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14章

▲盧作孚

盧作孚是文人出身，卻有驚人的商業天才。當時長江航線上的民營船運業非常落後，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滿才發，客運與貨運也混攪在一起，船上髒亂不已，客戶服務更是談不上。民生在制度設計上有許多創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線，以客運為主，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再就是穩定運價，建立信譽。盧作孚為公司設計了很多基本管理規則，從「經理須知」、「船長須知」到「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實際的工作方式、程序，從早到晚，從開船到靠岸，應有的工作都規定得詳細無遺，分工明確，責任到位，從一開始就儼然是一個現代的航運企業。長江有一個冬季枯水期，航運往往無法保證四季定期，盧作孚的第二條船就是專門在上海定造的，載重只有34噸，吃水很淺，適合枯水期航運。

當時的四川省被川系軍閥劉湘、楊森控制，名義上服從南京政府，卻是割據的局面，所以，盧作孚的事業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國家主義的影響。到1929年，民生三條船的總噸位不足230噸，還不如許多公司一條船的噸位，但盧作孚卻雄心萬丈，決心以小搏大、統一整個長江上游的航運業。他實施了有效的兼併策略，將重慶上游至宜賓一線、下游到宜昌一線的華商輪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則是，只要願意出售的輪船，不論好壞，民生一律照價買下。願意與民生合併的，不論負債多少，民生一律幫他們還清債務，需要現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餘的作為股本加入民生。賣船給民生或併入民生，所有船員一律轉入民生工作，不讓一個人失業。接收一條船，就按民生的制度運轉。到1931年前後，民生船隻數達到12艘，總噸位擴張到1500噸，員工人數500多人，已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盧作孚從投身商業的第一天起就懷抱着濟世的理想，因而有着特別的焦慮與悲憫。在日後一篇總結畢生經商心路的文章《一樁慘澹經營的事業》中，他寫道：「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120]年輕時的他崇尚革命，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而成為企業家後，卻心境大改，願意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社會的理想。他自比為「微生物」。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張謇式的理念成為他的目標。

▲民生的第一條船

在民生事業規模初具之後，他便仿效張謇在北碚開始社會試驗。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區骯髒混亂。盧作孚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實踐他的理想。從1927年起的三年裡，他建起了中學、工廠、醫院、科學院、公園和植物園，倡導文明、整潔和健康的生活。他沒有像張謇那樣投入巨額資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設施，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於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設機構里，他聘請的都是20多歲的文化青年，試圖以清新的朝氣一點一點地改變沉澱千年的陋習。他的工作竟然收到了讓人驚奇的成效。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為四川境內最先進的地區，著名記者杜重遠曾到北碚訪問。他在重慶時，觸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軍人、烏煙瘴氣的鴉片館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眾，但一到距離重慶市區僅僅幾十公里外的北碚，卻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重遠讚嘆說：「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121]北碚大名從此傳聞天下，成了繼南通之後的又一個「全國模範之地」。

▲民生的廣告畫

盧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樸素的社會主義色彩，在《建設中國的困難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經很詳盡地寫道：「我們的預備是每個人可以依賴着事業工作到老，不至於有職業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則退休後有養老金；任何時候死亡有撫恤金。公司要決定住宅區域，無論無家庭的、有家庭的職工，都可以居住。裡面要有美麗的花園，簡單而藝術的家具，有小學校，有醫院，有運動場，有電影院和戲院，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有極周到的消費品的供給，有極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習慣。」在後來的10餘年中，他確實也是這麼實踐的。

盧作孚的實業和名氣越來越大，但他本人卻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會議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時間：「我從早上七點半邁進公司的大門，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夠回家。」身為企業總經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輪船，一樣按職工家屬買半票的規定買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規矩地坐在艙里。有時被船員認出，請他們到經理室去坐，他妻子堅持不肯。民生公司為職工在重慶修建了一個「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盧作孚本人卻沒有搬進去住。他的家租住紅岩村2號，那是一棟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4家人，廁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描述過他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里，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只放着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6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着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銳度和高遠境界。

