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10章

▲久大精鹽廣告

在精鹽上取得突破後，范旭東馬上又轉戰制鹼業。

當時國人最常見的裝束是粗布長袍，色彩單調，並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種奢侈品，因為印染需要用鹼，而鹼十分昂貴。在制鹼業，以氯化鈉與石灰石為原料的「蘇爾維法」是最先進的技術，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形成專利壟斷，對外絕不公開。當時在中國壟斷純鹼市場的是英國卜內門公司（Brunner

Mond）。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遠洋運輸困難。英商乘機將純鹼價錢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賣，使許多民族布業工廠陷於停頓。范旭東曾到卜內門的英國本部參觀，英國人嘲弄地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吧。

范旭東決意雪恥制鹼，一群跟他意氣相投的青年科學家聚攏在了他的周圍，其中有蘇州東吳大學化學碩士陳調甫、上海大效機器廠的廠長兼總工程師王小徐、東京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化學專業畢業生李燭塵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侯德榜。這是企業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團隊，李燭塵日後出任共和國的食品工業部部長，侯德榜因獨創的「侯氏制鹼法」而聞名世界。

這是一群真正為中國而付出了一切的年輕人，有一年，陳調甫的愛妻潘瑛如去世，當時正值永利財務最緊張的時刻，痛不欲生的陳調甫在訃告中寫明：「拒收輓聯、挽障等物，如送奠儀，只收現金。」葬禮之後，陳調甫將所受禮金全部交給了范旭東。

1918年，永利制鹼公司在塘沽成立。陳調甫和王小徐在范旭東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窯，製成一套制鹼設備，進行了3個多月的實驗之後，打通了工藝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純鹼。

永利經歷的磨難更甚於久大，其前後竟長達8年之久。在工廠的籌備中，壟斷制鹼技術的幾大國際公司嚴格保密，幾乎無法採購到成套的機器設備，一切都需重新設計、鑽研自製。

英國人知道這個范旭東不可輕視，便想方設法欲將永利扼殺在搖籃之中。卜內門公司遊說北洋政府財政部，試圖通過《工業用鹽徵稅條例》，規定「工業用鹽每擔納稅2角」，這將使每噸鹼的成本憑空提高8元，讓實驗中的永利難以承擔。時任財政部鹽務稽核所的會辦是英國人丁恩爵士，他當然竭力促成此事。范旭東憤而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訴財政部鹽務署違反政府頒布的准予工業用鹽免稅30年的法令，幾經周旋，才得勝訴。

▲永利制鹼廠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萬元，終於產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鹼製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這批鹼製品仍是紅黑相間的劣質鹼。消息傳出，英資公司發出一陣嘲笑之聲。此時，4台船式煅燒爐全部燒壞，無法再用，全廠一度被迫停產，苦候數年的股東們已是失去了耐心，唯有范旭東仍然咬牙堅持。卜內門公司乘機要求與范旭東會談，希望入股永利，范旭東以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只限於享有中國國籍者」為理由，予以回絕。一年多後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終於生產出純淨潔白的合格鹼，全廠歡騰。范旭東眼噙熱淚，對身旁的陳調甫說：「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陳，你也可以多活幾年了。」范旭東給產品取名永利純鹼，以區別於「洋鹼」。8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永利純鹼榮膺大會金質獎章，專家的評語是：「這是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范旭東的堅持，可謂壯烈。

在「黃金十六年」里，民族企業的崛起是一場與外資企業全面競爭的大商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洋面、洋布、洋火、洋鹽、洋油（煤油）占領了幾乎所有的民生市場，民族企業的「進口替代運動」便是在所有的領域內與國外公司展開一場面對面的競爭，進行一一的收復。於是，鄭觀應在40年前就預言過的「兵戰之外的商戰」無比激烈地展開了。

