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24章
吳曉波
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並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以絲綢而論，我請教過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一定規模的小工廠，可以制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膽地用數據說明鄉村工業的倒退：「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做一個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卻不到20%。」
這樣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費孝通被指責「在副業上大做攻擊共產黨的文章」、「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隨後開展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劃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後的20年中悽慘度日，自稱「連一張書桌都沒有」。
1978年，費孝通始得平反。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農村企業」竟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甦，家庭副業的收入占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而在吳江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甚至跟城裡的大工廠爭原料、爭能源和爭市場。1983年年底，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一文，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12。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他寫道：「從西方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經驗看，蘇南的鄉鎮工業是不倫不類、難以理解的東西，而從中國農村的家庭經濟結構上看去，鄉鎮工業卻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
青年費孝通與開弦弓村兒童
1986年，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於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陪同者描述：「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里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我雖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13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私人經濟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14。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被廣為傳播，後來他又提出了「溫州模式」的概念。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注目的兩大成長模式，竟然都出自費孝通之觀察，斯人貢獻，以此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觀調控，鄉鎮企業都成了被整頓的對象，費孝通一直是最堅定和大聲的捍衛者。
費孝通長壽，逝於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他年輕時英俊清瘦，入中年後則胖碩開朗，能寫一手好律詩，做起學術文章來卻是婦孺能懂，舉重若輕。面對後輩小生，他總是不厭其煩，耐心以對，反覆說的一句話正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遙想1936年的那個開春，從青年費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麼靈巧的一個組織，哪裡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15。
1941
大後方
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王芸生：《我們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國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病重彌留，接替他主持筆政的王芸生在重慶郊區的張宅日夜相陪。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陪都重慶幾乎都是在空襲的驚恐中度過的。從1939年到1941年，這座山城被日軍飛機轟炸了268次，幾乎每周平均兩次，城市大部被毀，其中1939年5月的兩次大轟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於非命。然而，炸彈並沒有把中國人炸垮。
當日，日機再次對重慶實施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已奄奄一息的張季鸞對王芸生說：「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說：「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慰國人打擊敵人呢？」言及此處，委靡彌留中的張季鸞忽然擁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發表於1941年8月19日的新聞名篇《我們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敵機儘管來吧，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至於今日，割稻子實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3年來的經驗，已使重慶人學會怎樣在敵機空襲中生活，人們既不曾因空襲而停止呼吸，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在我們的防空洞內，編輯照常揮筆，工友照常排版，機器照樣印報，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話說回來，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16
▲
重慶轟炸
此文流傳大江南北，大大鼓勵了國人鬥志。半個多月後的9月6日，張季鸞離開了這個苦多樂少的世界。
正是憑着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國人開始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其中，企業家群體不甘人後。
