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11章
吳曉波
在沿海城市和湖廣地區還出現了一種叫「愛國十人團」的組織形式，它以10人構成一個小組，10個小組再構成一個更高級別的組織，參加者發誓只消費中國貨，並確保和監督同組成員也這樣做，他們還挨家挨戶地發送傳單和做鼓動工作。據報道，僅天津一地就有數百個「十人團」。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數據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7.2%，損失達2915萬美元，而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33.3%。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萬美元，同期，其他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煙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93]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盪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儘量把運動的邊界局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歷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着，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余，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回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奮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響應。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制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麵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贏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當，重蹈當年胡雪岩的覆轍。所以榮宗敬提出，必須協同一心，斷流開源。在他的召集下，華商紗廠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齊聚一堂，通過了兩條跟日商決裂的原則：一是各廠不從日商的取引所採購棉花，必堅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買賣棉花和紗布的行號或掮客，各廠與之斷絕往來，並登報宣布此旨。與會廠商被要求一一舉手，以示慎重通過。1921年7月1日，紗布交易所正式開幕，籌集股本200萬元，榮宗敬、穆藕初等人為發起股東。
麵粉和紗布兩個交易所的建立，意味着這兩大民族產業的期貨價格主導權回歸華商。這是企業家階層借「五四運動」的東風打贏的兩場漂亮的商戰，特別是紗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里的胡雪岩一個遲到了30多年的告慰。
如果說，「五四運動」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生態，那麼，它對商業生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就如同胡適等年輕的留洋博士一躍而成為文化領袖一樣，一些有現代商業背景的年輕企業家也迅速登上了舞台。這個景象很快在1920年上海總商會的換選風波中呈現出來。
風波仍與「五四」有關。1919年5月9日，就當學生遊行被鎮壓的時刻，上海總商會內一些與段祺瑞政府關係密切的老派商人發出一份電報，主張先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然後再與日本交涉歸還青島。此電引起公憤。隨着抗議風潮漸成主流，總商會內部傳出「改良總商會」的呼聲，認定現在的總商會「一味與官僚派接洽，暮氣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須重選明哲之才。
1920年8月，總商會進行換屆選舉，原有的33名會董中竟有31人落選，新當選的會董中有1/4的人還不到40歲。41歲的聶雲台（1880～1953）被選為總商會會長，而他的前任是73歲的老買辦朱葆三。
聶雲台是個意氣風發的新派企業家，他13歲就中了秀才，後來竟自絕科舉，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再後來赴美國留學深造，回國後當上了一家紡織工廠的經理。他的身份中最為顯赫的是，有一個國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國藩，其家傳血脈自有別一份的抱負。在1917年，聶雲台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幹事，這是中國第一個職業教育團體。他還寫了一本薄得只有10頁紙的小冊子，書名叫《大糞主義》。書中說，在民間，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糞灌解，而國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樣可以用大糞來解。按聶雲台的說法，當世之人有四種毒，一是驕慢，二是體面，三為驕懶，四為奢費。這四毒，澆上一勺濃烈的「大糞主義」，一切就化為烏有了。澆大糞的方法很簡單，從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聯繫公廁和大糞。教壇上，學校的老師帶頭，跟學生一起挑大糞、洗廁所，澆糞種菜。讓學生認識到，大街上挑糞的人，才是最可寶貴的人。而政壇上，則要求從國家元首到各縣的長官，每天早上必須到指定的地點親自刷洗廁所，而且必須刷洗乾淨。如果擔心長官的安全，可以派衛兵四周警衛，長官一邊刷洗，還配一個演講員在旁演講其意義。其理論雖是荒誕，卻有着最樸素的民本思想。
聶雲台上任後，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業家力量，組成了財政、陳列、交通、公證等8個專門委員會，充實和健全了商會的職能。從1921年起，總商會連續三年舉辦了三次規模宏大的國貨展覽會，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聶雲台還興辦工商業圖書館和商業補習學校，出版《上海總商會月報》，培養商戰人才和發布商人聲音。
與煥然一新的總商會很類似的，在上海商界另外一個被年輕人把持的商會是上海銀行公會。
