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2章
吳曉波
過去百年間，國家與資本、政府與企業家階層的關係研究，是一個很獨特的命題。企業家階層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曖昧。在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個基本的結論。
1.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辯證關係，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
在過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衝突，構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所有表象。在這中間，企業家階層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主導過歷史的演進，在很多企業家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理想主義比很多知識分子、政客要顯得更加理性和真實。
2.在過去的130年間，也就是從晚清洋務運動至今，中國商業世界的邏輯竟是如此驚人的一致。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已經形成了一個制度和文化上的慣性。在當今的中國經濟界，一個經常被討論卻難以解答的課題是，國營壟斷資本的日漸龐大，對中國的未來意味着什麼？未來很難被準確地預測，不過，歷史卻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給出某些啟示。一個很少被人觀察到的歷史事實是，在過去的130年裡，中央政權曾經因同樣的問題而遭到過致命的挑戰。在清代末年，正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而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所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則顯然給國家治理帶來了重大的負面效應。這一歷史的教訓值得當世的人們予以警惕。
3.在中國百年的變革史上，企業家階層曾經最早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現代化緊密地結合起來。
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中國所出現的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浪潮，恰恰來源於中國企業家階層以往獲得並留存至今的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使得企業家階層得以倖存。它們雖然不可能占據歷史的支配地位，卻可以使得歷史的發展更加充滿活力，更加生機盎然。
在過去的100多年裡，中國的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於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復興。而富有悲劇性的是，每隔30～40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史成為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歷史。對於中國商業進步的緩慢，不同領域的專家已經給出了無數個答案，在本書中，我們僅從企業史的視角來進行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三個現象：一是意識形態爭論對現代化的干擾，二是中央集權觀念對國家商業主義的催生，三是傳統的輕商和官商文化對新生企業家階層的影響。讓人嘆息的是，在洋務運動後的多次經濟變革運動中，這三個命題都幽靈般地隨影而至，無法擺脫。即便到了百年後的1978年，當中國再度開始經濟變革的時候，這三大命題仍然困擾着這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成長的邏輯圈。
中國百年歷史，其實就是關於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30年裡，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沒有發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未來30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範圍、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新的可能性。
本書希望達到的一個目的是：通過對企業家階層的歷史作用的還原、分析與辯駁，重新定義中國社會進步的某些邏輯。
三
其實，在歐美國家，對企業家作用的認知也是滯後的。美國最偉大的企業史學家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在撰寫美國企業史時就曾經說過：「歷史學家早就被企業家吸引，卻甚少注意這些企業家所創立的機構以及他們的管理方式和所實現的功能。與此相反，歷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這些創業的先輩是強盜企業家還是工業政治家，即是好人還是壞人。」
在中國，企業家的角色更是尷尬而曖昧。
在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男一號」，其次是「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於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精英是「男二號」，企業家則正是那個「可有可無」的「男三號」。
這是一群在歷史上被嘲笑和漠視的「男三號」。沒有人從思想史的高度去審視他們，儘管英國小說家毛姆說「連剃鬚刀也有其哲學」，可是偏偏中國企業家階層什麼都沒有。在各種版本的近現代史書上，他們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總是在不經意的暗處毫無價值地寂寞閃光。在亂世之中，企業家似乎總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見利忘義的人。
他們在混亂中誕生，在驚悚中長大，對成長缺乏經驗，發育一次次被打斷，從來沒有輕鬆自如的時刻，甚至，好像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成年禮」。這個階層生來沒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們過於冷靜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時刻會被認定為懦弱；他們天生是理性邏輯的信徒，這在信仰革命的時代顯得十分可笑；他們對自我財富的捍衛，更是看上去有點可惡。
企業家的生命中絕少有讓人怦然心動的激越，他們似乎總是很冷靜，不會提口號，總是不怎麼討人歡喜。他們的血液是冷的，他們的靈魂是金色的，他們的憤怒是有成本邊際的，即使怒髮衝冠，他們也不會去大雨中把欄杆拍遍。中國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了社會對企業家的認知——這在他們與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尤為突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於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一混亂的景象竟延續百年，迄今未變。