在幾乎所有重要的產業領域裡，我們都看到了中外企業對峙的景象：棉紡市場上，榮家兄弟、張謇等人的對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紡株式會社；紡織機械市場上，華資大隆機器廠的對手是兩個美國製造商——薩科-洛厄爾機器廠和維定機器廠；火柴市場，劉鴻生的大中華火柴公司與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鈴木會社殺得難解難分；出版市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與英資兆祥洋行勢同水火；制鹼與肥料市場，是天津永利制鹼公司與英資卜內門和帝國化學工業之間的競爭；肥皂市場，是五洲皂藥廠與英資聯合利華的競賽；水泥市場，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廠與日本水泥及英資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場長達10年的對手仗；鋼鐵市場，漢陽鐵廠與日本南滿株式會社難分高下。

▲永利制鹼商標

對於這些中外商戰，後世史家的評論各有不同。鄭友揆、謝諾等人認為，這是一場「不平等的競爭」，外國公司在「獲得資金、尖端技術、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權」等方面擁有強大的優勢。而侯紀明、鄧伯格等人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外競爭是平等的，華資企業在「了解本地市場、民族主義、勞動力成本低廉和企業易於轉向」等方面更有優勢。這些觀點各有成立的地方，不過上述學者們都沒有注意到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撐榮家兄弟、范旭東等企業家們的精神力量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熱情，而這種熱情甚至成了一個商業競爭的武器。

按社會學家漢斯·孔恩（Hans

Kuhn）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創造與經濟繁榮的源泉。人的至高無上的忠誠就應該獻給國家，因為人的生命只有在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興盛中才有意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稍有撥動，就能引發喧天的風潮，其後果甚至讓撥動者自己都無法預料或控制。100多年以來，外國人帶給中國人的恥辱是如此的平常，這些記錄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從巨額賠款到割讓國土，從火燒皇家園林到兩個外來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交戰，這些足夠寫成一本厚厚的教科書。

最讓近代國人有恥辱感的典型事例是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在當時商業最繁華的上海，很多高檔的消費場所甚至公園都不讓華人進入。1907年，上海士紳李維清在其編寫的小學課本《上海鄉土志》中記錄：「黃浦公園尚許洋人之養犬入內，獨禁華人，此乃奇恥！」[87]據上海文史研究館的高齡館員姜豪口述，他在1921年從寶山鄉間到市區來讀書，在外灘的黃浦公園還親眼看到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它是長方形的，掛在公園門口的南側。這牌子如同一塊烙在每個中國人臉上的火印，雖死猶記，沒齒難忘。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它在1894年的甲午戰敗後被徹底點燃，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它以武力抵抗的方式呈現，卻遭到羞辱性的挫折。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而它的來勢就顯得更加的猛烈。商戰的得失寄託了國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制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5年，對象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制定排華法律，在10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美國，並對在美華人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制。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制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人們寫海報、搗毀庫存的美國產品、徵集參加抵貨運動的簽名。一個叫F·W·福斯特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制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場抵制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群體的大眾抗議」。在抵制中，第一次出現了團體化和制度化的特徵。在上海，創建了20多個專門用以提倡抵制運動的組織，並且有76個行業商會參與了活動。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8年，對象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第二辰丸」號，日本政府強勢干預，中方迫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站在了日本人一邊，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抵制日貨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制日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制目標——直到所抵制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在商會的鼓動下，各種形式的抵制活動層出不窮，港口碼頭的工人拒絕給日本船卸貨，地方船運公司發誓不用日船運輸，學生在馬路上焚燒日本商品，廣州的72個知名商人還專門開會商議，想要合資開一家大型的商場，只銷售中國製造的商品。這場抵制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濟滲透，宣布它將擁有從瀋陽到安東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這些抵制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為NGO）。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它由綢緞、服裝、典質等10個行業公所聯合發起，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與，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變成全國性的洋貨抵制領導機構。1912年12月，維持會發起召集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代表，在上海召開維持國貨大會，就維持國貨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展開討論，此後，直隸、湖南等10多個省份相繼組建國貨維持會。[88]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抵制洋貨運動，每隔三五年就會大規模地爆發一次，這構成了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它似乎受到了國內各個階層的歡迎。對民眾而言，抵制運動能夠極大地滿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發泄積壓已久的恥辱感。對政府而言，當然樂觀其成，他們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矛盾，甚至將此作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日後我們即將看到，在重要的抵制運動中，政府是幕後最主要的策動者，使抵制運動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還成為政策。立足剛定的民族企業家更是抵制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驅逐或打擊競爭對手。就跟民族主義的複雜性一樣，抵制運動對中國商業環境和市場成熟的正面、負面意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課題，它甚至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