這家創辦於1918年7月的行業公會由12個銀行家發起，他們大多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的是現代金融教育。發起人宋漢章和張公權分別畢業於上海中西學院和日本東京慶應大學，其他還有畢業於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李銘）、英國伯明翰大學（徐陳冕）以及法國巴黎大學（徐新六）的。這些人不屑於陳舊的錢莊模式，渴望擺脫國家的干預，以國際金融法規來管理自己的銀行。他們集資創辦《銀行周報》，在發刊詞中很自信且明確地宣告：「溯自吾國與外人通商以來，國內商業進而為國際商業，經營之範圍日擴，其方法亦日異。為之樞紐機關者，如舊日之錢莊票號，已不能應今日之潮流，所謂銀行者乃應運而生。銀行者，所以供一國財政工商以及社會經濟之運用也。」朝氣浩蕩的一行字衝過來，就把錢莊票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歲的張公權的倡議下，由上海銀行公會牽頭，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在後來的7年裡，它成為一個可以與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
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企業家階層的作用與表現長期不被提及。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在時代的重大衍變時刻，「廣場背後」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樣精彩的一幕大戲。
法國學者白吉爾在評論「五四」時期的企業家時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傑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儘管他們沒有像後者那樣慷慨激昂。」她還說：「民族企業家與激進的知識分子相比，顯得較為實際，與保守的官僚相比，又顯得較為開放。」
環視1919年前後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動盪。在中國的北方，俄羅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個古老的亞洲大國印度則正十分巧合地進行着一場非暴力的民眾運動。
在近代史上，印度所遭受的恥辱並不比中國輕。從17世紀開始，印度就受到英國的經濟和軍事入侵，到1857年，也就是歐洲列強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後，印度被大英帝國正式吞併，屈辱性地改稱為「東印度公司領地」。此後數十年，印度人民為了自治和獨立不斷起義、流血成河。
到1919年11月，一個出生於土邦首領家庭、在英國倫敦大學受過西方教育的律師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發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宣布了一系列與英國政府「不合作」的內容，包括退還英王所授爵位、勳章，辭去在地方機構中所任公職，不參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會，抵制英國殖民教育等等；在經濟上，則抵制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他號召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而放棄英制織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為印度人民反對異族統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覆地進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終於宣告獨立，甘地因此被視為「聖雄」和「印度國父」。[94]
後世學者常常將1917年的蘇聯「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探究，卻很少有人觀察到幾乎同時發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事實上，1919年的中國思想界受到了來自南北兩大社會思潮的夾擊式影響，至少在經濟領域，保守的企業家階層的選擇與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很可參照。
回望1919年中國之運動，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暗夜中一閃而過，給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在此後的四五年裡，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政治力量和主張自由萌生，其中對歷史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31日，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人在上海（後轉到嘉興南湖）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它不久將崛起為一支強大的力量。而在企業界，雄心勃勃的新興企業家們開始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凱之後，北洋政府因軍閥割據和財政拮据，一直顯得很弱勢，這客觀上讓企業家有了博弈的空間。1920年秋，中央政府決定發行政府債券。12月，張公權領導的銀行公會在上海舉行會議，以舊債券清償不力為理由，拒絕認購所有債券。在北京掌權的段祺瑞十分惱火卻也無可奈何，只好派代表與銀行家們談判，最後同意建立統一的國債基金會，將關稅餘額作為償債基金，再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作為第三方管理。這種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當時並非個案。早在兩年前，上海總商會還拒絕派人北上參加農商部組織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理由是「鑑於困擾國家的動亂局面，經濟和商業陷入混亂，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參加此類會議」。