▲民生重慶大樓

1930年開春，盧作孚出川東行，考察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歷時半年。5月，他再度來到南通，此時張謇已離世四年。他停留三天，參觀了張謇所創的學校、工廠和公共事業，斯人已亡，舊景猶在，盧作孚感傷與感奮交集。他對友人說：「我羨慕張先生的精神，羨慕他創造事業的精神，尤其羨慕他在無形中創造出偉大事業的精神。」他還來到無錫，參觀了榮家兄弟的麵粉廠和棉紡廠。之後，他考察東北，在那裡，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經營活動，並深深震撼於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從大連碼頭，沿着南滿鐵路，凡日本人經營的市場、車站和火車都秩序井然。第二是準確、清楚。從指引方向的地圖、路標，到參觀時介紹情況，凡數字都準確，凡情況都清楚，事業中的工作人員，都明了事業的全部情況。」正是在這種「有序」中，曾經當過報社主筆的盧作孚預感到了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磨難。他在遊記中寫道：「德國已成過去，俄國尚有所未知，日本則方進取未已，為東北最可顧慮的問題，十分緊迫，尤其是我們應該覺悟的。」

東行歸來後，他把所寫遊記感觸編成《東北遊記》一書，分送親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說，看到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才知道他們的處心積慮，才對「處心積慮」這個詞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這個預感竟很快變成了噩夢般的現實。

1932

救亡的經濟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張寒暉：《松花江上》，1932年

1931年6月22日，美國《時代周刊》以《在輪胎上》為題，報道了瀋陽兵工廠製造出中國第一輛載重卡車的新聞。文章稱，卡車的發動機、齒輪及其他複雜部件均從美國進口，中國工人能生產鋼材、車架和散熱器。工廠負責人對記者說：「這是100型的，計劃建立一條生產線，每月生產5輛，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1萬磅（約5噸）。我們還將每月生產10輛75型的，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7500磅。」

僅僅三個月後，這家中國最大的兵工廠和正在建設中的卡車生產線就落入日本關東軍手中，同時被「接收」的還有數百架自製的軍用飛機。

進入1930年之後，戰爭的幽靈一直如展開翅膀的黑色巨鳥，籠罩着苦難的中國大地。

翅膀的一翼是內戰。1930年春夏之交，全國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軍事勢力集結在一起，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以及武漢汪精衛結成同盟，與蔣介石一決雌雄，史稱「中原大戰」。戰事從5月打到11月，雙方投入兵力逾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是自太平天國之後最大規模的內戰。戰事幾度膠着，反覆詭異，最終蔣介石取得勝利。此後，國內軍閥再無人敢於與他正面較量。中原大戰剛剛打完，蔣介石迅即將槍口對準江西井岡山的共產黨部隊。從11月到下一年的6月間，他前後動用60萬兵力對蘇區發動了三次「圍剿」，誰知竟全部以慘敗告終，他終於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對手毛澤東。

▲張作霖被炸現場

翅膀的另一翼是外患。正如盧作孚在東北親眼所見，日本對資源豐富的東三省早已「食指大動」。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毀了小段鐵路，然後嫁禍東北軍，出兵進擊北大營。正在北平城裡夜宴跳舞的少帥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三省100萬平方公里失陷，張家父子在東北苦心打下的工業基礎，成為日本日後發動全面對華戰爭的主要動力源。[122]關東軍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北上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軍以保護日僑為由進犯上海，日機轟炸閘北華界。中日軍隊激戰閘北，600多家工廠、4204家商號和1.97萬座房屋被毀。5月5日，中日在歐美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定》。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中國再次處於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遊行請願，各地再度爆發勢不可當的抵制日貨運動。1931年10月26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第二次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在新聞中，抵制日貨成了重要的報道內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萬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在裡面挨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持——人類1/4民眾的輿論。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着青天白日，對着我們的祖國，對着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在安大略省溫莎市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與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由溫莎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貨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

正如《時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和全面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後的第十天，北平就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會，人們燒毀日本商品，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學生上街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其後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雇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當時情景的美國記者埃德納·李·布克記載說，1931年的抵制運動「對中國這樣進行抵制活動的老手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個與日本商品有關的商人被扔進木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隻銷售了日貨而背叛他祖國的奇異野獸」。人們對那些採取了過激行動的人持寬容態度，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英雄。在武漢，有人因把一枚炸彈扔進一家被認為銷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僅僅被處以緩刑就釋放了。各地的日本僑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襲擊。1932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廠的激進愛國工人毆打了幾個日本僧人，導致一人死亡。兩天後，日本僑民放火燒了這家工廠，這成為「一·二八」日軍攻擊上海的直接導火索。