自1910年之後，中國的抵制洋貨運動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假想敵」，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們的商品。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勢力自顧不暇，在中國市場上形成激烈競爭的國際對手，就是日本企業。很顯然，這是一個恩怨交集的對手。

從數據上看，日本商業勢力的湧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戰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15.5%，到1919年已經猛然上升到29.9%，僅紗錠一項，就從11萬枚增加到33.2萬枚，上升為原來的3倍。自1917年開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設備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土和政治特權的要求也一點沒有放鬆。於是，日本成了中國最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敵人。

具有標誌意義的抵制日貨事件發生在1915年，這是一次仇恨爆發的總演習。

一戰開打後，日本乘機爭奪中國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領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第二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晉見袁世凱，遞交了有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絕對保密，儘速答覆」。《二十一條》霸道無理之極，它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准許日本修建自煙臺（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要求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經營礦產等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其他要求還包括，把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日本之外的他國；中國政府還要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當皇帝的支持，居然同意與日秘密談判。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於兩日內答覆。5月9日晚上11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

《二十一條》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國內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抵制日貨運動。

3月16日，上海商會組成「勸用國貨會」，推舉虞洽卿、董少嚴、王正廷為正副會長。18日，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通過提倡國貨、設立公民捐輸處等項決議。到22日，上海抵制日貨聲浪日益高漲，福州路、南京路等處日人所設商店一律閉門，暫停營業。捕房以「恐人眾滋事」為由，加派探捕分頭梭巡，「以資彈壓」。與此同時，城廂內外街巷各處牆上以及電杆木樁上均貼有抵制日貨傳單。4月，一個叫「知恥會」的組織在上海設立基金，宣布將徵募5000萬元，用於建立兵工廠，並向國內工業供應資金以「確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會在短短三周內，就籌集到25萬元，到5月，全國出現了70個知恥會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員、警察和公司職員自願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數額超過了1000萬元。

▲抵制的標語

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10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農商總長張謇憤然辭職。抵制運動更是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抗議集會此起彼伏。商人拒賣日貨，人人要用國貨。不少學校規定，文具一律用國貨。一些大城市的報紙，天天刊登《國貨調查錄》，鼓動人民選用國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出現了以反日愛國為題材的戲劇和歌曲。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發表演說，進行鼓動。愛國的女學生穿着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們還號召不要在前額上方高束頭髮，因為那是日本式髮型。

在抵制運動中，中華國貨維持會等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月9日之後迅速發表宣言，並印發10萬份廣為散發。宣言中寫道：「如果中國希望像一個人那樣生活，我們就絕不能忘記5月9日的羞辱……這些紀念應該被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代代相傳，直到永遠。自5月9日之後，我們4萬萬中國人必須全心全意地奮鬥，幫助我們的國家。」在維持會的指揮下，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現，當場沒收或砸毀，全年共進行了383次這樣的檢查。維持會在前一年只有100多個企業家會員，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個。美國參議員沙斯伯雷（Saulsbury）當時正在中國訪問，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十分驚訝地看到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有着非常完善的組織。

《洛杉磯時報》則注意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抓住機會進行發展。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一家名叫生生煙廠的煙草公司還推出了「5·9」牌香煙，在包裝盒上赫然寫着：「真正國貨。請大家激發熱忱，用國貨挽回權利。請國民每年挽回4500餘萬之權利。」也是在這一年，國內出版了兩種新刊物《國貨調查錄》和《國貨月報》，刊登各類國產物品的清單，宣導「不用國產貨，就是不愛國」的理念。