在對中央政權失望的情形下，企業家們接受了空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潮，嘗試重建中國的社會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兩個：一是建設模範城市或試驗公社，一是創立城市自治機制。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範。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業上。將近20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麵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着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迴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布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登上狼山山頂，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着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着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着滿足、快樂和繁華。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並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在居住區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裡的一個特徵，在中國其他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道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詧、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啓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將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不過在1922年，南通模式還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裡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這一年，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着在自己的工廠里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自治區」設在家鄉無錫，建有男、女職工單身宿舍和職工家屬宿舍，宿舍分區、村、室三級，由工人自己推選各級負責人員進行管理；還興辦了食堂、儲蓄所、合作社、醫院、工人夜校、子弟學校、圖書館、電影場，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賢堂，工人從生活、教育、文化娛樂、勞動保險到生老病死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謂社會功能一應俱全，宛若一個獨立的「公社」。到後來，為了處理各種糾紛事宜，「自治區」內還設了一個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區」的建立，一方面實踐了榮家兄弟的社會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榮德生經常在周末集體訓話時宣傳自己的「自治主張」：「廠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勞資應該充分合作，團結一致，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果說，張、榮等人的試驗着眼於家鄉的重建，那麼，另外一些人則有更大的抱負，他們試圖在某些城市建立自治型政府。
企業家的政治熱情一方面是被逼出來的，另一方面也是不清晰和幼稚的。1921年10月，在商會聯合會的年會上，很多年輕的會員提出了參與政治的呼籲。一個叫唐富福的人在發言中大喊：「我們用不着仰賴某個個人，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現在該是商人面對現實，擺脫陳舊的不參與傳統，投身政治的時候了。我們拒絕將我們所主張的開明政治與那種黑暗的政治混為一談。如果政治是黑暗的，而我們卻接受其統治，豈不成了奴才和背叛者了嗎？我起誓，我決不！中國商人要拯救這個國家。商會總是以不參與政權為自己的榮譽，但在今天，這種節制卻是我們的恥辱。」這番演講刊登在了當時的《北華捷報》上。唐富福的論點在年會上引起共鳴，穆藕初等人也認為：「實業界人士務實不聞政治的陳舊觀點，是不值得讚賞的。應團結起來，採取適當的方式，推動政府改善國內局勢。」
▲舊時南通景色
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由「好人」來管理政府，依靠專家解決專門問題。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現身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為了實踐商人主政和「好人政府」的主張，各地商會先後都提出過千奇百怪的設想。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提出以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為仿效，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漢薩同盟是德意志北部的城市聯盟群，起源於12世紀中期，鼎盛於14世紀。它由富商和貴族發起，擁有軍隊和金庫，極盛時加盟城市多達160個。漢口的議案認為：「如全國各商埠能實行團結，聲氣靈通，勢力雄厚，舉國內外，誰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卻一點也沒有操作的可能。
漢口議案提出後不久，上海的企業家更有過十分大膽的、鬧劇式的行動。
年初，北京政壇出現動盪，直系軍閥曹錕打敗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權。在總統選舉中，曹錕用錢收買國會議員投票，每人5000元，受賄的議員共有480人，曹錕因此「選」上了大總統。6月，他把現任總統黎元洪趕出北京城。一時間，賄選醜聞臭遍全國，各地抗議聲四起。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了一次會員大會，一方面通電譴責北京，另一方面宣布上海獨立。他們組成了一個由70人組成的民治委員會，宣布將以執政者的角色來管理城市。他們發布公開宣言，擬訂行政章程，與曹錕政權電報交涉，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但是，民治委員會顯然缺乏合法性和實際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兩個月，它就無疾而終了。企業家們的嘗試遭到了輿論的嘲笑，《東方雜誌》的一篇評論便諷刺說：「最可笑的是，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自認為民治委員會基本會員，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更若除上海總商會之商人外無人民者，即此一端，其無知妄作已可悲矣。我們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其言刻薄，卻也點出了商人主政的三個缺陷：一是愛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眾基礎，三是沒有明確的執政主張。令人好奇的是，唯一對總商會行動持鼓勵態度的是已經成為共產黨員的毛澤東。他在《響導周報》上發文《北京政變與商人》，認為：「上海商人業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丟掉和平主義，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95]
