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16章
吳曉波
羅斯福新政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國家干預主義的信心。也是在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主義因此成形。這位曾經服務於英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批評了以前的工資和就業理論，提出有效需求是預期可給企業主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社會總需求，而為了增加有效需求，必須由國家實行干預。羅斯福的新政模式與凱恩斯主義互為配套，成為主宰日後幾十年西方經濟思想的主流。碰巧的是，與凱恩斯主義背道而馳的另一個歐洲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也在這一年發表了《經濟學與知識》，他提出了「知識分工」的概念，並一如既往地反對計劃經濟，他相信自由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哈耶克的聲音在當時遭到了譏笑，一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1988年，他寫出了《致命的自負》，人們才認同他的觀點：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
在歐洲，戰爭的陰霾開始出現。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崛起成最強國家，8月份在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展示國力和倡導雅利安人種優勢的最佳舞台。他違背國際公約，出兵強行吞併了非軍事區的萊茵蘭地區，英、法兩國居然視而不管。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德國與意大利簽訂聯盟協約，不久後日本加入，從此形成了一個邪惡的「軸心三國」，它們將改變歷史和自己的命運。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很悲觀地寫道：「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140]兩年後，他的國家被希特勒第一個吞併。在中國，偏據西北一角的毛澤東是最早看到這一歷史可能性的中國人之一，他在7月15日預言，希特勒將在歐洲發動侵略。
美國和歐洲經濟的復甦，也影響到了1936年的中國，自入秋以後宏觀經濟漸漸走出了大蕭條的泥潭，開始呈現轉暖的跡象。但是，工商業元氣大傷，除了投機活躍的上海公債市場之外，其餘乏善可陳。
在這一年，最讓人擔憂的還不是經濟，而是越來越惡劣的戰亂局勢。日本在華北虎視眈眈，隨時有南下入侵的可能。而蔣介石卻還在全力「剿共」。9月，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親任總司令，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2月4日，蔣介石親抵西安督戰。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舉行紀念「一二·九」的示威遊行，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三日內以實際行動答覆學生要求。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是為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美、英、蘇及其他社會力量的斡旋下，蔣介石於兩周後得釋。他承諾與中共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國共內戰暫告一段落。
1937年1月，胡適為《大公報》撰文《新年的幾個期望》。他寫道，「多年夢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過去了。我們在全國歡呼的喊聲里送出了舊年，迎進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個期望是「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第二個期望是「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
與樂觀的胡博士相比，剛剛被趕出銀行界的張公權則作出了一個悲觀的預測。他把1936年的經濟現象稱為「螺旋形的通貨膨脹」，他預言說，沒有節制、不計後果的赤字政策將可能讓國家在幾年內破產。
不過，他們兩人的期望或預言都沒有變成事實，因為日本人的侵華戰爭很快就要全面爆發了。
【企業史人物】嘉庚助學
1934年2月19日，在新加坡的一個米店裡，東南亞地區最大的華人實業集團陳嘉庚有限公司宣告在兩天後收盤。公司旗下的橡膠廠、餅乾廠、鋸木廠、磚瓦廠以及菠蘿罐頭廠等盡數關閉，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波及13萬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維持。
▲陳嘉庚銅像
陳嘉庚（1874～1961）是過去10年裡最成功的海外華商。閩南及廣東潮汕地區自古就有下南洋求生的傳統，很多人因此成為當地的富商。他們成為華人企業家群體中很獨特的一支，一直到今天，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等國家的首富仍然是華裔企業家。他們對東南亞各國經濟的崛起，有着不可取代的功勞。新加坡的英國總督瑞天咸（F.Swettenham）就曾說：「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華僑之手，對此勤勞耐苦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陳嘉庚出生在福建南部海濱同安縣的一個小漁村集美，他17歲時南航7000海里，到新加坡協助其父經營米店，後因族人舞弊和嗜賭，米店破產。陳嘉庚兩手空空，替父還債，先是開辦菠蘿罐頭加工廠，後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投身風險很大、利益也很高的航運業。他的兩艘3000噸級的海輪先後被德國軍艦擊沉，卻從法國政府那裡收到了巨額的保險賠償。1918年，他拿着120萬元保險賠款，傾全力於新興的橡膠種植業，先後購進數千英畝橡膠園。1922年，歐洲爆發經濟危機，股市委靡，橡膠市價連續下滑，陳嘉庚逆流而上，出資收購了近萬英畝橡膠園和10家橡膠廠，建成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綜合型橡膠製造工廠。