抵制日貨運動對袁世凱政權和日本政府顯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日本外貿也遭到重挫，當年上半年，對華出口同比下降1790萬美元，銳減幅度相當於1914年出口總額的6%。美國學者的研究認為，《二十一條》對日本經濟來說是個虧本買賣，其從中國抵制日貨所遭受的巨大損失，或許並不亞於從《二十一條》所得到的好處。更為嚴重的是，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抵制日貨的動員日。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敵人。

1915年的反日貨只是一個序幕，一場更猛烈的抵制風暴正在醞釀中。

【企業史人物】棉花天王

1916年11月，上海的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名為《工廠適用學理的管理法》的小冊子。在出版之後的10年裡，這本書一共只賣出了800本。不過，它讓翻譯者成了中國企業界的知名人物。這本書就是全球管理學的奠基之作、美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Taylor）出版於1911年的《科學管理原理》。泰勒在本書中提出的科學管理理念，讓管理成為一門建立在明確的法規、條文和原則之上的人文科學。翻譯者穆藕初（1876～1943）是一個年近40的留美學生，他曾為此幾次拜訪過泰勒，是唯一跟這位偉大的管理學家有過切磋的中國人。更有意思的是，穆藕初的中文版竟比歐洲版出得還要早。

▲穆藕初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東一個棉商家庭，19歲就進了棉花行當學徒，終其一生，都與棉花糾纏在一起。他在南洋公學讀過書，在赫德的海關就過職，還被張謇請去當過江蘇鐵路的警察長。33歲的時候，他深感中國棉紡業的落後，下決心到當時棉業最發達的美國得克薩斯州讀書，這一讀就是整整8年。他的南洋公學同學黃炎培的兒子、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後來紀念說：「穆伯伯從怎樣種棉花、種好棉花，到棉花怎樣紡成紗、織成布，到怎麼辦工廠，怎樣有效地管理工廠，他是有目的、整套、有計劃地系統學習。這樣有計劃的、跨專業、多學科、成套學的留學生，在他之前沒有一個。」

穆藕初學成歸國後，當即與兄長籌集20萬兩銀子創辦了上海德大紗廠。一年後，德大生產的棉紗在北京商品陳列質量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紡織業在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產業，聚集了張謇、榮家兄弟和周學熙等眾多頂級企業家，穆藕初後來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與他在美國學到的棉花專業知識和科學管理方法是分不開的。德大成功後，他很快集資120萬兩白銀，籌建厚生紗廠，幾年後，又集資200萬兩成立鄭州豫豐紗廠，該廠擁有職工4000多人，已是中原地區最大的現代企業。穆藕初回國5年，開出三家工廠，一躍與張謇、榮家兄弟、周學熙並列成為棉紗業的「四大天王」之一。

與其他三位「天王」不同——有趣的是，他們分別是士商、民商和官商的代表人物——穆藕初出身科班，學理深厚，所以，他對產業進步和工廠管理創新的貢獻尤為突出。在經營工廠的時候，他先後寫成了《試驗移植美棉紡紗能力之報告》、《紗廠組織法》等長篇文章，對民族紡織業的進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發起「中華植棉改良社」，在江蘇、河南、河北、湖北等地買下1500多畝地，開闢棉花試驗場，大力推廣種植美國的「脫字棉」。經他倡議，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設立植棉委員會，買美棉種子送給各省試種，提供植棉技術諮詢，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冊子，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棉農解釋改進植棉方法，其中有他自己寫的《植棉改良淺說》，1917年8月的一次就印了上萬冊，還在《申報》發布廣告，任何人都可以索要。他的厚生紗廠還有一個棉花測試中心，免費為全國各地送來的棉花作性能測試，厚生引進的美制紡織機器也成為同行參觀學習的對象。穆藕初來者不拒，從不吝於指教。