范旭東的精鹽、純鹼和錏廠相繼落入敵手，但是，他還是和同事們把部分設備搬遷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當天，新的久大鹽廠在自貢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黃海也在五通橋重新建成。為紀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東將五通橋改名為「新塘沽」。70多年後的今天，五通橋山崖的陡壁上還刻着「新塘沽」3個大字。在重慶久大、永利聯合辦事處的牆上，掛着一張塘沽鹼廠的照片，范旭東親自在上面寫了「燕雲在望，以志不忘」8個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佇立，並對同事說：「我們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東的事業終於沒有重現戰前的面貌，他的鹽鹼公司歷經諸多困難和阻撓，一直沒有真正打開局面。
幾乎所有內遷到西部的民營企業都不復當日風光。劉鴻生是當時的著名企業家，他的大中華火柴公司占據火柴市場的大半壁天下，此外還涉足水泥、煤炭、紡織等多個產業。他在上海灘上叱咤風雲，曾經與虞洽卿一起被選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華董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軍部脅迫劉鴻生出任上海商會會長之職，他拒絕接受委任，漏夜喬裝出走，在滬的十多家工廠被日軍以「敵產」沒收，財產損失1000萬元以上。劉鴻生輾轉到重慶後，當即受到蔣介石的宴請，並承諾只要劉鴻生在大後方發展工業，國民政府將給予原料和資金的極大扶助，劉鴻生大受激勵。
▲
劉鴻生
劉鴻生決定籌建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辦廠需要機器設備，他派兒子劉念智潛回上海，拆遷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其前後經歷宛若一部驚險電影。劉念智重金雇用一個瑞士籍的猶太人，先是買通了一個日軍少將，將機器從浦東偷運至浦西，再運進租界。接着他花了50萬元代價，把500噸紡織、印染設備及器材陸續運抵緬甸仰光。與此同時，劉氏企業內的數百紡織工、擋車工和機修工等也出於愛國熱誠，千里跋涉，來到大後方。可是，機器設備到了仰光後，就再也無法運到重慶。劉鴻生通過蔣介石侍從室弄到「予以緊急啟運」的委員長手諭，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運輸公司忙着發國難財，就是騰不出手來。劉念智只好購買了12輛美國道奇卡車，自行搬運。從仰光到重慶路途艱險，關卡林立，車隊日夜兼程總算到了中緬邊境的戰略要地臘戍，雲南邊城保山已是遙遙在望，可是西南運輸公司以私運物資為由，就是不讓進境。這一拉鋸交涉，竟然就過了兩年，到1943年4月，日軍進擊緬甸，占領臘戍，數百噸設備頓時成了炮灰。隨車的劉念智逃進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慶。
劉鴻生驚魂一場，落得個財亡人疲，無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當了官辦火柴煙草專賣局的局長。據《實業家劉鴻生傳略》記載，過慣了洋派生活的劉鴻生在重慶已與常人無異，「他當時住的已經不是豪華的洋樓，而是簡樸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長江南岸的彈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慶市區辦公。兩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階約達三百級之多。他步行往來，從不坐滑竿……他經常在小食店裡吃碗陽春麵和一碟生煎饅頭，有時只吃幾塊糕點，當作一頓午餐」17。後來，劉鴻生在西南和西北諸地辦起了毛紡織廠、洗毛廠、火柴廠以及氯酸鉀廠，但是其個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餘皆為國營或官僚資本，而重要決策均須仰人鼻息。因此，這位當年上海灘的風雲大亨曾經十分沮喪地抱怨說：「在上海，我是大老闆，到重慶，變成小夥計了。」
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以1937年的抗戰爆發作為中國近代經濟的轉折點，把其後的12年稱為「經濟的崩潰時期」：本來就發育不良的中國民族資本在戰爭中飽受摧殘，而國營資本以及官僚資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強化，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過早地結束了自由競爭時代而加速步入以國家資本為主體的壟斷時代。
戰前的中國西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近代工業，用蔣介石的話說，「欲於此廣大區域，為工業建設，即不啻要無中生有」。隨着工廠的西遷，西部經濟進入了一個發展期，至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增至639家，涉及機械、紡織、化學、教育用具、電器、食品、礦業、鋼鐵等行業，分別遷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陝西27家、廣西23家，其他省份有214家。而其產業及資本格局呈現出如下特徵：一是為戰爭服務的重工業成為投資重點，民生產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國營資本的分量持續加重。1938年3月，國民政府重申：「實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經濟理論統治了全球經濟界，他於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幾乎成為當時各國政府的教科書。凱恩斯主義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和調節。蔣介石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與德蘇集權模式的「混合體」，並將國家控制的成分推到了極致。這在戰爭狀態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於政策設計和執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資本的乘機強大，使得國民經濟越來越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營資本力量則被完全放棄。
▲
戰後重慶賣布商販
1941年12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評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時就認為：「政府事業的章魚狀勢力結構，正在變得自我固化並富有擴張性。」頗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章乃器——請記住這個名字，他將在以後的一個章節中擔任主角——曾經在戰時一再批評說：「不要盲目地借用凱恩斯理論，凱氏理論是死板和機械的，用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更加是時地不宜，應儘量鼓勵民營而避免政府直接經營。」18但這些聲音，在隆隆的炮火聲中顯得非常微弱。陳真主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顯示，到1942年，不包括軍工生產和國營與民營合資的企業，僅以國營、公營、省營等方式存在的國有資本，大致已占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工業資本總額的69.58%。
