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1章
吳曉波
作者：吳曉波
目錄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題記
前言
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一
二
三
四
第一部
1870～1910留着「辮子」的洋務運動
1870
未死將生的時刻
【企業史人物】太保赫德
1875
買辦與商戰
【企業史人物】買辦世家
1884
盛宣懷奪權
1894
狀元辦廠
【企業史人物】一代「商父」
1900
國變中的商人
【企業史人物】北方一周
1905
立憲急先鋒
第二部
1911～1927唯一的「黃金年代」
1911
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業史人物】百貨四子
1915
作為抵抗的商業
【企業史人物】棉花天王
1919
廣場背後的人
1924
工商決裂
1927
悲劇之月
【企業史人物】菊生印書
第三部
1928～1937國家主義的回歸
1929
商人的抗爭
1932
救亡的經濟
【企業史人物】費的眼睛
1935
大收編
【企業史人物】嘉庚助學
1937
沉船與拯救
【企業史人物】南洋兄弟
致
謝
人物索引
聲
明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着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盪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盪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七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着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准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
題記
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
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着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日，在漫天煙花中，改定「前言」
前言 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我受僱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一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格萊爾·白吉爾（Marie
Claire
Bergere）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員的接見。白吉爾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後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面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後面跟着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的步姿與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錶，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
跟白吉爾見面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德生與他的兄長榮宗敬曾經控制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麵粉廠和棉紡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在與白吉爾會面的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遭批鬥，食指被紅衛兵打斷。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復出。此時，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中信公司里，還聚集了眾多年過花甲的上海籍資本家。
「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於矛盾的旋渦之中。」白吉爾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一書中寫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觀念出發，研究中國商業階層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初期的崛起，僅僅構成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一個簡單的歷史摸索過程。」然而，隨着她對中國觀察的深入，特別是對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變革的零距離審視，歷史突然呈現出另外的面孔。「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於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貢獻，並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1]
那麼，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包括像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
白吉爾式的好奇，並不是唯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來杭州，約我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閒談。這裡曾經是林彪的「行宮」，現在則成了企業家們最愛居停的清幽場所。王石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裡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顯然，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很多年來，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類問題所困擾——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麼形成的？它是30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強烈的家國情結、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態，還是有着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因寫作《萬曆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而1932年就到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2]即便當世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如美國耶魯大學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歷史寫作，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從1600年寫到1989年，整整389年，卻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儘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
這是一些十分曖昧的、具有衝突和互補性的結論，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然而，這顯然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
正是為了解答上述這些問題，我開始重新梳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百餘年的中國企業史。史海茫茫，我出發去打撈沉睡在水底的記憶碎片。因受到戰爭和政治動盪的影響，中國企業史在傳承上支離破碎，幾無傳統可言。它好像一張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圖，一切都混亂不堪，某些篇幅遺失了，顯得殘缺不全。
二
僅僅過去了100年，我已經很難從實物上目睹到當年的光榮。曾國藩當年的安慶兵工廠已經無跡可尋；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現在只剩下一個遊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館；張之洞的「亞洲最大鋼鐵工廠」漢陽鐵廠，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舊機床；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上海總部如今是一個時尚的休閒會所；當年的「機器之母」江南製造總局被大拆遷，2010年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唯一剩下的遺蹟是一根高達180米的大煙囪；在梁啓超讚許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南通，張謇和他的大生集團都已成為歷史煙雲中的傳說，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他與「繡娘」沈壽的忘年戀情；在無錫，榮家兄弟的梅園花枝爛漫，他們的紡織廠和麵粉廠成了需要保護的「工業遺址」；在集美小鎮，陳嘉庚的故事更像海平面盡頭那個縹緲的孤帆遠影。
還有人記得范旭東嗎？正是他研製出了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的恥辱。還有人記得虞洽卿嗎？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還有人記得穆藕初嗎？他不僅是崑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還有人記得張公權嗎？他在27歲那年就領導了中國最大的銀行。還有人記得鄭觀應嗎？他不僅寫過《盛世危言》，還是一個被長期蔑視的買辦階層的代表。還有人記得盧作孚嗎？那個瘦小寡言卻有着猛虎般個性的「中國船王」。
甚至，我們該怎樣評價盛宣懷、胡雪岩、周學熙和宋子文？他們僅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團白灰的惡商丑輩嗎？
「化石」殘存，商脈已斷。一部企業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運河，我們能否清淤接續？
我還試圖在大歷史的轉折時刻里，尋找到企業家們的身影和聲音。
在國貧民窮的時刻，是怎樣的資本和人才組合啟動了「洋務運動」？在慈禧出逃、八國聯軍蹂躪北京的時候，南方的商業繁榮是靠誰保全的？當立憲浪潮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誰是最積極的推動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誰保衛了市井的穩定？在「五四運動」的口號聲里，誰是廣場背後的支持者？在軍閥割據的年代，誰一度管理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日本軍隊悍然侵華的時候，又是誰保住了「陪都」重慶的安全並轉移了國家的最後一口元氣？
我想，這真是一系列需要修正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