當時中國紗廠的管理還十分原始，一般分為文場、武場，文場是賬房，武場是工頭，管理方式落後粗暴。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頭制，改為總經理負責制。另外，他還建立新式財務制度，把傳統的流水賬改為複式結賬法，這是西方財務制度在中國的第一次引進。他親自擬訂了許多報表的格式與內容，使工廠的耗材、工時、產量等數據可以及時反饋，一目了然。此外，他還制定《工人約則》、《廠間約則》、《罰例》等一整套廠規細則，僅總罰例就有81條。在這些規則中也不乏人性化的因素，比如工人偶有過失，不要大聲呼斥，使其在眾人面前失去體面等。在具體實務管理的基礎上，他對泰勒的科學管理法進行了中國式的改良，總結出科學管理的四大原則：無廢才、無廢材、無廢時、無廢力。他還概括出當經理的8條標準——會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決疑難、度量大、有事業心、懂得愛惜機器、恰如其分、節約花錢、善於把握機會。後來，這8條標準又進一步簡化為「5個會用」：會用人、會用物、會用時、會用錢、會利用機會。

這些創新對中國企業管理的進步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穆氏的三家工廠成為當時國內技術設備最領先、管理最先進的棉紡織企業。

穆藕初還跟當時的思想界進行過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

1920年，厚生紗廠赴長沙招聘女工。當地的《湖南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厚生的招工行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勞動工時長達12小時，二是每月工薪只有8元。穆藕初發表文章反駁，認為「予深信欲救中國之貧弱，舍振興各種主要實業外，無他道」。還嘲諷說：「敢忠告一輩學者，自今以往，腳踏實地，不向空際捉摸，力從實處研究，寧以行勝，勿以言勝。」他的駁文引來朱執信的猛烈抨擊，朱當過孫中山的秘書，也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介紹到中國的理論家。他在《實業是不是這樣提倡？》一文中，認為穆論荒謬，實業家不能以救國為理由大賺其錢，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實現社會進步。這場大辯論把大名鼎鼎的陳獨秀也卷了進來。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長篇調查，認為厚生紗廠的做法是榨取剩餘價值，穆藕初應該「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這場辯論在當時思想界影響甚大，也是馬克思理論在中國工商界的第一次實證性亮相。上海社科院學者鍾祥財評論說：「這次分歧實際上是企業家的商業倫理和革命家的社會倫理之間的分歧。實業救國思想和晚清改良主義思想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在實際效果上它們可能沒有社會革命來得那麼乾脆和痛快，但是它們在制度演進上的作用是很實在的，微觀又務實。」

讓人驚奇的事實是，儘管穆藕初有如此先進的專業技術和科學管理水平，卻還是在1924年的經濟大蕭條中嘗到苦果。在那次因棉花價格暴漲而誘發的產業危機中，他的三家工廠相繼陷入困境，德大被榮宗敬收購，厚生因發生股東爭吵而清盤，鄭州豫豐更是因為地處軍閥混戰的主戰場而受波及，後來被迫抵押給了美國慎昌洋行。穆氏敗局似乎表明，中國的確存在一種獨特的商業土壤。

1928年，穆藕初被他的美國大學同學、蔣介石的「錢袋大管家」孔祥熙推薦為國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長，他相繼編訂了眾多的工商法規，包括《工廠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等。這位深得美式商業理論精髓的實業家認定：「在人事日趨繁頤，社會日趨複雜的現在，無論什麼團體，都要以法治為本，然後有一定的軌道可循，有一定的規矩可遵。」

抗戰時期，穆藕初擔任農產促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了改善後方棉布極缺的情況，他發明了「七七棉紡機」。這是一種腳踏式的木製紡織機，每機有紗錠32個，每日工作10小時，可紡棉紗1.5市斤。由於該機每台僅需1人操作，生產效率超過舊式手搖紡機數倍，因而在國統區和共產黨的西北根據地大為流行。「七七」之名，在於讓民眾毋忘「七七事變」的國恥。這種「技術創新」跟穆藕初當年在美國大學的所學知識已經相去甚遠，卻也是這位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在專業上的最後一次貢獻。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腸癌去世，簡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條輓聯是4個字——「衣被後方」。

