛起大戲，可也正是這種激情又在把中國的市場推向新的無序和盲動，使如今的中國市場呈現出非線性的迷亂態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泛濫的激情正毀壞着我們並不富足的改革積累。
1997年，北京的經濟學家魏傑曾經下過一個預言：「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階段，非常痛苦，我估計再過10年，現在的民營企業200個中間有一個保留下來就不簡單，垮台的垮台，成長的成長。」（摘自《南方周末》1997年2月21日）當時，我對魏先生所持的悲觀論點還有點不以為然，但現在看來，他的預言可能是對的。
隨着中國市場的開放及知名跨國品牌的進入，隨着市場的日趨規範及競爭台階的提高，隨着網絡年代的到來及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國企業界終於迎來了激情年代的終結，一代草創型的民營企業家也將面臨被集體淘汰的命運。
共同的「失敗基因」
導致中國許多草創型企業家被「集體淘汰」的原因有很多。而通過對眾多的失敗案例剖析，我們發現其中最為致命的是：中國許多企業家的體內潛伏和滋生着一種共同的「失敗基因」。正是這些至今不為人察覺的「失敗基因」，使他們始終無法真正地超越自我。在本書所描述的10個敗局中，我們力圖捕捉到這些「基因」：
一、
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關懷意識
草創型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在某種意義上算得上是「功利的、不擇手段的理想主義者」的俱樂部，在這個特殊的群體中蔓延着一種病態的道德觀。在關注史玉柱、吳炳新、姜偉這一代悲劇人物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異的現象。
這些企業家中的絕大多數就他們個人品質和道德而言算得上無可挑剔，甚至律己之嚴達到苛刻的地步。他們的生活都十分儉樸，不講究吃穿排場，不做一般暴發戶的擺闊嘴臉，為人真誠坦率，做事認真投入。同時，他們還是一些十分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擁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對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責任感。他們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熱的民族經濟的捍衛者。
可是，當我們考察其市場行為的時候，我們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們對民眾智商極度地蔑視，在營銷和推廣上無不誇大其詞，隨心所欲；他們對市場遊戲規則十分的漠然，對待競爭對手冷酷無情，兵行詭異。而我們的公眾輿論和社會集體意識又有着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考量標準，對那些取得輝煌市場業績的企業家們往往無意於追究其過程的道德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長了企業家們的功利意識。這一現象，幾乎成為阻礙中國許多新生代企業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
本書要解讀的是，這種種的蔑視、漠然和淡薄，最終必定會傷害到企業家自身及他們的事業。
二、
普遍缺乏對規律和秩序的尊重
1800年，當法國經濟學家Ｊ.Ｂ.薩伊杜撰出「企業家」這個名詞時，他是這樣下的定義：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20世紀中期，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熊彼特這樣簡潔地描述說：企業家的工作是「創造性的破壞」。