企業家階層的自治努力在這之後數年內還將持續下去，每一次都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和憲政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一個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說：「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稜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運籌，獲准建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當時的上海，竟有140個各種各樣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最不規範、投機色彩最為濃烈的城市。虞洽卿的這個交易所是中國第一家正規、綜合性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據記載，該所的首倡者是孫中山，他於1916年在北京約見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籌建交易所。他對虞洽卿說：「交易所既成，亦可為革命聚積資金，誠乃大事矣。」靠辦交易所為革命籌錢，孫氏邏輯很能代表當時革命家的經濟思想。虞洽卿依計而行，數年乃成。虞洽卿出任理事長，藉此成為上海風雲一時的期貨大亨。[96]
也是在這段時間前後，陳其美（他已於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結拜兄弟蔣介石落魄滬上，也來投奔虞洽卿。虞洽卿慨然收留，安排蔣介石在交易所當上了一名經紀人，另一位浙江老鄉、革命黨人張靜江則出資4000元，讓蔣介石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蔣某人「革命有方」，卻經營無術，先是在買空賣空中賺了不少錢，緊接着又全數賠光還欠下一屁股債。百般無奈下，蔣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債多日，然後決心南下投奔孫中山。為了躲避債主尾隨跟討，虞洽卿出主意讓他投帖拜青幫老大黃金榮為「老頭子」。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黃金榮門徒黃振世日後記錄當時的場景：虞洽卿到八仙橋鈞培里黃公館後，向黃金榮說明情由，要求錄收蔣介石為門生，黃金榮因為虞洽卿在當時商界地位高，勢力大，亦很想結交，所以對他提出的要求都無條件答應下來。又因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頭子」的手續，第二天陪同蔣介石到黃金榮處時，只投遞了一張寫着「黃老夫子台前，受業門生蔣志清」的大紅帖子，既沒有拜師應有的蠟燭、香，更沒有致送壓帖的贄敬。還因為黃金榮事先從虞洽卿處知道蔣介石的困難處境和拜師目的，同時也為了討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計較壓帖贄敬，還有心「慷慨」地贈送蔣介石旅費大洋200元，並且鼓勵他去廣州。分別以後，二人互不通信，日久以後也就時過境遷，淡然若忘了。
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僅僅6年後，乾坤倒轉，這番江湖交情又櫱生出一段影響中國走向的歷史公案。
不過在講述這段公案之前，我們要先來到1924年的中國，經濟蕭條在天災人禍的夾擊下突然降臨了。
1924
工商決裂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里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徐志摩：《沙揚娜拉》，1924年
1924年4月12日上午10時，一艘輪船沿黃浦江緩緩駛進上海匯山碼頭。船上，一位戴着紅帽子，銀須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揮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文豪、印度詩人泰戈爾。在隨後的兩個月里，泰戈爾掀起了一場甜蜜的中印文化交流熱浪。一群年輕的、操着嫻熟英語的中國詩人圍繞在他的身邊，仿佛重新燃起了東方輕靈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熱的崇拜者是從劍橋大學留學歸來的詩人徐志摩，他每天陪着泰戈爾四處演講，還隨同去了日本。在那裡，他寫出一組溫婉嬌羞的新詩，在每一個段落的最後，他都以「沙揚娜拉」為結束。徐志摩的新詩顯然比幾年前胡適的口水詩要精緻得多，卻沒有了咄咄的時代氣息。
沙揚娜拉，日語「再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24年並不像徐詩人所描述的那麼甜蜜，卻真是一個「再見」的年份。
短暫的和平在這一年被打破了，軍閥們再次開戰。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戰火居然燒到了商業繁榮、過去數十年裡一直沒有重大戰亂的江浙一帶。1924年9月3日，江蘇直系督軍齊燮元為奪取上海，向盤踞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軍盧永祥、何豐林開戰，雙方相持於嘉定、太倉、瀏河一帶，江浙工商業頓時風聲鶴唳。緊接着，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以援助皖係為由，與直系吳佩孚在山海關開戰，雙方投入30萬人，為那些年來規模最大的戰事。吳佩孚因為馮玉祥部臨陣倒戈而戰敗，奉皖聯手，組成臨時執政府。張作霖入關後，粗暴對待知識界和持不同政見者，政局一直動盪不安。人們對北洋軍閥終於徹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據多年的國民黨再次成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是，不料，他的身體狀況突然惡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終年59歲。在遺言中，他告誡全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孫中山遺囑之一頁
那年的天災也是不斷，長江、漢水並漲，武漢三鎮江堤多處漫潰，京漢鐵路被大水沖毀，地方志記載，「各項商業無不停頓，蕭條情況實為從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帶受氣候影響，農產品已經連續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還發生了饑荒。