後世商業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爾出現，卻是在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戲曲圈。穆藕初長得風流倜儻，一表人才，平生喜歡崑曲、書法、學佛、養魚和斗鳥，是一個少見的才子型企業家。1921年，他感於古老崑曲的日衰，便贊助成立了崑劇保存社和崑劇傳習所，這些機構在崑曲的流傳上居功至偉。崑曲大師俞振飛在懷念他時說：「我國戲劇自清末皮黃崛興，崑曲日益式微，經先生竭力提倡，始獲苟延一脈，至於今日。」[89]

因此，「棉花天王」穆藕初雖在本業被徹底遺忘，卻常常為千里之外的戲劇人士所感恩追念，這倒應了崑曲《牡丹亭》里的那句台詞：「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書。」

1919

廣場背後的人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胡適：《嘗試集·老鴉》，1919年[90]

1918年春夏，袁世凱死後兩年，軍閥勢力一度氣餒。在梁啓超等人的推動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決定進行國會議員選舉。這是百年近現代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帶有普選性質的全國性政治選舉。倡導暴力革命、缺乏兼容性的國民黨此時被趕到廣東，徹底被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個參與角逐的派系分別代表了三種力量：一是軍閥，一是公共知識分子，一是企業家。

代表軍閥的是安福系，頭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凱稱帝未遂而身亡後，他成了北洋軍閥的「大哥大」。跟袁世凱一樣，段祺瑞是一個善於謀劃的行政長才，他曾留學德國學習炮兵，信奉威權主義，卻對現代政治理念一無所知。所謂安福系的名稱來源，是段祺瑞的謀士和下屬們經常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大宅子裡打牌下棋，互通氣息，因此得名。這個派系握有槍桿子，勢力強大，無比霸道。

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揚天下的梁啓超。後世史家定論，梁啓超的議會政治論大大超越當時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對議會的組織、選舉、投票、政黨等均進行了論述，認定「議院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先後寫過《論立法權》、《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等文章，它們後來都被收在《飲冰室文集》中。他倡導政黨政治，謂議會的成功運作有兩大條件：一是「大多數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一是「有發達之政黨」。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仿效對象是英國政體。

▲梁士詒

交通系的領袖是梁士詒（1869～1933）。他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因此圍繞在他周圍的人便被稱為「交通系」。梁士詒也是廣東人（他的家鄉是廣東三水），曾與梁啓超在佛山書院做過同學，1903年參加科舉，在殿試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狀元。當卷子和名單送至慈禧御批時，老太后正恨康梁黨，見梁士詒是粵人，又姓梁，懷疑他是梁啓超的弟弟，一筆把他劃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凱看中他能辦實務，便將之攏入帳內，後世流傳的《袁世凱兵書》多出其手。他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締結中日的東三省條約，以後又設置督辦五路總公所。自此，梁士詒開始涉足交通部門。1906年春，朝廷設郵傳部，以盛宣懷為大臣，梁士詒任提調，統管全國鐵路。他在任內先後督辦京漢、瀘寧、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廣九以及津浦、吉長、株萍等鐵路，為幹線建設立下大功。另外，他於1908年創辦交通銀行，屬官商合辦、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商業銀行，總資本1000萬兩，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發鈔權。在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的規模超過了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地位僅次於中央銀行大清銀行。以鐵路實務和銀行金融為核心，梁士詒日漸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財神」之稱。細數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為梁士詒的同鄉、北方企業家以及與前朝有千絲萬縷干係的「官商」，滬浙一帶的民間企業家少有參與。