三年後的1925年，市道果然翻轉。隨着經濟復甦，橡膠價格從年初每擔30多元暴漲到年底的200元，陳嘉庚一舉成為「橡膠大王」。事業鼎盛時期，他開辦30多家工廠，100多家商店，墾植橡膠和菠蘿園15000多英畝，雇用職工3.2萬人，公司總資本達1500萬元。
陳氏的「橡膠王國」僅僅維持了4年。1929年10月，紐約華爾街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災害迅速延及全球。美國是新加坡、馬來亞橡膠的主要買主，需求的萎縮導致市場崩塌，橡膠每擔僅值七八元，與幾年前的搶手光景相比恍若隔世，一雙過去賣1元多的橡膠鞋，現在竟跌至2角。1930年3月，陳嘉庚橡膠製造廠發生火災，如同雪上加霜，遍設各地的商店不時發生倒閉或經理捲款潛逃的事件，所有不動產急劇貶值。到1931年8月，陳嘉庚欠銀行債款近400萬元，被迫接受滙豐銀行等八家債權銀行提出的改組要求。在其後的將近兩年時間裡，銀行家們急於減少虧損，將陳氏集團的工廠關停並轉，分敲零賣。陳嘉庚萬分痛心卻無可奈何，終於在1934年宣告解體收盤。
陳嘉庚的經營敗局，與他刻意擴張的激進戰略有關，當時輿論對他就有「孟浪」之譏。此外，龐大實業缺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是敗因之一。據華商陳維龍的口述回憶，陳嘉庚的企業發生危機時，華人銀行竭盡全力只貸給他100萬元，遠遠不能解渴，陳嘉庚只好被迫接受英資銀行的苛刻條件。1933年5月之後，全球經濟危機已經得到緩解，歐美訂單開始增加，英國人控制的董事會突然做出決定，將陳氏企業所產膠鞋全部歸一家英國貿易公司單獨包銷，陳嘉庚激憤抗辯，不肯在合同上簽字，董事會最終竟強行履行此約。一位英國董事說：「我英國之權利不容他國人染指。」
收盤後的陳嘉庚，日後再無大作。他之所以被視為企業家的楷模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偶像，卻是因為他數十年持之以恆的助學熱情。他認為：「國家之富強，全在於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續投入可用「痴狂」兩字形容。
跟南通張謇一樣，陳嘉庚發誓改造家鄉漁村。1914年，他創辦集美高初兩等小學校，此後又相繼創辦女子小學、師範、中學、幼稚園、水產、商科、農林、國學專科、幼稚師範等，並逐步發展，在校內建起電燈廠、醫院、科學館、圖書館、大型體育場，在昔日偏僻的漁村里建設起聞名遐邇的「集美學村」。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集美與張謇的南通、盧作孚的北碚是國內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鎮模範。在建設集美的同時，他還在同安縣創辦40多所小學，先後補助福建20個縣市的73所中小學。在新加坡，陳嘉庚竭力倡辦華文學校，先後捐資創辦崇福女校、南洋華僑中學和南洋女子中學。
1919年，在四處收購橡膠園的同時，他就發起籌辦廈門大學。在募款會上，他直言自己助學是「為愛國愚誠所迫」，並當場宣布認捐400萬元，其中開辦費100萬元，其餘300萬元分12年付清，而當時他所積存的資產也僅400萬元，相當於傾家辦學。
1929年，陳氏集團開始陷入困境，但他仍按時支付集美和廈大所需經費。他的長子陳濟民勸他減資自保，他慨然說：「我吃稀飯，佐以花生米，就能過日，何必為此擔心？」極困難時，他將三幢大廈抵押給銀行借款，做出了「出賣大廈，接濟廈大」的驚人決定。1931年，滙豐等債權銀行改組公司的時候，英國董事們對陳嘉庚自陷絕境仍助學不止的行為難以理解，他則很明確地說：「寧可企業收盤，絕不停辦學校。」雙方拉鋸，最終議定對廈大和集美兩校的經費支持，限定每月為5000元。隨後，陳嘉庚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將幾家尚有利潤的企業租給自己的女婿和親信，約定年終分紅時，對方所得的一半或三成充為學校經費。他還向族內富商募捐11.5萬元，加上自己的16萬元，購買橡膠園400英畝，作為廈大的基金，月可入息2000元。到1936年5月，陳嘉庚實在無力接濟下去，只好給國民政府寫信，懇請政府將廈大收歸國立，他願將所有產業無條件奉送，並自請取消董事職位。在信中，他十分自責地說：「每念竭力興學，期盡國民天職，不圖經濟竭蹶，為善不終，貽累政府，抱歉無似。」兩個月後，國民政府批覆同意，此時的廈門大學已發展到文、理、法商3個學院9個系，是當時國內科系最多的5所大學之一，魯迅、林語堂、顧頡剛等著名學者都曾在此教學。
抗戰爆發後，陳嘉庚在南洋積極募捐支持抗日。1938年10月，香港、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華僑聯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傷兵難民總會」（簡稱南洋總會），統一領導海外華人的抗日救國活動，陳嘉庚當選總會主席。在其後幾年間，總會先後組建702個基層救亡組織，為募兵集資起了很大的作用。據軍政部長何應欽1939年的報告，全年軍費18億元，華僑賑款占了1/5。1940年3月，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返國，先後考察慰問了重慶和延安，大大鼓舞國民士氣。一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占東南亞，出賞100萬元緝拿陳嘉庚，他輾轉避禍於印尼的爪哇諸島。他把一小包氰化鉀藏在懷裡，隨時準備殉國，當時多有傳聞說他已蒙難身亡。1945年，日本戰敗，陳嘉庚重返新加坡，消息傳回國內，竟成一重大喜慶新聞。當年11月18日，重慶舉行了「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郭沫若、邵力子、黃炎培、陶行知等500多人與會，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也送來單條，題「華僑旗幟、民族光輝」8個字。與會者都深度認同黃炎培的感嘆：「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
1949年5月，陳嘉庚受毛澤東的邀請歸國定居。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逝前他留下遺言，遺產334萬元全數捐於學校及鄉社建設，其子女，男子無職業者，每月供給生活費20元，女子每月15元，如有職業或出嫁就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結婚或喪事，各給費用200元。他去世後，北京喪儀極為隆重。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親自執紼送葬，東南亞各地華僑自動分設靈堂祭奠。在新加坡，300個社團、近萬人與會追悼，大會掛一對輓聯，上聯「前半生興學，後半生紓難」，下聯「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
