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25章
吳曉波
這一切，無疑為蔣介石「以宋替孔」創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還有一個需要記錄的細節，是宋子文在人格上對蔣介石的「投降」。自1932年辭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後，蔣宋的個人關係一直很冷淡。1943年年底，宋子文的機要秘書鄧勉仁因為走私被判處死刑。宋子文向蔣介石說情當場遭拒，場面十分尷尬。宋子文問計於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吳國楨推薦「才子」陳芷町代他寫悔過書，這篇「陳情表」很有一點功夫，其中一句話是「文與鈞座，情同骨肉，誼實君臣」，據說蔣介石讀信至此，頗為愉悅，雙方的齟齬一時煙消。
不過，《時代周刊》的讚嘆之詞，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的陽光一面。宋子文還是過去十多年來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大官商，在忙碌國事的同時，他一點也沒有耽誤自己的斂財事業，在這方面，他同樣具有超人的效率。
那些援華美金成了宋子文等人倒賣外匯的重要資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描述了倒賣的細節：「外匯進入中國是按20元法幣換1美元的官方匯率兌換的，而物價及服務費則是由黑市確定的。1美元在重慶黑市上可以換取法幣3225元。按官方匯價，一包美國煙在重慶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5美元可以買162包。因此，用於救濟中國的上千萬捐款，按官方匯價兌換後就幾乎沒有什麼價值了。按照匯價，在中國建一個公共廁所要花1萬美元，這就是重慶式的笑話。但中國的官員們把救濟金拿到黑市上去倒賣而大發橫財，就不是開玩笑的事了。」30
▲
香港海運港口
除了在黑市大肆倒賣美金之外，美國援華的相當部分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展開的，這也成為宋氏賺錢的好渠道。宋子文和他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在美國成立了「環球貿易公司」和「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它們承擔了物品採購和起運的業務。宋氏兄弟在這中間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手段之黑暗無以復加。很多物資到華後就由他們控制的貿易公司轉入黑市銷售，有不少甚至沒有離開美國就已經被倒賣了。西格雷夫描述說：「西南運輸公司擁有600輛卡車裝運租借物資，物資到達中國，有時不出兩小時就出現在黑市上出售，有時候，物資索性不再出現。」他還引用一位英國外交官的推測認為，「宋氏兄弟把幾十億美元轉入自己的腰包，許多錢根本沒有離開美國」。
宋氏兄弟另外一個重要的發財生意是，與孔祥熙一起控制了大後方通往境外的唯一運輸線。自戰事爆發後，香港成為中國南部僅存的海運港口，國民政府在這裡設立了兩個運輸機構：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轄下的西南物資運輸處（對外以西南運輸公司的名義運作），總經理是宋子良；另一個是中央信託局運輸處，負責人是孔祥熙的長子、時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的孔令侃。這兩個機構控制了國內外各地通往大後方的所有運輸業務。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香港淪陷，孔宋轉而開闢了滇緬公路運輸線。抗戰8年，這兩個壟斷性的運輸公司承擔所有流通業務，無論是公私貿易還是非法走私，都是雁過拔毛，賺到手軟。孔宋甚至因為分贓不均而鬧得翻臉殺人。1942年，宋子良與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聯起手來，宣布由西南運輸公司統一節制滇緬公路上的所有運輸業務，孔令侃當然不服，偷偷把一批價值3000萬元的走私物資運到了重慶。俞飛鵬向蔣表哥哭訴，孔令侃手下的經理林世良被抓起來，判了死刑。孔宋一時撕破了臉。
宋氏兄弟鯨吞美援的手段極為隱蔽，但還是被外界察覺。早在1942年，美國財政部就開始秘密調查宋氏在美國的財務狀況。這年2月11日，宋子文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給胡適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命令：「請求美國財政部通過國務院不要凍結我在下列銀行的賬目……」其中所列6家銀行，就是他洗錢的渠道，胡適對此大為光火，卻也無可奈何。1943年1月，美國駐中國的觀察員傑克·謝偉思在給聯邦調查局的報告中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金錢狂，他們一切行動都是受其聚斂錢財的欲望所驅使……他們正在進行一個詐騙中國人民的巨大陰謀——騙取中國人通過《租借法案》所應正常收到的物資，並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錢財轉移給宋氏家族」31。
在當上行政院院長之後，宋子文對振興大後方經濟的興趣一直提不起來，這位金融家對發展實業從來不放在眼裡。曾經當過國民政府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的戴銘禮在口述回憶錄中講了這麼一個細節：有一次，經濟部提出了一個投資興建電爐的項目，報到宋子文處後，他說，「中國要什麼東西，一個電報打到美國，一兩個月就可以運到，比什麼都方便」。這個計劃就此告吹。
▲
戰時大後方
在戰時的大後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場精神的企業家們都已奄奄一息，淪為官商資本集團下的「小夥計」。此時，唯存一支「孤軍」還有一定的話語力量，他們就是孤懸海外、尚不為政府所控制的華僑富商們。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率領的南僑回國慰問團一行50人，乘飛機抵達重慶珊瑚壩機場。抗戰期間，華僑的無私捐獻是除了美援之外最重要的外援。當時，國民政府為支撐財政不斷發行救國公債，國內民眾雖出全力卻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債認購僅得800萬元，可謂杯水車薪。在這樣的情形下，華僑成為被寄予厚望的一個群體，從1937年至1942年間，南洋華僑認購公債達11億元，可謂居功闕偉。而在南洋諸國日夜奔波、總其事者，就是67歲的陳嘉庚。此次，慰問團冒着被日機擊落的危險歸國，當然是大大激勵國民士氣。當日，200多個團體的上千人到機場熱烈歡迎。