基於上述事實，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兩個現象：一是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勾結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最終形成了獨立於一切社會階層之上的特權階級，他們成為妨礙工商進步的最反動的勢力；二是因民生物資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貨膨脹空前惡化，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呈現為「最壞的狀況」。
正如我們在1934年的「孔張之役」中看到的，國營資本對國家經濟的滲透及最終控制，始於金融，並終於金融。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完全可以從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化來進行評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對金融的控制進一步增強。1939年9月，蔣介石簽署法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總辦主任」；同時發布《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四行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財政有關各特種業務」。從此，國營的四大行再次強化壟斷，「四聯總處」成為國家金融的唯一權力機構，蔣介石拍着胸脯把自己任命為主任，而常務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時的孔祥熙正處在一生最風光的時刻。自國府遷至重慶之後，他相繼當上了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權勢熏天，僅在蔣某一人之下，現在又一舉統領四大銀行，做起任何事情來自然是得心應手。
先說他理財治國的表現。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後方的國民經濟就日漸滑向崩潰的邊緣。由於日軍對重慶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物資極端短缺，據張公權的記錄，「連正常的工業生產也維持不了，由於五金、金屬製品、化學原材料的供應短缺，絕大多數工廠減產，其餘少數工廠竟關閉停工。1940～1944年間，各種基本糧食的供給量僅及1939年的10%，衣着類物品的供給量在整個中國都低於戰前的水平。工業生產的消費品，1944年的供給量低於1938年的10%。而與此同時，大量人口湧進大後方，更是加劇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19。
一方面是需求遠遠大於供應，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治理的無能。孔祥熙的治國水平並沒有隨着時間的延續而有任何提高，他唯一的辦法還是印鈔票，反正四大銀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國民政府的戰時支出中，約75%是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的，一度因為用鈔量實在太大，中央銀行只好委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大東書局來幫忙印鈔票。就這樣，空前惡化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據楊格、張公權等人的研究，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分別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1945年8月前（抗日戰爭結束前）251%。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計算是，從1940年至1946年，中國大後方的物價每年平均上漲300%以上。《劍橋中國史》認定，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8年抗戰期間，平均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之外，全國幾乎所有國民都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以兩個中產階層——公務員和大學教師的境況為例，到1943年，政府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只有1937年的1/10，公務員幾乎處在「赤貧」之中。大學教師則生活在「餓死的邊緣」，當時國內教授中，薪資最高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戰前，他的月薪是460元，這筆錢可以在北京購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漲到1360元，由大學和教育部同時支薪，卻只能買320斤大米，陳氏因此有詩云：「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用張公權的話說，「勞動者從國民總值中所取得的份額是減的，而對不斷膨脹的國防費用的負擔卻超越了其應負擔的份額。公務員、教師在戰爭時期竟成了一個被壓迫階層」。
接着再看孔祥熙理財治家的表現。在這方面，這位山西票商的後代充分展現了他驚人的才幹。史料證明，在抗戰期間，孔家賺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錢。
孔氏在統管四大國營銀行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經略自己的錢庫——裕華銀行。它是大後方最活躍的私人金融機構，在重慶黃金市場上，它是實力最強的交易客，被尊稱為「西幫老大」。有媒體記載：「西幫是黃金最大的買主，它要買就是整磚（400兩），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之後轉運西安，再用牲口馱到淪陷區出售。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孔祥熙專門在中央銀行為裕華開了透支戶，到1941年透支額就達3000萬元。戰前裕華的註冊資本是200萬元，遷到重慶後增為2000萬元，到1945年，已增資到1億元。
以裕華為龍頭，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無數產業。據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於28家，僅出名的商號就有祥記（綜合性貿易和投資公司）、慶記紗號（專營棉紗買賣）、強華公司（從事運輸貿易）、大元公司（專營五金電料）、恆義公司與升和公司（這兩家是做洋雜百貨的）、廣茂興公司（經營參茸藥材）等，此外，他投資辦過《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及申時通訊社，儼然大後方的一個「報業大亨」。1941年，當時國內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發生危機，他乘機將之攬入懷內。
孔祥熙還把手伸到了實業界，他採取的辦法是暗搶明奪，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華西兩個案例。