但真的是這樣嗎？我想在這部著作中證明，過去百年間，那一代代亂世中的企業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國運衰竭的時代，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可言，但是他們卻從來不乏對國家的熱誠。商業上的智慧以及長期的實務浸淫則讓他們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為現實的立足與眼光。即便是在最無奈的絕境，他們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實現儘可能的進步與和平。他們曾經扮演過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們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有機會改變國家和自己的命運。他們也有軟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們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選擇，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帶入了泥潭。他們始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與強大的政權機器的關係。
可悲的是，他們的種種努力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戰火所打斷，被文學家所扭曲。在歷史的正劇舞台上，他們的聲音總是被光芒萬丈的革命口號所淹沒，他們的身影總是被掩蓋甚至醜化，他們好像是一群顯赫的「隱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後，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中國經濟變革的歷史上，企業的成長實際上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伴生現象，或者說，它受到了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這一特徵在本書中將呈現得更加清晰。在中國經營企業，如果對這個國家的宏觀環境和政策沿革一無所知，那麼，獲得持續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們在觀察所有成功者的時候，都必須思考政治環境和制度設計的影響。這樣的觀察不得不讓我們對企業家階層——特別是依賴於民間自由資本力量的財富階層——在中國進步中的角色進行新的審視。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業家階層再次成為一個不知如何自處的群體。幾乎所有參與救援的人們都成了「英雄」，他們包括官員、軍人、媒體人士、志願者、藝人、向捐款箱投錢的乞丐以及每一個對着鏡頭流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獨受到攻擊和譴責的，是企業家，儘管從數據上看，他們的捐款占到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儘管很多企業家也趕到了現場或以各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愛心。民眾對企業家階層的「不寬恕」在這場地震中達到了極致。甚至很少有人願意為他們作辯護，這會被視為有錢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這種現象的出現再次表明，中國企業家在社會變革中所承擔的角色是多麼的尷尬。民眾對企業家階層的惡評和討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它表明，在中國社會的地表層下，洶湧奔騰着一股憤怒的力量，它的構成元素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基層秩序薄弱」等等。它如同地火一樣流淌，一旦遇到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薄而出，造成一種不容分說的巨大傷害。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裡，幾乎在每一次社會——經濟事件中，企業家都是被指責和攻擊的對象，無論是股市的暴漲狂跌，還是房價的高企不下，無論是豬肉漲價，還是藍藻暴發，企業家扮演的幾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無良」、「投機制亂」的角色。對企業家的攻擊和詆毀，從來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這些聲音掩蓋了中國社會的制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實。民眾與財富階層的情緒對立與價值觀衝突，將極大地模糊中國變革的主要方向，而這種傷害將是致命的。
我們已經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對企業家階層的社會價值進行重新評估和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從來沒有進行過的「思想解放」。
四
在寫作過程中，我常常告誡自己，應該以一種更為放鬆的態度看待歷史，置身於歷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給這個世界留下印記，但同時又不要篤信。這樣，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還很喜歡沃爾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他是我最心儀的美國專欄作家）的說法：「新聞不能告訴人們怎麼思考，只能告訴人們思考什麼。」其實，歷史也是一樣。在這個日漸熟悉的領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為一個細節而苦惱數日，也會為一個意外的獲得而欣喜若狂。我常常感動於那些激越的生命，也為他們在歷史大霧中的煙消雲散而黯然神傷。
從本質上來講，這個漫長的寫作計劃，只是為了和遺忘對抗。
逝者如鏽跡斑斑的沉鍾，非虔誠而用力的擊打無法令其甦醒。很多歷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離的後望中，才會顯得略為清晰，這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的商業歷史總是不押韻的，粗糙而缺乏修飾，像極了我們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確切地說，後來者永遠無法得到歷史的真相，我們只是在無限地接近。就好像我此次試圖釐清歷史的每一條紋理和邏輯一樣，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努力都會被認為是荒謬和徒勞的。
寫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閃現的夜晚。在疲倦的時候，我會站在陽台上，靜視運河的沉默流淌，仰望若隱若現、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覺得有一些眼睛在遙遠的地方默默地注視着我。在這時，我會想起詩人北島的《青燈》：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
正砸響門環
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
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着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
第一部 1870～1910留着「辮子」的洋務運動
1870
未死將生的時刻
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曾國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困坐愁城。
在過去的16年裡，曾國藩靠團練湘軍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國（1851～1864），將一個看上去即將覆滅的帝國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甚至還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同治中興」。上年，他由兩江總督調任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可謂聖眷正隆。但是，進入中央樞紐之後，他才真正意識到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根爛葉敗，國政匡廢，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他對趙烈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曾國藩