1991年1月，中國科學院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陳嘉庚星」。所謂與日月同輝，陳公得矣。
1937
沉船與拯救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美國作家賽珍珠，1937年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6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3/4聚集在這裡。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裡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現代新式機器的使用，還是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着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道：「總有一個幽靈遊蕩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稱為「七七事變」。從這一天起，中國捲入了一場長達8年的艱苦抗戰。8月8日，日軍攻入北平城，隨即長驅南下進擊上海，超過400萬難民湧進租界。在後面的3個月裡，70萬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5萬軍民喪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劍鋒直逼武漢，遙望重慶，東京宣稱將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城門公布日本人殺戮中國人的罪行
戰爭爆發了。一切都變得身不由己。
在國家存亡的重大時刻，企業家們的事業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蠶絲在大風中飄蕩，大大小小的企業家跟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中國人一樣，突然間與民族命運這個大道義站在了一起。
就在這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戰爭到來之前，中國商業界的人們在做些什麼呢？
先說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戰爭爆發前的一個星期，他們做成了一筆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揚子電氣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購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國營電廠——首都電廠。這是孔宋家族不勝枚舉的、利用權力、化私為公的經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電能力十分不足，以至於「燈光黑暗，為全國所僅見」（張靜江語）。南京在晚清時建了一家官辦的金陵電燈官廠，民國建立後更名為江蘇省立南京電燈廠，名為官辦，實際由民間資本經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當即將電燈廠作為「逆產」無償沒收，改名為首都電廠，被歸入建設委員會轄下。隨後，政府將電廠抵押，從銀行套得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同時給予了大量的優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價煤、低利貸款，甚至還以改善民生為名義由行政院撥款為電廠新增發電設備。在政策大力輸血、市場壟斷經營以及「首都效應」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電廠迅速壯大並實現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劃歸國營的時候，電廠的固定資產僅有21萬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萬元，是原來的足足45倍。在很多年裡，企業的年均獲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當時國內效益最好的大型國營企業之一。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建設委員會以首都電廠需籌措巨額發展資金，而國家一時難以籌措為理由，提出將首都電廠以及無錫的戚墅堰電廠——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業，後被收歸為國營——向社會公開招收商股，「以提高社會投資」。這一建議在該年的4月1日獲得國民政府訓令批准。僅僅過了一個多星期，建設委員會就完成了首都電廠的資產評估工作。它還迅速擬定了具體招股辦法，主要內容為：第一，將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合併，組織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資本均定為1000萬元，除建委會保留20%之外，其餘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辦理工作交給了一家叫作「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民營企業。
奧妙全藏在這家神秘的中國建設銀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親自創辦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之後，轉身就成立了這家企業。當時他看上去已絕意仕途，他對張公權表示「決計棄官就商，且具做『中國摩根』意願」。從表面上看來，公司是根據《銀行法》和《公司法》註冊的私營公司，但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簡單。公司初期的發起股份中大部分來自國家銀行與最大的十幾家商業銀行，後來漸漸都轉移到個人名下，特別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僅宋子文就以敦厚、悅愉、嘉禾等不同戶名擁有大額股份。公司的股東乃至董事和監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財政經濟的高官，就是活躍於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間很難劃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與政府保持着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建設委員會的委員長張靜江以及三名常務委員中的張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設銀公司的發起人，又是公司的股東，而且張靜江還是排名第一的監察人，張嘉和李石曾則都是公司的常務董事。[141]
