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21章
吳曉波
鄭觀應 前言、1875、1884、1894、1905、1911
鄭謙 1924
鄭孝胥 1905
鄭友揆 1915
鄭振鐸 1924
周恩來 1919、1927
周金箴 1905
周學熙 前言、1900、1915
朱葆三 1905、1911、1919、1924
朱學勤 前言
朱翼甫 1884
朱執信 1915
鄒容 1905
左宗棠 前言、1870、1884
聲
明
由於本書所用圖片涉及範圍廣，部分圖片的版權所有者無法一一取得聯繫，請相關版權所有者看到圖書後，與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聯繫，以便敬付稿酬。
來信請寄：杭州市下城區紹興路538號浙江三立時代廣場19樓
郵編：310010
電話：0571-86535637
[1][法]白吉爾著，張富強許世芬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美]費正清等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3]相關史實見《激盪三十年·上卷》（吳曉波著，中信出版社出版）中的1978年章節。
[4]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輪船「克萊蒙特」號，是美國工程師羅伯特·富爾頓和發明家利文斯頓於1807年在紐約建造的，比「黃鵠」號早了將近60年。
[5]本書創作於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在2011年超過了日本。
[6][日]吉田茂著，李杜譯，《激盪的百年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見《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原函》。
[8]「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最早出現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二日《萬國公報》第75卷中的《救時策》，作者是《萬國公報》主編、格致書院教習沈毓桂，張之洞在三年後的《勸學篇》中引用，從此廣為人知。
[9]辜鴻銘著，《中國人的精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0]梁啓超著，《李鴻章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11]轉引自1862年5月5日奏摺，載《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
[12][美]史景遷著，黃純艷譯，《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
[13][美]史景遷著，黃純艷譯，《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
[14]盛宣懷相關資料基本出自《盛宣懷檔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文不再一一註明。
[15]「海關」之名倒是早就出現了。在明清的行政體系里，一直有一個叫「市舶司」的衙門。1685年，康熙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其中，江海關就設在上海松江府。1757年，乾隆發布「口岸定於廣東，洋船不得再赴浙省」的上諭，從此確定「一口通商」的政策。因統治者以閉關拒外為目的，所以那些海關與日後的海關職能有很大區別，不可同日而語。
[16]經濟學家楊小凱應朱學勤之請，給《百年中國史》寫一章「中國百年經濟史」。為了累積背景材料，他寫下了讀史筆記《楊小凱：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首發於愛思想網楊小凱專欄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xiaokai.html。
[17][英]赫德著，《赫德日記：1835～1911》，上海圖書館影印版本。
[18]黃逸峰等著，《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在這個榜單上有6個中國人，除了伍秉鑒，其餘5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和民國時期的「官商」宋子文。
[20]轉引自[美]高家龍著，《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1]出生於奧匈帝國的美籍經濟學家熊彼特是「創新理論」的提出者。在他看來，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商業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企業家從事的工作，就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
[22][美]郝延平著，李榮昌等譯，《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23]洋行是指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的貿易商行或代理行號的通稱。在早期，它也從事銀行業務，歐美人稱之為公司（company），日本人稱株式會社。
[24][美]劉廣京著，《唐廷樞之買辦時代》，載台北《清華學報》1961年6月號。
[25]盛宣懷，字杏蓀，尊稱杏翁。
[26]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鄭觀應的相關資料均引自《鄭觀應集》，下文不再一一註明。
[27]據白吉爾的計算，到1920年前後，洋行總數為9511家，買辦人數超過10萬人。
[28]羅爾綱著，《清季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考》，載台北《大陸雜誌》1952年第4卷第10期。
[29]容閎著，《西學東漸記》（《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版。
[30]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1905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為大清銀行，行使中央銀行權力，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2月，更名為中國銀行。
[31]需要註明的是，即便官商盛宣懷接管後，也一樣如法炮製，一邊以國家為名辦企業，一邊搞了一大堆私人公司斂聚財富，這一陋習一直延續到民國一代的宋子文、孔祥熙。中國官僚企業家的職業道德和官商文化的惡劣令人感慨。
[32]吳佐清著，《中國仿行西法紡紗織布應如何籌辦俾國家商民均獲利益論》，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卷26。
[33][日]大野健一著，臧新遠譯，《從江戶到平成：解密日本經濟發展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34]「紅頂商人」：依清朝官制，二品以上官員戴紅頂子，三品以下都是藍頂子。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以字行世。他的官銜是江西候補道，為正四品，朝廷又「破格」賞他布政使銜，為從二品，因此可以戴紅頂子，有了「紅頂商人」的名號。此謂後來通稱官商，或有官家背景的商人，有貶義。
[35][美]郝延平著，陳潮、陳任譯，《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6][美]劉廣京著，黎志剛譯，《中英輪船航運競爭，1872～1885》，載《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
[37]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