抗戰初期，盧作孚的民生輪船公司承擔了轉運戰略物資的主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善於經營的盧作孚通過兼併及「以運費投資」等辦法，迅速擴大了自己的產業。民生的大小客輪從戰前的48艘，最多時增加到115艘，旗下還有了紡織印染、機器和鋼鐵工廠，成為大後方最顯赫的民營企業。孔祥熙對民生頗為眼熱，在一次邀約去民生演講的時候，他向盧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託局對民生投資200萬元。當時民生的總股本為700萬元，孔祥熙一旦進入，無疑將成一個不小的股東。盧作孚大駭，急忙求救時任交通部長的張公權，後者又轉託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婉轉向孔祥熙陳情：「民生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由純粹官辦的中央信託局大量投資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財務上的幫助，也應有商股性質的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適當投資為宜。」孔祥熙知道這是婉拒之詞，盧作孚在四川的人脈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強弓硬上馬，只好暫時作罷。
▲
戰後從重慶開往上海的貨船
不過，從此之後，民生要到銀行貸款卻變得很難。據當過民生總公司財務處襄理的王世均回憶，當他去各行「跑頭寸」的時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徹底解決民生財務上的困難，最好找孔先生投資和出任董事長」。有一次，孔祥熙設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東的名錄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門收購，盧作孚得悉後，馬上通知財務處對股票過戶嚴加注意，此計又沒有得逞。孔祥熙沒法從民生那裡得到好處，總是心有不甘，重慶中央銀行的隔壁是民生總公司財務處的辦公地，為一棟四層大樓，建築很是氣派。孔祥熙便要求盧作孚把大樓讓給央行，盧作孚提出能否給予適當的代價，讓民生另選一地造樓。孔祥熙大大地不高興，下令財政部和央行將到期應付民生的差運費及撥款全數扣下，還四處對人說「盧作孚太不夠朋友」。盧作孚百般無奈，只好將大樓拱手讓給了孔祥熙。這一回合下來，孔祥熙才算賺到了一點面子錢。
如果說盧作孚從孔祥熙的鐵爪下僥倖逃生，那麼，四川的另外一個民營大企業華西興業公司則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華西興業由胡仲實、胡叔潛兩兄弟於1932年創辦，旗下有機器廠、煉鋼廠、木廠、磚瓦廠、汽車修理廠等多家企業，並有自營鐵礦、煤礦、耐火材料礦和一家專科學校。在戰前，華西承建了西部眾多的電力廠、水泥廠和自來水廠，是西部規模最大的重型工業聯合體，其中的華聯煉鋼廠是西部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府入川後，擬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設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藉此東風，依賴政府的「扶植與獎勵西南實業」政策，把華聯煉鋼廠進一步擴建。他們想盡辦法與孔祥熙搭上了線，後者親率眾多親信到華西視察。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將華聯擴建成日產30噸鋼的煉鋼廠，全部建廠資金為300萬元，胡氏可籌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貸款。孔祥熙派人前去試探，希望投資合辦，胡氏擔心後患，堅持申請貸款，與官僚資本建立「企業外部關係」。孔祥熙表示同意，不過，中央信託局給出的第一期貸款額只有60萬元。胡氏以到賬的200多萬元啟動了擴建工程。當基建動工及國外訂購設備相繼到來的時候，中信局卻以種種藉口再不肯貸款，華西頓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當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時候，他明確提出官商合辦的辦法。他更威脅利誘，如果胡氏順從，投資以及未來的政府採購訂單毋庸擔心，如果不從，後果將不堪設想。最後，他很有深意地說：「鋼鐵、電業、礦業均屬重工業，與抗戰建國息息相關……（合組）此舉深荷總裁（指蔣介石）讚許。」
話語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極度驚恐之外，已別無選擇。然而，當談及具體的入股條款時，孔祥熙的居心還是讓他們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總額一下子提高為1200萬元，胡氏把華西體系內所有的工廠、礦場和現金折合起來，也不過200多萬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資本，他以「西南經濟建設為中央急需進行之政策」為由，由行政院指示財政部命令四大行聯合投資，他自己的裕華、祥記也順搭入股，雙方資本得以合併。1939年7月，一家「中國興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國營及官僚資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將資本額再增至6000萬元，商股表示反對，認為擴建工程大體快告完成，已沒有必要增資。孔祥熙親自主持股東大會，以絕對大股東的身份通過了增資決議案，並要求在10天內所攤認的資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當然無法一下子拿出數百萬元的現金，只好放棄，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過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資要求，中興資本額翻倍為1.2億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棄，官股增持，股權比例調整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兩人先後黯然離開了企業。
官僚資本控制中興後，如果真能把企業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國之事，然而，情況正好相反。中興公司的董事會陣容可謂空前強大，孔祥熙親自出馬擔任董事長，常務董事10人，其中包括經濟部部長、財政部次長、央行副總裁、中國銀行經理、交通銀行經理、中央信託局理事長、大學校長等。可是到了具體的經營層面，卻是一團亂麻，用一個叫寧芷村的見證人的話形容，是「既壟斷又虛弱，在企業管理上十足衙門化，腐朽透頂，在企業內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20。鋼廠的擴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開爐煉出了幾百噸的低碳工具鋼，卻因質量不佳沒有銷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兒子孔令侃擔任理事長的中央信託局全部購下。從此以後，中興再沒有煉出新鋼，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業之霸」的夢想就此雞飛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後方的工業一直委靡不振，不但沒有建成新的、值得稱道的大企業，連內遷工廠的生產都讓人沮喪。易勞逸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評論說：「遷移機器總共約12萬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十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21
孔氏貪腐跋扈，耽誤國政，到1941年年底終於因為一起「飛狗事件」22而成舉國皆曰可殺的國賊。