薩伊或熊彼特都沒有從道德的範疇來規範企業家的行為。甚至在工業文明的早期，連恩格斯都認為「原始積累的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腥」。如果我們用書卷氣的固執來堅持對一切經濟行為的道德認同，那顯然是不現實的。問題在於，當經濟或一個企業的發展到了一個穩態的平台期後，經濟宏觀環境的道德秩序的建立及企業內部道德責任的培育，便成了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一個成熟的、健康的競爭生態圈，不是簡單地在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條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追求利益，它更應該體現為法律與道義傳統、社會行為規範的整體和諧。
而我們的許多企業家則缺乏對遊戲規則的遵守和對競爭對手的尊重。在捍衛市場公平這個層面上，他們的責任感相當淡薄，往往信口開河，翻雲覆雨。他們是一群對自己、對部下、對企業負責的企業家，而對社會和整個經濟秩序的均衡有序則缺少最起碼的責任感，這種反差造成了他們的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的分裂症狀。
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為榜樣。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牌理」是為芸芸眾生而設的，天才如我，豈為此限。於是天馬行空，百無禁忌。豈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麼還要牌理幹什麼？一個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還有誰願意跟他玩牌？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獲取的超額利潤，其實是以傷害大多數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為前提的，是通過以破壞市場秩序為策略而亂中取勝。於是，在很多企業家兵敗落難之際，往往是冷眼旁觀者多，挺身救險者少；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冷嘲熱諷者多，同情憐惜者少，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
普遍缺乏系統的職業精神
深圳萬科董事長王石曾經概括過包括他自己企業在內的新興民營企業的七大特徵：一是企業的初期規模很小；二是短期內急速膨脹；三是創業資金很少或沒有；四是毛利率較高，總是找一個利潤空間較大的行業鑽進去；五是初期的發展戰略不清晰；六是創業者沒有受過現代企業管理的訓練；七是企業家的權威作用毋庸置疑。
王石描述出了幾乎所有新興民營企業和草創型企業家的先天不足的原因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像王石這般清醒意識到不足並努力提升自我的企業家實在是鳳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在他1995年出版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第一次指出美國經濟已經從「管理型經濟」轉變為「企業家經濟」。他認為「這是戰後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出現的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此之後，中國的經濟學家中便也有人作出過類似的預言，高呼中國也進入了「企業家經濟」的時代。
但是，這樣的歡呼顯然是過於樂觀的。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經濟」應該具有三個基本的特徵：一是該國擁有量大面廣的中型現代企業，它們以蓬勃的生命力成為這個國家經濟進步的孵化器和推動力；二是管理成為一門技術被廣泛地應用，由此出現了一個具有職業精神的專業型經理人階層；三是在經濟生態圈中形成了一個成熟而健康的經濟道德秩序。