在產業經濟方面，歐洲各國進入戰後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日本勢力仍然強勁，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此前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年初，1/3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在經濟寒流到來的時候，民族工業抵抗風險能力的羸弱畢現無遺，與同在上海的英資、日資企業相比，本土紗廠的管理水平明顯落後，生產效率低下，流動資金太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可水漲船高，而危機到來時，則會率先出局。從數據來看，就在紗廠危機期間，英資怡和紗廠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紡織株式會社的年度利潤率也高達25%。華資的華豐、寶成等大廠相繼被日商兼併。
▲孫中山靈堂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於政治事務和南通模範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花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年創下贏利380多萬兩的最高紀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後更是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後，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忍睹。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4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嘆「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益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獻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後，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占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後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周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後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達2119萬銀元之巨，10餘年中，所圍海堤三次被特大颱風襲毀，墾牧項目先後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於「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巨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於經營實情並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晚年的張謇從雲端上墜下，在最後的歲月里竟飽受煎熬。自企業虧損之後，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份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着「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作最後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着一粒牙齒，一束胎髮。[97]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後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重大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作序，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98]其實，張謇之應該被記憶，何止輕工業而已。
在1924年前後的中國社會，社會矛盾的糾纏和複雜讓人不安。1923年年底，文學家魯迅在對北京學生的演講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觀：「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而且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99]在這段話中，讀得出部分知識分子因絕望而產生的對「血」的革命的渴望。在當時中國，正出現了一個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數日漸龐大的勞工階層與同樣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出現了利益和價值觀上的矛盾，這種矛盾隨着經濟危機的爆發漸漸變得尖銳起來。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着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19年達200多萬，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資、超長的工時，罕見，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醫療救助或保險總是緩不濟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廠或礦區所提供、居住條件惡劣到令人作嘔的宿舍。工人均被以號碼而非名字來稱呼。工廠內，管理人員欺凌工人的惡狀司空見慣。工資總是會無故被扣減，要求回扣的現象時有所聞。女工的人數多過男工，有些紡織工廠，女工比例高達65%，然而她們的工資甚至遠低於同工廠男工。雇用童工的現象非常常見，特別是紡織廠。年僅十二歲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騰的大水桶里撿拾蠶絲，這類工作經常讓她們感染可怕的皮膚病和受到傷害。」
在當年的報章、文學作品中時時可見類似的描述。客觀地說，他們不是當時中國社會最悲慘的人——跟農民相比，他們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不必驚恐於匪徒和戰亂，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僅1919年1～5月，罷工即達19次。特別是在過去10年的抵制洋貨運動中，居住於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發動的工人群體是一股最主要的抗議力量。