在此次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抵制活動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會收到來自廈門的商人來信，要求澄清朝鮮人參該不該抵制。商會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日本三井貿易公司壟斷了朝鮮人參的貿易，因此，認定「朝鮮人參是日本產品」。商會當即給廈門的商人團體以及各港口發送電報，並在市民大會上號召大家不要再買朝鮮人參。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發誓商店只出售國貨商品。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日本紐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里，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時代周刊》上的蔣介石

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裡，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在鄭州，一個銷售日本香煙的中國商人被迫「頭頂一張巨大的香煙紙板盒，在一場大型示威中遊街示眾」。婦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國貨，否則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題為《國貨與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寫道：「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着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件無比難堪的事情。」

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日貨的抵制已經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範疇。在193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林家鋪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當時抵制洋貨的某種現實：「小夥計們夾在鬧里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花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着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着，就拿走了。」[123]

▲戰爭時期抵制日貨

跟以往歷次運動的情況完全相似，企業家階層是抵制日貨的積極參與者和得益者。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1.3億美元，日企占紡紗生產總額的38%、占織布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作為紡織業重鎮的上海，在抵制運動開始的前幾個月，一些華資工廠曾經因為原料短缺而陷入嚴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報》報道，全市113家絲廠只有20家仍在開工，針織企業有1/3被迫關閉。從日本紡織工廠主動離職或被辭退的數萬工人成了危險的失業群體。但是不久，情況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廠失去的市場份額被華資企業搶走。

在天津，一個叫趙子貞的企業家創辦了東亞毛紡織有限公司，生產羊毛製成的布料。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同類產品正是日本貨，趙子貞給產品起的商標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貨」或「抵制東洋貨」的諧音，商標的圖形是山海關、長城和兩隻爭鬥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國人製造的布料。在上海，還有一家章華毛紡廠索性將自己出品的毛織品起名為「九一八」牌。

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鋪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於乘客要隨時提起抗日救國的精神。」靠這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願多等幾日也不願搭乘日本輪船。

▲吳蘊初的天廚味精廠舊址

吳蘊初（1891～1953），是這段時期湧現出來的最出名的愛國企業家之一。20世紀初，日本科學家從海藻類植物中提取出了穀氨酸鈉，發明了可以使菜餚更為可口的「味之素」調味品。在20年代，中國的味精市場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壟斷。1922年，化工專家吳蘊初摸索研製味精成功，建成上海天廚味精廠，以「純粹國貨」的口號與日本「味之素」競爭。他的出現引起了日商的警惕，生產「味之素」的鈴木商社向中國專利局提出抗議，認為「味精」兩字是從「味之素」廣告當中的「調味精品」轉化而來的，要求取消「天廚味精」的商標。吳蘊初把這個事件演化成了一場民族產業的保衛戰，他發動國內的食品企業聯合請願，媒體更是大力支持，最後，日商只好不了了之。吳蘊初積極參與了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組織和抵制活動的主要捐助者。1926年，天廚味精獲得費城國際展覽會的金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吳蘊初再次得到了打擊日本企業的機會。在洶湧而來的抵制日貨運動中，天廚味精及其他冒出來的國產味精工廠成為市場的主導者，「味之素」撤離了絕大部分的中國市場，最後只在日軍控制的東三省銷售。天廚味精的成功讓國人士氣大振，被認為是國貨戰勝日貨的經典案例。1934年3月，吳蘊初捐贈一架轟炸機給國民政府，3萬人參加了在上海虹橋機場舉行的捐贈儀式，在飛機的機身上印着兩個很大的字：「天廚」。

在過去幾年，國民政府對於抵制日貨運動持一種很曖昧的態度。一方面，它很希望藉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緩解叢生的國內矛盾。此外，決策者也將抵制洋貨看成是鼓勵民族工業以及貿易保護的一種戰略。在1928年，蔣介石在參加一個國貨展覽會的開幕式時便曾經宣稱：「國民政府是要提倡國貨，要振興實業，要挽回利權，使外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大家都用國貨來打倒帝國主義。」而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政府也曾經多次強行解散反日團體。