如果用這個標尺來衡量，我們自然可以清醒地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離「企業家經濟」還有多遠？這也正是本書希望表述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中國企業家要真正成為這個社會和時代的主流力量，那麼首先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一項比技術升級、管理創新乃至種種超前的經營理念更為關鍵的工作，是塑造中國企業家的職業精神和重建中國企業的道德秩序。
本書不是一本闡述「為什麼要塑造和重建」的書，恰恰相反，它是一本描述「如果不這樣做將會發生什麼災難」的書。本書所寫到的10家企業及其企業家的跌宕命運，是過去10年裡發生在中國新興企業中的最著名的10個悲劇。
它們之所以走向失敗，或許有着各自的緣由——偶然的，必然的，內在的，外部的……可一個幾乎共同的現象是：它們都是一個道德秩序混亂年代的受害者，同時，它們又曾是這種混亂的製造者。
失敗是後來者的養料
今天的中國企業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理性復歸的年代。隨着中國經濟的進步和宏觀環境的成熟，那些產生激情敗局的土壤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的市場氛圍和競爭狀態也不可能複製，任何一家企業已不可能僅僅靠一個創意或一則神話取得成功。知識、理性成了新經濟年代最重要的生存法則。在這樣的時刻，研究這些以往的敗局及一代被淘汰者是否還有現實的意義呢？
吳敬璉先生在論及「新經濟」時曾經表達過一個很新穎的觀點。他說，新經濟並不僅僅是指網絡公司或所謂的「高科技企業」，相反它指的是所有擁有新觀念和新的技術手段並將之快速地轉化成生產力的企業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土豆片還是硅芯片，只要能賺錢都是好片。（摘自吳敬璉先生2000年9月在廣州新經濟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同樣我們可以認為，絕大多數的企業危機，都是有其共性的，就某一發展階段而言，無論是生產土豆片還是生產硅芯片的企業，它所可能面對的危機話題很可能是一樣的。
同理，企業的成長經驗與行業是無關的。無論你是一家傳統的生產果凍的工廠，還是一家吸引風險投資的網絡公司，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台階，有很多是具有共性的。每一個企業、每一個新興的產業都有自己的狂飆期，有自己的激情年代。我們現在正身臨其境的數字化年代，不也處在一個激情的洪流中嗎？此起彼伏的網站公司、令人眼花繚亂的網絡概念、給自己冠以CEO、COO或首席執行官等新鮮名詞的新興企業家，誰能告訴我們，究竟要過多久，他們中的多少人以及他們的企業也將會出現在失敗者的名單中呢？
哪怕對於那些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來說，中國新興企業的失敗案例依然具有借鑑的價值。中國市場是一個差異性很大、國民特徵很明顯的市場，東西橫跨上萬里，南北溫差50℃，世界上很難尋找出第二個如此豐富和遼闊的市場。就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曾經創造輝煌營銷奇蹟的「中國台灣經驗」、「日本模式」，均在中國市場上進行過嘗試，而相當多的企業也因此陷進了所謂的「中國泥潭」，舉步維艱，無法自拔。在這種意義上，研究10個經典的敗局案例或許可以讓這些企業在征戰中國市場時少遭遇幾個「經營陷阱」，少付出幾筆數以億計的昂貴「學費」。
給悲劇一點掌聲
最後，有一段必不可少的文字我必須寫在這裡。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直到我寫作本書的此刻，我始終懷着一種尊重而虔誠的心情來面對每一位在風雨中前行或跌倒的中國企業家。