慰問團抵重慶後，自蔣介石以降所有的黨國政要紛紛宴請。誰料，正是這份熱情讓陳嘉庚的擔憂一日盛過一日，他在這裡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昇平，官貪將驕，民不聊生。
▲
陳嘉庚回國慰問抗日將士
慰問團一行下榻的是當時重慶最豪華的飯店嘉陵賓館，有人告訴陳嘉庚，這是孔祥熙的私人財產，他十分驚訝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來拜訪時，他當場問及真假，孔祥熙坦然承認，陳嘉庚在當晚日記中寫道：「余至此乃深訝我國政治，與外國相差甚遠。英國政府公務員，不但不得私設營業，亦不得買賣公司股份，雖地皮業產，銀行及政府債券亦然，防弊甚嚴，違者立即開革科罰……」陳氏的這段感慨很發人深省，自李鴻章、盛宣懷辦洋務以來，官商身份糾纏，國事私事不分，一直是眾所周知的積弊，這也是中國改革常常變形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開，卻很少有人從制度層面上進行反思並加以杜絕。唯有像陳嘉庚這種在英美制度下薰陶日久的人，才會深及於此。可惜的是，百年以來，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堅決的杜絕。
陳嘉庚在重慶60多天，無日不被邀請赴宴，常常一天要趕兩場，因而有「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感嘆。有一次，他去參觀成都武侯祠，卻看到旁邊正在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劉湘建造碩大的墳墓。他很天真地問：「試問劉湘後人款自何來，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無人敢應。他還聽說，四川農民的錢糧稅竟已經徵收到了民國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為咂舌。在全國經濟學社的年會上，陳嘉庚做演講，對國內政局表達了憂慮：「光復之後，軍閥劣紳，土豪盜匪，欺凌搶劫，甚於滿清，華僑幾於視家鄉為畏途，空身回省廬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資祖國哉？」在他演講之後，經濟學家馬寅初上台繼續控訴：「現國家不幸遭強敵侵略，危險萬狀。而保管外匯之人，卻不顧大局，盜竊外幣，貪利無厭……」坐在陳嘉庚旁邊的四川平民銀行總經理周季梅悄悄對陳嘉庚說：「這種話除了馬寅初，已無人敢說。」
在大後方觀察近兩個月後，陳嘉庚的笑容日漸消失，最後竟心事重重。他在後來出版的《南僑回憶錄》中寫道：「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那些人都是四五十歲，既不能做好事，又不會早死，他們至少還要屍位二三十年，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裡，即使出世了，或者還在學校讀書，恐怕還要三幾十年才能出來擔當國家大事，國家前途深可憂慮。」32正是在失望之下，陳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輾轉抵達陝西延安。
他受到了與重慶一樣熱烈的歡迎，自毛澤東以降的中共高層全數接待了慰問團。當時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部隊很感好奇與神秘，所謂「共產共妻」的傳言並不罕聞。陳嘉庚在延安參觀了7天，他看得十分細緻，特別是關於商業的部分。
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條百米長的小街，當地軍民稱它為「新市場」，是唯一的商業街。陳嘉庚專門前往觀察。這裡有百多家商鋪，還有一家照相館，土特產不少而工業品奇缺。陳嘉庚問一個店主：「政府有沒有存貨公賣？」答：「沒有，都是我們自行經營的。」又問：「這裡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資本？」答：「大商店很少，聽說有十萬和二三十萬的，大多是收買土產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後，陳嘉庚遇到從南洋歸國投奔延安的女學生，又悄悄問：「這裡有沒有國家經營的店鋪？」女學生答：「沒有國營的，所有的店鋪都是民營的。」
▲
延安軍民親密融洽
正是經過這樣的觀察，南洋僑商一行對共產黨的觀感為之大改。最讓陳嘉庚感慨的是延安軍民的親密融洽，他親眼看到總司令朱德雜坐在勤務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樣的雜糧。他與毛澤東閒聊南洋趣聞時，很多人都跑來圍聽，頃刻座位告滿。有個勤務兵就往毛澤東所坐的長板凳上擠，毛澤東扭頭看他一看，自己移開一些，讓他坐了下來。這些細節讓人印象深刻，恰與重慶的官氣森嚴形成了鮮明對照。客觀地說，20世紀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經濟政策，因為身處在野，沒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經濟關係均十分簡單和原始。也正是這種清明簡快的狀態，使很多到過延安的人頓時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後，陳嘉庚對國共兩黨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隨即發動商人捐獻了一批藥品和醫用器材運到延安。而他在大陸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帶頭驅趕了家鄉福建省的國民黨大員。