[38]轉引自[美]托馬斯·科斯納著，《資本之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9]1919年，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撰文介紹馬克思主義。1938年，王亞南翻譯出版《資本論》。
[40]《世界軍事年鑑》編委會編，《世界軍事年鑑》，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
[41]轉引自辛向陽等著，《百年恩仇：兩個東亞大國現代化比較的丙子報告》（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
[42]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3]除了《盛世危言》之外，另一本很轟動的維新書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嚴復是福建侯官人，早年就讀於福州船政學堂，後被公派到英國留學，他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十分讚賞。1898年，他翻譯出版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寫於5年前的一本著作《進化與倫理》，並定名為《天演論》。該書所提出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進化理論應和了當時救亡圖存的國民情緒。
[44]張謇著，《大生紗廠股東會宣言書》，《張謇全集》第3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張謇的相關資料基本出自《張謇全集》，下文不再一一註明。
[45]李鴻章在上海楊樹浦創辦機器織布局時，就要求「酌給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飭行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開平礦務局開辦時，他也規定距唐山10里內不准他人開採。
[46]《關冊》（中文本），1905年，鎮江口。
[47]馬敏著，《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48]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海圖書館影印版。
[49][美]威廉·羅伊著，《社會化資本：美國大公司的崛起》，1997年版。
[50]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5月在上海外灘6號開業，實收資本金250萬兩，100萬兩來自盛宣懷主管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78萬兩來自李鴻章等官員投資，其餘為商股；民國成立後，日漸衰落；1934年，在上海各大銀行中排名第15位；1935年，被國民政府收編；1949年，新中國政府接管；1952年，公私合營。
[51]梁啓超，《現政府與革命黨》，載《新民叢報》，1907年。
[52]賠款數字是按當時中國人口約為4.5億人來計算的，每人被攤派1兩銀子，以此作為對中國人民的處罰。
[53]吳永口述，劉治襄筆錄，《庚子西狩叢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吳永是李鴻章的幕僚，這段話源自李鴻章寫給他的信。
[54]梁啓超著，《李鴻章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55]李鴻章另有一首《二十自述》詩：「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
[56]胡佛後來又在中國待了不少年。1904年，他還曾向南非斯互金礦輸出華工，收取了43萬銀元的佣金。至此，他成為美國第一個在中國發財的百萬富翁。1913年，胡佛攜大量財產返回美國，在舊金山開設了自己的公司，成為商界知名人士。從1921年開始，他當了8年的商務部長，1928年11月6日，當選為美國總統。
[57]周學熙著，《東遊日記》，1903年7月。
[58]周叔媜著，《周止庵先生別傳》，民國自印本。
[59]曹禺著，《曹禺自述》，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版。
[60][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61][美]費正清等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62][日]松本龜次郎著，《中華民國留學生教育沿革》，載《留東學報》第1卷第4期，1935年。
[63]楊杏佛著，《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東方雜誌》1912年第7期。
[64]張忠民著，《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65][美]費正清等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66]吳樾臨行前，與安徽同鄉陳獨秀、趙伯先等人，密謀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三人為爭北上任務，扭打成一團。吳問：「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飲酒悲歌，以壯其行。陳獨秀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並當選第一任總書記。
[67]老娘舅，上海俚語，對那些有威望、善於調停糾紛的年長者的俗稱。
[68]工部局：存在於上海租界的一個不受中國法律管制的市政機構，1854年，由英、美、法三國租界聯合組成，由7人選舉產生「工部局」（Shanghai
Executive
Committee）董事會，中文譯成上海市政委員會或上海市政廳。它擁有租界的管理權、行政權、對人的管轄權以及徵稅權。
[69]另據白吉爾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一書中的統計，到1911年，全國有商會794個，教育會723個，各省的咨議局和各縣的自治會更是不勝枚舉，其主持者大多為新式商人。
[70]吳玉章著，《辛亥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0年版。
[71]張一麐著，《擬復張季直殿撰》，收錄於《心太平室集》。
[72]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3]晚清求變風潮激發了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熱情。1911年春，17歲的湖南湘潭縣韶山沖農村青年毛澤東赴省城長沙求學，臨行前寫下此詩。48年後，他再回韶山，已成為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袖。
[74]郵傳部是清政府於1906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設立的中央機構，總管郵政、船政、鐵路、電政事務。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郵傳部改為中華民國交通部。
[75]童子諒著，《湘路新志》，湘路集股會出版，1911年版。
[76]辛亥革命成功後，鄧孝可任四川軍政府的鹽政部長。他的弟弟鄧孝然繼承父業，專心商事。鄧孝然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外孫，就是當世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
[77][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吳瓊譯，《西方的沒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
[78]轉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