我還常常會想起好幾年前曾經採訪過的一位溫州農民企業家。他是一位20世紀80年代在溫州地區非常出名的廠長，他辦的塑料廠每年有上百萬元的利潤，他還一度被選為當地的副鎮長。從8年前開始，他突然辭去公職，出售工廠，閉門謝客，宣稱要打造出第一輛國產電動轎車。在整整8年時間裡，他一直狂熱地沉浸在自己的誓言中並為此花掉了所有1000萬元的家產。在他那個碩大的堆滿了各類工具的院子中，我看到了他一錘一錘打造出來的汽車。那是一輛車門往上掀起的怪物，充一夜的電可以跑上一百來公里。從批量生產和商業的角度來考慮，他打造出的實在是一堆會跑的廢鐵。然而，他身邊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子女沒有一個敢向他指出這一點。事實上，哪一天當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生命便也到了盡頭。
在一個有點陰冷的深秋，在令人揪心的淫雨中，中國第一個立志打造電動轎車的中年人向陌生的我喋喋不休地述說着他的夢想，一個註定了將一無所獲的荒唐夢想。
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中國農民耗盡了他的前途、生命和金錢，無怨無悔地用原始的榔頭和機床去奮力摘取現代工業的明珠。
在那個時候，我背過身去，禁不住潸然淚下。
在一個風雲激盪的歲月，一代中國人在逼近現代工業文明時的種種追求和狂想，甚至他們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應該受到嘲笑和輕視的。當馬勝利馬不停蹄地奔波全國收購100家企業組成世界上最大的造紙集團的時候，當這位溫州廠長關起門來叮叮噹噹地打造着中國第一輛電動轎車的時候，當本書所述及的那些激情企業家們一一呼嘯登台的時候，我認為，對他們的悲壯之舉理應給予真誠的理解和掌聲。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寫道：「一個人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生活的使命。」在這個意義上，那些成功或失敗的中國企業家都是幸運的，因為在應當由他們承擔責任的這個年代，他們發動了一場最具激盪力的企業革命，他們的使命與他們的命運，決定了一個民族的進步，他們的悲劇也成為一個國家進步史的一部分。他們全都幾乎身無分文，可他們全都創造了讓人驚嘆的奇蹟，他們全都具備成為英雄的稟質，可是最終他們全都有着一段煙花般瞬間璀璨又歸於寂寞的命運。記住他們，就記住了中國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壯。
我不知道過了許多年後，人們還會以怎樣的心情懷念起史玉柱、姜偉、吳炳新等等曾經狂想過和拼搏過的前輩們。
吳曉波
2000年歲末
秦池：沒有永遠的標王
在一片本不屬於自己的天地里，呼嘯而起，創造奇蹟，大抵算得上是「強人」；然而，能夠在一鳴驚人之後，竭力地遏制其內在的非理性衝動，迅速地脫胎換骨，以一種平常的姿態和形象持續地成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英雄。
中國企業圈，有一種特殊的、宜於奇蹟萌芽的土壤。
這可能跟東方人的審美趣味有關。我們總渴望有一些超出常規和想象的事件發生，並以此為興奮劑來刺激我們的感官。因此，我們往往樂於看到奇蹟的發生，並大聲地將它傳播。
然而，任何一個奇蹟的基因中，總無非生長着這樣的一些特質：非理性的、激情的、超常規的、不可思議的。總而言之，它不是理性的兒子。
這裡，我們需要來研究的是：作為奇蹟創造者本身，在一鳴驚人之後，如何竭力地遏制其內在的非理性衝動，迅速地脫胎換骨，以一種平常的姿態和形象成為經濟生態圈的一分子。
這是一種中庸的回歸，但這同時更是一種活得更長久一點的生存之道。
下面講述的故事，便是一個泣血的反例。
得「三北」者成諸侯