▲簽訂《南京條約》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到處充滿了帝國斜陽的憂傷。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儘管它也時常被戰爭、饑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擾，不過，卻始終有着一份與生俱來的從容。遼闊的疆域、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讓它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自我癒合能力，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恐慌、破敗和孤立。1839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次年，英國艦隊攻擊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潰敗。中英開戰之時，國人對英人了解之偏缺讓人咂舌。中方主將林則徐認定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因此只長於海戰，一登岸來就「一仆不能復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代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舉國最「開化」的官員，以此「知彼」，焉能不敗？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在一艘叫作「皋華麗」號的英艦上簽署，清廷割讓香港、開放通商口岸並賠償巨款。從這個原本稱為「萬年條約」的不平等條約開始，中國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個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國突然變得無比的驚惶和不自信。
▲《南京條約》部分條款
1872年3月20日，曾國藩在抑鬱中病逝。半年後的9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舊金山來電」，報道第一批中國政府派送的留學生坐船到了美國。新聞稱：「昨天到達這裡的30名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很勤奮優秀的小姐和紳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這之前到美國訪問過的中國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為中國官員的教師陪同他們。朝廷撥出100萬美元用於這些學生的教育。」這條快電有兩個小小的錯誤，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許因為他們留着辮子，所以實在很難進行辨認。其次，他們也不是經過精心選拔的、最優秀的中國少年，30人中有24個來自廣東，其中更有多名都來自香山鄉村。事實上，負責選拔事務的官員根本找不到願意讓孩子遠渡重洋去留學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強湊到了一些貧窮子弟。臨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親都要在一張寫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證明書上畫押簽字。在這些學生中，日後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張鐵路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
▲第一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合影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標誌性的開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後，當再度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也在第一時間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3]
曾國藩沒有親眼看到帝國的崩潰。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擊潰太平天國更具有長遠意義的事情——他和他的同黨們試圖讓暮靄中的國家重新振奮起來。向美國委派留學生就是他臨終前最後批准的計劃之一。這是一項更為龐大的復興工程中的一小部分，這個工程日後被稱為「洋務運動」，它便是中國近代企業的起源。
洋務運動的啟灶，先是與鎮壓各地民變的軍事活動有關。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國藩就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建了兵工廠和船塢。1862年，他從官庫中調出6.8萬兩現銀交給35歲的容閎，派遣他前往美國購買建造兵工廠所需的設備。容閎出生於澳門附近的貧窮家庭，少年時被教會學校送進著名的耶魯大學讀書，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高校的中國人。他赴美期間途經正在修建中的蘇伊士大運河，預感世界將被打通。
▲江南製造總局
1864年5月，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一份奏摺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此議不但提出要學習西方，還試圖修改千年科舉制度的取士標準，在當時十分驚世駭俗。
▲福建船政局舊址
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汽船「黃鵠」號建造成功。[4]同年，蘇淞太道道員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購買了美商開辦的旗記鐵廠，李鴻章又將丁日昌原來開辦的炮局及總兵韓殿甲的炮局併入，並新配備了容閎在美國購買的一批機器，曾、李兩人由此正式奏請成立「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在9月20日寫了一份很長的奏摺《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詳細說明開辦此廠的重要性。他認為「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而且現在製造的機器是為軍事所用，日後一定運用普及，「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他甚至預言道，「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
江南製造總局一開始主要生產一些小型的裝甲快艇、步槍、火炮和子彈。1867年5月，曾國藩奏請朝廷提留部分海關稅款建造大型艦船。第二年8月，工廠生產出第一艘自行設計、製造的木殼輪船「恬吉」艦。輪船下海時，上海萬人空巷，爭相觀看，歡呼雀躍。曾國藩高興地在試航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中國初造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其後五年，「操江」、「測海」、「威靖」和「鎮安」等軍艦相繼造成，最大的「鎮安」艦排水量達2800噸，1800馬力，安裝有20門火炮，已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軍艦。