建委會招收商股的整個過程，不論是擬具章程，還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既未刊登招股廣告，又未對外公開宣傳。5月14日，揚子電氣公司在上海直接對外宣布資本業已募足。7月1日，兩公司正式宣告合併，新組建的揚子公司董事長赫然就是宋子文。就這樣，建設委員會將其苦心經營近10年的國營企業，以招募商股的名義出讓給了特殊的私人公司。
中國建設銀公司、揚子電氣公司的創立以及首都電廠的私營化過程，就是一個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資本侵吞國家財產的惡例。其運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進行收購，然後將獲得的利益私有化。參與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有的是職業政治家，有的畢業於歐美最好的大學，有的是虔誠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擔負國家重建責任的同時，他們的心思卻更多地放在了自己的財產積累上，而且採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盜竊手段。這與其說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倒不如說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惡。
這是一段讓每個人讀來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應該出現在這樣的地方。但是，它卻無比真實而殘酷地呈現出了那個政權的內在荒誕性。在某種意義上，即將開始的8年抗戰將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延緩20年，卻也讓這個政權多活了8年。在戰爭結束後，它仍然執迷不悟，甚至變本加厲地在原有的制度軌跡上漸行漸遠，4年後，它就被人民拋棄了。
與官僚資本集團的骯髒不同，民營企業家們則正在自己的事業里各自奮鬥。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迎來一個不錯的年份。
榮宗敬正在與工程師們潛心研製新的機器，預計每月可造紗錠5000枚，每天可造新式布機8台，性能比日本、英國的同類機器還好，價格卻便宜一半。在過去的3年裡，榮家經歷了地獄般的煎熬，好在上蒼保佑，終於滾爬了過來，申新事業從上一年秋天開始重回正軌。夏天，榮德生的四兒子、21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了，上年他剛剛與出身無錫望族的楊鑒清結婚，7月1日，風華正茂的榮毅仁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劃，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榮德生笑着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年輕時的榮毅仁
70歲的虞洽卿儘管在商場上已不復當年之勇，卻也剛剛度過了生命中的一個風光時刻。1936年10月1日，為了祝賀他的70壽誕，上海市政府與租界當局決定將一條橫貫上海鬧市區的馬路「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自上海開埠百年以來，之前只有老買辦朱葆三享受過這一榮譽。命名典禮是在熱鬧的跑馬廳舉辦的，滬上所有名流都盛裝與會，由虞洽卿創建的華商體操會還進行了300人的檢閱表演。在過去的10年裡，這位以「調解人」出名的寧波商人的人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他的主導下，小老鄉蔣介石得到了上海企業家集團的支持，從而打下了天下，可是後來，他的江湖地位日漸被後起的張公權、杜月笙取代，他苦心經略的銀行和交易所先後都易手他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三北輪船公司一直發展不錯，現在以9萬噸位的規模成為全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作為上海銀行家中的倖存者，陳光甫的上海銀行是唯一堪與國營銀行抗衡的民營金融機構。到1937年，上海銀行的儲戶共計15.7萬人，按當時人口4.8億計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該行開戶。上海銀行之所以沒有被孔宋吞沒，固然有種種傳言，不過，它獨一無二、面向平民的存儲理念也許是孔宋等人無從掌握的理由之一。正是一般公職人員、公司職員、教師、自由職業者、家庭主婦、一般個體經營者等小人物，把上海銀行的儲蓄存款額從1915年的57萬元增至1937年的近2億元，這個數字約占全國私營銀行存款總額的1/10。在1934年的大蕭條中，正是因陳光甫的斡旋和助力，榮宗敬等民族實業家才躲過了滅頂之災。
▲30年代上海租界「西藏路」更名為「虞洽卿路」
在川中，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剛剛舉辦了創業10周年紀念會。在10年時間裡，民生公司靠着精細管理和大膽的擴張戰略，由一個只有一艘小汽輪的企業發展成擁有30多隻輪船、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公司，重慶上游至宜賓、下游到宜昌的所有華商輪船公司都被併入了民生系統。到1936年，民生開闢沱江航線，四川境內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隻營運。在長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資航運公司敬畏的對手，老牌的太古、怡和公司要求中國買辦每周提供民生的航運情報，以研究對策。10年前那個憤怒書生現在已成了一個精於商道的大企業家，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懷着深重的憂患感。在創業10周年紀念會上，他說：「我所見着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後，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