當時的福建省主席是蔣介石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學陳儀，他在福建大搞「統制經濟」，分別組建了企業公司、貿易公司和運輸公司三大國營企業，壟斷全省經濟的命脈。為他操持運作的則是辛亥先烈徐錫麟的侄子徐學禹，他身兼三大公司董事長、福建省銀行董事長等12個職務，儼然是福建版本的孔祥熙。在陳、徐的治理下，福建財經十分蕭條和紊亂。據陳嘉庚的記載，貨物「平時商家自行雇運三四天可到者，統制機關代運六十天尚未交到」，結果是運費倍增，貨物則損壞腐爛嚴重，物價暴漲。如涵江出產的蝦米，每擔成本170元，運到泉州可賣至400元，民間運輸三天，國營的運輸公司兩個月才能到，蝦米大半臭壞。南靖盛產木材，自由運輸每百斤運費0.25元，統運後漲到1.05元，而且運轉遲滯，南靖木材堆積如山，而幾十公里外的漳州城則柴價高昂。泉州米價由每市斤（13兩）1元升至60多元。政府壟斷閩江運輸，還在陸地設立眾多檢查所，百姓攜帶20斤米入城，即遭查禁沒收。福州城外設立了12處檢查所，帶10斤米立即拘捕。當商脈被牢牢掐死後，官僚資本應運而旺，「公務人員與奸商大發財利，多則百餘萬，少者數十萬元」。福建百姓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福州通往蒼前山有一閩江大橋，統制運輸後，很多百姓跳江自殺，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屍體被撈起。陳、徐等人還控制言論，對任何負面報道均予查禁。
▲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延安
陳嘉庚目睹慘狀怒不能遏，他分別給蔣介石和陳儀寫信，懇請「迅速下令撤銷統制，免貧苦人民數十百萬人，飢餓疾病死亡之慘」。陳儀的答覆是：「戰爭時代運輸必須政府統制，此乃各國通例，唯不識政治之人故有反對。」蔣則回電曰：「閩省田賦系中央意旨。閩事可電我知，切勿外揚。」陳嘉庚徹底絕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處就大聲疾呼，號召各地的商會、同鄉會一起抗爭。陳儀暗令福建媒體絕不能刊登陳嘉庚的「反動言論」，陳嘉庚就自費印刷了「陳儀禍閩」的罪狀在東南和西南各省廣為散發。回到南洋後，他又將罪狀裝訂成冊，印刷上千份投遞到國內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南洋各報館、福建同鄉會手上。1941年1月，在中華總商會組織的全新加坡閩僑大會上，他再次上台控訴陳、徐禍閩的12條罪狀。
正是在這種不要命般的攻擊下，時任民國政府主席林森將陳嘉庚的投訴交給行政院提案討論，國民參政會也有議員簽名提案，院會組成一個五人委員會到福建調查。4月，日軍進攻福建長樂，陳儀不戰而逃，福州很快淪陷，蔣介石不得不免了陳儀的省政府主席一職，徐學禹也被調離。
「驅陳救閩」一事，是企業家階層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最有標誌意義的議政行動，而且幾乎是唯一成功的一次。陳嘉庚因身份特殊而僥倖「慘勝」，不過，他與國民黨的緣分也斷絕於此，蔣介石對他再不理睬，甚至還暗中派人阻撓他連任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在回憶錄中酸楚地寫道：「因救閩事生惡感，不意深恨見絕若此也。」
正當陳嘉庚在福建驅趕陳儀的時候，中原地區爆發了一場大饑荒。
從1941年起，河南省開始出現旱情，農作物收成大減。到第二年，旱情持續不緩，爆發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全被吃光，出現「人相食」的慘狀，河南、河北共500萬人死亡，慘絕人寰。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駐華記者，他在報道中詳盡描述了當時河南發生的種種慘狀。在從潼關到洛陽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饑民生命垂危，還「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他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屍體並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後，白修德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招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種高檔菜餚。白修德在他的報道中稱：在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這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因而，白修德認定：災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導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卻是政府及其官員們的腐敗和失職。
▲
中原大饑荒時水田裡耕作的農夫
另外一個也到災區採訪過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與白修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他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寫道：「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征糧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宴席上享受着山珍海味，不禁感到十分羞愧。」33
傑克·貝爾登還同時進行了對比：「華北共產黨區的氣候同樣惡劣，同樣缺雨，卻沒有死這麼多人。此中的差別在哪裡？為什麼這邊的人挨餓，而那邊的人卻有飯吃？」他得出的結論是：「蔣管區的人民並不是因為老天爺不下雨而死的，他們是被捐稅逼死的。」他甚至舉了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1942年，日軍打到豫北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農民配合民族敵人攻擊湯恩伯的部隊，這是很可以理解的。為什麼這麼幹呢？難道日軍會比蔣軍更壞嗎？」34傑克回到重慶後，據實寫出了報道，而重慶政府的國際宣傳局卻以「消息不符」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對「中原大饑荒」的反思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課題。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證明「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他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論證，現代以來雖然饑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論自由的缺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才是導致貧困和飢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後面是權利關係和制度安排問題。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災害的嚴重後果時，人們才能意識到民主的重要。阿馬蒂亞·森的觀察適用於近當代中國的幾次大饑荒，從1942年的「中原大饑荒」到我們將在後面講述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59～1961）。