江南製造總局堪稱近代中國第一家新式工廠，是晚清規模最大的軍工企業。它從生產槍炮彈藥開始，日漸發展成為修造船艦、煉鋼煉鐵、機械製造為一體的綜合型新式企業。它建起了中國第一座煉鋼爐，生產了大批車床、刨床、鑽床、鋸床和起重機、抽水機、汽爐機等，成為中國機械製造產業的開端，有「機器母廠」之稱。它後來更名為江南造船廠，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製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於黃浦江畔的工廠原址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百年復興夢想，居然在此巧合際會。
▲開辦福建船政局的奏摺
就在江南製造總局開辦的同時，另一個地方大員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建馬尾創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他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軍艦，組建了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海軍——福建南洋水師。左、沈兩人還創辦了培養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它以中文、法文雙語開課，所用教材均是來自歐洲的原版教科書。優秀的學生被選拔到英國和法國的大學深造，他們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裡一直是中國海軍的骨幹力量。
這些早期工廠儘管對增強國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卻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左宗棠
洋務運動是一次留着「辮子」的改革。後世史學家常常謂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後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三個國家——美國、德國以及日本——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並相繼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在某種意義上，日後百年間，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艱辛與曲折，與時間遲早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太多搖擺、投機和過於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國在1865年結束了南北內戰，林肯總統雖然解放了黑奴，但種族隔離仍然持續，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讀白人學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廳進食，不能與白人乘坐同一輛公共汽車或必須讓座給白人。在1860年前後，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的3%，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鋼鐵產量還不足100萬噸，歐洲的報紙直接將之比喻為「跟在英、法後面的小兄弟」。1865年，後來成為美國首富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夥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1871年，J·P·摩根與人合夥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其分店達20多處，遍布大江南北，資金2000餘萬兩，田地萬畝。胡雪岩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從事藥品商貿，儼然一個混業經營的大企業。
也是在這一時期，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剛剛誕生。1870年，以「埃姆斯電報」事件為導火索，普法戰爭爆發。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指揮下，普軍大獲全勝。普魯士軍隊開進巴黎城，在凡爾賽宮宣布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皇帝。
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就當曾國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1867年，一個叫西鄉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迎回天皇，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
在中國企業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個很可以參照的對象。在過去的150年間，這兩個東方國家在三個重大的時間點上出現過驚人的類比點。第一個時間點是1870年前後，當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發動洋務運動，而日本則進入明治維新，兩國幾乎同時開始了工業化的變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維新的結束時間竟與清帝國的滅亡時間頗為接近。第二個時間點是1945年前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全島變成一片廢墟，而中國也處在「國共和談」的轉折點上，飽經戰亂的中國從戰爭中暫時擺脫，隨後前者迅速進入新的經濟建設，後者則陷入慘烈的內戰。第三個時間點就是我正在寫作此書的當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分別處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經濟體制和所面臨的挑戰則全然不同。中日國運交錯，恩怨如麻，實在耐人尋味。[5]
話說1871年12月，一個日本使節團登上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亞美利加」號，離開橫濱赴歐美考察。在二戰後把日本經濟帶入正常軌道的日本政治家吉田茂曾在《激盪的百年史》中追述說，在出發之前，日本的改革家們曾預想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學識、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正是這次考察讓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公式與實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6]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參觀的歐洲工廠
這些日本人先後訪問了美、英、法、比、荷、奧、德、俄、丹、意、瑞士、瑞典這12個國家，歷時22個月，考察了政府組織機構、議會的功能及運作、法院的權力、三權分立的機制等等，對公司、交易所、工廠、礦山、港口、農牧場、兵營、要塞、學校、報社以及福利設施等，也都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回國後，他們堅定地達成了「脫亞入歐」的共識，先後提出制定《憲法建議書》、《殖產興業建議書》、《振興國外貿易建議書》等三大建議書，為維新事業繪製了藍圖。使節團成員、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驚是「始驚、次醉、終狂」，他認定：「國家富強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啟發國民多數之智德良能，使進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不甘居被動地位，進而同心協力於國家公共事務，建設富強之國家。」