然而，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支完整而獨立的力量。一味沉醉於歐美或日本憲政經驗或文化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說是與其完全絕緣。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們聽來虛無縹緲，不知所云，不但跟他們的生計毫無關係，而且顯得非常虛偽。企業家階層對工人也非常不重視，他們最多也是出於利用或提高勞動效率的考慮，如虞洽卿與他的「短檔朋友」們，或榮德生之創辦「工人自治區」。自晚清允許商人結會以來，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大大小小的商會。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上海、廣州及武漢等城市的商會甚至擁有自己的武裝團體。他們高高在上，根本不會彎下腰來跟衣衫襤褸的勞工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即便是孫中山的國民黨人，也主要活動於士紳、官吏、知識分子、軍人乃至華僑之中。
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8月，就在組黨成立的一個月後，中共在上海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曾經參與領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張國燾出任主任。書記部設立5個分部，其中湖南分部主任為毛澤東，在法國參加過工人運動的李立三成為張國燾的得力助手。這個專門機關成立後，馬上創辦機關刊物《勞動周刊》，其宗旨是「為勞動者說話，並鼓吹勞動組合主義」。每期發行最多時為5000份。同時，中共還在上海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開辦了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通過刊物和工人學校喚醒工人的自主意識。張國燾在一篇題為《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威脅麼？》的文章中如此寫道：「我們只知道我們每年所繳納的租稅，一半是外國政府和銀行家強奪走了。因而我們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們當兵的兄弟拿不到軍餉，我們百餘萬勞苦兄弟在外國資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貨深入窮鄉僻壤，弄得做手藝的沒有生意了……上海市等處公園，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些痛苦和恥辱已使我們受夠了。」[100]這樣的文章充滿了簡單而明快的邏輯，它像手術刀一樣，一下子把工人階層從眾多的社會集團中切割出來。
▲《勞動周刊·發刊詞》
接着，張國燾和李立三深入工人中間。他們選中的企業是安源路礦，該礦隸屬於著名的漢冶萍公司，由萍鄉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局組成。之所以選中這裡，主要是因為煤礦勞工集中，生產條件惡劣，反抗情緒容易激發。還有一個原因應該是，張國燾正是萍鄉人氏，而李立三的家在附近的湖南醴陵縣。張國燾、李立三在安源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們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創立，7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于建嶸在《中國工人階級調查》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李立三動員工人與企業主對抗的情景：「李立三當時對工人講，你們很苦啊，你們很窮啊。那些工人說，我們很好啊，比家裡好多了。李立三說，不對，你們苦得不得了，你們不應該這樣生活的。李立三說西方有個馬克思，這個人說你們創造的財富都叫資本家拿走了。工人說，我們在家裡得不到現在這麼多錢啊，這裡比家裡好啊。李立三說，我們可以把錢拿回來。那麼怎麼拿回來呢？李立三動員工人團結起來，如果你每天創造十塊錢卻只得到五毛錢，你通過鬥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錢。」通過這樣的教育，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了第一次罷工活動。安源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搖籃」，到1924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為977人，其中安源路礦就有270多人，占了將近1/3。
除了在安源紮根之外，工人運動的全國性聯盟及行動綱領也漸漸形成。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人，代表12個城市、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代表們一致贊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布《勞動法大綱》，提出勞動立法的4項原則：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經濟生活、參加勞動管理和勞動補習教育。文件中還提出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同盟罷工、締結團體契約、國際聯合的權利，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童工，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等具體要求。這些嚴密的組織與綱領的形成，讓中國的工人運動上升到了理性的層面。在張國燾、李立三以及從莫斯科歸來的劉少奇等人的領導下，各地的礦場、棉紡廠、印刷廠及鐵路公司出現了數百個工會。
工商決裂的標誌性事件是發生在1923年的京漢鐵路罷工事件。1923年，在共產黨人的策動下，京漢鐵路工人決定成立工會，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會的共產黨員林祥謙被選為工會委員長。京漢鐵路的路權當時控制在軍閥吳佩孚手中，是他最重要的財源之一。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吳佩孚派軍警到現場驅散集會的工人。三天後，總工會宣布全路總罷工，京漢鐵路線上火車一律停開。5月7日，吳佩孚抓捕林祥謙，將他綁到漢口江岸車站的月台上，要求他下令工人復工，林祥謙決然拒絕，軍隊隨之將他當眾砍頭示眾，頭顱被懸掛在車站旁的電線杆上。在這場衝突中，35名工人被殺，傷者不計其數。5月9日，工人被迫復工。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當林祥謙的頭顱被懸掛在電線杆上的時候，工商決裂的事實就無比血腥地發生了。