本次國會選舉，棋局微妙，宛若當年三國。安福系好比曹魏，兵力最強且居於中樞，研究系和交通系則如劉漢和孫吳，合則可分庭抗禮，分則被各個擊破。其中，交通系的角色最為微妙，因其理念模糊，可左可右，而財力雄厚，不可小窺。它若與研究繫結合，就能組合為一個很有聲勢的政黨力量，兩黨對峙格局或可形成，反之，則天平大傾。

令人無比感慨的事實是，交通系幾乎是沒有猶豫地選擇了與安福繫結盟。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企業家階層所固有的投機心態，在筆桿子與槍桿子之中，官商情結深重的他們十分輕易地選中了後者；二是現實利益的交錯，在1918年前後，交通系與安福系的很多重要人物有糾纏不清的利益關聯，其中，交通系的曹汝霖、吳鼎昌與段祺瑞都是天津裕元紗廠的股東，而另一個大實業家周學熙跟段祺瑞的政治盟友徐世昌是天津華新紗廠的股東；第三則是兩大派系領袖梁士詒與梁啓超的私人關係，二梁既有同省之情、同學之誼，卻也有莫名「奪魁」之幽恨，其心結糾纏，不足與外人道。

台灣學者張朋園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書中曾詳細記述了當時選舉的景象。據他記述，安福係為了拉攏梁士詒，許之以參議院議長，交通系則暗中捐錢為安福系助選，其中，梁士詒捐200萬元，曹汝霖和葉恭焯分別捐70萬元。段祺瑞還挪用國庫資金及鹽稅為選舉之用。相對比，研究系的選舉資金則十分有限，僅有與段祺瑞不和的直系軍閥馮國璋給了梁啓超40萬元，其他一些地方督軍出了數十萬元。[91]

；安福系捧着錢派人到各地賄選，據當時《申報》報道，很多屬於研究系的人經過運作之後，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一些軍閥更是端着槍桿子搞選舉，《盛京時報》記載，東北軍閥張作霖把初當選人集中起來，宣布推薦名單，「不准選舉限外人員」。而《順天時報》報道，河南一個趙姓督軍索性宣布，某5人為中央指派必須選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當選亦屬無效」。除了安福系的軍閥明目張胆地賄選之外，商人賄選的「事跡」也見諸報端，《申報》刊文《蘇州：眾議員初選舉之怪狀》稱，蘇州一商人買動400餘人。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開50餘桌，投票人衣衫襤褸，類似乞丐者約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鴨霸，交通系投機，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無懸念。

6月20日全國投票。結果，安福系大勝，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中占335席，研究系得21席，交通係為5席，派系不明者111席。

企業家階層在此次選舉中的表現令人失望。從當選數據來看，如果交通系與研究繫結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錢挖去的選票，再算上那些派系不明者，其力量足可與軍閥一搏，中國世局或有別樣天地。當然，百年後進行這樣的「復盤」，徒餘一場嘆息而已。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梁濟試圖以死喚醒人們繼續變革的決心。半年後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兒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學爆發了一場驚天的學生抗議活動，史稱「五四運動」。

抗議的導火索還是跟4年前的《二十一條》有關。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在對德和約上，和會竟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和約上簽字，一時舉國譁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打出「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學生遊行到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時，火燒曹宅，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予以鎮壓，逮捕學生32人。北洋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激起進一步的抗議，到5月下旬，全國主要城市先後宣告罷課。6月11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辭職，月底，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梁漱溟晚年口述回憶錄便以父親的這個問句為書名

「五四運動」後來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5月4日被定義為「青年節」。

一部《二十四史》讀下來，有一個現象很耐人尋味：當一個中央集權強勢出現的時候，往往會帶來經濟的高度繁榮，而在集權喪失的亂世，卻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躍期。中國思想史上的三個高峰時間，分別是春秋戰國——誕生了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石；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最絢爛的書法、雕塑和詩歌藝術；我們正在講述的民國初期——爆發了「五四運動」，出現了燦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學家。