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日本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進行了顛覆式的變革，政府成立文部省，陸續發布《學制令》、《教育令》和《帝國大學令》，奠定了近代學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義務教育，兒童入學率達到97%。而清廷一直到1905年才廢除了科舉制度，開始新式教育的嘗試。第二是進行大膽的憲政變革，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時組建議會，實行立憲，「萬事決於公論」。日本政府於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亦緊鑼密鼓地進行。日本政府宣布改革農業稅，統一貨幣，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銀行，大量工廠相繼建成。
多年以來，不少中國學者一直沒有放棄對日本的蔑視，他們常常津津樂道地引用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一個論調，伯氏將日本學術蔑稱為「三餘堂」——文學竊中國之緒餘，佛學竊印度之緒餘，各科學竊歐洲之緒餘。而很少有人反思，為何日本以「三餘」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興盛，以一撮兒小島而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
對比中日兩國精英階層在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中的理念差異就很值得反思。與日本的明治改革家們相比，清朝最傑出的官吏和知識分子都沒有從制度層面求變，他們認為，中國之落後只在「物器」而已。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在南京病逝，內戰指日可息。第二天，主管國政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向慈禧太后上了一個很著名的奏摺《同治三年四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提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這份奏摺還附有李鴻章給總理衙門的一封信件，內容是：「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簡而言之，要強國，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要辦工業。在一年多後的《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中，李鴻章的觀點仍然是：「庶幾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於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
事實上，早在1842年鴉片戰爭失利後，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就已經闡述了類似的觀點。他在《海國圖志》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20多年後的恭親王、李鴻章等人，仍然沒有超出這一認識高度，李鴻章更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7]精英階層對傳統文明的過於自信以及對制度重構的漠視成為中國近代化進步的最大障礙，一直到1898年前後，洋務派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依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8]，試圖在維護封建綱常的前提下推動洋務事業。在知識界，對傳統文化的恪守更是與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有趣的矛盾關係。文化名流辜鴻銘便論述說：「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這種由自私與怯懦結合而生的商業主義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濫。這種精神的泛濫促成了戰爭的爆發，要制止戰爭，我們就得首先消除商業主義精神。」[9]
▲辜鴻銘
辜氏本人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矛盾標本」。他早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據稱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他的英文水平號稱「晚清第一」，可同時他又是一個極端的舊學捍衛者，終生長辮青衫，到了民國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條「尾巴」。他贊同一夫多妻制，最著名的論據是「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在辜鴻銘等人的儒家傳統理念中，西方的商業主義精神是一切萬惡的根源，必須徹底消滅才會令社會太平，國泰民安。
多年後，維新派人士梁啓超一針見血地指出，李鴻章等人的局限在於對制度改革缺乏認識和決心，「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梁啓超因此一言以蔽之曰：「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10]
在1870年前後，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中日兩國成長模式的差異性。
1872年，在福建船政局擔任總工程師的法國顧問日意格寫道：「中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層都決心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11]日意格顯然認為，隨着兵工廠和造船廠的建設，中國將脫胎換骨。
然而，有一個從來沒有到過遠東的歐洲政治家卻不同意日意格的結論。也是在1870年前後，剛剛統一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先後接待了來自日本與中國的兩批使節。他看到的景象是，「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作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因此，他預言：「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勝，中國敗。」這個驚悚的黑色預言，不幸在20多年後的甲午海戰中應驗。
在其後的40年時間裡，由於朝野保守勢力的頑固與強大，以及洋務派人士在制度反思上的麻木，洋務運動最終沒有能夠拯救日漸沉淪的帝國。種種洋務實業推進緩慢，運作變形，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遭遇了空前的阻力。
這一歷史景象，最生動地體現在架電線和修鐵路兩件事情上。
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建設瞬息萬里的電報傳輸體系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急。事實上，早在1870年，英國大東公司和丹麥大北公司已在中國鋪設電報電纜。大東公司獲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設置海底電纜的權利，並架通了印度經新加坡到中國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線路，而大股東是沙俄皇室的丹麥大北公司則架設了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電纜。到1871年6月，中國實際上已被納入世界電報網絡之中。這樣，外國在中國經商、談判等各種事項都可以在瞬間傳遞信息、下達命令，而中國依然故我，不許架設電報線，仍靠馬匹驛道送信傳令。在這種「信息戰」中，優劣對比實在太過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