「九一八」之後，中日雖未正式宣戰，但是已形同仇國，政府開始走到前台，國民黨的各地方黨部都公開地參與到了抗議和抵制活動的組織工作中。抵制活動開始形成制度化，與仇日有關的「五九」、「九一八」都成為固定的抵制日貨活動日。在1932年年底，國民政府宣布下一年為「國貨年」，1934年為婦女國貨年，1935年是學生國貨年，1936年是市民國貨年，而提倡國貨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呼籲民眾堅決反對日貨。

對於政府來說，「九一八」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變得別無選擇。在過去的幾年裡，自由經濟模式與國家主義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自日本占領東三省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於是，國家存亡成了一個超乎一切的命題，國家主義的戰略成了政商共識。蔣介石在這一年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國之工業發展，應偏重於國防方面」，「中國經濟建設只有在軍事建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目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有統一裝備、第一流的、機動性強的武裝力量」。譚熙鴻主編的《十年來之中國經濟》（1948）記錄道，當時「建設國防經濟，發達國營工礦事業的呼聲，遍於全國上下」[124]。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新的名詞「統制經濟」出現了。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干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國營事業的擴張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務運動的僅存碩果之一、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再度收歸國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呈報行政院的報告中稱：「茲與滬上各界領袖協商，均謂非借眾力不足以恢復信用，非收回國營不足以根本規劃。」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對私營化的招商局窺視已久。1927年11月，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監督辦公處，由交通部長王伯群親任監督，「督促董事會自動改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盡扶持之責」。當時，招商局董事會的會長是李鴻章之孫李國傑，號稱「皖省首富」，因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對其下手還是頗有忌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李國傑請來同盟會的老會員趙鐵橋擔任公司的總辦，趙鐵橋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曾經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四川支部長，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趙鐵橋在上海招商局的總部大門口被刺客槍擊，當場身中數槍，不治身亡，這一血腥事件在國內引起很大轟動。據稱，實施暗殺的是當時人人聞之變色、連杜月笙都要花錢「孝敬」的「暗殺大王」王亞樵。然而王亞樵到底受誰所託，為何實施暗殺，動機一直不明。三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就作出決議，「招商局應收歸國營，關於股權債務之處理，由該局整理委員會妥擬辦法，呈請國民政府核定施行」。

▲趙鐵橋身亡新聞

到了1932年，國事緊迫，招商局的收歸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來，戰爭時期，航運事業涉及軍力運輸等國防任務，收歸國有已是題中之義。招商局國有化後，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隸屬於交通部，取締了董事會制度，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制度，一切經營重回國營體系。

在《招商局收歸國營令》中，政府明確宣示，現有的私人股份將「由國家現款收回，以示優惠股東之意」。事實卻是，中央銀行為購買股權一共花了212.63萬兩白銀，而招商局當時的賬面資本就為840萬兩，實際資產遠遠高於此數。據《招商局史》記載，當時企業僅抵押給滙豐銀行的五處房產就價值196萬兩，漢口等地的房產價值367萬兩，上海與武漢兩埠局的資產合計2336萬兩，加上江海輪船及其他資產，招商局的總資產超過5000萬兩，扣除債務1700多萬兩，實際資產為3300萬兩。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以不到1/10的價格收走了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在過去的60年裡，招商局幾度公私易手，其產權輪迴、經營者命運跌盪，堪稱中國企業演化的一部「教科書」。

在一個強敵虎視的時期，一國之經濟要欣欣向榮，是不可能的事情。「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便是如此。隨着東三省淪喪、對日貿易萎縮、民眾驚恐、消費低迷以及大量資金用於軍事工業，中國經濟出現了恐慌性動盪。

恐慌首先表現為債券市場的暴跌。在日軍9月18日入侵東北的一周內，上海5種主要債券的平均市價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債只有在低於票面值40%的條件下才能成交，跟戰前的9月1日相比，它們的價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銀行家們在這次恐慌中損失幾億元，有兩家銀行因此倒閉。

1932年1月初，財政緊張的國民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債券的本息，這如同火上澆油，13日，上海各銀行出現了擠兌情況。當時銀行的儲備金中，60%是現金，40%是保證債券，而且絕大多數是之前被認為一本萬利、如今大大縮水的公債。擠兌一旦成為風潮，中國金融將瞬間崩盤。於是，在2月18日，政府與銀行界展開談判，宋子文提出「削減一半償付、降低公債利率和延長還本期限」等三個建議，這三條等於把公債的償付腰斬一半以上，4年前那個無比誘人的公債投資現在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巨大而可笑的騙局。銀行家們欲哭無淚，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條件，損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擠兌風潮淹死。無奈之下，銀行家同意了這三個條件，不過他們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諾，從此以後，這個條件一定不能再變更了，同時，4年內不得再發行新的公債。宋子文一口答應。後來的事實是，僅僅一年後，他的這個承諾就又隨風而逝。