民國初年是思想至為活躍和自由的時期，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動而充滿了無邊的憂傷。各種思潮在中國交錯激盪，新刊物、新思想層出不窮。當年跟吳樾搶着要去暗殺「五大臣」的陳獨秀此時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編的《新青年》（創辦於1915年）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旗幟，號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青年留洋學者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國之青年中，他們很快成為新的思想領袖，當時正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日後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在飽受欺辱的黑暗年代裡，這個古老東方國家的年輕人最終決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罈罈罐罐。美國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他與胡適同為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門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闢地論及：「今天中國人最強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國人，同樣，今天中國最有力的行動是崇拜外國人，中國知道西方不值得這樣崇拜，但是中國人卻被逼得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工業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選擇。」[92]這種矛盾的國民情緒在「五四運動」中呈現得非常清晰。

▲「五四運動」時上海街頭的抗議標語

▲「五四運動」紀念章

「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當時便被人敏感地預測到了。就在學生運動爆發的那幾天，大哲學家約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訪問。他在寫於6月1日的信中說：「我們正目睹一個國家的新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不過，從來沒有人從企業史的角度審視「五四運動」。

它的引爆點在北京大學，它的發生地在天安門廣場，日後為人們所記憶的先驅者都是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輕易地報出他們的名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傅斯年、段錫朋、羅家倫、許德珩、周恩來，等等。然而，正如後世的日本紀實攝影家小川紳介（1936～1991）所說的，在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爆發的時候，「那些生動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廣場的背後」。事實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間，如果沒有商業團體及工人的支持，「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學生抗議而已。在青春激盪的天安門廣場的背後，以工人和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業力量就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卻不被人注意到的「廣場背後」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動了起來，他們以同鄉會的名義致電北京和巴黎，反對將德國權益轉讓給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為組織，集合滬上53個會館公所，協調工廠的抗議活動。5月4日，傳來北京學生遊行並遭鎮壓的消息後，商業聯合會當即與復旦大學和江蘇教育總會聯繫，一起籌劃抗議大會。5月7日，大會在老西門體育場舉行，主題是聲援學生，抵制日貨。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其後三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參與工廠43家，工人總數約6萬，他們顯然得到了工廠主們的支持、默許或容忍，這是開埠以來上海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罷工活動。

▲工人大罷工

在上海的示範下，抗議很快席捲全國。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罷市，京漢鐵路、京奉鐵路工人及廣州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罷工浪潮波及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記錄這段歷史時認為：「工人發動罷工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象徵中國的歷史發展邁向新的轉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洶湧援助下，「五四運動」才演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企業家階層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為，並不僅限於聲援學生。

就在抗議活動如火如荼的6月初，張謇接受《北華捷報》採訪，對企業家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進行了闡述：「吾輩之主務，乃為開創國人使用國貨之風氣，以此促進吾國工商業之發展。現階段之情形，無疑於此十分有利，因國人愛國情緒十分高漲。」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企業家發動了一場比1915年聲勢更為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甚至還在產業經濟的重建中排擠日本勢力。

▲國貨證明書

在「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日本報紙就已經預言，中國即將開展一場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它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這場示威將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燒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但是，幾個星期後，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就認定，這5分鐘的示威可能會延續下去，並嚴重威脅日本的在華利益。

在各地的抗議活動中，抵制日貨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5月17日，上海8家主要的報紙同一天發布公告，發誓不再接受日貨廣告或者發布日本商業新聞。6月5日，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決定全埠罷業，榮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國會選舉中當選江蘇省議員——便在討論會上提議「一致戒用日本貨」。近年以來一直十分活躍的中華國貨維持會等非政府組織印製了數以十萬計的宣傳國貨小冊子，各種標語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現存於日本外交檔案中的小冊子裡，編輯者寫道：「凡是愛國者都必須購買國貨。當到處聽到這樣的呼聲：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人民所創造的工業社會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成員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萬歲，那就達到了這個長遠計劃和這種永恆組織的目的，因為抵制運動正是為了抵制某些國家的商品而發動的。」某些國家所指為何，讀者無不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