化工領域裡的范旭東與盧作孚一樣，正處在事業的巔峰期。1937年2月5日，由他創辦的南京廠正式投產，生產出了第一批國產的硫酸銨。硫酸銨可以生產硝酸，製造炸藥。當時國事已劍拔弩張，消息發布，國人為之一振。在過去的10年裡，中國的純鹼產業在他手上孕生。從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純鹼年產量翻了3番多，「紅三角」牌純鹼遠銷日本、印度、東南亞一帶。在天津，永利鹼廠、南開大學和《大公報》被合稱為「天津三寶」，分別代表了那一時代工業、大學和新聞業的最高水準。永利鹼廠的主體廠房南北高樓聳入雲天，碳化廠房高32米，共有8層，蒸吸廠房高47米，達11層，不但是華北第一高樓，更是塘沽乃至整個天津的標誌性建築。范旭東的科學救國之心十分熾熱，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中國如其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來，不趁熱，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至心皈命為中國創造新的學術技藝，中國絕產不出新的生命來。」從1930年起，他就想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他向南京實業部提出申請，希望財政撥出2000萬，600萬辦鹼廠、800萬辦硝酸廠、600萬辦硫酸廠。然而，政府給出的批覆公文卻句句空話，無一實事，讓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後來三年，他奔波於各家銀行之間，竭力融資促進這個項目，終於在1933年獲准成立南京錏廠，設計能力為年產硫酸銨5萬噸。1937年2月的投產成功讓他非常興奮，他在日記中寫道：「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於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鹼、燒鹼，這只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1934年永利廠開始辦公，圖為范旭東（前排右五）和廠職工與國民政府實業部、資源委員會來賓合影
▲建設中的永利廠（1935年）
在1937年7月之前，除了中國的企業家們之外，絕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也對這一年的中國經濟充滿了樂觀的展望。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4月份的報告中說：「不能不給予中國政府以積極的熱情，在農業、工業和交通等所有戰線上，發展的計劃正在推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一個經濟發展的時期現已到來。」英國駐中國商務參贊也在報告中說：「中國私人資本家是能夠使他們適應現代經濟需要的，這一點的表現在於私營華人企業，例如麵粉工業、紡織工業、電氣工業以及其他許多工業數目都見增長。這種增長體現了中國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數人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所抱信心。」
然而，7月7日的炮火打斷了這所有的一切。
榮家經略了30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於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日軍與抵抗的十九路軍在閘北和滬東一線展開激戰，榮家的幾家工廠都在戰區內，均為日軍攻擊的目標。
8月13日，申新五廠遭到攻擊，中日軍隊在廠區附近激烈交戰，工廠停產，日軍占領廠區，所有設施全部被毀。隨即，申新六廠、七廠被戰火燒毀，多部機器被日軍拆毀；福新一、三、六廠被日軍強占為辦事處和軍用材料的倉庫。日軍轟炸機向設備最為先進的申新一廠、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險遭不測。日軍把紗料當被子，把機器和麵粉包當掩體。
11月，上海失守後，榮家在上海的最強對手日本豐田紗廠——就是兩年前競購申新七廠未遂的那家日資企業——乘亂雇了一批日本浪人和流氓衝進申新八廠，用重磅榔頭把殘餘的126台精紡機盡數砸毀，車頭、馬達、油箱全部敲爛，皮帶盤、滾筒也都打得粉碎，還把倉庫里的棉花、棉紗、棉布全都掠走。11月15日，無錫淪陷，日軍搶走茂新一廠倉庫里的4萬袋麵粉，然後放火燒毀廠房機器，大火燒了半個月，榮家的發祥地變成一片瓦礫。申新三廠曾經為國軍製造過軍用服裝，更成日軍報復對象，他們用硫磺火藥和柴油焚燒了工廠和倉庫。
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枚、布機2726台、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面對慘景，榮家兄弟束手無策，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儘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帶，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全部運出來給中國軍隊做軍糧。
范旭東的化工廠在戰爭中也幾乎全部淪入敵手。
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軍艦已經開入天津塘沽港，范旭東恐有大變，當即組織人員拆遷設備，撤出工廠。工程師們將留在廠內的圖紙有的燒毀，有的秘密保存，以為日後重建作技術準備。工人們拆散了石灰窯頂部的分石轉盤及遙控儀表、當時代表最新技術水平的蒸餾塔溫度傳感器以及碳化塔的部分管線。拆下來的儀器和圖紙分批乘船南下，經香港轉道武漢和長沙，之後又陸續轉移進川，成為大後方重建的重要財富。
1937年秋，日本軍部華北開發公司授意其下屬的興中公司奪取永利鹼廠。由於永利鹼廠在國際上負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過合法手續，「名正言順」地得到產權。興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幾次「拜訪」留守的李燭塵，大談「日中親善」，企圖與永利合作。李燭塵置若罔聞。刀根又請三菱公司出面商談，提出由三菱以民間財團的名義提供技術和資金，由兩家合辦永利。李燭塵以公司章程明文規定「必須是華籍人士才能入股」為理由拒絕。日方還不善罷甘休，又幾次找到范旭東，要求把永利鹼廠買下來。范旭東回答：「廠子我不賣，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本軍部終於失去耐心。1937年12月9日，刀根拿着預先擬好的將鹼廠交給興中公司接辦的協定文本，逼迫李燭塵在文本上簽字。李燭塵忍無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風範，怒斥：「世界上哪有強盜搶了東西還要物主簽字的道理！你們做強盜也太無勇氣了。」第二天，日軍下令強行接管永利鹼廠，刀根及日本興中公司的人員進入廠內。范旭東在塘沽的產業就此全部落於日本人之手。