與國統區的混亂和悲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治理地區的清明景象。
1942年，在目睹了「中原大饑荒」之後，傑克·貝爾登輾轉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西北，他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軍隊紀律嚴明，官員清貧精幹，民眾安居樂業。他採訪了剛剛當選為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財政廳廳長的共產黨幹部戎伍勝（1906～1999，又名戎子和）。
在訪問戎伍勝之前，傑克帶着很深的疑惑。與蔣統區和汪統區相比，延安的工業狀況只能用原始來形容，用傑克的話說，「邊區80%以上的工業是在家庭里辦的，90%的布是農家織的」。這裡幾乎沒有一家現代企業，唯一稍稍像樣點的工廠是位於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縣茶坊機器廠。它在一個隱蔽的石洞裡，這裡的十來台機床是一個叫沈鴻的工程師在1938年從上海偷運來的，沈鴻因此被毛澤東讚許為「延安工業之父」。
傑克如實地寫道：「在這個落後的地區，若不依靠多印鈔票，多收捐稅，又如何能籌款支援戰爭？這是一個大問題。」他看到，戎伍勝的財政廳一共只有16個人，但是卻進行着編制預算、徵收賦稅、發放農業貸款、發行貨幣、指導銀行業務等多項工作，控制着3000萬人口的財政事務。而戎伍勝的財政知識僅限於過去在省城學校里所學的、現在幾乎忘光了的那一點經濟學課程，他從未管過一家大銀行或一家大商號。傑克問：「你是怎樣做這項工作的？」
戎伍勝（他在1958年擔任過財政部代部長）的回答是：「我也想弄明白這問題呢。」據他的介紹，邊區的年度收入中，70%來自田賦，10%來自工商業稅，5%來自商品出售和關稅，其餘的來自煙酒稅、公營事業收入和印花稅。而支出部分，50%用於軍費，20%用於政府人員薪俸和行政支出，10%用於教育，8%用於工業建設，5%用於公共保健，4%用於司法公案，剩餘的留做儲備。
傑克又問：「僅靠那麼點收入怎麼打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們一定是靠沒收地主的財產來支持這場戰爭吧？」戎伍勝笑了：「不，那是當年紅軍在蘇區用的辦法，我們能夠靠這么小的預算來進行戰爭，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戎伍勝的原因有如下五條：第一，大多數在這裡工作的幹部是自願來的，大家都能幾乎不要任何報酬而工作，有一點吃的就行了；第二，我們的政府很精幹，我們沒有臃腫的官僚機構，負擔小，開支和捐稅自然就少一些；第三，我們全體人員從政府幹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職工作以外，還必須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第四，我們不像國民黨那樣，不因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損失巨額金錢，貪污幾乎是不可能的；還有，我們是在為一種理想而鬥爭，這一條是最重要的。要是我們從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的社會跑出來，到這裡又搞那一套，那有什麼意思呢？
傑克接着提出自己的疑問：既然幹部那麼少，徵稅時一定碰到不少困難吧？難道老百姓不以謊報收入來欺騙政府嗎？戎伍勝答：「當然啦，一開始我們發現許多農民少報田畝，工商業主則少報利潤。因為稅務稽查人員太少，我們就用簡單的民主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各村每年要開一兩次民主評議會，自耕農、佃農、地主都必須在會上自報收入。開會時，村裡的評議員就站在群眾當中，分別向每一個農民詢問其產量，對方回答後，他就向其鄰居問，報得對不對。由於村裡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細，所以如果報得不對，當場就能加以糾正。對企業主和商販的辦法也類似，把他們召集起來，自報贏利。這個辦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不需龐大的稅務機構，也不會損失太多的稅款。」
傑克在邊區親眼看到，這裡的農民一般只向政府繳納其收成的8%～15%，而在國統區，佃戶要繳50%～90%的田賦，另外還被迫繳納多如牛毛的各種雜捐。傑克寫道：「這並不是哪一個邊區官員告訴我的，而完全是我親自觀察到的。令人有些難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婦女和兒童經過簸篩把最飽滿的糧食交給政府。有些人家把鄰居請來鑑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糧食，如果鄰居說糧食的成色還不夠好，他們就再簸篩一遍。」傑克還看到：「農民被征去修路，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拖拉機耕出來的地里集體播種，出大車騾馬運輸公糧、開墾荒地以及為各種公共工程出力。我覺得他們為共產黨出的工可能比在國統區為國民黨官員出的工多一些。但是，這種攤派同國民黨地區搞得截然不同：第一，出勞力總是為了公益，而不是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沒有人因為出勞力而變窮，所有人都是平均分攤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民認為這種攤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於農民是不是被宣傳愚弄了，那就請道德家們去研究吧。」