這一年的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隨即進擊上海和香港，18日，駐港英軍1.5萬人宣布投降。當天，國民政府派出最後一班飛機抵達香港機場，困等在機坪上的有眾多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常委和一級陸軍上將陳濟棠、國民黨元老廖仲愷遺孀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陳寅恪等。然而，這架飛機卻被孔祥熙的二女兒孔令俊和她的十多個保姆、保鏢、寵物狗和隨帶的馬桶塞滿了。陳濟棠登機，孔二小姐把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讓他落座。陳上將大怒叱責，誰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輪手槍，頂着陳濟棠的額頭喝令他下機。當這架飛機降落重慶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會議鼓掌通過了《增進行政職能，厲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決議案。與會要員前往機場迎接陳濟棠、何香凝等人，誰知從機艙里鑽出來的卻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寵物狗、保鏢及保姆，在場諸人目瞪口呆。4天後，《大公報》披露了這條新聞，舉國譁然。西遷到重慶、昆明的大學生上街遊行，西南聯大學生在「討孔宣言」中寫道：「今日，我國貪污官吏有如恆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嗟夫，銅臭沖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
在聲討怒吼中，聲音最響的人是歷史學家、時任政府參議員、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體壯如牛、脾氣暴烈，人稱「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運動中，是北大學生的總指揮，至今尚留存一張當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帶隊沖在遊行隊伍第一列。「飛狗事件」曝光後，他大呼「殺飛狗院長以謝天下」。其實，早在幾年前，他就千方百計搜集孔氏貪贓枉法的罪證，把所有材料裝在一個箱子裡，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他給自己的老師胡適寫信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至少可以說，他（指孔祥熙）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近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侮耳。」有一次，蔣介石為了替孔祥熙緩頰，專門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問：「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聞言當即臉漲得通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見傅斯年欲作拼命狀，蔣介石一時默然。
▲
傅斯年
1943年，重慶召開獻金大會，孔祥熙擔當主持，在發表了言辭堂皇的演講後，當場有商紳高呼：「請孔院長先拿出來點，給我們做做樣子。」孔祥熙笑嘻嘻地說：「我哪裡有錢，我是一個窮公務員，財政部長的薪水才800元，我捐一點，也超不過800元。」滿場眾人鬨笑。
儘管孔祥熙因「飛狗事件」而弄得聲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還是花了兩年多時間。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賣美金公債的醜聞。1942年，美國國會宣布將貸款給民國政府5億美元，孔祥熙隨即宣布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金。當時，美元的黑市價為110元兌換1美元，因此，儲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後來隨着通貨膨脹的嚴重，儲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顯，到1944年年初，市場的公債價格為每美元兌換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將350萬美元的儲蓄券按官價購進，然後在黑市以10倍價格拋出套利，另外還有799.5萬美元則由中央銀行的其他大小官員購進私分。這起貪污案，呈現出了系統作案的特徵：首先，中央銀行的相關機構在處理賬務時，不按常規的會計準則和責任程序操作，在各個環節都做了手腳；其次，購買儲蓄券的價格已是極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銀行墊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們自己拿出來的。這一化公為私的官僚行為模式具有很強的典型性。
▲
蔣介石和他的美國顧問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公開揭發此事，引起舉國公憤。1944年年底，孔祥熙被迫辭去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及央行行長等職務。
孔祥熙禍國，難以例數，其罪之大，要在兩則：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後人的嫻熟財技，一手掐斷了民營金融業的千年血脈，中國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間經略錢莊的傳統，孔氏斷脈，遺禍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運作到了極致，以至於在亂世中形成了一個游離於一切社會階層之外的特權集團，它讓國民經濟陷入低迷，更令民眾對政府喪失信任、無比厭惡。
被免職後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壇，開始專心打理自己的財產，把能帶走的東西儘量轉移到香港和國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裡大宴各路親戚本家，然後與他們揖手告別。到了秋天，他讓夫人宋靄齡先赴美，幾天後，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電，以「忽接家人自美來電，謂夫人染患惡病，情況嚴重」為由，不等批准，就飛往美國，從此不歸。1962年，思鄉心切的他到台灣住了三年多，隨後又回到了美國。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於紐約，時年88歲。此人到底從中國帶走多少財產，一直是個謎，1951年，他對人說：「我在中國大陸丟掉的，比我在這裡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話說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後，蔣介石只好放眼全國，重新尋找「經濟舵手」。他找到的那個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
【企業史人物】李氏難題
1942年11月，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4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陪都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這是一個四肢發達、長得十分英俊的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他們在1989年才結為夫妻，當時，李約瑟89歲，魯小姐85歲。
▲
李約瑟