這場金融恐慌，最終以銀行家付出慘重的損失而得以緩解，這是上海銀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災難。根據變更後的約定，宋子文每年可以減少8000萬～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總收入為6.83億元，宋子文靠一個協議就「減少」了將近15%的支出。於是最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驕傲地宣布：「中華民國建立後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夠平衡它的預算。」在他講話的同時，銀行家們卻只有苦笑而已，此消彼長，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壓榨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們所取得的財政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蔣介石頑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在日軍洶洶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先消滅江西的共產黨部隊，軍費開支像一個無底洞一般越來越大。1932年秋季，他調集50多個師的兵力對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的共產黨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大「圍剿」，誰料還是被擊敗。他自認「唯此次挫失，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1933年5月，他集結100萬兵力捲土重來，展開第五次大「圍剿」。這一次，共產黨領導人博古放棄了非常有效的運動戰策略，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面對面的陣地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被迫於1934年10月向西進行「長征」。蔣介石調集軍隊，一路上圍追堵截，必欲全殲而後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換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領導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轉戰十一個省，歷經無比艱巨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最終鑽出了蔣介石的包圍圈，於1936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據地。

▲「九一八」事變後，報紙上發表的有關蔣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消息

在這場前後長達三年半的對共產黨的「圍剿」中，蔣介石政權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停止內戰之聲不絕於耳。早在1932年8月，全國商界就組成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並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將近500人參加，他們代表了全國72個商會、10個銀行公會、9個錢業公會、104個同業行會，此外還有11個婦女聯合會、11個同鄉會、50個科學團體和42個工會組織。大會由上海企業家王曉籟擔任主席，提出了「反對內戰是中國人民自救之路」的口號。

對於宋子文來說，他不得不為蔣介石募集更多的軍費，從第四次「圍剿」開始，每月的軍費開支就達到2670萬元，比預算中的1500萬元要多出一大截。因為宋子文已經承諾4年內不得再發公債，於是，錢只好從其他渠道去弄。唯一的辦法是貸款，他一方面對銀行家們的反內戰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壓迫他們把錢拿出來。在1933年度，他就貸款8780萬元，這相當於以往4個財政年度的總和，剛剛持平的財政又一下子傾斜了。

在這一年裡，企業界仍然表現出了共濟國難的覺悟。1933年1月，日軍從東北進攻山海關，繼而占領熱河省，華北門戶大開。當時在北方抗敵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正專心「剿共」的蔣介石根本無心支持東北軍。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銀行家開會協商，決定暫時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向國民政府認購2000萬元的「愛國庫券」，並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關稅作保證。不過，他們唯一要求於宋子文的是，這筆錢必須「專用」於華北防務。

宋子文在這一時期也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和對日本的軟弱態度，日軍入侵熱河後，他帶着支票飛到北方說服張學良堅決抵抗，並聲稱：「日軍如來侵，我決以全國力量應付。」為了遏制日本勢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兩個針對性的經濟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2/3。這當然大大有利於國內的民族企業。二是倡議組建一個由英、美、法等國參與的國際協商委員會，對這些國家的在華投資提供更為優惠的政策。他的計謀是，刺激英美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從而增加日本侵華的國際阻力。宋子文的這兩項建議受到國內企業界的廣泛歡迎，儘管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銀行家們一再上宋子文的當，吃足了他出爾反爾的苦頭，可是在整個國民政府的決策層里，他還是唯一的「朋友」。到10月份，銀行家們再次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認購了6000萬元的關稅庫券，並再借給政府1500萬元。