傑克還饒有興趣地描述了邊區的銀行。他說：「我在解放區看到的一種最奇特的事業就是銀行。那裡的銀行是在極原始的條件下營業的，其經營辦法之簡單，會使西方銀行家們為之瞠目。」
共產黨部隊的銀行是從放款的合作社開始的。1938年前後，共產黨在一些鞏固的根據地創辦了銀行，一開始，它並沒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家在山西上黨地區（今長治、晉城市）創辦的上黨銀行，因為諧音被稱為「上當銀行」，所以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和拒絕，國民黨的政府和部隊更是把它妖魔化。傑克·貝爾登講述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國民黨部隊禁止士兵使用上黨票，長官命令士兵用它擦屁股，有一個模範士兵，嚴格執行了這個命令，當真用一張5元的上黨票擦了屁股。後來，他到一個小鎮的鋪子裡買香煙，掏出一張10元的法幣給老闆，使他大為驚訝的是，老闆沒有法幣小票而對他說，「我只能找你上黨票」。這位儉省的士兵什麼都不想丟，就回去撿起自己那張擦過屁股的5元上黨票，細心地洗乾淨，拿到那個鋪子去花了。傑克記錄道，後來，那裡的人就流傳說，上黨票擦了屁股還能買東西，那一定真頂用。
1941年，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上黨銀行等幾家地區銀行合併為「冀南銀行」，它有權發行鈔票，因此具有「中央銀行」的地位。從流傳後世的冀南票可見，它的紙質很劣，印製粗糙，有很多鈔票流通不久就磨損嚴重，連票面數額都無法辨認。當地工農多不識字，常常把半張1元法幣與半張兩元冀南票粘在一起，銀行碰到這樣的票子，就按1元5角收兌。因為這種政策，冀南票的信用漸漸提高。
冀南銀行為了支持自己的鈔票，也需儲存相當的黃金白銀為儲備金。對於時常處在游擊狀態的邊區政府來說，保衛這些金銀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戎伍勝為此傷透了腦筋。他對傑克說：「我本人主張把金銀埋到偏僻的山頂上，埋藏金銀的行動是秘密的，而且只能在夜間進行，經過驢騾的長途馱運，才到達埋藏點，承擔這項任務需要三位可靠的銀行經理、出納和一個黨員，他們要把地點牢牢默記在心而不能留下任何字據。」聽了戎伍勝的這種描述，傑克因此把邊區的銀行戲稱為「月光下的銀行」。他問：「只有這三個人知道銀行的財寶在何處埋藏，如果他們被殺了怎麼辦？」戎伍勝答：「如果三個人都死了，財寶就等於丟掉了。」一直到1949年內戰結束，冀南銀行只丟掉過一筆1500兩銀子，原因是兩個人犧牲了，活着的那個把確切的地點忘掉了。
透過陳嘉庚、白修德以及傑克·貝爾登等人的經歷以及目擊素描，我們大抵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的表現，以及後者得到民眾——特別是農民擁護的原因，它與國民黨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日後它們各自結局的根源所在。
戰爭進入1944年，局勢日漸明朗，德意日軸心國敗象漸現。
在中國戰區，國共軍隊牽制了100多萬日本軍隊。地處西北的共產黨儘管實力弱小，但是卻已經積聚起逐鹿天下的雄心，國民黨的腐敗成為共產黨人崛起的最大的政治資本。
1944年3月19日，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甲申三百年祭》。300年前的這一天，農民武裝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明朝滅亡。郭沫若在文中寫道：「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仿佛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着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當機獨斷』，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他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熟悉中國國事的人，都知道他諷指的「今日崇禎」是為何人。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對郭沫若文章大加抨擊。而延安的毛澤東則號召全黨學習該文，思考如何避免李自成式的「勝利後的驕敗」。兩黨之明暗，識者一目了然。
4月，日軍做困獸掙扎，發動「一號作戰計劃」，先是進擊河南，繼而攻陷長沙、圍獵衡陽、占領桂林，兵鋒直指貴陽和重慶，國軍損失慘重。蔣介石召開秘密會議，一度想放棄重慶，把政府遷往甘肅西昌。這幾乎是抗戰八年最兇險的時刻。然而，天佑中國，到年底，麥克阿瑟率領的美軍在太平洋海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日軍被迫停止前進，終於成強弩之末。1945年4月30日，盟軍攻陷柏林，希特勒自殺，德國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150萬蘇聯紅軍分三路向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起進攻。
8月15日，就在宋子文當上行政院院長3個月後，日本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簽訂無條件投降書，至此歷時8年的全面抗戰取得了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意味着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重建。在過去200年裡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終於讓出了第一強國的地位，新崛起的美國和蘇聯取而代之，而形同水火的意識形態對立讓這兩個國家各自為營，世界迅速進入兩強對立的冷戰年代，這一狀態將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35
對全球經濟而言，戰後最重要的事件有兩件。