年輕的生化學家李約瑟還是英國工黨黨員，熱衷於參加各類政治活動，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左翼青年。他很嚮往東方的革命，同時又對中國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問三位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我只見中國人來英國留學，沒聽說歐洲人去東方學習，是不是你們中國沒有科學？」被問及的學生告訴他，中國的天文學家張衡觀測氣象的「相風銅鳥」比歐洲的「候風鳥」早了1000年，中國醫生華佗早在1700年前就發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闌尾來治療闌尾炎，而1400年前數學家祖沖之就把圓周率的值計算了出來，這又比歐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這次對話是李約瑟對中國真正產生興趣的開始。1940年，李約瑟起草了一份《劍橋宣言》，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以及希望促進歐洲與中國的文化和科技交流，這篇《宣言》寄達中國後，很是鼓舞了戰時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這也最終促成了他的中國之行。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後在中國做了11次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性文章《一個名譽道家的成長》中寫道：「在那個十分混亂的時期，中國人十分忙碌、貧困及散漫，無暇注意閒逛的外國人。因此他能獨自闖入往往是廢棄的孔廟、僧院、道觀，充分欣賞古樹叢中和荒園裡傳統建築的壯麗景色。他自由地體驗了中國家庭和市集的生活，親眼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崩潰中等待即將來臨的黎明時所經受的苦難。」23李約瑟形容自己是一個「聖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隱蔽在西部的、工作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他還在敦煌發現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剛經》，在地震後的都江堰見識了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日後十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據他的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標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在公元1161年發明了能夠拋出炸彈的投石機，管子對月亮周期的潮汐現象與亞里士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約瑟的疑惑是：「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在最近的數百年裡，中國的科技為何停滯不前，以至於成了一個備受欺辱的衰老帝國？」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此後的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讓人仰止的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於中國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這許多技術發明的後面，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個特殊精神，即長期而系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
李約瑟把西方科學界所形成的「現代科學」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則像眾多河流，最後都歸宿於此大海，他並且引用「百川朝宗於海」這一生動成語來比喻此現象。很顯然，他將「科學」從文化的整體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事象來處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傳統走的是同一條路，今天已會聚在「現代科學」之中。李約瑟相信，中國科學的「殊途」並不妨礙將來「同歸」於「現代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制度的層面對中國科學的落後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2000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後，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的正面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而這種制度的負面效應是，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層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造成商業活動的壓抑與滯後。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歷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既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同時也「意外」地產生了兩種效應。一是激發了「老子祖上很厲害」的民族自戀情結，二是為本輪現代化的滯後找到了一個歷史性藉口。這一代人犯了錯誤，卻總喜歡從前人的「遺傳」中去尋找理由，這往往是歷史悠久民族的一個通病。
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余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於自然現象的探究，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並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衡量或比較。余英時還打比方說，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中國科學」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後和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觀點與余英時相似。他認為，關於歷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後，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1923年，胡適說：「近30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24而林語堂則在《吾國與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25李約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歷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李約瑟一生勤勉，獲譽無數，他創建了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英國女王授予他「御前顧問」（CH）的稱號，1990年，中國紫金山天文台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約瑟號」，1994年，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在去世前的大半年裡，他的一隻眼睛已失明，另一隻也幾乎不能視物，但他的思維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徵性地堅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後一次離開辦公室是1995年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寧靜中告別人世。