至今，正營級退伍軍人姬長孔還清晰地記得他到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秦池酒廠報到那天的情形。幾間低矮的平房，一地的大瓦缸，廠里的雜草長得有一人多高，全廠500多個工人有一半想往外走。這家1990年3月正式領到工商執照的酒廠，只是山東無數個不景氣的小酒廠中的一個，每年白酒產量1萬噸左右，產品從來沒有跑出過濰坊地區。
姬長孔在臨朐當地算得上是一個人才。6年前轉業到地方後，他擔任臨朐縣食品公司經理，半年後食品公司扭虧為盈，不久被調任縣飲食服務公司經理，又半年，再次實現扭虧為盈。然後，他又接到去縣裡最大的虧損戶秦池酒廠擔任經營廠長的任命。
一開始，姬長孔顯然對這樣的調動十分的不樂意，「這不是欺負老實人嗎？」他不無惱怒地對前來找他談話的「組織上的人」說。可是，當縣長親自跑到他家裡「三顧茅廬」的時候，他「沒有辦法」了。以後的種種跡象表明，軍人出身的姬長孔仍保持着對上級絕對服從的職業傳統，在這個意義上，他大概還不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就是在秦池最火暴的1996年，當有記者問及「如果組織上再把你調到一個新的崗位，你會怎樣想」時，他遲疑了數秒鐘後回答的還是「服從安排吧」。
剛到秦池酒廠的時候，秦池一年的銷售額不足2000萬元，員工倒有500多個，舉目四望，企業前途一片茫然。山東歷來是白酒生產和消費大省。1993年前後，孔府家酒以其濃郁的文化背景和獨特的廣告定位已在全國市場立住腳跟，其時，由尤小剛執導，姜文、王姬主演的《北京人在紐約》紅及大江南北，孔府家酒邀請到有旅美背景的王姬擔任品牌代言人。在一個愛意蕩漾的黃昏中，一架空中客車翩翩飛臨，歸來的王姬與親人真情相擁，古意盎然的豪華客廳，白須飄飄的老者寫下一個酣暢淋漓的斗的「家」字，孔府家酒及時出現，一句畫外音「孔府家酒，讓人想家」，把氛圍推向高潮。就是這條在當時堪稱製作精美的廣告片把孔府家酒帶進了全國性品牌的序列。在這樣的競爭對手面前，寒酸的秦池幾乎找不到一點抗衡的機會。於是，姬長孔把目光移出了被孔府家酒浸泡得有點醉醺醺的山東。
天氣寒冷的東三省成了姬長孔首選的市場目標。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前的將近20年中，幾乎所有在中國市場上獲得成功的國產品牌，無一不是從打「三北」市場（即東北、華北、西北）起家的。大抵因為這三個市場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而民眾收入不高、性情耿直、消費心態較不成熟，適合那些價格低廉、品質一般而需求量大的日用消費品。相對而言，處於原始積累、草創階段的國產品剛好適合這些地區的消費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們在「三北」東沖西闖，不會遭遇到跨國品牌的覆蓋和衝擊。其實，直至今天，「得三北者成諸侯，得京滬者得天下」，仍是一條屢試不爽的中國市場競爭法則。秦池把第一個目標對準了天氣寒冷、喝酒人口眾多的東北，顯然是明智的。
到秦池報到數月後，姬長孔開始了他征服中國市場的壯烈之旅。7月，他趕到吉林，在那裡他有不少朋友和戰友，以為可以得到幫助，那些東北漢子也自是胸脯猛拍，大包大攬。姬長孔驚喜無比，天天穿梭在新老朋友圈子裡，可是，飯請過不少頓，酒也喝醉無數回，有熱情而並沒有商業經驗的朋友和戰友們並沒有能夠幫他賣出多少瓶白酒。悟性極好的姬長孔隱隱意識到，「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式的市場推廣其實走不了多遠，市場的決勝還有待於市場化的手段和智慧。於是，他迅速移師瀋陽，從頭再來。
在瀋陽，他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孔，可是他卻隨身帶來了一張人人都熟悉的紙片：50萬元現金承兌支票。這是秦池最後的家當。「我當時想，要麼成功，要麼死亡，不死不活的狀態太讓人難受了。」姬長孔日後回憶說，「如果瀋陽打不下來，我也沒臉回臨朐了」。