南京錏廠同樣沒能逃脫被奪厄運。這個剛剛建成的工廠已經達到國際水準，能夠生產製作武器所需的化工產品。日軍逼近南京時，有意將這個亞洲第一流的大廠完整保存下來。他們通過各種不同渠道，逼范旭東就範，只要他願意合作，就可保證工廠的安全。范旭東斷然拒絕，答覆說：「寧舉喪，不受奠儀。」
南京戰事打響後，范旭東下令將凡是帶得走的機器材料、圖樣、模型都搶運西遷，搬不走的設備也要將儀表拆走，哪怕是搬不走的主要設備，也要或埋起來，或儘可能拆下扔進長江，以免為強寇所用。8月21日、9月7日、10月21日，日機三次轟炸南京廠，廠區共中87彈，狼藉一片。與范旭東一起把工廠苦心建起的科學家侯德榜痛不欲生，他每天在被毀的車間裡轉悠，摸摸這，摸摸那，像瘋了似的，人人知他心碎，莫敢勸。直到南京淪陷的前夕，侯德榜才最後一個登上撤離的最後一班船。隨同者後來回憶，那天下雨，侯德榜痴痴眺望工廠，全身盡濕，竟渾然不覺。
日軍進城後，三井公司將南京錏廠據為己有。1942年，日人又將該廠的設備拆運到日本，安裝在九州大牟田東洋高壓株式會社橫須工廠，為日軍生產炸藥。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必將南下進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內遷至重慶。這時候，局勢仍然十分危急，日本軍艦一定會沿着長江水路快速西進，攻克重慶也是指日可待。日本軍部的「三月滅國論」應是據此推算出來的。於是，如何阻斷長江，已成當務之急。如果要靠軍隊在水面上或沿線狙擊日軍，幾乎沒有任何勝算。於是，沉船斷流成了唯一的選擇。中國的航運企業在這一時刻拯救了國家。
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最重要的輪船公司分別是國營的招商局和兩家民營輪船公司，即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達公司。早在8月12日，國民政府就實施了「江陰沉船計劃」，三家公司的24艘船隻，計4.3萬噸，就被鑿沉於江陰黃山下游的鵝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計1.37萬噸，占公司江海大輪總噸位的1/4，三北和大達的沉船噸位分別為2萬噸和1萬噸。「江陰沉船」原有兩個戰鬥目的，一是隔斷航線，讓日本軍艦無法從東海攻入長江流域，二是將長江內已有的日本軍艦「關門打狗」。可惜，這個秘密計劃被一個叫黃秋岳的漢奸出賣給了日軍，使得日艦趁着江面還沒有完全堵塞的時候，連夜逃出長江，計劃功敗垂成。黃秋岳後被砍頭示眾。
12月，日軍攻克上海、南京後，政府在江西馬當組織第二次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計2.5萬噸，參與企業除了上述三家外，還有民營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後，在鎮海口、龍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鎮等長江水面又相繼實施多次沉船計劃。這一慘烈的自毀行動，成功地阻止了日軍沿長江快速西進的戰略，西部的抗戰大後方得以保全。在此過程中，招商局沉船占總噸位的40%，虞洽卿的三北損去一半，杜月笙的大達全數損失。
在長江沿線，一艘又一艘裝滿亂石的鐵船自鑿沉淪，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禮。「沉船」是一個極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國企業家在家國存亡之際，以自己的方式無比悲壯地展現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種拯救。
除了沉船阻敵，航運公司還承擔了運輸西遷軍隊和物資的重任。自晚清以來，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流域。到1937年6月，全國（東北除外）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有3935家，其中，約70%集中在上海、武漢、無錫、廣州、天津等五大城市，其中僅上海就有1235家，占總數的31%。戰爭爆發，上述地區先後全數淪陷，於是，能夠抓緊時間西遷多少企業關乎國運商脈。
各家航運企業原本在長江上為了生意打得不可開交，現在則拋棄前嫌，空前團結，大家在南京成立了「內河航業聯合辦事處」，並沿上海、鎮江、蕪湖、九江、漢口和長沙一線設置分處，統籌安排，日夜搶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萬噸輪船被政府無償徵用。上海淪陷前，有146家企業以及1.5萬噸的設備，隨同2500名工人，先轉移至武漢，後來再入四川。
▲沉船抗日油畫
1938年6月，日軍調集30萬軍力攻擊中部重鎮武漢，中國軍隊組織100萬人進行抵抗，這場「武漢大會戰」是抗戰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當時的武漢地區有中國最重要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和多家兵工廠，聚集在此準備向西內遷的企業256家，占當時全國內遷工廠總數的55%，各種設備器材10.8萬噸。就在戰事激烈展開的同時，航運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襲，日夜搶運，到10月25日武漢失守，絕大部分器材被轉運，沒有落入敵手。
武漢失守後，長江中游航線全部被切斷，入川門戶宜昌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戰略目標。當時堆積在宜昌碼頭的商用和軍用器材超過12萬噸，此外還有油料1萬噸，各類公物6萬噸，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員、技術工人、大學師生和難民在3萬以上。不誇張地說，這裡幾乎集中了中國兵器工業、各類機器工業和輕工業的命脈，是國家僅存的一口元氣。
這時候，日軍飛機天天轟炸宜昌，宜昌隨時有可能被攻陷。招商局、三北等公司已經精疲力竭，更可怕的是，距離長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情況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西運的重擔猛地壓到了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企業民生公司的肩上。身材瘦弱的四川企業家盧作孚走到了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