第一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確立。早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同盟國就開始討論戰後經濟重建的命題，7月，44個國家的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戰後的1945年12月底，22個國家簽署《布雷頓森林協定》。這個協定最重要的結論是確立了美元與黃金的對價關係，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鈎，從此，美元代替英鎊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這也是「美金」這個名詞的由來。此外，成立了三個國際性的經濟組織，它們就是日後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關稅貿易總協定組織，其中，前兩個機構的總部均在美國紐約。戰敗的德國被分裂成聯邦德國、民主德國36，日本則從廢墟中重新起步，這兩個國家將在30年後重新回到世界經濟強國的序列之中。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馬歇爾計劃」（又稱「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提出和實施。這個戰後最大的經濟重建計劃啟動於1947年7月，美國以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向西歐各國提供130億美元的援助。這個計劃既拉動了歐洲的復興，又讓美國在戰爭時期形成的以武器製造為目標的重工業產業得以向民用領域轉型。「馬歇爾計劃」還消除，或者說減弱了歷史上長期存在於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因此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經濟學界，一個人的去世和一個人的「到來」，同樣充滿了寓意。
1946年4月，當世最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落寞中去世。儘管他創立的「凱恩斯主義」統治了世界，但是他的祖國卻正在沒落。在離世前的一年多里，他一直試圖捍衛英國的戰後利益。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他反對美元與黃金掛鈎，因而提出了超主權貨幣Bancor（世界貨幣）的主張，這個方案遭到了美國人的嘲笑和否決。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終究無法阻擋一個偉大帝國的誕生。
也是在1946年，37歲的美國諮詢公司顧問彼得·德魯克（1909～2005）出版了讓他名留青史的著作《公司的概念》，這是他對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進行了18個月的調研後寫成的。在書中，德魯克首次提出「組織」的概念，他建議企業應該培養「有管理能力」的、有「責任感」的工人和一個「自我管理的工廠社區」。德魯克日後被認定為現代管理學的奠基人，是「大師中的大師」，他所代表的美國式管理思想從此將取代亞當·斯密和凱恩斯，成為新的流行風尚。
在過去的8年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建設被徹底打亂，全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500萬～2000萬，難民總數超過6500萬人，75%的工商業城市陷於戰火。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躍提供的數據，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2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可能達半個世紀之久。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計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裡，按1937年的幣值計算，日本侵略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掠奪煤炭5.86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外資在華損失約為8億美元。
當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聲音從電台里傳來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極而泣。這是一場猝不及防的勝利，人們在漫長的黑暗絕望中突然看到了和平的刺眼曙光。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現實卻比夢想要殘酷一萬倍。
【企業史人物】定縣實驗
1943年11月，當時全球發行量最大的美國雜誌《讀者文摘》刊登專文介紹晏陽初，內文引用晏陽初的話說，「沒有任何一國能超越其民眾而強盛起來。只有這許多大眾——世界上最豐富的尚未開發資源，經過教育而發展，且受教育而參加他們自己的建設工作，否則將沒有和平可言」。
晏陽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國教會中學讀書，23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香港聖保羅大學（香港大學的前身）。按當時規定，他如加入英國國籍，就可獲1600元獎學金，晏陽初婉拒，理由是「這對中國人說來，代價太高了」。三年後的1916年，晏陽初赴美國耶魯大學深造，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又入普林斯頓大學，獲碩士學位。
▲
晏陽初
就是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國青年，在後來的70多年裡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貧窮而苦難的祖國同胞。早在1918年6月，他就飛赴法國戰場，為那裡的華裔勞工服務，替他們寫家信和提供最起碼的醫療服務。他還創辦了一份《駐法華工周報》，在一篇社論中他認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練兵，不是開學，不是開礦，也不是再革命，我們全國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爛心革去，換一個公心。把那老心老腸革去，換一個新心。有新心而後有新人，有新人而後有新社會，有新社會而後有新國家。」
1920年，晏陽初歸國，開始實驗他的「革心」理想，而其下手之處，就是最艱難、最漫長而難出成效的平民教育。他以長沙、煙臺、嘉興三地為試點，發起了「除文盲，做新民」的識字運動。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簡稱「平教總會」），任總幹事。