在瀋陽，姬長孔完成了一次極其漂亮的攻城戰役。他在當地電視台上買斷段位，密集投放廣告，然後跑到大街上，沿街請市民免費品嘗秦池白酒，然後又跟當地的技術監督部門搞好關係，請他們做出質量鑑定報告，並向消費者鄭重推薦。最轟動的一招是，他租用了一艘大飛艇在瀋陽鬧市區的上空游弋，然後撒下數萬張廣告傳單，一時間場面十分壯觀混亂，引來無數是非爭議。在1993年的中國，是一個「只怕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年代，市場經濟的概念剛剛浮出水面，各種奇門八卦式的促銷手段都被允許嘗試。政府部門如果能夠在企業的市場運動中充當推進者的角色，便被認為是支持改革的舉動。在這樣的遊戲規則和社會角色全都十分混亂的氛圍中，聲音最響、膽子最大、出招最奇的人無疑會是最大的贏家。
20天不到，秦池酒在瀋陽已開始為人熟知並熱銷。姬長孔迅速在媒體上發布「秦池白酒在瀋陽脫銷」的新聞，並用上了一些極富傳奇色彩的字眼：兩個山東大漢，懷揣50萬元，19天踹開瀋陽大門……很顯然，姬長孔是一個十分善於造勢的人，他懂得怎樣利用任何現有的社會資源，他懂得怎樣吸引大眾的目光。
僅僅1年時間，價位較低而宣傳手段大膽的秦池酒在「三北」市場上迅速走俏，銷售額節節上升。這段時間，姬長孔長期轉戰各地，他住十來元甚至幾元錢一天的地下室，每天吃的主食是麵條。他還指令從臨朐開出的運貨車裡必須帶上一大袋子青菜，他和他的手下就每天熗一鍋蔥放幾株青菜了事。這其間的節儉與日後在梅地亞中心的一擲億金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如果沒有其後的「標王事件」，姬長孔和他的秦池可能會開拓出另外一番天地，他會繼續在「三北」市場上勤懇耕作，為既得的那部分市場份額苦苦拼搏，企業也將以較為穩健的速度積累着它的財富。
可是，機遇偏偏選中了秦池，給了它一個燦爛的瞬間。
激情燃放梅地亞
梅地亞中心，中央電視台投資的一個綜合性商務賓館。在1994年之前，只有少數傳媒界人士偶爾出差北京會落腳此處。可是，在這年之後，這裡成了中國企業的激情燃放場。
其時，掌管中央電視台廣告信息部的是一位叫譚希松的女強人。便是在她任內，中央電視台的年度廣告收入從不足10億元一躍而突破40億元，並確立了中央電視台在中國電視媒體界的巨無霸地位。而譚女士使出的絕招便是，把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拿出來進行全國招標，並且她給投標金額最高的企業準備了一頂虛無而金光四射的桂冠：標王。
譚希松親自出馬，遍訪各地豪傑，廣撒招標英雄帖。她把招標會的日期定在每年的11月8日，諧音為「要要發」，而地點則在梅地亞中心。
記者出身的譚希松顯然是一個十分了解國民性的人。她辟出了一塊碩大的鬥牛場，在旁邊的一根旗杆上高高地掛起一頂桂冠，然後放進所有雄心勃勃的中國企業家為之一搏。稱王奪標，歷來是中國男人一生最輝煌的夢想，何況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一擲千金的豪氣博取舉國注目的喝彩。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疾風驟雨般的市場衝浪，在新一輪的財富創世紀中，誕生了一大批獲得成功的企業和企業家。正是在這一時刻，企業家第一次被認為是社會奇蹟的最重要的創造群落。一方面，財富的擁有膨脹了人們對榮譽的渴望；另一方面，在區域市場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急迫地希望叩開一統天下的大門。風雲際會，時勢使然，譚希松及時拋出的標王桂冠，如同在一堆翹首仰望的饑渴的人群中拋下了一隻繡球。於是，在通往京城的大道上，塵土飛揚，從大江南北駛來一位位志在必得的英雄豪傑。迄今，儘管譚希松已經悄然離職，儘管中央電視台一再地改變競標的方式，可是每年11月8日在梅地亞舉行的招標會仍然被視為中國企業界最重要的英雄會。
1994年11月8日，中央電視台第一屆廣告時段招標會便陡暴新聞。
會前，人們普遍以為標王之爭將在當時廣告曝光率最高的兩家企業——山東的孔府家酒和廣東的太陽神之間展開。然而，標底甫開，卻令人大跌眼鏡，此前還默默無聞、與孔府家酒同處一個省、同飲泗河水的孔府宴酒一舉奪魁，其加冕標王的代價是創紀錄的3079萬元。