當時，民生公司可用的輪船24隻，按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1.4萬噸，要將10多萬噸物資在一個多月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沒有可能。盧作孚召集人員通宵開會，他們參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經驗，決定採取分三段運輸的辦法，按照40天時間，設計出一個嚴密的運輸計劃，宜昌到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到萬縣為第二段，萬縣到重慶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才直接運往重慶。對船隻航行時間、物資裝卸也作出最合理、最緊湊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將運輸能力發揮到極限。各單位則清理自己的設備、器材，配套裝箱，按輕重緩急，依次分配噸位。
長江三峽，到處是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才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儘量不空耗一天、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000多人，日後盧作孚回憶當時景象：「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着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着上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着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宜昌大撤退
那些日子裡，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着，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盧作孚親自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的每個環節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隻輪船在什麼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卸載，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深夜時分，他則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隻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為報效國家，盧作孚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80多元一噸，而同時也在參與運輸的外國輪船要收300～400元。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里，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蹟般的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2/3機器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後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142]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誌》中評價：「中國的敦刻爾克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143]盧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難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軍人們的尊重，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封信中稱讚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玉祥寫道：「貴公司人才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作出了極大犧牲。整個抗戰期間，民生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8年以來，民生有9隻輪船被炸沉、6隻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儘管招商局、虞洽卿、杜月笙和盧作孚使盡全力，可是因為失地實在太快，大多數工廠並沒有來得及遷到四川內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為止，除上海、武漢遷出304家工廠外，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濟南、鄭州、廣州、武昌、太原等地僅遷出42家工廠，青島、石家莊、廣州等地企業全部為敵所有。一直到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總共為639家，約占當時全國工廠總數的15%。
自太平天國戰亂後，儘管經歷了改朝換代、軍閥割據及蔣介石的北伐「剿共」等重大的政局變故，儘管中原大旱、長江黃河水禍時有發生，但是近80年來，中國並沒有爆發全國性的、持久的戰爭。這個古老的國家從來有超強的傷口自我癒合能力，人們總是能夠尋找到生活下去的辦法和勇氣。與曾國藩哀嘆「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的時期相比，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皇帝不見了，共和政體和新的國家治理制度已經確立，洋人不再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天朝」的驕傲已經喪失，新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每天都在不斷地引進，擺脫了科舉牢籠的青年人和知識分子開始用前所未有的視野和角度思考自己的國家。