1924年2月7日，鐵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開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並發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階層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出現了。
面對工人階層的這種崛起，企業家階層的反應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們還在熱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年年初，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改選，之前沒有列入預選的虞洽卿竟「意外」當選。
初選之際，對壘雙方是現任會長、上海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和通商銀行行長、招商局總辦傅宗耀。宋氏為人仗義，根基頗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擁戴。傅氏為新晉翹楚，是前朝商業巨子盛宣懷的螟蛉義子，還跟當時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軍閥何豐林打得火熱。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報章駁訐，相互揭短，律師出場，法庭相見，鬧得滿城風雨。
在沸揚局勢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絕技。他先是找到76歲的同鄉前輩，也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朱葆三，竭力挑撥他與宋漢章的關係。朱葆三在報紙上發表函電，洋洋數千言，把宋漢章罵得狗血噴頭。後者聲望一落千丈。緊接着，虞洽卿又以「調解人」身份，在寧波同鄉會禮堂召集總商會的甬籍會員「茶話」，充分放大傅宗耀與軍閥的密切關係，引起許多不願與軍界人物過從甚密的同行的不滿。甬籍會員占到總商會會員的四成，其臨陣倒戈讓傅宗耀元氣大傷。
宋倒傅臭，躲在幕後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眾人「擁戴」，候補參選。8月21日選舉當日，到會會董35人，虞洽卿獨得19票。矯情之極的是，虞洽卿故意在此前遠遊天津，得知當選後，還特意發回「辭職電」，稱「互選之前，曾一再聲明，凡為調解人，概不應選，鄙人亦調解人之一，更應踐守前言。」在會董們的再三苦勸懇請下，虞洽卿才勉為其難地答應下來。其做作氣派，與袁世凱「勸進」稱帝一幕十分相似。
上海總商會在當時中國商業界實力最強、會員最多、影響最大，舉國上百家商會唯其馬首是瞻。虞洽卿登頂，儼然已是全國性的商界領袖。就在他當選會長10多天後，9月3日，江浙爆發軍閥大戰。占據上海的盧永祥、何豐林部被孫傳芳趕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幾萬殘兵敗將流竄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打家劫舍，商民驚惶，局勢一時無比動盪。甫為商首的虞洽卿臨危行令，以總商會會長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體商民向直系、皖系軍閥分別發出函電，敦請他們停止進攻，切勿闖入租界作亂。同時，他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用以接濟那些亂軍的軍需給養。市民生怕戰火燒身，積極響應，數日募得100多萬元。那些願意離隊回鄉的游兵都領到了遣散的盤纏，兵禍為之稍解。
由於戰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陸運輸頻頻受阻，市區糧食即告緊缺，可怕的饑荒眼見將至。那幾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紅腫，口舌生瘡。他得知有一大批經上海轉口外銷的大米正滯留上海，當即領人將這批大米全數扣壓，並迅速分發到各個米店。他又召集米界的老闆們開會，稱「哪位敢在這時哄抬米價，可不要說我虞某不夠朋友，勿謂言之不預，切記，切記」。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禍、米荒化解後，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軍事區的新倡議，宣稱「上海乃全國商業中心，為保護上海商民利益，軍方不宜侵擾」。基於此，他明確而大膽地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這三項主張都可謂膽大包天。所謂「廢使」，是指當時有兩個軍事機構常設上海，一為護軍使，一為鎮守使，其勢同水火，為兵禍之源。虞洽卿提出「廢使」，便如同要一併砸掉兩個軍閥的「金飯碗」。「撤兵」和「移廠」則是要求所有軍隊和兵工廠都撤出上海，使之成為一個非軍事的中立地區。虞議一出，響應之聲四起。他還一本正經地給北京的段祺瑞政府發電，敦請「均座俯順民意」。
為了展現決心，虞洽卿甚至敢於利用軍閥矛盾，出手撩撥虎鬚。這一年年底，他得悉直系孫傳芳部從漢陽兵工廠運送了一批軍械彈藥停泊上海港。他馬上報告上海稅務司，要求予以扣押，稅務司不敢得罪軍方，搪塞稱其有北京陸軍部的護照。虞洽卿以總商會會長身份帶領他的體操會會員親自登上軍火船，不許輪船駛離港口，雙方兵刃相向，險些走火。押運軍火的人把陸軍部護照拿出展示，虞洽卿機敏地發現，這張護照竟是已經推翻的曹錕政府所發。大喜之下的他當即直奔電報局呈報段祺瑞，後者為皖系領袖，很快回電同意所請。孫傳芳因此視虞洽卿為死敵，卻也無可奈何。
1925年元月，段祺瑞任命曾擔任國務總理的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洽卿為會辦。孫寶琦長期留駐北京，虞洽卿一時成上海最高行政首腦，不久他又當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候補會長，此時的他已經達到了商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居中斡旋下，直系孫傳芳與奉系張宗昌簽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條約，直軍退淞江，奉軍退崑山，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交上海總商會接管。
如果說，上海商人在與軍閥的較量中暫時取得了勝利，那麼在南方的廣州，商人們在與國民黨政權的較量中則遭到重挫。
1923年1月，孫中山與廣東地方軍閥陳炯明鬧翻。他策動雲南和廣西的地方軍閥進粵，將陳炯明擊敗並逐出廣東。一時間，桂軍、滇軍及其他「討賊軍」雲集廣東地區，形成了一股很難控制的「兵禍」。為了給這些軍隊發軍費，孫中山的大元帥府不得不向廣東商人不斷地攤派。1923年4月，廣州市政廳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5天內分別籌集50萬元軍費；要求絲綢、當鋪商人分別捐贈緊急軍費20萬元和10萬元；要求廣州電力公司上交20萬元軍費，並批准該公司向用戶加收2%的電費。