1929年，晏陽初帶領數十位大學教授、博士舉家遷往貧困地區河北定縣的翟城村，開始了日後非常著名的「定縣實驗」。當時的一家報紙稱：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識分子遷往鄉村的運動。清朝時的科舉出身者、大學院長以及許多留洋的博士和碩士們不畏艱苦，紛紛離開城裡的職位和舒適的家，來到偏僻農村，尋找中國人民古老落後生活方式的復興途徑。
在定縣，晏陽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計、衛生、自治為主題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貧、弱、私」的農村改革理論。晏陽初身住農家，衣着粗布，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教農民。他還親自擔當村保健員，為農民治療沙眼和皮膚病，布種牛痘及猩紅熱預防針。他深情地寫道：「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卻最苦：流汗生產是農民，流血抗戰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征』，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但是他們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的血有流盡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們負擔不了而倒下來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國家？還有什麼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地需要培養民力、充實民力的鄉村建設工作。」37
晏陽初在定縣紮根10年，興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堪稱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壯舉的大實驗。平教總會在這裡組織掃盲、改良農作物與畜牧品種、興建劇場與廣播電台、興辦產銷合作社和實驗銀行，還創辦《農民報》、組織同學會與「公民服務團」。
平教總會在定縣實施的衛生保健項目，為中國農村建立公共衛生體系進行了極具開創意義的嘗試。據晏陽初的記錄，他初到定縣時調研發現，全縣無一家合格醫院，220個村無任何醫藥，250個村只有當地中醫自製自售的土產藥材，每家每年醫藥費平均1.5元，一村所能負擔的衛生基本組織費用一年不過50元。從這樣的基礎條件出發，平教總會確定了推行農村衛生計劃的三項基本原則，以最經濟的組織，推行最簡單的事業，但須注意透徹實行。先是組織學員到各村展覽、演講、放電影，作預防與診療示範，通過衛生宣傳引起農民的注意與興趣。實行「預防重於治療」的方針，比如針對當地腸胃病與傳染病流行的主因，指導居民改善飲用水質，增加井蓋與圍圈，適時消毒滅菌，以減少病源。平教總會從平民學校畢業生中選出男女各一人經過訓練後分別擔任各村診所的護士與公共衛生護士；訓練公立師範學生與平民學校學生，為同學與村民種痘；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訓練舊式產婆洗潔手、剪短指甲，改善婦嬰衛生；建立各區保健所，培訓合格醫生。尤為難得的是，平教總會還在鄉村推廣節制生育運動，走訪家庭勸告節育。日後的研究者認定，晏陽初實際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覆蓋全國城鄉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辦法，這些經驗甚至適用於很多發展中國家。
晏陽初的實驗，鼓勵了一代知識分子，受其啟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也展開了平教實驗。自晚清、民國以來，中國的知識界和實業界對農村的現代化改造有幾套思路，其中最值得紀念的是晏陽初和費孝通兩位先哲。晏陽初的平教運動以「革心」為主軸，試圖通過國民素質的整體提升以實現消滅貧困的目標，費孝通則在對家鄉蘇南的觀察中獲得靈感，認為發展鄉村工業才是擺脫貧窮的捷徑。「平民教育派」和「鄉村工業派」的理念或有不同，但溫和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改良思想卻如出一轍。
抗日戰爭爆發後，華北淪陷，晏陽初輾轉到重慶，創辦鄉村建設學院。這時候，平教總會已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全國近百個市縣有它的分會。194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平教總會的骨幹瞿世英是中國代表之一。該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計劃，明顯地受到了晏陽初的啟發，晏陽初本人則受邀擔任特別顧問。1948年，美國國會在通過「援華法案」時特列「晏陽初條款」，指定以經援經費的1/10作為平教總會的農村復興活動之用。
1950年，晏陽初移居美國，繼續在亞洲和南美洲地區推廣平民教育，他先後協助菲律賓、泰國、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加納等國建立了鄉村改造促進會。20世紀60年代，他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着重向來自第三世界50多個國家的學員推廣定縣經驗，促進大規模的群眾教育運動。學員把晏陽初的思想同當地文化特點結合起來，回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收到了良好效果。1985年，95歲高齡的晏陽初受邀回國重訪河北定縣和重慶，他興致勃勃地與重慶社會科學院共同擬定了建立「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1989年，美國總統布什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詞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說：「我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我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惡習敗俗，去舊創新，卻不主張以暴易暴，殺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聖奧古斯丁說：『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都有神聖之物』。人類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晏陽初還說：「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更好的世界，但其確切含義是什麼？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麼？是黃金還是鋼鐵？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談及一個更好的世界時，我們的確切含義是需要素質更好的人民。」38