在經濟建設上，中國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據美國學者阿瑟·恩·楊格在《1927年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一書中提供的數據：到1937年，全國擁有了近4000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6萬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8.9萬公里的電話線和7.3萬個郵政局。中國廢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還清了大部分外債，開始獨立行使關稅主權。中國基本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可觀的重化工業和輕工業產業格局。南京政府還完成了幣制改革，由一個「白銀帝國」轉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金本位制國家。上海成為遠東最繁榮的金融和商業城市，北京、廣州和武漢都成為百萬人口級的大都市。中國的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中國還是外商投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據侯紀明在《外國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1840～1937）》一書中的計算，到1937年，中國共吸引外資總額達25.6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裡僅次於阿根廷和印度——緬甸——錫蘭（在當時這是一個統一的英屬殖民地）[144]。
問題當然也是一大堆。在把皇帝拉下馬後的第十六個年頭，一黨獨大的中央政府又回來了。軍人的勢力過於龐大，中央財政被軍事支出「綁架」。憲政改革的步伐十分緩慢，漸進式的改革思維總是被顛覆型的熱血理念所淹沒。曾經一度崛起的民營資本集團被強勢的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聯盟打敗。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政治理念的決裂而形成了武裝對抗的局面。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億計的農民沒有享受到任何現代化成果，國家的任何進步或動盪都好像與他們無關。而在城市裡，新誕生的工人階層飽受壓榨，生活悲苦。在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黑社會是公開的「第二政府」。
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挫折感的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十分轟動的講述上海商界和市民百態的長篇小說，書名就形象地定義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子夜》。18年前領導了「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回顧這段時期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淨盈餘。」從來不會算金錢賬的胡博士居然用上了「淨盈餘」這樣的經濟學名詞，可見他的心裡是撥拉了一會兒「算盤」的。
在1937年，西方人對中國的觀感也與幾十年前大大不同，而且表現得興趣越來越濃。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Pearl.S.Buck）成了新的文學明星，她在一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是她創作了一部關於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
賽珍珠的少女歲月是在江西廬山的一棟美式小木屋中度過的，她像一個中國人那樣經歷了好年景和可怕的饑饉，經歷了血腥混亂的革命以及狂熱且不切實際的改革。她在書中寫道：「當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時候，是中國人民給了我最大的愉快和興趣。當人們問我他們是何種人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他們不是這或者那，他們僅僅是人民。我無法給他們下定義，正如我無法給我自己的親戚朋友下定義一樣。我與他們如此接近，曾與他們如此親密地一起生活過，無法給他們下定義。」[145]
然而，隨着戰爭的爆發，中國成了一個被拋棄的巨人。日本侵華被西方輿論認定是一場他們不應該牽涉太深的「亞洲戰爭」。美國剛剛從大蕭條中緩過神來，那時的它並不像20世紀中後期那樣，樂於當一個事事插手的「世界警察」，羅斯福政府只是表示了一下遺憾和譴責。英、法兩國不敢得罪已經與納粹德國和意大利結為軸心聯盟的日本，它們均做旁觀狀。西方世界對中日戰爭的立場轉變將發生在整整兩年之後，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同盟國需要在遠東有一個並肩作戰的盟友。
▲南京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此為重慶朝天門碼頭
對中國局勢一直比較關注的是美國《時代周刊》，這可能跟它的創辦人亨利·盧斯出生在山東青島有關。1937年1月的周刊第一次詳細報道了正在崛起中的共產黨力量。編輯在「編者按」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10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蹤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鬥。」向《時代周刊》提供這組報道的記者之一是埃德加·斯諾，他是極少數到延安採訪了中共的外國記者。10月，他根據自己的採訪手記，撰寫並出版了十分暢銷的《紅星照耀中國》。《時代周刊》還第一次刊出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這是一個頭戴八角帽、神情沉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記者對他的介紹很簡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在今後的70年裡這家周刊將6次以這個東方政治家為封面人物，最後一次居然是在他去世了29年後的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