▲戰爭時期的報紙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親英美策略與蔣介石的既定想法顯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對宋子文恨得牙痒痒。據《申報》的報道，1933年8月，宋子文訪美返國，海輪在橫濱中轉，日本政府公開聲稱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不讓他上岸。他們還想盡辦法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趕下台。10月25日，就在企業界認購了關稅庫券的半個多月後，宋子文被迫宣布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公開理由是「健康不佳」。據胡漢民日後回憶，宋子文在私下對他說：「當財政部長和做蔣介石的狗差不多，從今以後，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125]宋子文辭職後，上海的公債市場再次爆發恐慌，用《時事新報》在當時的報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在這部企業史上，宋子文是一個左右搖擺和難以定義的人，把他與前朝的盛宣懷放在一起比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正是兩個時代的官商典範。宋子文對西方的經濟制度非常熟悉，有時候表現得很開明，對企業家階層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觀察家甚至認為他是國民黨中的「資本主義靈魂」[126]。可同時，他又是專制經濟制度的執行者，他高超的財政技巧實際上比強盜還有殺傷力。他反對暴力，拒絕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財政，可是同時，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團最有效率的合作夥伴。他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愛國者，可同時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擺在任何理性選擇的第一位。他善於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則每每置身於秩序之外。他的這些個性在日後將繼續清晰地呈現出來。

蔣介石用來接替國舅宋子文的，是他的連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說，宋子文當年是因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蔣介石的「狗」，那麼，這個被稱為「哈哈孔」的票商後人則天生是一條「哈哈狗」。

▲孔祥熙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時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實際上，他一手抓權，一手抓錢，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實則精明到了骨子裡。其斂財才能之高，堪稱民國第一人，因此有「無孔不入」的「美譽」。他出生在山西太谷縣一個小票商的家庭，自詡是孔子的75代裔孫，早年在基督教會的資助下赴美讀書，先後在歐柏林大學和著名的耶魯大學就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他後來獲得歐柏林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頭銜，因此也被稱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與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靄齡結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有天生的經商才幹，以他的名字註冊的祥記公司長期包銷美孚石油在華北的總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把老家山西所產鐵砂出口美國，大獲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傳統，他還創辦了裕華票號，並投資於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為工商部長。與宋子文和蔣介石若即若離的關係不同，他鐵了心死跟蔣介石。當初蔣介石向宋美齡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慶齡曾表示反對，他則一力撮合。蔣介石被孫科等人趕下台那陣，他辭去部長職務，與之共進退，更是深得蔣介石歡心。1933年4月，他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辭職後，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職，同時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也是在這期間，他讓自己成了全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對蔣介石可謂亦步亦趨。當上財政部長後，他當即改變了宋子文堅持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國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項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新稅則，一年多前被大幅調高的棉布、魚類等商品的關稅率一律下調，有的甚至還低於之前的水平。此外，國民政府還提高很多中國工業必需、主要由歐美國家提供的商品稅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屬產品提高20%～25%，礦石類提高4%～55%，煤油提高28%。

這簡直是一個親痛仇快、臭不可聞的「狗屎政策」。中國銀行研究部在當年的報告中便直率地認定，「這種新稅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或保護中國的工業，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視中國資本並阻撓其發展的方針上去」。在所涉及產業中，以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棉紡織業受害尤大，原棉關稅的提高造成了中國工廠的採購成本大增，而從日本進口的棉成品則關稅大降，這無疑讓中國的紡織工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從數據上看，「九一八」之後，在洶湧的抵制日貨運動下，日本進口商品占中國總進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稅率執行後，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後反彈上升到了16.6%。[127]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原本計劃投資於經濟項目的款項被大量地挪用。台灣學者王業鍵的觀察是，「計劃經過調整，首先考慮的是軍事目標，強調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宣傳」。

另外一個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業家階層全然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宋子文時期曾經組建過一個40人的中國經濟委員會，張公權、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領袖受邀擔任委員。孔祥熙上任後，這個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完全變形。《國聞周報》曾經作過一個統計，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裡，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而由孔祥熙等5位政府官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則開了8次會，企業家階層被完全遺忘。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4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甦，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泄、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數據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白銀危機在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兩個領域造成了不同的後果。

白銀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內竟帶來銀行業的表面繁榮，特別是占據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國的白銀洶洶流向這裡，在此交易並通過走私出境，因公債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機生意突然又活躍起來，上海幾家主要銀行的利潤在1934年達到了3120萬元的歷史紀錄，還冒出了11家新銀行。當然，這是短期內因投機而造成的虛假繁榮景象。當時就有一個叫漠湮的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評論：「一方面是內地的國民經濟不斷地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卻出現了人為的繁榮假象。」

危機在工業界則呈現得更為直接和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