在37歲之前，李約瑟不認得一個漢字，他是一個頂級的生化專家，甚至被稱為「化學胚胎之父」，而後來的經歷則讓他成了中國科技史的權威。正是1942年的中國之行，讓他真正走進了中國。他不喜歡別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漢」，而堅持「李約瑟」的叫法。他睡前與早起時，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藍布長衫，一位聽過他講演的學生回憶說，他是「一個結實的人，個性非常活潑，穿着咔嘰布料的長衫，上裝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藍白的牌子……他喜歡別人叫他李先生，談話明白而快捷」。
1944
此消彼長的中國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
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張愛玲：《燼餘錄》，1944年
1944年12月18日，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以宋子文為封面人物，他的照片下的文字是：「中國的宋子文：通往勝利的道路在峭壁之上。」宋子文的個人聲望在此時達到頂峰。
在兩周前，他剛剛被蔣介石任命為行政院代理院長，此外，他還同時兼任財政部長、外交部長，權力更大於他下台的大姐夫。傅斯年對此的評論是：「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26
傅斯年說得一點也不錯，人們將很快發現孔宋原來真是同路人。
自抗戰爆發之後，宋子文一直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爭取美國人的援助，與他並肩努力的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知識分子胡適和最傑出的銀行家——上海儲蓄銀行的陳光甫。胡適時任駐美大使，陳光甫則被委任為國府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他們竭盡所能，奔走斡旋，為國家爭取了最寶貴的金援。胡適當時自比是一個「過河的卒子」，唯有為國拼命往前。1938年10月，他將一張自己的照片送給陳光甫，背面附有自題詩，詩云：「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陳光甫是1934年之後碩果僅存的大銀行家，他之所以「存活」下來，很大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政經界的親密人緣。他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私交甚好，被後者認為是唯一值得談判的中方專業人士。早在1936年5月，陳光甫就受國民政府委託，赴美簽署了《中美白銀協定》，確定了中美兩國在國際銀價上的價格同盟，這為控制白銀外流以及鞏固法幣的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38年9月，他再赴華盛頓尋求支持，在半年後以中國桐油為交易物，獲得了2500萬美元的貸款，這筆錢全部換購為軍用車輛、汽油和無線電材料等戰備物資。當時美日還未斷交，所以，羅斯福總統對華援助很是謹慎。「桐油計劃」名為商業貸款，實際上幾乎全部用於抗日，因此很多外交家將之視為「羅斯福當局轉變東亞政策，開始實施遏制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果然向美方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封鎖桐油運輸幹線，陳光甫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1939年12月6日，他再訪摩根索苦懇長談，後者表示十分為難。這時，陳光甫告訴摩根索，那天是他59歲的生日，如果能夠得到些許的允諾，實在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摩根索聽後大為感動。1940年4月，美國終於答應再給2000萬美元貸款，中方以雲南錫礦為代價。陳光甫為了桐油和滇錫能按期運抵美國，還頂着日軍轟炸危險親自赴前線考察中緬公路。
弱國無外交。陳光甫以銀行家的身份為國周旋，其艱難辛酸可以想見。他曾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心境：「余在此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場中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閒忙之情境，窺伺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語詞，迅速進言，藉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27胡適也在1939年的一篇日記中評價他的這位好友：「光甫辦銀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天天仰面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28
▲
宋子文與胡適
跟胡適、陳光甫一樣，沖在最前面的宋子文自然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美國援華事宜。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對他當時在美國的遊說活動這樣評述：「宋子文是他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遊說家。他運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羅斯福總統的渠道……這些人被他令人難忘的說服力所打動，答應把他關於各種形勢無可挽救的信件轉交給羅斯福總統。」291940年10月，中美簽署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1941年2月4日又簽署5000萬美元的「金屬借款」。在宋子文等人的奔走下，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宋子文與美方達成軍事援華的三個重點：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鐵路和公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宋子文的外交努力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英美列強把中國當成亞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大國。1943年11月，蔣介石赴開羅出席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與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併坐論政，因此被國際輿論視為世界級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