在隨後的一年裡，為了想方設法增加稅源，大元帥府採取了下述迫不得已的政策。一是放開賭禁、煙禁，收取「鴉片專賣捐」。二是通過舉報，清理「不合格」企業。政府規定，凡未能交驗合格契約的產業一律充公拍賣，並獎勵舉報人。由於連年戰亂，並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約。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產權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三是由商人承辦厘稅，就是把一些政府很難收上來的稅種「承包」給地方勢力。這是晚清劣政，此前已取消多年，承包者均為地方惡霸或「皇親國戚」，種種苛捐雜稅頓時叢生，普通商人苦不堪言。四是擴大徵收房屋租捐，如廣州為租價的15%，佛山為20%，比例之高為全國之最。五是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規定向全省所有商業公司、店鋪一律按其資本額一次性徵收1%的商業牌照稅，以濟軍餉。六是以「護商」為名，在水、陸兩路設立各種名目的「護商機關」，商旅一過必定徵收「保護費」。僅韶關到廣州，途中便有20餘處這類關卡。除了這些明令新增的稅種之外，大元帥府更是不時以「應軍事急需」為理由，發行沒有任何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軍用手票」、「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向企業商賈攤派款項，而且往往要在幾天內上繳，否則不是重罰就是查封關門。
苛政如此，政府失去信用，當然引起民眾和商人的強烈不滿，抗稅、罷市之風此起彼伏。1923年6月，廣州米行商人集會，抗議政府在無抵押情況下向米商借軍糧。9月，當大元帥府宣布實施《徵收廣東全省爆竹類印花稅暫行章程》時，很多煙花爆竹廠或停產或將工廠遷出廣東地區。10月，廣州總商會許多會董因不堪多方索款紛紛要求避匿。僅1924年1～6月的半年間，就爆發多起政商衝突事件，包括：魚販商行對當局加收鮮魚稅罷市，廣州火柴公會因當局開徵「火柴捐」近10家工廠停業，廣州各行商人抵制軍人強行使用軍用手票與軍人衝突，東莞萬頃沙漁民因漁稅承商徵稅苛例與軍警衝突，廣州製鞋商人因當局開徵「膠鞋捐」罷市，廣東銀業公會因當局開徵「銀市買賣捐」所屬各銀號罷市，東莞當押行商人因駐軍強行徵收商業牌照費罷市，廣州總商會因當局提高地方稅和厘金各20%和50%請願，廣州各藥行商人因當局開徵「藥品特種捐」罷市，小北江一帶商會因該地區軍人私設關卡請願，佛山商人因軍隊開徵20%軍費及40%印花稅附加捐罷市，廣東內河船商公會因當局開徵「加二軍費」總罷航，南雄紙業商人因滇軍在粵北開徵2.5%土產附加捐罷市，廣州和順德絲商因厘稅承商勾結軍人欺壓商人罷市，廣州煙酒商人因當局開徵20%附加稅罷市，佛山酒樓茶居商人因當局開徵「筵席捐」罷市，廣州糖面業商人因當局開徵2.5%「銷場捐」罷市，粵北石礦商人因當局向每擔礦石徵收3.5元附加軍費罷業……上述此類事件多得無法一一歷數，當地報紙記載：「廣州的罷市風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廣東商人尋求自保。早在晚清，廣州就有商人自衛武裝組織「粵商維持公安會」，簡稱商團，性質類似上海的「華商體操會」。從1923年起，商團規模迅速擴大，僅佛山商團就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擴充至1600多人，廣州商團人數則達到1.3萬人。廣東各地方商會競相仿效，到1924年6月，全省商團實行聯合，組織了廣東省商團，總人數將近5萬，英籍華人、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被公推為商團總長。6月21日，英文《密勒氏評論報》刊登了記者對他的採訪。陳廉伯說：「使我們深感惱火的是，商業面臨衰落，原料無法運到市場，我們的投資無故受損。廣東商團的目的是成為倚重實現地方自保、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軍事力量。」
商團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準軍事力量，它公開抵制當局的公債發行及各種捐稅。孫中山曾委派廖仲愷與陳廉伯徹夜長談，希望他加入國民黨，陳廉伯以「不宜捲入黨爭、政爭」為由予以婉拒。1924年8月15日，廣東政府成立「中央銀行」，宣布發行公債1000萬元，並「有發行貨幣的特權」。兩天後，廣東銀業公會召集同業大會，對多年來政府不僅不下力氣恢復停頓中的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和廣東省銀行，令持有這兩個銀行紙幣者大受損失，反而又開新銀行、發行新紙幣感到十分不滿，對「中央銀行」的1000萬元公債不予支持，一致拒絕「此項無兌現紙幣發出」。為了表示抗議，公會決定從第二天起全城銀業罷市。
由此，矛盾激化。就在8月中旬，廣東商團通過英國領事館和滙豐銀行等渠道，向國外訂購的一批價值約100萬元的槍械彈藥運到廣州。大元帥府軍政部以私運武器為理由予以扣押。在斡旋無效的情況下，商團議決發動省城及各屬商人罷市，以作「消極的抗拒」。8月22日，佛山開始罷市，25日，廣州及附近縣鎮全面罷市，並拒絕上繳一切稅收。一時間，全粵境內商家悉數停業。9月1日，孫中山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認定武器訂購及罷市事件是英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並進行嚴厲譴責。在蘇聯顧問的支持下，孫中山決心通過武力方式解決商團問題。當時國民黨內意見分歧，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等均反對武力解決的主張，廖仲愷因此向孫中山面辭廣東省長職，堅持要鎮壓的是蘇聯顧問鮑羅廷及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
10月10日，廣東政府發動上千人舉行辛亥革命紀念大會，強烈要求打擊「反革命商團」。當遊行隊伍經過太平南路時，遊行者與正在起運槍支的商團發生激烈衝突，雙方開槍共打死6人，傷數十人。10月12日，孫中山成立「革命委員會」，領導解決商團問題。13日，廣州宣布戒嚴。14日，革命委員會下令解散商團，蔣介石等指揮黃埔學生軍、警衛軍、工團軍、農團軍等同時出動，鎮壓商團，捉拿骨幹分子，收繳商團槍械。15日，雙方在廣州城西的西關發生戰鬥，經數小時激戰，商團戰敗，陳廉伯逃往香港，西關的商人住宅區被洗劫一空。17日，廣州全市商店一律開業。
在現代中國史的教科書上，這段歷史被稱為「商團叛亂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頗有爭議。不過，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隨着暴力革命的思潮漸成主流，企業家階層與革命黨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與微妙，他們已經無法中立自保。在這次衝突中，工會組織與國民黨的軍政府結成同盟，站在了商團的對立面，商人階層的孤立顯得非常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