百年以來，中國精英階層對農村改造的熱誠投入與遠見卓識，無人超過晏陽初。在亞洲地區，「定縣實驗」與孟加拉國「窮人銀行家」尤努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鄉村銀行」是兩個最富創意和最有成效的實踐。
晏陽初在世之時，從來沒有被稱為「企業家」。不過，進入21世紀之後，有學者將他這樣的社會活動者定義為「社會企業家」。戴維·伯恩斯坦在《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提出了這個新概念，他認為，相對於「商業企業家」，「社會企業家」是那些為理想驅動、有創造力的個體，他們質疑現狀、開拓新機遇、拒絕放棄，最後要重建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既有遠大理想又有經營管理才幹的晏陽初無疑是「社會企業家」的典範。
晏陽初以百齡善終，應驗了「仁者壽」的格言。晚年，他的傳記作者吳相湘問他：「長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敗的地方？」晏陽初沉吟良久，答：「失則有之，敗則未也。」39
晏陽初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實應和了《聖經·雅歌》中的這句話：「愛如死之堅強，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
1945
接收之亂
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陳寅恪：《聞日本乞降喜賦》40，1945年
勝利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做好準備。
一個叫斯凱倫德（Eskelund）的美國記者描述了1945年8月上海的景象：「重慶的軍隊進城了，歡呼的人群排起了長龍，向抗戰的英雄們致敬。海港恢復了活力，飛機在上空盤旋，機聲轟鳴，下方則爆竹連連……日本的士兵和平民從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鋪也多關閉了，他們退出了。使團撤離，他們將要離開，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國小伙子、英國小伙子、上海姑娘們，盡到你們的責任吧！他們確實是這樣乾的。每個夜總會都擠滿了人，美好的生活從黃昏開始，無休無止，誰還顧及宵禁時間？戰爭取得了勝利，和平可能保持下來！在一個世紀裡，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足夠了。」
但是，真的足夠了嗎？至少在中國不是。即將發生的事實是，混亂的和平僅僅維持了短暫的10個月，緊接着是3年的慘烈內戰。
我們先來看看戰後中國的經濟格局。
在過去8年裡，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在戰前，上海是中國唯一的、世界級的工商業大城市，在以它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聚集了絕大部分的華資銀行、半數以上的工廠，並承擔了超過六成的對外貿易。戰後，東北的重工業赫然崛起，南方的廣東和香港成為新的貿易和金融中心，由此，「東工西農、南輕北重」的經濟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仍然未改。
▲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慶祝日本投降的宴席上
在1945年前後，東北是中國乃至亞洲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如我們在之前已經講述過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張家父子（張作霖、張學良）治理東北的時候，就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瀋陽的兵工廠是唯一的大型軍工企業，哈爾濱則是東北亞最大的國際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濱江海關已超越上海海關和粵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張家父子甚至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海空軍。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控制東北，扶持成立了偽滿洲國。自此，日本對東北進行了持續的大量投入，將之建成亞洲擴張的「工業發動機」。從1933年到1942年，偽滿當局詳盡規劃了大大小小109個城市的建設。其中，長春是建設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亞洲最大的無線電台——新京無線電台，和最大的電影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即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管道煤氣和中國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1945年，東北鐵路里程達到11479公里，為全國鐵路總里程的一半。1943年，東北公路總里程近6萬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國含東北在內公路總里程僅為8.09萬公里。