這幾乎是一個天文般的廣告投放數字，它是孔府宴酒全年利稅的1/3。在中央電視台的主炒下，孔府宴酒一夜之間名揚天下。當時國內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津津樂道的報道，新聞效應之大，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這樣的火暴中，所有的企業家都看到了標王背後的附加值。它似乎是一根點石成金的魔棍，可以讓奇蹟在一夜出現，讓實力、野心與激情在一個天文數字中燦然交會。與標王新聞交相輝映的是，也就是在這一年，寧波一家企業花1700萬元買下了天安門城樓上的兩隻退役大燈籠。
此刻，奔波在三北市場的姬長孔對發生在梅地亞中心的這場造名大運動顯然並非一無所知，甚至每次讀到那些熱情跳躍的報道，他都能咀嚼出其中讓人熱血沸騰的滋味。畢竟，在此前，孔府宴酒也不過是一家跟在孔府家酒背後亦步亦趨的小酒廠，一度家酒還因為宴酒仿效侵犯其品牌而訴之於法律，弄得後者好不尷尬。然而，就是一場競標會，一個3079萬元的數字，讓一切秩序在瞬間崩潰，標王如一隻巨大的手掌把弱小的宴酒托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崇高平台。姬長孔突然發現，原來冷漠、理性的數字背後竟蘊涵着如此熾熱而瘋狂的酵母。
1995年秋季，秦池的銷售額已經超過1億元，並且在北方市場小有名氣。有一天，一位朋友給姬長孔打來電話，「老姬，梅地亞中心去不去？」
11月8日，北京城裡開始起風沙的日子，穿着一件式樣陳舊的西裝的姬長孔第一次出現在梅地亞中心。他可能還意識不到，這裡即將成為他的幸運之地和傷心之地。1年之後，他成為這裡最耀眼的人物，而再過3年，當他又一次企圖進入那道玻璃旋轉門的時候，卻因為沒有出入證而被拒之門外。
在這裡，他見到了很多名聲顯赫、笑傲天下的江湖大佬。在飲料食品行業，真可謂群雄薈萃，有風頭正健並互相較勁的宴酒、家酒兄弟，有崛起不久的飲料新貴娃哈哈、樂百氏，有最近以地毯式廣告而聞名一時的瀋陽飛龍、三株口服液，還有剛剛在一場官司中敗下陣來的已經有點日薄西山的太陽神，如果一切如意，他也很快將成為炮製這些名品的豪傑中的一員……
11月8日的梅地亞中心，是一個造夢之地、瘋狂之地，一出絕世的癲狂戲劇即將上演。所有進入到這裡的人，都可能在瞬間失去理智。一位多次參加競標會的記者曾稱這一天的梅地亞中心是一個有「妖氛」的地方。
姬長孔的皮包裡帶來了3000萬元。這幾乎是去年一年秦池酒廠的所有利稅之和，他打算在此豪情一博。一家影視交流公司成了秦池的廣告代理商——根據中央電視台的規定，競標廣告必須由廣告中介公司代理。很快，他被告知，3000萬元在梅地亞中心只是一顆中型炸彈，並不足以爆出一個轟動天下的新聞。
「那大概需要多少？」
「6000萬元。」
6000萬元，意味着3萬噸的白酒，足以把豪華的梅地亞中心淹到半腰。此刻，金錢在梅地亞中心只是一個遊戲籌碼，你必須拋出連你自己都會感到興奮的籌碼，否則，怎麼可能讓別人多看你一眼？
姬長孔連夜與臨朐方面聯繫，並得到了當地政府的竭力支持。經過緊急的密謀，一個新的標底終於浮出水面。
那肯定是一個無眠之夜。命運正在把一家剛剛走上興旺之路的企業推向光耀的頂峰——從此以後，它將被照得通體透明，它將經受無法想象的拷問和逼視。秦池和姬長孔幾乎沒有時間來考慮一下未來的結果，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衝擊着這位山東大漢和年輕企業的軀體。
競標會上，全場的目光都關注在「兩孔」身上。去年鎩羽而歸的孔府家酒此番捲土重來，開出的標底是上屆標王的兩倍，達6298萬元；而嘗到甜頭、因加冕標王而聲名大振的孔府宴酒又豈肯屈後，它的標底剛好高出家酒100萬元，為6398萬元。誰知，兩隻螳螂在前爭蟬，還有一隻黃雀在後躍動。
唱標結束，山東秦池酒廠以6666萬元競得標王，高出第2位將近300萬元！
「誰是秦池？」
「臨朐縣在哪裡？」
從當時的一張照片可以看出，在場的姬長孔還很不習慣鎂光燈的聚焦及眾多記者的簇擁，在擁擠的人群中，在火一樣躥升的熱情中，他還笑得不太自然。但他顯然知道，他終於來到了華山之巔。
跟第一年的推捧孔府宴酒一樣，中央電視台對秦池給予了巨大的造勢回報。秦池酒迅速成為中國白酒市場上最為顯赫的新貴品牌。1996年，根據秦池對外通報的數據，當年度企業實現銷售收入9.5億元，利稅2.2億元，分別為上年的5倍、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